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城市平民的兴起与秦末战争* 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城市平民的兴起与秦末战争*
何 一 民 冯 剑
[摘 要] 秦末战争为农民起义的说法，值得商榷。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王迹之兴，起于闾巷。”考诸秦末起义各路豪杰，其领导群体大多是来自城市中的中下层平民，而非农民，即使是陈胜也非农民。秦末起义的领导群体之所以“起于闾巷”，是与先秦时期城市的发展，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关系的。春秋战国至秦，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上的礼崩乐坏，城市的数量、规模以及功能性质都发生了变迁。城市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士成为城市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商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城市下层社会的各色平民也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秦朝统一后，加强了对城市社会的控制，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秦末起义的爆发和秦朝政权的速亡。秦末起义是一场发生在城市社会中以反抗暴政为号召的权力转移战争，改变了夏、商、周权力更替的模式，开启了“平民”可以建立王朝的时代。
[关键词] 秦末起义；平民；城市变迁
长期以来，大陆学术界都将秦末战争表述为农民起义，一个重要的理由即最先发动起义的陈胜、吴广等起义领袖出身于农民，其所率领的起义基本队伍也是以农民为主。近年来有学者对这种说法提出了一些质疑。如夏增民提出了六国复辟战争的说法*【注】夏增民：《秦末战争性质异说——兼论楚、汉分封问题》，《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14～20页。。首先，农民起义说的关键理由——陈胜、吴广是否为农民就存在疑问，已经有研究表明陈胜、吴广并非出身于农民，而是居住在城市中的平民*【注】《史记·陈涉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49页。注一《索隐》：“韦昭云属颍川，《地理志》云属汝南。不同者，按郡县之名随代分割。盖阳城旧属汝南，(史迁云)今为汝阴，后又分隶颍川，韦昭据以为说，故其不同。他皆放此。”《正义》：“即河南阳城县也。”注二《索隐》：“夏音贾。韦昭云：‘淮阳县，后属陈。’”《正义》：“《括地志》云：‘陈州太康县，本汉阳夏县也。’”当代学者关于陈胜故里的说法主要有：颍川说，即河南登封县；汝南阳城说，分为河南商水县和平舆县两种；固镇县说，即安徽固镇县阳城；安徽宿县说；方城说，今方城境内的南阳阳城。参见魏嵩山：《陈胜故里新探》，《求索》1988年第3期，第121～122页。谭其骧：《陈胜乡里阳城考》,《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第147～149页。张耀征：《陈胜乡里阳城新考》，《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59～64页。齐克省：《陈胜生地阳城应在今固镇县境》，《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第71～75页。杨钰侠：《陈胜里籍与身份探微》，《宿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第22～24页。贺金峰：《陈胜故里方城考》，《开封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5页。这些考证利用了文献、考古等多种方法进行，但是，不论哪种说法，陈胜故里都是一座城市无疑，且为交通要冲，是地理位置重要的城市。陈胜出身问题与之相关，有贵族说、地方豪强说、迁徙闾左说以及贫苦农民说等。参见曾祥文：《陈胜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第52～55页。孟明汉、廖文俊：《关于陈胜出身问题的探讨》,《阴山学刊》1993年第2期，第46～54页。张天社:《陈胜出身及有关问题的考辨》，《唐都学刊》2012年第4期，第84～89页。学者主张陈胜乃下层人物为主流，但是陈胜是否生活在城市中没有直接的证据，如果其身份为贵族、地方豪强或迁徙闾左则可以认为其在城市中生活。即使为贫苦农民也不能否定他生活在城市，因为汉代城市中是存在农民的，而且在乡村生活无法解释陈胜丰富的信息来源等问题，参考下文。。其次，陈胜、吴广起义所率的九百闾左，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研究者认为闾左就是城市贫弱者；也有研究者认为闾左实际上是基层政权中的实力派；另有研究者认为闾左的来源非常复杂，主要来自城市的下层社会*【注】卢南乔：《“闾左”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11期，第71～74页。王子今：《“闾左”为“里佐”说》，《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第63～69页。辛德勇：《闾左臆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47～151页。臧知非：《“闾左”新证——以秦汉基层社会结构为中心》，《史学集刊》2012年第2期，第41～46页。。有学者认为闾左就是里佐，如臧知非认为闾本是基层居民组织，后指里门，闾左即里门左侧。里的设置和居民分布有严格规定，街巷墙垣、道路林木、里门数量依制而定；里民则根据身份等级，各有相应居住区，五家为伍，比邻而居，相互监督，可见闾左也是城市里的居民*【注】臧知非：《“闾左”新证——以秦汉基层社会结构为中心》，《史学集刊》2012年第2期，第41～46页。。以上相关研究虽然对闾左有不同的解读，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其并非农民。因此，可以说陈胜、吴广起义的基本队伍不是农民而是城市平民。此外，陈胜、吴广所领导的起义虽为秦末战争的导火线，但为时甚短，而秦末战争持续数年，群雄并立，各路起事军队的领导者和骨干成分构成十分复杂，蜂拥而起的群雄大都不是来自于农村的农民，而是来自城市的平民或者官员、贵族。司马迁在秦末战争百年之后总结秦末群雄出身的时候曾经这样描述：“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第760页。司马迁非常敏锐地指出了秦末群雄的出身是出自于城市闾巷之中，但是为什么王者会出自于城市闾巷，司马迁并没有分析其中的原因，而是归于天意。本文认为，秦末战争的主要领导群体之所以来自城市闾巷而非乡村，是与先秦时期城市的大发展，城市平民阶层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的。本文试就此问题进行初步的探析，以就教方家。
一 兴起于闾巷的王者与群雄
所谓闾巷，原本指里门街巷*【注】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段注》，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版，第622页。，闾就是里门，巷指街巷，闾巷一般泛指城市街道，也可延伸其意则指城市中的普通居民。司马迁所谓的“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应指秦末战争的王者主要是来自城市闾巷中的中下层。闾巷一词在战国秦汉时期的著述中使用较普遍，如《战国策·秦策一》有：“卖仆售乎闾巷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乡曲者，良妇也。”*【注】《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此处将闾巷与乡曲相对应，实则分别代表了城、乡。统观秦末群雄的出身来源，正如司马迁所说，的确大部分来自于闾巷*【注】《史记·韩信卢绾列传》：“陛下擢仆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第2635页)韩王信是刘邦在打下阳城后找到的，由此可见，韩王信隐居于阳城的下层居民中。他所谓的闾巷，也应该是指在城市中的里门街巷。，这些人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秦以前城市中的各国没落的王公贵族后代或者宾客，他们在秦灭其国后，居于不同城市的闾巷之中，等待时机复仇和复国，典型者如项羽：“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注】《史记·项羽本纪》，第295页。注一《集解》:“《地理志》临淮有下相县。”《索隐》：“县名，属临淮。案：应劭云‘相，水名，出沛国。沛国有相县，其水下流，又因置县，故名下相也。’”《正义》：“《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宿豫县西北七十里，秦县。’”注六《索隐》：“《地理志》有项城县，属汝南。”《正义》：“《括地志》云：‘今陈州项城县城即古项子国。’”项羽所在的项下县属于临淮，应为一个古代的县城。
又如留侯张良，“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秦灭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注】《史记·留侯世家》，第2033页。注三《索隐》：“良既历代相韩，故知其先韩人。顾氏按：《后汉书》云张良出于城父，城父县属颍川也。”《正义》：“《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郏城县东三十里。’”。张良曾到处流浪，寻找机遇，而机遇则只能是在城市之中寻找。魏咎原来是城市贵族，陈胜欲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受，迎魏咎于陈。五反，陈王乃遣立咎为魏王”*【注】《史记·魏豹彭越列传》，第2589页；《汉书·魏豹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45页。。
为秦所灭诸侯城市中的宾客也有人成为群雄之一，如张耳“大梁人也。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又“陈馀者，亦大梁人也，好儒术，数游赵苦陉。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陈馀非庸人也”*【注】《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第2571页。注一《索隐》：“臣瓒云：今陈留大梁城是也。”。
第二类是一些在秦朝城市中任职的中下级官吏，他们出于各种原因参加了起义，如张苍“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苍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遂从西入武关，至咸阳”*【注】《史记·张丞相列传》，第2675页。。
第三类是来自城市底层社会的各色人等，如刘邦、陈胜、吴广、彭越、黥布、韩信、陈婴等。刘邦为“丰邑中阳里人”*【注】《史记·高祖本纪》，第341页。注二《集解》：“李斐曰：‘沛，小沛也。刘氏随魏徙大梁，移在丰，居中阳里。’”孟康曰：‘后沛为郡，丰为县。’”《索隐》：“按：高祖，刘累之后，别食邑于范，士会之裔，留秦不反，更为刘氏。刘氏随魏徙大梁，后居丰，今言‘姓刘氏’者是。”，后为亭长，但“延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注】《汉书·高帝纪》，第2页。。彭越“昌邑人也，字仲。常渔钜野泽中，为群盗。陈胜﹑项梁之起，少年或谓越曰：‘诸豪杰相立畔秦，仲可以来，亦效之。’彭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注】《史记·魏豹彭越列传》，第2591页。注一《正义》：“汉武更山阳为昌邑国，有梁丘乡。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县东北三十三里。”黥布“六人也，姓英氏”*【注】《汉书·黥布传》，第1881页。师古曰：“六，县名也。”。淮阴侯韩信是一个城市里的寄食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注】《史记·淮阴侯列传》，第2609页。。陈婴“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注】《史记·项羽本纪》，第298页。注八《集解》：“张晏曰：陈婴母，潘旌人，墓在潘旌。”《索隐》：“按：潘旌是邑聚之名，后为县，属临淮。”(《史记·项羽本纪》，第299页)，最后投靠到了项梁门下*【注】《汉书·陈胜传》，第1797～1798页。。
此外，秦末群雄帐下的一些重要人物也主要是来自城市闾巷，如项羽的重要谋臣“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注】《史记·项羽本纪》，第300页。《集解》：“亚父冢在庐江居巢县郭东。居巢廷中有亚父井，吏民皆祭亚父于居巢廷上。长吏初视事，皆祭然后从政。后更造祠郭东，至今祠之。”(《史记·项羽本纪》，第326页)。刘邦的助手，西汉开国功臣之一的陈平长期在城中游学，有张负者“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以席为门，然门外多长者车辙”*【注】《汉书·陈平传》，第2038页。。可见，陈平也是城市闾巷之人。郦食其为刘邦的重要谋臣，早年为城市中闾里的守门人，“陈留高阳人也。好读书，家贫落魄，无衣食业。为里监门，然吏县中贤豪不敢役，皆谓之狂生”*【注】《汉书·郦食其传》，第2105页。。
刘邦起事时的主要骨干均为其家乡沛县的小吏或城市平民，大部分与刘邦在早年就结成了利益关系共同体。萧何“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注】
《史记·萧相国世家》，第2013、2021页。曹参“沛人也。秦时为沛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居县为豪吏矣
。卢绾“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注】《史记·魏豹卢绾列传》，第2637页。。樊哙“沛人也，以屠狗为事。后与高祖俱隐于芒砀山泽间”*【注】《汉书·樊哙传》，第2067页。。王陵“沛人也。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阳，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但是后来因为项羽烹了他的母亲，“陵卒从汉王定天下”*【注】《汉书·王陵传》，第2046、2047页。。周绁“沛人也。以舍人从高祖起沛”*【注】《汉书·周绁传》，第2088页。。周昌“沛人也。其从兄苛，秦时皆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击破泗水守监，于是苛、昌以卒史从沛公，沛公以昌为职志，苛为客”*【注】《汉书·周昌传》，第2094页。。任敖“沛人也，少为狱吏。高祖尝避吏，吏系吕后，遇之不谨。任敖素善高祖，怒，击伤主吕后吏”*【注】《汉书·任敖传》，第2098页。。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以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强。高祖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注】《汉书·周勃传》，第2050～2051页。。夏侯婴“沛人也。为沛厩司御，每送使客，还过泗上亭，与高祖语，未尝不移日也。婴已而试补县吏，与高祖相爱。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告故不伤婴，婴证之。移狱覆，婴坐高祖系岁余，掠笞数百，终脱高祖”*【注】《汉书·夏侯婴传》，第2076页。。从以上所引资料来看，刘邦起事时主要的将领皆是来自其家乡城市的下层小吏或是从事其他职业的下层人物。
另外，起义者的骨干力量和基本队伍也多来自城市下层。除前面提到的随陈胜率先起义的人员外，项梁、项羽起事之时的基本力量也是以城市的平民为主。项梁叔侄在陈胜起义后，杀会稽太守，“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谕以所为，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项氏起兵的基本队伍八千子弟主要是城市里的豪杰或者士兵之类。跟随陈婴的东阳少年也应是县城中的下层群众*【注】《汉书·项籍传》，第1797页。。刘邦的基本部队也是以沛县的城市平民为主，“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还守丰”*【注】《史记·高祖本纪》，第350页。。彭越的追随者则是昌邑国中的城市平民少年，“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注】《史记·魏豹彭越列传》，第2591页。。这些城里的平民少年豪俊在其后成为彭越的主力部队。后来被项羽封为九江王的黥布，被送到骊山服徭役，“丽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杰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注】《史记·黥布列传》，第2597页。。后来这些人成为其起家造反的基本队伍。所谓的“徒长豪杰”，概为类似刘邦、陈胜之流的来自城市中的征发徭役的基层组织者。
二 春秋战国以来的城市发展与城市平民的兴起
秦末战争的领导者和骨干之所以是以城市平民为主——“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其历史背景就在于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平民阶层的兴起和壮大。
所谓的城市平民是指与官和贵族等特权阶层相对应的城市社会阶层。春秋战国以来，城市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平民阶层的内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百姓”在春秋之前是贵族的称呼，而战国时期已经成为“平民”的一种称谓了。战国至秦时期，城市平民主要包括城市中的士人、工商业者以及其他非奴隶身份的人。随着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城市平民阶层也不断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城市出现大发展，先是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频繁的战乱，各国统治者为了战争和国家安全的需要而广筑城池，从而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筑城运动*【注】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354页。。小的诸侯国修筑有十余个城或数十个城，大的诸侯国则修筑有上百个城。由于生产力进步，各国在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威力也大幅提高，如铁器以及巨大的远程抛石机等运用于战争，迫使各国不仅纷纷修筑城墙以增加防御能力，而且对城墙的建筑质量和形制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故而推动了城池结构改革和城池防御设施的增加。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因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战争的需要和“礼崩乐坏”等多种因素，不仅促进了城市数量的增多，而且也推动了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诸侯国都城规模因政治中心聚集作用而优先发展，如兴建于春秋时期的韩都新郑、秦都雍城、鲁都奄的面积都在10平方公里以上，超过了东周王城的规模。兴筑于战国时期的赵都邯郸、齐都临淄、楚都寿春、秦都咸阳、燕之下都的面积都已达20～30平方公里左右。故《战国策》称：“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注】《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78页。战国时期，列国境内已是无邑不城，无郡县不城。如韩国上党一个郡就设有17个县，各县皆筑有城。魏国在河东方圆400多里的地方就修筑了60余座城池。战国时期交通的发展以及道路新格局的形成，不仅利于行军作战，更利于人口和经济要素的流动，进一步推动了战国时期城市之间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由此推动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空间分布的密度也增大。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发达的关中地区以及黄河中下游一带出现了连城千百的景象，在秦末起义的首发区域——淮河与长江中下游一带也出现了密集的城市，“在若干地区出现了区域城市体系：关中城市体系、长江下游城市体系、川西平原城市体系。这些区域城市体系内的城市分布相当密集，部分城市之间的距离仅约10～20公里”*【注】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页。。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制度的变迁也推动了城市制度的变化。春秋末期以后，随着郡县制的建立，郡、县长官治所也开始筑城，其时设郡县之处必有城，城市之邑多为县，故史书上往往“城”与“县”互称；一些小国都邑为大国吞并后也直接改建为郡、县治所。城与治所的合一，对于中国城市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开始出现与国都和采邑不同性质的新的城市类型——地方行政建置城市。由于战国时期政治体制的变革，形成于西周的城邑等级制已经完全解体，新的城市行政等级制逐渐形成，从而为秦统一中国后所建立的都城—郡—县城市行政等级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迁，导致城市功能发生了变化。西周时期，城市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春秋战国以后，在城市政治军事功能得到发展的同时，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也得到发展。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交通的发展，由此推动了经济要素和社会要素的流动以及区域性市场的初步形成，部分重要城市的经济功能不断增强，成为区域的经济中心*【注】参见《史记·货殖列传》，第3261～3270页。。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工商食官”制度开始被打破，大批有着自由身份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到城市中进行非农业的专业活动，城市的商品市场也随之而兴起，一是为本城市服务的城市经济功能增强；二是为城市以外地区服务的经济功能也得到发展，而后者则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由此各诸侯国都城的经济聚焦力和辐射力都大大加强，推动各国都城成为本国的经济中心。另外，也有部分交通地理位置优越的区域枢纽城市因资源、商品和人口的聚集而向经济都会转型。春秋战国时期，城市文化也得到大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都相继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并推动城市与城市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以都为主的部分重要城市的文化功能也得到增强，以从事文化活动为主的士人形成一个新兴阶层，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成员之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社会的异质化加强，阶级、阶层出现进一步分化，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城市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士、工、商等阶层的人口在城市中的比例日益增加。
首先是士阶层的崛起。士不仅在战争中显示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士人数量扩大，其社会属性也发生了变化。不仅是武士数量庞大，而且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士人开始崛起。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士的职业种类也不断增多，其时有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游学之士、法律之士、侠士、庶士等。各国统治者为了富国强兵，对士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统治者大兴养士之风，“诸候卿相，皆争养士”。“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谈者六千人，魏文候、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注】苏轼：《东坡志林》卷5《游士失职之祸》，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8页。由此可见，士已成为城市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士人的崛起，这些士人逐步成为不同阶层的代言人，分别代表了城市不同阶层的利益，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政治主张。战国时期，士已经初步形成一个阶层，虽然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性并不强，往往依附于统治阶级，但这个群体人数日益增多，在城市中非常活跃，并且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议论纵横的文士、宾客和游侠仗义的武士在各国城市之间往来穿梭，形成了一张张社会人际关系网络，而这些人际关系网络上与君王相连，下与城市平民相通。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国相互竞争，政治较为开明，故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反映的是各种不同政治观念的知识分子的不同的治国思想和文化观念的争鸣，他们具有政治上的理想，希望以自己的学说来一统天下，治理国家。由于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的宽松，不少士人在城市中广授学徒，形成若干学派。秦朝建立后，对这些流派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善待法家，以吏为师，而对其他各家各派则较为疏远*【注】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43～258页。，甚至还采取极端的手段，实行“焚书坑儒”，企图统一思想意识。但秦朝的暴政并未有效地将士人群体都严格控制住，仍然有若干不同学派的士人在城市中传布自己的学说，对秦国意识形态以及合法性造成了一种冲击。
其次，随着社会大分工的深化，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工商业者兴起。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普遍使用，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农业、手工业都出现了较大的发展，不仅官营手工业的人数大增，而且民营手工业也出现大发展，因而手工业者也形成了一个群体。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在较为发达的诸侯国中商业也从手工业中分离出现，成为独立的行业，一个数量较为庞大的商人群体也开始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工商业的繁荣，一些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发展成为工商业城市：陶、临淄、邯郸、下都、濮阳、郑、荥阳、瞧阳、彭城、陈、寿春、蓟、温、轵、洛阳、阳翟、宛、郢、雍、栎阳、姑苏、成都等城市皆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工商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拥有巨资的大商人。这些大商人不仅拥有巨额的财富，而且有的还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将参与政治做为财富增值的手段。他们往往以某种政治力量为后盾，成为在城市中敢与诸侯分庭抗礼的势力*【注】参见《史记·货殖列传》，第3258～3280页。。如吕不韦作为一个家累千金的大商人，以质押邯郸的子楚为“奇货可居”，从而成为秦代政治的幕后操纵者，对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注】参见《史记·吕不韦列传》，第2506～2510页。。春秋战国时期，工商业发展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工商业内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如雇工中有庸徒、庸民、庸客、庸保、凭庸、凭市庸等区分。如果从行业来看，手工业则划分为木工、石工、玉人、铸工、纺织工、漆工等，商人则有官商、私商、行商、坐商、大商、小贩等。工商业者往往聚族而居，手艺家传，分工协作，集中经营，成为城市中的主要居民之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推动了服务业和娱乐业的兴起，卜者、医者、日者、修鞋补席者、厨子、屠夫、乐人、倡优、妓女等也在各国城市中普遍出现，导致城市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但总体说来，战国时期，除统治阶级之外，士人和工商业者已经成为城市人口的主体*【注】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第122页。。
春秋战国时期，贵族逐渐没落，平民阶层崛起，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实际上就是中下层人士崛起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平民阶层的出现，从事各种行业的平民开始活跃在城市政治舞台上，成为城市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贵族公卿们豢养的宾客中，各色人物无所不包，甚至是一些来自闾巷的鸡鸣狗盗之徒*【注】参见《史记·孟尝君列传》，第2353～2355页。，如毛遂、侯生之类的下层人物在这个时期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历史活剧。
三 城市社会的聚集性与“王迹之兴，起于闾巷”
农村的本质就是分散，而分散则使农村难以产生杰出人物。与之相反，城市的本质就在于集中，各种社会要素的集中，正是分散和集中的区别导致了秦末起义的领导者和骨干力量不是来自于农村，而是来自于城市。与夏、商、周权利更替的领导者是诸侯和贵族不同，秦末战争的领导者大多是来自城市平民群体，即使有部分出身于六国贵族的人物，但也因其国被秦所灭而降为一般平民，失去了原有的贵族身份。战国时期，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人口的异质性增强，工商业者和士人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风云突变的政治斗争和宽松的政治文化生态环境，促进了人才的聚集，从而为杰出人物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春秋战国以降，各诸侯国为了争霸天下，或者为了不被吞并，不断励精图治，发展经济和军事，同时尽量采取各种优惠措施来招揽人才，因而各国的都城和重要城市成为汇聚天下人才的中心。能否争取到天下人才，成为各国扩张势力和提升国力的重要体现，从李斯的《谏逐客书》中可见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全国，与其延揽各国的人才有着直接的关系。各种人才在城市的聚集，与城市发展互为因果。城市的发展为人才的聚集创造了基础条件，而人口的移动和频繁交流则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如士人游历游学风气的兴起，百家学派的交锋交流，城市私学教育的发展，都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或间接的作用：
1.战国时期城市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碰撞的精神文化中心，而思想的激荡对于人们观念的变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动荡的环境之下，束缚人们思想的礼制也开始解构，从而出现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局面。正是在这种思想解放的背景下，传统的血统观念被打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应为“德者居之”等观念开始在城市社会的中下层中流传，使一大批类似陈胜、刘邦等的社会中下层人士具有了反抗精神，使他们敢于突破等级尊卑的限制，敢于向贵族血统政治挑战。汉高祖刘邦在咸阳时曾“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注】 《史记·高祖本纪》，第344、341～350页。项羽也是从年青时就萌生了争霸天下的雄心壮志，“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注】《史记·项羽本纪》，第296页。陈胜也曾在未起事前叹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注】《史记·陈涉世家》，第1949页。陈平虽是黄老之道的信仰者，在娶富家女后地位有了提高，成为社中宰，但是他内心却有着更高的理想：“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注】《史记·陈丞相世家》，第2052页。
城市是政治思想的发源地，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发展为秦末起义者提供了思想温床，也为起义者的行动提供了合法性思想来源和扩散的平台，如汉高祖刘邦起事之时即以斩白蛇而预示天命五行之循环，抬高其身份；起兵之日，刘邦等人又在沛庭祭祀黄帝与蚩尤，崇尚赤色，与秦的所谓水德相对立，进一步标榜自己的合法性。五行终始的王朝循环观念，在春秋战国已经逐步形成，并为人们认可*【注】 《史记·高祖本纪》，第344、341～350页。。
2.城市还是人才的培养基地，各派学者游走在城市中，择天下贤才而教育之，使之成为学派传人，印证自己学说的“真理性”，从而努力去实现自己学派的政治理想。这些士子学人在城市中广泛传播不同的学说，同时大量培养人才，并伺机而动，择明主而辅佐之。秦末起义者的重要人物或骨干分别来自不同学派：有的来自儒家，如“陈馀者，亦大梁人也，好儒术，数游赵苦陉”*【注】《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第2571页。。孔子的后代孔鲋也加入了陈胜的起义军中。“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注】《史记·孔子世家》，第1947页。陈平是黄老学者，他爱好黄老之道，“游道日广”*【注】《汉书·陈平传》，第2039页。。萧何等人则是以吏为师的小官，卢绾与刘邦同里，“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注】《史记·魏豹卢绾列传》，第2637页。。作为韩国后人的张良四处游学，师从兵家的学者*【注】《史记·留侯世家》，第2034～2035页。。郦食其因为家在陈留，留心天下大势而劝说刘邦：“据陈留之城，而食其积粟，招天下之从兵；从兵已成，足下横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刘邦因为听了他的话“舍陈留南城门上，因其库兵，食积粟，留出入三月，从兵以万数，遂入破秦”*【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2705页。。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和思想的解放，培养了秦末起义的领导群体。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相比则孤立分散，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城市居民相互之间容易建立密切的联系，形成复杂的关系网络。城市的分工和各种社交平台，容易使原本互相不认识的人走在一起。地缘、业缘不是城市居民交往的唯一纽带，志趣相投、思想观念相同也往往成为联系城市人群的纽带。秦末起义领导群体大都是生活在城市中的活跃人物，他们或因其才能出众建立了威信，或善于交友而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为日后崛起打下了基础。刘邦虽然是一个不入流的亭长，但他胸怀大度，对人宽容，慷慨豪爽，为人仗义，敢作敢当，深为周围的人们所赞赏，这种个性成为日后人们追随他成就霸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刘邦等人所具有的“英雄”品质正是时代所呼唤的与“暴秦”所不同的人格的体现*【注】参见《史记·高祖本纪》，第342～362页；《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42～262页。。项梁的威信和人脉不仅来自其贵族血统，更主要的是来自他在吴中从事徭役和主办丧事的才干，故吴中人士都对项梁十分敬佩。项梁也正是利用这些条件聚集了日后的反抗力量*【注】参见《史记·项羽本纪》，第296～298页。。陈平的才干和人脉也是在城市中培养的，他在娶了城中富户张氏女之后，才广泛交游，锻炼了自己的才干，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络*【注】《汉书·陈平传》，第2038页。。
秦末起义的领导者多具有远大的志向，这种志向是作为分散个体的农民所不能产生和不能理解的，正如陈胜所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些有着远大志向的城市平民往往都身处社会中下层，遭受各种不公平待遇，使他们对秦朝的暴政心怀不满，由此滋生反叛情绪。他们不愿意逆来顺受，在关键时刻选择了造反*【注】《汉书·陈胜传》，第1785页；《史记·高祖本纪》，第350页。。六国贵族后裔参加起义的动机与众有所不同，但对于大多数起义参加者来说，秦朝暴政所激发起来的社会矛盾与他们个人在城市中的不平或悲惨遭遇相结合，最终导致了其参与起义。韩信就是一个在城市中有着悲惨经历的人。他因无谋生技能而无法生存，“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注】《史记·淮阴侯列传》，第2609页。。后来韩信在城市中又受到了淮阴少年的胯下之辱*【注】《汉书·韩信传》，第1861页。。最终，韩信为了改变命运而参加起义，成为秦末起义队伍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栾布则是一个城市中的复仇者：“彭越为家人时，尝与布游，穷困，卖庸于齐，为酒家保。数岁别去，而布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为其主家报仇，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注】《汉书·栾布传》，第1980页。可见，秦朝严酷的法律制度和社会贫富贵贱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使那些生活在城市底层社会的人们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转而参加起义，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尽管本文强调城市平民才是秦末起义的领导者，其骨干也主要是城市平民，秦末战争并不是农民起义，但是笔者也不否定大批农民参与了起义，成为起义的主力军。秦末农民之所以没有能够成为起义的领导者，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农村的分散性，人口、资源、土地和信息等各种要素的极度分散，这种分散性很难使他们之中有杰出人物脱颖而出。也正是这种分散性特点，使农民不能完成领导大规模起义的使命，他们作为小生产者无法有效地将分散的人群组织起来，因而农民只能充当起义队伍的主力军。只有城市才能够产生有思想、有威望、有组织能力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杰出人物，只有这些杰出人物才能够把握时代脉搏，才能成为司马迁所称的“王者”，从而完成社会改造和权力转移的重大历史使命。
四 结 语
秦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推动了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发展，城市社会结构也随之变化。秦王朝虽然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但是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社会变革，城市功能发生很大变化，城市人口构成也发生巨变，因而城市的发展为秦末战争培养了领导者。城市从形成开始就是阶级分化社会中主要的权力集装器，但也是“各种分裂势力的容器”。城市中不同的利益团体，对王权有着对抗和消解作用，城市的各种因素在有利于维护王权的同时，也存在着王权转移的因素，秦朝的暴政使城市成为各种“分裂势力”的容器和温床。秦末群雄并起的战争领导群体主要来自于城市平民，而非农村的农民，是由城市的本质所决定的。城市的本质就是聚集，城市聚焦了各种社会要素、经济要素和文化要素，正是各种要素的聚集，推动了杰出人物的产生。秦末城市平民是战国时期伴随城市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社会群体，他们有思想，有志向，有组织能力和社会关系网络，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下层，但在城市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人脉和威望是他们成为起义领导者的重要资源。由此可以看到，城市平民之所以成为秦末战争的领导力量，其历史背景就是春秋战国至秦朝的城市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以及精神文明的发展和变迁。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区域市场的初步形成以及交通的发展，为全国规模大起义打下了物质基础；秦朝严密的社会组织反而成为培养起义领导者的社会威望和建立社会人脉关系的依托；秦朝严酷的法律制度使起义者们自发地结成命运共同体；秦朝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政策和文化立场使战国百家争鸣的各派学者蛰伏于城市中待机而动，并为起义提供了一批智力人才；而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则与秦朝酷法所激起的不满形成合力，为起义提供了驱动力。正如有学者所称：“城市，作为在文化传播中仅次于语言的一项宝贵的集体性发明，从其产生之初便成了内部各种分裂势力的容器，被用于无休止的破坏和灭绝活动。”*【注】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综上所述，秦末战争并非农民起义，实际上是一场发生于城市的权力更替战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思想的提出，改变了夏、商、周权力更替的模式，开启了“平民”可以建立王朝的时代*【注】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8页。。
【责任编校 徐 莹】
The Rise of King from Town Alley:The Rise of Town Civilian and the War in the End of the Qin Dynasty
Heng Yimin and Feng Jian
Abstract：It’s debatable the war in the end of the Qin dynasty was a peasant uprising.Si Maqian in Shih Chi pointed that the rise of king from alley.Based on that，people could find that most of the leaders in uprising in the end of the Qin Dynasty came from the lower civilians instead of farmers，even Chen Sheng was not an exception.The reason for the phenomenon discussed above wa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as well as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pre Qin period.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Qin dynasty，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economy and political breakdown，the number，size and function of city had changed.The city life also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businessmen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 life，the lower class began to play roles political life.After the Qin’s unity，the ruler strengthened the control of the city society，and at the same time，intensified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which led to the fall of the Qin dynasty.The uprising in the Qin dynasty happened in city，thus changed the pattern of traditional power substitution，and in the new pattern the ordinary civilian can establish a dynasty.
Keywords：uprising in the end of the Qin dynasty;civilian;the change of city
[中图分类号] 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7)02-0021-09
收稿日期：2016-02-17
*【注】*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城市通史编纂”(12AZD083)。
作者何一民，四川大学城市史研究所教授；冯剑，四川大学城市史研究所博士后工作站研究人员。四川，成都，610065。
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城市平民的兴起与秦末战争* 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城市平民的兴起与秦末战争*
何 一 民 冯 剑
[摘 要] 秦末战争为农民起义的说法，值得商榷。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王迹之兴，起于闾巷。”考诸秦末起义各路豪杰，其领导群体大多是来自城市中的中下层平民，而非农民，即使是陈胜也非农民。秦末起义的领导群体之所以“起于闾巷”，是与先秦时期城市的发展，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关系的。春秋战国至秦，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上的礼崩乐坏，城市的数量、规模以及功能性质都发生了变迁。城市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士成为城市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商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城市下层社会的各色平民也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秦朝统一后，加强了对城市社会的控制，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秦末起义的爆发和秦朝政权的速亡。秦末起义是一场发生在城市社会中以反抗暴政为号召的权力转移战争，改变了夏、商、周权力更替的模式，开启了“平民”可以建立王朝的时代。
[关键词] 秦末起义；平民；城市变迁
长期以来，大陆学术界都将秦末战争表述为农民起义，一个重要的理由即最先发动起义的陈胜、吴广等起义领袖出身于农民，其所率领的起义基本队伍也是以农民为主。近年来有学者对这种说法提出了一些质疑。如夏增民提出了六国复辟战争的说法*【注】夏增民：《秦末战争性质异说——兼论楚、汉分封问题》，《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14～20页。。首先，农民起义说的关键理由——陈胜、吴广是否为农民就存在疑问，已经有研究表明陈胜、吴广并非出身于农民，而是居住在城市中的平民*【注】《史记·陈涉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49页。注一《索隐》：“韦昭云属颍川，《地理志》云属汝南。不同者，按郡县之名随代分割。盖阳城旧属汝南，(史迁云)今为汝阴，后又分隶颍川，韦昭据以为说，故其不同。他皆放此。”《正义》：“即河南阳城县也。”注二《索隐》：“夏音贾。韦昭云：‘淮阳县，后属陈。’”《正义》：“《括地志》云：‘陈州太康县，本汉阳夏县也。’”当代学者关于陈胜故里的说法主要有：颍川说，即河南登封县；汝南阳城说，分为河南商水县和平舆县两种；固镇县说，即安徽固镇县阳城；安徽宿县说；方城说，今方城境内的南阳阳城。参见魏嵩山：《陈胜故里新探》，《求索》1988年第3期，第121～122页。谭其骧：《陈胜乡里阳城考》,《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第147～149页。张耀征：《陈胜乡里阳城新考》，《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59～64页。齐克省：《陈胜生地阳城应在今固镇县境》，《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第71～75页。杨钰侠：《陈胜里籍与身份探微》，《宿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第22～24页。贺金峰：《陈胜故里方城考》，《开封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5页。这些考证利用了文献、考古等多种方法进行，但是，不论哪种说法，陈胜故里都是一座城市无疑，且为交通要冲，是地理位置重要的城市。陈胜出身问题与之相关，有贵族说、地方豪强说、迁徙闾左说以及贫苦农民说等。参见曾祥文：《陈胜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第52～55页。孟明汉、廖文俊：《关于陈胜出身问题的探讨》,《阴山学刊》1993年第2期，第46～54页。张天社:《陈胜出身及有关问题的考辨》，《唐都学刊》2012年第4期，第84～89页。学者主张陈胜乃下层人物为主流，但是陈胜是否生活在城市中没有直接的证据，如果其身份为贵族、地方豪强或迁徙闾左则可以认为其在城市中生活。即使为贫苦农民也不能否定他生活在城市，因为汉代城市中是存在农民的，而且在乡村生活无法解释陈胜丰富的信息来源等问题，参考下文。。其次，陈胜、吴广起义所率的九百闾左，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研究者认为闾左就是城市贫弱者；也有研究者认为闾左实际上是基层政权中的实力派；另有研究者认为闾左的来源非常复杂，主要来自城市的下层社会*【注】卢南乔：《“闾左”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11期，第71～74页。王子今：《“闾左”为“里佐”说》，《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第63～69页。辛德勇：《闾左臆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47～151页。臧知非：《“闾左”新证——以秦汉基层社会结构为中心》，《史学集刊》2012年第2期，第41～46页。。有学者认为闾左就是里佐，如臧知非认为闾本是基层居民组织，后指里门，闾左即里门左侧。里的设置和居民分布有严格规定，街巷墙垣、道路林木、里门数量依制而定；里民则根据身份等级，各有相应居住区，五家为伍，比邻而居，相互监督，可见闾左也是城市里的居民*【注】臧知非：《“闾左”新证——以秦汉基层社会结构为中心》，《史学集刊》2012年第2期，第41～46页。。以上相关研究虽然对闾左有不同的解读，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其并非农民。因此，可以说陈胜、吴广起义的基本队伍不是农民而是城市平民。此外，陈胜、吴广所领导的起义虽为秦末战争的导火线，但为时甚短，而秦末战争持续数年，群雄并立，各路起事军队的领导者和骨干成分构成十分复杂，蜂拥而起的群雄大都不是来自于农村的农民，而是来自城市的平民或者官员、贵族。司马迁在秦末战争百年之后总结秦末群雄出身的时候曾经这样描述：“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第760页。司马迁非常敏锐地指出了秦末群雄的出身是出自于城市闾巷之中，但是为什么王者会出自于城市闾巷，司马迁并没有分析其中的原因，而是归于天意。本文认为，秦末战争的主要领导群体之所以来自城市闾巷而非乡村，是与先秦时期城市的大发展，城市平民阶层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的。本文试就此问题进行初步的探析，以就教方家。
一 兴起于闾巷的王者与群雄
所谓闾巷，原本指里门街巷*【注】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段注》，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版，第622页。，闾就是里门，巷指街巷，闾巷一般泛指城市街道，也可延伸其意则指城市中的普通居民。司马迁所谓的“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应指秦末战争的王者主要是来自城市闾巷中的中下层。闾巷一词在战国秦汉时期的著述中使用较普遍，如《战国策·秦策一》有：“卖仆售乎闾巷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乡曲者，良妇也。”*【注】《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此处将闾巷与乡曲相对应，实则分别代表了城、乡。统观秦末群雄的出身来源，正如司马迁所说，的确大部分来自于闾巷*【注】《史记·韩信卢绾列传》：“陛下擢仆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第2635页)韩王信是刘邦在打下阳城后找到的，由此可见，韩王信隐居于阳城的下层居民中。他所谓的闾巷，也应该是指在城市中的里门街巷。，这些人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秦以前城市中的各国没落的王公贵族后代或者宾客，他们在秦灭其国后，居于不同城市的闾巷之中，等待时机复仇和复国，典型者如项羽：“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注】《史记·项羽本纪》，第295页。注一《集解》:“《地理志》临淮有下相县。”《索隐》：“县名，属临淮。案：应劭云‘相，水名，出沛国。沛国有相县，其水下流，又因置县，故名下相也。’”《正义》：“《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宿豫县西北七十里，秦县。’”注六《索隐》：“《地理志》有项城县，属汝南。”《正义》：“《括地志》云：‘今陈州项城县城即古项子国。’”项羽所在的项下县属于临淮，应为一个古代的县城。
又如留侯张良，“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秦灭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注】《史记·留侯世家》，第2033页。注三《索隐》：“良既历代相韩，故知其先韩人。顾氏按：《后汉书》云张良出于城父，城父县属颍川也。”《正义》：“《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郏城县东三十里。’”。张良曾到处流浪，寻找机遇，而机遇则只能是在城市之中寻找。魏咎原来是城市贵族，陈胜欲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受，迎魏咎于陈。五反，陈王乃遣立咎为魏王”*【注】《史记·魏豹彭越列传》，第2589页；《汉书·魏豹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45页。。
为秦所灭诸侯城市中的宾客也有人成为群雄之一，如张耳“大梁人也。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又“陈馀者，亦大梁人也，好儒术，数游赵苦陉。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陈馀非庸人也”*【注】《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第2571页。注一《索隐》：“臣瓒云：今陈留大梁城是也。”。
第二类是一些在秦朝城市中任职的中下级官吏，他们出于各种原因参加了起义，如张苍“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苍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遂从西入武关，至咸阳”*【注】《史记·张丞相列传》，第2675页。。
第三类是来自城市底层社会的各色人等，如刘邦、陈胜、吴广、彭越、黥布、韩信、陈婴等。刘邦为“丰邑中阳里人”*【注】《史记·高祖本纪》，第341页。注二《集解》：“李斐曰：‘沛，小沛也。刘氏随魏徙大梁，移在丰，居中阳里。’”孟康曰：‘后沛为郡，丰为县。’”《索隐》：“按：高祖，刘累之后，别食邑于范，士会之裔，留秦不反，更为刘氏。刘氏随魏徙大梁，后居丰，今言‘姓刘氏’者是。”，后为亭长，但“延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注】《汉书·高帝纪》，第2页。。彭越“昌邑人也，字仲。常渔钜野泽中，为群盗。陈胜﹑项梁之起，少年或谓越曰：‘诸豪杰相立畔秦，仲可以来，亦效之。’彭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注】《史记·魏豹彭越列传》，第2591页。注一《正义》：“汉武更山阳为昌邑国，有梁丘乡。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县东北三十三里。”黥布“六人也，姓英氏”*【注】《汉书·黥布传》，第1881页。师古曰：“六，县名也。”。淮阴侯韩信是一个城市里的寄食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注】《史记·淮阴侯列传》，第2609页。。陈婴“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注】《史记·项羽本纪》，第298页。注八《集解》：“张晏曰：陈婴母，潘旌人，墓在潘旌。”《索隐》：“按：潘旌是邑聚之名，后为县，属临淮。”(《史记·项羽本纪》，第299页)，最后投靠到了项梁门下*【注】《汉书·陈胜传》，第1797～1798页。。
此外，秦末群雄帐下的一些重要人物也主要是来自城市闾巷，如项羽的重要谋臣“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注】《史记·项羽本纪》，第300页。《集解》：“亚父冢在庐江居巢县郭东。居巢廷中有亚父井，吏民皆祭亚父于居巢廷上。长吏初视事，皆祭然后从政。后更造祠郭东，至今祠之。”(《史记·项羽本纪》，第326页)。刘邦的助手，西汉开国功臣之一的陈平长期在城中游学，有张负者“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以席为门，然门外多长者车辙”*【注】《汉书·陈平传》，第2038页。。可见，陈平也是城市闾巷之人。郦食其为刘邦的重要谋臣，早年为城市中闾里的守门人，“陈留高阳人也。好读书，家贫落魄，无衣食业。为里监门，然吏县中贤豪不敢役，皆谓之狂生”*【注】《汉书·郦食其传》，第2105页。。
刘邦起事时的主要骨干均为其家乡沛县的小吏或城市平民，大部分与刘邦在早年就结成了利益关系共同体。萧何“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注】
《史记·萧相国世家》，第2013、2021页。曹参“沛人也。秦时为沛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居县为豪吏矣
。卢绾“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注】《史记·魏豹卢绾列传》，第2637页。。樊哙“沛人也，以屠狗为事。后与高祖俱隐于芒砀山泽间”*【注】《汉书·樊哙传》，第2067页。。王陵“沛人也。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阳，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但是后来因为项羽烹了他的母亲，“陵卒从汉王定天下”*【注】《汉书·王陵传》，第2046、2047页。。周绁“沛人也。以舍人从高祖起沛”*【注】《汉书·周绁传》，第2088页。。周昌“沛人也。其从兄苛，秦时皆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击破泗水守监，于是苛、昌以卒史从沛公，沛公以昌为职志，苛为客”*【注】《汉书·周昌传》，第2094页。。任敖“沛人也，少为狱吏。高祖尝避吏，吏系吕后，遇之不谨。任敖素善高祖，怒，击伤主吕后吏”*【注】《汉书·任敖传》，第2098页。。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以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强。高祖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注】《汉书·周勃传》，第2050～2051页。。夏侯婴“沛人也。为沛厩司御，每送使客，还过泗上亭，与高祖语，未尝不移日也。婴已而试补县吏，与高祖相爱。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告故不伤婴，婴证之。移狱覆，婴坐高祖系岁余，掠笞数百，终脱高祖”*【注】《汉书·夏侯婴传》，第2076页。。从以上所引资料来看，刘邦起事时主要的将领皆是来自其家乡城市的下层小吏或是从事其他职业的下层人物。
另外，起义者的骨干力量和基本队伍也多来自城市下层。除前面提到的随陈胜率先起义的人员外，项梁、项羽起事之时的基本力量也是以城市的平民为主。项梁叔侄在陈胜起义后，杀会稽太守，“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谕以所为，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项氏起兵的基本队伍八千子弟主要是城市里的豪杰或者士兵之类。跟随陈婴的东阳少年也应是县城中的下层群众*【注】《汉书·项籍传》，第1797页。。刘邦的基本部队也是以沛县的城市平民为主，“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还守丰”*【注】《史记·高祖本纪》，第350页。。彭越的追随者则是昌邑国中的城市平民少年，“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注】《史记·魏豹彭越列传》，第2591页。。这些城里的平民少年豪俊在其后成为彭越的主力部队。后来被项羽封为九江王的黥布，被送到骊山服徭役，“丽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杰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注】《史记·黥布列传》，第2597页。。后来这些人成为其起家造反的基本队伍。所谓的“徒长豪杰”，概为类似刘邦、陈胜之流的来自城市中的征发徭役的基层组织者。
二 春秋战国以来的城市发展与城市平民的兴起
秦末战争的领导者和骨干之所以是以城市平民为主——“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其历史背景就在于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平民阶层的兴起和壮大。
所谓的城市平民是指与官和贵族等特权阶层相对应的城市社会阶层。春秋战国以来，城市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平民阶层的内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百姓”在春秋之前是贵族的称呼，而战国时期已经成为“平民”的一种称谓了。战国至秦时期，城市平民主要包括城市中的士人、工商业者以及其他非奴隶身份的人。随着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城市平民阶层也不断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城市出现大发展，先是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频繁的战乱，各国统治者为了战争和国家安全的需要而广筑城池，从而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筑城运动*【注】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354页。。小的诸侯国修筑有十余个城或数十个城，大的诸侯国则修筑有上百个城。由于生产力进步，各国在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威力也大幅提高，如铁器以及巨大的远程抛石机等运用于战争，迫使各国不仅纷纷修筑城墙以增加防御能力，而且对城墙的建筑质量和形制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故而推动了城池结构改革和城池防御设施的增加。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因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战争的需要和“礼崩乐坏”等多种因素，不仅促进了城市数量的增多，而且也推动了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诸侯国都城规模因政治中心聚集作用而优先发展，如兴建于春秋时期的韩都新郑、秦都雍城、鲁都奄的面积都在10平方公里以上，超过了东周王城的规模。兴筑于战国时期的赵都邯郸、齐都临淄、楚都寿春、秦都咸阳、燕之下都的面积都已达20～30平方公里左右。故《战国策》称：“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注】《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78页。战国时期，列国境内已是无邑不城，无郡县不城。如韩国上党一个郡就设有17个县，各县皆筑有城。魏国在河东方圆400多里的地方就修筑了60余座城池。战国时期交通的发展以及道路新格局的形成，不仅利于行军作战，更利于人口和经济要素的流动，进一步推动了战国时期城市之间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由此推动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空间分布的密度也增大。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发达的关中地区以及黄河中下游一带出现了连城千百的景象，在秦末起义的首发区域——淮河与长江中下游一带也出现了密集的城市，“在若干地区出现了区域城市体系：关中城市体系、长江下游城市体系、川西平原城市体系。这些区域城市体系内的城市分布相当密集，部分城市之间的距离仅约10～20公里”*【注】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页。。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制度的变迁也推动了城市制度的变化。春秋末期以后，随着郡县制的建立，郡、县长官治所也开始筑城，其时设郡县之处必有城，城市之邑多为县，故史书上往往“城”与“县”互称；一些小国都邑为大国吞并后也直接改建为郡、县治所。城与治所的合一，对于中国城市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开始出现与国都和采邑不同性质的新的城市类型——地方行政建置城市。由于战国时期政治体制的变革，形成于西周的城邑等级制已经完全解体，新的城市行政等级制逐渐形成，从而为秦统一中国后所建立的都城—郡—县城市行政等级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迁，导致城市功能发生了变化。西周时期，城市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春秋战国以后，在城市政治军事功能得到发展的同时，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也得到发展。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交通的发展，由此推动了经济要素和社会要素的流动以及区域性市场的初步形成，部分重要城市的经济功能不断增强，成为区域的经济中心*【注】参见《史记·货殖列传》，第3261～3270页。。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工商食官”制度开始被打破，大批有着自由身份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到城市中进行非农业的专业活动，城市的商品市场也随之而兴起，一是为本城市服务的城市经济功能增强；二是为城市以外地区服务的经济功能也得到发展，而后者则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由此各诸侯国都城的经济聚焦力和辐射力都大大加强，推动各国都城成为本国的经济中心。另外，也有部分交通地理位置优越的区域枢纽城市因资源、商品和人口的聚集而向经济都会转型。春秋战国时期，城市文化也得到大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都相继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并推动城市与城市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以都为主的部分重要城市的文化功能也得到增强，以从事文化活动为主的士人形成一个新兴阶层，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成员之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社会的异质化加强，阶级、阶层出现进一步分化，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城市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士、工、商等阶层的人口在城市中的比例日益增加。
首先是士阶层的崛起。士不仅在战争中显示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士人数量扩大，其社会属性也发生了变化。不仅是武士数量庞大，而且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士人开始崛起。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士的职业种类也不断增多，其时有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游学之士、法律之士、侠士、庶士等。各国统治者为了富国强兵，对士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统治者大兴养士之风，“诸候卿相，皆争养士”。“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谈者六千人，魏文候、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注】苏轼：《东坡志林》卷5《游士失职之祸》，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8页。由此可见，士已成为城市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士人的崛起，这些士人逐步成为不同阶层的代言人，分别代表了城市不同阶层的利益，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政治主张。战国时期，士已经初步形成一个阶层，虽然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性并不强，往往依附于统治阶级，但这个群体人数日益增多，在城市中非常活跃，并且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议论纵横的文士、宾客和游侠仗义的武士在各国城市之间往来穿梭，形成了一张张社会人际关系网络，而这些人际关系网络上与君王相连，下与城市平民相通。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国相互竞争，政治较为开明，故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反映的是各种不同政治观念的知识分子的不同的治国思想和文化观念的争鸣，他们具有政治上的理想，希望以自己的学说来一统天下，治理国家。由于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的宽松，不少士人在城市中广授学徒，形成若干学派。秦朝建立后，对这些流派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善待法家，以吏为师，而对其他各家各派则较为疏远*【注】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43～258页。，甚至还采取极端的手段，实行“焚书坑儒”，企图统一思想意识。但秦朝的暴政并未有效地将士人群体都严格控制住，仍然有若干不同学派的士人在城市中传布自己的学说，对秦国意识形态以及合法性造成了一种冲击。
其次，随着社会大分工的深化，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工商业者兴起。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普遍使用，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农业、手工业都出现了较大的发展，不仅官营手工业的人数大增，而且民营手工业也出现大发展，因而手工业者也形成了一个群体。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在较为发达的诸侯国中商业也从手工业中分离出现，成为独立的行业，一个数量较为庞大的商人群体也开始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工商业的繁荣，一些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发展成为工商业城市：陶、临淄、邯郸、下都、濮阳、郑、荥阳、瞧阳、彭城、陈、寿春、蓟、温、轵、洛阳、阳翟、宛、郢、雍、栎阳、姑苏、成都等城市皆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工商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拥有巨资的大商人。这些大商人不仅拥有巨额的财富，而且有的还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将参与政治做为财富增值的手段。他们往往以某种政治力量为后盾，成为在城市中敢与诸侯分庭抗礼的势力*【注】参见《史记·货殖列传》，第3258～3280页。。如吕不韦作为一个家累千金的大商人，以质押邯郸的子楚为“奇货可居”，从而成为秦代政治的幕后操纵者，对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注】参见《史记·吕不韦列传》，第2506～2510页。。春秋战国时期，工商业发展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工商业内部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如雇工中有庸徒、庸民、庸客、庸保、凭庸、凭市庸等区分。如果从行业来看，手工业则划分为木工、石工、玉人、铸工、纺织工、漆工等，商人则有官商、私商、行商、坐商、大商、小贩等。工商业者往往聚族而居，手艺家传，分工协作，集中经营，成为城市中的主要居民之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推动了服务业和娱乐业的兴起，卜者、医者、日者、修鞋补席者、厨子、屠夫、乐人、倡优、妓女等也在各国城市中普遍出现，导致城市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但总体说来，战国时期，除统治阶级之外，士人和工商业者已经成为城市人口的主体*【注】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第122页。。
春秋战国时期，贵族逐渐没落，平民阶层崛起，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实际上就是中下层人士崛起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平民阶层的出现，从事各种行业的平民开始活跃在城市政治舞台上，成为城市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贵族公卿们豢养的宾客中，各色人物无所不包，甚至是一些来自闾巷的鸡鸣狗盗之徒*【注】参见《史记·孟尝君列传》，第2353～2355页。，如毛遂、侯生之类的下层人物在这个时期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历史活剧。
三 城市社会的聚集性与“王迹之兴，起于闾巷”
农村的本质就是分散，而分散则使农村难以产生杰出人物。与之相反，城市的本质就在于集中，各种社会要素的集中，正是分散和集中的区别导致了秦末起义的领导者和骨干力量不是来自于农村，而是来自于城市。与夏、商、周权利更替的领导者是诸侯和贵族不同，秦末战争的领导者大多是来自城市平民群体，即使有部分出身于六国贵族的人物，但也因其国被秦所灭而降为一般平民，失去了原有的贵族身份。战国时期，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人口的异质性增强，工商业者和士人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风云突变的政治斗争和宽松的政治文化生态环境，促进了人才的聚集，从而为杰出人物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春秋战国以降，各诸侯国为了争霸天下，或者为了不被吞并，不断励精图治，发展经济和军事，同时尽量采取各种优惠措施来招揽人才，因而各国的都城和重要城市成为汇聚天下人才的中心。能否争取到天下人才，成为各国扩张势力和提升国力的重要体现，从李斯的《谏逐客书》中可见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全国，与其延揽各国的人才有着直接的关系。各种人才在城市的聚集，与城市发展互为因果。城市的发展为人才的聚集创造了基础条件，而人口的移动和频繁交流则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如士人游历游学风气的兴起，百家学派的交锋交流，城市私学教育的发展，都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或间接的作用：
1.战国时期城市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碰撞的精神文化中心，而思想的激荡对于人们观念的变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动荡的环境之下，束缚人们思想的礼制也开始解构，从而出现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局面。正是在这种思想解放的背景下，传统的血统观念被打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应为“德者居之”等观念开始在城市社会的中下层中流传，使一大批类似陈胜、刘邦等的社会中下层人士具有了反抗精神，使他们敢于突破等级尊卑的限制，敢于向贵族血统政治挑战。汉高祖刘邦在咸阳时曾“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注】 《史记·高祖本纪》，第344、341～350页。项羽也是从年青时就萌生了争霸天下的雄心壮志，“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注】《史记·项羽本纪》，第296页。陈胜也曾在未起事前叹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注】《史记·陈涉世家》，第1949页。陈平虽是黄老之道的信仰者，在娶富家女后地位有了提高，成为社中宰，但是他内心却有着更高的理想：“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注】《史记·陈丞相世家》，第2052页。
城市是政治思想的发源地，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发展为秦末起义者提供了思想温床，也为起义者的行动提供了合法性思想来源和扩散的平台，如汉高祖刘邦起事之时即以斩白蛇而预示天命五行之循环，抬高其身份；起兵之日，刘邦等人又在沛庭祭祀黄帝与蚩尤，崇尚赤色，与秦的所谓水德相对立，进一步标榜自己的合法性。五行终始的王朝循环观念，在春秋战国已经逐步形成，并为人们认可*【注】 《史记·高祖本纪》，第344、341～350页。。
2.城市还是人才的培养基地，各派学者游走在城市中，择天下贤才而教育之，使之成为学派传人，印证自己学说的“真理性”，从而努力去实现自己学派的政治理想。这些士子学人在城市中广泛传播不同的学说，同时大量培养人才，并伺机而动，择明主而辅佐之。秦末起义者的重要人物或骨干分别来自不同学派：有的来自儒家，如“陈馀者，亦大梁人也，好儒术，数游赵苦陉”*【注】《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第2571页。。孔子的后代孔鲋也加入了陈胜的起义军中。“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注】《史记·孔子世家》，第1947页。陈平是黄老学者，他爱好黄老之道，“游道日广”*【注】《汉书·陈平传》，第2039页。。萧何等人则是以吏为师的小官，卢绾与刘邦同里，“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注】《史记·魏豹卢绾列传》，第2637页。。作为韩国后人的张良四处游学，师从兵家的学者*【注】《史记·留侯世家》，第2034～2035页。。郦食其因为家在陈留，留心天下大势而劝说刘邦：“据陈留之城，而食其积粟，招天下之从兵；从兵已成，足下横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刘邦因为听了他的话“舍陈留南城门上，因其库兵，食积粟，留出入三月，从兵以万数，遂入破秦”*【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2705页。。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和思想的解放，培养了秦末起义的领导群体。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相比则孤立分散，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城市居民相互之间容易建立密切的联系，形成复杂的关系网络。城市的分工和各种社交平台，容易使原本互相不认识的人走在一起。地缘、业缘不是城市居民交往的唯一纽带，志趣相投、思想观念相同也往往成为联系城市人群的纽带。秦末起义领导群体大都是生活在城市中的活跃人物，他们或因其才能出众建立了威信，或善于交友而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为日后崛起打下了基础。刘邦虽然是一个不入流的亭长，但他胸怀大度，对人宽容，慷慨豪爽，为人仗义，敢作敢当，深为周围的人们所赞赏，这种个性成为日后人们追随他成就霸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刘邦等人所具有的“英雄”品质正是时代所呼唤的与“暴秦”所不同的人格的体现*【注】参见《史记·高祖本纪》，第342～362页；《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42～262页。。项梁的威信和人脉不仅来自其贵族血统，更主要的是来自他在吴中从事徭役和主办丧事的才干，故吴中人士都对项梁十分敬佩。项梁也正是利用这些条件聚集了日后的反抗力量*【注】参见《史记·项羽本纪》，第296～298页。。陈平的才干和人脉也是在城市中培养的，他在娶了城中富户张氏女之后，才广泛交游，锻炼了自己的才干，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络*【注】《汉书·陈平传》，第2038页。。
秦末起义的领导者多具有远大的志向，这种志向是作为分散个体的农民所不能产生和不能理解的，正如陈胜所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些有着远大志向的城市平民往往都身处社会中下层，遭受各种不公平待遇，使他们对秦朝的暴政心怀不满，由此滋生反叛情绪。他们不愿意逆来顺受，在关键时刻选择了造反*【注】《汉书·陈胜传》，第1785页；《史记·高祖本纪》，第350页。。六国贵族后裔参加起义的动机与众有所不同，但对于大多数起义参加者来说，秦朝暴政所激发起来的社会矛盾与他们个人在城市中的不平或悲惨遭遇相结合，最终导致了其参与起义。韩信就是一个在城市中有着悲惨经历的人。他因无谋生技能而无法生存，“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注】《史记·淮阴侯列传》，第2609页。。后来韩信在城市中又受到了淮阴少年的胯下之辱*【注】《汉书·韩信传》，第1861页。。最终，韩信为了改变命运而参加起义，成为秦末起义队伍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栾布则是一个城市中的复仇者：“彭越为家人时，尝与布游，穷困，卖庸于齐，为酒家保。数岁别去，而布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为其主家报仇，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注】《汉书·栾布传》，第1980页。可见，秦朝严酷的法律制度和社会贫富贵贱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使那些生活在城市底层社会的人们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转而参加起义，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尽管本文强调城市平民才是秦末起义的领导者，其骨干也主要是城市平民，秦末战争并不是农民起义，但是笔者也不否定大批农民参与了起义，成为起义的主力军。秦末农民之所以没有能够成为起义的领导者，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农村的分散性，人口、资源、土地和信息等各种要素的极度分散，这种分散性很难使他们之中有杰出人物脱颖而出。也正是这种分散性特点，使农民不能完成领导大规模起义的使命，他们作为小生产者无法有效地将分散的人群组织起来，因而农民只能充当起义队伍的主力军。只有城市才能够产生有思想、有威望、有组织能力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杰出人物，只有这些杰出人物才能够把握时代脉搏，才能成为司马迁所称的“王者”，从而完成社会改造和权力转移的重大历史使命。
四 结 语
秦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推动了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发展，城市社会结构也随之变化。秦王朝虽然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但是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社会变革，城市功能发生很大变化，城市人口构成也发生巨变，因而城市的发展为秦末战争培养了领导者。城市从形成开始就是阶级分化社会中主要的权力集装器，但也是“各种分裂势力的容器”。城市中不同的利益团体，对王权有着对抗和消解作用，城市的各种因素在有利于维护王权的同时，也存在着王权转移的因素，秦朝的暴政使城市成为各种“分裂势力”的容器和温床。秦末群雄并起的战争领导群体主要来自于城市平民，而非农村的农民，是由城市的本质所决定的。城市的本质就是聚集，城市聚焦了各种社会要素、经济要素和文化要素，正是各种要素的聚集，推动了杰出人物的产生。秦末城市平民是战国时期伴随城市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社会群体，他们有思想，有志向，有组织能力和社会关系网络，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下层，但在城市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人脉和威望是他们成为起义领导者的重要资源。由此可以看到，城市平民之所以成为秦末战争的领导力量，其历史背景就是春秋战国至秦朝的城市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以及精神文明的发展和变迁。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区域市场的初步形成以及交通的发展，为全国规模大起义打下了物质基础；秦朝严密的社会组织反而成为培养起义领导者的社会威望和建立社会人脉关系的依托；秦朝严酷的法律制度使起义者们自发地结成命运共同体；秦朝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政策和文化立场使战国百家争鸣的各派学者蛰伏于城市中待机而动，并为起义提供了一批智力人才；而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则与秦朝酷法所激起的不满形成合力，为起义提供了驱动力。正如有学者所称：“城市，作为在文化传播中仅次于语言的一项宝贵的集体性发明，从其产生之初便成了内部各种分裂势力的容器，被用于无休止的破坏和灭绝活动。”*【注】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综上所述，秦末战争并非农民起义，实际上是一场发生于城市的权力更替战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思想的提出，改变了夏、商、周权力更替的模式，开启了“平民”可以建立王朝的时代*【注】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8页。。
【责任编校 徐 莹】
The Rise of King from Town Alley:The Rise of Town Civilian and the War in the End of the Qin Dynasty
Heng Yimin and Feng Jian
Abstract：It’s debatable the war in the end of the Qin dynasty was a peasant uprising.Si Maqian in Shih Chi pointed that the rise of king from alley.Based on that，people could find that most of the leaders in uprising in the end of the Qin Dynasty came from the lower civilians instead of farmers，even Chen Sheng was not an exception.The reason for the phenomenon discussed above wa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as well as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pre Qin period.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Qin dynasty，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economy and political breakdown，the number，size and function of city had changed.The city life also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businessmen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 life，the lower class began to play roles political life.After the Qin’s unity，the ruler strengthened the control of the city society，and at the same time，intensified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which led to the fall of the Qin dynasty.The uprising in the Qin dynasty happened in city，thus changed the pattern of traditional power substitution，and in the new pattern the ordinary civilian can establish a dynasty.
Keywords：uprising in the end of the Qin dynasty;civilian;the change of city
[中图分类号] 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7)02-0021-09
收稿日期：2016-02-17
*【注】*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城市通史编纂”(12AZD083)。
作者何一民，四川大学城市史研究所教授；冯剑，四川大学城市史研究所博士后工作站研究人员。四川，成都，61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