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楼前的孝肃牌坊，据传这“孝肃”二字为宋仁宗所赐
西江历史文化之旅，肇庆是首站，端州就是这首站的末站。历经十天的长途“奔袭”，我们终于把整个肇庆的历史文化点，绕着弯儿踩了个遍，现在到了“扎袋口”的时刻了。肇庆的历史文化“富矿”，确需一个大口袋才能装得了！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基于高要、鼎湖和端州不可拆分的紧密关系，我们把两地的部分主题留到了最后，尤其是赫赫有名的端砚文化，作为产地的高要和作为加工之地的端州，实际上仅一江之隔，我们无法从行政的概念出发，生拉硬扯地将它们掰开。
端州，作为肇庆最核心的中心城区，最为大家所耳熟能详的，要数宋城文化、包公文化和端砚文化了。此外，神秘而富有悲剧性的自梳女，也在彰示着新旧文化交接地带的肃穆和两个时代碰撞的沉重。今天，请随记者先来感触一番宋城和包公的历史余温吧。
端州的宋城文化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宋徽宗赵佶和包公。从这两人在开封的辉煌来说，实可谓“五星级”人物，而“五星级”一般都有个“准五星级”的过渡时期。不错，肇庆就是这二位历史名人的“准五星级”时期。
清廉公正扬名端州
包拯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位清官，被民间称为“包青天”，敬称包公。包公出生于合肥，成名在端州(今肇庆)，扬名于开封。包公于公元1040年到端州任知州，即端州最高行政长官，当时他42岁，第一次担任州级长官。传说中的“不持一砚归”是端州流传最广的佳话，后来更衍变为一个美丽的传说。包公在端州还留下了不少文化遗迹，如包公祠、砚洲岛、包公楼、包公井等。包公文化是肇庆宋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
人们以浮雕的形式重现包公当年掷砚成洲的情形
《宋史·包拯传》有载“不持砚归”之说。宋仁宗康定元年，包公到端州做地方官，听说历任地方长官借进贡端砚为名，盘剥百姓，砚工苦不堪言。为了弄个究竟，包公约当地开明绅士徐乐天，一起前往白石村，发现这里的砚工茅棚不堪风雨，砚工衣衫褴褛，艺人边雕刻边叹气，埋怨官府要砚多、付钱少。
回到衙门，包公派包兴去找经办贡砚的书吏张考文。张考文做了10年书吏，专用端砚孝敬上司，博取主子欢心，这次张考文依旧送端砚给包公，包公明白了。宋元丰王存著《九域志》载“端州岁贡砚十”，就是说，端州每年只需送10块贡砚，但地方官吏却层层加码，中饱私囊。包公脸色铁青，把张考文送上的端砚摔在地上，吓得张考文跪地叩头求饶，把历年扩大虚报经办贡砚的情况如实招来。对此，包公贴出告示，儆戒官员、士绅不得任意扩大贡砚数目，不准向砚工摊分工钱。包公离任时，百姓来码头送行，船到了羚羊峡，本来天色晴朗，却突然变得乌云翻滚，浊浪排空。包公感到事有蹊跷，便命包兴查问随行人员，书童跪下禀告说，离开端州之前，绅士徐乐天送给包公端砚一个，他私下替包公收了，放在船上。包公便命书童取出端砚，将端砚抛到江里。砚落江中，顿时风平浪静，云开日出。船开行不久，在端砚下沉的地方隆起一片沙洲，即砚洲；包裹端砚的黄布，顺流而下，成为沙滩即黄布沙。这就是民间流传着“包公掷砚化渚洲”的典故。
在肇庆，当地人都会向你讲述这样的故事，这种习惯和电视剧里宣扬的角度一致——尤其是强调包拯的清廉和秉公持正，这也是包拯最为人知的一面。
你所不知道的包公
包拯作为宋代名臣，最广为人称道、影响最深远的是他的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为民请命、直言敢谏、不畏权势、公正廉明，这一点在电视剧《包青天》、《少年包青天》等中有生动的宣扬，然而，电视剧以外的包公，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他主政端州3年，政声斐然：他因地制宜，开创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式农业的雏形；他创建了端州第一个交通和邮政总站，创办了端州第一所公立学校；他设立了一座庞大的储粮备荒的谷仓——丰济仓。有肇庆当地学者这样评价包公：他为端州成为西江中下游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作了贡献。
客观地讲，这些电视剧某种程度上误导了民众，它使人只记住了一个高大的“公安局长”形象，然而，当时的政制和今日不同，现在的公安局长只负责治安领域的工作，但包拯身为一方父母官，断案治安只是工作内容之一，甚至可以说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按照肇庆当地文化人士刘伟铿和覃志端的说法，“这3年是包拯清官品格的弘扬与提升，治国思想的实践与升华的重要时期，他留下的13处遗迹、遗址更显示了包拯对端州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的不朽贡献。”
据有关专家考证，从包拯治理端州开始，端州作为港口城市的官衙、仓储、码头、堤围水利设施以至书院才大规模构建。包拯虽然来不及始建学宫、城墙和城濠，但端州宋城的基本格局已由他确定了下来，他下令开渠排沥水，也使现在七星岩景区的山水布局显露出雏型。包公井、七星岩题字、砚洲、后沥水、端州州衙、富民坊、厢军巡逻营之草场、麦仔园、丰济仓、城西崧台驿、星岩书院、宝光寺、文昌宫，这13处弥足珍贵的遗迹和遗址显示了包拯把端州从一个狭小的军事城堡，建设成一个以定居式农耕经济和广府汉族文化为中心的港口城市的光辉业绩，也说明端州是他实践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为民众谋利造福作为治理天下之根本要义，表现得最突出的地方。
发掘文化资源任重道远
包公扬名天下，肇庆也扬名天下，可惜的是，肇庆的扬名更主要的是依赖秀美的山水，而不是包公和宋徽宗。尽管古端州更多的是因文化而扬名，但今日的肇庆，山水才是它的“第一名片”。
重要的不是在这里争论肇庆哪方面更出名，而是我们要切实地认识到影视剧和媒体的宣传导向作用。以开封为例，若论经济，开封绝对是中国众多城市中的普通一兵，但作为七朝古都，开封很好地利用了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仅论知名度，它不比深圳、青岛这样的城市差。类似地方的还有湖南的凤凰，它和肇庆同样是山水人文兼具，而肇庆的文化资源，无可争辩地远富于凤凰的沈从文。
记者采访后的另一直接感悟就是：一个地方的对外宣传，一定要在全方位、立体化的基础上突出特色，仅有点没有面的宣传是徒劳而低效的，或者说是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浪费。如果说重视影视剧和媒体的导向作用是形式，那注意对外宣传的全面性和立体化就是内容了，内容与形式缺一不可。
事实上，不可能每个人都会像我们这个联合报道组，有机会和心思主动去找包拯的另一面，去找肇庆的另一面。人们只知道包拯当了个“公安局长”，却不知道他还身兼“行政首长”、“教育局长”、“水利局长”等多种职务！
人们未知的，就是肇庆需要做的，这或许就是肇庆市如此重视此次大型采访报道的一个背景吧，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这一点。
位于肇庆市羚羊峡下西江中心砚洲岛上的包公楼一年四季香火鼎盛，这是包公楼里的大盘香
文化开发：宋代文化，肇庆留香
“肇庆”的得名，与宋徽宗赵佶有直接关系。宋代历史文化底蕴被源远流长的西江、绥江河水所沉积，为岭南所罕见。
肇庆，古称端州，是赵佶的发迹地。“肇”乃发端，“庆”乃可喜可贺，“肇庆”即“喜事从这里开始”之意。宋邵圣三年(公元1096年)，14岁的赵佶被宋哲宗封为端王，以端州为封地。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哲宗去世时，将皇位传给弟弟赵佶，即宋徽宗。赵佶认为他是靠端州这块风水宝地发迹的，便将端州升格为兴庆军(“军”为宋代军事重镇的名称)，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又升格为兴庆府，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再改名为肇庆府，并亲笔题写了“肇庆府”三字作为匾额。
“肇庆”一名沿用至今近900年，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宗教等诸多方面的宋代文化遗址，在当地就有20多处，端州知府包拯的佳话更是饮誉海内外。
包拯，宋代名臣，史称安徽合肥是包拯出生地，广东肇庆是其成名地，河南开封是其扬名地。宋仁宗年间的公元1040至公元1042年，包拯主政端州3年，因任职端州政绩突出而升迁国都开封，官拜龙图大学士。
宋代建筑文化，不仅是肇庆的文化品牌，也是岭南的历史文化品牌。
丽谯楼是古代肇庆府衙的所在地，为古代肇庆的政治中心，建于宋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是为供奉宋徽宗赵佶亲笔御书“肇庆府”而建，故称御书楼，明代改为丽谯楼。从丽谯楼后到宋城墙披云楼的数百米围，就是当年包拯办公起居的府衙，如今包公府衙已被建为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医院的单车棚还可以找到原府衙边井口被封的包公井。
在肇庆城区，蜿蜒2800多米的宋城墙巍然屹立，青砖垒成的斑驳城墙和钻出墙缝的顽强小草，向人们诉说着千年的历史沧桑和这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变迁。历经数个朝代近20次修葺，城墙上可找到宋代以来历朝历代的砖，被专家称为是“广东第一、全国罕见”的砖的博物馆。
端砚，也在宋朝稳居中国四大名砚之首，引领中国砚台发展的主流，打造出“周鼎宋砚”的声威，为中国砚台的发展，树立起一个光芒至今不减的高峰。
包公楼前的孝肃牌坊，据传这“孝肃”二字为宋仁宗所赐
西江历史文化之旅，肇庆是首站，端州就是这首站的末站。历经十天的长途“奔袭”，我们终于把整个肇庆的历史文化点，绕着弯儿踩了个遍，现在到了“扎袋口”的时刻了。肇庆的历史文化“富矿”，确需一个大口袋才能装得了！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基于高要、鼎湖和端州不可拆分的紧密关系，我们把两地的部分主题留到了最后，尤其是赫赫有名的端砚文化，作为产地的高要和作为加工之地的端州，实际上仅一江之隔，我们无法从行政的概念出发，生拉硬扯地将它们掰开。
端州，作为肇庆最核心的中心城区，最为大家所耳熟能详的，要数宋城文化、包公文化和端砚文化了。此外，神秘而富有悲剧性的自梳女，也在彰示着新旧文化交接地带的肃穆和两个时代碰撞的沉重。今天，请随记者先来感触一番宋城和包公的历史余温吧。
端州的宋城文化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宋徽宗赵佶和包公。从这两人在开封的辉煌来说，实可谓“五星级”人物，而“五星级”一般都有个“准五星级”的过渡时期。不错，肇庆就是这二位历史名人的“准五星级”时期。
清廉公正扬名端州
包拯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位清官，被民间称为“包青天”，敬称包公。包公出生于合肥，成名在端州(今肇庆)，扬名于开封。包公于公元1040年到端州任知州，即端州最高行政长官，当时他42岁，第一次担任州级长官。传说中的“不持一砚归”是端州流传最广的佳话，后来更衍变为一个美丽的传说。包公在端州还留下了不少文化遗迹，如包公祠、砚洲岛、包公楼、包公井等。包公文化是肇庆宋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
人们以浮雕的形式重现包公当年掷砚成洲的情形
《宋史·包拯传》有载“不持砚归”之说。宋仁宗康定元年，包公到端州做地方官，听说历任地方长官借进贡端砚为名，盘剥百姓，砚工苦不堪言。为了弄个究竟，包公约当地开明绅士徐乐天，一起前往白石村，发现这里的砚工茅棚不堪风雨，砚工衣衫褴褛，艺人边雕刻边叹气，埋怨官府要砚多、付钱少。
回到衙门，包公派包兴去找经办贡砚的书吏张考文。张考文做了10年书吏，专用端砚孝敬上司，博取主子欢心，这次张考文依旧送端砚给包公，包公明白了。宋元丰王存著《九域志》载“端州岁贡砚十”，就是说，端州每年只需送10块贡砚，但地方官吏却层层加码，中饱私囊。包公脸色铁青，把张考文送上的端砚摔在地上，吓得张考文跪地叩头求饶，把历年扩大虚报经办贡砚的情况如实招来。对此，包公贴出告示，儆戒官员、士绅不得任意扩大贡砚数目，不准向砚工摊分工钱。包公离任时，百姓来码头送行，船到了羚羊峡，本来天色晴朗，却突然变得乌云翻滚，浊浪排空。包公感到事有蹊跷，便命包兴查问随行人员，书童跪下禀告说，离开端州之前，绅士徐乐天送给包公端砚一个，他私下替包公收了，放在船上。包公便命书童取出端砚，将端砚抛到江里。砚落江中，顿时风平浪静，云开日出。船开行不久，在端砚下沉的地方隆起一片沙洲，即砚洲；包裹端砚的黄布，顺流而下，成为沙滩即黄布沙。这就是民间流传着“包公掷砚化渚洲”的典故。
在肇庆，当地人都会向你讲述这样的故事，这种习惯和电视剧里宣扬的角度一致——尤其是强调包拯的清廉和秉公持正，这也是包拯最为人知的一面。
你所不知道的包公
包拯作为宋代名臣，最广为人称道、影响最深远的是他的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为民请命、直言敢谏、不畏权势、公正廉明，这一点在电视剧《包青天》、《少年包青天》等中有生动的宣扬，然而，电视剧以外的包公，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他主政端州3年，政声斐然：他因地制宜，开创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式农业的雏形；他创建了端州第一个交通和邮政总站，创办了端州第一所公立学校；他设立了一座庞大的储粮备荒的谷仓——丰济仓。有肇庆当地学者这样评价包公：他为端州成为西江中下游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作了贡献。
客观地讲，这些电视剧某种程度上误导了民众，它使人只记住了一个高大的“公安局长”形象，然而，当时的政制和今日不同，现在的公安局长只负责治安领域的工作，但包拯身为一方父母官，断案治安只是工作内容之一，甚至可以说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按照肇庆当地文化人士刘伟铿和覃志端的说法，“这3年是包拯清官品格的弘扬与提升，治国思想的实践与升华的重要时期，他留下的13处遗迹、遗址更显示了包拯对端州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的不朽贡献。”
据有关专家考证，从包拯治理端州开始，端州作为港口城市的官衙、仓储、码头、堤围水利设施以至书院才大规模构建。包拯虽然来不及始建学宫、城墙和城濠，但端州宋城的基本格局已由他确定了下来，他下令开渠排沥水，也使现在七星岩景区的山水布局显露出雏型。包公井、七星岩题字、砚洲、后沥水、端州州衙、富民坊、厢军巡逻营之草场、麦仔园、丰济仓、城西崧台驿、星岩书院、宝光寺、文昌宫，这13处弥足珍贵的遗迹和遗址显示了包拯把端州从一个狭小的军事城堡，建设成一个以定居式农耕经济和广府汉族文化为中心的港口城市的光辉业绩，也说明端州是他实践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为民众谋利造福作为治理天下之根本要义，表现得最突出的地方。
发掘文化资源任重道远
包公扬名天下，肇庆也扬名天下，可惜的是，肇庆的扬名更主要的是依赖秀美的山水，而不是包公和宋徽宗。尽管古端州更多的是因文化而扬名，但今日的肇庆，山水才是它的“第一名片”。
重要的不是在这里争论肇庆哪方面更出名，而是我们要切实地认识到影视剧和媒体的宣传导向作用。以开封为例，若论经济，开封绝对是中国众多城市中的普通一兵，但作为七朝古都，开封很好地利用了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仅论知名度，它不比深圳、青岛这样的城市差。类似地方的还有湖南的凤凰，它和肇庆同样是山水人文兼具，而肇庆的文化资源，无可争辩地远富于凤凰的沈从文。
记者采访后的另一直接感悟就是：一个地方的对外宣传，一定要在全方位、立体化的基础上突出特色，仅有点没有面的宣传是徒劳而低效的，或者说是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浪费。如果说重视影视剧和媒体的导向作用是形式，那注意对外宣传的全面性和立体化就是内容了，内容与形式缺一不可。
事实上，不可能每个人都会像我们这个联合报道组，有机会和心思主动去找包拯的另一面，去找肇庆的另一面。人们只知道包拯当了个“公安局长”，却不知道他还身兼“行政首长”、“教育局长”、“水利局长”等多种职务！
人们未知的，就是肇庆需要做的，这或许就是肇庆市如此重视此次大型采访报道的一个背景吧，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这一点。
位于肇庆市羚羊峡下西江中心砚洲岛上的包公楼一年四季香火鼎盛，这是包公楼里的大盘香
文化开发：宋代文化，肇庆留香
“肇庆”的得名，与宋徽宗赵佶有直接关系。宋代历史文化底蕴被源远流长的西江、绥江河水所沉积，为岭南所罕见。
肇庆，古称端州，是赵佶的发迹地。“肇”乃发端，“庆”乃可喜可贺，“肇庆”即“喜事从这里开始”之意。宋邵圣三年(公元1096年)，14岁的赵佶被宋哲宗封为端王，以端州为封地。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哲宗去世时，将皇位传给弟弟赵佶，即宋徽宗。赵佶认为他是靠端州这块风水宝地发迹的，便将端州升格为兴庆军(“军”为宋代军事重镇的名称)，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又升格为兴庆府，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再改名为肇庆府，并亲笔题写了“肇庆府”三字作为匾额。
“肇庆”一名沿用至今近900年，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宗教等诸多方面的宋代文化遗址，在当地就有20多处，端州知府包拯的佳话更是饮誉海内外。
包拯，宋代名臣，史称安徽合肥是包拯出生地，广东肇庆是其成名地，河南开封是其扬名地。宋仁宗年间的公元1040至公元1042年，包拯主政端州3年，因任职端州政绩突出而升迁国都开封，官拜龙图大学士。
宋代建筑文化，不仅是肇庆的文化品牌，也是岭南的历史文化品牌。
丽谯楼是古代肇庆府衙的所在地，为古代肇庆的政治中心，建于宋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是为供奉宋徽宗赵佶亲笔御书“肇庆府”而建，故称御书楼，明代改为丽谯楼。从丽谯楼后到宋城墙披云楼的数百米围，就是当年包拯办公起居的府衙，如今包公府衙已被建为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医院的单车棚还可以找到原府衙边井口被封的包公井。
在肇庆城区，蜿蜒2800多米的宋城墙巍然屹立，青砖垒成的斑驳城墙和钻出墙缝的顽强小草，向人们诉说着千年的历史沧桑和这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变迁。历经数个朝代近20次修葺，城墙上可找到宋代以来历朝历代的砖，被专家称为是“广东第一、全国罕见”的砖的博物馆。
端砚，也在宋朝稳居中国四大名砚之首，引领中国砚台发展的主流，打造出“周鼎宋砚”的声威，为中国砚台的发展，树立起一个光芒至今不减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