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原来是农民，在田地里野惯了，到城市里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适应：过街要看红绿灯，等公交车要排队，不能随便吐痰……当年我第一次从乡下进城就遇到了这种不适应：我在杭州汽车东站下车后要上洗手间，但人实在太多，硬生生排了近20分钟的队。
在城里解手真难，这是我对城市的第一印象。要是在我们乡下，随便找个没人的地方就可以嘘嘘――无论是男是女，而且美其名曰施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今，我还记得村里有几位长辈在冬日下晒太阳时津津乐道那几个下乡知青的尴尬生活，无非是挑水不会用担，烧火不会用柴，如厕要用厕纸之类……现在想想真是无聊。
乡下人嘲笑城里人，一定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够“文明”，而是城里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乡下。什么是乡下生活，一言以蔽之，就是“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很多在城里人看起来优雅的举止在乡下人那里则会受到取笑，如果谁家的孩子上山砍柴时还需要为找茅厕而发愁，那一定会被村里作为谈资――一个大活人还能被一泡尿给憋死？！
但把乡下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经验搬到城里，就会发生各种尴尬，因为环境变了，从低密度的乡下到高密度的城市需要改变。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会被视为不文明；插队，会被视为缺乏教养；至于当街大小便，那周围人群基本上就会把你视为野蛮人而拉黑。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会被视为乡下人教养不够。
不过以“教养不够”为由对这些刚进城的乡下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在我看来显然是不够合理的。对那些乡下人来说，教人排队买东西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他们的生活经验里不需要有“排队”这个概念。于是，很多时候乡下人和城市人之间会因这些问题而产生各种龌龊，我们不妨称之为“文明的冲突”。
考虑到乡下人进城最终是要变成城里人，所以那些与乡下人身份有关的行为最终都会被城里人称为“不文明”，于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不同意见―或说“歧视”就此产生了。维基百科把“歧视”视为：“针对特定族群的成员，仅仅由于其身份或归类，而非个人品质，给予不同的对待。”照这个解释，大家通常说的歧视并不是“歧视”，而是偏见：城里人并不会因为乡下人不排队就要求他支付更高的价格。
事实上，这种差别不只是在乡下和城里之间存在，也存在于不同国家的居民之间，原因就更加简单了，各个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会存有差异，甚至这种差别不只取决于经济水平。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莲・泰德曾对比她工作过的东京与纽约的“厕所文明”：日本写字楼中的公共厕所干净整洁且对所有人开放，而在纽约，很多写字楼的公共厕所位置是被人租下来上锁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显然不是因为东京比纽约富裕。她的解释是日本是个高度均质化的单一民族社会，人们有高度相似的行为习惯，无须担心有人不懂规矩破坏卫生，而纽约则是个习惯差异极大的多元社会，讲究卫生的人永远要面对不懂规矩的陌生人。
于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大城市判断一个人是哪里人并不需要靠他的口音，更不需要查看他们的身份证件，只需要看看他的举止。就像有朋友在微博里说的：“歧视是如此聪明取巧的活动，实践者只需基于生活经验付出极少的认知资源，便可迅速做出最可能正确的判断，即便判断有错也无甚损失。然而为了提高微不足道的准确率，你需要支付十分高昂的成本。当你在街上看到一副亚洲面孔张嘴擤喉咙打喷嚏不掩嘴，去入境局调取信息显然不如直接认为那是大陆人来得经济。”
显然，这里的“歧视”指的是偏见，因为“受歧视者”并不会因此而受损。相反，如果他在此长期居住的话，各种行为还会逐渐与当地趋同。就以那泡引起争议的“香港屎”来说，据说拍照者也不是香港土著，他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移民香港也不足十年。
这种“歧视”偶尔也会出错，因为生活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概率事件发生。比如说那泡屙在香港马路上的屎。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披露后才知道，之所以当街屙屎是因为商场里厕所的队伍太长，而且他们不知道周边的其他厕所，后来就有了我们所知道的各种争议。
但出错并非就是坏事，它可以让怀有“偏见”的各方认真审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让各自的“偏见”更加隐性化：毕竟谁都不愿意接受他人赤裸裸的斜视。同时，公开“偏见”更少的城市会更有生命力，这意味着这个城市能够容纳各种“异见”，而“异见”恰恰是一个城市的生命力之所在，甚至是创新的根源之所在。
尽管东京的厕所比纽约更加干净整洁且更开放，但我们还是得承认，纽约比东京更有想象力，纽约更加多元的如厕方式可能是原因之一吧？
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所研究员。
如果你原来是农民，在田地里野惯了，到城市里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适应：过街要看红绿灯，等公交车要排队，不能随便吐痰……当年我第一次从乡下进城就遇到了这种不适应：我在杭州汽车东站下车后要上洗手间，但人实在太多，硬生生排了近20分钟的队。
在城里解手真难，这是我对城市的第一印象。要是在我们乡下，随便找个没人的地方就可以嘘嘘――无论是男是女，而且美其名曰施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今，我还记得村里有几位长辈在冬日下晒太阳时津津乐道那几个下乡知青的尴尬生活，无非是挑水不会用担，烧火不会用柴，如厕要用厕纸之类……现在想想真是无聊。
乡下人嘲笑城里人，一定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够“文明”，而是城里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乡下。什么是乡下生活，一言以蔽之，就是“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很多在城里人看起来优雅的举止在乡下人那里则会受到取笑，如果谁家的孩子上山砍柴时还需要为找茅厕而发愁，那一定会被村里作为谈资――一个大活人还能被一泡尿给憋死？！
但把乡下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经验搬到城里，就会发生各种尴尬，因为环境变了，从低密度的乡下到高密度的城市需要改变。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会被视为不文明；插队，会被视为缺乏教养；至于当街大小便，那周围人群基本上就会把你视为野蛮人而拉黑。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会被视为乡下人教养不够。
不过以“教养不够”为由对这些刚进城的乡下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在我看来显然是不够合理的。对那些乡下人来说，教人排队买东西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他们的生活经验里不需要有“排队”这个概念。于是，很多时候乡下人和城市人之间会因这些问题而产生各种龌龊，我们不妨称之为“文明的冲突”。
考虑到乡下人进城最终是要变成城里人，所以那些与乡下人身份有关的行为最终都会被城里人称为“不文明”，于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不同意见―或说“歧视”就此产生了。维基百科把“歧视”视为：“针对特定族群的成员，仅仅由于其身份或归类，而非个人品质，给予不同的对待。”照这个解释，大家通常说的歧视并不是“歧视”，而是偏见：城里人并不会因为乡下人不排队就要求他支付更高的价格。
事实上，这种差别不只是在乡下和城里之间存在，也存在于不同国家的居民之间，原因就更加简单了，各个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会存有差异，甚至这种差别不只取决于经济水平。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莲・泰德曾对比她工作过的东京与纽约的“厕所文明”：日本写字楼中的公共厕所干净整洁且对所有人开放，而在纽约，很多写字楼的公共厕所位置是被人租下来上锁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显然不是因为东京比纽约富裕。她的解释是日本是个高度均质化的单一民族社会，人们有高度相似的行为习惯，无须担心有人不懂规矩破坏卫生，而纽约则是个习惯差异极大的多元社会，讲究卫生的人永远要面对不懂规矩的陌生人。
于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大城市判断一个人是哪里人并不需要靠他的口音，更不需要查看他们的身份证件，只需要看看他的举止。就像有朋友在微博里说的：“歧视是如此聪明取巧的活动，实践者只需基于生活经验付出极少的认知资源，便可迅速做出最可能正确的判断，即便判断有错也无甚损失。然而为了提高微不足道的准确率，你需要支付十分高昂的成本。当你在街上看到一副亚洲面孔张嘴擤喉咙打喷嚏不掩嘴，去入境局调取信息显然不如直接认为那是大陆人来得经济。”
显然，这里的“歧视”指的是偏见，因为“受歧视者”并不会因此而受损。相反，如果他在此长期居住的话，各种行为还会逐渐与当地趋同。就以那泡引起争议的“香港屎”来说，据说拍照者也不是香港土著，他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移民香港也不足十年。
这种“歧视”偶尔也会出错，因为生活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概率事件发生。比如说那泡屙在香港马路上的屎。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披露后才知道，之所以当街屙屎是因为商场里厕所的队伍太长，而且他们不知道周边的其他厕所，后来就有了我们所知道的各种争议。
但出错并非就是坏事，它可以让怀有“偏见”的各方认真审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让各自的“偏见”更加隐性化：毕竟谁都不愿意接受他人赤裸裸的斜视。同时，公开“偏见”更少的城市会更有生命力，这意味着这个城市能够容纳各种“异见”，而“异见”恰恰是一个城市的生命力之所在，甚至是创新的根源之所在。
尽管东京的厕所比纽约更加干净整洁且更开放，但我们还是得承认，纽约比东京更有想象力，纽约更加多元的如厕方式可能是原因之一吧？
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