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仰无愧天地 褒贬自有千秋——追忆钟爱中医事业的老部长崔月犁
□ 马 骏 本报记者
回忆改革开放30年中医药发展的历程，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无疑是位不可不说的重量级人物。在“文革”后中医事业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他代表卫生部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许多建议，从而在政策、组织上改变中医的从属地位，使中医按照自身规律发展。
崔月犁逝世已有10年，然而和他共同生活、工作过的人，每每提起他而动容。老部长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与热爱，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关心群众疾苦的高尚情操，令许多人感念至今。
中医院不能“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的调子”
“文革”时期中医是重灾区，许多老中医被打成牛鬼蛇神。据统计，1975年县及县以上中医院只剩175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展全面的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给中医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带来良好转机。崔月犁就是在这个时候任职卫生部分管中医工作的。
崔月犁出身农村，十几岁在县医院当过三年学徒，后来走上革命道路，长期做地下工作。解放后在北京市委做过统战工作，1964年任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市委卫生体育部部长。文革期间坐了8年监狱，受尽迫害，出狱时身体不好，养病3年。
1978年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崔月犁上任后，先是到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广大农村调查研究，他得出“有中国特色的卫生事业不能没有中医”的结论。他及时提出“振兴中医”这一响亮口号，以警示、鼓舞中医界的同志；积极争取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医工作的支持，全面贯彻关于中医工作的56号文件；1982年，“发展我国传统医药”第一次被写进《宪法》；1985年中央书记处发布了对中医工作的重要指示；1986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每年给中医1亿专款，并同意给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免税。成就这些大事，崔月犁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时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的田景福说：“如果不是崔部长主管中医工作，作党组书记，给中央的报告出不了卫生部。”
1982年，崔月犁主持召开了著名的“衡阳会议”，即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当前中医是卫生事业的短线，必须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认真加强这条短线，强调保护和发扬中医特色是发展中医事业的根本方向。会议明确提出中医机构必须突出中医特色，中医院应该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医院，从而扭转了中医院“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美声唱法的歌唱家）的调子”的西医化现象。
为推动卫生事业改革，崔月犁率队到北京协和医院、广安门中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蹲点，进行改革试点，提出医疗保健的一切费用不能都由国家承担。他还支持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中医民营门诊部，推进农村基层卫生改革。
退居二线以后，崔月犁社会活动很多，但花费精力最多的还是中医药方面的事情。他对农村卫生、中医高等教育、中西医结合的模式、中医古籍的编译、民族医药和民间医药等问题，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崔月犁说，研究这些问题，就是研究国情，研究中国卫生事业的特色。
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对中医药事业这么热爱和投入呢？田景福说，原因有四点：一是党性强。党安排崔月犁负责全国卫生工作，他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包括中医政策。他从人民利益和政策的高度来考虑处理问题，没有偏见。
二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为中医药学深感自豪，在向外宾介绍卫生工作时，既介绍现代医药，又更多地介绍我国各民族医药学，他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三是坚信中医药学的科学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医药逐步走向世界，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他称这是毛主席生前预言的实现。
四是胸襟坦荡，大公无私，待人诚恳。一些老中医愿意找老部长谈心，反映问题，中
医药界称他为良师益友。
中医应走自身发展的道路
近百年中医的发展是十分曲折的。解放前，余云岫、汪精卫等人多次试图废止中医，经过中医界抗争和请愿，国民政府才算没有通过。解放后，中医工作也曾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在这样的局面下，崔月犁振兴中医的工作面对很多阻力。他不论在任上还是退休以后，始终在思考中医问题，他认为中医应该走自身发展的道路，中医机构应该突出中医特色。在衡阳会议上，他说“中医就是中医，不能用西医消灭中医”。1995年答《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问时说：“我们不能用中西医结合代替发展中医，这是个原则问题。”
崔月犁晚年，在生前自述的录音中说道：“中央要发展中医，但建立起来的中医院都是中医与西医结合，偏重于西医，这样把中医的好多东西都丢了，不知不觉就认为它是不科学的了。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好。”
“在卫生部，我坚持我的意见。发展中医，有人扣帽子，说我反对中西医结合，反对中央政策。我们做党的工作，就要负责，就要真正实事求是。”“在中医问题上辩论了半年多，在计划生育问题上辩论了半年多。我当部长当了5年，5年里没什么大的业绩，只是有意识地着重抓了这几方面的工作。”
1998年1月正筹备编辑《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期间，崔月犁突然病逝。为完成父亲的遗愿，其子张晓彤成立了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并在王府井大街附近开设了“平心堂”诊所。
诊所盈溢着中医特色，经营得很好。里间墙上有一张崔月犁慈祥微笑的挂像，每天张晓彤都在这里思索和工作，以自己的方式坚守、继承着父亲未完的遗志。
(来自《中国中医药报》）
俯仰无愧天地 褒贬自有千秋——追忆钟爱中医事业的老部长崔月犁
□ 马 骏 本报记者
回忆改革开放30年中医药发展的历程，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无疑是位不可不说的重量级人物。在“文革”后中医事业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他代表卫生部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许多建议，从而在政策、组织上改变中医的从属地位，使中医按照自身规律发展。
崔月犁逝世已有10年，然而和他共同生活、工作过的人，每每提起他而动容。老部长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与热爱，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关心群众疾苦的高尚情操，令许多人感念至今。
中医院不能“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的调子”
“文革”时期中医是重灾区，许多老中医被打成牛鬼蛇神。据统计，1975年县及县以上中医院只剩175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展全面的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给中医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带来良好转机。崔月犁就是在这个时候任职卫生部分管中医工作的。
崔月犁出身农村，十几岁在县医院当过三年学徒，后来走上革命道路，长期做地下工作。解放后在北京市委做过统战工作，1964年任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市委卫生体育部部长。文革期间坐了8年监狱，受尽迫害，出狱时身体不好，养病3年。
1978年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崔月犁上任后，先是到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广大农村调查研究，他得出“有中国特色的卫生事业不能没有中医”的结论。他及时提出“振兴中医”这一响亮口号，以警示、鼓舞中医界的同志；积极争取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医工作的支持，全面贯彻关于中医工作的56号文件；1982年，“发展我国传统医药”第一次被写进《宪法》；1985年中央书记处发布了对中医工作的重要指示；1986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每年给中医1亿专款，并同意给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免税。成就这些大事，崔月犁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时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的田景福说：“如果不是崔部长主管中医工作，作党组书记，给中央的报告出不了卫生部。”
1982年，崔月犁主持召开了著名的“衡阳会议”，即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当前中医是卫生事业的短线，必须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认真加强这条短线，强调保护和发扬中医特色是发展中医事业的根本方向。会议明确提出中医机构必须突出中医特色，中医院应该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医院，从而扭转了中医院“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美声唱法的歌唱家）的调子”的西医化现象。
为推动卫生事业改革，崔月犁率队到北京协和医院、广安门中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蹲点，进行改革试点，提出医疗保健的一切费用不能都由国家承担。他还支持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中医民营门诊部，推进农村基层卫生改革。
退居二线以后，崔月犁社会活动很多，但花费精力最多的还是中医药方面的事情。他对农村卫生、中医高等教育、中西医结合的模式、中医古籍的编译、民族医药和民间医药等问题，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崔月犁说，研究这些问题，就是研究国情，研究中国卫生事业的特色。
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对中医药事业这么热爱和投入呢？田景福说，原因有四点：一是党性强。党安排崔月犁负责全国卫生工作，他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包括中医政策。他从人民利益和政策的高度来考虑处理问题，没有偏见。
二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为中医药学深感自豪，在向外宾介绍卫生工作时，既介绍现代医药，又更多地介绍我国各民族医药学，他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三是坚信中医药学的科学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医药逐步走向世界，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他称这是毛主席生前预言的实现。
四是胸襟坦荡，大公无私，待人诚恳。一些老中医愿意找老部长谈心，反映问题，中
医药界称他为良师益友。
中医应走自身发展的道路
近百年中医的发展是十分曲折的。解放前，余云岫、汪精卫等人多次试图废止中医，经过中医界抗争和请愿，国民政府才算没有通过。解放后，中医工作也曾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在这样的局面下，崔月犁振兴中医的工作面对很多阻力。他不论在任上还是退休以后，始终在思考中医问题，他认为中医应该走自身发展的道路，中医机构应该突出中医特色。在衡阳会议上，他说“中医就是中医，不能用西医消灭中医”。1995年答《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问时说：“我们不能用中西医结合代替发展中医，这是个原则问题。”
崔月犁晚年，在生前自述的录音中说道：“中央要发展中医，但建立起来的中医院都是中医与西医结合，偏重于西医，这样把中医的好多东西都丢了，不知不觉就认为它是不科学的了。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好。”
“在卫生部，我坚持我的意见。发展中医，有人扣帽子，说我反对中西医结合，反对中央政策。我们做党的工作，就要负责，就要真正实事求是。”“在中医问题上辩论了半年多，在计划生育问题上辩论了半年多。我当部长当了5年，5年里没什么大的业绩，只是有意识地着重抓了这几方面的工作。”
1998年1月正筹备编辑《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期间，崔月犁突然病逝。为完成父亲的遗愿，其子张晓彤成立了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并在王府井大街附近开设了“平心堂”诊所。
诊所盈溢着中医特色，经营得很好。里间墙上有一张崔月犁慈祥微笑的挂像，每天张晓彤都在这里思索和工作，以自己的方式坚守、继承着父亲未完的遗志。
(来自《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