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Feb.2013,Vol.15,No.1
科举制废除后的近代报刊诗话发展
□李德强 [上海大学 上海 200444]
[摘 要] 科举制是曾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中的人才选拔机制，其在产生之际确起到了许多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在摧残人才和钳制思想方面的弊病也日益明显。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其最终被清廷废除。科举制的废除造就了近代文人喜新恋旧的独特时代审美内涵，并对近代报刊诗话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不但为报刊诗话的刊载创造了契机；为报刊诗话的创作和传播奠定了大众基础；也对报刊诗话的产生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科举制；近代报刊；诗话
[中图分类号] D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13)01-0097-05
禧太后就以“时局多艰，储才为急”[5]为由宣布废
一 除科举制。自此，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人才选拔机
制——科举制走到了它生命的终点。
科举制是曾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中的人才选拔
令人诧异的是，科举制废除后并没有引起士林
机制，其在产生之际确起到了许多积极作用。它不
阶层的强烈震动，也没有引起各大报刊的过多关注，
但为中下层文士晋升为统治阶级一员创造了诸多有
只有《时报》和《万国公报》对此作出了积极评论：
利条件和操作层面的可能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
《时报》认为这是“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薄海臣
了皇权的威慑力。因而，这种考试的政治影响远远
《万国公报》也称此举乃“真民之观听”[6]的举措；
大于文学取士本身，对于巩固国家的统治有着特殊
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7]
意义。但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它在钳制思想
从士林阶层和报界对于科举废除后的冷漠态度中，
和摧残人才方面的弊病也日益明显，尤其是在明清两
也充分反映出儒家经典权威的丧失以及由此带来的
代更为突出。科举制已经由最初的得才之明路，转变
后遗症，其背后乃是社会精英阶层对清廷政权的离[1]
为“用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
心早已成为事实。
的精神鸦片，失去了它本初的意义和作用，并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二
清代中后期，中国已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危机。
科举制的产生和废除，都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但统治者仍固守科举旧制，变得盲目自大；多数知
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同样对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识分子也沉溺于科考中不问世事，甚至“苟有毫隙
的影响。从文化层面而言，科举制的废除乃是中国可乘，则营回以趋之，冒法以为之，明知其罪而不
帝制走向终结的标志，暗示出士权与皇权的分道扬暇顾。[2]为个人私利而置国家危亡于不顾，使得中
国的人才储备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新变。甲午中日镳。这使得文学从政治的束缚中解脱（并不是解放）战争后，朝野上下改革的呼声日益壮大，而首当其出来，使之成为游离于政治权利之外的相对独立的冲的就是对科举取士的强烈批判，就连光绪帝也很文化权利。文化权利的相对独立，也使得士人多以无奈地认为“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非功利的眼光对待文学创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
[3]
用之学。”正因如此，1905年9月，袁世凯等6位封文化心理的独立。与此相反，士人们往往会无意识疆大吏联名上书指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地重新发掘旧的文化资源，以填补心理上的失落和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4]当天，慈空缺，这也造成了近代文人独特的时代审美内涵—
[收稿日期] 2012 − 03 − 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末民初报刊诗话整理与研究”（10JJD75007） [作者简介] 李德强（1979 − ）男，上海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Feb.2013,Vol.15,No.1
—喜新恋旧的文化情结，而报刊诗话的产生正是这种时代审美内涵下的文学产物。因而，科举制的废除对近代报刊诗话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科举制废除后，士人对文学功利性态度的转变，为报刊诗话的刊载创造了契机。科举制废除之后，文人失去了进身之机，这不但使得他们已无法凭借背诵四书五经来安身立命；同时也淡化了士大夫阶层对于其身份的认同性，“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的人生观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因而，科举制的废除使得士林阶层在社会中扮演了变革的“推动者”角色，但是在文化中却仍以文明的传承者自居，所以士人可以接受科举制被废除的事实，但却无法接受作为精神载体的士文化被轻视的社会现实。这样的结果也导致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埋头书籍之中，不问世事；或通过创办报刊等方式重操文笔之业。这种由外而内的转化中，文人通过对艺术性的追求把自身边缘化，同时也使之暂时获得了新的精神价值所在。
近代报刊兴起之后，特别是文艺报刊和报纸副刊的流行又使得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得以兴起，重新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之所在。科举制废除后，文学与政治的利害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密切，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至此从功利性中脱离出来。因为文学与功利性是相互排斥却又无法分离的孪生兄弟，其共同推进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如果翻阅近代报刊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报刊都有旧体诗的刊载，这恰恰隐藏着士文化力量的再现。这种交流正是文人边缘化后的生存方式，也是科举废除后的士人精神支柱。这不但推进着近代报刊诗话的发展，也关系着其诗学面貌的总体倾向。
就诗话的书写而言，作为一种文学权利的评判者，它也无可避免地带有功利性目的，而且这种书写权利还是判断文人是否为“雅”的文学范式，支撑着其背后所代表的价值判断体系。因而，近代报刊诗话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诗学本身得以延续的必然，更重要的是士文化价值的重新定位和对艺术追求合力发展的结果。可以说，这种特殊文化现象的出现与科举制的废除有着直接关联。胡晓明先生评价陈衍的创作时曾说：“陈石遗写作诗话这一行为本身，即自己成为一种权威，可以左右局面、行塑诗派、推进诗风、发掘传统表彰优秀，成为一种文学力量。尤其在故国文化凋敝，诗人大梦全非，命运如各各飘飞的风前叶，陈的‘一灯说法’，恰有
凝聚人心的作用。”[8]
报刊诗话出现的意义并非仅存在于文学层面，它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更在于消弭
了科举制废除所带来的文学心理荒芜。另一方面，对艺术性的追求也是近代报刊诗话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文人精神交流的重要方式，关系着诗话的总体倾向。这种交流正是文人边缘化后的生存方式，也是科举废除后的精神支柱，推进着报刊诗话的 发展。
第二，科举制废除后，大批旧知识分子迫于生计进入城市谋生，为报刊诗话的创作和传播奠定了大众基础。传统的知识分子被迫放弃其精英身份，走向近代普通职业。士阶层的消失，同时也促进了新的知识群体形成。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主动或被迫转变为近代的官员、商人、记者、文员等各色职业，只有少数的精英知识分子潜心于书斋或交游中，以此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罗志田先生认为：“科举制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实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 它上及官方之政教, 下系士人之耕读, 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新教育体制下, 大学（一段时间内也包括中学）毕业基本在城市求职定居, 甚至死后也安葬城市, 不像以前一样要落叶归根。”[9]可见，科举制的废除使得士子们的功名之路断绝，他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安然地继续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路子，只能进入城市寻找更好的生存方式。而城市丰厚的资源为这些近代知识分子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的同时，带来了文化的下移。
近代的知识阶层主要来自传统科举出身的旧文人、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人才以及游历欧美、日本的留学生；尤其是新式学堂的兴起，对近代知识阶层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统计“新式学堂学生在1904年有近十万人，次年即增至近二十六万人，1906 年科举废除后猛增至五十五万人，1907年复增至一百零二万多人……到1909年高达近一百
六十四万之众。”[10]但问题是：
这些新式人才还未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更不用说那些“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鲁迅《藤野先生》）的留学生与旧文学之间难以割舍的心理纽带，以及存在于他们身上的传统士人优越感。至少在“五四”之前，近代文化的主流仍是以由旧转新的知识分子为生力军，而这些知识分子在脱离了传统文人生活方式的同时，又对旧文化表现出相当的精神留恋。因而，近代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士人，他们具有较深的文化积累，又受雇于近代商业社会从事文化事业的再生产和传播，但是士大夫引以为豪的载道精神和经世思想并没有随着科举制的消失而骤然的消亡，反而成为近代文人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这几方面的合力也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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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着他们对于近代文化的矛盾态度，造成了知识阶层的二元性，这种状况形成的源头始于科举制的 废除。
以近代报人为例，他们一方面通过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以引导潮流，通过写小说来赚钱以维持生计，而表现自我时往往走传统的士大夫之路。这种思想和行为的矛盾，也造成了包天笑所说的“我们写的文章动不动说妇女要解放了，而我所娶的女人，却是完全旧式，好像是事与愿违”[11]220的尴尬。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发展，也为文人的这种喜新恋旧文化情结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条件，报刊诗话的兴起乃是近代报刊文学发展的必然现象，其自有庞大的作者和读者群体为后盾。
第三，科举制废除后，报人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报刊诗话的产生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它们和传统小说的遭遇相似，都经历了普遍轻视——迅速接受——过度追捧的戏剧性过程。在近代报刊出现之际，文人普遍持有敌视的态度，而供职者也多为江南落拓文人，其工作也是被当做“不名誉”的职业，即是这些报人内心所认可的仍是走科举应试之路。如王韬在墨海书馆期间曾两次参加科考；协助传教士译书的沈毓桂在年近六旬之际，仍坚持回苏州参加科考；《申报》总编蒋芷湘在12年后参加科考得中进士，随即离开报馆；其他如蔡尔康、钱昕伯、韩邦庆等近代著名的报人都参加过科考。可见，进入报馆谋生乃是当时士子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科举制废除后，文人的仕进途径不复存在。大批的文人开始涌入报界，其角色和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人统计：20世纪初，在48名主笔、编辑与记者中，有42人拥有功名，其中有2名进士、14名举人[12]。报馆不但为这些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人生舞台，以另一种方式使其崭露头角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声誉。随着社会的发展，报刊的主笔、编辑、记者等已然成为令人羡慕的高尚职业；尤其是民国成立之后，记者俨然以“无冕之王”自居了。1912年9月，于右任《答某君书》中认为“记者之口，国民之手；记者之脑，
国民之力。”
[13]
的观点在当时即很有代表性。此时的报人已经由“江浙无赖文人”[14]123-125变成受人尊敬的思想启蒙者，其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报刊业普遍获利丰厚，报人的待遇也得到较大增长。在当时情况下，“总编辑，亦称主笔，其月薪约在一百五十元至三百元之间。次于总编辑，为编辑长，其月薪约在一百五十元左右……地方新闻编辑，其月薪约在八十
元左右。本埠编辑亦称城镇编辑，其月薪约在八十元左右。”[14] 244-245如包天笑进入《时报》时，每月就有120元的收入，而他的所有开支不过50～60元而已。[11] 316-323这已经是高收入的行列了，这也极大刺激了大批文人投入到报刊事业中，这在商业氛围最为发达的上海地区尤其突出。这种双赢的局面，一方面推动了报刊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储备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但是，这种生存状态也衍生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它导致了公共文化领域的分裂。这些近代文人在卖文的时候会为民主、自由而奋战；在作文的时候又往往沉浸在传统文化中以抚慰孤独心灵，这也造成了近代知识分子行为和思想的矛盾。李楠在评价上海小报文人时曾说：“小报文人并不不抵触现代潮流，只是当接受和‘转述’西方现代文化时，常常表现出对旧文化传统的重仰和沉溺，缺乏蜕变的勇气，从而陷入新旧交织的矛盾之中。”[15]实际上，这种生存状态不仅存在于小报文人身上，其乃是近代报人的共同文化心理状态。这种喜新恋旧的近代知识分子情结之所以出现，其中间的转换就是科举制带来的深远影响。这对近代报刊诗话而言，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以《申报》为例，其自从在创刊号上出现征稿启事以来，曾出现过“无量数斗方名士，纷纷以词章相投”[16]的局面，但却没有诗话作品的刊载；但在科举制废除后，反而出现了《竹轩诗话》、《浣山诗话》、《小鹿樵室诗话》、《蓬云小阁诗话》、《生春水室诗话》等许多诗话作品；其他报纸如《大公报》、《民立报》、《神州日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等也是如此，其在此后也出现了像《天演阁诗话》、《溲勃轩诗话》、《流芳馆诗话》、《获野诗话》、《丽则诗话》、《玉台诗话》等大量的诗话作品。可以说，
近代文人这种“有意识要新而无意识仍旧”[9]
的心态，反映出过渡时期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其对报刊诗话的刊载有着特殊的历史贡献。
三
科举制的废除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出现同样对近代文明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大作用。它促成了近代知识阶层的喜新恋旧文化情结， 使得近代文学仍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延续着旧文学的轨迹发展。尽管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不断高涨，但对于知识阶层而言，西方文化只是他们安身的必要条件，传统文学才是他们立命的重要纽带。夏晓红女士曾指出：“尽管梁启超对小说推崇备至，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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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以之为便俗的措施，专从政治上考虑，所以小说还不能取代一向视为高级文学、抒发个人情志的诗歌。小说是用来向人宣道，诗歌是用来言志咏怀，二者各有各的用处，并不互相妨害。从理智与自觉意识上，梁启超更偏向小说，而从感情与潜意识上，
他却更偏向诗歌。”
[17]
笔者认为，梁启超对于小说和诗歌的态度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反而在近代知识群中普遍存在。对于“新”、“旧”文化来说，传统文学乃是无法绕开的存在，更不用说它们区分彼此的标准乃是基于对传统文学的态度。换而言之，反叛是近代文人的历史使命，复归则是他们的自觉生存状态。这种现象的产生及其背后的深层社会文化心态演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这种二元文化心理在西方文艺理论影响下，使得近代知识阶层非常重视理论的总结；近代报刊的发展又为这种理论总结创造了创作动力和媒介支持。因而，近代报刊诗话的生成与发展是近代文学复古与革新相碰撞、中国文化与异域文明相融合的产物，它集古代诗话内容与近代变革思想于一身，并在现代传媒的刺激下繁盛一时。它涉及的内容也丰富多彩，几乎涵盖了近代文学所必须面对的复古与革新的消长、文学内部的整合与裂变、新体诗与旧体诗的论争等所有重大问题，从而使之呈现出诗史与诗话批评的理性自觉并重的特点。一方面，近代报刊诗话不但缓冲了社会形态变化给文学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也推动了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更能代表近代文学的真实发展轨迹；另一方面，近代报刊诗话的产生、发展和衰亡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以至于这些诗话作者还来不及做出更为理性的诗学思考，就被迫匆匆进入了另一个历史舞台。这也给诗话的创作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从而产生了许多粗制滥造之作。无论如何，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诗话与近代报刊的结合，乃是科举制废除后的文学发展趋势，也是近代文人群体自觉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从而推进着中国诗学文明的不断向前发展。
正因如此，近代知识阶层对文学权利的期盼，开始让位于对文学本身的关注。随着报刊文学的兴起，像诗话、文话、小说话、剧话等大量出现于报刊中。就诗话的创作和刊载而言，它的数量更是惊人。据笔者统计，自1905至1919年14年间，近代报刊共刊载出299种诗话作品。具体而言，1905～1911年，近代报刊出现了像《春风阁诗话》、《筑轩诗话》、《栩园诗话》、《蘧庵诗话》、《闻鸡轩诗话》、《芳菲菲馆诗话》、《爽籁阁诗话》、《勤补斋诗话》、《爱国庐诗话》、《寄轩诗话》、《粤西诗话》、《华严阁诗
话》、《滇南诗话》、《小奢摩室诗话》、《天风庐诗
话》、《呻吟庐诗话》、《湘魂阁诗话》、《塞庵旧话》、《黍离诗话》、《绿静轩诗话》、《迷阳庐新诗品》、《无生诗话》、《东居诗话》等32种诗话作品；1912～1916年，近代报刊产生了像《寸楼诗话》、《玉台诗话》、《绿野亭边一草庐诗话》、《闺秀诗评》、《蜕庐诗摭》、《贫窗诗话》、《光浴堂诗话》、《苍云阁诗
话》、
《溪父诗话》、《根香室杂拾》、《绮霞轩诗话》、《滑稽诗话》、《蔽庐非诗话》、《愿无尽庐诗话》、《燕子盦诗话》、《澹园诗话》、《沪滨诗话》、《香艳诗话》、《慈竹居诗话》、《蓝水书塾笔记》、《荷香馆琐言》、《五余读书廛随笔》、《特健药斋诗话》、《一虱室诗话》、《兰禅室诗话》、《喟庵诗话》等129种诗话作品；1916～1919年，近代报刊登载了像《醉里醒人诗话》、《台阳诗话》、《蕉园诗话》、《无我相室诗话》、《恨轩诗话》、《乐轩诗话》、《春明诗话》、《听竹轩诗话》、《谷香山房诗话》、《谷香山房艳体诗话》、《枕绿山房诗话》、《养拙居非诗话》、《冰冻阁诗话》、《冷香馆诗话》、《然脂新话》、《撷芬楼诗话》、《花南诗话》、《两株红梅室闺秀诗话》、《穗园诗话》、《剑庐诗话》、《匏系斋诗话》、《海月楼诗话》、《卧雪堂诗话》、《半山楼诗话》、《抱一庐诗话》等167种诗话作品。从中可见，这些报刊诗话的数量和密度并不亚于整个清代的诗话，并从不同方面和不同角度反映了近代文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 变化。
从上述可见，近代报刊诗话的数量已经非常庞大，其密度并不亚于清诗话。诗话数量在文艺性期刊与报纸中的彼消此长，也反映出社会风气和文学风貌的变化，使得近代报刊诗话具有了重要的风向标作用。这些数量庞大的报刊诗话，从不同方面和不同角度反映了近代文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变化。概而论之，近代报刊诗话主要有七大类组成，传统
型诗话①
、闺秀诗话、香奁诗话主要继承传统诗话而来；诗钟话、革命诗话、域外诗话、滑稽诗话则突破传统内容，并以旧瓶装新酒反映出近代社会的文化异质。其中既有歌颂遗民心声的《黍离诗话》，又有反映当下文学的《赭玉尺楼诗话》；既有记录闺秀人生的《妇人诗话》，又有盛赞闺秀才情的《香艳诗话》；既有支持维新的《闻鸡轩诗话》，又有鼓吹革命的《革命诗话》；既有令人发笑的《滑稽实话》，又有谑而不虐的《游戏诗话》；既有专注唐音的《唐诗艳话》，又有支持宋调的《读杜随笔》；既有留学文人的《东居诗话》又有异域之音的《扶桑诗话》等等。从这些报刊诗话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也印证了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使得报刊诗话在内容和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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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面都有着近代文学特有的质的规定性，从而使之呈现出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新的艺术探索，女性创作意识的重视，严肃和娱乐效应的自我追求，诗史与诗话批评的理性自觉等五个方面的明显特征。正因如此，近代报刊诗话的短暂繁荣也成为近代文学特有的文化现象，其更能代表近代文学的发展状况。这些近代报刊诗话在继承古代诗话范式时又有所发展，并和小说一起代表了近代文学发展成就的两个主要方面。
[5] 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M].上海:上海集成图书公司本:5081.
[6] 记者.时评[N].时报.1905,(9).
[7] 记者.中国振兴之新纪元[N].万国公报.1905,(10). [8] 胡晓明.诗与文化心灵[M].北京:中华书局,2006:240. [9]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J].开放时代,1999(4):5-26.
[10] 徐辉.废除科举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J].厦门大学学报,2003(5):27-34.
[11]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香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12] 王先明.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分化[J].社会科学战线,1987(3):165-174.
[13] 郑逸梅,陈佐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C]//书信日记集一.上海:上海书店,1990:315.
[14]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三联书店,1955:123-125.
[15] 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00.
[16] 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M].上海:世界书局,1946:83-84.
[17] 夏晓红.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53.
注释
① 近代报刊刊载传统型诗话记事和记辞体例中，以记事体例的诗话为多。但是它与“以资闲谈”目的有着本质不同，也没有完全继承清代诗话的集成思路，而是渗透着严肃的存史意识并与近代社会的发展相始终。
参考文献
[1] 陆宝璇.满清稗史[M].北京:北京书店, 987:17. [2] 李铭慈.越缦堂诗话[M]//卷下.之下.民国本:76. [3]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M].钞本: 33.
[4] 端方.大清光绪新法令[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刊本:179-180.
Abolish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System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Poetry Theory Published b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Modern Times
LI De-qiang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As a extending existent selection system to person with ability, imperial examinations had really given birth to important influence in its beginning; however, its abuses of destroying and suppressing to person also became obviously. It was abolished by Qing Dynasty in double shocks of inner and outside. Abolish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system have brought up a special aesthetic connotation, which was inclined to new but also recall old tings, then brought important influence to the poetry theory published b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modern times. It created chance, established base to production and transition, and produced direct driving effect to the poetry theory published b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s system;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he poetry theory
编辑 刘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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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废除后的近代报刊诗话发展
□李德强 [上海大学 上海 200444]
[摘 要] 科举制是曾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中的人才选拔机制，其在产生之际确起到了许多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在摧残人才和钳制思想方面的弊病也日益明显。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其最终被清廷废除。科举制的废除造就了近代文人喜新恋旧的独特时代审美内涵，并对近代报刊诗话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不但为报刊诗话的刊载创造了契机；为报刊诗话的创作和传播奠定了大众基础；也对报刊诗话的产生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科举制；近代报刊；诗话
[中图分类号] D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13)01-0097-05
禧太后就以“时局多艰，储才为急”[5]为由宣布废
一 除科举制。自此，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人才选拔机
制——科举制走到了它生命的终点。
科举制是曾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中的人才选拔
令人诧异的是，科举制废除后并没有引起士林
机制，其在产生之际确起到了许多积极作用。它不
阶层的强烈震动，也没有引起各大报刊的过多关注，
但为中下层文士晋升为统治阶级一员创造了诸多有
只有《时报》和《万国公报》对此作出了积极评论：
利条件和操作层面的可能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
《时报》认为这是“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薄海臣
了皇权的威慑力。因而，这种考试的政治影响远远
《万国公报》也称此举乃“真民之观听”[6]的举措；
大于文学取士本身，对于巩固国家的统治有着特殊
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7]
意义。但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它在钳制思想
从士林阶层和报界对于科举废除后的冷漠态度中，
和摧残人才方面的弊病也日益明显，尤其是在明清两
也充分反映出儒家经典权威的丧失以及由此带来的
代更为突出。科举制已经由最初的得才之明路，转变
后遗症，其背后乃是社会精英阶层对清廷政权的离[1]
为“用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
心早已成为事实。
的精神鸦片，失去了它本初的意义和作用，并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二
清代中后期，中国已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危机。
科举制的产生和废除，都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但统治者仍固守科举旧制，变得盲目自大；多数知
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同样对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识分子也沉溺于科考中不问世事，甚至“苟有毫隙
的影响。从文化层面而言，科举制的废除乃是中国可乘，则营回以趋之，冒法以为之，明知其罪而不
帝制走向终结的标志，暗示出士权与皇权的分道扬暇顾。[2]为个人私利而置国家危亡于不顾，使得中
国的人才储备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新变。甲午中日镳。这使得文学从政治的束缚中解脱（并不是解放）战争后，朝野上下改革的呼声日益壮大，而首当其出来，使之成为游离于政治权利之外的相对独立的冲的就是对科举取士的强烈批判，就连光绪帝也很文化权利。文化权利的相对独立，也使得士人多以无奈地认为“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非功利的眼光对待文学创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
[3]
用之学。”正因如此，1905年9月，袁世凯等6位封文化心理的独立。与此相反，士人们往往会无意识疆大吏联名上书指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地重新发掘旧的文化资源，以填补心理上的失落和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4]当天，慈空缺，这也造成了近代文人独特的时代审美内涵—
[收稿日期] 2012 − 03 − 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末民初报刊诗话整理与研究”（10JJD75007） [作者简介] 李德强（1979 − ）男，上海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Feb.2013,Vol.15,No.1
—喜新恋旧的文化情结，而报刊诗话的产生正是这种时代审美内涵下的文学产物。因而，科举制的废除对近代报刊诗话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科举制废除后，士人对文学功利性态度的转变，为报刊诗话的刊载创造了契机。科举制废除之后，文人失去了进身之机，这不但使得他们已无法凭借背诵四书五经来安身立命；同时也淡化了士大夫阶层对于其身份的认同性，“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的人生观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因而，科举制的废除使得士林阶层在社会中扮演了变革的“推动者”角色，但是在文化中却仍以文明的传承者自居，所以士人可以接受科举制被废除的事实，但却无法接受作为精神载体的士文化被轻视的社会现实。这样的结果也导致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埋头书籍之中，不问世事；或通过创办报刊等方式重操文笔之业。这种由外而内的转化中，文人通过对艺术性的追求把自身边缘化，同时也使之暂时获得了新的精神价值所在。
近代报刊兴起之后，特别是文艺报刊和报纸副刊的流行又使得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得以兴起，重新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之所在。科举制废除后，文学与政治的利害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密切，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至此从功利性中脱离出来。因为文学与功利性是相互排斥却又无法分离的孪生兄弟，其共同推进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如果翻阅近代报刊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报刊都有旧体诗的刊载，这恰恰隐藏着士文化力量的再现。这种交流正是文人边缘化后的生存方式，也是科举废除后的士人精神支柱。这不但推进着近代报刊诗话的发展，也关系着其诗学面貌的总体倾向。
就诗话的书写而言，作为一种文学权利的评判者，它也无可避免地带有功利性目的，而且这种书写权利还是判断文人是否为“雅”的文学范式，支撑着其背后所代表的价值判断体系。因而，近代报刊诗话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诗学本身得以延续的必然，更重要的是士文化价值的重新定位和对艺术追求合力发展的结果。可以说，这种特殊文化现象的出现与科举制的废除有着直接关联。胡晓明先生评价陈衍的创作时曾说：“陈石遗写作诗话这一行为本身，即自己成为一种权威，可以左右局面、行塑诗派、推进诗风、发掘传统表彰优秀，成为一种文学力量。尤其在故国文化凋敝，诗人大梦全非，命运如各各飘飞的风前叶，陈的‘一灯说法’，恰有
凝聚人心的作用。”[8]
报刊诗话出现的意义并非仅存在于文学层面，它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更在于消弭
了科举制废除所带来的文学心理荒芜。另一方面，对艺术性的追求也是近代报刊诗话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文人精神交流的重要方式，关系着诗话的总体倾向。这种交流正是文人边缘化后的生存方式，也是科举废除后的精神支柱，推进着报刊诗话的 发展。
第二，科举制废除后，大批旧知识分子迫于生计进入城市谋生，为报刊诗话的创作和传播奠定了大众基础。传统的知识分子被迫放弃其精英身份，走向近代普通职业。士阶层的消失，同时也促进了新的知识群体形成。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主动或被迫转变为近代的官员、商人、记者、文员等各色职业，只有少数的精英知识分子潜心于书斋或交游中，以此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罗志田先生认为：“科举制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实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 它上及官方之政教, 下系士人之耕读, 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新教育体制下, 大学（一段时间内也包括中学）毕业基本在城市求职定居, 甚至死后也安葬城市, 不像以前一样要落叶归根。”[9]可见，科举制的废除使得士子们的功名之路断绝，他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安然地继续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路子，只能进入城市寻找更好的生存方式。而城市丰厚的资源为这些近代知识分子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的同时，带来了文化的下移。
近代的知识阶层主要来自传统科举出身的旧文人、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人才以及游历欧美、日本的留学生；尤其是新式学堂的兴起，对近代知识阶层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统计“新式学堂学生在1904年有近十万人，次年即增至近二十六万人，1906 年科举废除后猛增至五十五万人，1907年复增至一百零二万多人……到1909年高达近一百
六十四万之众。”[10]但问题是：
这些新式人才还未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更不用说那些“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鲁迅《藤野先生》）的留学生与旧文学之间难以割舍的心理纽带，以及存在于他们身上的传统士人优越感。至少在“五四”之前，近代文化的主流仍是以由旧转新的知识分子为生力军，而这些知识分子在脱离了传统文人生活方式的同时，又对旧文化表现出相当的精神留恋。因而，近代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士人，他们具有较深的文化积累，又受雇于近代商业社会从事文化事业的再生产和传播，但是士大夫引以为豪的载道精神和经世思想并没有随着科举制的消失而骤然的消亡，反而成为近代文人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这几方面的合力也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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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着他们对于近代文化的矛盾态度，造成了知识阶层的二元性，这种状况形成的源头始于科举制的 废除。
以近代报人为例，他们一方面通过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以引导潮流，通过写小说来赚钱以维持生计，而表现自我时往往走传统的士大夫之路。这种思想和行为的矛盾，也造成了包天笑所说的“我们写的文章动不动说妇女要解放了，而我所娶的女人，却是完全旧式，好像是事与愿违”[11]220的尴尬。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发展，也为文人的这种喜新恋旧文化情结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条件，报刊诗话的兴起乃是近代报刊文学发展的必然现象，其自有庞大的作者和读者群体为后盾。
第三，科举制废除后，报人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报刊诗话的产生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它们和传统小说的遭遇相似，都经历了普遍轻视——迅速接受——过度追捧的戏剧性过程。在近代报刊出现之际，文人普遍持有敌视的态度，而供职者也多为江南落拓文人，其工作也是被当做“不名誉”的职业，即是这些报人内心所认可的仍是走科举应试之路。如王韬在墨海书馆期间曾两次参加科考；协助传教士译书的沈毓桂在年近六旬之际，仍坚持回苏州参加科考；《申报》总编蒋芷湘在12年后参加科考得中进士，随即离开报馆；其他如蔡尔康、钱昕伯、韩邦庆等近代著名的报人都参加过科考。可见，进入报馆谋生乃是当时士子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科举制废除后，文人的仕进途径不复存在。大批的文人开始涌入报界，其角色和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人统计：20世纪初，在48名主笔、编辑与记者中，有42人拥有功名，其中有2名进士、14名举人[12]。报馆不但为这些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人生舞台，以另一种方式使其崭露头角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声誉。随着社会的发展，报刊的主笔、编辑、记者等已然成为令人羡慕的高尚职业；尤其是民国成立之后，记者俨然以“无冕之王”自居了。1912年9月，于右任《答某君书》中认为“记者之口，国民之手；记者之脑，
国民之力。”
[13]
的观点在当时即很有代表性。此时的报人已经由“江浙无赖文人”[14]123-125变成受人尊敬的思想启蒙者，其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报刊业普遍获利丰厚，报人的待遇也得到较大增长。在当时情况下，“总编辑，亦称主笔，其月薪约在一百五十元至三百元之间。次于总编辑，为编辑长，其月薪约在一百五十元左右……地方新闻编辑，其月薪约在八十
元左右。本埠编辑亦称城镇编辑，其月薪约在八十元左右。”[14] 244-245如包天笑进入《时报》时，每月就有120元的收入，而他的所有开支不过50～60元而已。[11] 316-323这已经是高收入的行列了，这也极大刺激了大批文人投入到报刊事业中，这在商业氛围最为发达的上海地区尤其突出。这种双赢的局面，一方面推动了报刊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储备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但是，这种生存状态也衍生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它导致了公共文化领域的分裂。这些近代文人在卖文的时候会为民主、自由而奋战；在作文的时候又往往沉浸在传统文化中以抚慰孤独心灵，这也造成了近代知识分子行为和思想的矛盾。李楠在评价上海小报文人时曾说：“小报文人并不不抵触现代潮流，只是当接受和‘转述’西方现代文化时，常常表现出对旧文化传统的重仰和沉溺，缺乏蜕变的勇气，从而陷入新旧交织的矛盾之中。”[15]实际上，这种生存状态不仅存在于小报文人身上，其乃是近代报人的共同文化心理状态。这种喜新恋旧的近代知识分子情结之所以出现，其中间的转换就是科举制带来的深远影响。这对近代报刊诗话而言，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以《申报》为例，其自从在创刊号上出现征稿启事以来，曾出现过“无量数斗方名士，纷纷以词章相投”[16]的局面，但却没有诗话作品的刊载；但在科举制废除后，反而出现了《竹轩诗话》、《浣山诗话》、《小鹿樵室诗话》、《蓬云小阁诗话》、《生春水室诗话》等许多诗话作品；其他报纸如《大公报》、《民立报》、《神州日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等也是如此，其在此后也出现了像《天演阁诗话》、《溲勃轩诗话》、《流芳馆诗话》、《获野诗话》、《丽则诗话》、《玉台诗话》等大量的诗话作品。可以说，
近代文人这种“有意识要新而无意识仍旧”[9]
的心态，反映出过渡时期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其对报刊诗话的刊载有着特殊的历史贡献。
三
科举制的废除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出现同样对近代文明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大作用。它促成了近代知识阶层的喜新恋旧文化情结， 使得近代文学仍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延续着旧文学的轨迹发展。尽管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不断高涨，但对于知识阶层而言，西方文化只是他们安身的必要条件，传统文学才是他们立命的重要纽带。夏晓红女士曾指出：“尽管梁启超对小说推崇备至，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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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以之为便俗的措施，专从政治上考虑，所以小说还不能取代一向视为高级文学、抒发个人情志的诗歌。小说是用来向人宣道，诗歌是用来言志咏怀，二者各有各的用处，并不互相妨害。从理智与自觉意识上，梁启超更偏向小说，而从感情与潜意识上，
他却更偏向诗歌。”
[17]
笔者认为，梁启超对于小说和诗歌的态度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反而在近代知识群中普遍存在。对于“新”、“旧”文化来说，传统文学乃是无法绕开的存在，更不用说它们区分彼此的标准乃是基于对传统文学的态度。换而言之，反叛是近代文人的历史使命，复归则是他们的自觉生存状态。这种现象的产生及其背后的深层社会文化心态演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这种二元文化心理在西方文艺理论影响下，使得近代知识阶层非常重视理论的总结；近代报刊的发展又为这种理论总结创造了创作动力和媒介支持。因而，近代报刊诗话的生成与发展是近代文学复古与革新相碰撞、中国文化与异域文明相融合的产物，它集古代诗话内容与近代变革思想于一身，并在现代传媒的刺激下繁盛一时。它涉及的内容也丰富多彩，几乎涵盖了近代文学所必须面对的复古与革新的消长、文学内部的整合与裂变、新体诗与旧体诗的论争等所有重大问题，从而使之呈现出诗史与诗话批评的理性自觉并重的特点。一方面，近代报刊诗话不但缓冲了社会形态变化给文学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也推动了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更能代表近代文学的真实发展轨迹；另一方面，近代报刊诗话的产生、发展和衰亡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以至于这些诗话作者还来不及做出更为理性的诗学思考，就被迫匆匆进入了另一个历史舞台。这也给诗话的创作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从而产生了许多粗制滥造之作。无论如何，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诗话与近代报刊的结合，乃是科举制废除后的文学发展趋势，也是近代文人群体自觉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从而推进着中国诗学文明的不断向前发展。
正因如此，近代知识阶层对文学权利的期盼，开始让位于对文学本身的关注。随着报刊文学的兴起，像诗话、文话、小说话、剧话等大量出现于报刊中。就诗话的创作和刊载而言，它的数量更是惊人。据笔者统计，自1905至1919年14年间，近代报刊共刊载出299种诗话作品。具体而言，1905～1911年，近代报刊出现了像《春风阁诗话》、《筑轩诗话》、《栩园诗话》、《蘧庵诗话》、《闻鸡轩诗话》、《芳菲菲馆诗话》、《爽籁阁诗话》、《勤补斋诗话》、《爱国庐诗话》、《寄轩诗话》、《粤西诗话》、《华严阁诗
话》、《滇南诗话》、《小奢摩室诗话》、《天风庐诗
话》、《呻吟庐诗话》、《湘魂阁诗话》、《塞庵旧话》、《黍离诗话》、《绿静轩诗话》、《迷阳庐新诗品》、《无生诗话》、《东居诗话》等32种诗话作品；1912～1916年，近代报刊产生了像《寸楼诗话》、《玉台诗话》、《绿野亭边一草庐诗话》、《闺秀诗评》、《蜕庐诗摭》、《贫窗诗话》、《光浴堂诗话》、《苍云阁诗
话》、
《溪父诗话》、《根香室杂拾》、《绮霞轩诗话》、《滑稽诗话》、《蔽庐非诗话》、《愿无尽庐诗话》、《燕子盦诗话》、《澹园诗话》、《沪滨诗话》、《香艳诗话》、《慈竹居诗话》、《蓝水书塾笔记》、《荷香馆琐言》、《五余读书廛随笔》、《特健药斋诗话》、《一虱室诗话》、《兰禅室诗话》、《喟庵诗话》等129种诗话作品；1916～1919年，近代报刊登载了像《醉里醒人诗话》、《台阳诗话》、《蕉园诗话》、《无我相室诗话》、《恨轩诗话》、《乐轩诗话》、《春明诗话》、《听竹轩诗话》、《谷香山房诗话》、《谷香山房艳体诗话》、《枕绿山房诗话》、《养拙居非诗话》、《冰冻阁诗话》、《冷香馆诗话》、《然脂新话》、《撷芬楼诗话》、《花南诗话》、《两株红梅室闺秀诗话》、《穗园诗话》、《剑庐诗话》、《匏系斋诗话》、《海月楼诗话》、《卧雪堂诗话》、《半山楼诗话》、《抱一庐诗话》等167种诗话作品。从中可见，这些报刊诗话的数量和密度并不亚于整个清代的诗话，并从不同方面和不同角度反映了近代文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 变化。
从上述可见，近代报刊诗话的数量已经非常庞大，其密度并不亚于清诗话。诗话数量在文艺性期刊与报纸中的彼消此长，也反映出社会风气和文学风貌的变化，使得近代报刊诗话具有了重要的风向标作用。这些数量庞大的报刊诗话，从不同方面和不同角度反映了近代文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变化。概而论之，近代报刊诗话主要有七大类组成，传统
型诗话①
、闺秀诗话、香奁诗话主要继承传统诗话而来；诗钟话、革命诗话、域外诗话、滑稽诗话则突破传统内容，并以旧瓶装新酒反映出近代社会的文化异质。其中既有歌颂遗民心声的《黍离诗话》，又有反映当下文学的《赭玉尺楼诗话》；既有记录闺秀人生的《妇人诗话》，又有盛赞闺秀才情的《香艳诗话》；既有支持维新的《闻鸡轩诗话》，又有鼓吹革命的《革命诗话》；既有令人发笑的《滑稽实话》，又有谑而不虐的《游戏诗话》；既有专注唐音的《唐诗艳话》，又有支持宋调的《读杜随笔》；既有留学文人的《东居诗话》又有异域之音的《扶桑诗话》等等。从这些报刊诗话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也印证了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使得报刊诗话在内容和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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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面都有着近代文学特有的质的规定性，从而使之呈现出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新的艺术探索，女性创作意识的重视，严肃和娱乐效应的自我追求，诗史与诗话批评的理性自觉等五个方面的明显特征。正因如此，近代报刊诗话的短暂繁荣也成为近代文学特有的文化现象，其更能代表近代文学的发展状况。这些近代报刊诗话在继承古代诗话范式时又有所发展，并和小说一起代表了近代文学发展成就的两个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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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近代报刊刊载传统型诗话记事和记辞体例中，以记事体例的诗话为多。但是它与“以资闲谈”目的有着本质不同，也没有完全继承清代诗话的集成思路，而是渗透着严肃的存史意识并与近代社会的发展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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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lish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System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Poetry Theory Published b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Modern Times
LI De-qiang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As a extending existent selection system to person with ability, imperial examinations had really given birth to important influence in its beginning; however, its abuses of destroying and suppressing to person also became obviously. It was abolished by Qing Dynasty in double shocks of inner and outside. Abolish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system have brought up a special aesthetic connotation, which was inclined to new but also recall old tings, then brought important influence to the poetry theory published b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modern times. It created chance, established base to production and transition, and produced direct driving effect to the poetry theory published b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s system;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he poetry theory
编辑 刘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