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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安全问题的资源成因剖析
曹淑艳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张 卫 交通部水运所
［摘 要］ 我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环境安全问题，一定程度已经危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发展。资源利用是导致我国环境安全问题发生与恶化的最关键的直接原因。本文将分别从资源技术、资源权属、资源价值及环境伦理四方面揭示形成我国环境安全问题的深刻资源成因。
［关键词］ 环境安全 资源利用 公共物品 国家安全
国家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内容，是一个国家永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自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环境污染指数呈下降趋势，环境安全总体在加重，由此造成环境冲突发生形式多重化，发生规模与强度扩大化。重新审思环境安全问题的形成与发展的原因，针对性采取对策，重建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行为机制与行为模式，是国家应对与解决环境安全问题的重要事项。历史告诉我们，资源利用是人类向环境索取资源和排放冗余物／能的双向干扰过程，是形成与加剧的环境安全问题的最关键的直接原因。本文分别从资源技术、权属、价值及伦理四方面探析国家环境安全问题形成的资源原因。
一、资源利用的技术成因：效率偏低
当今的社会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物流经济：从自然界获取经济系统的投入物，然后将经济系统排放的废弃物／能返还给自然界。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界的索取量（Ｉ）与废弃物／能排放量（Ｑ）可用要素分析法表达为：
消耗强度出现逆升趋势，单位播种面积的化肥施用量也呈逆增趋势。同时，在开采、储运与消费各个环节上，我国还存在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浪费严重的问题。
一方面，我国大部分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所导致的资源消耗下降速度，抵不上经济增长所造成的资源需求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一些重要资源的消耗强调呈增加趋势，使得资源消耗量总体呈增长趋势，对环境安全的施加也存在增大的风险。风险的化解在于通过大力提高资源效率，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物质消耗的
二、自然资源的权属成因：公共产权
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是介于完全的共有产权与私有产权之间的一种形态产权安排，自然资源产权市场运行基本停留在“公”权市场阶段，“私”权进入和交易自然资源产权仅局限于一些狭小的领域，整个自然资源产权市场还没有真正发育。由此资源消费的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实际消费点会超过社会最优消费点，导致“公地悲剧”，自然资源成为“免费的午餐”，利用粗放，浪费严重。
在以共有产权为主的资源产权制度下，国有自然资源的公共
式中，Ｅ／Ｙ为单位ＧＤＰ的物质（或能量）投入量，表征物能利用技术效率；Ｙ／Ｐ为人均ＧＤＰ水平，表征富裕水平；Ｃ／Ｅ为单位物质（或能量）消耗的污染物排放量，表征环境技术效率；Ｐ为总人口数。
由之可见，在人口规模与富裕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界的索取量取决于社会经济系统利用物能的技术效率，而污染物排放量还取决于经济系统的环境技术效率。物能利用技术效率低，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索取量大；环境技术效率低，意味着对自然环境自净能力占用强，损坏大。二者分别在产、排两端造成或加重环境安全问题。
我国资源利用效率总体偏低。例如，能源综合效率为３３％，较发达国家低１０个百分点；单位耕地化肥投入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６倍；单位建筑采暖能耗是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２倍～３倍；钢铁行业吨钢新鲜用水量约３５ｔ，比国外先进水平高出３倍多。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５年，尽管我国大部分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明显的提高，单位产值利用强度明显下降，下降幅度多为１～５个百分点，但是，钢材、水泥、有色金属三大重要生产原料的单位产值资源
产权代理主体是国家，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的代理主体是集体。上级政府是资源管理的审批者与代理人，负责监管资源控制权向地方政府的转让。资源控制权由上级政府转移到地方政府，此时资源仍为进入市场生产领域，这一过程可称之为“资源转移准备”。在“资源转移准备”过程中，在上级政府审批的允许下，地方政府获得另自然资源进入市场、获取微薄资源税费的“尚方宝剑”。并形成自然资源的“委托－代理”关系。但是，上级政府在此过程并没有获得所有权收益和控制权收益，因此其监督的动力也是非常弱的。自然资源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可以继续延伸，直到生产者从政府部门获得自然资源使用权，即产生“第一次资源转移”，使自然资源从自然界转入社会经济系统。“第一次资源转移”这一过程是有偿的，但是对于绝大部分自然资源而言，政府在“第一次资源”转移过程仅收取一定的资源税费，“有偿”程度与自然资源的所有收益依然是不对等的，与资源控制权收益更是分离的。在资源管理端，由于掌握控制自然资源的政府没有获得相应的控制权收益，政府监督资源
但这一直接原因的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刻的间接但本质的原因。“脱钩”。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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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使用的积极性下降，并产生“寻租”现象和“政府代理失灵”。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有经济规模的扩大导致“委托－代理”层次的增加，从而拉大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代理人之间的距离，使得监督变得更加缺乏效率，“寻租”发生频率增加，“政府代理失灵”后果加重。在资源使用端，委授的自然资源使用权不能进行牟利性交易，这相当于鼓励企业浪费使用资源产权而不是珍惜使用。结果造成资源产权市场低效。
交易权安排短缺，是资源产权市场低效的主要制度原因。广义的自然资源交易，一是交易自然供给的共有资源，即产品型资源；另一是交易自然拥有的公共资源，即容量型资源，因此，广义的自然资源交易权包括产品型自然资源产权交易权与排污权交易两大类别。目前，这两类自然资源交易权在我国均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共有资源中只有土地和矿产资源规定了有条件的交易权，但具有浓厚的政府行政安排的痕迹，排污权交易尚处于试点阶段，还没有正式的法律出台。
问题的出路在于明晰自然资源产权权属及其具体内容（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培育和创建自然资源的产品产权交易市场与生态服务交易市场。
三、自然资源的价值成因：价值弱化
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在发展经济、享有使用环境的权力同时，承担对环境影响的经济后果，做到环境权力与环境义务相统一。反映在产品的定价上，就是要在定价时考虑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环境影响及其经济损失。但是，在现有的市场经济中，产品成本等于可变资本和不可变资本之和，只包括物质、能源、劳动力等与生产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花费，相当部分的资源和环境的价值或成本没有被涵盖进来。这种情况下，产品价格是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的，同样也没有把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环境影响成本反映出来。企业承担的产品成本与社会承担的产品成本的不一致性，致使企业的最优生产决策并非社会范畴内的最优，企业的相当一部分收入是以环境为代价或社会公众承担其外部性影响为代价获取的，造成“外部不经济性”。
价格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价格对资源配置和企业的生产活动调节发挥着关键性作用。需要一种新的定价策略，使自然资源与环境成本进入产品的市场价格之中，有效并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力。
四、资源利用的伦理成因：公平问题
施里达斯在《我们的家园——地球》一书中写到，消耗问题是环境危机问题的核心。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正在产生着对环境的压力和威胁着地球支持生命的能力。本质上，这种影响是通过全世界的人们使用或浪费能源和原料而产生的。
消耗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但是，环境危机的形成与发展的根源并不在于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造成这种增长的现代技术是从单一的追求生产效率角度出发的或从单一消费使用的目的而发明的，它忽视了自然的整体性，忽视了生
参考文献：
［１］寥卫冬：生态领域产权市场制度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２］代吉林：我国的自然资源产权、政府行为与制度演进，当代财经，２００４年第７期
［３］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４］曹淑艳 张 卫 陈 巧：产品绿色定价：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策略，环境污染与防治，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增刊
［５］施里达斯・达夫尔著：我们的家园——地球：为生存而结为伙伴关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６］成升魁：２００２中国资源报告，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态系统是技术赖以发展的基础——自然和资源。从伦理上讲，这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自然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忽视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发展公平性。
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要求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尊重自然，在利用自然资源时，遵自然之道，法自然之然，使资源消耗在环境可承受范围之内。这是人与自然协同发展、共同进化的基础和前提准则。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各类环境安全问题，很高程度上是人类过度改变自然与低效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造成了资源与环境的危机，但是市场何以失灵，政府又为何失灵？最根本的答案还在于市场与政府的机制没有充分尊重自然的权利，没有很好地履行人类对自然的义务，在于人类利用自然资源时的权利与义务的脱钩。
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包括发展的区域公平与代际公平。在区域尺度上，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资金梯度、技术梯度和发达梯度的存在，自然资源多是从相对贫穷地区流向富裕地区，而自然资源的红利更多地汇集于富裕地区。发达地区先机的发展，增加了贫穷地区的发展的包袱，削弱了其公平享有平衡自然资源的机会。这种不公平广泛存在于我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上下游之间，并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环境冲突问题。在时间尺度上，现代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利用造成的环境问题与资源危机，势必加重未来后代的发展成本，甚至威胁他们的发展机会，从而产生资源利用的代际不公平问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环境安全问题，相当一部分即是前辈人发展过程积存、遗留下来的。在资源与环境决策中，后代人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声音，需要当代人自觉地维护国家乃至地球发展的长久利益。
五、结语
我国的环境安全问题起源于资源利用，同时又加剧了资源安全问题。使很多资源都不同程度存在非资源嬗变现象。环境安全与资源安全的交织加剧，警示我们，资源利用技术高效、消费行为与理念简约而公平、人口规模适度时，才能真正取得国家的环境安全。
年３５３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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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安全问题的资源成因剖析
曹淑艳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张 卫 交通部水运所
［摘 要］ 我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环境安全问题，一定程度已经危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发展。资源利用是导致我国环境安全问题发生与恶化的最关键的直接原因。本文将分别从资源技术、资源权属、资源价值及环境伦理四方面揭示形成我国环境安全问题的深刻资源成因。
［关键词］ 环境安全 资源利用 公共物品 国家安全
国家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内容，是一个国家永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自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环境污染指数呈下降趋势，环境安全总体在加重，由此造成环境冲突发生形式多重化，发生规模与强度扩大化。重新审思环境安全问题的形成与发展的原因，针对性采取对策，重建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行为机制与行为模式，是国家应对与解决环境安全问题的重要事项。历史告诉我们，资源利用是人类向环境索取资源和排放冗余物／能的双向干扰过程，是形成与加剧的环境安全问题的最关键的直接原因。本文分别从资源技术、权属、价值及伦理四方面探析国家环境安全问题形成的资源原因。
一、资源利用的技术成因：效率偏低
当今的社会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物流经济：从自然界获取经济系统的投入物，然后将经济系统排放的废弃物／能返还给自然界。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界的索取量（Ｉ）与废弃物／能排放量（Ｑ）可用要素分析法表达为：
消耗强度出现逆升趋势，单位播种面积的化肥施用量也呈逆增趋势。同时，在开采、储运与消费各个环节上，我国还存在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浪费严重的问题。
一方面，我国大部分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所导致的资源消耗下降速度，抵不上经济增长所造成的资源需求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一些重要资源的消耗强调呈增加趋势，使得资源消耗量总体呈增长趋势，对环境安全的施加也存在增大的风险。风险的化解在于通过大力提高资源效率，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物质消耗的
二、自然资源的权属成因：公共产权
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是介于完全的共有产权与私有产权之间的一种形态产权安排，自然资源产权市场运行基本停留在“公”权市场阶段，“私”权进入和交易自然资源产权仅局限于一些狭小的领域，整个自然资源产权市场还没有真正发育。由此资源消费的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实际消费点会超过社会最优消费点，导致“公地悲剧”，自然资源成为“免费的午餐”，利用粗放，浪费严重。
在以共有产权为主的资源产权制度下，国有自然资源的公共
式中，Ｅ／Ｙ为单位ＧＤＰ的物质（或能量）投入量，表征物能利用技术效率；Ｙ／Ｐ为人均ＧＤＰ水平，表征富裕水平；Ｃ／Ｅ为单位物质（或能量）消耗的污染物排放量，表征环境技术效率；Ｐ为总人口数。
由之可见，在人口规模与富裕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界的索取量取决于社会经济系统利用物能的技术效率，而污染物排放量还取决于经济系统的环境技术效率。物能利用技术效率低，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索取量大；环境技术效率低，意味着对自然环境自净能力占用强，损坏大。二者分别在产、排两端造成或加重环境安全问题。
我国资源利用效率总体偏低。例如，能源综合效率为３３％，较发达国家低１０个百分点；单位耕地化肥投入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６倍；单位建筑采暖能耗是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２倍～３倍；钢铁行业吨钢新鲜用水量约３５ｔ，比国外先进水平高出３倍多。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５年，尽管我国大部分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明显的提高，单位产值利用强度明显下降，下降幅度多为１～５个百分点，但是，钢材、水泥、有色金属三大重要生产原料的单位产值资源
产权代理主体是国家，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的代理主体是集体。上级政府是资源管理的审批者与代理人，负责监管资源控制权向地方政府的转让。资源控制权由上级政府转移到地方政府，此时资源仍为进入市场生产领域，这一过程可称之为“资源转移准备”。在“资源转移准备”过程中，在上级政府审批的允许下，地方政府获得另自然资源进入市场、获取微薄资源税费的“尚方宝剑”。并形成自然资源的“委托－代理”关系。但是，上级政府在此过程并没有获得所有权收益和控制权收益，因此其监督的动力也是非常弱的。自然资源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可以继续延伸，直到生产者从政府部门获得自然资源使用权，即产生“第一次资源转移”，使自然资源从自然界转入社会经济系统。“第一次资源转移”这一过程是有偿的，但是对于绝大部分自然资源而言，政府在“第一次资源”转移过程仅收取一定的资源税费，“有偿”程度与自然资源的所有收益依然是不对等的，与资源控制权收益更是分离的。在资源管理端，由于掌握控制自然资源的政府没有获得相应的控制权收益，政府监督资源
但这一直接原因的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刻的间接但本质的原因。“脱钩”。
年
热点分析
有效使用的积极性下降，并产生“寻租”现象和“政府代理失灵”。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有经济规模的扩大导致“委托－代理”层次的增加，从而拉大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代理人之间的距离，使得监督变得更加缺乏效率，“寻租”发生频率增加，“政府代理失灵”后果加重。在资源使用端，委授的自然资源使用权不能进行牟利性交易，这相当于鼓励企业浪费使用资源产权而不是珍惜使用。结果造成资源产权市场低效。
交易权安排短缺，是资源产权市场低效的主要制度原因。广义的自然资源交易，一是交易自然供给的共有资源，即产品型资源；另一是交易自然拥有的公共资源，即容量型资源，因此，广义的自然资源交易权包括产品型自然资源产权交易权与排污权交易两大类别。目前，这两类自然资源交易权在我国均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共有资源中只有土地和矿产资源规定了有条件的交易权，但具有浓厚的政府行政安排的痕迹，排污权交易尚处于试点阶段，还没有正式的法律出台。
问题的出路在于明晰自然资源产权权属及其具体内容（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培育和创建自然资源的产品产权交易市场与生态服务交易市场。
三、自然资源的价值成因：价值弱化
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在发展经济、享有使用环境的权力同时，承担对环境影响的经济后果，做到环境权力与环境义务相统一。反映在产品的定价上，就是要在定价时考虑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环境影响及其经济损失。但是，在现有的市场经济中，产品成本等于可变资本和不可变资本之和，只包括物质、能源、劳动力等与生产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花费，相当部分的资源和环境的价值或成本没有被涵盖进来。这种情况下，产品价格是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的，同样也没有把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环境影响成本反映出来。企业承担的产品成本与社会承担的产品成本的不一致性，致使企业的最优生产决策并非社会范畴内的最优，企业的相当一部分收入是以环境为代价或社会公众承担其外部性影响为代价获取的，造成“外部不经济性”。
价格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价格对资源配置和企业的生产活动调节发挥着关键性作用。需要一种新的定价策略，使自然资源与环境成本进入产品的市场价格之中，有效并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力。
四、资源利用的伦理成因：公平问题
施里达斯在《我们的家园——地球》一书中写到，消耗问题是环境危机问题的核心。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正在产生着对环境的压力和威胁着地球支持生命的能力。本质上，这种影响是通过全世界的人们使用或浪费能源和原料而产生的。
消耗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但是，环境危机的形成与发展的根源并不在于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造成这种增长的现代技术是从单一的追求生产效率角度出发的或从单一消费使用的目的而发明的，它忽视了自然的整体性，忽视了生
参考文献：
［１］寥卫冬：生态领域产权市场制度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２］代吉林：我国的自然资源产权、政府行为与制度演进，当代财经，２００４年第７期
［３］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４］曹淑艳 张 卫 陈 巧：产品绿色定价：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策略，环境污染与防治，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增刊
［５］施里达斯・达夫尔著：我们的家园——地球：为生存而结为伙伴关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６］成升魁：２００２中国资源报告，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态系统是技术赖以发展的基础——自然和资源。从伦理上讲，这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自然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忽视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发展公平性。
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要求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尊重自然，在利用自然资源时，遵自然之道，法自然之然，使资源消耗在环境可承受范围之内。这是人与自然协同发展、共同进化的基础和前提准则。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各类环境安全问题，很高程度上是人类过度改变自然与低效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造成了资源与环境的危机，但是市场何以失灵，政府又为何失灵？最根本的答案还在于市场与政府的机制没有充分尊重自然的权利，没有很好地履行人类对自然的义务，在于人类利用自然资源时的权利与义务的脱钩。
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包括发展的区域公平与代际公平。在区域尺度上，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资金梯度、技术梯度和发达梯度的存在，自然资源多是从相对贫穷地区流向富裕地区，而自然资源的红利更多地汇集于富裕地区。发达地区先机的发展，增加了贫穷地区的发展的包袱，削弱了其公平享有平衡自然资源的机会。这种不公平广泛存在于我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上下游之间，并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环境冲突问题。在时间尺度上，现代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利用造成的环境问题与资源危机，势必加重未来后代的发展成本，甚至威胁他们的发展机会，从而产生资源利用的代际不公平问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环境安全问题，相当一部分即是前辈人发展过程积存、遗留下来的。在资源与环境决策中，后代人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声音，需要当代人自觉地维护国家乃至地球发展的长久利益。
五、结语
我国的环境安全问题起源于资源利用，同时又加剧了资源安全问题。使很多资源都不同程度存在非资源嬗变现象。环境安全与资源安全的交织加剧，警示我们，资源利用技术高效、消费行为与理念简约而公平、人口规模适度时，才能真正取得国家的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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