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翻译点评

货殖列传·原文、译文与读后 张建平

前言.现在的人学经济学,必是西人所论。然比这些西人之论丝毫不逊的,当属司马迁所著《货殖列传》。货殖列传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从农业还是工商业,从行业经济到地域经济都有论及。可谓中国古代的《国富论》《通论》和《经济学原理》,仔细品读就会发现,其实当代经济学除了比比皆是的软硬伤之外,可取的部分很少有超出司马迁所记述的古代经济思想水平的。

【原文】《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翻译】《老子》一书中写到:“清平的政治达到顶峰,(应该是)邻近国家的居民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也能互相听到,百姓们各自品尝着甘甜的食品,穿戴着美丽的服装,习惯于安宁的风俗,从事于快乐的职业,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

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则是行不通的。

【读后】看来,自司马迁时代“闭关锁国”的做法就已经不再时髦了,但这种认识已经背离了老子对和谐社会的认识。老子的《道德经》现在又非常热,大概是人的思想认识的一个轮回吧。

在提倡“和谐社会”的时候同时鼓励“充分竞争”,“竞争”与“和谐”能否达到完美统一或者说竞争之下还有没有“和谐”,这是需要当政者深思的一个问题。

【原文】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矣。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翻译】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至于象《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挨门逐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读后】当今各国政府在推行市场化,并且以市场角色进行所谓的“市场操作”对经济进行干预;各地政府都以发展地域经济为己任;财政从均衡财政变成了赢利财政或者赤字财政……这些不都是“最下者”之策吗?

国不与民争利,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连封建君主都知道这是治国的下下策。行政机构以种种借口敛聚民财。国企的存在,就是一个国与民争利的工具,实属

不当。国企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剥离其“企业”功能,做为纯粹一个生产单位服务于基本的民生方面,即变“国企”为“国厂”。

【原文】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翻译】太行山以西饶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以东多出鱼、盐、漆、丝和音乐、女色,江南盛产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龙门山、碣石山以北广产马、牛、羊、毛毡、毛皮和兽筋、兽角,铜、铁则往往在千里山峦中布满,如同摆满棋子的棋盘一般。这还仅仅是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是百姓们衣着饮食与养生送死所必备的东西。

所以,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虞人开出木材来(供给他们使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商人输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难道还需要政令教导、征发人民如期集会来完成吗?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价低廉,他们就寻求买货的门路,物价昂贵,他们就寻求销售的途径,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请自来,各种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读后】这可以说是中国版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比斯密早了一千八百多年的。据此也可以说斯密的《国富论》其实是欧洲版的《货殖列传》。司马迁将自由的交换秩序看作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这种经济思想放在当今,应该是排斥和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的。

古代的这种自由经济秩序之所以可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稳定存在着,其实有其前提,即自然资源足够丰富,以当时之人力开发其一小部分即可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不存在为争夺资源而战的事情。广袤无垠的资源,只要你有能力,尽可以去开发。因此当时不存在现在经济学所说的资源稀缺问题。

而现在资源相对于人的能力发展和近乎贪婪的需求来说,已经不再是足够充裕的了,那么争夺资源的现象就自然产生,资源有了归属权问题,也就无法实现司马迁所描述的自然经济秩序了。

“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看来,高抛低吸是自古的经商之道,亘古未变,当今的商业也不过如此,似乎没有多少新意。不同的是,现在的人不知道何时算物贵何时算物贱。

【原文】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

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於威、宣也。

【翻译】《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们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成,没有人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

所以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绩,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向这里集中。

所以,齐国生产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畅销天下,从海滨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好衣袖来齐国朝拜。此后,齐国中经衰落,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调整物价的九个官府,而齐桓公因此能够称霸天下,多次盟会诸侯,匡正天下,而管仲自己也修筑了三归台,他的地位虽在陪臣之列,财富却胜于列国的君王。从此,齐国又富强起来,一直持续到威王和宣王时期。

【读后】在八十年代中国流行一句格言,叫做“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兵不安”,颇有点抄袭周书之嫌。

姜太公的治国之策,用现代的术语讲就是很懂得“发展地方特色经济”,有特色则发扬特色,没有特色就创造、培育特色来发扬之,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

自古以来,经济发达的地方必定是人流、物流、财流的中心,其中以人为主,毕竟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没有了人就枉谈经济了。

古代,类似管仲这等“富可敌国”的现象是现实,但是商人和贵族是两码事。而今是政商合一的社会,只要富可敌国,就可以以商摄政,问鼎天下。另一方面,政府代表的全民权力又在防范着私有权力的膨胀,所以,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即便是声称经济自由的西方国家,也是要施以“反托拉斯”“反垄断”大棒的。

货殖列传·原文、译文与读后 张建平

前言.现在的人学经济学,必是西人所论。然比这些西人之论丝毫不逊的,当属司马迁所著《货殖列传》。货殖列传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从农业还是工商业,从行业经济到地域经济都有论及。可谓中国古代的《国富论》《通论》和《经济学原理》,仔细品读就会发现,其实当代经济学除了比比皆是的软硬伤之外,可取的部分很少有超出司马迁所记述的古代经济思想水平的。

【原文】《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翻译】《老子》一书中写到:“清平的政治达到顶峰,(应该是)邻近国家的居民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也能互相听到,百姓们各自品尝着甘甜的食品,穿戴着美丽的服装,习惯于安宁的风俗,从事于快乐的职业,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

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则是行不通的。

【读后】看来,自司马迁时代“闭关锁国”的做法就已经不再时髦了,但这种认识已经背离了老子对和谐社会的认识。老子的《道德经》现在又非常热,大概是人的思想认识的一个轮回吧。

在提倡“和谐社会”的时候同时鼓励“充分竞争”,“竞争”与“和谐”能否达到完美统一或者说竞争之下还有没有“和谐”,这是需要当政者深思的一个问题。

【原文】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矣。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翻译】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至于象《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挨门逐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读后】当今各国政府在推行市场化,并且以市场角色进行所谓的“市场操作”对经济进行干预;各地政府都以发展地域经济为己任;财政从均衡财政变成了赢利财政或者赤字财政……这些不都是“最下者”之策吗?

国不与民争利,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连封建君主都知道这是治国的下下策。行政机构以种种借口敛聚民财。国企的存在,就是一个国与民争利的工具,实属

不当。国企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剥离其“企业”功能,做为纯粹一个生产单位服务于基本的民生方面,即变“国企”为“国厂”。

【原文】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翻译】太行山以西饶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以东多出鱼、盐、漆、丝和音乐、女色,江南盛产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龙门山、碣石山以北广产马、牛、羊、毛毡、毛皮和兽筋、兽角,铜、铁则往往在千里山峦中布满,如同摆满棋子的棋盘一般。这还仅仅是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是百姓们衣着饮食与养生送死所必备的东西。

所以,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虞人开出木材来(供给他们使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商人输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难道还需要政令教导、征发人民如期集会来完成吗?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价低廉,他们就寻求买货的门路,物价昂贵,他们就寻求销售的途径,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请自来,各种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读后】这可以说是中国版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比斯密早了一千八百多年的。据此也可以说斯密的《国富论》其实是欧洲版的《货殖列传》。司马迁将自由的交换秩序看作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这种经济思想放在当今,应该是排斥和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的。

古代的这种自由经济秩序之所以可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稳定存在着,其实有其前提,即自然资源足够丰富,以当时之人力开发其一小部分即可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不存在为争夺资源而战的事情。广袤无垠的资源,只要你有能力,尽可以去开发。因此当时不存在现在经济学所说的资源稀缺问题。

而现在资源相对于人的能力发展和近乎贪婪的需求来说,已经不再是足够充裕的了,那么争夺资源的现象就自然产生,资源有了归属权问题,也就无法实现司马迁所描述的自然经济秩序了。

“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看来,高抛低吸是自古的经商之道,亘古未变,当今的商业也不过如此,似乎没有多少新意。不同的是,现在的人不知道何时算物贵何时算物贱。

【原文】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

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於威、宣也。

【翻译】《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们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成,没有人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

所以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绩,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向这里集中。

所以,齐国生产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畅销天下,从海滨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好衣袖来齐国朝拜。此后,齐国中经衰落,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调整物价的九个官府,而齐桓公因此能够称霸天下,多次盟会诸侯,匡正天下,而管仲自己也修筑了三归台,他的地位虽在陪臣之列,财富却胜于列国的君王。从此,齐国又富强起来,一直持续到威王和宣王时期。

【读后】在八十年代中国流行一句格言,叫做“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兵不安”,颇有点抄袭周书之嫌。

姜太公的治国之策,用现代的术语讲就是很懂得“发展地方特色经济”,有特色则发扬特色,没有特色就创造、培育特色来发扬之,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

自古以来,经济发达的地方必定是人流、物流、财流的中心,其中以人为主,毕竟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没有了人就枉谈经济了。

古代,类似管仲这等“富可敌国”的现象是现实,但是商人和贵族是两码事。而今是政商合一的社会,只要富可敌国,就可以以商摄政,问鼎天下。另一方面,政府代表的全民权力又在防范着私有权力的膨胀,所以,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即便是声称经济自由的西方国家,也是要施以“反托拉斯”“反垄断”大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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