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的媒介素养和自我意识得到很大提高，他们对媒体的态度逐渐由敬畏转变为怀疑，开始监督媒体、对媒体所传递的信息进行真伪鉴定和价值评判。 媒体的生态环境，一般分为受众生态环境、媒体制度与政策环境、媒体行业生态环境和广告资源环境等四个方面。如果将媒体的生存与发展纳入“生态”的视阈下，那么新媒体时代无疑可以作为对当前阶段媒体生态的总括。受众生态是媒体生态的重要方面，简言之，它是指媒体受众的存在方式及其与媒体发生联系时所表现出的综合特征，具体包括受众的结构与规模、受众对媒体的利用模式、受众对媒体的效用感知等。受众生态依媒体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又因媒体信息传播模式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对新媒体时代受众生态的变迁进行分析。 本体角色变迁：从单一到多重 受众一词几乎是伴随着媒体的诞生而进入大众视野的，从最早聚集于固定场所的观赏者到后来拥有某种特定终端的信息接收者（包括读者、听众、观众等），受众概念经历了从原初意义到大众媒体意义再到社会学意义的嬗变。作为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受众至今仍被广泛用于指代大众媒体的使用主体和信息接收主体。不过，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此予以纠正，认为新媒体推动下的信息传播方式变革和社会文化变迁，已使受众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它不再适于描述当今的媒体接触人群。 信息接收者是早期受众所承担的唯一角色。恰如其名，“受”是其最大特征。他们是消极、被动的，是媒体、文本的被宰制者，几乎是无意识、不自觉地接受大众媒体所传递的一切信息。随着媒体业的发展，媒体工业这一全新的产业形态应运而生，受众逐渐成为媒体市场的消费者，作为该时期媒体服务和产品的最终客户，他们有了一定的购买选择权，包括是否选择以及选择何种媒体等。今天，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了日趋丰富多元的传播内容和日益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受众不仅接收、消费信息，甚至参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主动诠释信息，从而具备了信息的接收者、消费者、生产者、传播者四重角色。 （一）主体和个人意识崛起 互联网诞生后，在自身空间范围内营造了一种虚拟的传播环境，从理论上说，处于这一空间的所有个体地位都是平等的。在这种网状的传播结构中，任何一个网络节点的人都能够自主地生产、发布信息，并能够将这些信息融汇到网络信息流中。 在这种多向度、多数人对多数人的传播模式中，受众开始了扩散与分化。一方面，受众的主体意识被唤醒，拥有了更多权利：不仅可以接收信息，还能决定接收信息的时间、地点、形式和内容；不仅可以自主发现信息、自由选择信息、做出反馈，还可以直接发布信息或对特定信息进行再传播、再生产；不仅可以决定信息的重要性，还能鉴别信息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受众的个人意识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掘，大众日益分化为小众、窄众，个人化消费趋势显著，原来聚集于城市广场的公众先是成为会集在小剧场的电影观众，继而成为被锁定于家庭空间的电视观看成员，最后成为今天每一部手机、平板电脑等的个人终端用户。不仅如此，受众所面对的内容也被按照年龄、性别、种族、文化程度、兴趣爱好甚至专业领域、社会阶层等指标细分，更加个性化，信息传播的“一对一”特性日益明显。 （二）参与和分享意识凸显 如果说在新的“接收者”和“消费者”角色中受众的主体意识和个人意识变得更强，那么在“传播者”与“生产者”角色中，受众的参与意识和分享意识则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传统大众媒体机构的新闻垄断和传播特权被打破，受众借助操作简便、成本低廉、实用快捷的网络应用工具，得以参与到信息传播链条中，主动设置和修改议程、独立承担起新闻的采编发甚至解读工作，就重大议题发表意见，成为自我兴趣的“个性化把关人”。在这一过程中，受众体会到了“我是其中之一”的存在感。 获得这种存在感之后，受众不再满足于“发言”和“参与”，他们还有社交、分享的需求，不仅出现于新闻事实发展的各个阶段，还将所知的相关信息进行追踪、转发。早在2004年，日本电通公司针对互联网与无线应用时代受众生活形态的变化，提出新的受众行为分析模型AISAS（Attention注意，Interest兴趣，Search搜索，Action行动，Share分享）。①在新媒体主体可以隐匿的环境下，分享无需承担更多压力，它更类似于受众对自己“成果”的展示，能够从中感受到传播的主动权以及更大的参与感和成就感。 媒体接触行为变迁：从被动到主动 从大众传播效果的变化轨迹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从“受众靶子”时代到“受众中心”时代的变迁。在这一渐进的历程中，受众从任由大众媒体刺激、毫无知觉的靶子变为以自身需求获得满足为目标而主动接触媒体的能动性主体。这里，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无论受众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靶子时代”和“中心时代”的受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媒体的高度依赖。 在新媒体时代，受众的媒体依赖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花费大量时间消费媒体，并将媒体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紧密交织在一起，媒体无处不在，甚至生活本身也变成了一场与媒体合作完成的表演（如有些人吃饭前先拍下美食图片，然后上传到社交网站）。他们日益依赖媒体去满足自身需求，去感知、理解社会，认识自身所处的外部世界，有时还会沉溺于虚拟的媒体环境中不能自拔，逃离真实的人际交往。“受众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媒介帮助他们获得信息、感受意义，帮助他们了解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帮助他们放松和应对困境。当受众通过媒介来理解社会时，媒介塑造了受众的期望。”②当然，在依赖人群、依赖方式、依赖的表现等诸多细微之处，新媒体时代的媒体依赖还是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总体而言，受众的媒体接触行为变得更为主动，或者说，被动与主动的边界已经不那么清晰了。 （一）由接受媒体到使用媒体 过去，大众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受众的信息过滤器，他们将自己认为有价值、受众可能感兴趣的事实挖掘出来，经过加工整理后以特定的方式呈现给受众，受众要做的只是去接受其所传达的信息。更为关键的是，报社决定报纸出版的日期，广播电台、电视台决定节目播出的时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媒体时代的“受众本位”：信息的丰富性和沟通的互动性，赋予了受众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和权利，他们不必再受制于传统媒体的信息发布时间，而是可以随时随地获得信息，还可以借助电脑、手机、iPad等个人媒体终端完成信息的主动搜索、浏览、发布和传播。从某种程度上说，受众成为真正的媒体主导者，使用和控制着媒体所传递的信息，他们的喜好和兴趣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着媒体的内容生产。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说：“从前所说的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推送’（pushing）比特给人们的过程将变为允许大家（或他们的电脑）‘拉动’（pulling）想要的比特的过程。”③ （二）由敬畏媒体到怀疑媒体 在最早的信息传播环境中，信息极度匮乏，而掌握信息的又往往是那些拥有地位和金钱的权贵阶层，受众是相对蒙昧、无知的，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简单多变，信息传播活动也离他们相对遥远，加之自身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局限，受众在面对媒体时更多地表现出顺从、尊敬又畏惧的态度。那时候，他们对媒体所传递的信息具有强烈的信任甚至是崇拜感，由于缺乏足够的思考力，也无法打破传播者的信息垄断，只能处于被灌输、说服和控制的地位。 今天，这一情形完全改变。随着媒体技术的进步和受众参与度的加强，受众的媒介素养和自我意识得到很大提高，他们对信息有了更大的需求，接触媒体的频率也大幅提高，此时他们对媒体的态度逐渐由敬畏转变为怀疑，突出表现在受众开始监督媒体、对媒体所传递的信息进行真伪鉴定和价值评判。受众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关于同一事件不同角度、不同形式、不同侧面、不同价值取向的报道，这进一步激发了受众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然而，他们越来越不相信媒体，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媒体信息，并习惯动用自身力量和自媒体渠道自行追查真相或对社会不公平现象予以抨击。 信息获取习惯变迁：从封闭固定到开放多元 信息获取习惯即受众所惯用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包括获取信息的时间和地点、信息的呈现方式等。过去，信息的呈现手段相对单一，人们活动的空间范围也较为封闭和狭窄，这决定了受众信息获取习惯的相对封闭和固定，他们往往会根据媒体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如几点听广播故事节目、几点看电视新闻、几点看电视剧等，而且，这些行为多发生在家庭、工作单位等固定场所。而在新媒体时代，媒体信息无处不在，人们的生活半径大大延长，活动空间更加自由，受众的信息获取习惯也由此更为开放多元。 （一）移动化与随性化 新媒体时代，媒体内容和媒体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使受众的信息接收环境随之改变。 从空间上说，一方面，人们在户外和路上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使受众对信息移动接收的需求越来越大，同时也导致了受众从“大众”向“小众”的分化；另一方面，媒体技术的进步催生了多种多样的户外和移动接收终端，改变了人们的收听收视环境，诸如手机、iPad、车载广播/移动电视以及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户外彩屏、楼宇电视等在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过去的剧场、家庭、写字楼转变为无处不在的流动性移动空间，移动化的信息获取方式使过去相对固定的休闲性客厅文化趋于崩塌。 从时间上说，由于传统线性接收信息的固定模式被打破，受众的信息获取更为随性。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去接触媒体，而无需再按时守候在收音机或电视机前等待固定的节目，其随时、随性获取信息的行为无疑稀释了媒体信息发布的时间价值。 （二）碎片化与浅表化 几乎是在新媒体诞生之日，碎片化就成为与之相伴的一种文化语境。从受众的角度看，碎片化包含了两个方面。 其一，受众本身成为碎片化的个体，即上文中所提及的“分化”了的“大众”。在新媒体时代，再没有哪种媒体能像之前的报纸、广播、电视一样将大众聚集于自己周围，并以大众媒体自居。在媒体裂变为一个个终端和平台的同时，原来的“大众”也分崩离析，成为多变的、差异化的受众，不断地进行着分化和重组，成为一个个小众媒体的使用者。 其二，受众最经常和最容易、最习惯获取的信息是碎片化的信息。很多受众已没有耐心阅读报纸上的深度新闻报道，而去看被超链接和网页导航分割而成的信息碎片；过去系统完整的电视专题新闻已较难找到从一而终的观众，其对手是仅有几分钟、可随时随地点击的网络视频；微博被限制在140字之内，微信的语音长度限制在60秒之内；新闻媒体乐于用网络体式报道新闻……受众所接触的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信息，而成了瞬时性和支离破碎的信息片段、新闻毛坯。这进一步导致了受众信息获取习惯的浅表化：随进随出、跳跃性的“浅阅读”（减少阅读时间和阅读内容、降低阅读深度），喜欢使用搜索引擎而不是独立动脑思考，借助图片、表情、状态而不是文字来抒情表意，无法静心写出长文却沉浸于一个个“段子体”，记不住真正的成语却只会用“不明觉厉”、“十动然拒”…… 受众媒体审美心理变迁：从理性审美趋向感性审美 受众媒体审美心理与媒体自身的精神内核及其向受众传递出的各种“意义”与“符号”密切相关，它们不仅间接主导了受众的审美取向，而且赋予了受众关于“美”的崭新理念。在传统媒体时代，美是经典的、感性的、充满哲思的，人们尊重艺术，乐于形而上的批判性思考，追求一种理性的审美。而在新媒体时代，新媒体自身所携带的“强调互动，追求平权；回归本我，崇尚自由；标榜草根，抗拒精英；高扬感性，尊重个性”④的文化精神，将受众带入了一个感性审美的新世界，受众“从传统美学的相对‘永恒’的、崇高的、充满悲悯的审美心理特点，转向消费美学的‘瞬间’的、通俗的、充满享乐主义狂欢的审美特点。”⑤ （一）审美娱乐化 在新媒体时代，多向度的传播关系和发达的媒体技术，使过去由权威官方所建立起来的强大精英话语，逐渐淹没在由草根阶层所构建的平民话语中，博客、微博、个人空间等互联网应用使传统文本似乎陷入一种如罗兰·巴特所言的“作者已死”之境，受众借助立体化、全方位的媒体工具完成了自身对权威的突围。受众积极运用新媒体赋予自己的话语权，在公共平台发声，组织自己的读者和粉丝，通过戏谑、反讽、荒诞、反权威等手段昭示自己的存在，运用无奈、自嘲的方式建构个性话语体系，以张扬个性和自由，消解正统与崇高，在信息、事件、受众、新媒体构成的特殊审美关系中，以拼贴、恶搞、吐槽为特征的戏谑化的审美内容受到了欢迎，受众的审美趣味呈现出“平面感（深度模式削平）”、“断裂感（历史意识消失）”、“零散化（主体消失）”、“复制（距离感消失）”⑥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 在这种审美实践中，过去对物质的功利性膜拜转而指向了对物质背后的符号与意义的追求，媒体的技术理性给予受众的实用主义功能退居其次，而媒体向他们传递的精神、价值观以及受众借助这些功能所获得的享乐、发泄、狂欢的体验，成为他们更看重的部分。反过来，这样的快感、瞬时性审美又进一步刺激受众对新媒体符号新一轮的感性追逐。 （二）审美普泛化 新媒体给受众带来海量信息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数新奇、怪异的审美景观。芙蓉姐姐、木子美、快男超女、达人秀、山寨春晚……媒体在与技术的合谋下带领受众进行了一次次另类的审美狂欢，艺术化审美和生活化审美边界的模糊成为新媒体时代受众媒体审美的又一表征。新媒体允许人们将个人生活现场搬到公共平台，受众便通过对传统精英艺术的戏谑、改编，创造出带有强烈草根色彩的“生活化”艺术，审美在此完成了其新的超越：它不再只存在于艺术领域，受众的媒体审美兴趣也呈现出泛化倾向。“在多种媒介合力的冲击下，受众的一举一动，甚至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不具有审美价值的表层肤浅细节（对传统美学话语而言）都被赋予，且正在具有一定的审美涵义。受众在此影响下的每一种行为、话语习惯和意识形态，都是在全媒体视野下的审美表征。”⑦ 注释： ①周子渊：《品牌3.0时代的传播特征分析》[J]，《商业时代》，2009年第32期 ②于旻生：《新媒介环境下的受众媒介依赖研究》，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胡泳：《媒体：推与拉之间》[J]，《21世纪商业评论》，2007年第12期 ④宫承波：《新媒体文化精神论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⑤李静修：《全媒体视野下的受众审美心理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⑥何其聪 朱继东：《受众的变化和一张网》[J]，《青年记者》，2010年8月下 ⑦李静修：《全媒体视野下的受众审美心理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宫承波：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刊学术顾问；田园：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生）
受众的媒介素养和自我意识得到很大提高，他们对媒体的态度逐渐由敬畏转变为怀疑，开始监督媒体、对媒体所传递的信息进行真伪鉴定和价值评判。 媒体的生态环境，一般分为受众生态环境、媒体制度与政策环境、媒体行业生态环境和广告资源环境等四个方面。如果将媒体的生存与发展纳入“生态”的视阈下，那么新媒体时代无疑可以作为对当前阶段媒体生态的总括。受众生态是媒体生态的重要方面，简言之，它是指媒体受众的存在方式及其与媒体发生联系时所表现出的综合特征，具体包括受众的结构与规模、受众对媒体的利用模式、受众对媒体的效用感知等。受众生态依媒体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又因媒体信息传播模式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对新媒体时代受众生态的变迁进行分析。 本体角色变迁：从单一到多重 受众一词几乎是伴随着媒体的诞生而进入大众视野的，从最早聚集于固定场所的观赏者到后来拥有某种特定终端的信息接收者（包括读者、听众、观众等），受众概念经历了从原初意义到大众媒体意义再到社会学意义的嬗变。作为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受众至今仍被广泛用于指代大众媒体的使用主体和信息接收主体。不过，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此予以纠正，认为新媒体推动下的信息传播方式变革和社会文化变迁，已使受众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它不再适于描述当今的媒体接触人群。 信息接收者是早期受众所承担的唯一角色。恰如其名，“受”是其最大特征。他们是消极、被动的，是媒体、文本的被宰制者，几乎是无意识、不自觉地接受大众媒体所传递的一切信息。随着媒体业的发展，媒体工业这一全新的产业形态应运而生，受众逐渐成为媒体市场的消费者，作为该时期媒体服务和产品的最终客户，他们有了一定的购买选择权，包括是否选择以及选择何种媒体等。今天，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了日趋丰富多元的传播内容和日益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受众不仅接收、消费信息，甚至参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主动诠释信息，从而具备了信息的接收者、消费者、生产者、传播者四重角色。 （一）主体和个人意识崛起 互联网诞生后，在自身空间范围内营造了一种虚拟的传播环境，从理论上说，处于这一空间的所有个体地位都是平等的。在这种网状的传播结构中，任何一个网络节点的人都能够自主地生产、发布信息，并能够将这些信息融汇到网络信息流中。 在这种多向度、多数人对多数人的传播模式中，受众开始了扩散与分化。一方面，受众的主体意识被唤醒，拥有了更多权利：不仅可以接收信息，还能决定接收信息的时间、地点、形式和内容；不仅可以自主发现信息、自由选择信息、做出反馈，还可以直接发布信息或对特定信息进行再传播、再生产；不仅可以决定信息的重要性，还能鉴别信息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受众的个人意识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掘，大众日益分化为小众、窄众，个人化消费趋势显著，原来聚集于城市广场的公众先是成为会集在小剧场的电影观众，继而成为被锁定于家庭空间的电视观看成员，最后成为今天每一部手机、平板电脑等的个人终端用户。不仅如此，受众所面对的内容也被按照年龄、性别、种族、文化程度、兴趣爱好甚至专业领域、社会阶层等指标细分，更加个性化，信息传播的“一对一”特性日益明显。 （二）参与和分享意识凸显 如果说在新的“接收者”和“消费者”角色中受众的主体意识和个人意识变得更强，那么在“传播者”与“生产者”角色中，受众的参与意识和分享意识则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传统大众媒体机构的新闻垄断和传播特权被打破，受众借助操作简便、成本低廉、实用快捷的网络应用工具，得以参与到信息传播链条中，主动设置和修改议程、独立承担起新闻的采编发甚至解读工作，就重大议题发表意见，成为自我兴趣的“个性化把关人”。在这一过程中，受众体会到了“我是其中之一”的存在感。 获得这种存在感之后，受众不再满足于“发言”和“参与”，他们还有社交、分享的需求，不仅出现于新闻事实发展的各个阶段，还将所知的相关信息进行追踪、转发。早在2004年，日本电通公司针对互联网与无线应用时代受众生活形态的变化，提出新的受众行为分析模型AISAS（Attention注意，Interest兴趣，Search搜索，Action行动，Share分享）。①在新媒体主体可以隐匿的环境下，分享无需承担更多压力，它更类似于受众对自己“成果”的展示，能够从中感受到传播的主动权以及更大的参与感和成就感。 媒体接触行为变迁：从被动到主动 从大众传播效果的变化轨迹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从“受众靶子”时代到“受众中心”时代的变迁。在这一渐进的历程中，受众从任由大众媒体刺激、毫无知觉的靶子变为以自身需求获得满足为目标而主动接触媒体的能动性主体。这里，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无论受众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靶子时代”和“中心时代”的受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媒体的高度依赖。 在新媒体时代，受众的媒体依赖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花费大量时间消费媒体，并将媒体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紧密交织在一起，媒体无处不在，甚至生活本身也变成了一场与媒体合作完成的表演（如有些人吃饭前先拍下美食图片，然后上传到社交网站）。他们日益依赖媒体去满足自身需求，去感知、理解社会，认识自身所处的外部世界，有时还会沉溺于虚拟的媒体环境中不能自拔，逃离真实的人际交往。“受众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媒介帮助他们获得信息、感受意义，帮助他们了解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帮助他们放松和应对困境。当受众通过媒介来理解社会时，媒介塑造了受众的期望。”②当然，在依赖人群、依赖方式、依赖的表现等诸多细微之处，新媒体时代的媒体依赖还是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总体而言，受众的媒体接触行为变得更为主动，或者说，被动与主动的边界已经不那么清晰了。 （一）由接受媒体到使用媒体 过去，大众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受众的信息过滤器，他们将自己认为有价值、受众可能感兴趣的事实挖掘出来，经过加工整理后以特定的方式呈现给受众，受众要做的只是去接受其所传达的信息。更为关键的是，报社决定报纸出版的日期，广播电台、电视台决定节目播出的时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媒体时代的“受众本位”：信息的丰富性和沟通的互动性，赋予了受众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和权利，他们不必再受制于传统媒体的信息发布时间，而是可以随时随地获得信息，还可以借助电脑、手机、iPad等个人媒体终端完成信息的主动搜索、浏览、发布和传播。从某种程度上说，受众成为真正的媒体主导者，使用和控制着媒体所传递的信息，他们的喜好和兴趣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着媒体的内容生产。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说：“从前所说的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推送’（pushing）比特给人们的过程将变为允许大家（或他们的电脑）‘拉动’（pulling）想要的比特的过程。”③ （二）由敬畏媒体到怀疑媒体 在最早的信息传播环境中，信息极度匮乏，而掌握信息的又往往是那些拥有地位和金钱的权贵阶层，受众是相对蒙昧、无知的，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简单多变，信息传播活动也离他们相对遥远，加之自身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局限，受众在面对媒体时更多地表现出顺从、尊敬又畏惧的态度。那时候，他们对媒体所传递的信息具有强烈的信任甚至是崇拜感，由于缺乏足够的思考力，也无法打破传播者的信息垄断，只能处于被灌输、说服和控制的地位。 今天，这一情形完全改变。随着媒体技术的进步和受众参与度的加强，受众的媒介素养和自我意识得到很大提高，他们对信息有了更大的需求，接触媒体的频率也大幅提高，此时他们对媒体的态度逐渐由敬畏转变为怀疑，突出表现在受众开始监督媒体、对媒体所传递的信息进行真伪鉴定和价值评判。受众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关于同一事件不同角度、不同形式、不同侧面、不同价值取向的报道，这进一步激发了受众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然而，他们越来越不相信媒体，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媒体信息，并习惯动用自身力量和自媒体渠道自行追查真相或对社会不公平现象予以抨击。 信息获取习惯变迁：从封闭固定到开放多元 信息获取习惯即受众所惯用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包括获取信息的时间和地点、信息的呈现方式等。过去，信息的呈现手段相对单一，人们活动的空间范围也较为封闭和狭窄，这决定了受众信息获取习惯的相对封闭和固定，他们往往会根据媒体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如几点听广播故事节目、几点看电视新闻、几点看电视剧等，而且，这些行为多发生在家庭、工作单位等固定场所。而在新媒体时代，媒体信息无处不在，人们的生活半径大大延长，活动空间更加自由，受众的信息获取习惯也由此更为开放多元。 （一）移动化与随性化 新媒体时代，媒体内容和媒体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使受众的信息接收环境随之改变。 从空间上说，一方面，人们在户外和路上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使受众对信息移动接收的需求越来越大，同时也导致了受众从“大众”向“小众”的分化；另一方面，媒体技术的进步催生了多种多样的户外和移动接收终端，改变了人们的收听收视环境，诸如手机、iPad、车载广播/移动电视以及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户外彩屏、楼宇电视等在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过去的剧场、家庭、写字楼转变为无处不在的流动性移动空间，移动化的信息获取方式使过去相对固定的休闲性客厅文化趋于崩塌。 从时间上说，由于传统线性接收信息的固定模式被打破，受众的信息获取更为随性。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去接触媒体，而无需再按时守候在收音机或电视机前等待固定的节目，其随时、随性获取信息的行为无疑稀释了媒体信息发布的时间价值。 （二）碎片化与浅表化 几乎是在新媒体诞生之日，碎片化就成为与之相伴的一种文化语境。从受众的角度看，碎片化包含了两个方面。 其一，受众本身成为碎片化的个体，即上文中所提及的“分化”了的“大众”。在新媒体时代，再没有哪种媒体能像之前的报纸、广播、电视一样将大众聚集于自己周围，并以大众媒体自居。在媒体裂变为一个个终端和平台的同时，原来的“大众”也分崩离析，成为多变的、差异化的受众，不断地进行着分化和重组，成为一个个小众媒体的使用者。 其二，受众最经常和最容易、最习惯获取的信息是碎片化的信息。很多受众已没有耐心阅读报纸上的深度新闻报道，而去看被超链接和网页导航分割而成的信息碎片；过去系统完整的电视专题新闻已较难找到从一而终的观众，其对手是仅有几分钟、可随时随地点击的网络视频；微博被限制在140字之内，微信的语音长度限制在60秒之内；新闻媒体乐于用网络体式报道新闻……受众所接触的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信息，而成了瞬时性和支离破碎的信息片段、新闻毛坯。这进一步导致了受众信息获取习惯的浅表化：随进随出、跳跃性的“浅阅读”（减少阅读时间和阅读内容、降低阅读深度），喜欢使用搜索引擎而不是独立动脑思考，借助图片、表情、状态而不是文字来抒情表意，无法静心写出长文却沉浸于一个个“段子体”，记不住真正的成语却只会用“不明觉厉”、“十动然拒”…… 受众媒体审美心理变迁：从理性审美趋向感性审美 受众媒体审美心理与媒体自身的精神内核及其向受众传递出的各种“意义”与“符号”密切相关，它们不仅间接主导了受众的审美取向，而且赋予了受众关于“美”的崭新理念。在传统媒体时代，美是经典的、感性的、充满哲思的，人们尊重艺术，乐于形而上的批判性思考，追求一种理性的审美。而在新媒体时代，新媒体自身所携带的“强调互动，追求平权；回归本我，崇尚自由；标榜草根，抗拒精英；高扬感性，尊重个性”④的文化精神，将受众带入了一个感性审美的新世界，受众“从传统美学的相对‘永恒’的、崇高的、充满悲悯的审美心理特点，转向消费美学的‘瞬间’的、通俗的、充满享乐主义狂欢的审美特点。”⑤ （一）审美娱乐化 在新媒体时代，多向度的传播关系和发达的媒体技术，使过去由权威官方所建立起来的强大精英话语，逐渐淹没在由草根阶层所构建的平民话语中，博客、微博、个人空间等互联网应用使传统文本似乎陷入一种如罗兰·巴特所言的“作者已死”之境，受众借助立体化、全方位的媒体工具完成了自身对权威的突围。受众积极运用新媒体赋予自己的话语权，在公共平台发声，组织自己的读者和粉丝，通过戏谑、反讽、荒诞、反权威等手段昭示自己的存在，运用无奈、自嘲的方式建构个性话语体系，以张扬个性和自由，消解正统与崇高，在信息、事件、受众、新媒体构成的特殊审美关系中，以拼贴、恶搞、吐槽为特征的戏谑化的审美内容受到了欢迎，受众的审美趣味呈现出“平面感（深度模式削平）”、“断裂感（历史意识消失）”、“零散化（主体消失）”、“复制（距离感消失）”⑥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 在这种审美实践中，过去对物质的功利性膜拜转而指向了对物质背后的符号与意义的追求，媒体的技术理性给予受众的实用主义功能退居其次，而媒体向他们传递的精神、价值观以及受众借助这些功能所获得的享乐、发泄、狂欢的体验，成为他们更看重的部分。反过来，这样的快感、瞬时性审美又进一步刺激受众对新媒体符号新一轮的感性追逐。 （二）审美普泛化 新媒体给受众带来海量信息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数新奇、怪异的审美景观。芙蓉姐姐、木子美、快男超女、达人秀、山寨春晚……媒体在与技术的合谋下带领受众进行了一次次另类的审美狂欢，艺术化审美和生活化审美边界的模糊成为新媒体时代受众媒体审美的又一表征。新媒体允许人们将个人生活现场搬到公共平台，受众便通过对传统精英艺术的戏谑、改编，创造出带有强烈草根色彩的“生活化”艺术，审美在此完成了其新的超越：它不再只存在于艺术领域，受众的媒体审美兴趣也呈现出泛化倾向。“在多种媒介合力的冲击下，受众的一举一动，甚至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不具有审美价值的表层肤浅细节（对传统美学话语而言）都被赋予，且正在具有一定的审美涵义。受众在此影响下的每一种行为、话语习惯和意识形态，都是在全媒体视野下的审美表征。”⑦ 注释： ①周子渊：《品牌3.0时代的传播特征分析》[J]，《商业时代》，2009年第32期 ②于旻生：《新媒介环境下的受众媒介依赖研究》，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胡泳：《媒体：推与拉之间》[J]，《21世纪商业评论》，2007年第12期 ④宫承波：《新媒体文化精神论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⑤李静修：《全媒体视野下的受众审美心理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⑥何其聪 朱继东：《受众的变化和一张网》[J]，《青年记者》，2010年8月下 ⑦李静修：《全媒体视野下的受众审美心理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宫承波：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刊学术顾问；田园：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