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投无路的抉择
1997年初春，我是以色列普利卡公司的一名叉车驾驶员。驾驶着笨重的叉车在隆隆作响的工地上昼夜不息地谋生，待遇不薄，但很辛苦。夏天里的中东就像一个高温烤炉，人都被晒成木乃伊了。
一天，我买了一份英文报纸，在头版末端，我看到了一则招收军事观测员的广告。这是英国的一家“军事服务公司”打出的广告。我来以色列的第一个月就略有所闻，说是军事观测员，其实就是招收雇佣军，都是半遮半掩的。我在国内当过五年的侦察兵，触到“同行”里的东西，神经容易被挑起。但我从未想过当雇佣兵：收入是很高，但非常危险。
因为不小心把当地一个女孩碰伤而引起官司，一时间我窘迫不已。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心头：当雇佣兵。我了解到“服役”几年后，军事公司可以随我们的意愿留在某个国家，在那里用挣来的钱过上富裕的日子。 第二天一早我便匆匆去报名，接受考核。接待我的中年人，询问我有没有在正规部队里服役过，让我说说自己兵种的任务及一些兵器的使用方法。我一口气说了半个小时，又接受了身体的全面检查，一切顺利。
一周后，我怀揣护照飞到了公司所在的英国训练驻地。同去的有十多人，被转送到无边无际的沙漠地区，两个月后又送到茫茫无际的原始丛林。教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英国退役军官，有过12年的雇佣兵生涯，曾在安哥拉、尼日利亚等国家执行过任务，在非洲享有很高的声誉。教官苛刻严厉，如果在训练中达不到要求，将会受到无休止的责难和加倍的惩罚。
雇佣兵的生存之道，教官奉行的宗旨是：面对死亡!
他把我们分组丢弃在原始丛林，我们只能用一把小刀一只罗盘一把军用手枪在原始丛林里活上三天。三天后在茫茫的丛林里找到目标位置。饥饿、野兽、虫蛇……时刻面对威胁，但也只有真正地面对死亡时，我们才能发出求救信号，饥饿是永远不能使用求生信号的。
几个月的训练，我们要具备呀曾般的耐力和灵敏，要学会擒拿，各种枪械的使用，十多种不同类型的爆破技能，驾驶、维修汽车，还有不一般的通信技术等等。只有这样，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保住性命。
因为我们的现状就是保住性命，为他们挣钱。
教官更让我们知道：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我们必须以一当十，用最少的人员去行动，这样佣金的分配也就高一点。
在我成为一名雇佣兵的几个月后，我渐渐地发现：身边这些队员来自世界各地，有俄罗斯的老兵，有美国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员，甚至有法国前总统的保镖，也有的来自阿尔巴尼亚、也门、阿富汗……他们都是冷战结束后离开军队的，但他们大多数都不愿意成为退役军人，从而走上了一条残酷无情的“无端杀戮之路”。在雇佣军界最有威名的是来自喜马拉雅山脉西部山麓丘陵上的廊尔喀兵，这与他们经常使用的阔头弯刀不无关系――刀快而且猛。而他们的作战信条是：与其懦弱地活着，不如就此死去。在这里，国籍、肤色、政治观点都无关紧要，主要是有过硬的军事技能和团队作战能力。
雇佣军只为财死，这话在这就是真理。但也有为了追求冒险和刺激的生活而来的。
雇佣军的任务无奇不有，暗杀、推翻政权、边境战争……即使在伊拉克战场上，美军为了减少国内寸：兵的伤亡，也花了大笔钱雇来大量的雇佣军充当前卫。
1998年初冬，冒着寒气，没有任何的预兆，我和12个来自不同国籍的武装人员坐上直升机，到了英国最大的国际机场。在那里，我们又乘上了直达南非的航班，然后再转道纳米比亚。在纳米比亚与安哥拉边境的原始森林里，我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偷偷地踏过纳苏边境，这才从领队那里得到了确切的―任务：协助安哥拉总统打击反政府武装。安哥拉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国家军队武器装备落后，有些土兵还在使用20世纪40年代二战时用的步枪，点射误差大，枪身特别亚。
而我们带来的武器却是当今武器市场上最先进的俄德产的狙击步枪。安哥拉的军队如同一盘散沙，因为连年的内战，还有很多的童军。他们的武装意识十分落后。
队长拉姆斯是个果敢而坚定的领队人物。他给我下达的任务是，和另三个狙击手穿过安哥拉的原始森林，寻到反政府武装的窝，将头日击毙，任务即算完成，而另两组，一组负责搜索信息，另一组也寻找反政府武装的据点，侦察地形，随时冲击。
两天后，我们四人踏进了丛林，开始了整整十天的冒险。我们带有红外线夜视仪、卫星电话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仪，身背子弹，全身的装备差不多40公斤，除去武器之外，还带上足够的干粮和野外生存必备品。非洲的夏天炎热，夜里我们常常受到不同程度的蚊袭，森林里的野兽也在夜里出来觅食，这是潜在的危险。夜色降临，我们就把床拉到高高的树上，避免受到听兽的袭击。还好，除了一些蚊虫的干扰，我们都很安全。我们比预定的时间早到了一天，在离反政府武装的老巢窝点七百米的树林里，我们脱下身上的包裹，二人一组，相距50米的距离，从不同的角度用狙击枪寻找目标。
照片上的反政府武装头目是个只有40多岁的中年黑人，眼窝深陷，领导着3400多人的武装组织，用游击战术把安哥拉政府弄得焦头烂额。我们虽然距离巢点有七百多米，但从狙击枪上的望远镜里，我们能看到他脸上的汗毛。
第三天，我们在击毙了那个游击队的头目后，立即向密林深处撤退。我们向2000米外的一个日标地―点集合。50分钟后，我们安全到达一直升机来把我们带走……
这是我参加的最为成功也最为J顷利的一次行动，酬金也相当高，每人3万美金，公司自动将美金打人我们的账户。
拿着用别人生命和自己生命换来的钱，心里无法表达是高兴还是悲伤，怪怪的，但走到了这一步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像这些搞暗杀的行动，对我们来说是最安全的任务。真正让我们而对着生死关头的，是在2000年帮助西非的小国利比里亚打仗。
利比里亚连年的内战造成国家十年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府。2000年，我和雇佣军内的76名士兵被派到这个国家，开始帮这个政府打内战，目的只有一个――消灭叛军，铲除他们的势力。我所在的公司早就对这个国家的内战进行了评估，认为值得一干：这个国家不大，叛军林林总总好几个派别，但人数都不多，最多的仅2000人。七月，我便被派到了这个国家。
这次不再是我们单独地接受任务单独地出击，而是指挥当地军队去打击对手。这样我带了12个肯尼亚士兵，用一周时间强化训练他们的作战能力，然后带着他们出击。
我们几乎都是在山林里打游击战，在这个通讯和交通都十分落后的国家，处处都有着危险。有一次，我带着12名士兵到山腰的一侧偷袭敌人，反被对手包围，我们顽强抵抗，4人被击毙，我的腹部中弹，心想这次死定了。
20分钟后，增援部队赶到，我们被解救出来。一年后，我们歼灭了反叛军的头目，政府武装才渐渐进入佳境，八个月后，我们撤出。
我先后到过波黑、南斯拉夫，也到过拉美一带。我的头儿――拉姆斯，是一个前英军情报特工，他带着我们，确切地说指挥着我们，到世界的每一个有着权力之争的角落，在那里杀人，在那里谋求自已的生计……不知不觉地在那个不一般的战场上战斗了五个春秋
感受
2001年，我随着公司派出的雇用军到非洲的某国，为政府当权者刺杀其国内的著名人权领袖。我和弓一个叫尼斯的搭档承担了这次任务。尼斯是我多年来的一个好搭当，来自奥地利，据我所知，是个前德国纳粹党的后裔。他为人诚恳，学过汉语，喜欢中国的文化，我们是交往很深的异国友人。我和尼斯常常在同一个小组去执行任务。
通过一个月的侦察和跟踪，我们对民主运动者的行踪了如指掌。那天中午我们在一条大街上实施了暗杀。枪响后，我和尼斯也像往常一样，装作若无其事地从楼上撤退，准备从另一街区离开时，却发吧楼层已经被当地警方包围。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肯定内部出了问引”按常理，报警到警察到达现场，至少也得20分钟，我们早就计算过这样的逃走方法和路线。
我和尼斯只得在突发的事实面前采取应急措施：分散离开，尽可能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结果我刚跨过门槛的那一刻，十米外的尼斯中弹倒地，我想折返回来已经不可能了……回到英国公司总部后，我仍然不清楚这次的行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直到半年后，我才明白这个暗杀计划是这样的：我们杀死那个人权领袖，然后被他们当场击毙，以给民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们经常亲眼看到自己的队员在自己的枪口下死去。为了不留下任何把柄，雇佣兵在执行任务时受伤不能行走时，上司只好将他击毙，否则一旦活着落人对方的手上，就违反了和雇佣者签定的合约，拿不到报酬。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当我们为钱而拼命时，自己的主人也为了钱而做着一切大家所知道的事。其实，当我们这些雇佣兵落到像非洲那样的叛军手里，没有活着回来的。
为了领取高额的回报，总部在派我们出发时，总是尽量地减少执行的人员，这样，平均的报酬也就相当的高。
每次我们在生死界上回来时，就禁不住在自己的大腿上狠狠地拧上一次，只有感到疼痛时，才相信自己是活着回来了。每次的报酬也从五千美元到三万美元不等。
在一些人的眼里，雇佣军都是些嗜杀成性的，但善终的却没几个人。我们当中有个来自俄罗斯的前克格勃成员，他枪法奇准，行事周密，是个智勇双全的人物。在他三年遍及全世界各地的雇佣军生涯中，可谓是个战绩累累的人物。他的名字是阿姆基夫，大名鼎鼎，无人不识!但他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在一次登山时，死于雷击。
2002年，我在赶赴非洲某国的战场上负伤，一颗流弹击中了我的右膝关节，骨头粉碎。两个月的治疗过后，我出院了，但已经残废了。于是这一年的十月，我便从雇佣军公司里退了出来。
突然，我非常想家，掐指一算，我离开祖国已经八年了。
我回到长沙老家的那天，我的妻子，还有我的母亲和儿子，站在门前看着我，一动不动，满脸是泪。他们以为我已经死了。
母亲的年迈，儿子的可爱，以及妻子的温柔，让我再也不想离开他们。我隐瞒了过去那段当雇佣兵的日子。家是如此温馨，和平是如此美好，我不想让我心爱的人知道我曾经满手血腥。就把那段日子都忘记吧。
走投无路的抉择
1997年初春，我是以色列普利卡公司的一名叉车驾驶员。驾驶着笨重的叉车在隆隆作响的工地上昼夜不息地谋生，待遇不薄，但很辛苦。夏天里的中东就像一个高温烤炉，人都被晒成木乃伊了。
一天，我买了一份英文报纸，在头版末端，我看到了一则招收军事观测员的广告。这是英国的一家“军事服务公司”打出的广告。我来以色列的第一个月就略有所闻，说是军事观测员，其实就是招收雇佣军，都是半遮半掩的。我在国内当过五年的侦察兵，触到“同行”里的东西，神经容易被挑起。但我从未想过当雇佣兵：收入是很高，但非常危险。
因为不小心把当地一个女孩碰伤而引起官司，一时间我窘迫不已。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心头：当雇佣兵。我了解到“服役”几年后，军事公司可以随我们的意愿留在某个国家，在那里用挣来的钱过上富裕的日子。 第二天一早我便匆匆去报名，接受考核。接待我的中年人，询问我有没有在正规部队里服役过，让我说说自己兵种的任务及一些兵器的使用方法。我一口气说了半个小时，又接受了身体的全面检查，一切顺利。
一周后，我怀揣护照飞到了公司所在的英国训练驻地。同去的有十多人，被转送到无边无际的沙漠地区，两个月后又送到茫茫无际的原始丛林。教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英国退役军官，有过12年的雇佣兵生涯，曾在安哥拉、尼日利亚等国家执行过任务，在非洲享有很高的声誉。教官苛刻严厉，如果在训练中达不到要求，将会受到无休止的责难和加倍的惩罚。
雇佣兵的生存之道，教官奉行的宗旨是：面对死亡!
他把我们分组丢弃在原始丛林，我们只能用一把小刀一只罗盘一把军用手枪在原始丛林里活上三天。三天后在茫茫的丛林里找到目标位置。饥饿、野兽、虫蛇……时刻面对威胁，但也只有真正地面对死亡时，我们才能发出求救信号，饥饿是永远不能使用求生信号的。
几个月的训练，我们要具备呀曾般的耐力和灵敏，要学会擒拿，各种枪械的使用，十多种不同类型的爆破技能，驾驶、维修汽车，还有不一般的通信技术等等。只有这样，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保住性命。
因为我们的现状就是保住性命，为他们挣钱。
教官更让我们知道：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我们必须以一当十，用最少的人员去行动，这样佣金的分配也就高一点。
在我成为一名雇佣兵的几个月后，我渐渐地发现：身边这些队员来自世界各地，有俄罗斯的老兵，有美国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员，甚至有法国前总统的保镖，也有的来自阿尔巴尼亚、也门、阿富汗……他们都是冷战结束后离开军队的，但他们大多数都不愿意成为退役军人，从而走上了一条残酷无情的“无端杀戮之路”。在雇佣军界最有威名的是来自喜马拉雅山脉西部山麓丘陵上的廊尔喀兵，这与他们经常使用的阔头弯刀不无关系――刀快而且猛。而他们的作战信条是：与其懦弱地活着，不如就此死去。在这里，国籍、肤色、政治观点都无关紧要，主要是有过硬的军事技能和团队作战能力。
雇佣军只为财死，这话在这就是真理。但也有为了追求冒险和刺激的生活而来的。
雇佣军的任务无奇不有，暗杀、推翻政权、边境战争……即使在伊拉克战场上，美军为了减少国内寸：兵的伤亡，也花了大笔钱雇来大量的雇佣军充当前卫。
1998年初冬，冒着寒气，没有任何的预兆，我和12个来自不同国籍的武装人员坐上直升机，到了英国最大的国际机场。在那里，我们又乘上了直达南非的航班，然后再转道纳米比亚。在纳米比亚与安哥拉边境的原始森林里，我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偷偷地踏过纳苏边境，这才从领队那里得到了确切的―任务：协助安哥拉总统打击反政府武装。安哥拉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国家军队武器装备落后，有些土兵还在使用20世纪40年代二战时用的步枪，点射误差大，枪身特别亚。
而我们带来的武器却是当今武器市场上最先进的俄德产的狙击步枪。安哥拉的军队如同一盘散沙，因为连年的内战，还有很多的童军。他们的武装意识十分落后。
队长拉姆斯是个果敢而坚定的领队人物。他给我下达的任务是，和另三个狙击手穿过安哥拉的原始森林，寻到反政府武装的窝，将头日击毙，任务即算完成，而另两组，一组负责搜索信息，另一组也寻找反政府武装的据点，侦察地形，随时冲击。
两天后，我们四人踏进了丛林，开始了整整十天的冒险。我们带有红外线夜视仪、卫星电话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仪，身背子弹，全身的装备差不多40公斤，除去武器之外，还带上足够的干粮和野外生存必备品。非洲的夏天炎热，夜里我们常常受到不同程度的蚊袭，森林里的野兽也在夜里出来觅食，这是潜在的危险。夜色降临，我们就把床拉到高高的树上，避免受到听兽的袭击。还好，除了一些蚊虫的干扰，我们都很安全。我们比预定的时间早到了一天，在离反政府武装的老巢窝点七百米的树林里，我们脱下身上的包裹，二人一组，相距50米的距离，从不同的角度用狙击枪寻找目标。
照片上的反政府武装头目是个只有40多岁的中年黑人，眼窝深陷，领导着3400多人的武装组织，用游击战术把安哥拉政府弄得焦头烂额。我们虽然距离巢点有七百多米，但从狙击枪上的望远镜里，我们能看到他脸上的汗毛。
第三天，我们在击毙了那个游击队的头目后，立即向密林深处撤退。我们向2000米外的一个日标地―点集合。50分钟后，我们安全到达一直升机来把我们带走……
这是我参加的最为成功也最为J顷利的一次行动，酬金也相当高，每人3万美金，公司自动将美金打人我们的账户。
拿着用别人生命和自己生命换来的钱，心里无法表达是高兴还是悲伤，怪怪的，但走到了这一步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像这些搞暗杀的行动，对我们来说是最安全的任务。真正让我们而对着生死关头的，是在2000年帮助西非的小国利比里亚打仗。
利比里亚连年的内战造成国家十年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府。2000年，我和雇佣军内的76名士兵被派到这个国家，开始帮这个政府打内战，目的只有一个――消灭叛军，铲除他们的势力。我所在的公司早就对这个国家的内战进行了评估，认为值得一干：这个国家不大，叛军林林总总好几个派别，但人数都不多，最多的仅2000人。七月，我便被派到了这个国家。
这次不再是我们单独地接受任务单独地出击，而是指挥当地军队去打击对手。这样我带了12个肯尼亚士兵，用一周时间强化训练他们的作战能力，然后带着他们出击。
我们几乎都是在山林里打游击战，在这个通讯和交通都十分落后的国家，处处都有着危险。有一次，我带着12名士兵到山腰的一侧偷袭敌人，反被对手包围，我们顽强抵抗，4人被击毙，我的腹部中弹，心想这次死定了。
20分钟后，增援部队赶到，我们被解救出来。一年后，我们歼灭了反叛军的头目，政府武装才渐渐进入佳境，八个月后，我们撤出。
我先后到过波黑、南斯拉夫，也到过拉美一带。我的头儿――拉姆斯，是一个前英军情报特工，他带着我们，确切地说指挥着我们，到世界的每一个有着权力之争的角落，在那里杀人，在那里谋求自已的生计……不知不觉地在那个不一般的战场上战斗了五个春秋
感受
2001年，我随着公司派出的雇用军到非洲的某国，为政府当权者刺杀其国内的著名人权领袖。我和弓一个叫尼斯的搭档承担了这次任务。尼斯是我多年来的一个好搭当，来自奥地利，据我所知，是个前德国纳粹党的后裔。他为人诚恳，学过汉语，喜欢中国的文化，我们是交往很深的异国友人。我和尼斯常常在同一个小组去执行任务。
通过一个月的侦察和跟踪，我们对民主运动者的行踪了如指掌。那天中午我们在一条大街上实施了暗杀。枪响后，我和尼斯也像往常一样，装作若无其事地从楼上撤退，准备从另一街区离开时，却发吧楼层已经被当地警方包围。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肯定内部出了问引”按常理，报警到警察到达现场，至少也得20分钟，我们早就计算过这样的逃走方法和路线。
我和尼斯只得在突发的事实面前采取应急措施：分散离开，尽可能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结果我刚跨过门槛的那一刻，十米外的尼斯中弹倒地，我想折返回来已经不可能了……回到英国公司总部后，我仍然不清楚这次的行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直到半年后，我才明白这个暗杀计划是这样的：我们杀死那个人权领袖，然后被他们当场击毙，以给民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们经常亲眼看到自己的队员在自己的枪口下死去。为了不留下任何把柄，雇佣兵在执行任务时受伤不能行走时，上司只好将他击毙，否则一旦活着落人对方的手上，就违反了和雇佣者签定的合约，拿不到报酬。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当我们为钱而拼命时，自己的主人也为了钱而做着一切大家所知道的事。其实，当我们这些雇佣兵落到像非洲那样的叛军手里，没有活着回来的。
为了领取高额的回报，总部在派我们出发时，总是尽量地减少执行的人员，这样，平均的报酬也就相当的高。
每次我们在生死界上回来时，就禁不住在自己的大腿上狠狠地拧上一次，只有感到疼痛时，才相信自己是活着回来了。每次的报酬也从五千美元到三万美元不等。
在一些人的眼里，雇佣军都是些嗜杀成性的，但善终的却没几个人。我们当中有个来自俄罗斯的前克格勃成员，他枪法奇准，行事周密，是个智勇双全的人物。在他三年遍及全世界各地的雇佣军生涯中，可谓是个战绩累累的人物。他的名字是阿姆基夫，大名鼎鼎，无人不识!但他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在一次登山时，死于雷击。
2002年，我在赶赴非洲某国的战场上负伤，一颗流弹击中了我的右膝关节，骨头粉碎。两个月的治疗过后，我出院了，但已经残废了。于是这一年的十月，我便从雇佣军公司里退了出来。
突然，我非常想家，掐指一算，我离开祖国已经八年了。
我回到长沙老家的那天，我的妻子，还有我的母亲和儿子，站在门前看着我，一动不动，满脸是泪。他们以为我已经死了。
母亲的年迈，儿子的可爱，以及妻子的温柔，让我再也不想离开他们。我隐瞒了过去那段当雇佣兵的日子。家是如此温馨，和平是如此美好，我不想让我心爱的人知道我曾经满手血腥。就把那段日子都忘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