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我作为海伦・斯诺的义务翻译，陪同她一起访问延安，有幸多次采访毛泽东，还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陆定一等中共领导人，以及李伯钊、丁玲等一批文化人。毛泽东同我们畅谈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抗日战争的前途，我将后来这次谈话整理成文，由于毅夫交给北平地下党刊物《人民之友》，在抗战前夕发表，题目是《告北方青年书》。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65周年，身为爱国爱乡的东北同胞，心中始终铭记这段国耻家恨，难以释然。 九一八事变，我从沈阳随东北大学流亡北平，起初在燕京大学借读，1932年夏考入清华大学读书，与费孝通在一个班。1936年结识美国记者斯诺，从他自陕北采访回来和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交往比较频繁。当年斯诺在北平住过的几处地方，都是掩护革命志士和大家聚会比较安全的场所。1936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北平的学生领袖黄华、黄敬、宋黎、姚依林等经常在盔甲厂斯诺家聚会，商量如何揭露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阴谋。当时许多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也经常到斯诺家碰面议论国事，我也是其中一位，即海伦・斯诺在她的《红尘》一书中所描述的“一位常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的青年”。 1937年初，斯诺在北平寓所把刚写成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英文打字稿交给了我，我意识到这部书对中国人民了解陕北边区和西安事变的重要性，立即约当时担任斯诺秘书的郭达和燕京大学学生李放合作，迅速将其译成中文，并在我的父亲王卓然主办的《东方快报》的帮助下，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在他的印刷厂赶印出来，用上海丁丑编译社的名义发行，书名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这本书比后来胡愈之翻译出版的《西行漫记》早九个月，内容也多得多，它包括了许多《西行漫记》所未收入的资料，如毛主席与斯诺四次长谈的访问记全文；陈云同志署名廉臣，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医生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以及10首红军歌曲和30幅历史珍贵照片等。 海伦・斯诺是位贤内助，参与了斯诺在北平支持中国学生运动的一切活动，帮助斯诺完成《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书稿，红军史无前例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和其它艰苦卓绝的斗争，更深深打动了她。她决定也要去延安看一看，进行实地采访。 1936年夏天，一位叫王林的信使突然来到盔甲厂海伦的家中，带来斯诺给她的一封信，海伦当即决定随王林一道去西北。此时距西安双十二事变仅两个月，延安方面派刘鼎在西安张学良公馆作为与红军联络的专员，但延安与西安每天只有一辆军车往来，主要用于运送急用物资。海伦・斯诺每天催问刘鼎何日启程，等了半个月尚未有明确的答复。可能是刘鼎考虑当时的复杂情况，怕海伦去延安会影响斯诺早日从延安返回，于是便劝她先返回北平，并派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张宗麟同行，这次延安之行的目的没有实现。 1937年4月2日，海伦决定第二次西北之行，并约我以记者身份同行做她的翻译。这次同行的还有以前并不认识的黄敬(时名俞启威)。我们乘平汉路火车到郑州转陇海路赴西安，那里的接头人是原燕京大学学生陈翰伯。海伦一到西安便被军警强制住进西京招待所，由军警和便衣日夜监视，并命令她返回北平。 在十分困难和危急的情况下，海伦・斯诺巧遇三位好人，即西京招待所经理周天成、美孚石油公司西安办事处职员康普顿、瑞典探险家斯文哈定的机械师。他们三个人密谋援救这位落难的“弱女子”，约好她于4月12日越墙逃跑，外面有人接应。可是，那天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因杨虎城出走而城内实行戒严，讲好的烟火信号晚上没有出现。机智的海伦突然想出一个主意，她穿上几层衣服，背上背包，趁巡逻未到的空隙，径直向大门走去。门岗问她上哪里去？她说想回家，这时恰好有一辆人力车从门前经过，她便坐上车直奔记忆中的鼓楼方向。说来也真是巧合，康普顿骑车恰好在路上碰见了海伦，他们一齐找到了预定第二天开车出发的地点。4月30日一大早，海伦乘车到咸阳，一路未受任何检查。然后又走小路到达三原，红军派人将她送到云阳彭德怀的总部。 我和陈翰伯在云阳与海伦・斯诺会合，受到彭德怀司令的热情款待，在那里我们还邂逅李伯钊、丁玲等一些文艺界人士。第二天，我高兴地参加当地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成千上万农民手拿红旗和红缨枪聚集在广场，巍威壮观。在云阳我还与彭德怀司令进行了一场乒乓球赛。海伦在陕北逗留四个月，此时正值抗战全面爆发，她拍摄了300多张照片，采访几十位参加长征的红军和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包括董必武、徐特立、王震、肖克、廖承志、吴亮平等。这些资料后来都用在她写的《续西行漫记》和《红尘》两本书中。 在我们到达西安不久，装有《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柳条箱也随后到达，这是我们带去的最好礼物。一天，毛泽东决定会见海伦・斯诺，地点在延安一个小四合院内，参加会见的有黄华、黄敬、陈翰伯和我。我便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送给毛泽东，这是主席第一次见到斯诺所写西北之行的详细报道，非常高兴。黄华说他们原来也打算翻译出版这本书，而你们抢先了一步。 这次会见由黄华做翻译，我做记录，可惜我不大听得懂主席的湖南话，大约只记下了百分之七十，幸好主席与我们的谈话记录，后来交有关同志补充，才比较完整。对毛泽东的几次采访，集中在抗日统一战线和对日作战的前途方面，后来部分内容也出现在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中。整个讲话显示毛泽东对抗日必胜充满自信。回到北平后，我立即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交给了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于毅夫。直到1949年解放后我才知道，当时他将此文交给北平地下党刊物《人民之友》予以发表，题目是《告北方青年书》，用了我的笔名“王爱华”。另外，我还在北平《东方快报》上发表了《从陕北归来》等多篇文章，向读者介绍陕北红区的实况。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1937年8月26日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转载了《告北方青年书》一文，题目是《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并加了编者按：“……本报转载毛先生此次谈话，正所以鼓励北方的将士，北方的青年，北方的同胞以至全国军民奋勇抗战的英气。” 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毛泽东在与海伦・斯诺的谈话中估计可能有两种前途：一是中国完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次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达到它的目的，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此种危险也是完全存在的。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完全印证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言。 附： 回忆《西行漫记》出版前后 ――1979年海伦・斯诺给王福时的一封信 亲爱的朋友： 接到来信，感到很愉快。我记得你到过我们在北平盔甲厂13号大院的大住宅，常常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不说一句话。那时候，我们只认识很少几个东北人。1972年，当我们再去盔甲厂，已经看不见那个大院了(译注：那一带已建成北京火车站)。它原来是靠近义和团的坟地，那里葬着一些外国人。它还靠近狐狸塔，我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九孔高尔夫球场。靠近旧城墙第一个或第二个围墙内的邻居是作家E�T�C�沃纳，他的继女柏梅拉在1936年或1937年的圣诞节假日期间被人杀害，案子从未得破。无论如何，这可能是要恐吓斯诺夫妇离开此地。他们的目的还是实现了，我们只好赶快离开。埃德加同吉姆・贝特兰(译注：新西兰记者)一起去了西安，在1937年9月找到了我。我回来关闭了北京的住宅。1937年11月，我到上海同埃德加・斯诺会合。那时我认识了胡愈之，他可能已经或者说不久就出版了斯诺的那本书《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中文版名《西行漫记》。这本书是1938年才在美国出版的。1939年胡愈之也出版了我的书《红色中国内情》，即中文版《续西行漫记》。那时，我每打完一章就交给他。他去新加坡和南洋时带去了书稿。此书最近已由美国韦卡波书店重版，并将于1979年8月出版廉价本纸皮书。 我的延安之行是由俞启威(即俞大卫，后来改名黄敬，于50年代末去世，北京学生运动开始后，他是顾问，但他自己没有发动这一运动)安排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后常来我家。他对我说五月延安要举行共产党代表大会(编者注：即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因此我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前去会见埃德加过去未能会见到的红二军和红四军的领导人物，因为在代表大会期间是能见到他们的。大会是秘密举行的，朱德把将军们带来介绍给我。这些将军把他们的轶事都告诉给我。俞大卫是中共北京市的书记，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也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他说想和我坐同一次车前往，但要假装彼此不认识，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原定到西安后将由陈翰伯来照顾我，但当我正藏在一家院子的一大堆苞谷后面时，警察来了，把我保护监禁起来，陈翰伯也来了，他只有从西安逃跑。我被拘留在西安的一个招待所里，由六名警察轮流看管，其中两人后来被指控失职，投入了监狱。但罪过并不在他们。我从窗户跳了出去，由西安美孚石油公司经理康普顿・菲奇和西安招待所经理周先生的一位朋友，将我护送到三原。这两人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人员，菲奇还是我在北平的朋友珍妮特・菲奇的堂兄弟。 在北平，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要去什么地方，当然是要保密的。你说你也想作一次这样的旅行，并要为报纸写文章，于是我就设想你可以做我的翻译，而你也同意了。我已不记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会面的，但当时我认为我必须在郑州外宾招待所停留过夜，所以肯定我是在那里见到你的，俞大卫也可能在那里。 我到了红军总部，正赶上“五一”节庆祝大会，大概是在前一天到达三原附近的云阳镇的。 埃德加的书里出现错误的问题，可能是他没有能记住某些人确切的头衔和所发生的事情。他总是很忙，没有多加注意中文翻译。我把他写的访问记寄给上海的《大美晚报》，他们用英文发表，鲍威尔主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也发表了一部分。1937年1月，一位传教士肯纳德访问了我们，他愿意提供一千两黄金，请埃德加和我创办一份杂志，我们可以发表任何想发表的东西。我们想连续发表埃德加・斯诺的书，或至少发表一部分。图片被新闻检查禁止刊登，我们发表了埃德加的一部分访问记。 你说埃德加的书第一个中文译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发表日期是1937年3至4月，知道了这一点我很高兴。我想埃德加可能把你称作“教授”了，因为他忘记是把文章交给谁发表的。我记得你和埃德加的秘书郭达在做这个工作。过了这么多年，埃德加忘掉了许多事实，在他回到美国后所写的书里有许多错误，那时，他还同时在写有关欧洲和其它题目的文章。他对1936年是如何安排去保安的，也多少有点混乱。俞大卫也参加了这件事的安排，还曾征求其他人的意见。我有大卫提到这件事的信，信上说，曾把这事告诉了当时在天津的第一号人物，这是指刘少奇。但是我发现刘少奇是在1936年2月才来到北平和北方的，在那以前他在江苏监狱里。这是1978年当时的市长王林在西安对我说的，他对这些事知道很多，他对埃德加・斯诺和我的事的记忆可能是对的。王林于1936年护送我到西安与埃德加会合一同去延安，但我未能去。他是埃德加走后第一次给我带来消息的红色信使，这是秋天发生的事。 你说，我们把你所译埃德加的书带到了延安，这一定是在那里见到的第一本书。我记得我曾交给毛泽东一张他那著名的深棕色照片(译者注:即斯诺为毛主席拍摄的那张戴八角红军帽的照片)，我记得在这以前他已经看到了另外的一张。1978年，我们为毛泽东同埃德加连夜会谈的那个窑洞拍摄了电视影片。保安是那一次旅行的最高峰。我喜欢停留在那里的每一分钟，电视拍摄组的人也是如此。那是一次与普通老百姓接触的经历。 我还记得张克威和他的爱人，记得在西安事变前有许多东北人到过我家，他们当时感到失望和焦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寻找同情，东北大学学生运动的带头人宋黎就是这样的一个。他曾到西安去试图影响“少帅”和他的军官们，但他被逮捕了，是少帅设法把他放了出来。12月9日宋黎领着街上的游行队伍，他同王汝梅(黄华)、俞大卫、姚依林和其他人一起，是主要的领袖之一。张兆麟是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同王汝梅和陈翰伯一起在那里发动群众运动。张兆麟现在在吉林大学工作，他的记忆会是很好的。 埃德加为什么把郭达叫许达，可能是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我记得早些时候他也是这么做的，那时暴露任何人都很危险。我确信埃德加知道那就是郭达，他只是不想公开暴露他。 埃德加去保安时，一个姓马的中国青年也想去，做他的译员。他是个左派，聪明的青年人，我想他可能在宋哲元那里有工作，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人。他后来不肯去那里了，去了别处(我认为他去了四川)。我请王汝梅(黄华)急速去与埃德加会合，共同启程，记得我把家里的所有钱都给了他，作他的旅费，他必须放弃毕业考试。 可以想像，你所出版的埃德加的书中译本(译者注：即《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中国犹如闪电一击，使人们惊醒了。当时我自己也是把时间都用在整理埃德加的所有笔记、照片说明文字、会谈记录上。他回家后就尽快做其他的事。我们尽快把一切东西发表出来，你也尽快将中文译本出版。可以肯定也会把有些文章给了别人，这些也许从未能发表，我现在记不大清楚了。这是真正的中美合作。 我很高兴收到你的回忆材料，复活这种旧的友谊是很伟大的。你是我们在那些日子所从事的事业的伙伴。我们认识到不能浪费每一秒钟，后来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当时每一件事都关系到生死存亡，而能把任何事情做成的人太少了。请把我最好的祝愿和敬意转致你能见到的我的其他朋友。 尼姆・威尔斯于1979年4月12日 (王福时译) (责任编辑：晓 虹)
1937年4月，我作为海伦・斯诺的义务翻译，陪同她一起访问延安，有幸多次采访毛泽东，还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陆定一等中共领导人，以及李伯钊、丁玲等一批文化人。毛泽东同我们畅谈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抗日战争的前途，我将后来这次谈话整理成文，由于毅夫交给北平地下党刊物《人民之友》，在抗战前夕发表，题目是《告北方青年书》。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65周年，身为爱国爱乡的东北同胞，心中始终铭记这段国耻家恨，难以释然。 九一八事变，我从沈阳随东北大学流亡北平，起初在燕京大学借读，1932年夏考入清华大学读书，与费孝通在一个班。1936年结识美国记者斯诺，从他自陕北采访回来和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交往比较频繁。当年斯诺在北平住过的几处地方，都是掩护革命志士和大家聚会比较安全的场所。1936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北平的学生领袖黄华、黄敬、宋黎、姚依林等经常在盔甲厂斯诺家聚会，商量如何揭露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阴谋。当时许多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也经常到斯诺家碰面议论国事，我也是其中一位，即海伦・斯诺在她的《红尘》一书中所描述的“一位常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的青年”。 1937年初，斯诺在北平寓所把刚写成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英文打字稿交给了我，我意识到这部书对中国人民了解陕北边区和西安事变的重要性，立即约当时担任斯诺秘书的郭达和燕京大学学生李放合作，迅速将其译成中文，并在我的父亲王卓然主办的《东方快报》的帮助下，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在他的印刷厂赶印出来，用上海丁丑编译社的名义发行，书名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这本书比后来胡愈之翻译出版的《西行漫记》早九个月，内容也多得多，它包括了许多《西行漫记》所未收入的资料，如毛主席与斯诺四次长谈的访问记全文；陈云同志署名廉臣，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医生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以及10首红军歌曲和30幅历史珍贵照片等。 海伦・斯诺是位贤内助，参与了斯诺在北平支持中国学生运动的一切活动，帮助斯诺完成《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书稿，红军史无前例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和其它艰苦卓绝的斗争，更深深打动了她。她决定也要去延安看一看，进行实地采访。 1936年夏天，一位叫王林的信使突然来到盔甲厂海伦的家中，带来斯诺给她的一封信，海伦当即决定随王林一道去西北。此时距西安双十二事变仅两个月，延安方面派刘鼎在西安张学良公馆作为与红军联络的专员，但延安与西安每天只有一辆军车往来，主要用于运送急用物资。海伦・斯诺每天催问刘鼎何日启程，等了半个月尚未有明确的答复。可能是刘鼎考虑当时的复杂情况，怕海伦去延安会影响斯诺早日从延安返回，于是便劝她先返回北平，并派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张宗麟同行，这次延安之行的目的没有实现。 1937年4月2日，海伦决定第二次西北之行，并约我以记者身份同行做她的翻译。这次同行的还有以前并不认识的黄敬(时名俞启威)。我们乘平汉路火车到郑州转陇海路赴西安，那里的接头人是原燕京大学学生陈翰伯。海伦一到西安便被军警强制住进西京招待所，由军警和便衣日夜监视，并命令她返回北平。 在十分困难和危急的情况下，海伦・斯诺巧遇三位好人，即西京招待所经理周天成、美孚石油公司西安办事处职员康普顿、瑞典探险家斯文哈定的机械师。他们三个人密谋援救这位落难的“弱女子”，约好她于4月12日越墙逃跑，外面有人接应。可是，那天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因杨虎城出走而城内实行戒严，讲好的烟火信号晚上没有出现。机智的海伦突然想出一个主意，她穿上几层衣服，背上背包，趁巡逻未到的空隙，径直向大门走去。门岗问她上哪里去？她说想回家，这时恰好有一辆人力车从门前经过，她便坐上车直奔记忆中的鼓楼方向。说来也真是巧合，康普顿骑车恰好在路上碰见了海伦，他们一齐找到了预定第二天开车出发的地点。4月30日一大早，海伦乘车到咸阳，一路未受任何检查。然后又走小路到达三原，红军派人将她送到云阳彭德怀的总部。 我和陈翰伯在云阳与海伦・斯诺会合，受到彭德怀司令的热情款待，在那里我们还邂逅李伯钊、丁玲等一些文艺界人士。第二天，我高兴地参加当地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成千上万农民手拿红旗和红缨枪聚集在广场，巍威壮观。在云阳我还与彭德怀司令进行了一场乒乓球赛。海伦在陕北逗留四个月，此时正值抗战全面爆发，她拍摄了300多张照片，采访几十位参加长征的红军和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包括董必武、徐特立、王震、肖克、廖承志、吴亮平等。这些资料后来都用在她写的《续西行漫记》和《红尘》两本书中。 在我们到达西安不久，装有《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柳条箱也随后到达，这是我们带去的最好礼物。一天，毛泽东决定会见海伦・斯诺，地点在延安一个小四合院内，参加会见的有黄华、黄敬、陈翰伯和我。我便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送给毛泽东，这是主席第一次见到斯诺所写西北之行的详细报道，非常高兴。黄华说他们原来也打算翻译出版这本书，而你们抢先了一步。 这次会见由黄华做翻译，我做记录，可惜我不大听得懂主席的湖南话，大约只记下了百分之七十，幸好主席与我们的谈话记录，后来交有关同志补充，才比较完整。对毛泽东的几次采访，集中在抗日统一战线和对日作战的前途方面，后来部分内容也出现在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中。整个讲话显示毛泽东对抗日必胜充满自信。回到北平后，我立即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交给了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于毅夫。直到1949年解放后我才知道，当时他将此文交给北平地下党刊物《人民之友》予以发表，题目是《告北方青年书》，用了我的笔名“王爱华”。另外，我还在北平《东方快报》上发表了《从陕北归来》等多篇文章，向读者介绍陕北红区的实况。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1937年8月26日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转载了《告北方青年书》一文，题目是《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并加了编者按：“……本报转载毛先生此次谈话，正所以鼓励北方的将士，北方的青年，北方的同胞以至全国军民奋勇抗战的英气。” 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毛泽东在与海伦・斯诺的谈话中估计可能有两种前途：一是中国完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次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达到它的目的，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此种危险也是完全存在的。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完全印证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言。 附： 回忆《西行漫记》出版前后 ――1979年海伦・斯诺给王福时的一封信 亲爱的朋友： 接到来信，感到很愉快。我记得你到过我们在北平盔甲厂13号大院的大住宅，常常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不说一句话。那时候，我们只认识很少几个东北人。1972年，当我们再去盔甲厂，已经看不见那个大院了(译注：那一带已建成北京火车站)。它原来是靠近义和团的坟地，那里葬着一些外国人。它还靠近狐狸塔，我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九孔高尔夫球场。靠近旧城墙第一个或第二个围墙内的邻居是作家E�T�C�沃纳，他的继女柏梅拉在1936年或1937年的圣诞节假日期间被人杀害，案子从未得破。无论如何，这可能是要恐吓斯诺夫妇离开此地。他们的目的还是实现了，我们只好赶快离开。埃德加同吉姆・贝特兰(译注：新西兰记者)一起去了西安，在1937年9月找到了我。我回来关闭了北京的住宅。1937年11月，我到上海同埃德加・斯诺会合。那时我认识了胡愈之，他可能已经或者说不久就出版了斯诺的那本书《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中文版名《西行漫记》。这本书是1938年才在美国出版的。1939年胡愈之也出版了我的书《红色中国内情》，即中文版《续西行漫记》。那时，我每打完一章就交给他。他去新加坡和南洋时带去了书稿。此书最近已由美国韦卡波书店重版，并将于1979年8月出版廉价本纸皮书。 我的延安之行是由俞启威(即俞大卫，后来改名黄敬，于50年代末去世，北京学生运动开始后，他是顾问，但他自己没有发动这一运动)安排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后常来我家。他对我说五月延安要举行共产党代表大会(编者注：即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因此我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前去会见埃德加过去未能会见到的红二军和红四军的领导人物，因为在代表大会期间是能见到他们的。大会是秘密举行的，朱德把将军们带来介绍给我。这些将军把他们的轶事都告诉给我。俞大卫是中共北京市的书记，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也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他说想和我坐同一次车前往，但要假装彼此不认识，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原定到西安后将由陈翰伯来照顾我，但当我正藏在一家院子的一大堆苞谷后面时，警察来了，把我保护监禁起来，陈翰伯也来了，他只有从西安逃跑。我被拘留在西安的一个招待所里，由六名警察轮流看管，其中两人后来被指控失职，投入了监狱。但罪过并不在他们。我从窗户跳了出去，由西安美孚石油公司经理康普顿・菲奇和西安招待所经理周先生的一位朋友，将我护送到三原。这两人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人员，菲奇还是我在北平的朋友珍妮特・菲奇的堂兄弟。 在北平，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要去什么地方，当然是要保密的。你说你也想作一次这样的旅行，并要为报纸写文章，于是我就设想你可以做我的翻译，而你也同意了。我已不记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会面的，但当时我认为我必须在郑州外宾招待所停留过夜，所以肯定我是在那里见到你的，俞大卫也可能在那里。 我到了红军总部，正赶上“五一”节庆祝大会，大概是在前一天到达三原附近的云阳镇的。 埃德加的书里出现错误的问题，可能是他没有能记住某些人确切的头衔和所发生的事情。他总是很忙，没有多加注意中文翻译。我把他写的访问记寄给上海的《大美晚报》，他们用英文发表，鲍威尔主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也发表了一部分。1937年1月，一位传教士肯纳德访问了我们，他愿意提供一千两黄金，请埃德加和我创办一份杂志，我们可以发表任何想发表的东西。我们想连续发表埃德加・斯诺的书，或至少发表一部分。图片被新闻检查禁止刊登，我们发表了埃德加的一部分访问记。 你说埃德加的书第一个中文译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发表日期是1937年3至4月，知道了这一点我很高兴。我想埃德加可能把你称作“教授”了，因为他忘记是把文章交给谁发表的。我记得你和埃德加的秘书郭达在做这个工作。过了这么多年，埃德加忘掉了许多事实，在他回到美国后所写的书里有许多错误，那时，他还同时在写有关欧洲和其它题目的文章。他对1936年是如何安排去保安的，也多少有点混乱。俞大卫也参加了这件事的安排，还曾征求其他人的意见。我有大卫提到这件事的信，信上说，曾把这事告诉了当时在天津的第一号人物，这是指刘少奇。但是我发现刘少奇是在1936年2月才来到北平和北方的，在那以前他在江苏监狱里。这是1978年当时的市长王林在西安对我说的，他对这些事知道很多，他对埃德加・斯诺和我的事的记忆可能是对的。王林于1936年护送我到西安与埃德加会合一同去延安，但我未能去。他是埃德加走后第一次给我带来消息的红色信使，这是秋天发生的事。 你说，我们把你所译埃德加的书带到了延安，这一定是在那里见到的第一本书。我记得我曾交给毛泽东一张他那著名的深棕色照片(译者注:即斯诺为毛主席拍摄的那张戴八角红军帽的照片)，我记得在这以前他已经看到了另外的一张。1978年，我们为毛泽东同埃德加连夜会谈的那个窑洞拍摄了电视影片。保安是那一次旅行的最高峰。我喜欢停留在那里的每一分钟，电视拍摄组的人也是如此。那是一次与普通老百姓接触的经历。 我还记得张克威和他的爱人，记得在西安事变前有许多东北人到过我家，他们当时感到失望和焦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寻找同情，东北大学学生运动的带头人宋黎就是这样的一个。他曾到西安去试图影响“少帅”和他的军官们，但他被逮捕了，是少帅设法把他放了出来。12月9日宋黎领着街上的游行队伍，他同王汝梅(黄华)、俞大卫、姚依林和其他人一起，是主要的领袖之一。张兆麟是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同王汝梅和陈翰伯一起在那里发动群众运动。张兆麟现在在吉林大学工作，他的记忆会是很好的。 埃德加为什么把郭达叫许达，可能是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我记得早些时候他也是这么做的，那时暴露任何人都很危险。我确信埃德加知道那就是郭达，他只是不想公开暴露他。 埃德加去保安时，一个姓马的中国青年也想去，做他的译员。他是个左派，聪明的青年人，我想他可能在宋哲元那里有工作，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人。他后来不肯去那里了，去了别处(我认为他去了四川)。我请王汝梅(黄华)急速去与埃德加会合，共同启程，记得我把家里的所有钱都给了他，作他的旅费，他必须放弃毕业考试。 可以想像，你所出版的埃德加的书中译本(译者注：即《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中国犹如闪电一击，使人们惊醒了。当时我自己也是把时间都用在整理埃德加的所有笔记、照片说明文字、会谈记录上。他回家后就尽快做其他的事。我们尽快把一切东西发表出来，你也尽快将中文译本出版。可以肯定也会把有些文章给了别人，这些也许从未能发表，我现在记不大清楚了。这是真正的中美合作。 我很高兴收到你的回忆材料，复活这种旧的友谊是很伟大的。你是我们在那些日子所从事的事业的伙伴。我们认识到不能浪费每一秒钟，后来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当时每一件事都关系到生死存亡，而能把任何事情做成的人太少了。请把我最好的祝愿和敬意转致你能见到的我的其他朋友。 尼姆・威尔斯于1979年4月12日 (王福时译) (责任编辑：晓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