1936年的4月7日，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他在那一天的日记里写道：“晨雷雨。上午有雾。午有雷。下午四点见阳光。晚又雨。玉兰盛开，杏花落，寓中白樱花开。”
到浙大当校长，竺可桢开始并不愿意。一则他放不下气象研究所的工作；二则大学校长事务繁杂，又要同官场打交道，必将影响自己对地理、气象、物候的科学研究。但他实在不忍心浙大在动乱中走向衰落，于是毅然临危受命。这被视为他人生路上一次意外的拐弯，而且“一出手，就如此漂亮”。
这位校长，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看上去有点像苦行僧。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温厚光辉”的。
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曾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长。物理学家束星北，很有侠气，却又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数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却总是一笑而过。后人回忆，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这种作风，与他私交不深，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
这名校长，曾在新年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难怪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
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育出博学敦行的学者。”结果，竺可桢手下，有一批“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的教授：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同，却都对竺可桢服服帖帖。
有人在评价竺可桢时说：“他的品德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他的一名学生年迈时接受记者采访，有些陶醉地回忆竺可桢：“老校长的话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嘹亮与悠扬，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
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内有各种政治力量。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总是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
他反对学生参加任何党派之争，也不主张各种政治派别在学校活动。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不过，有一次，学生不顾学校阻拦，冲上街头游行。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竺可桢举起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他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去看望他们；如果学生受审，他也一定要到庭旁听。
1949年3月6日，竺可桢60岁时，浙江大学的学生送来锦旗，上写：“浙大保姆”。
（编辑 文 墨）
1936年的4月7日，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他在那一天的日记里写道：“晨雷雨。上午有雾。午有雷。下午四点见阳光。晚又雨。玉兰盛开，杏花落，寓中白樱花开。”
到浙大当校长，竺可桢开始并不愿意。一则他放不下气象研究所的工作；二则大学校长事务繁杂，又要同官场打交道，必将影响自己对地理、气象、物候的科学研究。但他实在不忍心浙大在动乱中走向衰落，于是毅然临危受命。这被视为他人生路上一次意外的拐弯，而且“一出手，就如此漂亮”。
这位校长，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看上去有点像苦行僧。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温厚光辉”的。
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曾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长。物理学家束星北，很有侠气，却又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数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却总是一笑而过。后人回忆，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这种作风，与他私交不深，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
这名校长，曾在新年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难怪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
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育出博学敦行的学者。”结果，竺可桢手下，有一批“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的教授：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同，却都对竺可桢服服帖帖。
有人在评价竺可桢时说：“他的品德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他的一名学生年迈时接受记者采访，有些陶醉地回忆竺可桢：“老校长的话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嘹亮与悠扬，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
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内有各种政治力量。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总是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
他反对学生参加任何党派之争，也不主张各种政治派别在学校活动。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不过，有一次，学生不顾学校阻拦，冲上街头游行。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竺可桢举起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他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去看望他们；如果学生受审，他也一定要到庭旁听。
1949年3月6日，竺可桢60岁时，浙江大学的学生送来锦旗，上写：“浙大保姆”。
（编辑 文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