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阴师专学报 第17卷1995年第4期(总第69期)
简论汉
晋 文
惠帝
西汉“宽仁之主”惠帝在位时,以其温柔敦厚的个性,积极推行黄老学说,注重国家的休养生息和无为而治,放松文化专制政策,为巩固西汉政权,安定社会,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西汉历史上,惠帝是一个对稳固汉家王朝起过较大作用的皇帝,被班固赞之为“宽仁之主”①。但长期以来,由于惠帝在位时吕仁后曾干预朝政,人们便贬低惠帝,而将其政绩皆归功于吕后,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很少提及。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为了引起重视,本文拟就以下几个方面对惠帝作初步探讨。
往向两极发展,即不是刚毅、冷酷甚至残忍,就是温厚、谦让和富有同情心。惠帝则属于后者。
二、惊心动魄的继位风波
惠帝来到关中后,于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被立为王太子。至汉王五年,高祖打败项羽称皇后,即改立惠帝为皇太子。
惠帝被立为太子后,由于是嫡长子,其地位曾一度比较稳固。但到了高祖晚年,他的皇位继承却几度出现波折。其主要原因,就是高祖这时已不爱惠帝,认为他“为人仁弱”⑤,不像自己,而宠姬戚夫人所生赵王如意则“类我”,因之想改立如意为太子。在戚夫人的日夜哭求下,至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即廷议其废立之事。然而意思不到的是,他的这一计划却遭到几乎所有大臣的反对。御史大夫周昌甚至强烈谏争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⑥高祖只好将此议暂时搁置,但却并没有真正改变主张。这使得吕后等人十分恐慌,所以她们一方面通过群臣向高祖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则为惠帝大造舆论。《史记·高祖本纪》便载有如下一段“佚事”:
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饣甫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追及,问老父,老父曰:“向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
很明显,这段佚事显然是对高祖的一种神化,但同时也非常巧妙地神化了惠帝及其母、姊。因此,若考虑到其范围仅限定于嫡系,且高祖曾多次打算改立太子,我们即可以断定:这段所谓“佚事”实则只能是出自吕后之口,它所流布的时间,也很可能是在高祖打算改立太子的关键时刻。
尽管如此,高祖也并没有放弃改立太子的主张。在越来越危急的情况下,吕后便接受献策命其兄吕泽向张良求教。张良则让吕泽以太子的名义,用厚礼将“商山四皓”请求辅佑。所谓“商山四皓”,即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与向里先生,乃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四位隐士。高祖曾多次征召他们做官,均遭到拒绝,所以张良
一、惊恐不安的幼年生活
惠帝刘盈,汉高祖刘邦之子,生于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沛郡丰邑(今江苏丰县)中阳里人,母亲为高祖吕后。
惠帝年幼时,因父亲尚未发达,其家境并不丰裕。史载他的父母曾过着“攻苦食啖”②的农家生活。故很小的时候,他就经常跟着母亲和姐姐到田间劳作。作为一个不懂事的幼儿,生活的清贫自然会影响他的成长,尤其是家庭那种担惊受怕的生活。因为就在惠帝不到两岁时,乃父已成为沛中豪杰,走上了反抗暴秦的叛逆道路。据《史记·高祖本纪》载,在秦始皇末年,高祖因私纵刑徒即亡隐于芒、砀山泽之间。可以想见,为躲避秦官府的追捕,全家都过着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
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高祖响应陈胜于沛郡起兵,其家庭曾得以团聚。但这种团聚很快又变成离别。“为天下者不顾家”③,高祖不久即转战南北,惠帝与吕后等则都被留在丰邑。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重新生活在那种动荡不安的惊恐之中。尤其是雍齿于丰邑的反叛,因随时都可能成为牺牲品,给他们带来了极大恐慌④。以后虽化险为夷,高祖却远徙汉中,直到楚汉战争爆发,高祖路经沛郡时,才派人去寻找他们。但不巧的是,他们当时正躲避楚军的搜捕,又未被找到。后来万幸,惠帝与姐姐在逃亡的路上遇见了高祖,然而祖父太公和母亲却已走散,被楚军俘虏。而惠帝姐弟虽与父同行,由于楚军紧追,也险遭不测。为了尽快逃跑,他们竟被父亲多次推下车去。倒是太仆夏侯婴看了不忍,每次都救了他们,最终才免遭于难。然后把他们送到汉的大后方——关中。
长期惊恐不安的动荡生活,在惠帝幼小的心灵上显然留下了阴影,并对他日后形成“仁弱”的性格有着直接影响。一般来说,一个人如果饱经磨难,其性格往
认为,若能将此四皓请来,问题即可能解决。于是吕后照计施行,而他们后来也果然为辅佑太子起了主要作用。在第二年,淮南王英布谋反时,他们便设计使高祖收回了由惠帝统兵平叛的成命。到高祖十二年,则最终使惠帝保住了太子身份。这一年,高祖平定英布回到长安,因受伤一病不起,便更想改立太子。在关键时刻,还是四皓使惠帝转危为安。据《史记·留侯世家》,在一次宴会上,高祖命惠帝陪同,入席时四皓侍从着惠帝,他们都已八十多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气宇甚是不凡。高祖看到后大惊,当得知他们就是拒绝自己征召的四皓时,不仅受到很大震动,也深感太子的羽翼已成,已难以改立。这从他对戚夫人的解释中即可以清楚看出:“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氏真而主矣。”⑦所以,他从此再也不提改立太子之事。不久高祖病逝,惠帝即登上皇帝宝座,时年十六年。
三、温柔敦厚、骨肉情深
惠帝一母所生只有一个姐姐长公主。除了长公主,惠帝还有七个异母兄弟,他们是刘肥、刘恒、刘如意、刘友、刘恢、刘建和刘长。大概是由于其幼年少有父爱,造成了心灵上的创伤,惠帝对他们和家庭都表现出了浓厚的骨肉亲情。
惠帝即位后,曾希望母亲能使家庭和睦,对这些异母兄弟显示出应有的宽容与爱心。然而事实却令他失望。一则因高祖在世时,诸姬多幸,吕后对她们便极力迫害。如诸子封王者除代王母薄姬以希见允许随王就藩外,其余王母皆不准随子。二则对戚夫人母子,更是竭尽摧残、迫害之能事。她先是将戚夫人囚于永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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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髟几钳衣赭衣,令舂”。以后又下令将如意从赵国召至京师,意欲斩草除根。这些做法都与惠帝的愿望大相径庭。因此,在可能的范围内,他也曾试图予以干预。例如,当听说如意已被召来长安,惠帝便“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白挟与赵王起居饮食”,使“太后欲杀之,不得0间”1,为史家所赞叹。后来只是由于惠帝清晨“出射”,如意未能随从,才被吕后乘机毒死。
惠帝对戚夫人的态度与其母也有着很大区别。他当然不可能对戚夫人有多大好感,但是他为人宽柔,也并不主张非置她于死地不可。而吕后则认为,既然是她成为胜利者,那么戚夫人就只有死路一条,才能一解心头之恨。所以,当她将如意毒死后,便进一步摧残戚夫人。《汉书·外戚传》云:“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饮疒音药,使居鞠域中,名曰`人 ’。“更有甚者,为了让惠帝也能钦赏她的“杰作”,又专门将惠帝召来观看。惠帝精神上受到了强烈刺激,于是公开批评说:“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1因致病有一年之久,对朝政亦多日懈怠,惟饮酒淫乐,留下严重病根,使他很早便离开了人世。大概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吕后对其他王母和皇子的迫害有所收敛,而且对惠帝的感情也逐渐淡薄。这恐怕也就是惠帝去世,而她却哀而不痛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惠帝的骨肉亲情还表现在对庶兄齐王刘肥的尊敬上。刘肥系高祖庶长子,母亲为高祖微时外妇曹氏。高祖六年被立为齐王,食邑七十余城,史载“诸民能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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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皆与齐”1,是当时最大的同姓王。在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他曾以诸侯王入朝。惠帝对他很尊重,乃至在酒宴中当着吕后竟按照家礼尊其为上座。这使得吕后极为恼怒,即“乃令酌两卮酊,置前,令齐王起为3寿”1。但她没想到,当刘肥正要祝酒时,惠帝为表示对兄长的敬重也端卮一齐祝酒。因此,她慌忙把惠帝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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卮打翻。刘肥遂感到奇怪,“因不敢饮,详醉去”1。后听说酒中有毒,便接受内史建议,上书吕后愿献齐城阳郡尊长公主为齐太后,才博得其欢心,被遣返回国。显而易见,这件事情虽颇经曲折,也表现出吕后的险恶,但是就惠帝来说,他的骨肉之情却是真诚的。
毫无疑问,惠帝既然能对自己的家族表露出浓厚的亲情,那么作为皇帝,这也就会多少反映到他的统治政策之中,对缓和矛盾与稳定社会起一定的积极作用。诚然,就封建社会的本质而言,任何统治者的“仁政”都是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欺骗”。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剥削制度还无法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仁政”毕竟要比那种赤裸裸的残暴统治更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所以我们还应当肯定它的积极作用,而不能全盘否定。
四、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
惠帝在位七年,是黄老学说被西汉王朝确立为指导思想的时期。惠帝为此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所谓“黄老”,“老”为老子,“黄”指黄帝,乃是一种主张清静自然、说。其主旨可以概括为“刑德并用”,即一方面建立新的社会统治秩序,使天下遵制守法;另一方面,又要在既定制度下采用“无为”、“无事”、“无欲”、“清静自然”的政策来安定社会,反对过分侵扰百姓。正如汉初陆贾所云:“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然后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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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1因这一学说恰恰适应了汉初统治政策的调整,故当时曾取得很大成效。而它的最终确立,同惠帝对相国曹参的理解与配合有着直接关系。
曹参继萧何为相之后,其著名政绩就是推行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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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载他“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1,甚至于荒忽朝政,日夜饮酒。但惠帝对他最初却很不理解,
于是暗中让中大夫曹去劝父亲。不料曹竟被痛打一顿,惠帝更加不满,故当面向曹参责问。其君臣便为此进行了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对话:
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取,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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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矣。”1
这样一来,惠帝便完全消除了误会,君臣取得了共识。因之黄老大兴,并取得显著成效。故史家曾对此赞曰:“孝惠……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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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故惠帝垂拱,……天下晏然。”1而曹参死后,百姓亦歌曰:“萧何为法,觏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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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其清静,民以宁一。”1
由此即不难看出:在黄老学说被确立为指导思想
的过程中,曹参固然曾起了主要作用,但惠帝也同样起过重要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其“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这实际应当是惠帝、曹参与整个统治集团所共同努力的结果。只不过曹参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并在具体规划和倡导、实施方面做出了更大贡献而已。
此外,从惠帝对这件事情的干预来看,他也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那样:“在位七年不理朝政,掌权的实际
上是吕后。”2惠帝并非完全不理朝政,从史书的记载来看,那种“日饮为淫乐,不听政”的情况,也只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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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2的一段时间里。更何况,有不少事例都表明他不仅亲理朝政,还参与了一些大事件的决策。史载吕后诏废族刑及妖言令时,即特地说明此举为惠帝所提议,如所谓“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2。因而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尚不能一味高扬吕后,而贬低惠帝。
五、休养生息及文化政策的调整
惠帝继位后,西汉社会已初步安定,经济也开始得到了恢复,但是其统治却还远未真正巩固。为了进一步稳固统治、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下,惠帝曾积极推行休养生息、思想开放的政策。
据有关记载,惠帝即位伊始,便下诏减轻田租,“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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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税一”2。这是针对高祖时为平定异姓王、抗击匈奴加征田租所采取的措施,其目的就是要多少给农民减轻一些负担,以促进休养生息。至惠帝四年,为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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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桑,惠帝又下诏“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2,对努力耕作者免除徭役。同时减免刑罚,诏“省法令妨民5者”2,以减少繁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惠帝还特别注意严格按照政策的规定来征发徭役,如《汉书·惠帝纪》载:“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五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这对于节省民力,保证农民的生产时间,显然也有着积极意义。为了使人口迅速繁殖,惠帝下诏规定:“女子年十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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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至三十不嫁,五算。”2据东汉应劭解释,汉代凡十五以上的成年人均需交人口税,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为一算,称为“算赋”。惠帝这一时规定,实际就是强制妇女到了十五岁便要结婚生息。这对于繁衍人口和恢复、发展经济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除了以上措施,惠帝在经济上还下令“弛商贾之72
律”。早在西汉初年,高祖因借鉴秦亡教训,对抑商政策即作过某些调整。但是对商贾他仍然采取了一定的抑制政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8之”2。因而到惠帝时,为繁荣工商业,便下令进一步放宽对商贾的限制。除了不准做官、商贾的人口税比平民重一倍外,其他多予废除。这对于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尤其对商品经济的活跃,起了很大作用。
还有,在惠帝时,西汉王朝的民族关系,特别是对匈奴的关系,也处理得比较得当。主要就是审时度势,以宗室女为公主继续与匈奴和亲,以争取有一个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因此事显然应归功于吕后,这里不再赘言。
至于文化政策的调整,主要是对各种思想的解禁。其标示就是惠帝四年所对“挟书律”的废除。“挟书律”者,乃秦始皇三十四年为“焚书”而颁布的一项法令。此项法令规定:凡不是由秦的博士官掌管,全国有私藏《诗》、《书》、百家之语的,皆上交郡守和郡尉烧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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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有挟书者族”2。这是秦王朝的一种极为愚蠢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西汉建立后本应予以废除,但由于“汉承秦制”,仍然被继续推行。它极大地遏制了当时的思想、文化的发展,所以惠帝明令废除了这项法令:“三
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除挟书律。”3“挟书律”的废除使得思想文化的发展摆脱了限制,民间藏书一时纷纷出现,各种学说和思想也逐渐活跃,尤其秦代受到压抑的儒家思想重新开始传播,为以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
总之,惠帝的上述措施对安定社会和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曾取得显著成效。如果不是抱有什么偏见的话,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这些措施的决策或制订,还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惠帝实际上均做出过较大的贡献。尽管其中也凝聚了吕后和整个统治集团的努力,甚至他们的贡献还应当说是主要的,然而作为最高统治者,惠帝的作用也显然不容低估。所以,总的来看,我们必须承认:惠帝是一个有过较大贡献、应予以基本肯定的皇帝。
注 释:
①2324252630《汉书·惠帝纪》。②《史记·叔孙通列传》。③《史记·项羽本纪》。④见《史记·高祖本纪》。⑤⑧[1**********]《史记·吕太后本纪》。⑥《史记·张丞相列传》。⑦《史记·留侯世家》。⑨《汉书·外戚传》。
2《史记·齐悼惠王世家》。1
5《新语·至德》。1611719《史记·曹相国世家》。
0张烈:《评刘邦帝业中的吕后》,《刘邦研究》1992年第12期。
2《汉书·高后纪》。7228《史记·平准书》
9《汉书·惠帝纪》注引张晏曰。2
责任编辑 孙义清
淮阴师专学报 第17卷1995年第4期(总第69期)
简论汉
晋 文
惠帝
西汉“宽仁之主”惠帝在位时,以其温柔敦厚的个性,积极推行黄老学说,注重国家的休养生息和无为而治,放松文化专制政策,为巩固西汉政权,安定社会,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西汉历史上,惠帝是一个对稳固汉家王朝起过较大作用的皇帝,被班固赞之为“宽仁之主”①。但长期以来,由于惠帝在位时吕仁后曾干预朝政,人们便贬低惠帝,而将其政绩皆归功于吕后,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很少提及。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为了引起重视,本文拟就以下几个方面对惠帝作初步探讨。
往向两极发展,即不是刚毅、冷酷甚至残忍,就是温厚、谦让和富有同情心。惠帝则属于后者。
二、惊心动魄的继位风波
惠帝来到关中后,于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被立为王太子。至汉王五年,高祖打败项羽称皇后,即改立惠帝为皇太子。
惠帝被立为太子后,由于是嫡长子,其地位曾一度比较稳固。但到了高祖晚年,他的皇位继承却几度出现波折。其主要原因,就是高祖这时已不爱惠帝,认为他“为人仁弱”⑤,不像自己,而宠姬戚夫人所生赵王如意则“类我”,因之想改立如意为太子。在戚夫人的日夜哭求下,至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即廷议其废立之事。然而意思不到的是,他的这一计划却遭到几乎所有大臣的反对。御史大夫周昌甚至强烈谏争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⑥高祖只好将此议暂时搁置,但却并没有真正改变主张。这使得吕后等人十分恐慌,所以她们一方面通过群臣向高祖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则为惠帝大造舆论。《史记·高祖本纪》便载有如下一段“佚事”:
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饣甫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追及,问老父,老父曰:“向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
很明显,这段佚事显然是对高祖的一种神化,但同时也非常巧妙地神化了惠帝及其母、姊。因此,若考虑到其范围仅限定于嫡系,且高祖曾多次打算改立太子,我们即可以断定:这段所谓“佚事”实则只能是出自吕后之口,它所流布的时间,也很可能是在高祖打算改立太子的关键时刻。
尽管如此,高祖也并没有放弃改立太子的主张。在越来越危急的情况下,吕后便接受献策命其兄吕泽向张良求教。张良则让吕泽以太子的名义,用厚礼将“商山四皓”请求辅佑。所谓“商山四皓”,即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与向里先生,乃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四位隐士。高祖曾多次征召他们做官,均遭到拒绝,所以张良
一、惊恐不安的幼年生活
惠帝刘盈,汉高祖刘邦之子,生于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沛郡丰邑(今江苏丰县)中阳里人,母亲为高祖吕后。
惠帝年幼时,因父亲尚未发达,其家境并不丰裕。史载他的父母曾过着“攻苦食啖”②的农家生活。故很小的时候,他就经常跟着母亲和姐姐到田间劳作。作为一个不懂事的幼儿,生活的清贫自然会影响他的成长,尤其是家庭那种担惊受怕的生活。因为就在惠帝不到两岁时,乃父已成为沛中豪杰,走上了反抗暴秦的叛逆道路。据《史记·高祖本纪》载,在秦始皇末年,高祖因私纵刑徒即亡隐于芒、砀山泽之间。可以想见,为躲避秦官府的追捕,全家都过着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
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高祖响应陈胜于沛郡起兵,其家庭曾得以团聚。但这种团聚很快又变成离别。“为天下者不顾家”③,高祖不久即转战南北,惠帝与吕后等则都被留在丰邑。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重新生活在那种动荡不安的惊恐之中。尤其是雍齿于丰邑的反叛,因随时都可能成为牺牲品,给他们带来了极大恐慌④。以后虽化险为夷,高祖却远徙汉中,直到楚汉战争爆发,高祖路经沛郡时,才派人去寻找他们。但不巧的是,他们当时正躲避楚军的搜捕,又未被找到。后来万幸,惠帝与姐姐在逃亡的路上遇见了高祖,然而祖父太公和母亲却已走散,被楚军俘虏。而惠帝姐弟虽与父同行,由于楚军紧追,也险遭不测。为了尽快逃跑,他们竟被父亲多次推下车去。倒是太仆夏侯婴看了不忍,每次都救了他们,最终才免遭于难。然后把他们送到汉的大后方——关中。
长期惊恐不安的动荡生活,在惠帝幼小的心灵上显然留下了阴影,并对他日后形成“仁弱”的性格有着直接影响。一般来说,一个人如果饱经磨难,其性格往
认为,若能将此四皓请来,问题即可能解决。于是吕后照计施行,而他们后来也果然为辅佑太子起了主要作用。在第二年,淮南王英布谋反时,他们便设计使高祖收回了由惠帝统兵平叛的成命。到高祖十二年,则最终使惠帝保住了太子身份。这一年,高祖平定英布回到长安,因受伤一病不起,便更想改立太子。在关键时刻,还是四皓使惠帝转危为安。据《史记·留侯世家》,在一次宴会上,高祖命惠帝陪同,入席时四皓侍从着惠帝,他们都已八十多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气宇甚是不凡。高祖看到后大惊,当得知他们就是拒绝自己征召的四皓时,不仅受到很大震动,也深感太子的羽翼已成,已难以改立。这从他对戚夫人的解释中即可以清楚看出:“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氏真而主矣。”⑦所以,他从此再也不提改立太子之事。不久高祖病逝,惠帝即登上皇帝宝座,时年十六年。
三、温柔敦厚、骨肉情深
惠帝一母所生只有一个姐姐长公主。除了长公主,惠帝还有七个异母兄弟,他们是刘肥、刘恒、刘如意、刘友、刘恢、刘建和刘长。大概是由于其幼年少有父爱,造成了心灵上的创伤,惠帝对他们和家庭都表现出了浓厚的骨肉亲情。
惠帝即位后,曾希望母亲能使家庭和睦,对这些异母兄弟显示出应有的宽容与爱心。然而事实却令他失望。一则因高祖在世时,诸姬多幸,吕后对她们便极力迫害。如诸子封王者除代王母薄姬以希见允许随王就藩外,其余王母皆不准随子。二则对戚夫人母子,更是竭尽摧残、迫害之能事。她先是将戚夫人囚于永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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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髟几钳衣赭衣,令舂”。以后又下令将如意从赵国召至京师,意欲斩草除根。这些做法都与惠帝的愿望大相径庭。因此,在可能的范围内,他也曾试图予以干预。例如,当听说如意已被召来长安,惠帝便“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白挟与赵王起居饮食”,使“太后欲杀之,不得0间”1,为史家所赞叹。后来只是由于惠帝清晨“出射”,如意未能随从,才被吕后乘机毒死。
惠帝对戚夫人的态度与其母也有着很大区别。他当然不可能对戚夫人有多大好感,但是他为人宽柔,也并不主张非置她于死地不可。而吕后则认为,既然是她成为胜利者,那么戚夫人就只有死路一条,才能一解心头之恨。所以,当她将如意毒死后,便进一步摧残戚夫人。《汉书·外戚传》云:“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饮疒音药,使居鞠域中,名曰`人 ’。“更有甚者,为了让惠帝也能钦赏她的“杰作”,又专门将惠帝召来观看。惠帝精神上受到了强烈刺激,于是公开批评说:“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1因致病有一年之久,对朝政亦多日懈怠,惟饮酒淫乐,留下严重病根,使他很早便离开了人世。大概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吕后对其他王母和皇子的迫害有所收敛,而且对惠帝的感情也逐渐淡薄。这恐怕也就是惠帝去世,而她却哀而不痛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惠帝的骨肉亲情还表现在对庶兄齐王刘肥的尊敬上。刘肥系高祖庶长子,母亲为高祖微时外妇曹氏。高祖六年被立为齐王,食邑七十余城,史载“诸民能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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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皆与齐”1,是当时最大的同姓王。在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他曾以诸侯王入朝。惠帝对他很尊重,乃至在酒宴中当着吕后竟按照家礼尊其为上座。这使得吕后极为恼怒,即“乃令酌两卮酊,置前,令齐王起为3寿”1。但她没想到,当刘肥正要祝酒时,惠帝为表示对兄长的敬重也端卮一齐祝酒。因此,她慌忙把惠帝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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卮打翻。刘肥遂感到奇怪,“因不敢饮,详醉去”1。后听说酒中有毒,便接受内史建议,上书吕后愿献齐城阳郡尊长公主为齐太后,才博得其欢心,被遣返回国。显而易见,这件事情虽颇经曲折,也表现出吕后的险恶,但是就惠帝来说,他的骨肉之情却是真诚的。
毫无疑问,惠帝既然能对自己的家族表露出浓厚的亲情,那么作为皇帝,这也就会多少反映到他的统治政策之中,对缓和矛盾与稳定社会起一定的积极作用。诚然,就封建社会的本质而言,任何统治者的“仁政”都是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欺骗”。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剥削制度还无法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仁政”毕竟要比那种赤裸裸的残暴统治更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所以我们还应当肯定它的积极作用,而不能全盘否定。
四、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
惠帝在位七年,是黄老学说被西汉王朝确立为指导思想的时期。惠帝为此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所谓“黄老”,“老”为老子,“黄”指黄帝,乃是一种主张清静自然、说。其主旨可以概括为“刑德并用”,即一方面建立新的社会统治秩序,使天下遵制守法;另一方面,又要在既定制度下采用“无为”、“无事”、“无欲”、“清静自然”的政策来安定社会,反对过分侵扰百姓。正如汉初陆贾所云:“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然后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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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1因这一学说恰恰适应了汉初统治政策的调整,故当时曾取得很大成效。而它的最终确立,同惠帝对相国曹参的理解与配合有着直接关系。
曹参继萧何为相之后,其著名政绩就是推行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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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载他“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1,甚至于荒忽朝政,日夜饮酒。但惠帝对他最初却很不理解,
于是暗中让中大夫曹去劝父亲。不料曹竟被痛打一顿,惠帝更加不满,故当面向曹参责问。其君臣便为此进行了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对话:
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取,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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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矣。”1
这样一来,惠帝便完全消除了误会,君臣取得了共识。因之黄老大兴,并取得显著成效。故史家曾对此赞曰:“孝惠……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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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故惠帝垂拱,……天下晏然。”1而曹参死后,百姓亦歌曰:“萧何为法,觏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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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其清静,民以宁一。”1
由此即不难看出:在黄老学说被确立为指导思想
的过程中,曹参固然曾起了主要作用,但惠帝也同样起过重要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其“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这实际应当是惠帝、曹参与整个统治集团所共同努力的结果。只不过曹参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并在具体规划和倡导、实施方面做出了更大贡献而已。
此外,从惠帝对这件事情的干预来看,他也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那样:“在位七年不理朝政,掌权的实际
上是吕后。”2惠帝并非完全不理朝政,从史书的记载来看,那种“日饮为淫乐,不听政”的情况,也只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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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2的一段时间里。更何况,有不少事例都表明他不仅亲理朝政,还参与了一些大事件的决策。史载吕后诏废族刑及妖言令时,即特地说明此举为惠帝所提议,如所谓“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2。因而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尚不能一味高扬吕后,而贬低惠帝。
五、休养生息及文化政策的调整
惠帝继位后,西汉社会已初步安定,经济也开始得到了恢复,但是其统治却还远未真正巩固。为了进一步稳固统治、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下,惠帝曾积极推行休养生息、思想开放的政策。
据有关记载,惠帝即位伊始,便下诏减轻田租,“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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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税一”2。这是针对高祖时为平定异姓王、抗击匈奴加征田租所采取的措施,其目的就是要多少给农民减轻一些负担,以促进休养生息。至惠帝四年,为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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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桑,惠帝又下诏“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2,对努力耕作者免除徭役。同时减免刑罚,诏“省法令妨民5者”2,以减少繁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惠帝还特别注意严格按照政策的规定来征发徭役,如《汉书·惠帝纪》载:“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五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这对于节省民力,保证农民的生产时间,显然也有着积极意义。为了使人口迅速繁殖,惠帝下诏规定:“女子年十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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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至三十不嫁,五算。”2据东汉应劭解释,汉代凡十五以上的成年人均需交人口税,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为一算,称为“算赋”。惠帝这一时规定,实际就是强制妇女到了十五岁便要结婚生息。这对于繁衍人口和恢复、发展经济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除了以上措施,惠帝在经济上还下令“弛商贾之72
律”。早在西汉初年,高祖因借鉴秦亡教训,对抑商政策即作过某些调整。但是对商贾他仍然采取了一定的抑制政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8之”2。因而到惠帝时,为繁荣工商业,便下令进一步放宽对商贾的限制。除了不准做官、商贾的人口税比平民重一倍外,其他多予废除。这对于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尤其对商品经济的活跃,起了很大作用。
还有,在惠帝时,西汉王朝的民族关系,特别是对匈奴的关系,也处理得比较得当。主要就是审时度势,以宗室女为公主继续与匈奴和亲,以争取有一个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因此事显然应归功于吕后,这里不再赘言。
至于文化政策的调整,主要是对各种思想的解禁。其标示就是惠帝四年所对“挟书律”的废除。“挟书律”者,乃秦始皇三十四年为“焚书”而颁布的一项法令。此项法令规定:凡不是由秦的博士官掌管,全国有私藏《诗》、《书》、百家之语的,皆上交郡守和郡尉烧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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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有挟书者族”2。这是秦王朝的一种极为愚蠢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西汉建立后本应予以废除,但由于“汉承秦制”,仍然被继续推行。它极大地遏制了当时的思想、文化的发展,所以惠帝明令废除了这项法令:“三
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除挟书律。”3“挟书律”的废除使得思想文化的发展摆脱了限制,民间藏书一时纷纷出现,各种学说和思想也逐渐活跃,尤其秦代受到压抑的儒家思想重新开始传播,为以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
总之,惠帝的上述措施对安定社会和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曾取得显著成效。如果不是抱有什么偏见的话,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这些措施的决策或制订,还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惠帝实际上均做出过较大的贡献。尽管其中也凝聚了吕后和整个统治集团的努力,甚至他们的贡献还应当说是主要的,然而作为最高统治者,惠帝的作用也显然不容低估。所以,总的来看,我们必须承认:惠帝是一个有过较大贡献、应予以基本肯定的皇帝。
注 释:
①2324252630《汉书·惠帝纪》。②《史记·叔孙通列传》。③《史记·项羽本纪》。④见《史记·高祖本纪》。⑤⑧[1**********]《史记·吕太后本纪》。⑥《史记·张丞相列传》。⑦《史记·留侯世家》。⑨《汉书·外戚传》。
2《史记·齐悼惠王世家》。1
5《新语·至德》。1611719《史记·曹相国世家》。
0张烈:《评刘邦帝业中的吕后》,《刘邦研究》1992年第12期。
2《汉书·高后纪》。7228《史记·平准书》
9《汉书·惠帝纪》注引张晏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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