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奠基人赵九章文革殒命 只因国庆请柬神秘失踪 11-01-04 凤凰网专稿
核心提示：其实在1968年，赵九章的国庆请柬在国庆节前三天就发到了中国科学院，却谜一样的消失了，这对苦苦期盼着的赵九章是巨大的打击。1968年10月26日清晨，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悄然离开人世，周总理得知噩耗，悲痛不已。18个月后，我们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这颗正样星与此前赵九章主持完成的初样星基本一致。
凤凰卫视1月1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举世震惊。当熟悉的《东方红》乐曲跨越太空传回地球时，国人一片欢腾。然而，为了这一天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我国卫星事业的奠基人却没能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就在一年半以前，我已含冤去世，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现代气象学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先生。
赵九章考入清华大学 遇叶企孙改变一生命运
解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关于赵九章先生的几段影像资料。赵九章先生祖籍浙江湖州，1907年10月15日出生在河南开封，自由聪慧、生活俭朴、不善言笑。1922年9月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这所学校与当时的清华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同为留学欧美的摇篮。由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所学校开始接触新文华、新思想开阔了赵九章的眼界。
在校期间，赵九章积极投入到反军阀学生运动中，为躲避军阀当局的追捕，加上家境日下已无力供他继续上学，1925年8月，赵九章不得不离开开封，远赴浙江杭州投奔他姑妈家继续学业。
1929年赵九章考上清华大学，是国立清华大学第五级物理系的学生，在当年录取的174名男生中名列第四。在赵九章同级同学中，后来有八人成为中科院院士，钱钟书、曹禺、乔冠华也曾是赵九章的同窗好友。由于学习成绩突出，赵九章与另外两位同学被称为物理系第五级的“三杰”，广受师生的赞赏。当时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相当丰富，在国内堪称一流，这里也是最吸引赵九章的地方。除了上课、做实验就是在图书馆读书，如饥似渴的赵九章在这里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开阔了视野，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物理学基础。
更为幸运的是，赵九章在这里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老师，我们物理学的一代大师叶企孙教授，叶企孙教授学识渊博谦逊宽厚，一心为国家培养人才。他很早就看到气象学与物理学的紧密关系，他说气象是国家非常需要的学科，世界上气象学发展很快，要有学物理的人去学气象，这些远见卓识深深地影响着赵九章。
吴智诚（原赵九章秘书）：赵九章转成气象，完全是这个叶企孙老师的指引，因为叶企孙在清华他很重视气象对今后国家的重要性，因为当时要搞空军，当时就感觉到气象很重要，所以清华过去对气象已经有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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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早在1925年，叶企孙就在“清华学堂”的东面设立了天文气象台，在他的指导下，赵九章曾到气象组学习气象课程，还经常去图书馆查阅各种气象资料。1934年叶企孙决定让赵九章报考留美公费生，去国外专攻气象学，就样在恩师的指引下，赵九章选择了气象专业，从此一步一步的向气象科学的殿堂迈进。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赵九章当年的档案，1934年赵九章考上国立清华大学第二届留美公费生，在他的档案中，保留着赵九章给学校写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他向学校请次助教职务的报告。另一封信上写道：顷奉叶企孙先生面谕，命令学生于下月月初启程上京，随指导专员竺可桢先生实习，请予公函，并请原照上届成例盼发旅费等内容。
赵九章受恩师指引修气象学 曾随竺可桢实习
吴智诚：因为出去留学一定要在国内实习一年，所以叶企孙就想到了当时国内最主要的一个气象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的气象研究所竺可桢那里，就到赵九章到竺可桢那里实习。
解说：钦天山上的北极阁，原本是一处破败不堪的道观，1928年中央研究员决定在这里成立气象研究所，这里就成了当时国内著名的气象观测和科研基地，首任所长就是我国近现在气象事业的奠基人，我国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竺可桢先生。
1934年的10月，赵九章来到北极阁，有幸受到竺可桢先生的指导，竺可桢对这位刚刚迈入气象学大门充满朝气的年轻人非常欣赏。赵九章在这里不仅初步了解了我国气象学的状况，也进一步明确了日后到国外学习的方向，更重要的是结识了治学和为人都堪称师表的竺可桢先生，从此开始了两人30多年的师生情谊。叶企孙与竺可桢两人交往密切，并且都热心为我国刚刚起步的气象事业培养人才。赵九章实习期满，两位先生一致同意让他到当时气象学水平较高的欧洲去深造，因此叶企孙不顾庚款留学必须去美国的规定，改派赵九章去德国学习。
赵九章赴欧洲留学 新观点引起气象学界重视
这里是赵九章与新婚妻子吴岫霞在北京的家，1935年大女儿刚刚出生不久，赵九章不得不告别妻女远赴重洋继续求学。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是气象科学发展最快的地区。柏林大学在气象学方面非常有特色，学术研究的气氛很浓。赵九章在导师的指导下，攻读动力气象学和高空气象学，德国人一丝不苟的治学作风影响着赵九章的一生。
陶诗言（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老师是当时德国的很有名的一个气象学元老，同时他跟两个，一个叫菲克尔，菲克尔，另外一个叫埃特尔，这个是搞动力的。他跟早期气象分析跟一个老的气象学家，后来的那篇文章就是《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那就是跟那个学物理出身的一个气象学家开始搞的。
解说：这篇文章是赵九章按照自己的思路把数学、物理引进气象研究中的初次常尝试，立即引起国际气象学界的重视，后来竺可桢评价这篇论文时是“新中国建国之前理论气象研究方面最主要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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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九章在大学设立气象学课程 撰写重要讲义
解说：1938年的8月，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赵九章离开了德国，他急于回到祖国，回到母校贡献他的一己之力，早已回到浙江老家的吴岫霞带着已经4岁的大女儿从温州出发，准备与赵九章在香港会合。
赵理曾（赵九章之女）：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我妈妈就让我姐姐，你小声点，你小声点，别唱歌，就怕，因为她学的都是那些抗日的歌曲，然后到了香港以后吧，本来是我爸爸的清华同学乔冠华来说好去接的，结果接差了班次。然后就同船另外一个同学就帮他们租了一个旅馆，后来第二天乔冠华来了就给他们就找到了吧，后来就安排下来。后来我父亲回来以后，就在那儿会合了以后他们就从海防到河内，然后就到滇缅铁路，然后从那到西南联大。
解说：这是一所抗战时期著名的大学，当时清华大学已经内迁到昆明，与北大、南开联合成立了这所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的这块石碑上还镌刻着当年在这里教书的教授名单。在及其困难的条件下，赵九章先后开设的理论气象学、大气物理学、大空气象学等课程，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动力气象学》讲义。当时坐在这里学气象的学生叶笃正、谢义炳、顾震潮等人，后来他们大多数成为我国著名气象学家。
当时战事越来越紧，生活也越来越艰苦，赵九章自己没有积蓄，因工作太忙又无力做其它副业补贴家用，1941年小女儿理曾出世，这个四口之家比一般人更要艰辛一些。
赵理曾：第一穷是李宪之，我听我姐姐我妈妈她们都说，第二穷就是我们家，因为李先生他们家就是孩子多，所以李先生曾经都饿昏在厕所里头，都饿得晕倒了。我们家也是特别穷，反正就是属于最穷的吧，我妈妈以前就是一直把她那个就在昆明的时候，他们的内裤补了32块，一直留着，忆苦思甜给我们讲。
解说：随着战事的发展，气象研究所也内迁到重庆的北碚，所长竺可桢先生却在贵州遵义主持浙江大学校务，无力顾及远在四川的气象研究所。为此竺可桢多次请辞浙江大学校长职务，或者请得力之人来主持气象研究所的工作，直到1944年1月，竺可桢推荐赵九章担任气象研究所代理所长的建议才得到批准，赵九章不得不离开心爱的清华，带着家人去北碚主持中央气象研究所的工作。
北碚原本是重庆远郊的一个小镇，由于抗战的爆发，这里成了著名的避难地。那时这里的条件非常简陋，人才奇缺，赵九章就只好请在中央大学当教授的涂长望帮忙，陶诗言先生就是在这时来到中央气象研究所的。
陶诗言：赵先生是管的非常严格，并且那个时候我们每两个礼拜有一次叫做读书报告会，就是他指定的大学学业的实习研究员，这篇外国的文章你念，念了以后在会上报告，做这个报告。这个很重要，这个就看你这篇文章你理解到什么程度，缺点在什么地方，怎么做，这个对我们培养很严格。但是，讲的不好他要训斥你的，所以我们都非常怕挨克，北京话叫克，我倒还没挨克过，他这个我们都是战战兢兢。所以当时在这个， 3
这么一个严格训练。
解说：当时的北碚经常有些演出活动，那时气象所有很多年轻人常想去镇上看演出，为此他们不得不动动脑筋，想点办法。
陶诗言：我们都想去看，但是赵先生有一个特点，就是晚上出过饭他就门房门口看报，所以我们出去要躲过他，要不让他知道，所以我们走后门偷偷地出去，管得这么严的。
解说：已经93岁的王彬华曾经在北碚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过一段时期，对于代所长赵九章先生，他还有着深刻的印象。
王彬华（原中央气象研究所工作人员）：赵九章我的印象是，他名义，他是所长是不错，说话时发号施令绝对没这种事，就是随随便便的，你不知道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所长，就是这么一个人，也不大爱说话，就是看书，自己看书。有时候遇到什么问题，他都很谦虚，他看到什么问题，大家研究研究。他们有什么看法，说他有什么看法，那时候接触的时候，气象研究所里书算多的了，就我说科学数，自然科学书，但是那时候已经很困难了。
解说：在老人的记忆中，那时中央气象研究所的各项事务在赵九章的主持下已经大有改观。1945年竺可桢在日记中也写到，九章到所九月，做事极精明，余喜托付得人，故赵代所长主持，将来希望自无量。
赵九章气象研究有远见 最早引入定量化
赵九章先生一直都密切关注着国际学术的动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卷）》中记载着，公元1946年赵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稳定”概念。
章震越（赵九章学生）：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赵先生第一个提出来，这个波动可以发展，这就引起行星波理论，这是他提出来的。当时在世界上有各叫郝尔维茨，郝尔维茨也研究这个问题，也快完成了，他在美国做报告过之后呢，郝尔维茨说我也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你研究的这么完整这么好，做出来了，完全做出来了，已经完全成功了，他的还在进行中，还没完成。所以说他就走在世界的前面，不简单的。
解说：赵九章的远见还表现在他对气象学的研究方法上，早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就注意把数学和物理学的方法引入到气象学中来，在此后的工作中，他不仅身体力行，更不遗余力的引导他的学生和后辈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巢纪平（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先生是中国的气象界，我想不仅是中国气象界包括世界气象界里面最早的中国是第一，在世界上最早的把数学物理的一种方法一种概念、手段引到气象科学来，使气象学从描述性的定性的进入到定量化。可以说他后面的意义很深远，如果没有赵先生的定量化引进来，那我想我们国家的数字天气预报，不可能在50年代在国际上刚刚开始数字预报的时候，不久我们就发展起来了，这一点，追溯到历史来看，这就是赵先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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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1945年月8月13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中央气象研究所从重庆回迁到南京的北极阁楼，焕然一新的北极阁，已经开始了正常的科研工作。1947年一月，中央研究院正式任命赵九章为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即使这时他也还兼任着中央大学教授，坚持给学生们讲课。赵九章十分注重对青年人的培养，努力为年轻人创造发展的机会，气象所每两周举行一次读书报告会，还不定期的与中央大学气象系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赵九章经常鼓励同学们在讨论会上发言做报告。
章震越（赵九章学生）：赵先生他亲自挑一篇文章叫我们看，看了之后对我们说，你到研究所来做报告，这时候陶诗言、顾震潮、杨鉴初等等这些人都在下面听我们做报告，而后他们提问题，要我们来回答，是这样对我们的培养。
解说：1948年已经惶惶不可终日的国民党当局，下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先迁移到上海，准备逃往台湾。赵九章清楚地看到腐败的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冒着生命危险，将稀缺的气象学家和十分珍贵的气象资料、气象器材保留了下来，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赵九章主动派研究员建立中国天气预报中心
解说：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广大科技工作者以热烈的掌声迎接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春天的到来。1950年1月26日下午，中科院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5月19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了指派赵九章担任所长的任命书。
解放初期，新中国的气象事业基础还很薄弱，需要大量的人才，赵九章把自己对新中国的认识和亲身感受写信给国外留学的朋友、学生，动员他们回国，在他的召唤下，叶笃正、谢义炳、朱和州等一大批气象学者先后回国，一时间地球物理研究所人才济济。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时局对气象服务的要求也迫在眉睫。赵九章主动给已经是军委气象局局长的涂长望写信，建议与他共同承担气象任务，经过协商成立了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和联合气侯资料中心。赵九章为此派出了所内80%的专家，使得当时的这两个机构可以与发达国家的气象台向媲美，当时的“联心”主任是顾震潮，陶诗言任副主任。
陶诗言（中国科学院院士）：那个时候赵先生很大方，而那个时候主要的在世界上主要的气象骨干，业务好的人，全在气象研究所，当初就是成立个地球物理所嘛，气象组都在这儿。在这个情况下面，赵先生看到，他说同涂长望商量，就是我把我这里抽调我的气象的三分之二的人给你，这个很重要，这个一来的话呢，就是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天气预报资料分析的业务把它搞起来，搞了1950到1955年，6年，这个等到气象局的人培养出来之后，我们就撤回来了。
解说：当年赵九章这种无私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风范在当今的气象界仍为大家所称颂。
巢纪平：事实表明，联合预报中心成立了以后，不仅是在预报技术本身，为当时的 5
国家的军事上的需求，也包括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天气预报都做了。而且定了一些规范，就气象预报应该怎么做，它做了一套规范，把它逐步地完善。同时在当时没有人才的情况之下给开了一系列的训练班，来培养了一批预报员，大概后来应该说中国老一批的预报员，大部分都是从联合预报中心培养出来的那些老预报员，所以这一点讲，赵先生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赵九章投身卫星研制工作 成立“581小组”
解说：1956年国务院组织专家到搞《十二年科学规划》，赵九章担任规划委员会气象组组长，为此专门成立了由他亲自负责的云雾物理专业组。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一事件使得中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一时间中国人民对人造地球卫星产生了浓厚的星期。
作为一名敏锐的科学家在1955年筹备国际地球物理年时间，赵九章就亿注意到了，卫星在科学研究和应用上的前景，提出了人类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可能性和技术实现途径，竭力呼吁开创空间科学和空间探测记技术的眼睛。赵九章先生是提出研制我国人造卫星的第一位科学家。
巢纪平（中国科学院院士）：我想赵先生是一个非常有远见件的一个战略科学家，他虽然是一个气象学家，但当苏联的气象卫星上去的以后，他就感觉到了这个地球卫星的一个重要性，这个重要性然也包括对气象科学发展的关系。有很多气象资料都要从卫星上获得，但是从当时来讲，能够这样认识的人是绝对不多。
解说：中国人一定要早日放出属于自己的卫星，空前高涨热情激荡着那个时代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人们似乎一科也不能再等下去了。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终于也谈到了卫星，他说我们也要搞卫星，一时间，人们热血沸腾。在这热烈的掌声中，我们仿佛已经看到了中国人自己的人造卫星正遨游在太空中。
一直关注卫星研究工作的赵九章，从此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一领域之中，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一个以人造卫星和火箭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机构在中国科学院成立，对外称作“581”小组。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任副组长。赵九章一方面在全国各科研单位选调学术带头人组建新的研究机构，一方面在中国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创办遥测、遥感、大气物理和空间物理等全新的专业，并亲自讲授空间物理学。同时在地球所内，他还亲自领导了一个研究组，开展对空间物理的研究。
潘厚任（中科院空间中心研究员）：赵先生在我们人造卫星的事业中间，大不愧是一个开创者跟奠基者，因为在我们国家最早最直接翠进我们国家人造卫星上马的是他，那儿我们国家最早的一批队伍，后来很多也变成我们卫星事业中间的一些骨干，也是赵先生那时候基本上组织起来的。地球物理所设立二部，就是中国科学院581组就是专门为这个准备的。那么这个581组里面各个研究室的分工也是挺全的，有搞课题的，有搞探测仪器的，有搞遥测遥控的，有搞环境模拟的，有搞天线的，基本上都是很全的一支 6
队伍，在赵先生的大力领导跟组织下面，就基本上都建立起来了。
中国困难时期赵九章提出研究卫星分两步走
解说：1978年10月由赵九章、钱冀等科学家组成的“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到前苏联考察，一行人中只有赵九章知道此行的真正目标是卫星。代表团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住进的莫斯科的北京饭店。但是他们在苏联呆了两个半月，一直没能参观到最向看到的卫星研制及其它相关的关键部分。十分失望的赵九章感慨地说：靠天靠地靠不住，发展宇航科学主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后来他在总结中写道，发射人造卫星是一项技术复杂、综合性很强的大工程，需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强大的工业基础做后盾。中国尚未具备这样的条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从小到大，由低到高，由初级到高级逐步发展，应该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吴智诚：那时条件很简陋，比如我们搞卫星搞火箭的仪器的要做环境试验，没有房子就用我们院子里一个旱厕所，把那个粪坑填掉，打上水泥地面粉刷了墙，把环境试验设备装到里面拉上电源，就做了环境试验这个实验室。
解说：这时，中央和有关单位也意识到我国还不具备放卫星的条件，果断地决定放慢卫星研制的步伐。
刘振兴（中国科学院院士，赵九章研究生）：1958年大跃进，紧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因此从中央角度或者从科学院角度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当时那个大跃进的那个气氛，大家到处都在放卫星，但但是那个卫星不是真卫星。什么也可以讲我们也放卫星的，但是这个可是真正的卫星，在当时我们那个技术条件下，经济的条件下，你要想着很快的放卫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当时，赵九章先生根据中央的意志，坚决地提出来，就是我们分两步走，第一步第一是探空火箭，发射探空火箭，然后我们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时候再发射卫星。
解说：经过六年扎实艰苦的探索，到1964年历经看客的中国中国空间技术终于获得重大突破。6月底到7月上旬，短短的10多天里，中国在酒泉导弹基地连续多次成功发射了自行研制的弹道式导弹。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又爆炸成功。导弹发射和原子弹爆炸的成功无疑为发展人造卫星奠定了基础，赵九章敏锐地感觉到研制和发射中国人造卫星已是指日可待，中国人离太空的距离越来越近。而此时，他正应国防科委的邀请在酒泉基地参观，难捺内心喜悦的赵九章在临走之前，特意给基地人员做了一场关于空间发展的报告。
吴智诚：他估计三、五年发射卫星就可以有能力发射卫星，因此，他从1964年11月回到北京以后，就约了钱学森来交换意见，有一天钱学森晚上到了赵九章的办公室，钱学森问赵九章基地参观的印象怎么样。他说想不到我们火箭发展这么快，估计三五年就可以发射卫星，我们应该及早把这个建议向中央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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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颗人造卫星升空 赵九章却未能目睹
解说：正是因为长久以来坚持不懈的努力，赵九章和助手钱冀在短短的十天里就把卫星计划的方案整理出来，送交中科院和国防科委。196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专门会议上，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这个总体方案进行了讨论。
潘厚任：这个会议是开了很长，大概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第二个会议像那么长，开了42天，从10月20号一直开到11月底。所以这个会上开得挺好这个会，白天开会，晚上就计算，效率还是很高的，很多问题在这个会上解决了。那么当时不是提出来，要上得去、抓的住、听的见、看的见，就是对我们第一个人造卫星的指标就确定了，而且当时就是说，大概1970年左右，希望能够把它送上天。
解说：为此，在1966年春，中国科学院成立了“651”设计院，赵九章担任院长，他全面组织实施中国卫星的研制工作，制订卫星研制规划和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从此，我国航天事业进入到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
历史在1966年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红色风暴”冲击到承担卫星工程任务的每一个单位。1967年初，中国科学院及下属单位均被“群众组织”夺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都靠边站了，赵九章在这场“红色风暴”中也未能幸免。
这里是赵九章最后待过的地方，造反派把赵九章从办公室里赶出来，要他呆在这所破败的小楼的门堂里写检查。那时，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他无权过问，他现在的工作就是每天接受无休止的批判。
都亨（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赵九章研究生）：有一次这个批判会完了以后，就从所本部走到公共汽车站的时候，前面就看到他一个人在慢慢走，手里还拎着那块资产阶级大学阀的牌子。当时我确实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刚刚批斗完，这时这个心情觉得很尴尬，但是自己的老师，当然还得跟他一起走，就上前跟他一起走。我心理很担心他会有些什么怨言什么的，当时在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下，我就不好表达，但他一句怨言都没有，也没有什么。
他反而关心的就是当时几个主要的工作，一个导弹现象学，一个高空核爆炸效应，问我们这个工作进展怎么样的，但是我没法说，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冲掉了，我们都没有做工作，我们只能支支吾吾的说，我们还在做，只能这样说。他也看出来了，最后就是说，这些工作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将来一定会是有用的。
解说：在赵理曾家的书架上，端端正正的摆放着的这张照片是赵九章1964年参加最高国务会议时的情景，照片里毛主席正给大家讲着什么，看得出来，大家的心情很不错，坐在醒目位置的赵九章笑得格外开心。然后就在四年之后，赵九章却陷入深深的苦闷和彷徨之中，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国庆天安门的请柬上。
赵理曾：就是他期望的观礼卷就是说是一种中央对他的一个信任，是这样的，所以 8
他跟我妈妈那个时候，9月30日跟我妈妈说，你今天一天都不要出去，你在家等着，看这个观礼卷来没来，因为五一的时候他上了天安门了，1968年的五一。
解说：建国以后，赵九章曾多次受邀参加天安门观礼活动，不难想象，1968年五一的这次观礼对正处在磨难之中的赵九章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徐荣栏（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五一节上天安门以后，当时他心情比较开朗，甚至于我听说他发了言，现在我年级大了，也不想当首长了，但是我英文好可以给你翻译，可以查资料等等一些很积极的话。总的来说，我想用就是用自己的一些知识来继续为国家服务这样的话，这样的信念比较大。但是这些东西得到了几个比较坏的造反派的一些坏的想法。有的甚至扬言，看你五一节之后，国庆的时候能不能上天安门。
工作人员：这是我们保存的赵九章先生的1967年的国庆请柬，1968年的我们现在也没有找到。
曾子墨：其实，1968年赵九章的国庆请柬在国庆节前三天就发到了中国科学院，却谜一样的消失了，这对苦苦期盼着的赵九章是巨大的打击。1968年10月26日清晨，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悄然离开人世，周总理得知噩耗，悲痛不已。18个月后，我们第一
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这颗正样星与此前赵九章主持完成的初样星基本一致。感谢您收看《我的中国心》，下周我们再见。
！两弹元勋郭永怀遭遇空难 焦尸紧抱核武数据 10-12-15 凤凰网专稿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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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原子弹 钱学森力荐郭永怀
解说：郭永怀在美国带博士的时候，学生都怕他，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他曾经把一个三十多岁的高个男博士给训哭了，博士的妻子许多年以后对此都难以理解。这个外表憨厚的中国教授，何以有如此的威力，但在中科院力学所的学生心目中，郭所长没有训哭过人，倒是经常有苦口婆心似的告诫，基础要扎实，实验多动手。
俞鸿儒：当时一回来以后，我们当时五个研究生，他说你们四个做实验，这个考虑他是这样考虑，他说中国人不大会做实验，实验也非常重要，是一个薄弱环节。
李家春（中科院力学所院士）：这个跟我们说，你们来了第一要学好基础课，比如说学数学很重要，物理很重要，然后流体力学很重要。那么哪些课程，然后而且给你布置的参考书，那么回想到现在为止，这些课程学了以后，对我们一生都是有很大影响。
解说：郭永怀是个不善言谈的人，极少参加政治活动。1964年春节，毛泽东接见了部分中国科学家代表，接见现场，科学家们争相和毛泽东握手，郭永怀在人群背后憨笑着，远远地感受着这种氛围。
谈庆明：那是在大跃进1958年的第二年年初，郭先生已经发现了有问题，所以他在1959年年初，在我们大礼堂，在前面那个楼里面做全所一年动员。他当然不是去顶 9
撞党中央的一些布置安排，他仅仅是在力学所的范围里，力学研究所它的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怎么做，有的人说要马上就是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他说不行，他的观点是接力赛，我们要懂得工程技术，但是我们不做工程技术，我们是接力赛，我们要去研究科学研究里面的规律。
解说：郭永怀生前的工作日志上面，详细记载着力学所的每一天工作安排，郭永怀回国后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时间，仅有的一些从美国带回的唱盘，也捐给了广播电台。
俞鸿儒：他所有时间都是这样，在家里吃完饭马上就到这里来，有一次看电影，我也在里面碰到他，他进去看一会就出来，我跟出来，他说他在美国十六年只看了两三个电影。
邵春贵：另外力学所有一个试验厂在怀柔，他也经常去，到那试验厂更苦，吃饭、住条件都不好，他们都没有怨言。我跟他们接触都感到他们对工作上，甚至和老伴去，那时没有假，没有休息日，和老伴一起都是加班，晚上在这工作到十一、二点才回去。
解说：六十年代初，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世界乒乓球比赛，中国队取得傲人的成绩，于是，在国内掀起一股乒乓热。中国科学院为了照顾专家观看这场国际比赛，特地分给郭永怀两张票，让他带着夫人李佩前去观看比赛。结果他们俩仅看了半个小时就退场回家了，后来同事问他原因，他说乒乓给国家争光了，我相信原子弹会争更大的光，就坐不住了，回来想想原子弹问题心里踏实些。
解说：1959年6月，苏联方面突然致函中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第二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核工业系统在华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这意味着中国核武盾牌的制造，只能自力更生，美、英两国政府紧绷的神经，开始稍微放松。
1960年3月的一天，钱三强突然上门来找郭永怀，俩人走进书房，门一关，足足谈了三个小时。走时钱三强很高兴，郭永怀也很开怀，李佩后来才知道，是钱学森把郭永怀推荐给了钱三强，要他承担自主研发原子弹的力学保障工作。正是这一次拜访，郭永怀的名字和中国原子弹联系到了一起。
俞鸿儒（中科院力学所院士）：两弹一星的功臣元勋里边，好像是23个，是23个吧。三方面都涉及的只有郭先生一个人，钱学森先生是导弹跟人造卫星，其它人或者是核武器，或者是导弹，只有郭先生三方面都参加了。
谈庆明（中科力学所研究员）：党中央去征求钱学森意见，我们要发展原子弹，你有什么意见，他当时就说我毫不犹豫地推荐郭永怀去。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问号，因为郭永怀在美国学的是空气动力学，他没有摸过原子弹，美国人也是绝密的，苏联也是绝密的，他怎么懂啊。那么钱先生用了四个字毫不犹豫，实践证明他担当了这四个字，他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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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为中国首枚原子弹爆炸确定最佳方案
解说：这是中科院力学所清静的小院，郭永怀的塑像是1989年树立的，当时的一个插曲是竟然找不到一张他个人的正面近照，好在模型师塑像功夫了得，除了嘴唇做了第二次修改外，其余一步到位。学生们说，郭老师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与其它塑像不同的是，郭永怀塑像下安放着两个人的骨灰。
李佩：我不是把郭永怀的骨灰盒给挪到力学所，原来他不是在八宝山的一个四室，也不是什么室里头，有他一个地方，就把那个小牟的骨灰，就搁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时候他的学生已经给他搞了一个塑像，我说就在这个塑像的下面，就给他挖一个穴，就把小牟的也搁在一块，因为小牟也是为着跟着他，所以才牺牲的。
解说：此时距郭永怀逝世已经21年，时间闪回到1960年3月末，105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郭永怀正式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负责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这样他和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一起，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李佩：他没跟我说过他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他要干的事情，大概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钱三强那时候到我们家来了好几趟，来找他，跟他谈。那么他们谈话的时候，一般我都不会在旁边的，我就到里头屋子去，但是我知道钱三强那个时候，已是二机部的副部长，所以我想一定是跟他二机部的工作可能有点关系。
解说：李佩明显感觉到丈夫的工作更加繁忙了，经常性的出差，她不知道此时郭永怀承担了更重大的任务，他得不停穿梭在北京与西北高原原子弹试验基地，指导试验，排解难题。
李佩：他从来没有跟我谈过他在那边的生活什么的，他自个儿生活因为比较简单，你比如说他每次要出差的时候，他就自个儿就拿一个小的手提箱，装一点喜欢的衣服搁在里头，都不让我给他准备，他就自个儿。
解说：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1963年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研究队伍，陆续迁往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这个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侯变化无常，冬季最低气温零下40度。试验现场寂寞荒凉，寸草不生，更糟糕的是由于缺氧，再加上营养跟不上，不少科研人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浮肿反应。郭永怀经常奔波于这里和北京之间，贫乏的高原反应，使得50多岁的他显得特别苍老。
爆轰物理实验，是突破原子弹技术的重要一环，为了取得满意爆炸模型，郭永怀带领队员反复试验，甚至自己跑到帐篷去搅拌炸药。在多次试验后，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一举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这种方案后来被应用于中国整个第一代武器研制过程。
谈庆明：你们知道那个原子弹的外面，是要靠炸药来起爆的，知道吧，没有炸药起爆原子弹起爆不了的，而我们那个炸药我们研究得还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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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冉冉升起时，全体测试人员一片沸腾，郭永怀却瘫软在试验现场，身边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老郭太累了。
郭永怀是怎么死的 2009-9-23 提问者：wowof1
1968年12月初，郭永怀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苞米地，腾起一团火球。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竞完好无损。可以说，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想到的只是用身体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
！郭永怀个人简历 (1909.04 1968.12) ，男，山东省荣成市人，中共党员，著名力学家 应用数学家 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1年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1946年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领导和组织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程、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历史年表
1909年4月4日生于今山东省荣成市。
1931～1933年南开大学物理系学习。
1933～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1938～1939年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
1940～1941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获硕士学位。
1941～1945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跨声速流，1945年获博士学位。
1946～1955年创办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历任副教授、教授。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学部委员。
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力学学报》主任编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
1960年兼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
1964年任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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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任国防科委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筹备组副组长。
1968年12月5日逝世于北京。
生平经历
郭永怀，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航空工程研究。发现了上临界马赫数，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即国际上公认的PLK方法，倡导了我国的高超声速流、电磁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的研究，培养了优秀力学人才。担负了国防科学研究的业务领导工作，为发展我国的导弹与核弹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9年4月4日出生于今山东省荣成市。郭家世代务农，父亲郭文吉粗通文墨。1918年，9岁的郭永怀在三叔郭文秀开办的学堂里读书识字。1922年，在石岛镇明德小学就读高小。1926年，他以优秀的成绩考取青岛大学附中。1929年夏，进入南开大学预科班学习。由于他勤奋好学，所以名列前茅。他还同胡世华、陈振汉等组织了一个新颖的读书会——微社，切磋砥砺，钻研学问。1931年，郭永怀转入本科，攻读物理。由于他对光学感兴趣，于1933年转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35年毕业后，他留校任助教兼做研究工作，曾和吴大猷等一起研究过喇曼效应。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永怀曾回家乡威海任教。1938年威海沦陷，郭永怀又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研究过湍流理论。在青少年时期，他先后得到过顾静薇、饶毓泰、周培源等教授的指导，所以不仅具备了坚实的数学物理基础，而且也确立了“科学救国”的思想。
1939年，郭永怀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生。经过一些波折，于翌年9月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应用数学系主任辛格指导下从事研究。他仅以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可压缩粘性流体在直管中的流动》的论文，并获得了硕士学位。他的出色工作受到导师辛格的赞赏。1941年5月，他又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工作。他主动提出要进行当时空气动力学的前沿问题——跨声速流下连续解的研究，并于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由于有名师指导和良好的研究环境，加之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为他在以后10年的研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奠定了基础。
1946年，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他特聘郭永怀前去参加业务领导工作，历任副教授、教授之职。实际上，郭永怀在这10年间是当时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三个主持人（即西尔斯、郭永怀、康脱洛维茨）之一。这10年也是郭永怀从事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他着重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可压缩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与钱学森合作）《关于中等雷诺数下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绕平板的流动》、《弱激波从沿平板的边界层的反射》等重要文章，解决了跨声速流动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边界层的奇异性，他改进了庞加莱、莱特希尔的变形参数和变形坐标法，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为此，钱学森于1955年在《advancesinappliedMechanics》杂志上发表文章，将这一方法命名为PLK方法。 13
值得一提的是，郭永怀在50年代初就注意到离超声速流动这一方向，研究了高超声速激波边界层干扰和离解效应。郭永怀因在空气动力学与应用数学中的研究成果而驰名世界。
在国外工作期间，郭永怀一直在等待机会，要用他的科学知识为祖国服务。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终于出现了这种机会。这时，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越条件与待遇，于1956年11月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并立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国内工作的12年期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国内的力学与国防科研上，并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二机部九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国防科委空气动力学专业组成员和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筹备组副组长、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等职。1956年，郭永怀参加了制订“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担任了力学专业副组长。他和力学界的其它专家一起审时度势，分析国际上力学研究的动向，并根据我国的国情，制订出学科近期发展规划与远期奋斗目标，确定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为我国随后若干年的发展方向确定方针大计。规划的实施使我国的力学研究从解放初期只有少量理论工作的状况发展到能够通过现场测试、大型实验、数值模拟和理论分析等多种手段进行重大项目研究的现代力学阶段。
郭永怀回国以后，就身体力行倡导高超声速流动、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新兴领域的研究。他亲自参加力学所电磁流体组每周一次的学术讨论会；60年代初，他组织了北京地区高超声速讨论班；他一方面要求大爆破问题组人员踏踏实实地学一本书，一方面又鼓励大家深入实际。他指导研究生从事这些新方向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对于新学科方向的发展，他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精辟的见解。
郭永怀对于国防工业和科研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涉及了许多重大的项目。从1957年11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起，他就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星际航行座谈会，大力倡导我国要发展航天事业，并就许多技术问题，如运载工具、推进剂、姿态控制、气动力、气动热等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和主张。在第四次座谈会上作了“宇宙飞船的回地问题”的中心发言，对气动减速、气动加热、烧蚀防热、回地轨道设计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还提出了利用举力面的设想。随后，当研制人造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时，郭永怀参加了负责卫星本体设计的人造卫星研究院的领导工作。1964年，郭永怀参加了再入物理工程的筹备工作。他认为应将再入物理现象的研究作为这个项目的理论研究方向，并明确提出建立高温物理所的主张，对实验设备的筹建工作他亦费尽心血；1967年，郭永怀参加了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担任了主管技术工作的副组长。他第一就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服务对象、研究手段、重点设备、测试方法等提出了建议，并和钱学森一起为该院规划了蓝图，为以后空气动力学研究发展中心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14
为了发展我国的“两弹”事业，郭永怀更是呕心沥血，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多次赴现场参加准备工作，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郭永怀的生活年代恰逢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登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文化大革命”我们国家沧桑巨变的60年，也是人类从莱特兄弟第一次飞行到美国实现阿波罗登月计划，跨入空间时代突飞猛进的60年。郭永怀为我国的力学事业，也为人类的航空航天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是每个中国人、每个力学工作者值得引以自豪的。为了表彰郭永怀的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于1968年12月25日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主要贡献
攻克突破声障的理论堡垒
1908年，莱特兄弟实现了人类飞行的梦想。到三四十年代，飞机平均时速达到了三四百公里，人们正在为进一步提高飞行速度而奋斗。这是航空发展史上第二个里程碑。为了提高飞行速度，在技术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也就是说，当飞机以接近于声速的速度飞行时，阻力剧增，升力骤降，头重尾轻，舵面失灵，甚至机翼、机身发生强烈振动。因此，跨声速流是当时摆在力学家和航空工程师面前的一个艰巨课题。人们形象地称这一难题为“声障”。
在理论上进行研究也有很大困难。一方面，在跨声速范围内，即使是薄翼和细长体，线性化理论不再适用，必须考虑非线性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出现兼有亚声速与超声速区域的混合流动，必须发展混合型方程的理论，尤其是当来流速度超过某一临界值以后，会出现激波，所以，在流场中存在着未知的间断面，通过该间断面，物理量的变化是不连续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冯卡门领导下，有一批科学家聚集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为攻克这个堡垒进行了大量艰苦的研究工作。其中，郭永怀在跨声速领域的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郭永怀对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研究不仅在数学上有创见，即采用了渐近分析方法来克服超几何级数收敛缓慢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他与钱学森一起，在《可压缩流体二维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一文中提出了所谓“上临界马赫数”的概念，回答了机翼上何时会出现激波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尽管人们当时凭直觉已经意识到激波的出现是气动特性改变的主要原因，但起初往往只注意下临界马赫数（即流场中第一次出现声速的飞行马赫数）这个参数。郭永怀的连续解说明，即使飞行速度超过了下临界马赫数，在理论上连续解依然可能存在，只有当飞行马赫数超过了上临界马赫数（即流场中第一次出现极限线的马赫数）时才会出现激波。这时等熵流动条件破环，流动出现分离与旋涡，流体的一部分机械能转变为热能。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严重地改变流场与气动特性。所以，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是上临界马赫数，而不是下临界马赫数。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郭永怀还进一步用稳定性理论解释实际临界马赫数会介于 15
上下临界马赫数之间的原因，这也是对高性能气动外型的设计的先驱性工作。
郭永怀对激波与边界层相互作用的研究回答了激波是怎样影响翼剖面气动特性的这个重要问题。在这一时期，已有的简化模型只在速度型上逐步接近实际，但均未考虑粘性效应，所以至多给出定性结果。郭永怀用两种不同途径直接考虑了弱激波从平板边界层的反射，得到了平板上压力分布、流线曲率、分离点等物理量的变化规律，包括层流与湍流边界层的情况。他的结论同里普曼的实验结果十分一致。这对于机翼上出现激波后，气动特性的变化的分析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发展奇异摄动理论
在20世纪40年代，由于计算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而在流体力学中只有罕见的几个准确解，所以，寻求物理问题的近似解析解颇受青睐。摄动理论就是求物理问题近似解的一种有效手段，所以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但是，在应用摄动法时，所得到的解往往不是在整个区域中一致有效的。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奇异摄动理论应运而生，奇异摄动理论最常用的两个方法是匹配渐近展开法和变形坐标法。郭永怀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贡献。实际上，1904年，普朗特提出的边界层理论是匹配方法的雏型，它来自物理上的直觉。后来经过包括郭永怀在内的许多科学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将这类方法系统化、数学化，直到范戴克提出匹配原理以后，才真正上升为比较完整的理论。郭永怀还推广了庞加莱的变形参数法和莱特希尔的变形坐标法，使它对于一阶方程即使是非线性的情况也适用。他还将边界层方法同变形坐标法结合起来，以消除边界层前缘的奇异性。钱学森于1955年在《应用力学进展》的一文中将这种方法命名为PLK方法（庞加莱、莱特希尔、郭永怀）。在郭永怀的《关于中等雷诺数下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绕平板的流动》一文中，不仅克服了前缘奇异性的困难，给出了有限长度平板二阶阻力公式，使适用范围扩展到Re＝15左右，而且准确地描述了平板前缘附近缓慢流动的流场特性。PLK方法在力学和其它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在，摄动理论成为比较完整和系统的学科，郭永怀则是这门学科最重要的十几位理论奠基人之一。
郭永怀不仅是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而且是一代应用数学大师。将工程科学与数学紧密结合是他进行力学研究的风格。这种风格主要体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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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事力学研究，选题必须有比较明确的（包括远期的）应用背景。力学研究既不能象纯粹数学那样只用演绎的方法进行工作，也不能局限于非常具体的技术问题，必须将实践上升为理论，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
2．在大量观察与实验的基础上，通过对问题物理机制进行分析，提炼出既反映现象本质，又便于数学分析的简化力学模型。
3．采用一切现有的有效数学手段，将问题求解到尽可能彻底的地步，在必要时，要研究与发展新的数学方法，以满足工程需要。
4．对分析结果进行物理解释，揭示规律，并同实验与现场观测作比较。
郭永怀的这种学术风格可以追溯到著名的德国哥廷根学派。高斯不仅是大数学家，而且是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本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应用力学系是数学家克莱因）创立的。普朗特在那里提出了边界层与升力线理论。普朗特的学生冯卡门将这种风格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而郭永怀凭着他坚实的数学物理基础，将这种结合提高到了非常完美的程度，并给我国的力学界、应用数学界以深远的影响。
开拓我国的近代力学事业
50年代，由于航天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的发展。1957年，郭永怀在《现代空气动力学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应该是我国随后一个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他和钱学森极力倡导在国内开展高速、超高速空气动力学、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新兴学科的研究。为了将这些领域的研究铺开，他在北京组织了高超声速讨论班，研究探讨了许多前沿领域的重大课题，对我国高速飞行器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0世纪中叶，由于能源危机迫在眉睫和高速流动中电离现象的出现，磁流体这门新学科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郭永怀抓住这一苗头，于1961年在力学所筹建并领导了磁流体力学研究室。他为这个室选定了三大研究课题：磁流体和等离子体稳定性；磁流体直接发电；同位素的电磁分离。他还以敏锐的眼光指出磁流体发电原理应当和原子能技术结合起来。这是很富有创造性的思想。60年代初，郭永怀指出了爆炸力学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并负责指导力学所爆炸力学室。他组织制定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有关爆炸力学的规划，在爆炸力学的民用和国防应用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这一时期，郭永怀还担任了核防护新技术领导小组副组长，并直接指导完成了《三峡水坝抗核爆炸模拟实验中相似关系换算》的技术报告。
郭永怀异常重视实验研究和实验设备的建设。为了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下开展力学实验研究，他提出了搞实验要符合我国国情的思想。他说：“就象高能物理研究那样，我们不能搞昂贵的大型高能加速器，但可以用小型设备来观测宇宙线；我们搞气动力的，不能一上来就搞大型风洞，而搞激波管和激波风洞却是力所能及的捷径。”他十年如一日，大抓这两项设备的建设。在他负责我国制导规划研究期间，他又亲自领导了电弧风 17
洞、弹道靶和高温激波管的筹建工作。这些实验设备不仅为基础研究和国防任务提供了大量可靠数据，而且为国内建设同类设备提供了经验，同时还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
郭永怀一直是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学术领导人。他不仅在筹建研究室、培养人才、建设实验设备、规划研究方向、指导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还身体力行，参与许多具体课题的研究。他在高超声速讨论班上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精辟见解。他认为：当飞行马赫数超过5以后，介质的动能足以激发分子内部自由度，因此必须考虑振动松弛、离解与复合、电离与中和化学反应等效应的影响；在计算高超声速无粘流体绕钝体的流动时，最关心的是物面上的物理量，因此应当正确分析激波层中物面附近（而不是激波附近）物理量的数量级关系。1961年，他指出：对于钝体绕流，在一定条件下，后身流场中会产生“悬挂”激波。他还提出了小钝锥熵层分析方法，解释了压力过度膨胀和回升现象。他还为寻求确定激波形状的简易方法进行了探索。1964年，他提出云粒子侵蚀课题。日后的发展证明，云粒子侵蚀是实现全天候攻击与突防和反弹道导弹必须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之一。此外，郭永怀还提出要研究电磁波和等离子体鞘套与尾迹中的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
郭永怀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和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等一道，规划了我国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设置。他和力学家们运筹帷幄，认真研究了近代力学的发展方向，制定了学科的近期发展规划和远期奋斗目标，使我国力学学科的面貌大为改观，特别是近代力学科学一起步就有很高的基准，只短短的几年功夫，在某些方面就已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
辛勤培养科技人才
早在回国以前，郭永怀就同谈镐生探讨过回国后如何培养力学人才的问题。回国后，他始终把培养科技人才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1956年，我国恢复建立研究生制度。郭永怀积极筹划力学所的研究生培养。在第一批招生中，他一人就带了5名研究生，以后又亲自带过几批。他主张：培养人才要“言教、身教，以身教为主”。在教学和科研中，他自己做表率，经常同年轻人一道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在培养研究生和助手时，他注重使他们在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两个方面都得到提高。他对年轻人的指导和帮助是启发式的、循序渐进的，重点强调掌握科研方法，提高科研本领，而不仅仅是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在他的培养下，研究生中有不少已成为所级学术领导人或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1957年，郭永怀和钱伟长组织并领导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他除负责研究班的日常组织工作外，还亲自执教，讲授流体力学概论。开课前，他把辅导教员找来，亲自带领他们到有关高等院校的实验室参观，对一些关键问题给予一些启示，再让他们为课程安排一个实验计划，使这门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临毕业前，郭永怀亲自指导安排学员们的毕业论文题目，并设法每周都同辅导教员和学员碰头，了解进展情况，帮助解决问 18
题。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前后共办了三届，毕业生达290多名。现在这些学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在国防科研单位和重点院校的力学系或力学专业教研室，他们起着顶梁柱的作用。
郭永怀在培养人才方面不遗余力。1958年，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讲授高速边界层。执教中，每堂课都凝结了他的心血。他评论和分析学者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使初入门的研究人员都深受启发，甚至终生受用。在讲到求解各种形式的NS方程时，他总是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指出采用什么样的变换有希望获得成功，走哪一条路是徒劳的，会遇到什么问题，症结何在。凡听过他课的人都感到回味无穷。陆士嘉也常常赶来听郭永怀的讲课。她当时曾评价说：“只有他能讲得这样传神。”
郭永怀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将自己比作一颗石子，甘愿为青年人的成长铺路。他深感大批培养优秀人才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培养学术接班人这一艰巨任务在他的工作安排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这一点。1961年，他曾写道：“当前的打算是早日培养一批骨干力量，慢慢形成一支专业队伍。”随后他欣慰地说：“由于几年的工作，已经见到效果。”
献身我国的核武器事业
1960年5月，郭永怀被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九院），并兼任该院副院长。他在处理好力学所日常工作的同时，把大量精力花费在研制核武器这项对我国政治、国防和科技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业中。在原子弹研制初期，郭永怀主要负责力学方面的领导工作。
在原子弹理论探索阶段，郭永怀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当时在第一颗原子弹采取什么样的引爆方式上存在不同意见，郭永怀通过比较两者的优劣，大力支持“争取高的，准备低的”的方针，即以较高级的“内爆法”作为主攻方向。又如，在炸药爆轰波的理论计算上，郭永怀正确地提出用一维特征线法进行，解决了一大批理论和技术难题。为了使大家了解爆轰学，郭永怀还亲自讲授了爆炸力学。
在爆轰物理试验过程中，郭永怀经常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并协助开展试验。当时，为确定原子弹爆轰聚焦技术方案，争论是很热烈的。年轻的物理学家陈能宽提出了一个难度和风险都很大、但却能少走弯路的聚焦方案。许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郭永怀从力学角度反复估算，大胆支持采纳这个方案。为了配合爆轰试验，郭永怀还指导设计部人员进行不同试验组件的结构设计，使爆轰试验得以顺利进行。
郭永怀十分重视并经常在九院的会议上反复强调核弹的武器化和系列化，指出要努力做好核武器的后期发展工作。在此后的进程中，他一直负责总体结构设计、外型设计以及环境模拟实验的指导与把关。他很早就安排了一系列与武器化有关的预研课题，包括结构设计、外型设计、飞行弹道、物理引信、环境试验项目与设备等。在弹体结构设计中，郭永怀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设想，包括薄壳结构、通用核航弹等。它们都在后来的 19
工作中逐步得以实施，对核武器的轻型化、实战化和系列化以及新原理实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环境试验方面，郭永怀在建立我国核武器环境试验设备及分析研究上起了主导作用。他从技术人员的配备、课题的安排、试验项目的确定和试验设备的筹建等多方面入手，使我国有了一整套大型、精密、试验范围较广的设备，包括冲击、噪声、振动、过载、温湿度、霉菌、盐雾的组合试验设备和大型离心试验机等。他还亲自出马，找有关单位协商研制专门设备。
郭永怀的科研眼光长远，在他心中始终装着武器化阶段的长远计划。他提出动态环境试验要开展随机振动、高速冲击和噪声试验。为了提高核武器的适应性，他提出开展拓宽温度试验。九院当时分工不分家，郭永怀的注意力也常常超出力学领域之外。他特别关心“安全论证”课题的研究。“安全论证”就是研究当飞机投下核武器后，能否以及怎样安全躲过光辐射、冲击波的威胁。为了保证绝对安全，郭永怀极力主张理论计算与模型空投试验结合进行。为此他还亲自过问并参与计算核航弹和氢弹空投过程中的飞行弹道、伞－弹弹道特性。在他的倡导下，经过严格的计算与分析，每次核试验飞机都安全返航。
郭永怀参加了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以后又参加了核航弹、氢弹和导弹核武器试验。他对我国核武器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例如，他对核武器系列化发展提出许多建议和设想；他指导进行了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研究、水洞试验以及调研工作；对研究发展潜地导弹也作出了贡献。此外，郭永怀还应两弹结合时期的需要，对我国核武器科研体制提出了重要设想。
1968年10月，郭永怀再次赴青海，筹划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试验工作。在离开青海之前，他对这次国家试验进行过评价发言。当时，试验的理论方面有“过早点火几率”问题；实验方面有设计内球新结构问题；材料加工方面正考虑产品自热和装配贮存问题；在整体系统方面有“弹、伞、机”的协同配合问题。郭永怀从这次热试验的准备情况瞻望1969年和以后的任务，大胆提出今后设计要重新考虑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机动、安全、和小型化指明了方向。12月5日，郭永怀从兰州乘飞机返京。当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时，发生了一等事故，郭永怀不幸以身殉职。
郭永怀为我国的力学事业、国防科技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在回国后的短短12年时间里所做的工作之多令人叹服。他参与了我国小型地空导弹、氢氧发动机和反导导弹的研制；他翻译并出版了普朗特的名著《流体力学概论》，组织翻译了《爆炸力学》；他担任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两个杂志的主编；他是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和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郭永怀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受到人们的敬仰和钦佩。为了纪念他，中国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82年和1990年出版了《郭永怀文集》和《郭永怀纪念文集》。1988年12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院东侧绿荫丛中为郭永怀树立了一尊汉 20
白玉雕像。郭永怀的光辉形象将永存人间。
！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真相
一个人要想在这样一个清浊混杂的社会里干干净净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很不容易，若还能奉献全身心于自己的事业，且能取得伟大的成果，则更难。
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干干净净地走完了自己一生的人，他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他又是一个将整个身心奉献于自己的事业的人，因此赢得人们的崇敬；他更是一个成就丰功伟绩的人，因此使人们由衷地钦佩和敬仰。
扬振宁和邓稼先是同乡，初中同学，西南联大同学，一起坐船去美国留学。后来两人有着完全不通的价值取向，走上了完全不通的道路！扬振宁留在美国繁华世界，靠获得诺贝儿奖，出尽风头，晚年还不甘寂寞！邓稼先当年毅然回国，为中华民族的两弹一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惜的是由于当年的科研试验条件有限，人身防护条件简陋，邓稼先由于核辐射过多，身患癌症，英年早逝，实为国家民族之大殇！但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从历史和国家角度来说，邓稼先必将千古流芳，永垂不朽！是他，永远的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战略安全和民族地位！不管过多少年，所有炎黄子孙都将崇敬他！
镜头一：着学生装的杨振宁和邓稼先先后登上轮船来到美利坚留学。
镜头二：西装革履的邓稼先在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上（取得学位后的第九天）踏上归国的旅途。
镜头三：西装革履，拿到诺奖的志得意满的杨振宁因为买不到长岛的房子耿耿于怀（最后还是屈居在教授区买了房子）。
镜头四：茫茫戈壁滩上，穿着旧军大衣的邓稼先在风沙中勘测原子弹实验场（数年后罗布泊蘑菇云升起，整个世界震惊，纷纷猜测中国得到了苏或美专家的帮助，数十年后考可死报告再次坚称中国偷窃W88弹头技术云云）。
镜头五：杨振宁访问中国，问邓稼先有没有美国人参与了两弹研制（尚不知邓就是负责人），邓稼先只是说了句：你先上飞机吧。
镜头六：杨振宁在上海的饯行宴会上（特写：政要满座，山珍海味加茅台酒），突然收到邓稼先的纸条（内容大家都知道了），立刻离席到厕所泪流满面（第几次痛哭？）
镜头七：大量杨振宁与李政道交恶的新闻报道（特写：时间跨度达四十年）的镜头切换，其中数分钟杨振宁对X某传记作家细数当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自己如何将灵感告诉李政道云云。
镜头八：戈壁滩上，某次核弹点火后未爆炸，众人面面相嘘，邓稼先说了句“我是总指挥”，然后只身走进实验场双手捧出哑弹。
镜头九：几年后，北京301医院，邓稼先患癌症全身大出血逝世。又数年，两弹解密，X始大张旗鼓宣传，邓稼先的名字被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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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十：杨振宁写悼文追念邓稼先，大家恍然：原来两人是校友。
镜头十一：应母校多次邀请，杨振宁毅然决定回清华园定居，在保留美籍前提下办理中国绿卡，入住装修一新的带电梯的两层别墅，开始教授本科物理。
镜头十三：杨振宁通过亲友向媒体透露要和28岁的翁MM订婚（让我的老灵魂得到。） ****
在一次爆炸失败后，几个单位在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捧着，走了出来。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就是这一次，伏下了他死于射线之下的死因。
邓稼先在去世前，嘴角出血与杨振宁合影，他是一种壮志已酬，得其所哉的欣慰。夫人许鹿希说，那时他已是全身大出血，擦也擦不干，止也止不住了。高强射线导致的不治之症。这是在他手捧核弹头走出放射区时，就心里明白的。
邓稼先有一次开会在西湖，他拉着同仁在“精忠报国”那四个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许鹿希说，邓不爱照相，但这张照片是他自己要照的。当初随邓稼先一起搞原子弹的科学家，有些中途而退了。因为“没有科研成果，不能家庭团聚，不许亲友通信。作为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权益，是必须牺牲掉的了。
！谁才是当今中国的脊梁？（根据网友博文节选修改） 10-08-07)
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中国人，就会有人记得岳飞文天祥，就会有人记得──邓稼先！！ 1986年，国内公开报道了
在一次爆炸失败后，几个单位在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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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干干净净地走完了自己一生的人，他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他又是一个将整个身心奉献于自己的事业的人，因此赢得人们的崇敬；他更是一个成就丰功伟绩的人，因此使人们由衷地钦佩和敬仰。扬振宁和邓稼先是同乡，初中同学，西南联大同学，一起坐船去美国留学。后来两人有着完全不通的价值取向，走上了完全不通的道路！
扬振宁留在美国繁华世界，靠获得诺贝儿奖，出尽风头，晚年还不甘寂寞！邓稼先当年毅然回国，为中华民族的两弹一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惜的是由于当年的科研试验条件有限，人身防护条件简陋，邓稼先由于核辐射过多，身患癌症，英年早逝，实为国家民族之大殇！但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从历史和国家角度来说，邓稼先必将千古流芳，永垂不朽！是他，永远的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战略安全和民族地位！不管过多少年，所有炎黄子孙都将崇敬他！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辉煌的名字：两弹一星元勋：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中国核物理泰斗王淦昌院士两弹一星功勋：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院士两弹一星功勋：物理冶金学家吴自良院士两弹一星功勋：物理学泰斗钱学森院士两弹一星功勋：物理学家彭桓武。同时让我们也记住一个名字，美国人杨振宁，他为自己的国家（美国）又增加了一个诺贝尔奖。
还明珠按：
想起粘这段文字，是有感于前些天看到的情景。我国的科研人员不乏杰出的人士更不乏那些默默专研的一线技术人员。我感叹于国家级科研工作单位的条件简陋，更感慨于一线工作人员忘我的工作精神。他们吃的是很少很简单的饭菜，基本都是穿着朴实像个农民，没有让人目眩的香居靓马，甚至没有科研必备的好的实验设备！我明白为什么很多留学人员不回国的原因了，未必是不爱自己的国家，我们国家给予科研人员的待遇实在是太低了，他们的住宅、实验设备都保障不了，怎么能够留住他们呢！？
如果不是亲眼得见，我实在难以理解。我的内心非常复杂，因为我看了发愁！与那些唱个歌，扭几下屁股的人相比，收入天壤之别。我们国家的后劲是靠科技还是靠俗不可耐的文艺还是靠公务员喝不完的茶水？我们国家真的很强大了吗，强大到不必拥有民族精神了吗？我们不用居安思危了吗？在这样下去，我们的GDP还有后劲吗？
！孙家栋
航天专家孙家栋：一碗红烧肉与航天结下一生情缘(1) 10-12-18 付毅飞 科技日报 23
时代先锋
10-10-1 傍晚，嫦娥二号卫星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当指控大厅大屏幕打出“热烈庆祝嫦娥二号发射圆满成功”的字幕时，孙家栋脸上洋溢着笑容。
“我给这次发射任务打满分。”他说。
作为我国著名航天技术专家、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孙家栋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于中国航天事业，参与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的一次又一次辉煌。他曾担任我国第一代多个首发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并担任过我国多项重大航天工程大系统总统计师。在他领导下所发射的卫星，几乎占到中国航天飞行器总数的三分之一。
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孙家栋仍奋战在航天工程和人才培养的第一线，被航天人形容为：“像卫星一样旋转不停。”幽默中透着敬佩。他正是这样用行动来体现自己对中国航天精神的解读：“总结我国的航天精神，最主要的一条，是豁出命去爱航天事业！”
“我人生道路的选择由一顿红烧肉促成”
孙家栋喜爱红烧肉。
不仅仅是爱吃，他对红烧肉还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就是由一顿红烧肉促成的。”
1950年初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这天，原本准备午饭后去姐姐家的孙家栋，听说学校晚饭加餐有红烧肉，临时改变了主意。“那年月能吃上红烧肉可不容易。正是为了这顿红烧肉，我决定等吃了晚饭后再去姐姐家。”
晚饭时，学校主管人员到饭堂向学员们宣读了这样一个通知：为了加快建设中国空军的步伐，新中国的人民解放军空军要在学生中挑选人员，有意者可立即自愿报名接受挑选。
当时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力量相当薄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毛泽东提出扩大航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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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规模的建议，得到了批准。很快，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建立6个航空学校。
不满21岁的孙家栋填报了从军申请。当天晚上，他便怀着对祖国、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登上了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航校的列车。一夜之间，他从一个踌躇满志的学生，变成了一名精神抖擞的军人。
这段经历让他颇为感慨。如果说孙家栋是由这顿偶然的红烧肉走上从军道路，那么这次偶然则是他走向尖端科学技术的阶梯，为他后来成为著名航天工程技术专家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小伙子嘛”
1967年7月29日，北京正值盛夏，骄阳似火。
在这个酷热的午后，孙家栋正伏案进行导弹设计。为了不让汗水滴到图纸上，他用一条毛巾围住脖子，其状颇为古怪。
这时，一位不速之客推门而入，开门见山：“我是国防科委的汪永肃参谋。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向聂荣臻推荐你了，根据聂老总的指示，决定调你去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就这样，他没提任何条件，扛着被卷书箱去新岗位报到了。
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首颗人造卫星，次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号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随后，聂荣臻委派钱学森以及当时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国防部五院副院长王铮负责卫星规划。然而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卫星任务受到了影响，中央决定调整空间技术计划，把工作重点转向研制探空火箭。直至1965年，国家重新开始制定卫星计划，并确定了1970年发射，卫星要“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的总体目标。
孙家栋参与进来时，时间已十分紧迫。如何尽快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部？如何按工程的研制规律一步步往下走？各系统怎样联接起来？联接起来后又怎样作试验？一个个难题摆在面前，他决定从组建队伍抓起。
然而，“文革”年代，派别林立；发射卫星又是人人都想参与的大事。对于年轻的孙家栋来说，选人时稍微处理不当，很容易“引火烧身”。自己被“上纲上线”事小，影响卫星研制工作事大。在钱学森的鼓励下，他横下心，抛开顾虑，一切以搞卫星需要为标准。经过详细考察，他从不同专业角度和技术特长出发，最终选定了戚发轫等18人，这就是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十八勇士”。
“十八勇士”的聚会，使卫星总体设计部如虎添翼。攻克重重难关后，卫星初样在1969年10月基本告成。一天，钱学森告诉孙家栋，周总理要听取卫星工作汇报。得知这个消息，孙家栋又惊喜又激动，花了一天时间，仔细准备了汇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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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周总理后，总理握住他的手风趣地说：“哟，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小伙子嘛！”他满脸通红地笑了，一身的紧张顿时轻松下来，并对卫星的初样进行了详解，对主要技术参数和研制中的重要情况作了具体汇报。周总理听得十分认真，不时提出一些很详细的问题。
其实，孙家栋心中还有件埋藏已久的事，见周总理如此随和，他几经犹豫，终于鼓足勇气说了出来。原来，在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一些科研人员为了表达对领袖的崇拜，在许多卫星部件上镶嵌了毛主席像章，而无人敢对此提出异议。“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这不仅增加了卫星的重量，影响卫星散热，而且对卫星的姿态会带来影响„„”他郑重地说。
周总理听完，表情逐渐凝重，说：“你看人民大会堂这么严肃的地方，也不是到处都挂毛主席像。政治挂帅是要把工作做好，而不能庸俗化。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你们回去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大家应该能理解。”一番话使孙家栋豁然开朗，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奏响了中国人向太空迈进的序曲。卫星上的全部元器件、设备和材料，以及许多理论和技术难关的攻克，都是中国自己的产品和成果，它是中华民族智慧和精神的结晶。
“没想到中国的运载火箭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1976年12月，孙家栋以中国航天专家的身份，随团赴法国、联邦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家的航天部门考察访问，了解欧洲空间技术的发展水平。此后，他开始频繁地参与国际交流活动。
通过一次次对外接触，他增长了见识，在国际上树立中国航天大国的思路也逐渐充实。
1985年10月，我国政府庄严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业务。这一消息在国际上迅速引起强烈反响。几乎在同时，经中央批准，孙家栋升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又一次受命于中国航天发展的关键时刻。
发射外星，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国际间技术合作，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也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孙家栋又扮演起“生意人”的角色。其中争取美国政府发放“亚洲一号”卫星许可证是他谈判生涯中的精彩之笔。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通信卫星，起名“亚洲一号”，并准备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便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
这年10月，他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卫星技术安全》和《卫星发射责任》两个协议备忘录。但因双方对若干国际贸易问题存在较大分歧而未达成最终的协议。11月第二轮会谈，谈判桌从北京搬到了华盛顿，孙家栋作为代表团团长再次领命出征。 26
谈判中，面对美方咄咄逼人的气势，他毫不示弱，据理力争，坚决反驳“中国发射外星扰乱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论。因为圣诞节即将来临，美方代表大多订了20号出外旅游度假的机票，无心恋战。孙家栋抓住对方的心理，制定了“拖住不放”的战术，一直谈到19号，终于签署了协议。谈及此事，他笑道：“当时在楼上都能听到美方代表的妻子、孩子等着出发，急不可待的说话声。”
次年1月，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香港亚洲卫星公司，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卫星发射服务合同。聂荣臻听说此事，拉着孙家栋的手高兴地说：“中国能为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发射卫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发射外国卫星对于中国航天事业来讲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内，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我一生中亲历过数十次发射现场，但那一次格外紧张。”孙家栋说，“当时大厅内一片寂静，我除了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甚至还能感觉到周围人的心跳。”
21点30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雷霆般呼啸着拔地而起，21分钟后，精确地将“亚洲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现场的美方专家叹道：“没想到中国的运载火箭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如今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孙家栋依旧百感交集：“我突然想到小时候，老人常说‘洋火、洋油、洋车’，身边到处是外国产品。终于，我们的火箭能发射美国卫星了，那种激动与自豪，难以用语言形容。”
“你是身经百战啊，你辛苦了！”
自古以来，“嫦娥奔月”这个凄美的神话故事广为流传，令文人骚客感慨万千，让百姓对遥远的月球充满了好奇与向往。
对于我国航天人来说，这份向往显得更为迫切。
从1958年至1976年，美国和前苏联一共进行了118次对月探测活动，那时起，我国科学家便一直关注其进展。1994年，我国经济实力逐渐雄厚，载人航天工程也已经立项，表明我国已经具备实现载人航天的技术能力和工程能力，再加上航天技术获得了多项成就，以此为基础，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开始对开展探月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孙家栋也参与其中。
刚进入新世纪，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的栾恩杰开始频繁联系孙家栋，两位在业内极具影响力的“老航天”一拍即合。他们认为，按照国家当前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开展月球探测工程，只要能正确把握需求牵引关系，即可着手考虑工程实施的大思路。紧接着，他们又把几十年来对月球资源应用有着浓厚兴趣的欧阳自远找来，一起谋划该工程的框架。
几经酝酿，栾恩杰2000年10月在“世界空间周”庆祝大会上宣布：“在空间探测方面，将实现月球探测„„”这是中国高层首次向外界表露探月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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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绕月探测一期工程正式启动。已经75岁的孙家栋接受了新的挑战，出任工程总设计师，此举让周围的人十分敬佩。
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说：“许多人到了孙老那个年纪，取得了那么多荣誉，通常都会有‘保持晚节’的心态，而孙老却敢于承担风险，勇挑重担，让我们这些后辈深受鼓舞。”
孙家栋不愧是航天工程总体大师，担任五大系统总设计师后，他不但提出了工程研制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工程目标和工程总体方案，对工程各大系统的技术途径作出重要决策，主持解决了多项关系技术问题，甚至在许多细节上都作出了周全的考虑。在他的勾画下，庞杂的工程变得井然有序。
嫦娥一号卫星系统副总指挥龙江眼中的孙家栋“知识渊博、视野宽广，除了能控制全局外，还能把握关键”。他介绍说，嫦娥一号卫星在近月点刹车是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孙家栋对此非常关注。当科研人员还在做一些常规工作时，他已经把这些关键点剖析出来，令大家钦佩不已。 07-11-26 9点41分，国家正式公布了嫦娥一号卫星传回并制作完成的第一幅月面图，发布仪式前，温家宝总理来到孙家栋面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家栋，你是身经百战啊，你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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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奠基人赵九章文革殒命 只因国庆请柬神秘失踪 11-01-04 凤凰网专稿
核心提示：其实在1968年，赵九章的国庆请柬在国庆节前三天就发到了中国科学院，却谜一样的消失了，这对苦苦期盼着的赵九章是巨大的打击。1968年10月26日清晨，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悄然离开人世，周总理得知噩耗，悲痛不已。18个月后，我们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这颗正样星与此前赵九章主持完成的初样星基本一致。
凤凰卫视1月1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举世震惊。当熟悉的《东方红》乐曲跨越太空传回地球时，国人一片欢腾。然而，为了这一天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我国卫星事业的奠基人却没能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就在一年半以前，我已含冤去世，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现代气象学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先生。
赵九章考入清华大学 遇叶企孙改变一生命运
解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关于赵九章先生的几段影像资料。赵九章先生祖籍浙江湖州，1907年10月15日出生在河南开封，自由聪慧、生活俭朴、不善言笑。1922年9月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这所学校与当时的清华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同为留学欧美的摇篮。由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所学校开始接触新文华、新思想开阔了赵九章的眼界。
在校期间，赵九章积极投入到反军阀学生运动中，为躲避军阀当局的追捕，加上家境日下已无力供他继续上学，1925年8月，赵九章不得不离开开封，远赴浙江杭州投奔他姑妈家继续学业。
1929年赵九章考上清华大学，是国立清华大学第五级物理系的学生，在当年录取的174名男生中名列第四。在赵九章同级同学中，后来有八人成为中科院院士，钱钟书、曹禺、乔冠华也曾是赵九章的同窗好友。由于学习成绩突出，赵九章与另外两位同学被称为物理系第五级的“三杰”，广受师生的赞赏。当时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相当丰富，在国内堪称一流，这里也是最吸引赵九章的地方。除了上课、做实验就是在图书馆读书，如饥似渴的赵九章在这里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开阔了视野，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物理学基础。
更为幸运的是，赵九章在这里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老师，我们物理学的一代大师叶企孙教授，叶企孙教授学识渊博谦逊宽厚，一心为国家培养人才。他很早就看到气象学与物理学的紧密关系，他说气象是国家非常需要的学科，世界上气象学发展很快，要有学物理的人去学气象，这些远见卓识深深地影响着赵九章。
吴智诚（原赵九章秘书）：赵九章转成气象，完全是这个叶企孙老师的指引，因为叶企孙在清华他很重视气象对今后国家的重要性，因为当时要搞空军，当时就感觉到气象很重要，所以清华过去对气象已经有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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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早在1925年，叶企孙就在“清华学堂”的东面设立了天文气象台，在他的指导下，赵九章曾到气象组学习气象课程，还经常去图书馆查阅各种气象资料。1934年叶企孙决定让赵九章报考留美公费生，去国外专攻气象学，就样在恩师的指引下，赵九章选择了气象专业，从此一步一步的向气象科学的殿堂迈进。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赵九章当年的档案，1934年赵九章考上国立清华大学第二届留美公费生，在他的档案中，保留着赵九章给学校写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他向学校请次助教职务的报告。另一封信上写道：顷奉叶企孙先生面谕，命令学生于下月月初启程上京，随指导专员竺可桢先生实习，请予公函，并请原照上届成例盼发旅费等内容。
赵九章受恩师指引修气象学 曾随竺可桢实习
吴智诚：因为出去留学一定要在国内实习一年，所以叶企孙就想到了当时国内最主要的一个气象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的气象研究所竺可桢那里，就到赵九章到竺可桢那里实习。
解说：钦天山上的北极阁，原本是一处破败不堪的道观，1928年中央研究员决定在这里成立气象研究所，这里就成了当时国内著名的气象观测和科研基地，首任所长就是我国近现在气象事业的奠基人，我国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竺可桢先生。
1934年的10月，赵九章来到北极阁，有幸受到竺可桢先生的指导，竺可桢对这位刚刚迈入气象学大门充满朝气的年轻人非常欣赏。赵九章在这里不仅初步了解了我国气象学的状况，也进一步明确了日后到国外学习的方向，更重要的是结识了治学和为人都堪称师表的竺可桢先生，从此开始了两人30多年的师生情谊。叶企孙与竺可桢两人交往密切，并且都热心为我国刚刚起步的气象事业培养人才。赵九章实习期满，两位先生一致同意让他到当时气象学水平较高的欧洲去深造，因此叶企孙不顾庚款留学必须去美国的规定，改派赵九章去德国学习。
赵九章赴欧洲留学 新观点引起气象学界重视
这里是赵九章与新婚妻子吴岫霞在北京的家，1935年大女儿刚刚出生不久，赵九章不得不告别妻女远赴重洋继续求学。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是气象科学发展最快的地区。柏林大学在气象学方面非常有特色，学术研究的气氛很浓。赵九章在导师的指导下，攻读动力气象学和高空气象学，德国人一丝不苟的治学作风影响着赵九章的一生。
陶诗言（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老师是当时德国的很有名的一个气象学元老，同时他跟两个，一个叫菲克尔，菲克尔，另外一个叫埃特尔，这个是搞动力的。他跟早期气象分析跟一个老的气象学家，后来的那篇文章就是《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那就是跟那个学物理出身的一个气象学家开始搞的。
解说：这篇文章是赵九章按照自己的思路把数学、物理引进气象研究中的初次常尝试，立即引起国际气象学界的重视，后来竺可桢评价这篇论文时是“新中国建国之前理论气象研究方面最主要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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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九章在大学设立气象学课程 撰写重要讲义
解说：1938年的8月，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赵九章离开了德国，他急于回到祖国，回到母校贡献他的一己之力，早已回到浙江老家的吴岫霞带着已经4岁的大女儿从温州出发，准备与赵九章在香港会合。
赵理曾（赵九章之女）：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我妈妈就让我姐姐，你小声点，你小声点，别唱歌，就怕，因为她学的都是那些抗日的歌曲，然后到了香港以后吧，本来是我爸爸的清华同学乔冠华来说好去接的，结果接差了班次。然后就同船另外一个同学就帮他们租了一个旅馆，后来第二天乔冠华来了就给他们就找到了吧，后来就安排下来。后来我父亲回来以后，就在那儿会合了以后他们就从海防到河内，然后就到滇缅铁路，然后从那到西南联大。
解说：这是一所抗战时期著名的大学，当时清华大学已经内迁到昆明，与北大、南开联合成立了这所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的这块石碑上还镌刻着当年在这里教书的教授名单。在及其困难的条件下，赵九章先后开设的理论气象学、大气物理学、大空气象学等课程，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动力气象学》讲义。当时坐在这里学气象的学生叶笃正、谢义炳、顾震潮等人，后来他们大多数成为我国著名气象学家。
当时战事越来越紧，生活也越来越艰苦，赵九章自己没有积蓄，因工作太忙又无力做其它副业补贴家用，1941年小女儿理曾出世，这个四口之家比一般人更要艰辛一些。
赵理曾：第一穷是李宪之，我听我姐姐我妈妈她们都说，第二穷就是我们家，因为李先生他们家就是孩子多，所以李先生曾经都饿昏在厕所里头，都饿得晕倒了。我们家也是特别穷，反正就是属于最穷的吧，我妈妈以前就是一直把她那个就在昆明的时候，他们的内裤补了32块，一直留着，忆苦思甜给我们讲。
解说：随着战事的发展，气象研究所也内迁到重庆的北碚，所长竺可桢先生却在贵州遵义主持浙江大学校务，无力顾及远在四川的气象研究所。为此竺可桢多次请辞浙江大学校长职务，或者请得力之人来主持气象研究所的工作，直到1944年1月，竺可桢推荐赵九章担任气象研究所代理所长的建议才得到批准，赵九章不得不离开心爱的清华，带着家人去北碚主持中央气象研究所的工作。
北碚原本是重庆远郊的一个小镇，由于抗战的爆发，这里成了著名的避难地。那时这里的条件非常简陋，人才奇缺，赵九章就只好请在中央大学当教授的涂长望帮忙，陶诗言先生就是在这时来到中央气象研究所的。
陶诗言：赵先生是管的非常严格，并且那个时候我们每两个礼拜有一次叫做读书报告会，就是他指定的大学学业的实习研究员，这篇外国的文章你念，念了以后在会上报告，做这个报告。这个很重要，这个就看你这篇文章你理解到什么程度，缺点在什么地方，怎么做，这个对我们培养很严格。但是，讲的不好他要训斥你的，所以我们都非常怕挨克，北京话叫克，我倒还没挨克过，他这个我们都是战战兢兢。所以当时在这个， 3
这么一个严格训练。
解说：当时的北碚经常有些演出活动，那时气象所有很多年轻人常想去镇上看演出，为此他们不得不动动脑筋，想点办法。
陶诗言：我们都想去看，但是赵先生有一个特点，就是晚上出过饭他就门房门口看报，所以我们出去要躲过他，要不让他知道，所以我们走后门偷偷地出去，管得这么严的。
解说：已经93岁的王彬华曾经在北碚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过一段时期，对于代所长赵九章先生，他还有着深刻的印象。
王彬华（原中央气象研究所工作人员）：赵九章我的印象是，他名义，他是所长是不错，说话时发号施令绝对没这种事，就是随随便便的，你不知道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所长，就是这么一个人，也不大爱说话，就是看书，自己看书。有时候遇到什么问题，他都很谦虚，他看到什么问题，大家研究研究。他们有什么看法，说他有什么看法，那时候接触的时候，气象研究所里书算多的了，就我说科学数，自然科学书，但是那时候已经很困难了。
解说：在老人的记忆中，那时中央气象研究所的各项事务在赵九章的主持下已经大有改观。1945年竺可桢在日记中也写到，九章到所九月，做事极精明，余喜托付得人，故赵代所长主持，将来希望自无量。
赵九章气象研究有远见 最早引入定量化
赵九章先生一直都密切关注着国际学术的动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卷）》中记载着，公元1946年赵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稳定”概念。
章震越（赵九章学生）：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赵先生第一个提出来，这个波动可以发展，这就引起行星波理论，这是他提出来的。当时在世界上有各叫郝尔维茨，郝尔维茨也研究这个问题，也快完成了，他在美国做报告过之后呢，郝尔维茨说我也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你研究的这么完整这么好，做出来了，完全做出来了，已经完全成功了，他的还在进行中，还没完成。所以说他就走在世界的前面，不简单的。
解说：赵九章的远见还表现在他对气象学的研究方法上，早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就注意把数学和物理学的方法引入到气象学中来，在此后的工作中，他不仅身体力行，更不遗余力的引导他的学生和后辈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巢纪平（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先生是中国的气象界，我想不仅是中国气象界包括世界气象界里面最早的中国是第一，在世界上最早的把数学物理的一种方法一种概念、手段引到气象科学来，使气象学从描述性的定性的进入到定量化。可以说他后面的意义很深远，如果没有赵先生的定量化引进来，那我想我们国家的数字天气预报，不可能在50年代在国际上刚刚开始数字预报的时候，不久我们就发展起来了，这一点，追溯到历史来看，这就是赵先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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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1945年月8月13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中央气象研究所从重庆回迁到南京的北极阁楼，焕然一新的北极阁，已经开始了正常的科研工作。1947年一月，中央研究院正式任命赵九章为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即使这时他也还兼任着中央大学教授，坚持给学生们讲课。赵九章十分注重对青年人的培养，努力为年轻人创造发展的机会，气象所每两周举行一次读书报告会，还不定期的与中央大学气象系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赵九章经常鼓励同学们在讨论会上发言做报告。
章震越（赵九章学生）：赵先生他亲自挑一篇文章叫我们看，看了之后对我们说，你到研究所来做报告，这时候陶诗言、顾震潮、杨鉴初等等这些人都在下面听我们做报告，而后他们提问题，要我们来回答，是这样对我们的培养。
解说：1948年已经惶惶不可终日的国民党当局，下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先迁移到上海，准备逃往台湾。赵九章清楚地看到腐败的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冒着生命危险，将稀缺的气象学家和十分珍贵的气象资料、气象器材保留了下来，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赵九章主动派研究员建立中国天气预报中心
解说：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广大科技工作者以热烈的掌声迎接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春天的到来。1950年1月26日下午，中科院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5月19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了指派赵九章担任所长的任命书。
解放初期，新中国的气象事业基础还很薄弱，需要大量的人才，赵九章把自己对新中国的认识和亲身感受写信给国外留学的朋友、学生，动员他们回国，在他的召唤下，叶笃正、谢义炳、朱和州等一大批气象学者先后回国，一时间地球物理研究所人才济济。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时局对气象服务的要求也迫在眉睫。赵九章主动给已经是军委气象局局长的涂长望写信，建议与他共同承担气象任务，经过协商成立了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和联合气侯资料中心。赵九章为此派出了所内80%的专家，使得当时的这两个机构可以与发达国家的气象台向媲美，当时的“联心”主任是顾震潮，陶诗言任副主任。
陶诗言（中国科学院院士）：那个时候赵先生很大方，而那个时候主要的在世界上主要的气象骨干，业务好的人，全在气象研究所，当初就是成立个地球物理所嘛，气象组都在这儿。在这个情况下面，赵先生看到，他说同涂长望商量，就是我把我这里抽调我的气象的三分之二的人给你，这个很重要，这个一来的话呢，就是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天气预报资料分析的业务把它搞起来，搞了1950到1955年，6年，这个等到气象局的人培养出来之后，我们就撤回来了。
解说：当年赵九章这种无私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风范在当今的气象界仍为大家所称颂。
巢纪平：事实表明，联合预报中心成立了以后，不仅是在预报技术本身，为当时的 5
国家的军事上的需求，也包括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天气预报都做了。而且定了一些规范，就气象预报应该怎么做，它做了一套规范，把它逐步地完善。同时在当时没有人才的情况之下给开了一系列的训练班，来培养了一批预报员，大概后来应该说中国老一批的预报员，大部分都是从联合预报中心培养出来的那些老预报员，所以这一点讲，赵先生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赵九章投身卫星研制工作 成立“581小组”
解说：1956年国务院组织专家到搞《十二年科学规划》，赵九章担任规划委员会气象组组长，为此专门成立了由他亲自负责的云雾物理专业组。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一事件使得中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一时间中国人民对人造地球卫星产生了浓厚的星期。
作为一名敏锐的科学家在1955年筹备国际地球物理年时间，赵九章就亿注意到了，卫星在科学研究和应用上的前景，提出了人类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可能性和技术实现途径，竭力呼吁开创空间科学和空间探测记技术的眼睛。赵九章先生是提出研制我国人造卫星的第一位科学家。
巢纪平（中国科学院院士）：我想赵先生是一个非常有远见件的一个战略科学家，他虽然是一个气象学家，但当苏联的气象卫星上去的以后，他就感觉到了这个地球卫星的一个重要性，这个重要性然也包括对气象科学发展的关系。有很多气象资料都要从卫星上获得，但是从当时来讲，能够这样认识的人是绝对不多。
解说：中国人一定要早日放出属于自己的卫星，空前高涨热情激荡着那个时代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人们似乎一科也不能再等下去了。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终于也谈到了卫星，他说我们也要搞卫星，一时间，人们热血沸腾。在这热烈的掌声中，我们仿佛已经看到了中国人自己的人造卫星正遨游在太空中。
一直关注卫星研究工作的赵九章，从此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一领域之中，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一个以人造卫星和火箭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机构在中国科学院成立，对外称作“581”小组。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任副组长。赵九章一方面在全国各科研单位选调学术带头人组建新的研究机构，一方面在中国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创办遥测、遥感、大气物理和空间物理等全新的专业，并亲自讲授空间物理学。同时在地球所内，他还亲自领导了一个研究组，开展对空间物理的研究。
潘厚任（中科院空间中心研究员）：赵先生在我们人造卫星的事业中间，大不愧是一个开创者跟奠基者，因为在我们国家最早最直接翠进我们国家人造卫星上马的是他，那儿我们国家最早的一批队伍，后来很多也变成我们卫星事业中间的一些骨干，也是赵先生那时候基本上组织起来的。地球物理所设立二部，就是中国科学院581组就是专门为这个准备的。那么这个581组里面各个研究室的分工也是挺全的，有搞课题的，有搞探测仪器的，有搞遥测遥控的，有搞环境模拟的，有搞天线的，基本上都是很全的一支 6
队伍，在赵先生的大力领导跟组织下面，就基本上都建立起来了。
中国困难时期赵九章提出研究卫星分两步走
解说：1978年10月由赵九章、钱冀等科学家组成的“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到前苏联考察，一行人中只有赵九章知道此行的真正目标是卫星。代表团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住进的莫斯科的北京饭店。但是他们在苏联呆了两个半月，一直没能参观到最向看到的卫星研制及其它相关的关键部分。十分失望的赵九章感慨地说：靠天靠地靠不住，发展宇航科学主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后来他在总结中写道，发射人造卫星是一项技术复杂、综合性很强的大工程，需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强大的工业基础做后盾。中国尚未具备这样的条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从小到大，由低到高，由初级到高级逐步发展，应该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吴智诚：那时条件很简陋，比如我们搞卫星搞火箭的仪器的要做环境试验，没有房子就用我们院子里一个旱厕所，把那个粪坑填掉，打上水泥地面粉刷了墙，把环境试验设备装到里面拉上电源，就做了环境试验这个实验室。
解说：这时，中央和有关单位也意识到我国还不具备放卫星的条件，果断地决定放慢卫星研制的步伐。
刘振兴（中国科学院院士，赵九章研究生）：1958年大跃进，紧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因此从中央角度或者从科学院角度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当时那个大跃进的那个气氛，大家到处都在放卫星，但但是那个卫星不是真卫星。什么也可以讲我们也放卫星的，但是这个可是真正的卫星，在当时我们那个技术条件下，经济的条件下，你要想着很快的放卫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当时，赵九章先生根据中央的意志，坚决地提出来，就是我们分两步走，第一步第一是探空火箭，发射探空火箭，然后我们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时候再发射卫星。
解说：经过六年扎实艰苦的探索，到1964年历经看客的中国中国空间技术终于获得重大突破。6月底到7月上旬，短短的10多天里，中国在酒泉导弹基地连续多次成功发射了自行研制的弹道式导弹。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又爆炸成功。导弹发射和原子弹爆炸的成功无疑为发展人造卫星奠定了基础，赵九章敏锐地感觉到研制和发射中国人造卫星已是指日可待，中国人离太空的距离越来越近。而此时，他正应国防科委的邀请在酒泉基地参观，难捺内心喜悦的赵九章在临走之前，特意给基地人员做了一场关于空间发展的报告。
吴智诚：他估计三、五年发射卫星就可以有能力发射卫星，因此，他从1964年11月回到北京以后，就约了钱学森来交换意见，有一天钱学森晚上到了赵九章的办公室，钱学森问赵九章基地参观的印象怎么样。他说想不到我们火箭发展这么快，估计三五年就可以发射卫星，我们应该及早把这个建议向中央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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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颗人造卫星升空 赵九章却未能目睹
解说：正是因为长久以来坚持不懈的努力，赵九章和助手钱冀在短短的十天里就把卫星计划的方案整理出来，送交中科院和国防科委。196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专门会议上，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这个总体方案进行了讨论。
潘厚任：这个会议是开了很长，大概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第二个会议像那么长，开了42天，从10月20号一直开到11月底。所以这个会上开得挺好这个会，白天开会，晚上就计算，效率还是很高的，很多问题在这个会上解决了。那么当时不是提出来，要上得去、抓的住、听的见、看的见，就是对我们第一个人造卫星的指标就确定了，而且当时就是说，大概1970年左右，希望能够把它送上天。
解说：为此，在1966年春，中国科学院成立了“651”设计院，赵九章担任院长，他全面组织实施中国卫星的研制工作，制订卫星研制规划和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从此，我国航天事业进入到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
历史在1966年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红色风暴”冲击到承担卫星工程任务的每一个单位。1967年初，中国科学院及下属单位均被“群众组织”夺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都靠边站了，赵九章在这场“红色风暴”中也未能幸免。
这里是赵九章最后待过的地方，造反派把赵九章从办公室里赶出来，要他呆在这所破败的小楼的门堂里写检查。那时，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他无权过问，他现在的工作就是每天接受无休止的批判。
都亨（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赵九章研究生）：有一次这个批判会完了以后，就从所本部走到公共汽车站的时候，前面就看到他一个人在慢慢走，手里还拎着那块资产阶级大学阀的牌子。当时我确实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刚刚批斗完，这时这个心情觉得很尴尬，但是自己的老师，当然还得跟他一起走，就上前跟他一起走。我心理很担心他会有些什么怨言什么的，当时在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下，我就不好表达，但他一句怨言都没有，也没有什么。
他反而关心的就是当时几个主要的工作，一个导弹现象学，一个高空核爆炸效应，问我们这个工作进展怎么样的，但是我没法说，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冲掉了，我们都没有做工作，我们只能支支吾吾的说，我们还在做，只能这样说。他也看出来了，最后就是说，这些工作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将来一定会是有用的。
解说：在赵理曾家的书架上，端端正正的摆放着的这张照片是赵九章1964年参加最高国务会议时的情景，照片里毛主席正给大家讲着什么，看得出来，大家的心情很不错，坐在醒目位置的赵九章笑得格外开心。然后就在四年之后，赵九章却陷入深深的苦闷和彷徨之中，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国庆天安门的请柬上。
赵理曾：就是他期望的观礼卷就是说是一种中央对他的一个信任，是这样的，所以 8
他跟我妈妈那个时候，9月30日跟我妈妈说，你今天一天都不要出去，你在家等着，看这个观礼卷来没来，因为五一的时候他上了天安门了，1968年的五一。
解说：建国以后，赵九章曾多次受邀参加天安门观礼活动，不难想象，1968年五一的这次观礼对正处在磨难之中的赵九章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徐荣栏（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五一节上天安门以后，当时他心情比较开朗，甚至于我听说他发了言，现在我年级大了，也不想当首长了，但是我英文好可以给你翻译，可以查资料等等一些很积极的话。总的来说，我想用就是用自己的一些知识来继续为国家服务这样的话，这样的信念比较大。但是这些东西得到了几个比较坏的造反派的一些坏的想法。有的甚至扬言，看你五一节之后，国庆的时候能不能上天安门。
工作人员：这是我们保存的赵九章先生的1967年的国庆请柬，1968年的我们现在也没有找到。
曾子墨：其实，1968年赵九章的国庆请柬在国庆节前三天就发到了中国科学院，却谜一样的消失了，这对苦苦期盼着的赵九章是巨大的打击。1968年10月26日清晨，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悄然离开人世，周总理得知噩耗，悲痛不已。18个月后，我们第一
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这颗正样星与此前赵九章主持完成的初样星基本一致。感谢您收看《我的中国心》，下周我们再见。
！两弹元勋郭永怀遭遇空难 焦尸紧抱核武数据 10-12-15 凤凰网专稿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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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原子弹 钱学森力荐郭永怀
解说：郭永怀在美国带博士的时候，学生都怕他，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他曾经把一个三十多岁的高个男博士给训哭了，博士的妻子许多年以后对此都难以理解。这个外表憨厚的中国教授，何以有如此的威力，但在中科院力学所的学生心目中，郭所长没有训哭过人，倒是经常有苦口婆心似的告诫，基础要扎实，实验多动手。
俞鸿儒：当时一回来以后，我们当时五个研究生，他说你们四个做实验，这个考虑他是这样考虑，他说中国人不大会做实验，实验也非常重要，是一个薄弱环节。
李家春（中科院力学所院士）：这个跟我们说，你们来了第一要学好基础课，比如说学数学很重要，物理很重要，然后流体力学很重要。那么哪些课程，然后而且给你布置的参考书，那么回想到现在为止，这些课程学了以后，对我们一生都是有很大影响。
解说：郭永怀是个不善言谈的人，极少参加政治活动。1964年春节，毛泽东接见了部分中国科学家代表，接见现场，科学家们争相和毛泽东握手，郭永怀在人群背后憨笑着，远远地感受着这种氛围。
谈庆明：那是在大跃进1958年的第二年年初，郭先生已经发现了有问题，所以他在1959年年初，在我们大礼堂，在前面那个楼里面做全所一年动员。他当然不是去顶 9
撞党中央的一些布置安排，他仅仅是在力学所的范围里，力学研究所它的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怎么做，有的人说要马上就是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他说不行，他的观点是接力赛，我们要懂得工程技术，但是我们不做工程技术，我们是接力赛，我们要去研究科学研究里面的规律。
解说：郭永怀生前的工作日志上面，详细记载着力学所的每一天工作安排，郭永怀回国后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时间，仅有的一些从美国带回的唱盘，也捐给了广播电台。
俞鸿儒：他所有时间都是这样，在家里吃完饭马上就到这里来，有一次看电影，我也在里面碰到他，他进去看一会就出来，我跟出来，他说他在美国十六年只看了两三个电影。
邵春贵：另外力学所有一个试验厂在怀柔，他也经常去，到那试验厂更苦，吃饭、住条件都不好，他们都没有怨言。我跟他们接触都感到他们对工作上，甚至和老伴去，那时没有假，没有休息日，和老伴一起都是加班，晚上在这工作到十一、二点才回去。
解说：六十年代初，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世界乒乓球比赛，中国队取得傲人的成绩，于是，在国内掀起一股乒乓热。中国科学院为了照顾专家观看这场国际比赛，特地分给郭永怀两张票，让他带着夫人李佩前去观看比赛。结果他们俩仅看了半个小时就退场回家了，后来同事问他原因，他说乒乓给国家争光了，我相信原子弹会争更大的光，就坐不住了，回来想想原子弹问题心里踏实些。
解说：1959年6月，苏联方面突然致函中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第二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核工业系统在华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这意味着中国核武盾牌的制造，只能自力更生，美、英两国政府紧绷的神经，开始稍微放松。
1960年3月的一天，钱三强突然上门来找郭永怀，俩人走进书房，门一关，足足谈了三个小时。走时钱三强很高兴，郭永怀也很开怀，李佩后来才知道，是钱学森把郭永怀推荐给了钱三强，要他承担自主研发原子弹的力学保障工作。正是这一次拜访，郭永怀的名字和中国原子弹联系到了一起。
俞鸿儒（中科院力学所院士）：两弹一星的功臣元勋里边，好像是23个，是23个吧。三方面都涉及的只有郭先生一个人，钱学森先生是导弹跟人造卫星，其它人或者是核武器，或者是导弹，只有郭先生三方面都参加了。
谈庆明（中科力学所研究员）：党中央去征求钱学森意见，我们要发展原子弹，你有什么意见，他当时就说我毫不犹豫地推荐郭永怀去。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问号，因为郭永怀在美国学的是空气动力学，他没有摸过原子弹，美国人也是绝密的，苏联也是绝密的，他怎么懂啊。那么钱先生用了四个字毫不犹豫，实践证明他担当了这四个字，他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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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为中国首枚原子弹爆炸确定最佳方案
解说：这是中科院力学所清静的小院，郭永怀的塑像是1989年树立的，当时的一个插曲是竟然找不到一张他个人的正面近照，好在模型师塑像功夫了得，除了嘴唇做了第二次修改外，其余一步到位。学生们说，郭老师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与其它塑像不同的是，郭永怀塑像下安放着两个人的骨灰。
李佩：我不是把郭永怀的骨灰盒给挪到力学所，原来他不是在八宝山的一个四室，也不是什么室里头，有他一个地方，就把那个小牟的骨灰，就搁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时候他的学生已经给他搞了一个塑像，我说就在这个塑像的下面，就给他挖一个穴，就把小牟的也搁在一块，因为小牟也是为着跟着他，所以才牺牲的。
解说：此时距郭永怀逝世已经21年，时间闪回到1960年3月末，105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郭永怀正式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负责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这样他和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一起，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李佩：他没跟我说过他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他要干的事情，大概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钱三强那时候到我们家来了好几趟，来找他，跟他谈。那么他们谈话的时候，一般我都不会在旁边的，我就到里头屋子去，但是我知道钱三强那个时候，已是二机部的副部长，所以我想一定是跟他二机部的工作可能有点关系。
解说：李佩明显感觉到丈夫的工作更加繁忙了，经常性的出差，她不知道此时郭永怀承担了更重大的任务，他得不停穿梭在北京与西北高原原子弹试验基地，指导试验，排解难题。
李佩：他从来没有跟我谈过他在那边的生活什么的，他自个儿生活因为比较简单，你比如说他每次要出差的时候，他就自个儿就拿一个小的手提箱，装一点喜欢的衣服搁在里头，都不让我给他准备，他就自个儿。
解说：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1963年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研究队伍，陆续迁往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这个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侯变化无常，冬季最低气温零下40度。试验现场寂寞荒凉，寸草不生，更糟糕的是由于缺氧，再加上营养跟不上，不少科研人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浮肿反应。郭永怀经常奔波于这里和北京之间，贫乏的高原反应，使得50多岁的他显得特别苍老。
爆轰物理实验，是突破原子弹技术的重要一环，为了取得满意爆炸模型，郭永怀带领队员反复试验，甚至自己跑到帐篷去搅拌炸药。在多次试验后，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一举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这种方案后来被应用于中国整个第一代武器研制过程。
谈庆明：你们知道那个原子弹的外面，是要靠炸药来起爆的，知道吧，没有炸药起爆原子弹起爆不了的，而我们那个炸药我们研究得还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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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冉冉升起时，全体测试人员一片沸腾，郭永怀却瘫软在试验现场，身边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老郭太累了。
郭永怀是怎么死的 2009-9-23 提问者：wowof1
1968年12月初，郭永怀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苞米地，腾起一团火球。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竞完好无损。可以说，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想到的只是用身体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
！郭永怀个人简历 (1909.04 1968.12) ，男，山东省荣成市人，中共党员，著名力学家 应用数学家 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1年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1946年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领导和组织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程、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历史年表
1909年4月4日生于今山东省荣成市。
1931～1933年南开大学物理系学习。
1933～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1938～1939年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
1940～1941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获硕士学位。
1941～1945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跨声速流，1945年获博士学位。
1946～1955年创办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历任副教授、教授。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学部委员。
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力学学报》主任编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
1960年兼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
1964年任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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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任国防科委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筹备组副组长。
1968年12月5日逝世于北京。
生平经历
郭永怀，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航空工程研究。发现了上临界马赫数，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即国际上公认的PLK方法，倡导了我国的高超声速流、电磁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的研究，培养了优秀力学人才。担负了国防科学研究的业务领导工作，为发展我国的导弹与核弹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9年4月4日出生于今山东省荣成市。郭家世代务农，父亲郭文吉粗通文墨。1918年，9岁的郭永怀在三叔郭文秀开办的学堂里读书识字。1922年，在石岛镇明德小学就读高小。1926年，他以优秀的成绩考取青岛大学附中。1929年夏，进入南开大学预科班学习。由于他勤奋好学，所以名列前茅。他还同胡世华、陈振汉等组织了一个新颖的读书会——微社，切磋砥砺，钻研学问。1931年，郭永怀转入本科，攻读物理。由于他对光学感兴趣，于1933年转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35年毕业后，他留校任助教兼做研究工作，曾和吴大猷等一起研究过喇曼效应。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永怀曾回家乡威海任教。1938年威海沦陷，郭永怀又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研究过湍流理论。在青少年时期，他先后得到过顾静薇、饶毓泰、周培源等教授的指导，所以不仅具备了坚实的数学物理基础，而且也确立了“科学救国”的思想。
1939年，郭永怀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生。经过一些波折，于翌年9月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应用数学系主任辛格指导下从事研究。他仅以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可压缩粘性流体在直管中的流动》的论文，并获得了硕士学位。他的出色工作受到导师辛格的赞赏。1941年5月，他又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工作。他主动提出要进行当时空气动力学的前沿问题——跨声速流下连续解的研究，并于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由于有名师指导和良好的研究环境，加之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为他在以后10年的研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奠定了基础。
1946年，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他特聘郭永怀前去参加业务领导工作，历任副教授、教授之职。实际上，郭永怀在这10年间是当时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三个主持人（即西尔斯、郭永怀、康脱洛维茨）之一。这10年也是郭永怀从事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他着重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可压缩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与钱学森合作）《关于中等雷诺数下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绕平板的流动》、《弱激波从沿平板的边界层的反射》等重要文章，解决了跨声速流动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边界层的奇异性，他改进了庞加莱、莱特希尔的变形参数和变形坐标法，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为此，钱学森于1955年在《advancesinappliedMechanics》杂志上发表文章，将这一方法命名为PLK方法。 13
值得一提的是，郭永怀在50年代初就注意到离超声速流动这一方向，研究了高超声速激波边界层干扰和离解效应。郭永怀因在空气动力学与应用数学中的研究成果而驰名世界。
在国外工作期间，郭永怀一直在等待机会，要用他的科学知识为祖国服务。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终于出现了这种机会。这时，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越条件与待遇，于1956年11月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并立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国内工作的12年期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国内的力学与国防科研上，并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二机部九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国防科委空气动力学专业组成员和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筹备组副组长、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等职。1956年，郭永怀参加了制订“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担任了力学专业副组长。他和力学界的其它专家一起审时度势，分析国际上力学研究的动向，并根据我国的国情，制订出学科近期发展规划与远期奋斗目标，确定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为我国随后若干年的发展方向确定方针大计。规划的实施使我国的力学研究从解放初期只有少量理论工作的状况发展到能够通过现场测试、大型实验、数值模拟和理论分析等多种手段进行重大项目研究的现代力学阶段。
郭永怀回国以后，就身体力行倡导高超声速流动、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新兴领域的研究。他亲自参加力学所电磁流体组每周一次的学术讨论会；60年代初，他组织了北京地区高超声速讨论班；他一方面要求大爆破问题组人员踏踏实实地学一本书，一方面又鼓励大家深入实际。他指导研究生从事这些新方向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对于新学科方向的发展，他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精辟的见解。
郭永怀对于国防工业和科研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涉及了许多重大的项目。从1957年11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起，他就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星际航行座谈会，大力倡导我国要发展航天事业，并就许多技术问题，如运载工具、推进剂、姿态控制、气动力、气动热等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和主张。在第四次座谈会上作了“宇宙飞船的回地问题”的中心发言，对气动减速、气动加热、烧蚀防热、回地轨道设计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还提出了利用举力面的设想。随后，当研制人造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时，郭永怀参加了负责卫星本体设计的人造卫星研究院的领导工作。1964年，郭永怀参加了再入物理工程的筹备工作。他认为应将再入物理现象的研究作为这个项目的理论研究方向，并明确提出建立高温物理所的主张，对实验设备的筹建工作他亦费尽心血；1967年，郭永怀参加了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担任了主管技术工作的副组长。他第一就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服务对象、研究手段、重点设备、测试方法等提出了建议，并和钱学森一起为该院规划了蓝图，为以后空气动力学研究发展中心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14
为了发展我国的“两弹”事业，郭永怀更是呕心沥血，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多次赴现场参加准备工作，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郭永怀的生活年代恰逢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登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文化大革命”我们国家沧桑巨变的60年，也是人类从莱特兄弟第一次飞行到美国实现阿波罗登月计划，跨入空间时代突飞猛进的60年。郭永怀为我国的力学事业，也为人类的航空航天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是每个中国人、每个力学工作者值得引以自豪的。为了表彰郭永怀的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于1968年12月25日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主要贡献
攻克突破声障的理论堡垒
1908年，莱特兄弟实现了人类飞行的梦想。到三四十年代，飞机平均时速达到了三四百公里，人们正在为进一步提高飞行速度而奋斗。这是航空发展史上第二个里程碑。为了提高飞行速度，在技术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也就是说，当飞机以接近于声速的速度飞行时，阻力剧增，升力骤降，头重尾轻，舵面失灵，甚至机翼、机身发生强烈振动。因此，跨声速流是当时摆在力学家和航空工程师面前的一个艰巨课题。人们形象地称这一难题为“声障”。
在理论上进行研究也有很大困难。一方面，在跨声速范围内，即使是薄翼和细长体，线性化理论不再适用，必须考虑非线性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出现兼有亚声速与超声速区域的混合流动，必须发展混合型方程的理论，尤其是当来流速度超过某一临界值以后，会出现激波，所以，在流场中存在着未知的间断面，通过该间断面，物理量的变化是不连续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冯卡门领导下，有一批科学家聚集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为攻克这个堡垒进行了大量艰苦的研究工作。其中，郭永怀在跨声速领域的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郭永怀对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研究不仅在数学上有创见，即采用了渐近分析方法来克服超几何级数收敛缓慢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他与钱学森一起，在《可压缩流体二维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一文中提出了所谓“上临界马赫数”的概念，回答了机翼上何时会出现激波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尽管人们当时凭直觉已经意识到激波的出现是气动特性改变的主要原因，但起初往往只注意下临界马赫数（即流场中第一次出现声速的飞行马赫数）这个参数。郭永怀的连续解说明，即使飞行速度超过了下临界马赫数，在理论上连续解依然可能存在，只有当飞行马赫数超过了上临界马赫数（即流场中第一次出现极限线的马赫数）时才会出现激波。这时等熵流动条件破环，流动出现分离与旋涡，流体的一部分机械能转变为热能。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严重地改变流场与气动特性。所以，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是上临界马赫数，而不是下临界马赫数。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郭永怀还进一步用稳定性理论解释实际临界马赫数会介于 15
上下临界马赫数之间的原因，这也是对高性能气动外型的设计的先驱性工作。
郭永怀对激波与边界层相互作用的研究回答了激波是怎样影响翼剖面气动特性的这个重要问题。在这一时期，已有的简化模型只在速度型上逐步接近实际，但均未考虑粘性效应，所以至多给出定性结果。郭永怀用两种不同途径直接考虑了弱激波从平板边界层的反射，得到了平板上压力分布、流线曲率、分离点等物理量的变化规律，包括层流与湍流边界层的情况。他的结论同里普曼的实验结果十分一致。这对于机翼上出现激波后，气动特性的变化的分析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发展奇异摄动理论
在20世纪40年代，由于计算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而在流体力学中只有罕见的几个准确解，所以，寻求物理问题的近似解析解颇受青睐。摄动理论就是求物理问题近似解的一种有效手段，所以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但是，在应用摄动法时，所得到的解往往不是在整个区域中一致有效的。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奇异摄动理论应运而生，奇异摄动理论最常用的两个方法是匹配渐近展开法和变形坐标法。郭永怀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贡献。实际上，1904年，普朗特提出的边界层理论是匹配方法的雏型，它来自物理上的直觉。后来经过包括郭永怀在内的许多科学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将这类方法系统化、数学化，直到范戴克提出匹配原理以后，才真正上升为比较完整的理论。郭永怀还推广了庞加莱的变形参数法和莱特希尔的变形坐标法，使它对于一阶方程即使是非线性的情况也适用。他还将边界层方法同变形坐标法结合起来，以消除边界层前缘的奇异性。钱学森于1955年在《应用力学进展》的一文中将这种方法命名为PLK方法（庞加莱、莱特希尔、郭永怀）。在郭永怀的《关于中等雷诺数下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绕平板的流动》一文中，不仅克服了前缘奇异性的困难，给出了有限长度平板二阶阻力公式，使适用范围扩展到Re＝15左右，而且准确地描述了平板前缘附近缓慢流动的流场特性。PLK方法在力学和其它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在，摄动理论成为比较完整和系统的学科，郭永怀则是这门学科最重要的十几位理论奠基人之一。
郭永怀不仅是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而且是一代应用数学大师。将工程科学与数学紧密结合是他进行力学研究的风格。这种风格主要体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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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事力学研究，选题必须有比较明确的（包括远期的）应用背景。力学研究既不能象纯粹数学那样只用演绎的方法进行工作，也不能局限于非常具体的技术问题，必须将实践上升为理论，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
2．在大量观察与实验的基础上，通过对问题物理机制进行分析，提炼出既反映现象本质，又便于数学分析的简化力学模型。
3．采用一切现有的有效数学手段，将问题求解到尽可能彻底的地步，在必要时，要研究与发展新的数学方法，以满足工程需要。
4．对分析结果进行物理解释，揭示规律，并同实验与现场观测作比较。
郭永怀的这种学术风格可以追溯到著名的德国哥廷根学派。高斯不仅是大数学家，而且是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本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应用力学系是数学家克莱因）创立的。普朗特在那里提出了边界层与升力线理论。普朗特的学生冯卡门将这种风格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而郭永怀凭着他坚实的数学物理基础，将这种结合提高到了非常完美的程度，并给我国的力学界、应用数学界以深远的影响。
开拓我国的近代力学事业
50年代，由于航天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的发展。1957年，郭永怀在《现代空气动力学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应该是我国随后一个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他和钱学森极力倡导在国内开展高速、超高速空气动力学、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新兴学科的研究。为了将这些领域的研究铺开，他在北京组织了高超声速讨论班，研究探讨了许多前沿领域的重大课题，对我国高速飞行器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0世纪中叶，由于能源危机迫在眉睫和高速流动中电离现象的出现，磁流体这门新学科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郭永怀抓住这一苗头，于1961年在力学所筹建并领导了磁流体力学研究室。他为这个室选定了三大研究课题：磁流体和等离子体稳定性；磁流体直接发电；同位素的电磁分离。他还以敏锐的眼光指出磁流体发电原理应当和原子能技术结合起来。这是很富有创造性的思想。60年代初，郭永怀指出了爆炸力学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并负责指导力学所爆炸力学室。他组织制定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有关爆炸力学的规划，在爆炸力学的民用和国防应用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这一时期，郭永怀还担任了核防护新技术领导小组副组长，并直接指导完成了《三峡水坝抗核爆炸模拟实验中相似关系换算》的技术报告。
郭永怀异常重视实验研究和实验设备的建设。为了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下开展力学实验研究，他提出了搞实验要符合我国国情的思想。他说：“就象高能物理研究那样，我们不能搞昂贵的大型高能加速器，但可以用小型设备来观测宇宙线；我们搞气动力的，不能一上来就搞大型风洞，而搞激波管和激波风洞却是力所能及的捷径。”他十年如一日，大抓这两项设备的建设。在他负责我国制导规划研究期间，他又亲自领导了电弧风 17
洞、弹道靶和高温激波管的筹建工作。这些实验设备不仅为基础研究和国防任务提供了大量可靠数据，而且为国内建设同类设备提供了经验，同时还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
郭永怀一直是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学术领导人。他不仅在筹建研究室、培养人才、建设实验设备、规划研究方向、指导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还身体力行，参与许多具体课题的研究。他在高超声速讨论班上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精辟见解。他认为：当飞行马赫数超过5以后，介质的动能足以激发分子内部自由度，因此必须考虑振动松弛、离解与复合、电离与中和化学反应等效应的影响；在计算高超声速无粘流体绕钝体的流动时，最关心的是物面上的物理量，因此应当正确分析激波层中物面附近（而不是激波附近）物理量的数量级关系。1961年，他指出：对于钝体绕流，在一定条件下，后身流场中会产生“悬挂”激波。他还提出了小钝锥熵层分析方法，解释了压力过度膨胀和回升现象。他还为寻求确定激波形状的简易方法进行了探索。1964年，他提出云粒子侵蚀课题。日后的发展证明，云粒子侵蚀是实现全天候攻击与突防和反弹道导弹必须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之一。此外，郭永怀还提出要研究电磁波和等离子体鞘套与尾迹中的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
郭永怀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和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等一道，规划了我国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设置。他和力学家们运筹帷幄，认真研究了近代力学的发展方向，制定了学科的近期发展规划和远期奋斗目标，使我国力学学科的面貌大为改观，特别是近代力学科学一起步就有很高的基准，只短短的几年功夫，在某些方面就已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
辛勤培养科技人才
早在回国以前，郭永怀就同谈镐生探讨过回国后如何培养力学人才的问题。回国后，他始终把培养科技人才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1956年，我国恢复建立研究生制度。郭永怀积极筹划力学所的研究生培养。在第一批招生中，他一人就带了5名研究生，以后又亲自带过几批。他主张：培养人才要“言教、身教，以身教为主”。在教学和科研中，他自己做表率，经常同年轻人一道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在培养研究生和助手时，他注重使他们在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两个方面都得到提高。他对年轻人的指导和帮助是启发式的、循序渐进的，重点强调掌握科研方法，提高科研本领，而不仅仅是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在他的培养下，研究生中有不少已成为所级学术领导人或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1957年，郭永怀和钱伟长组织并领导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他除负责研究班的日常组织工作外，还亲自执教，讲授流体力学概论。开课前，他把辅导教员找来，亲自带领他们到有关高等院校的实验室参观，对一些关键问题给予一些启示，再让他们为课程安排一个实验计划，使这门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临毕业前，郭永怀亲自指导安排学员们的毕业论文题目，并设法每周都同辅导教员和学员碰头，了解进展情况，帮助解决问 18
题。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前后共办了三届，毕业生达290多名。现在这些学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在国防科研单位和重点院校的力学系或力学专业教研室，他们起着顶梁柱的作用。
郭永怀在培养人才方面不遗余力。1958年，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讲授高速边界层。执教中，每堂课都凝结了他的心血。他评论和分析学者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使初入门的研究人员都深受启发，甚至终生受用。在讲到求解各种形式的NS方程时，他总是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指出采用什么样的变换有希望获得成功，走哪一条路是徒劳的，会遇到什么问题，症结何在。凡听过他课的人都感到回味无穷。陆士嘉也常常赶来听郭永怀的讲课。她当时曾评价说：“只有他能讲得这样传神。”
郭永怀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将自己比作一颗石子，甘愿为青年人的成长铺路。他深感大批培养优秀人才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培养学术接班人这一艰巨任务在他的工作安排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这一点。1961年，他曾写道：“当前的打算是早日培养一批骨干力量，慢慢形成一支专业队伍。”随后他欣慰地说：“由于几年的工作，已经见到效果。”
献身我国的核武器事业
1960年5月，郭永怀被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九院），并兼任该院副院长。他在处理好力学所日常工作的同时，把大量精力花费在研制核武器这项对我国政治、国防和科技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业中。在原子弹研制初期，郭永怀主要负责力学方面的领导工作。
在原子弹理论探索阶段，郭永怀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当时在第一颗原子弹采取什么样的引爆方式上存在不同意见，郭永怀通过比较两者的优劣，大力支持“争取高的，准备低的”的方针，即以较高级的“内爆法”作为主攻方向。又如，在炸药爆轰波的理论计算上，郭永怀正确地提出用一维特征线法进行，解决了一大批理论和技术难题。为了使大家了解爆轰学，郭永怀还亲自讲授了爆炸力学。
在爆轰物理试验过程中，郭永怀经常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并协助开展试验。当时，为确定原子弹爆轰聚焦技术方案，争论是很热烈的。年轻的物理学家陈能宽提出了一个难度和风险都很大、但却能少走弯路的聚焦方案。许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郭永怀从力学角度反复估算，大胆支持采纳这个方案。为了配合爆轰试验，郭永怀还指导设计部人员进行不同试验组件的结构设计，使爆轰试验得以顺利进行。
郭永怀十分重视并经常在九院的会议上反复强调核弹的武器化和系列化，指出要努力做好核武器的后期发展工作。在此后的进程中，他一直负责总体结构设计、外型设计以及环境模拟实验的指导与把关。他很早就安排了一系列与武器化有关的预研课题，包括结构设计、外型设计、飞行弹道、物理引信、环境试验项目与设备等。在弹体结构设计中，郭永怀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设想，包括薄壳结构、通用核航弹等。它们都在后来的 19
工作中逐步得以实施，对核武器的轻型化、实战化和系列化以及新原理实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环境试验方面，郭永怀在建立我国核武器环境试验设备及分析研究上起了主导作用。他从技术人员的配备、课题的安排、试验项目的确定和试验设备的筹建等多方面入手，使我国有了一整套大型、精密、试验范围较广的设备，包括冲击、噪声、振动、过载、温湿度、霉菌、盐雾的组合试验设备和大型离心试验机等。他还亲自出马，找有关单位协商研制专门设备。
郭永怀的科研眼光长远，在他心中始终装着武器化阶段的长远计划。他提出动态环境试验要开展随机振动、高速冲击和噪声试验。为了提高核武器的适应性，他提出开展拓宽温度试验。九院当时分工不分家，郭永怀的注意力也常常超出力学领域之外。他特别关心“安全论证”课题的研究。“安全论证”就是研究当飞机投下核武器后，能否以及怎样安全躲过光辐射、冲击波的威胁。为了保证绝对安全，郭永怀极力主张理论计算与模型空投试验结合进行。为此他还亲自过问并参与计算核航弹和氢弹空投过程中的飞行弹道、伞－弹弹道特性。在他的倡导下，经过严格的计算与分析，每次核试验飞机都安全返航。
郭永怀参加了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以后又参加了核航弹、氢弹和导弹核武器试验。他对我国核武器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例如，他对核武器系列化发展提出许多建议和设想；他指导进行了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研究、水洞试验以及调研工作；对研究发展潜地导弹也作出了贡献。此外，郭永怀还应两弹结合时期的需要，对我国核武器科研体制提出了重要设想。
1968年10月，郭永怀再次赴青海，筹划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试验工作。在离开青海之前，他对这次国家试验进行过评价发言。当时，试验的理论方面有“过早点火几率”问题；实验方面有设计内球新结构问题；材料加工方面正考虑产品自热和装配贮存问题；在整体系统方面有“弹、伞、机”的协同配合问题。郭永怀从这次热试验的准备情况瞻望1969年和以后的任务，大胆提出今后设计要重新考虑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机动、安全、和小型化指明了方向。12月5日，郭永怀从兰州乘飞机返京。当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时，发生了一等事故，郭永怀不幸以身殉职。
郭永怀为我国的力学事业、国防科技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在回国后的短短12年时间里所做的工作之多令人叹服。他参与了我国小型地空导弹、氢氧发动机和反导导弹的研制；他翻译并出版了普朗特的名著《流体力学概论》，组织翻译了《爆炸力学》；他担任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两个杂志的主编；他是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和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郭永怀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受到人们的敬仰和钦佩。为了纪念他，中国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82年和1990年出版了《郭永怀文集》和《郭永怀纪念文集》。1988年12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院东侧绿荫丛中为郭永怀树立了一尊汉 20
白玉雕像。郭永怀的光辉形象将永存人间。
！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真相
一个人要想在这样一个清浊混杂的社会里干干净净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很不容易，若还能奉献全身心于自己的事业，且能取得伟大的成果，则更难。
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干干净净地走完了自己一生的人，他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他又是一个将整个身心奉献于自己的事业的人，因此赢得人们的崇敬；他更是一个成就丰功伟绩的人，因此使人们由衷地钦佩和敬仰。
扬振宁和邓稼先是同乡，初中同学，西南联大同学，一起坐船去美国留学。后来两人有着完全不通的价值取向，走上了完全不通的道路！扬振宁留在美国繁华世界，靠获得诺贝儿奖，出尽风头，晚年还不甘寂寞！邓稼先当年毅然回国，为中华民族的两弹一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惜的是由于当年的科研试验条件有限，人身防护条件简陋，邓稼先由于核辐射过多，身患癌症，英年早逝，实为国家民族之大殇！但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从历史和国家角度来说，邓稼先必将千古流芳，永垂不朽！是他，永远的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战略安全和民族地位！不管过多少年，所有炎黄子孙都将崇敬他！
镜头一：着学生装的杨振宁和邓稼先先后登上轮船来到美利坚留学。
镜头二：西装革履的邓稼先在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上（取得学位后的第九天）踏上归国的旅途。
镜头三：西装革履，拿到诺奖的志得意满的杨振宁因为买不到长岛的房子耿耿于怀（最后还是屈居在教授区买了房子）。
镜头四：茫茫戈壁滩上，穿着旧军大衣的邓稼先在风沙中勘测原子弹实验场（数年后罗布泊蘑菇云升起，整个世界震惊，纷纷猜测中国得到了苏或美专家的帮助，数十年后考可死报告再次坚称中国偷窃W88弹头技术云云）。
镜头五：杨振宁访问中国，问邓稼先有没有美国人参与了两弹研制（尚不知邓就是负责人），邓稼先只是说了句：你先上飞机吧。
镜头六：杨振宁在上海的饯行宴会上（特写：政要满座，山珍海味加茅台酒），突然收到邓稼先的纸条（内容大家都知道了），立刻离席到厕所泪流满面（第几次痛哭？）
镜头七：大量杨振宁与李政道交恶的新闻报道（特写：时间跨度达四十年）的镜头切换，其中数分钟杨振宁对X某传记作家细数当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自己如何将灵感告诉李政道云云。
镜头八：戈壁滩上，某次核弹点火后未爆炸，众人面面相嘘，邓稼先说了句“我是总指挥”，然后只身走进实验场双手捧出哑弹。
镜头九：几年后，北京301医院，邓稼先患癌症全身大出血逝世。又数年，两弹解密，X始大张旗鼓宣传，邓稼先的名字被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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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十：杨振宁写悼文追念邓稼先，大家恍然：原来两人是校友。
镜头十一：应母校多次邀请，杨振宁毅然决定回清华园定居，在保留美籍前提下办理中国绿卡，入住装修一新的带电梯的两层别墅，开始教授本科物理。
镜头十三：杨振宁通过亲友向媒体透露要和28岁的翁MM订婚（让我的老灵魂得到。） ****
在一次爆炸失败后，几个单位在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捧着，走了出来。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就是这一次，伏下了他死于射线之下的死因。
邓稼先在去世前，嘴角出血与杨振宁合影，他是一种壮志已酬，得其所哉的欣慰。夫人许鹿希说，那时他已是全身大出血，擦也擦不干，止也止不住了。高强射线导致的不治之症。这是在他手捧核弹头走出放射区时，就心里明白的。
邓稼先有一次开会在西湖，他拉着同仁在“精忠报国”那四个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许鹿希说，邓不爱照相，但这张照片是他自己要照的。当初随邓稼先一起搞原子弹的科学家，有些中途而退了。因为“没有科研成果，不能家庭团聚，不许亲友通信。作为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权益，是必须牺牲掉的了。
！谁才是当今中国的脊梁？（根据网友博文节选修改） 10-08-07)
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中国人，就会有人记得岳飞文天祥，就会有人记得──邓稼先！！ 1986年，国内公开报道了
在一次爆炸失败后，几个单位在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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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干干净净地走完了自己一生的人，他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他又是一个将整个身心奉献于自己的事业的人，因此赢得人们的崇敬；他更是一个成就丰功伟绩的人，因此使人们由衷地钦佩和敬仰。扬振宁和邓稼先是同乡，初中同学，西南联大同学，一起坐船去美国留学。后来两人有着完全不通的价值取向，走上了完全不通的道路！
扬振宁留在美国繁华世界，靠获得诺贝儿奖，出尽风头，晚年还不甘寂寞！邓稼先当年毅然回国，为中华民族的两弹一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惜的是由于当年的科研试验条件有限，人身防护条件简陋，邓稼先由于核辐射过多，身患癌症，英年早逝，实为国家民族之大殇！但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从历史和国家角度来说，邓稼先必将千古流芳，永垂不朽！是他，永远的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战略安全和民族地位！不管过多少年，所有炎黄子孙都将崇敬他！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辉煌的名字：两弹一星元勋：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中国核物理泰斗王淦昌院士两弹一星功勋：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院士两弹一星功勋：物理冶金学家吴自良院士两弹一星功勋：物理学泰斗钱学森院士两弹一星功勋：物理学家彭桓武。同时让我们也记住一个名字，美国人杨振宁，他为自己的国家（美国）又增加了一个诺贝尔奖。
还明珠按：
想起粘这段文字，是有感于前些天看到的情景。我国的科研人员不乏杰出的人士更不乏那些默默专研的一线技术人员。我感叹于国家级科研工作单位的条件简陋，更感慨于一线工作人员忘我的工作精神。他们吃的是很少很简单的饭菜，基本都是穿着朴实像个农民，没有让人目眩的香居靓马，甚至没有科研必备的好的实验设备！我明白为什么很多留学人员不回国的原因了，未必是不爱自己的国家，我们国家给予科研人员的待遇实在是太低了，他们的住宅、实验设备都保障不了，怎么能够留住他们呢！？
如果不是亲眼得见，我实在难以理解。我的内心非常复杂，因为我看了发愁！与那些唱个歌，扭几下屁股的人相比，收入天壤之别。我们国家的后劲是靠科技还是靠俗不可耐的文艺还是靠公务员喝不完的茶水？我们国家真的很强大了吗，强大到不必拥有民族精神了吗？我们不用居安思危了吗？在这样下去，我们的GDP还有后劲吗？
！孙家栋
航天专家孙家栋：一碗红烧肉与航天结下一生情缘(1) 10-12-18 付毅飞 科技日报 23
时代先锋
10-10-1 傍晚，嫦娥二号卫星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当指控大厅大屏幕打出“热烈庆祝嫦娥二号发射圆满成功”的字幕时，孙家栋脸上洋溢着笑容。
“我给这次发射任务打满分。”他说。
作为我国著名航天技术专家、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孙家栋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于中国航天事业，参与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的一次又一次辉煌。他曾担任我国第一代多个首发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并担任过我国多项重大航天工程大系统总统计师。在他领导下所发射的卫星，几乎占到中国航天飞行器总数的三分之一。
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孙家栋仍奋战在航天工程和人才培养的第一线，被航天人形容为：“像卫星一样旋转不停。”幽默中透着敬佩。他正是这样用行动来体现自己对中国航天精神的解读：“总结我国的航天精神，最主要的一条，是豁出命去爱航天事业！”
“我人生道路的选择由一顿红烧肉促成”
孙家栋喜爱红烧肉。
不仅仅是爱吃，他对红烧肉还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就是由一顿红烧肉促成的。”
1950年初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这天，原本准备午饭后去姐姐家的孙家栋，听说学校晚饭加餐有红烧肉，临时改变了主意。“那年月能吃上红烧肉可不容易。正是为了这顿红烧肉，我决定等吃了晚饭后再去姐姐家。”
晚饭时，学校主管人员到饭堂向学员们宣读了这样一个通知：为了加快建设中国空军的步伐，新中国的人民解放军空军要在学生中挑选人员，有意者可立即自愿报名接受挑选。
当时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力量相当薄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毛泽东提出扩大航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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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规模的建议，得到了批准。很快，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建立6个航空学校。
不满21岁的孙家栋填报了从军申请。当天晚上，他便怀着对祖国、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登上了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航校的列车。一夜之间，他从一个踌躇满志的学生，变成了一名精神抖擞的军人。
这段经历让他颇为感慨。如果说孙家栋是由这顿偶然的红烧肉走上从军道路，那么这次偶然则是他走向尖端科学技术的阶梯，为他后来成为著名航天工程技术专家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小伙子嘛”
1967年7月29日，北京正值盛夏，骄阳似火。
在这个酷热的午后，孙家栋正伏案进行导弹设计。为了不让汗水滴到图纸上，他用一条毛巾围住脖子，其状颇为古怪。
这时，一位不速之客推门而入，开门见山：“我是国防科委的汪永肃参谋。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向聂荣臻推荐你了，根据聂老总的指示，决定调你去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就这样，他没提任何条件，扛着被卷书箱去新岗位报到了。
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首颗人造卫星，次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号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随后，聂荣臻委派钱学森以及当时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国防部五院副院长王铮负责卫星规划。然而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卫星任务受到了影响，中央决定调整空间技术计划，把工作重点转向研制探空火箭。直至1965年，国家重新开始制定卫星计划，并确定了1970年发射，卫星要“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的总体目标。
孙家栋参与进来时，时间已十分紧迫。如何尽快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部？如何按工程的研制规律一步步往下走？各系统怎样联接起来？联接起来后又怎样作试验？一个个难题摆在面前，他决定从组建队伍抓起。
然而，“文革”年代，派别林立；发射卫星又是人人都想参与的大事。对于年轻的孙家栋来说，选人时稍微处理不当，很容易“引火烧身”。自己被“上纲上线”事小，影响卫星研制工作事大。在钱学森的鼓励下，他横下心，抛开顾虑，一切以搞卫星需要为标准。经过详细考察，他从不同专业角度和技术特长出发，最终选定了戚发轫等18人，这就是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十八勇士”。
“十八勇士”的聚会，使卫星总体设计部如虎添翼。攻克重重难关后，卫星初样在1969年10月基本告成。一天，钱学森告诉孙家栋，周总理要听取卫星工作汇报。得知这个消息，孙家栋又惊喜又激动，花了一天时间，仔细准备了汇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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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周总理后，总理握住他的手风趣地说：“哟，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小伙子嘛！”他满脸通红地笑了，一身的紧张顿时轻松下来，并对卫星的初样进行了详解，对主要技术参数和研制中的重要情况作了具体汇报。周总理听得十分认真，不时提出一些很详细的问题。
其实，孙家栋心中还有件埋藏已久的事，见周总理如此随和，他几经犹豫，终于鼓足勇气说了出来。原来，在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一些科研人员为了表达对领袖的崇拜，在许多卫星部件上镶嵌了毛主席像章，而无人敢对此提出异议。“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这不仅增加了卫星的重量，影响卫星散热，而且对卫星的姿态会带来影响„„”他郑重地说。
周总理听完，表情逐渐凝重，说：“你看人民大会堂这么严肃的地方，也不是到处都挂毛主席像。政治挂帅是要把工作做好，而不能庸俗化。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你们回去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大家应该能理解。”一番话使孙家栋豁然开朗，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奏响了中国人向太空迈进的序曲。卫星上的全部元器件、设备和材料，以及许多理论和技术难关的攻克，都是中国自己的产品和成果，它是中华民族智慧和精神的结晶。
“没想到中国的运载火箭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1976年12月，孙家栋以中国航天专家的身份，随团赴法国、联邦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家的航天部门考察访问，了解欧洲空间技术的发展水平。此后，他开始频繁地参与国际交流活动。
通过一次次对外接触，他增长了见识，在国际上树立中国航天大国的思路也逐渐充实。
1985年10月，我国政府庄严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业务。这一消息在国际上迅速引起强烈反响。几乎在同时，经中央批准，孙家栋升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又一次受命于中国航天发展的关键时刻。
发射外星，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国际间技术合作，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也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孙家栋又扮演起“生意人”的角色。其中争取美国政府发放“亚洲一号”卫星许可证是他谈判生涯中的精彩之笔。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通信卫星，起名“亚洲一号”，并准备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便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
这年10月，他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卫星技术安全》和《卫星发射责任》两个协议备忘录。但因双方对若干国际贸易问题存在较大分歧而未达成最终的协议。11月第二轮会谈，谈判桌从北京搬到了华盛顿，孙家栋作为代表团团长再次领命出征。 26
谈判中，面对美方咄咄逼人的气势，他毫不示弱，据理力争，坚决反驳“中国发射外星扰乱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论。因为圣诞节即将来临，美方代表大多订了20号出外旅游度假的机票，无心恋战。孙家栋抓住对方的心理，制定了“拖住不放”的战术，一直谈到19号，终于签署了协议。谈及此事，他笑道：“当时在楼上都能听到美方代表的妻子、孩子等着出发，急不可待的说话声。”
次年1月，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香港亚洲卫星公司，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卫星发射服务合同。聂荣臻听说此事，拉着孙家栋的手高兴地说：“中国能为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发射卫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发射外国卫星对于中国航天事业来讲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内，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我一生中亲历过数十次发射现场，但那一次格外紧张。”孙家栋说，“当时大厅内一片寂静，我除了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甚至还能感觉到周围人的心跳。”
21点30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雷霆般呼啸着拔地而起，21分钟后，精确地将“亚洲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现场的美方专家叹道：“没想到中国的运载火箭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如今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孙家栋依旧百感交集：“我突然想到小时候，老人常说‘洋火、洋油、洋车’，身边到处是外国产品。终于，我们的火箭能发射美国卫星了，那种激动与自豪，难以用语言形容。”
“你是身经百战啊，你辛苦了！”
自古以来，“嫦娥奔月”这个凄美的神话故事广为流传，令文人骚客感慨万千，让百姓对遥远的月球充满了好奇与向往。
对于我国航天人来说，这份向往显得更为迫切。
从1958年至1976年，美国和前苏联一共进行了118次对月探测活动，那时起，我国科学家便一直关注其进展。1994年，我国经济实力逐渐雄厚，载人航天工程也已经立项，表明我国已经具备实现载人航天的技术能力和工程能力，再加上航天技术获得了多项成就，以此为基础，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开始对开展探月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孙家栋也参与其中。
刚进入新世纪，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的栾恩杰开始频繁联系孙家栋，两位在业内极具影响力的“老航天”一拍即合。他们认为，按照国家当前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开展月球探测工程，只要能正确把握需求牵引关系，即可着手考虑工程实施的大思路。紧接着，他们又把几十年来对月球资源应用有着浓厚兴趣的欧阳自远找来，一起谋划该工程的框架。
几经酝酿，栾恩杰2000年10月在“世界空间周”庆祝大会上宣布：“在空间探测方面，将实现月球探测„„”这是中国高层首次向外界表露探月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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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绕月探测一期工程正式启动。已经75岁的孙家栋接受了新的挑战，出任工程总设计师，此举让周围的人十分敬佩。
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说：“许多人到了孙老那个年纪，取得了那么多荣誉，通常都会有‘保持晚节’的心态，而孙老却敢于承担风险，勇挑重担，让我们这些后辈深受鼓舞。”
孙家栋不愧是航天工程总体大师，担任五大系统总设计师后，他不但提出了工程研制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工程目标和工程总体方案，对工程各大系统的技术途径作出重要决策，主持解决了多项关系技术问题，甚至在许多细节上都作出了周全的考虑。在他的勾画下，庞杂的工程变得井然有序。
嫦娥一号卫星系统副总指挥龙江眼中的孙家栋“知识渊博、视野宽广，除了能控制全局外，还能把握关键”。他介绍说，嫦娥一号卫星在近月点刹车是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孙家栋对此非常关注。当科研人员还在做一些常规工作时，他已经把这些关键点剖析出来，令大家钦佩不已。 07-11-26 9点41分，国家正式公布了嫦娥一号卫星传回并制作完成的第一幅月面图，发布仪式前，温家宝总理来到孙家栋面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家栋，你是身经百战啊，你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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