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比较喜欢体育的人可能都知道，网球运动员李娜在脱离国家队单飞去美国后，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成功摘取今年年初法网比赛的桂冠，成为亚洲网坛夺得大满贯赛事冠军第一人。李娜的成功引发了全国对体制问题的反思热潮。大家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到底是举国体制好，还是市场体制好？在我看来，要想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实是，市场体制造就了李娜、郑洁、姚明这样的国际体育巨星，但举国体制也打造了刘翔、张怡宁、郭晶晶等奥运冠军，关键是因人而异、因项目而异。这个问题无疑凸显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的重要作用。对于它的重要性，列宁在《论议会活动》一文中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质的问题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
一般来说，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要求人们在做事情、想问题时，要根据事情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不能一概而论。对此，想必很多人已经很熟悉，这里就不再展开说明。今天这堂课，我们重点来谈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需要注意些什么，或者说，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际上，这也是建党90周年以来，我们一直努力探索的重要问题。
我们主要谈四个方面：即：一、把握事物本质关系；二、抓住事物主要矛盾；
三、运用规律指导实践；四、确立科学价值导向。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
一、把握事物本质关系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强调要根据事物的特殊情况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为此，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理解什么才是事物的特殊性。概括来说，所谓事物的特殊性，就是一个事物据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关系。而“具体”概念就是对事物本质关系的把握。
在现实中，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要把握事物的特殊性，形成关于事物的“具体”概念，就必须把握事物的本质关系，以至于犯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
1、关于“具体”概念的两种错误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具体”就是指个别性事物。这种观点在一般常识中普遍存在，乍一听，这种观点好像很有道理，因为个别的不就是最具体的吗？按照这种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变成了对单个事物进行详尽的研究。但是，这样的分析能够把握对象的特殊本质吗？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作为资本体现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性质，或者说体现了一种社会关系。而为了把握这种社会性质，你就不能把眼睛只是盯在机器上，这样做你怎么也认识不到机器作为资本的特殊性质。要想把握机器作为资本的特殊性质，正确的做法只能是把机
器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之中，具体地考察机器在资本增殖过程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退一步来讲，你要想精通机器的特殊性原理，单靠熟悉机器的每个核心要件也是不行的，正确的做法是把握每个核心要件之间的本质关联，而原理实际上就是对这个本质关联的理论概括。
还有一种观点同样也误解了“具体”，即认为具体等同于一切事实之总和。从表面上来看，这种观点似乎也有道理，因为事实越多不就越具体吗？按照这种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尽可能多的罗列事实。不难理解，这种做法同样认识不到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特殊本质。试想一下，如果仅仅停留在掌握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所有情况，我们能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吗？要是可以的话，只要靠眼睛和耳朵就可以成为理论家或战略家了。
很显然，上述两种观点都没有认识到“具体”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关系的把握，无论是把“具体”等同于个别性事物，还是等同于一切事实之总和，都掌握不了事物本身的特殊性。在这种情况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实。那么，“具体”概念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下面我们来第二个方面：
2、“具体”是指事物的本质关系
“具体”概念是指事物的本质关系，这个本质关系体现了这个事物的特殊性质，只有抓住了标志这个事物特殊性的本质关系，才能形成对这个事物科学而具体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这段话明确批判了前面讲的两种观点，其中片面性认识是指局限在单个事物上面的认识，而表面的认识就是停留在罗列事实上面的认识。同时，这段话也明确告诉我们，要真正把握事物的特殊性，就必须认识事物的本质关系。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具体”概念是指事物本质关系，但要真正形成这个把握了事物本质关系的“具体”概念，还必须经由分析和综合等复杂的思维活动才能实现。
我们说中国要搞好经济建设就必须对自己的情况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此，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对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查。但光有调查还把握不了中国情况的特殊性本质，就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而言，调查只是完成了“上篇文章”。更重要的一步还要完成“下篇文章”，即要在一般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情况进行研究，把握它的本质特征，形成关于中国情况的具体认识。比方说，中国要彻底改变建国之初“一穷二白”的面貌，就必须要通过科学的研究，找到造成中国“一
穷二白”的众多原因及其内在的关系，并结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制定适合中国特殊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说是对中国的情况做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进一步来看，只有把握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关系，才能真正做到对其中的单个事物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常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庸医的做法，原因就是人的身体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脱离了这个有机整体，仅仅就部分论部分，是不可能找到病因的。很多情况下，头痛反而要从手部和脚部找原因。同样，在历史中，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中发生的，都要受到这个特殊环境中本质关系的制约，甚至是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也能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既然如此，如果把单个的事变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任意地拿出来，脱离了其中的本质性关系，就不可能把握这个事变发生的具体原因。
通过以上的讲解可以知道，只有把握事物的本质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对事物特殊本质的认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要求对事物的特殊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只有把握了不同情况的本质特性，也就是不同情况的特殊性，采用什么具体措施来应对才有了可靠的依据。反之，则很容易犯“瞎对付”的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
那么，把握事物本质性关系的突破口是什么呢？毛泽东在强调通过调查研究来把握事物本质性关系时曾经指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这里的“九样”是指复杂事物中的次要矛盾，而“最主要的东西”则是指复杂事物中的主要矛盾。这句话告诉我们，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做到对复杂事物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二、抓住事物主要矛盾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告诉我们，复杂事物中存在着很多矛盾，其中最主要的矛盾决定了这个复杂事物的特殊性质。这个原理对于我们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具有什么指导意义呢？
我们来看一个事例：
“森为” 家电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它在许多城市都设立了规模很大的代销处。但无论如何却打不进 A 市的市场，公司负责销售的副总为此异常苦恼。一次偶然的机会，该副总在回乡下探亲时，看到夜色渐浓，一位放羊的牧童正把一大群绵羊往回家的路上赶。让他惊奇的是，牧童只赶着最前面的一只羊，其他几十只羊便跟在这只羊的后面，温驯地鱼贯而行，没有一只羊脱离羊群。这位副总大受启发，回去后马上召集销售部的人员，要他们暂时放下在 A 市各个商场的一切营销工作，集中力量公关 A 市最大的晨欣商场。在销售人员一轮轮的
“轰炸”下，晨欣商场终于答应销售“森为”产品。有了晨欣商场这只“领头羊”，其他商场也望风跟进，“森为”产品很快就走进了A 市的千家万户。
“森为”公司开始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而是采取了对各大商场平均用力的营销策略，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了，从而难以收到成效。这个例子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在面对复杂的工作环境时时，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我们再来看领导干部的领导工作。大家都知道，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可谓是千头万绪。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确立良好的工作秩序。反之，如果事无巨细，则很容易造成工作上的混乱。毛泽东同志曾把抓主要矛盾的方法看作是一种领导艺术，他指出：“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美国著名管理学者杜拉克曾经指出：“有效管理者做事必须首要的事情先做，而且专一不二。”也就是说，主官应尽量集中更多的时间，抓好事关政策性、全局性、倾向性的工作和问题，要做到主事要揽住，小事要放手。
再看战场上的指挥作战，同样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要解决的敌我矛盾有很多，但首先解决哪一个，往往起着带动整个战局的作用。我们以辽沈战役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当时我军面临的总体形势是，东北敌军已被我军压缩于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互不联系的地区内。其中，长春之敌已经被我军围困多时，是东北战场敌人的弱点。因此，我军如果首先攻克长春，可以解除后顾之忧，但这不利于全歼东北敌人，沈阳、锦州的敌人可能乘我军进攻长春之际退入关内。而如果先打沈阳，同样面临着这种可能。锦州的情况则不同。锦州是东北、华北敌人两大战略集团的接合部，是联结东北与华北的战略要点，如果打下锦州就扎住东北这个口袋，使整个东北地区的敌人变成“囊中之物”。正是基于这种特殊形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出了首先攻打锦州的重要决定。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由于抓住了攻打锦州这个主要矛盾，做到了对特殊战争形势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辽沈战役最终取得了从重点突破到全面胜利的辉煌战果，解放了东北全境。
最后，我们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方法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前后，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有很多，这同样需要我们首先找到并解决其中的关键问题，并以此推动整个社会健康而稳定的发展。通过学习邓小平理论我们知道，当时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是理论和实践发生了严重脱节。全国上上下下都沉浸在毛泽东思想能够指挥一切、办成一切的思维当中。这个问题如果不首先得到
解决，失误难以纠正，发展更无从谈起。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同志果断地提出了“首先要解放思想”的重要论断。因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能深刻认识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为什么会成为我党历史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了。
等等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在面对复杂的事物和形势时，必须首先找到主要矛盾，抓住重点，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并有效地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反之，遇到事情不问轻重，眉毛胡子一把抓，则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并不仅仅体现在抓主要矛盾上，它还体现在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调整应对措施，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上。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来共同探讨。
说到这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那就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求我们在工作上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不能盲目行事。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是我们第三个方面要讨论的问题：
三、运用规律指导实践
我们在运用规律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同样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规律的有限性进行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具体一点来说说，就是必须要认识到规律的有限指导作用。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1、一般性规律的有限指导作用
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知道，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作为最高指挥者的李德将其从苏联所学到的战争理论直接拿来指导作战，制定了“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事实证明，这一战术原则完全是错误的。
很显然，李德在不熟悉中国国情的情况下，便拿着在苏联所学的战争规律来指导中国的战争，从而违反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正确地估量规律的指导作用。也就是说，他把规律当作万能药方了。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在运用规律指导实践的过程中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必须对一般性规律的有限指导作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原封不动地将其拿来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呢？教条主义认为可以！对于这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人，马克思曾经作过针
锋相对的回应：如果“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更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更多的侮辱。”实际上，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把他的理论看作万能药方，而是始终强调必须把他的一般历史理论与具体的历史阶段结合起来，做到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正是基于这一根本性的认识，马克思1872年在阿姆斯特州的演讲中讨论向社会主义转化的问题时，并没有要求把他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直接挪用到具体的国家，而是明确强调“我们知道，人们必须对不同国家的各种制度、习俗和传统加以考虑。”他启示我们，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靠先验的逻辑推理，也不能靠照搬其他国家依据自己的特定情况已经作出的选择，而只能靠对自己情况的深入研究。
大家都学过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科学发展观把握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切不可以为它是解决所有具体问题的万能药方。如果科学发展观可以这样来学习和运用，那么我们也只能停留在这一理论的词句和论断上，而根本把握不了它的真髓。胡主席在“确保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实效”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是总结运用实践经验、制定完善发展措施、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等环节相结合的过程。”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学习科学发展观，不能就理论谈理论，而是必须要和具体实际、具体问题结合起来。例如，部队要抓好军事训练，就必须以军事训练本身的内在规律为具体指导，从难从严抓训练。也就是说，要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指针的前提下，深入研究具体问题，制定具体对策，这样才能降低提高部队的训练质量。时下那种一旦出现了问题就去找科学发展观的做法，实际上从根本上违背了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说，这样做既给了科学发展观更多的荣誉，但同时也给了它更多的耻辱。
再来看军事战争规律。了解军事理论的人都知道，指导战争的规律有一般和特殊之分。其中，一般性规律反映的是战争的一般情形、性质，是各类战争中普遍适用的共同规律，因而有着普遍的适用性。但是，其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就是正因为这种规律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所以恰恰就不能直接适用于每一次具体的战争。原因何在？关键在于，我们通过理论概括形成一般战争规律时，必须要忽略掉各种战争的特殊性因素，也就是说，不能考虑具体的战争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当时面临的特殊情形如何，只有这样，理论才能反映出各类战争的共性。但是，既然一般战争规律没有考虑特殊，它当然就不能原封不动地拿来解决特殊问题了。这是理论的特色，但同时也是它的缺点。这也是我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的根由所在。
规律的有限指导意义还体现在：
2、特殊领域的规律在适用范围上的有限性
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的、必然的和本质的关系。但是，由于我们把握的对象本身在层次、范围和性质上存在着差别，因而从它们出发所得到的规律性结论就会体现出适用范围的有限性。例如在自然中，宏观物体的运动规律不能拿来解决微观领域的问题，无机界的运动规律不能拿来解决有机界中的问题，自然规律不能拿来解决历史领域中的问题。同样战争规律也不能直接拿来解决经济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在运用特殊领域的规律指导实践时，必须要对其所适用的范围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之，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而是遇到任何事情时“不问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则很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以上两个方面论述告诉我们，在运用规律指导实践时，必须要考虑到规律的有限指导意义。反之，如果把规律当作是万能药方，当作是可以到处搬用的公式，则很容易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违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的精神实质。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讲解我们发现，要自觉地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现实中，还有一个我们容易忽视的方面，即价值导向的问题。实际上，要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必须要确立科学的价值导向。这是我们第四个方面要讲的内容。
四、确立科学价值导向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论述，为什么只有确立科学的价值导向，才能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是“敢不敢”的问题。
即正确的价值导向是贯彻和落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的精神支撑。缺少这种支撑，我们就没有敢于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勇气。
戈尔巴乔夫有个论断，就是“全人类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乍一听，这个论断似乎有道理，因为无产阶级人数再多也不过是人类的部分，而整体无疑要大于部分。但是问题在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从未出现过所谓的“全人类的利益”，而只有具体阶级的利益。这个论断所犯的错误就是用抽象的整体利益否定了具体的利益。从人类历史来看，这种做法实际上普遍体现在统治阶级的思想当中。那么，为什么统治阶级总是要陷入“抽象”呢？其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阶级想要以此来确立和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对此，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作了精辟地概括。他说道：“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现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
义的思想。”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统治阶级为了确立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敢谈论具体的利益。这告诉我们，要想摆脱理论上的抽象，做到具体，就必须确立科学的价值导向。
对此，刘少奇同志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曾经说到这样的三种人：
有一种人，虽然了解情况，但不敢说老实话，怕说了受打击。分明是黑的，他不敢说是黑的。分明是白的，他不敢说是白的。这种人勇气不够，被迫说了假话。
还有一种人，如果要实事求是，那就得承认错误，就要作检讨，就要受批评，他怕面子不好看，因而不敢实事求是。至于在经济工作中藏一手，多要一点，少报一点，这种现象就相当多了。
另外一种人，为了个人利益，有意造假，有意夸大成绩，有意封锁消息、扣留信件，有意对说老实话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问题，而是一种违法犯纪性质的错误。”
从上述概括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缺少勇气实事求是的人，不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个人的利益和得失上升到了原则的高度，害怕一旦实事求是，就会丧失自己的利益。归根结底而言，这种态度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价值导向出了问题，即对自己解决问题和开展工作究竟为了谁没有科学的认识，没有牢固确立“一切为了群众”的科学价值导向。这种缺失造成了很多人在现实中不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次是“是不是”的问题。
只有确立科学价值导向，把广大群众的愿望作为最终的衡量标准，才能弄清贯彻和落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的实效。这个问题与政绩密切关联。什么是政绩？说白了还是看我们抓住了多少具体问题，解决了多少具体问题，是否抓住了要害问题，是否正确地解决了这个要害问题。对于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一个衡量标准问题。也就是说，解决问题是否合理首先要看我们在解决的方法上是否符合了问题本身的性质，这体现了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否具有科学性；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终还需要考虑到是否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这体现了价值问题。对此，胡锦涛在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工作都要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综合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与科学的价值导向密切相关。只有确立思考问题、开展工作为了群众的科学价值导
向，我们才能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抓住具体问题，才能找到衡量解决效果的“最终标准”。
小结：
这堂课我们围绕如何贯彻和落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出了四个需要注意的方面，包括把握事物本质性关系、抓住主要矛盾、运用规律指导实践和确立科学价值导向。
其中每个部分的核心思想分别是：
1、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要求对事物的特殊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只有把握了不同情况的本质特性，也就是不同情况的特殊性，采用什么具体措施来应对才有了可靠的依据。
2、在面对复杂的事物和形势时，必须首先找到主要矛盾，抓住重点，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并有效地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
3在运用规律指导实践时，必须要考虑到规律的有限指导意义。反之，如果把规律当作是万能药方，当作是可以到处搬用的公式，则很容易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违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的精神实质。
4、科学价值导向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提供精神支撑、提供了抓住具体问题的保证，提供了最终的衡量标准。
概括这四个方面的中心点，最终还是一个如何实现理论和实际具体统一的问题，这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要义之所在。
思考题：
结合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实际，谈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指导意义。
本节课就讲到这里，下课！
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比较喜欢体育的人可能都知道，网球运动员李娜在脱离国家队单飞去美国后，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成功摘取今年年初法网比赛的桂冠，成为亚洲网坛夺得大满贯赛事冠军第一人。李娜的成功引发了全国对体制问题的反思热潮。大家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到底是举国体制好，还是市场体制好？在我看来，要想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实是，市场体制造就了李娜、郑洁、姚明这样的国际体育巨星，但举国体制也打造了刘翔、张怡宁、郭晶晶等奥运冠军，关键是因人而异、因项目而异。这个问题无疑凸显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的重要作用。对于它的重要性，列宁在《论议会活动》一文中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质的问题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
一般来说，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要求人们在做事情、想问题时，要根据事情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不能一概而论。对此，想必很多人已经很熟悉，这里就不再展开说明。今天这堂课，我们重点来谈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需要注意些什么，或者说，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际上，这也是建党90周年以来，我们一直努力探索的重要问题。
我们主要谈四个方面：即：一、把握事物本质关系；二、抓住事物主要矛盾；
三、运用规律指导实践；四、确立科学价值导向。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
一、把握事物本质关系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强调要根据事物的特殊情况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为此，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理解什么才是事物的特殊性。概括来说，所谓事物的特殊性，就是一个事物据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关系。而“具体”概念就是对事物本质关系的把握。
在现实中，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要把握事物的特殊性，形成关于事物的“具体”概念，就必须把握事物的本质关系，以至于犯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
1、关于“具体”概念的两种错误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具体”就是指个别性事物。这种观点在一般常识中普遍存在，乍一听，这种观点好像很有道理，因为个别的不就是最具体的吗？按照这种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变成了对单个事物进行详尽的研究。但是，这样的分析能够把握对象的特殊本质吗？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作为资本体现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性质，或者说体现了一种社会关系。而为了把握这种社会性质，你就不能把眼睛只是盯在机器上，这样做你怎么也认识不到机器作为资本的特殊性质。要想把握机器作为资本的特殊性质，正确的做法只能是把机
器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之中，具体地考察机器在资本增殖过程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退一步来讲，你要想精通机器的特殊性原理，单靠熟悉机器的每个核心要件也是不行的，正确的做法是把握每个核心要件之间的本质关联，而原理实际上就是对这个本质关联的理论概括。
还有一种观点同样也误解了“具体”，即认为具体等同于一切事实之总和。从表面上来看，这种观点似乎也有道理，因为事实越多不就越具体吗？按照这种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尽可能多的罗列事实。不难理解，这种做法同样认识不到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特殊本质。试想一下，如果仅仅停留在掌握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所有情况，我们能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吗？要是可以的话，只要靠眼睛和耳朵就可以成为理论家或战略家了。
很显然，上述两种观点都没有认识到“具体”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关系的把握，无论是把“具体”等同于个别性事物，还是等同于一切事实之总和，都掌握不了事物本身的特殊性。在这种情况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实。那么，“具体”概念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下面我们来第二个方面：
2、“具体”是指事物的本质关系
“具体”概念是指事物的本质关系，这个本质关系体现了这个事物的特殊性质，只有抓住了标志这个事物特殊性的本质关系，才能形成对这个事物科学而具体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这段话明确批判了前面讲的两种观点，其中片面性认识是指局限在单个事物上面的认识，而表面的认识就是停留在罗列事实上面的认识。同时，这段话也明确告诉我们，要真正把握事物的特殊性，就必须认识事物的本质关系。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具体”概念是指事物本质关系，但要真正形成这个把握了事物本质关系的“具体”概念，还必须经由分析和综合等复杂的思维活动才能实现。
我们说中国要搞好经济建设就必须对自己的情况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此，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对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查。但光有调查还把握不了中国情况的特殊性本质，就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而言，调查只是完成了“上篇文章”。更重要的一步还要完成“下篇文章”，即要在一般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情况进行研究，把握它的本质特征，形成关于中国情况的具体认识。比方说，中国要彻底改变建国之初“一穷二白”的面貌，就必须要通过科学的研究，找到造成中国“一
穷二白”的众多原因及其内在的关系，并结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制定适合中国特殊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说是对中国的情况做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进一步来看，只有把握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关系，才能真正做到对其中的单个事物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常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庸医的做法，原因就是人的身体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脱离了这个有机整体，仅仅就部分论部分，是不可能找到病因的。很多情况下，头痛反而要从手部和脚部找原因。同样，在历史中，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中发生的，都要受到这个特殊环境中本质关系的制约，甚至是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也能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既然如此，如果把单个的事变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任意地拿出来，脱离了其中的本质性关系，就不可能把握这个事变发生的具体原因。
通过以上的讲解可以知道，只有把握事物的本质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对事物特殊本质的认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要求对事物的特殊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只有把握了不同情况的本质特性，也就是不同情况的特殊性，采用什么具体措施来应对才有了可靠的依据。反之，则很容易犯“瞎对付”的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
那么，把握事物本质性关系的突破口是什么呢？毛泽东在强调通过调查研究来把握事物本质性关系时曾经指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这里的“九样”是指复杂事物中的次要矛盾，而“最主要的东西”则是指复杂事物中的主要矛盾。这句话告诉我们，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做到对复杂事物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二、抓住事物主要矛盾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告诉我们，复杂事物中存在着很多矛盾，其中最主要的矛盾决定了这个复杂事物的特殊性质。这个原理对于我们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具有什么指导意义呢？
我们来看一个事例：
“森为” 家电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它在许多城市都设立了规模很大的代销处。但无论如何却打不进 A 市的市场，公司负责销售的副总为此异常苦恼。一次偶然的机会，该副总在回乡下探亲时，看到夜色渐浓，一位放羊的牧童正把一大群绵羊往回家的路上赶。让他惊奇的是，牧童只赶着最前面的一只羊，其他几十只羊便跟在这只羊的后面，温驯地鱼贯而行，没有一只羊脱离羊群。这位副总大受启发，回去后马上召集销售部的人员，要他们暂时放下在 A 市各个商场的一切营销工作，集中力量公关 A 市最大的晨欣商场。在销售人员一轮轮的
“轰炸”下，晨欣商场终于答应销售“森为”产品。有了晨欣商场这只“领头羊”，其他商场也望风跟进，“森为”产品很快就走进了A 市的千家万户。
“森为”公司开始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而是采取了对各大商场平均用力的营销策略，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了，从而难以收到成效。这个例子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在面对复杂的工作环境时时，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我们再来看领导干部的领导工作。大家都知道，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可谓是千头万绪。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确立良好的工作秩序。反之，如果事无巨细，则很容易造成工作上的混乱。毛泽东同志曾把抓主要矛盾的方法看作是一种领导艺术，他指出：“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美国著名管理学者杜拉克曾经指出：“有效管理者做事必须首要的事情先做，而且专一不二。”也就是说，主官应尽量集中更多的时间，抓好事关政策性、全局性、倾向性的工作和问题，要做到主事要揽住，小事要放手。
再看战场上的指挥作战，同样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要解决的敌我矛盾有很多，但首先解决哪一个，往往起着带动整个战局的作用。我们以辽沈战役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当时我军面临的总体形势是，东北敌军已被我军压缩于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互不联系的地区内。其中，长春之敌已经被我军围困多时，是东北战场敌人的弱点。因此，我军如果首先攻克长春，可以解除后顾之忧，但这不利于全歼东北敌人，沈阳、锦州的敌人可能乘我军进攻长春之际退入关内。而如果先打沈阳，同样面临着这种可能。锦州的情况则不同。锦州是东北、华北敌人两大战略集团的接合部，是联结东北与华北的战略要点，如果打下锦州就扎住东北这个口袋，使整个东北地区的敌人变成“囊中之物”。正是基于这种特殊形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出了首先攻打锦州的重要决定。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由于抓住了攻打锦州这个主要矛盾，做到了对特殊战争形势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辽沈战役最终取得了从重点突破到全面胜利的辉煌战果，解放了东北全境。
最后，我们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方法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前后，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有很多，这同样需要我们首先找到并解决其中的关键问题，并以此推动整个社会健康而稳定的发展。通过学习邓小平理论我们知道，当时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是理论和实践发生了严重脱节。全国上上下下都沉浸在毛泽东思想能够指挥一切、办成一切的思维当中。这个问题如果不首先得到
解决，失误难以纠正，发展更无从谈起。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同志果断地提出了“首先要解放思想”的重要论断。因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能深刻认识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为什么会成为我党历史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了。
等等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在面对复杂的事物和形势时，必须首先找到主要矛盾，抓住重点，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并有效地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反之，遇到事情不问轻重，眉毛胡子一把抓，则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并不仅仅体现在抓主要矛盾上，它还体现在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调整应对措施，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上。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来共同探讨。
说到这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那就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求我们在工作上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不能盲目行事。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是我们第三个方面要讨论的问题：
三、运用规律指导实践
我们在运用规律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同样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规律的有限性进行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具体一点来说说，就是必须要认识到规律的有限指导作用。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1、一般性规律的有限指导作用
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知道，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作为最高指挥者的李德将其从苏联所学到的战争理论直接拿来指导作战，制定了“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事实证明，这一战术原则完全是错误的。
很显然，李德在不熟悉中国国情的情况下，便拿着在苏联所学的战争规律来指导中国的战争，从而违反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正确地估量规律的指导作用。也就是说，他把规律当作万能药方了。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在运用规律指导实践的过程中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必须对一般性规律的有限指导作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原封不动地将其拿来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呢？教条主义认为可以！对于这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人，马克思曾经作过针
锋相对的回应：如果“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更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更多的侮辱。”实际上，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把他的理论看作万能药方，而是始终强调必须把他的一般历史理论与具体的历史阶段结合起来，做到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正是基于这一根本性的认识，马克思1872年在阿姆斯特州的演讲中讨论向社会主义转化的问题时，并没有要求把他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直接挪用到具体的国家，而是明确强调“我们知道，人们必须对不同国家的各种制度、习俗和传统加以考虑。”他启示我们，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靠先验的逻辑推理，也不能靠照搬其他国家依据自己的特定情况已经作出的选择，而只能靠对自己情况的深入研究。
大家都学过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科学发展观把握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切不可以为它是解决所有具体问题的万能药方。如果科学发展观可以这样来学习和运用，那么我们也只能停留在这一理论的词句和论断上，而根本把握不了它的真髓。胡主席在“确保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实效”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是总结运用实践经验、制定完善发展措施、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等环节相结合的过程。”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学习科学发展观，不能就理论谈理论，而是必须要和具体实际、具体问题结合起来。例如，部队要抓好军事训练，就必须以军事训练本身的内在规律为具体指导，从难从严抓训练。也就是说，要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指针的前提下，深入研究具体问题，制定具体对策，这样才能降低提高部队的训练质量。时下那种一旦出现了问题就去找科学发展观的做法，实际上从根本上违背了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说，这样做既给了科学发展观更多的荣誉，但同时也给了它更多的耻辱。
再来看军事战争规律。了解军事理论的人都知道，指导战争的规律有一般和特殊之分。其中，一般性规律反映的是战争的一般情形、性质，是各类战争中普遍适用的共同规律，因而有着普遍的适用性。但是，其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就是正因为这种规律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所以恰恰就不能直接适用于每一次具体的战争。原因何在？关键在于，我们通过理论概括形成一般战争规律时，必须要忽略掉各种战争的特殊性因素，也就是说，不能考虑具体的战争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当时面临的特殊情形如何，只有这样，理论才能反映出各类战争的共性。但是，既然一般战争规律没有考虑特殊，它当然就不能原封不动地拿来解决特殊问题了。这是理论的特色，但同时也是它的缺点。这也是我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的根由所在。
规律的有限指导意义还体现在：
2、特殊领域的规律在适用范围上的有限性
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的、必然的和本质的关系。但是，由于我们把握的对象本身在层次、范围和性质上存在着差别，因而从它们出发所得到的规律性结论就会体现出适用范围的有限性。例如在自然中，宏观物体的运动规律不能拿来解决微观领域的问题，无机界的运动规律不能拿来解决有机界中的问题，自然规律不能拿来解决历史领域中的问题。同样战争规律也不能直接拿来解决经济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在运用特殊领域的规律指导实践时，必须要对其所适用的范围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之，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而是遇到任何事情时“不问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则很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以上两个方面论述告诉我们，在运用规律指导实践时，必须要考虑到规律的有限指导意义。反之，如果把规律当作是万能药方，当作是可以到处搬用的公式，则很容易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违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的精神实质。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讲解我们发现，要自觉地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现实中，还有一个我们容易忽视的方面，即价值导向的问题。实际上，要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必须要确立科学的价值导向。这是我们第四个方面要讲的内容。
四、确立科学价值导向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论述，为什么只有确立科学的价值导向，才能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是“敢不敢”的问题。
即正确的价值导向是贯彻和落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的精神支撑。缺少这种支撑，我们就没有敢于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勇气。
戈尔巴乔夫有个论断，就是“全人类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乍一听，这个论断似乎有道理，因为无产阶级人数再多也不过是人类的部分，而整体无疑要大于部分。但是问题在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从未出现过所谓的“全人类的利益”，而只有具体阶级的利益。这个论断所犯的错误就是用抽象的整体利益否定了具体的利益。从人类历史来看，这种做法实际上普遍体现在统治阶级的思想当中。那么，为什么统治阶级总是要陷入“抽象”呢？其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阶级想要以此来确立和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对此，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作了精辟地概括。他说道：“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现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
义的思想。”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统治阶级为了确立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敢谈论具体的利益。这告诉我们，要想摆脱理论上的抽象，做到具体，就必须确立科学的价值导向。
对此，刘少奇同志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曾经说到这样的三种人：
有一种人，虽然了解情况，但不敢说老实话，怕说了受打击。分明是黑的，他不敢说是黑的。分明是白的，他不敢说是白的。这种人勇气不够，被迫说了假话。
还有一种人，如果要实事求是，那就得承认错误，就要作检讨，就要受批评，他怕面子不好看，因而不敢实事求是。至于在经济工作中藏一手，多要一点，少报一点，这种现象就相当多了。
另外一种人，为了个人利益，有意造假，有意夸大成绩，有意封锁消息、扣留信件，有意对说老实话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问题，而是一种违法犯纪性质的错误。”
从上述概括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缺少勇气实事求是的人，不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个人的利益和得失上升到了原则的高度，害怕一旦实事求是，就会丧失自己的利益。归根结底而言，这种态度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价值导向出了问题，即对自己解决问题和开展工作究竟为了谁没有科学的认识，没有牢固确立“一切为了群众”的科学价值导向。这种缺失造成了很多人在现实中不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次是“是不是”的问题。
只有确立科学价值导向，把广大群众的愿望作为最终的衡量标准，才能弄清贯彻和落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的实效。这个问题与政绩密切关联。什么是政绩？说白了还是看我们抓住了多少具体问题，解决了多少具体问题，是否抓住了要害问题，是否正确地解决了这个要害问题。对于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一个衡量标准问题。也就是说，解决问题是否合理首先要看我们在解决的方法上是否符合了问题本身的性质，这体现了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否具有科学性；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终还需要考虑到是否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这体现了价值问题。对此，胡锦涛在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工作都要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综合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与科学的价值导向密切相关。只有确立思考问题、开展工作为了群众的科学价值导
向，我们才能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抓住具体问题，才能找到衡量解决效果的“最终标准”。
小结：
这堂课我们围绕如何贯彻和落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出了四个需要注意的方面，包括把握事物本质性关系、抓住主要矛盾、运用规律指导实践和确立科学价值导向。
其中每个部分的核心思想分别是：
1、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要求对事物的特殊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只有把握了不同情况的本质特性，也就是不同情况的特殊性，采用什么具体措施来应对才有了可靠的依据。
2、在面对复杂的事物和形势时，必须首先找到主要矛盾，抓住重点，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并有效地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
3在运用规律指导实践时，必须要考虑到规律的有限指导意义。反之，如果把规律当作是万能药方，当作是可以到处搬用的公式，则很容易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违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的精神实质。
4、科学价值导向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提供精神支撑、提供了抓住具体问题的保证，提供了最终的衡量标准。
概括这四个方面的中心点，最终还是一个如何实现理论和实际具体统一的问题，这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要义之所在。
思考题：
结合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实际，谈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指导意义。
本节课就讲到这里，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