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是对错，人不能没有是非观念，而且要有正确的是非观念。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就是告诉我们一种正确的是非观。
然而，是非观念是否就能解决人的行为方式呢？当然未必。因为除了是非的价值判断，还有一些现实力量左右着人的走向。
比如“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其实这种状况的是非不难分辨，但是，在这种体制下，一个人会不会厘守正确的是非观念而不去对领导低三下四，摇尾取悦，送钱送物呢？如果一个人真的如此，那么他能否在这种体制下实现自我，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如果不能，那么，力量，一种力量就会战胜正确的是非观念。人们就会明知其不对也为之。这就是力量使然。而不是观念缺失。
所以，人的行为不但取决于行为人的是非观念，也取决于行为人背后的体制状态。如果体制内的人按正确的是非观去行事却四处碰壁，那么体制上的这种力量就会扭转人的是非观念，就会让人虚伪，让人口是心非。
如果我们希望一些人的行为有所改变，那么，与其说在思想教育他，不如说在体制上创造他。正确的体制其实可以让人观念正确，行为正确。这种源于体制的力量其实胜于是非观念。
为什么这么说？
比如，律师不遵守职业道德，常常令人深恶痛绝。这种行为通常理解就是律师素质太差。通常解决办法可能就是要加强律师的职业道德修养和教育。但是，这种思路一定不能根本解决律师职业操守问题。因为，在某种体制下，当正确的操守不能生存时，这种源于体制的力量就会扭曲是非观念。打官司要找关系找领导，其实对很多行为人并非是非观念缺失才如此，而是某种体制状况带来的力量更胜于这些是非观念之争。对于向法官行贿的律师，其实并非不知道行贿的是与非，但是，源于体制的一种并非哪个人能改变的力量战胜了他的是非观念。有人说下水律师是被法官“逼良为娼”，其所指当有司法状况让人不得不从的因素。所以，与其教育，不如用优秀的体制改造。
如果不找关系，不用与法官沟通，只要准备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材料，按照正常的诉讼程序进行，有理就能打赢官司。如果律师就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工作，那么，优秀律师的职业操守会成为问题吗？或者这种体制会创造那么多不走“正路”的律师吗？
所以，如果体制上存在强大的反向力量，是非观念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也不是能解决问题的事情。此时，隐藏在是非背后的力量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就法官而言，这种情况也海量存在。司法为民，忠诚廉洁公正种种价值观如果从是非观念出发，我想绝大多数法官都不会分不清楚。但是，为什么一些法官明知不对却偏偏为之？为什么找了领导后，办案法官就公正不起来了？这种是非清楚却不符合是非要求的行为大量存在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不得不思考这种不辨是非背后的力量，不得不思考他所处的体制带给他一种什么动力？
假使说一个法官必须适应领导，而不能让领导适应自己。假使说人必须适应社会，而不能让社会适应自己。其实这些观念并非行为人不知道何为正确，而只是在正确的斗争无效后，转而世故了罢了。然而，为什么正确的斗争没有个正确的结果呢？因为，有一种力量战胜了是非观念。这种力量不需要是非去评判。所以，源于体制的力量是我们希求行为改变时必须重视的因素。
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中说过“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当好同志不能好好工作时，与其说没有是非观念，不与说体制的力量压制了正确的是非观念。
在当今的司法领域，好多问题往往从一个角度分析就是行为人的思想问题，但是笔者认为，从更理性的角度分析，我们应该看到背后的问题。正是这种力量让不少人明知不对而为之，从而造成是非观念的扭曲。
综上笔者认为，就当今的司法领域而言，简单的说，必须有一个好的法院，才能希求一群合格的律师。必须有一个好的法院工作机制，才能希求一群合格的法官。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体制”二字。否则，我们会不时的发现扭曲的价值观。因为，源于体制的现实力量比“是非”观念更为强大。
【作者简介】
是非是对错，人不能没有是非观念，而且要有正确的是非观念。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就是告诉我们一种正确的是非观。
然而，是非观念是否就能解决人的行为方式呢？当然未必。因为除了是非的价值判断，还有一些现实力量左右着人的走向。
比如“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其实这种状况的是非不难分辨，但是，在这种体制下，一个人会不会厘守正确的是非观念而不去对领导低三下四，摇尾取悦，送钱送物呢？如果一个人真的如此，那么他能否在这种体制下实现自我，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如果不能，那么，力量，一种力量就会战胜正确的是非观念。人们就会明知其不对也为之。这就是力量使然。而不是观念缺失。
所以，人的行为不但取决于行为人的是非观念，也取决于行为人背后的体制状态。如果体制内的人按正确的是非观去行事却四处碰壁，那么体制上的这种力量就会扭转人的是非观念，就会让人虚伪，让人口是心非。
如果我们希望一些人的行为有所改变，那么，与其说在思想教育他，不如说在体制上创造他。正确的体制其实可以让人观念正确，行为正确。这种源于体制的力量其实胜于是非观念。
为什么这么说？
比如，律师不遵守职业道德，常常令人深恶痛绝。这种行为通常理解就是律师素质太差。通常解决办法可能就是要加强律师的职业道德修养和教育。但是，这种思路一定不能根本解决律师职业操守问题。因为，在某种体制下，当正确的操守不能生存时，这种源于体制的力量就会扭曲是非观念。打官司要找关系找领导，其实对很多行为人并非是非观念缺失才如此，而是某种体制状况带来的力量更胜于这些是非观念之争。对于向法官行贿的律师，其实并非不知道行贿的是与非，但是，源于体制的一种并非哪个人能改变的力量战胜了他的是非观念。有人说下水律师是被法官“逼良为娼”，其所指当有司法状况让人不得不从的因素。所以，与其教育，不如用优秀的体制改造。
如果不找关系，不用与法官沟通，只要准备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材料，按照正常的诉讼程序进行，有理就能打赢官司。如果律师就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工作，那么，优秀律师的职业操守会成为问题吗？或者这种体制会创造那么多不走“正路”的律师吗？
所以，如果体制上存在强大的反向力量，是非观念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也不是能解决问题的事情。此时，隐藏在是非背后的力量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就法官而言，这种情况也海量存在。司法为民，忠诚廉洁公正种种价值观如果从是非观念出发，我想绝大多数法官都不会分不清楚。但是，为什么一些法官明知不对却偏偏为之？为什么找了领导后，办案法官就公正不起来了？这种是非清楚却不符合是非要求的行为大量存在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不得不思考这种不辨是非背后的力量，不得不思考他所处的体制带给他一种什么动力？
假使说一个法官必须适应领导，而不能让领导适应自己。假使说人必须适应社会，而不能让社会适应自己。其实这些观念并非行为人不知道何为正确，而只是在正确的斗争无效后，转而世故了罢了。然而，为什么正确的斗争没有个正确的结果呢？因为，有一种力量战胜了是非观念。这种力量不需要是非去评判。所以，源于体制的力量是我们希求行为改变时必须重视的因素。
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中说过“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当好同志不能好好工作时，与其说没有是非观念，不与说体制的力量压制了正确的是非观念。
在当今的司法领域，好多问题往往从一个角度分析就是行为人的思想问题，但是笔者认为，从更理性的角度分析，我们应该看到背后的问题。正是这种力量让不少人明知不对而为之，从而造成是非观念的扭曲。
综上笔者认为，就当今的司法领域而言，简单的说，必须有一个好的法院，才能希求一群合格的律师。必须有一个好的法院工作机制，才能希求一群合格的法官。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体制”二字。否则，我们会不时的发现扭曲的价值观。因为，源于体制的现实力量比“是非”观念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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