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认识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然显得散淡。这散淡不是清高，依旧透着朴素的人间气，言行之间留着对世俗的通透和一份平常心。并且，有一种认真居然暗暗地含在散淡里，也就是说，虽然心智上不拘泥，但还是好追根究底，好探问，好学习―――不像我这等后生晚辈，习惯带着不懂就吹上了，他却基本是有一说一。如果还有剩下的言语的兴趣，就释放到玩笑话里显示其急智，这时候，大家有福了，多半能听到不少妙语。
这一次，他让我写点关于他编辑生涯的文字，我惶恐。我拿他当舅舅一样看待，即当他1975年发表文学作品的时候，我还差一年才获准呱呱坠地。不肯用功的我，对于他旧年的文章和编辑业绩只依稀地知道一鳞半爪，只有到了我开始探头探脑地接触文学、接触他编辑的《江南》杂志、接触发有他后来文章的本埠报纸或外地刊物，才多了一点发言权，这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了。我因此想，让我写这个文章，一是对我的偏爱，二是我现在在做文学评论，也能说说种种跟“评论”二字接得上范畴的话，三，却是让我比较严肃地认为，我曾经与现在都是一个文学编辑―――过去五年在出版社，最近一年在文学月刊―――是他的同行，是他同行内的晚辈，我们因此会面临许多相似的问题，会思考和领悟许多相似的东西的缘故。我仍然记得那天在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想过了，你写最合适！我犹疑了片刻，感到无法拒绝。
但我还是在等待，拖延到他写完了自述编辑生涯的稿子。这一回，我略感惊讶，沉默良久。为了那篇稿子里开头部分作者给他的那封略显刻毒的信，也为了他稿子的题目《心里要有一种明澈的东西》。前者是那样刺激地在自揭内幕，充满故事性；后者则是一番深刻幽邃的领悟，让我觉得有很多话想说，却又不知道从何落笔。
我想我还是把一时无法言表的意思试着说说吧，否则，我几乎就不能进入后面理性的梳理。因为当我读完鲁渤先生淡而诚恳的“自我检点和审视”之后，我蓦然感受到作为一个编辑的心灵功夫和心态修炼，那是一种久与文学为伍从而慢慢生长的心学，也是作为文学编辑这样一个角色而与文学长久亲近树立起来的心学―――这一点大约在编辑的技术活以外的，在眼光与策划力以外―――但终究又落实到一点一滴的技术活、眼光与策划力上，是一种由内至外的编辑伦理和职业素养。记得邹韬奋先生曾用一部书来说明书店管理者及其编辑的职业修养，而鲁渤先生却用他一贯雅逸的随笔文风点拨出了文学编辑的心灵问题。他用自省的方式来补修编辑人格的路径，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件小事”的作法，然而特别打动人。
有了这些，我们再来讲讲他的编辑历程，恐怕更加充实。
2
他本是山东人，出生在浙江。于今你看到他的面形身架，确实还有些山东的联想（然而，若你在上世纪90年代看他未发福时候的照片，那个硬瘦的劲怕也只能说“北人南相”了），但他的江南风无疑更明显些，文字间都弥漫着小品的雅致。无论诗歌还是散文随笔，一种属于文学的多义或者情感的高开低走咬着词与句的讲究步步为营，很节制、很敏锐也很有逸趣。
关于他北方或者南方的判断，有不少朋友写鲁渤先生时都以此开笔，像青年小说家海飞的一段文字：“谢鲁渤先生是一不小心就属于了杭州的。籍贯是山东，出生在浙江。年轻时候去黑龙江农村插队，不到两年，探亲回杭州当了兵，去的是舟嵊要塞，在一个叫秀山的岛上从军。我难以想象他当兵时的模样，难以想象多年以前的领章帽徽如何在他身上迎风猎猎。他不太像个兵，骨头里都透着文字的气息。事实上他在军队也是个文职，电影放映员、文书。想过提干的事，最好是当个新闻干事。他写的新闻上过《解放军报》和《人民前线》，在当时也不是没有可能，但还是退伍了。遵循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原则，又回到了杭州。”海飞这么一说就把鲁渤先生青年时期的经历交代了，我当时看着海飞的话，也感同身受，对照现实的鲁渤先生，不由微笑起来。
鲁渤先生是新时期步上文坛的，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都写过。1983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自己的季节》。其后的主要作品有诗集《密密的小树林》(合集)、《日落回家》，短篇小说集《沉吟的码头》、《旧地重游》，长篇纪实文学《被一个人感动需要多久》，散文集《独洗苍苔》、《兔子打猎人》等，甚至还改编过戏曲剧本《赵氏孤儿》，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搬上舞台。这无疑为他做一个好的文学编辑奠定了良好的条件。
1989年，鲁渤先生从杭州市文联专业作家的位置调到浙江省作家协会。他说他喜欢当编辑，调动的目的是为了去《江南》，但一时却未成。机会到1992年才出现，他正式进入《江南》杂志，时任编辑部主任。
兴趣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它驱驰着你为喜爱的事务忙忙碌碌并获得满足。十五年来，鲁渤先生的身影就围绕着《江南》杂志，围绕着《江南》的作者们，留下了对于自己和他人都颇为深刻的记忆。我不止一次在别人的书的前言后记里读到他的身影，作者们或者说自己的小说如何投递给《江南》编辑部，然后得到他的回音，讲述发或不发的原因，此后多年交情，结成良好的文字姻缘；或者说这书就是在《江南》发表的长篇、在《江南》连载的专栏，结集出版之际，对鲁渤先生表示感谢！而令我更感到羡慕的是，我和他下到浙江地方上开笔会、诗会、研讨会，经常会有当地各个年龄段的作者跑过来对他说，多少多少年前听过您的讲座、听过您的发言、给您投过稿，鲁渤先生每每都能想起这些旧事，亲切地交流着与对方的友谊。我跟他说，怎么到处都是你的人呀？！他则温和地玩笑道：我的年纪到了，那么多年总认识不少人；但“80后”就少接触了，还不是你们的天下。你接班好了！―――我其实是能从这些玩笑话里听得出责任和敬业的，先不论全国作者，就一省一地而言，为数不多的文学刊物的为数不多的编辑甚至主编们，难道不是在承担识人与识文，珍惜并爱护一代代文学人才的工作吗？这正是鲁渤先生十五年来在浙江文坛所做的坚守，是他与《江南》同仁们作为编辑的一份到位的职业精神。就这个，我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应承接续的话。
而鲁渤先生这些年约来的好稿，在他嘴里却总说得平淡，似乎是本分也是缘分罢了。比如他跟我讲过，也在他的题为《编辑》的随笔中叙述过方方中篇《埋伏》的获得，他愿意把那当作一种偶然与缘分。“当时我给方方打电话，约请她写一个中篇，她说恐怕答应不下来，我说那就短篇吧，因有过一面之交，她没有再推托。我们商定了一个相对宽裕的交稿时间。……后来方方打来电话，她很守时，但告诉我小说还没来得及写，她的诚恳令我在感动之余得寸进尺，我说那就等你写出来，不定时间了，不过能不能改短篇为中篇呢？方方在电话那头不置可否，我也没抱太大希望。然而不久，稿子寄来了，果然是个中篇，就是后来很著名的那篇《埋伏》。”他叙述这事的时候，是把美国编辑家克莱・费尔克在无名小卒阶段无意中因搭讪而约到诺曼・梅勒的大作品的事放在前面交代的，文意是说自己约到方方的《埋伏》也只是一件偶然和撞大运的事情。但我们其实看到编辑在其中的努力，感受到编辑的工作不就是这样“得寸进尺”、日积月累的吗？所以说，他说得平淡并不代表他十五年来的坚守与坚持不是难事。
可能，在与晚一辈的青年作家的关系中更能见出这种源自编辑的敏感和敬业。比如他在《心里要有一种明澈的东西》中讲到关注艾伟小说的事，他是那么有嗅觉地感到艾伟是浙江的“潜力股”，然后就跑去宁波找他要稿。他把发现新人新作的快乐和编辑“嗅觉”的重要性提了出来，但对作者而言，却是温暖的记忆。艾伟此后也在纯文学刊物《文学港》任编辑，相信这种编辑的情怀也会通过这样的事例感染着彼此。我记得艾伟后来把宁波的新人张忌推荐给鲁渤先生，认真地说：“张忌现在已经是个很好的作家了”，这仿佛让人看到了鲁渤先生当年访艾伟的镜头。这就是一种情怀的传播与传承。
所以我想，可以引用青年作家马拉的话，他说：“我觉得您（鲁渤先生）真是不容易，我想恐怕很少有编辑对年轻作者这么关注的了，我上网查了查，似乎您一直有关注年轻作者的传统，如果所有的编辑都这样，那就好啦。”我想，这可以代表一大拨被鲁渤先生关注和爱护过的年轻后生们。
3
当代编辑家周介人先生说过，“编辑是创造后的创造……一能‘识货’，二有构想，这是一个好编辑发挥创造力的两个基本环节。”（《编辑：创造后的创造》）如果说，鲁渤先生的“编辑嗅觉说”是“识货”的同义词，那么，“构想”对于他来讲，则是指栏目的设计，包括丛书的深度开发等等。
1992年，刚刚担任编辑部主任的他提出了“成熟作家的成熟作品”的选稿标准，这良好地呼应了当时文坛的中坚群落，也有效地提升了《江南》的品牌价值。他组来了方方、陈世旭、刘醒龙、苏童、残雪、北村、洪峰、毕飞宇等大批名家有影响力的作品，使杂志在文学界顿生气魄。
成功的举措在此后的编辑生涯中不断产生新的“构想”。1994年，他策划了自《江南》创刊以来的第一次全面改版，改版第一期因作家作品阵容整齐，被称为“小《收获》”。1995年，他领先一步关注起“新生代作家”，促成了东西、朱文、李冯等新生代作家作品在《江南》亮相。1997年，他担任杂志副主编，次年，策划《江南》“九十年代新作家小说专号”，发表了艾伟、红柯、李修文、赵柏田、戴来等20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
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他又以强烈的品牌意识为杂志策划栏目，先后设置个人专栏如柯平的“书生论剑”、张加强的“江南别记”、赵柏田的“历史碎影”等等。这些专栏文字后来都在中华书局、东方出版社这样的名社成了专书，得到了评论界和读书人的好评。另有一些栏目名，如“文学比邻”等，在《江南》一直沿用至今，这也终究使专栏在这本杂志实现了品牌化。
杂志的延伸是用出版来补充的。在鲁渤先生的编辑生涯中，我们看到还有不少由他策划的文学丛书团结和提炼了一批作者。譬如1995年他关注“新生代作家”的结果，是最终推出了东西《抒情时代》、朱文《弟弟的演奏》、李冯《庐隐之死》、王彪《隐秘冲动》、刁斗《独自上升》这五部“新生代书丛”（海天出版社1996年版），他为之撰写了总序《真实和本质》。而这五本小说集都恰好是这些作家的第一部个人小说集，其意义和纪念价值可想而知。到了1999年，是《江南》出刊百期的寿诞，他又编辑了90余万字的“江南小说集”《初恋》和《什么是爱情》，为《江南》也为大众读者奉献了美好的礼物。
这些兢兢于编辑事务，展示策划、整合与介入文坛现象、潮流的“构想”的落实，使一个编辑真正成了编辑家。所以哪怕鲁渤先生言说得低调，但做的其实已经很高调了。他在创造中编辑，又在编辑中创造。
4
这还是一个有编辑观的编辑呢。这点不得不说。
他在《编辑》一文中的观点至今指示着他的编辑实践，并非常独特地修正着我们常规的编辑理念。我的意思是，他首先并不认为“编辑是一项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职业”，他为这句编辑界的口头禅做了自己的读解。他说，我们面对文学作品，不但不该随意剪裁，反应该“悉听天裁”。他提出了编辑对作品的取舍理应如此：“兼收并蓄是基本起点，点石成金才是绝技”。这令我想到蔡元培办教育时的“兼容并包”的主张。有机会阅读原文的话，我想，他实际上提点着编辑工作的独特伦理和上乘境界。
其次，他有那个被我称作为“农夫理论”的编辑工作论。他说，“我也不太接受作者是编辑衣食父母的说法，……编辑是农夫，粗茶淡饭来自他的耕耘，日落时分直起腰来，他看见有人离去，有人走来。”这简直是朴素的诗境。他常对在《江南》上发第一篇作品的作者说的另一番话，也可作为旁证：“不要只认我这一棵树，有了作品不妨像鸟儿一样飞出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树可以栖息，飞了一圈后回来，只要是好作品，我这里仍然可以让你筑巢。”―――这口吻、这意思，还不就是“农夫理论”。天然淡泊，君子之交，廓清着编辑工作的范畴和编辑应该持守的心态―――他的理解至少是编辑工作的一种做法，也是宁静而自由的一种活法。这时候想像编辑和作者的关系，仿佛徐志摩的诗《偶然》：“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我喜欢鲁渤先生的这些编辑观，这是文人的编辑观，是智慧、澹定与温暖的。我相信，这些说法与他的编辑业绩一样，会到处流传。
2007-7-9于凤起公寓
（责编：王晓莉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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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然显得散淡。这散淡不是清高，依旧透着朴素的人间气，言行之间留着对世俗的通透和一份平常心。并且，有一种认真居然暗暗地含在散淡里，也就是说，虽然心智上不拘泥，但还是好追根究底，好探问，好学习―――不像我这等后生晚辈，习惯带着不懂就吹上了，他却基本是有一说一。如果还有剩下的言语的兴趣，就释放到玩笑话里显示其急智，这时候，大家有福了，多半能听到不少妙语。
这一次，他让我写点关于他编辑生涯的文字，我惶恐。我拿他当舅舅一样看待，即当他1975年发表文学作品的时候，我还差一年才获准呱呱坠地。不肯用功的我，对于他旧年的文章和编辑业绩只依稀地知道一鳞半爪，只有到了我开始探头探脑地接触文学、接触他编辑的《江南》杂志、接触发有他后来文章的本埠报纸或外地刊物，才多了一点发言权，这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了。我因此想，让我写这个文章，一是对我的偏爱，二是我现在在做文学评论，也能说说种种跟“评论”二字接得上范畴的话，三，却是让我比较严肃地认为，我曾经与现在都是一个文学编辑―――过去五年在出版社，最近一年在文学月刊―――是他的同行，是他同行内的晚辈，我们因此会面临许多相似的问题，会思考和领悟许多相似的东西的缘故。我仍然记得那天在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想过了，你写最合适！我犹疑了片刻，感到无法拒绝。
但我还是在等待，拖延到他写完了自述编辑生涯的稿子。这一回，我略感惊讶，沉默良久。为了那篇稿子里开头部分作者给他的那封略显刻毒的信，也为了他稿子的题目《心里要有一种明澈的东西》。前者是那样刺激地在自揭内幕，充满故事性；后者则是一番深刻幽邃的领悟，让我觉得有很多话想说，却又不知道从何落笔。
我想我还是把一时无法言表的意思试着说说吧，否则，我几乎就不能进入后面理性的梳理。因为当我读完鲁渤先生淡而诚恳的“自我检点和审视”之后，我蓦然感受到作为一个编辑的心灵功夫和心态修炼，那是一种久与文学为伍从而慢慢生长的心学，也是作为文学编辑这样一个角色而与文学长久亲近树立起来的心学―――这一点大约在编辑的技术活以外的，在眼光与策划力以外―――但终究又落实到一点一滴的技术活、眼光与策划力上，是一种由内至外的编辑伦理和职业素养。记得邹韬奋先生曾用一部书来说明书店管理者及其编辑的职业修养，而鲁渤先生却用他一贯雅逸的随笔文风点拨出了文学编辑的心灵问题。他用自省的方式来补修编辑人格的路径，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件小事”的作法，然而特别打动人。
有了这些，我们再来讲讲他的编辑历程，恐怕更加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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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是山东人，出生在浙江。于今你看到他的面形身架，确实还有些山东的联想（然而，若你在上世纪90年代看他未发福时候的照片，那个硬瘦的劲怕也只能说“北人南相”了），但他的江南风无疑更明显些，文字间都弥漫着小品的雅致。无论诗歌还是散文随笔，一种属于文学的多义或者情感的高开低走咬着词与句的讲究步步为营，很节制、很敏锐也很有逸趣。
关于他北方或者南方的判断，有不少朋友写鲁渤先生时都以此开笔，像青年小说家海飞的一段文字：“谢鲁渤先生是一不小心就属于了杭州的。籍贯是山东，出生在浙江。年轻时候去黑龙江农村插队，不到两年，探亲回杭州当了兵，去的是舟嵊要塞，在一个叫秀山的岛上从军。我难以想象他当兵时的模样，难以想象多年以前的领章帽徽如何在他身上迎风猎猎。他不太像个兵，骨头里都透着文字的气息。事实上他在军队也是个文职，电影放映员、文书。想过提干的事，最好是当个新闻干事。他写的新闻上过《解放军报》和《人民前线》，在当时也不是没有可能，但还是退伍了。遵循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原则，又回到了杭州。”海飞这么一说就把鲁渤先生青年时期的经历交代了，我当时看着海飞的话，也感同身受，对照现实的鲁渤先生，不由微笑起来。
鲁渤先生是新时期步上文坛的，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都写过。1983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自己的季节》。其后的主要作品有诗集《密密的小树林》(合集)、《日落回家》，短篇小说集《沉吟的码头》、《旧地重游》，长篇纪实文学《被一个人感动需要多久》，散文集《独洗苍苔》、《兔子打猎人》等，甚至还改编过戏曲剧本《赵氏孤儿》，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搬上舞台。这无疑为他做一个好的文学编辑奠定了良好的条件。
1989年，鲁渤先生从杭州市文联专业作家的位置调到浙江省作家协会。他说他喜欢当编辑，调动的目的是为了去《江南》，但一时却未成。机会到1992年才出现，他正式进入《江南》杂志，时任编辑部主任。
兴趣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它驱驰着你为喜爱的事务忙忙碌碌并获得满足。十五年来，鲁渤先生的身影就围绕着《江南》杂志，围绕着《江南》的作者们，留下了对于自己和他人都颇为深刻的记忆。我不止一次在别人的书的前言后记里读到他的身影，作者们或者说自己的小说如何投递给《江南》编辑部，然后得到他的回音，讲述发或不发的原因，此后多年交情，结成良好的文字姻缘；或者说这书就是在《江南》发表的长篇、在《江南》连载的专栏，结集出版之际，对鲁渤先生表示感谢！而令我更感到羡慕的是，我和他下到浙江地方上开笔会、诗会、研讨会，经常会有当地各个年龄段的作者跑过来对他说，多少多少年前听过您的讲座、听过您的发言、给您投过稿，鲁渤先生每每都能想起这些旧事，亲切地交流着与对方的友谊。我跟他说，怎么到处都是你的人呀？！他则温和地玩笑道：我的年纪到了，那么多年总认识不少人；但“80后”就少接触了，还不是你们的天下。你接班好了！―――我其实是能从这些玩笑话里听得出责任和敬业的，先不论全国作者，就一省一地而言，为数不多的文学刊物的为数不多的编辑甚至主编们，难道不是在承担识人与识文，珍惜并爱护一代代文学人才的工作吗？这正是鲁渤先生十五年来在浙江文坛所做的坚守，是他与《江南》同仁们作为编辑的一份到位的职业精神。就这个，我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应承接续的话。
而鲁渤先生这些年约来的好稿，在他嘴里却总说得平淡，似乎是本分也是缘分罢了。比如他跟我讲过，也在他的题为《编辑》的随笔中叙述过方方中篇《埋伏》的获得，他愿意把那当作一种偶然与缘分。“当时我给方方打电话，约请她写一个中篇，她说恐怕答应不下来，我说那就短篇吧，因有过一面之交，她没有再推托。我们商定了一个相对宽裕的交稿时间。……后来方方打来电话，她很守时，但告诉我小说还没来得及写，她的诚恳令我在感动之余得寸进尺，我说那就等你写出来，不定时间了，不过能不能改短篇为中篇呢？方方在电话那头不置可否，我也没抱太大希望。然而不久，稿子寄来了，果然是个中篇，就是后来很著名的那篇《埋伏》。”他叙述这事的时候，是把美国编辑家克莱・费尔克在无名小卒阶段无意中因搭讪而约到诺曼・梅勒的大作品的事放在前面交代的，文意是说自己约到方方的《埋伏》也只是一件偶然和撞大运的事情。但我们其实看到编辑在其中的努力，感受到编辑的工作不就是这样“得寸进尺”、日积月累的吗？所以说，他说得平淡并不代表他十五年来的坚守与坚持不是难事。
可能，在与晚一辈的青年作家的关系中更能见出这种源自编辑的敏感和敬业。比如他在《心里要有一种明澈的东西》中讲到关注艾伟小说的事，他是那么有嗅觉地感到艾伟是浙江的“潜力股”，然后就跑去宁波找他要稿。他把发现新人新作的快乐和编辑“嗅觉”的重要性提了出来，但对作者而言，却是温暖的记忆。艾伟此后也在纯文学刊物《文学港》任编辑，相信这种编辑的情怀也会通过这样的事例感染着彼此。我记得艾伟后来把宁波的新人张忌推荐给鲁渤先生，认真地说：“张忌现在已经是个很好的作家了”，这仿佛让人看到了鲁渤先生当年访艾伟的镜头。这就是一种情怀的传播与传承。
所以我想，可以引用青年作家马拉的话，他说：“我觉得您（鲁渤先生）真是不容易，我想恐怕很少有编辑对年轻作者这么关注的了，我上网查了查，似乎您一直有关注年轻作者的传统，如果所有的编辑都这样，那就好啦。”我想，这可以代表一大拨被鲁渤先生关注和爱护过的年轻后生们。
3
当代编辑家周介人先生说过，“编辑是创造后的创造……一能‘识货’，二有构想，这是一个好编辑发挥创造力的两个基本环节。”（《编辑：创造后的创造》）如果说，鲁渤先生的“编辑嗅觉说”是“识货”的同义词，那么，“构想”对于他来讲，则是指栏目的设计，包括丛书的深度开发等等。
1992年，刚刚担任编辑部主任的他提出了“成熟作家的成熟作品”的选稿标准，这良好地呼应了当时文坛的中坚群落，也有效地提升了《江南》的品牌价值。他组来了方方、陈世旭、刘醒龙、苏童、残雪、北村、洪峰、毕飞宇等大批名家有影响力的作品，使杂志在文学界顿生气魄。
成功的举措在此后的编辑生涯中不断产生新的“构想”。1994年，他策划了自《江南》创刊以来的第一次全面改版，改版第一期因作家作品阵容整齐，被称为“小《收获》”。1995年，他领先一步关注起“新生代作家”，促成了东西、朱文、李冯等新生代作家作品在《江南》亮相。1997年，他担任杂志副主编，次年，策划《江南》“九十年代新作家小说专号”，发表了艾伟、红柯、李修文、赵柏田、戴来等20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
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他又以强烈的品牌意识为杂志策划栏目，先后设置个人专栏如柯平的“书生论剑”、张加强的“江南别记”、赵柏田的“历史碎影”等等。这些专栏文字后来都在中华书局、东方出版社这样的名社成了专书，得到了评论界和读书人的好评。另有一些栏目名，如“文学比邻”等，在《江南》一直沿用至今，这也终究使专栏在这本杂志实现了品牌化。
杂志的延伸是用出版来补充的。在鲁渤先生的编辑生涯中，我们看到还有不少由他策划的文学丛书团结和提炼了一批作者。譬如1995年他关注“新生代作家”的结果，是最终推出了东西《抒情时代》、朱文《弟弟的演奏》、李冯《庐隐之死》、王彪《隐秘冲动》、刁斗《独自上升》这五部“新生代书丛”（海天出版社1996年版），他为之撰写了总序《真实和本质》。而这五本小说集都恰好是这些作家的第一部个人小说集，其意义和纪念价值可想而知。到了1999年，是《江南》出刊百期的寿诞，他又编辑了90余万字的“江南小说集”《初恋》和《什么是爱情》，为《江南》也为大众读者奉献了美好的礼物。
这些兢兢于编辑事务，展示策划、整合与介入文坛现象、潮流的“构想”的落实，使一个编辑真正成了编辑家。所以哪怕鲁渤先生言说得低调，但做的其实已经很高调了。他在创造中编辑，又在编辑中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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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一个有编辑观的编辑呢。这点不得不说。
他在《编辑》一文中的观点至今指示着他的编辑实践，并非常独特地修正着我们常规的编辑理念。我的意思是，他首先并不认为“编辑是一项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职业”，他为这句编辑界的口头禅做了自己的读解。他说，我们面对文学作品，不但不该随意剪裁，反应该“悉听天裁”。他提出了编辑对作品的取舍理应如此：“兼收并蓄是基本起点，点石成金才是绝技”。这令我想到蔡元培办教育时的“兼容并包”的主张。有机会阅读原文的话，我想，他实际上提点着编辑工作的独特伦理和上乘境界。
其次，他有那个被我称作为“农夫理论”的编辑工作论。他说，“我也不太接受作者是编辑衣食父母的说法，……编辑是农夫，粗茶淡饭来自他的耕耘，日落时分直起腰来，他看见有人离去，有人走来。”这简直是朴素的诗境。他常对在《江南》上发第一篇作品的作者说的另一番话，也可作为旁证：“不要只认我这一棵树，有了作品不妨像鸟儿一样飞出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树可以栖息，飞了一圈后回来，只要是好作品，我这里仍然可以让你筑巢。”―――这口吻、这意思，还不就是“农夫理论”。天然淡泊，君子之交，廓清着编辑工作的范畴和编辑应该持守的心态―――他的理解至少是编辑工作的一种做法，也是宁静而自由的一种活法。这时候想像编辑和作者的关系，仿佛徐志摩的诗《偶然》：“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我喜欢鲁渤先生的这些编辑观，这是文人的编辑观，是智慧、澹定与温暖的。我相信，这些说法与他的编辑业绩一样，会到处流传。
2007-7-9于凤起公寓
（责编：王晓莉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