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八十年代的小说

第七章 八十年代的小说

第一节 概述

创作潮流

(一) 1、“伤痕文学”

因卢新华的《伤痕》而得名。以发表于1977年11月的《班主任》(刘心武)为起点,出现了“伤痕文学”的创作热潮。

“伤痕文学”揭露了“文革”十年动乱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创伤,特别是心灵创伤。代表作品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叶辛的《蹉跎岁月》等,相应的其他文学体裁的作品有诗歌《在浪尖上》(艾青)《故园九咏》(流沙河),电影《泪痕》,散文《怀念萧珊》(巴金)《干校六记》(杨绛)等。

伤痕文学的特点:

1、对文学的真实性的回归。

2、表现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和人道主义精神。

3、恢复并强化了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

(二)反思文学

反思文学与伤痕文学相比,是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揭示建国以来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具有广阔的社会涵盖面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1979年初发表的茹志鹃的短篇《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是“反思文学”的最初代表作,从1979年至1981年形成反思文学的热潮。作品有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贤亮的《绿化树》、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谌容的《人到中年》、古华的《芙蓉镇》等,相应的其他文学体裁的作品诗歌《沉思》(公刘)《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梁小斌)《回答》(北岛),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刘宾雁)《祖国高于一切》(陈祖芬)等。

反思文学的特点:

首先,从其思想倾向上看,反思文学不仅表现社会政治问题,而且十分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既控诉极左思潮对人性的毁灭,又歌颂身处逆境的人们为维护人的尊严、权利所表现出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其次,在艺术表现上,人物性格更加丰富复杂,尝试多样化的艺术表现手法,如蒙太奇手

法、意识流手法的运用等。

(三)改革文学

以改革为题材,塑造改革者形象的“改革文学”几乎与“反思文学”同时出现。1979年7月发表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是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作品有《沉重的翅膀》(张洁)《新星》(柯云路)《平凡的世界》(路遥)《燕赵悲歌》《赤橙黄绿青蓝紫》(蒋子龙)《鸡窝洼人家》(贾平凹)《乡场上》(何士光)等。

改革文学的特点:

1、密切关注当下现实生活的巨变,又开掘出当代生活与历史的深刻联系。

2、既讴歌了敢于披荆斩棘迎难而上的改革者,又表现了在改革的大潮推动下,普通人日常生活、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

寻根文学

出现于1984年,至1985年达到创作高潮。代表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阿城的《棋王》《孩子王》,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贾平凹的《古堡》《远山野情》,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

寻根小说的主要特点: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企图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法上既有中国文学传统的手法,又运用了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手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五)先锋小说

先锋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出现在80年代中期,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为源头,随着马原、洪峰、苏童、余华、格非等作家的崛起,一种激进的叙事实践受到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先锋小说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

作品有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洪峰的《极地之侧》,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活》,余华的《鲜血梅花》《古典爱情》等。

先锋小说的特点:

1、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旧有意义模式的反叛与消解,作家的创作已不再具有明确的主题指向和社会责任感。

2、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了旧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

3、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文本意义的消解导致了文本深度模式的消失,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放弃象征等意义模式,通常使用戏拟、反讽等。

第二节 王蒙的《春之声》及其他

一、作者简介

王蒙,1934年生,出生于北京。建国初期做共青团工作,1957年因其作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被划为右派。1963年全家迁往新疆。1979年平反。1986年至1989年出任文化部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70年代末,王蒙的创作进入了一个爆发期,连续发表了《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夜的眼》《春之声》《布礼》《蝴蝶》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体验为基础,对建国后30年的政治生活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反思。这类政治色彩浓烈的小说,大多是以一种寓言化的方式构成的。80年代中期,王蒙的创作走向多样化。他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出现的政治、社会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反思,推出了《活动变人形》《名医梁有志传》《来劲》等作品。《活动变人形》是一部专注于文化反思、具有较大历史深度的长篇小说。90年代,王蒙将主要精力转向了长篇创作,推出了系列长篇《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

二、创作特点

(一)率先借鉴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尝试以现实主义为主体,以意识流技巧为辅助手段,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的小说。同时还借鉴了现代派的多种形式和技巧,如荒诞派手法、黑色幽默、表现主义等。(如《春之声》运用的就是意识流表现手法,《冬天的话题》则有明显的荒诞小说的特点,名医梁有志传》等多篇作品都运用了反讽的修辞手法。)

(二)在语言方面,王蒙放弃了对语言完美、对称和整齐的追求,取而代之的是追求语言的多样化和陌生化,常常出现大幅度跳跃、甚至断裂和悖反。幽默也是王蒙创作的重要风格。在幽默的氛围中提出严肃的生活和社会问题。

三、《春之声》

《春之声》创作于1980年,是王蒙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品。

意识流小说:是一种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流行于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法、英、美等国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法国的作家普鲁斯特,爱尔兰的乔伊斯,美国的福克纳等。“意识流”这个用语,首先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提出来的。

“意识流”小说,着力于表现人的无意识和潜意识,其兴趣专注于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隐曲,往往没有连贯的情节,也没有明晰完整的场景,连人物形象都朦朦胧胧,行文着墨都以意识

流动为转移。“意识流”小说家热衷于写内心生活,并不仅仅是个描写角度和表现方法的问题,而是同他们对世界对艺术总的看法有联系的。他们同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一样,以为只有主观世界才是“最高真实”,客观现实反而不真实。

《春之声》摒弃了西方“意识流”小说对人物的神秘的、孤独的甚至是病态的心理描写,而是着力通过人物的心灵折射出社会内容、时代情绪和对人生的理性思考。

作品写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出国考察之后乘火车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时沿途的所见所思所感。这篇小说在艺术探索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以人物心理为焦点,通过心理流程的展现来组织故事情节,形成一种放射式心理结构。

放射式心理结构:这种放射式心理结构,打破了历史时序和空间界限,按照人物在特定环境中心理活动的特殊规律,对所描写的生活内容进行重新切割和组合,加以主观镜头的切入,内心独白的穿插,潜意识活动的描写,将现象世界纳入人物心理,组合成带有主观色彩的心理世界。在这里,故事情节成为人物意识流程的一个外在框架。故事上的时间短、空间小、故事简单和人物心理上的时间跨度大、空间幅度广,事件头绪多、生活画面跳跃的矛盾,得到了和谐的统一,组成了有机的艺术整体。形成作品节奏快、信息量大、内涵丰富、具有开阔的空间感和纵深的历史感的特点。

第三节 《陈奂生上城》

一、作者简介

高晓声(1928-1999)江苏武进人,毕业于上海法学院经济系,1954年发表处女作《解约》。1957年与叶至诚、陆文夫等人筹组“探求社”文学社,被打成“右派”,此后被迫回乡务农21年,直至1978年才重新开始写作。高晓声是专注于当代农民生活的一个作家,他在1979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后,又以陈奂生为主人公写了《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五篇小说,人称“陈奂生系列”,作者的用意是在历史发展的纵向上,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历程作系统剖析。

二《陈奂生上城》

《陈奂生上城》发表于1980年,使这一系列中最为精彩的一篇,通过主人公过上温饱生活后进城卖油绳,因为偶感风寒住进县城招待所的一段经历,刻画了主人公的复杂性格—对舒适生活的陌生与自卑,由此写出农民的贫苦与自卑相伴随的自欺与自大,写出了农民的精神创伤。

陈奂生形象的典型意义:

1、一个善良、勤劳、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刚过上温饱生活的农民。

2、过上温饱生活后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喜欢凑热闹、关心新奇有趣的事、希望得到他人

的重视和尊重。

3、对舒适生活的陌生与自卑,充满贫苦与自卑相伴随的自欺与自大,具有阿Q式的奴性,自我安慰等弱点。

付5元房钱前后的心理变化:

(1)付钱之前,自卑、纯朴、充满感激之情、受宠若惊。

(2)付钱后,破坏欲、糟蹋东西以泄愤的心理支配了他;

自我安慰:5元白花了,何妨再买个帽子。

“精神胜利法”:转念想,吴书记送去花5元住一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荣耀,于是“仅仅用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上的满足。

作品反映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它在改变农民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仍然存在着怎样“改造国民性”的严峻问题。由此可见,这篇小说与那些简单歌颂新时期农民精神面貌巨变的作品不同,展示了改革年代里的历史创伤,显示了深刻的历史感。作者对陈奂生既抱有同情,又对他的精神重荷予以善意的嘲讽。发出沉重的慨叹,这种对农民性格心理的辩证态度,颇具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辨态度。

高晓声小说的叙事风格:关于运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以叙述为主,尤其擅长概括性叙述。很少采用直接呈现的方式,让人物直接说话和行动,作品的语言基本上都出自叙述人之口,语言简练明快、幽默犀利、意蕴含蓄,富有情绪感和节奏感。

第四节 汪曾祺的《受戒》

一、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受到当时正在该校执教的沈从文的指导,并在创作上深受其影响。大学毕业后当中学教员,1955年后任《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剧本《沙家浜》,新时期以来,出版有《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蒲桥集》等。

艺术地再现美,再现健康的人性,是汪曾祺创作的审美追求,写人物身上积淀的中国文化精神和民族传统美德,写亘古传承的人性之美,是其小说最突出的艺术特征。

二、《受戒》

(一)审美倾向:

《受戒》通过对荸荠庵小和尚明海和庵赵庄小英子之间一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的描写,表现了作者所追求的一种“桃花源”似的自然淳朴的生活理想。

荸荠庵的和尚只是把出家当作一种谋生手段,无所谓清规戒律,过着一种率性自然的生活。这种顺从自然天性的庵中生活,与现实佛门中被禁锢的人性形成鲜明的对立。作者无疑是以理想化的人生态度和民间叙事立场来重述佛门人生的,这也可看作是他对人性自由所作的独具个性的文学阐释。

小说中自然、淳朴的民俗世界实际上是汪曾祺自然、洒脱、仁爱的生活理想的一个表征。

佛教教规与作品中和尚的生活比较:

佛教的清规戒律(出世)—禁欲、素食、念经打坐、与世隔绝的寺院生活—枯寂的人生—反人性

荸荠庵和尚(世俗)—漫不经心的念经、杀猪吃肉、谈情说爱、家庭生活—生趣盎然的人生—健康的人性

艺术特色:

首先,汪曾祺的小说擅长描摹带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的乡土民情,奇峰风异俗,以及由此构成的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文化氛围。

其次,松散自由的结构,是汪小说文体的主要特点,同时兼具散文化与诗化的特征,追求一种近似随笔的风格,往往采用淡化情节、重写气氛和情绪的散文化的处理方法。

再次,汪曾祺的语言有中国传统文学的韵味,淡泊悠闲,叙若家常,却功力深厚,体现出洁净、质朴、精练、典雅的特点,富于诗的韵味,善用白描手法。

第五节 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

一、先锋小说

马原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所谓先锋精神,意味着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它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对文学既有的价值体系形成强烈的冲击。80年代中期,马原、莫言、残雪等人的崛起是先锋小说的真正开端,这一开端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

马原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马原第一个把小说的叙事因素置于比情节因素更重要的地位。

二、作者简介

马原,1953年生,辽宁锦州人,做过知青、工人,高考恢复后考入辽宁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赴西藏工作七年,1982年开始创作,代表作品有《拉萨克女神》《冈底斯的诱惑》、《叠纸鹞的三种方法》、《西海的无帆船》《虚构》等。

三、马原小说的创作特点

1、元叙事手法

所谓“元叙事”是指一种故意暴露自己叙事行为和写作活动以揭示小说虚构本质的一种手法。这些小说中,马原常用的一个手法是将自己及其朋友引入作品(基本语式是“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 ) ,并让多部小说相互指涉,以此来混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作为一个叙事革命者,马原保持着对神秘的煞有介事而又并不专心的爱好与探索—这些探索常常有头无尾,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不可知性与不确定性。马原的这些叙事探索形成了“马原的叙事圈套”。

2、将叙事的过程也纳入叙事之中。他在小说中经常大谈自己写作的目的、动机、写作中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方式等等。马原将叙事过程写入作品的目的就是要打破传统小说追求的“似真幻觉”,强调叙事就是叙事,不是生活,这也是西方后现代的艺术表现手法。

3、叙述的平面化和故事的拼接性。西方后现代拒绝表现意义和深度,也拒绝煞费苦心地寻找事物背后的逻辑联系。许多西方后现代派作品就是语言的碎片,马原接受了西方后现代派的影响,也拒绝寻找生活现象后面的因果联系,拒绝将生活纳入一个封闭的情节模式中,而宁愿将相关或不相关的故事拼接在一起,构成一个平面化文本。

四、 《冈底斯的诱惑》

《冈底斯的诱惑》第一个值得重视的特点是“元叙事”手法的运用. 在小说的第四节中,第一级的叙事这“我”直接跳出来,想读者声明这不是爱情故事;在第十五节中,他又站出来与读者直接讨论小说的“结构”“线索”与“遗留问题”,如顿月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断线,为什么不给他的未婚妻写信?随之叙述者武断地告诉读者顿月“入伍不久就因公牺牲了”,等等,这种自觉地暴露小说的虚构性的技法,当然会产生一种间离效果,明确地告诉读者,虚构就是虚构,不能把小说当作现实。

其次是小说的结构。在结构上,采取了以四个若断若虚的故事的非逻辑性套层组合的方法。小说由四个故事(片断)组成:老作家的故事,猎人穷布的故事,陆高、姚亮的故事,顿珠、顿月的故事。这几个故事(片断)几乎毫无关联,而在人物上又有某些重合。这种些有头无尾,抽取了因果关系的神秘的故事片断拼合在一起,不仅是对小说结构的一种颠覆——小说作为一种整体化、有序化虚构的本质的颠覆,还使那些神秘的、求知的因素构成了一种浓重的神秘氛围。但作者从来不准备告诉读者这些神秘因素到底是什么?他们是否真实存在?抑或只是人们的幻觉和臆想?而这种种疑问在小说中都是没有结果的,只是等待读者去阅读、思考。

第三是叙述方式的任意选择。叙述方式是受因果关系逻辑制约的,但在马原的这部小说里,顺叙、插叙、多重交替使用,却并无固定的规则,也没有时间的连续。这实际上是对小说固定的时间观的有意破坏。

第四是叙事视角的随意转换。在小说中,马原有时用限制性的第一人称叙事,而有时又是全知性的第三人称,甚至还有第二人称叙事;即使是同样的第一人称,但所代表的发言主体也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叙事者和统一的叙述视角,因而也没有统一的小说世界。

“叙事圈套”:在组织、叙述全部故事的第一级叙述者之下,还有几个“二级叙述者”,一个是老作家,他以第一人称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神秘经历,又以第二人称“你”讲述了猎人穷布打猎时的神秘经验,另一个是第三人称叙述者,讲述了陆高、姚亮等人去看“天葬”的故事,并转述了听来的顿珠、顿月的神秘故事。这些故事中,都牵涉到未知的神秘因素:“巨大的羊头”、“喜马拉雅山雪人”、“顿珠的神秘失踪”等等,这些有头无尾、抽取了因果关系的神秘的故事片断,拼合起来就构成小说的主体。在所有这些故事中都牵涉到一些神秘的、未知的因素,但作者从来不准备告诉读者这些神秘因素到底是什么?甚至更要紧的是,他们是否存在?抑或只是人的幻觉与臆想?种种疑问在小说中都是没有结果的。更耐人寻味的是小说

第一节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谁?他显然不是“老作家”,因为他才三十来岁,他也不可能是陆高,因为他在敲陆高的门,怂恿他去参加探险队,他自己也告诉我们他不是姚亮,总之,它不可能是小说故事中的任何人物,因为他在后面根本没有露面。他是作家马原吗?也没法弄清楚,我们只知道他不是谁,却没法弄清楚他是谁。但又是他发起组织了整个探险活动。而后者是小说的基础,那么这个探险过程是谁组织的?又是谁讲述的?谁是那个第一级的叙述者?我们不知道,于是整部小说都变得暧昧、恍惚与可疑起来。

第七章 八十年代的小说

第一节 概述

创作潮流

(一) 1、“伤痕文学”

因卢新华的《伤痕》而得名。以发表于1977年11月的《班主任》(刘心武)为起点,出现了“伤痕文学”的创作热潮。

“伤痕文学”揭露了“文革”十年动乱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创伤,特别是心灵创伤。代表作品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叶辛的《蹉跎岁月》等,相应的其他文学体裁的作品有诗歌《在浪尖上》(艾青)《故园九咏》(流沙河),电影《泪痕》,散文《怀念萧珊》(巴金)《干校六记》(杨绛)等。

伤痕文学的特点:

1、对文学的真实性的回归。

2、表现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和人道主义精神。

3、恢复并强化了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

(二)反思文学

反思文学与伤痕文学相比,是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揭示建国以来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具有广阔的社会涵盖面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1979年初发表的茹志鹃的短篇《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是“反思文学”的最初代表作,从1979年至1981年形成反思文学的热潮。作品有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贤亮的《绿化树》、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谌容的《人到中年》、古华的《芙蓉镇》等,相应的其他文学体裁的作品诗歌《沉思》(公刘)《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梁小斌)《回答》(北岛),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刘宾雁)《祖国高于一切》(陈祖芬)等。

反思文学的特点:

首先,从其思想倾向上看,反思文学不仅表现社会政治问题,而且十分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既控诉极左思潮对人性的毁灭,又歌颂身处逆境的人们为维护人的尊严、权利所表现出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其次,在艺术表现上,人物性格更加丰富复杂,尝试多样化的艺术表现手法,如蒙太奇手

法、意识流手法的运用等。

(三)改革文学

以改革为题材,塑造改革者形象的“改革文学”几乎与“反思文学”同时出现。1979年7月发表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是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作品有《沉重的翅膀》(张洁)《新星》(柯云路)《平凡的世界》(路遥)《燕赵悲歌》《赤橙黄绿青蓝紫》(蒋子龙)《鸡窝洼人家》(贾平凹)《乡场上》(何士光)等。

改革文学的特点:

1、密切关注当下现实生活的巨变,又开掘出当代生活与历史的深刻联系。

2、既讴歌了敢于披荆斩棘迎难而上的改革者,又表现了在改革的大潮推动下,普通人日常生活、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

寻根文学

出现于1984年,至1985年达到创作高潮。代表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阿城的《棋王》《孩子王》,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贾平凹的《古堡》《远山野情》,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

寻根小说的主要特点: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企图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法上既有中国文学传统的手法,又运用了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手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五)先锋小说

先锋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出现在80年代中期,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为源头,随着马原、洪峰、苏童、余华、格非等作家的崛起,一种激进的叙事实践受到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先锋小说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

作品有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洪峰的《极地之侧》,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活》,余华的《鲜血梅花》《古典爱情》等。

先锋小说的特点:

1、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旧有意义模式的反叛与消解,作家的创作已不再具有明确的主题指向和社会责任感。

2、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了旧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

3、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文本意义的消解导致了文本深度模式的消失,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放弃象征等意义模式,通常使用戏拟、反讽等。

第二节 王蒙的《春之声》及其他

一、作者简介

王蒙,1934年生,出生于北京。建国初期做共青团工作,1957年因其作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被划为右派。1963年全家迁往新疆。1979年平反。1986年至1989年出任文化部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70年代末,王蒙的创作进入了一个爆发期,连续发表了《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夜的眼》《春之声》《布礼》《蝴蝶》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体验为基础,对建国后30年的政治生活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反思。这类政治色彩浓烈的小说,大多是以一种寓言化的方式构成的。80年代中期,王蒙的创作走向多样化。他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出现的政治、社会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反思,推出了《活动变人形》《名医梁有志传》《来劲》等作品。《活动变人形》是一部专注于文化反思、具有较大历史深度的长篇小说。90年代,王蒙将主要精力转向了长篇创作,推出了系列长篇《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

二、创作特点

(一)率先借鉴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尝试以现实主义为主体,以意识流技巧为辅助手段,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的小说。同时还借鉴了现代派的多种形式和技巧,如荒诞派手法、黑色幽默、表现主义等。(如《春之声》运用的就是意识流表现手法,《冬天的话题》则有明显的荒诞小说的特点,名医梁有志传》等多篇作品都运用了反讽的修辞手法。)

(二)在语言方面,王蒙放弃了对语言完美、对称和整齐的追求,取而代之的是追求语言的多样化和陌生化,常常出现大幅度跳跃、甚至断裂和悖反。幽默也是王蒙创作的重要风格。在幽默的氛围中提出严肃的生活和社会问题。

三、《春之声》

《春之声》创作于1980年,是王蒙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品。

意识流小说:是一种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流行于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法、英、美等国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法国的作家普鲁斯特,爱尔兰的乔伊斯,美国的福克纳等。“意识流”这个用语,首先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提出来的。

“意识流”小说,着力于表现人的无意识和潜意识,其兴趣专注于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隐曲,往往没有连贯的情节,也没有明晰完整的场景,连人物形象都朦朦胧胧,行文着墨都以意识

流动为转移。“意识流”小说家热衷于写内心生活,并不仅仅是个描写角度和表现方法的问题,而是同他们对世界对艺术总的看法有联系的。他们同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一样,以为只有主观世界才是“最高真实”,客观现实反而不真实。

《春之声》摒弃了西方“意识流”小说对人物的神秘的、孤独的甚至是病态的心理描写,而是着力通过人物的心灵折射出社会内容、时代情绪和对人生的理性思考。

作品写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出国考察之后乘火车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时沿途的所见所思所感。这篇小说在艺术探索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以人物心理为焦点,通过心理流程的展现来组织故事情节,形成一种放射式心理结构。

放射式心理结构:这种放射式心理结构,打破了历史时序和空间界限,按照人物在特定环境中心理活动的特殊规律,对所描写的生活内容进行重新切割和组合,加以主观镜头的切入,内心独白的穿插,潜意识活动的描写,将现象世界纳入人物心理,组合成带有主观色彩的心理世界。在这里,故事情节成为人物意识流程的一个外在框架。故事上的时间短、空间小、故事简单和人物心理上的时间跨度大、空间幅度广,事件头绪多、生活画面跳跃的矛盾,得到了和谐的统一,组成了有机的艺术整体。形成作品节奏快、信息量大、内涵丰富、具有开阔的空间感和纵深的历史感的特点。

第三节 《陈奂生上城》

一、作者简介

高晓声(1928-1999)江苏武进人,毕业于上海法学院经济系,1954年发表处女作《解约》。1957年与叶至诚、陆文夫等人筹组“探求社”文学社,被打成“右派”,此后被迫回乡务农21年,直至1978年才重新开始写作。高晓声是专注于当代农民生活的一个作家,他在1979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后,又以陈奂生为主人公写了《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五篇小说,人称“陈奂生系列”,作者的用意是在历史发展的纵向上,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历程作系统剖析。

二《陈奂生上城》

《陈奂生上城》发表于1980年,使这一系列中最为精彩的一篇,通过主人公过上温饱生活后进城卖油绳,因为偶感风寒住进县城招待所的一段经历,刻画了主人公的复杂性格—对舒适生活的陌生与自卑,由此写出农民的贫苦与自卑相伴随的自欺与自大,写出了农民的精神创伤。

陈奂生形象的典型意义:

1、一个善良、勤劳、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刚过上温饱生活的农民。

2、过上温饱生活后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喜欢凑热闹、关心新奇有趣的事、希望得到他人

的重视和尊重。

3、对舒适生活的陌生与自卑,充满贫苦与自卑相伴随的自欺与自大,具有阿Q式的奴性,自我安慰等弱点。

付5元房钱前后的心理变化:

(1)付钱之前,自卑、纯朴、充满感激之情、受宠若惊。

(2)付钱后,破坏欲、糟蹋东西以泄愤的心理支配了他;

自我安慰:5元白花了,何妨再买个帽子。

“精神胜利法”:转念想,吴书记送去花5元住一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荣耀,于是“仅仅用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上的满足。

作品反映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它在改变农民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仍然存在着怎样“改造国民性”的严峻问题。由此可见,这篇小说与那些简单歌颂新时期农民精神面貌巨变的作品不同,展示了改革年代里的历史创伤,显示了深刻的历史感。作者对陈奂生既抱有同情,又对他的精神重荷予以善意的嘲讽。发出沉重的慨叹,这种对农民性格心理的辩证态度,颇具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辨态度。

高晓声小说的叙事风格:关于运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以叙述为主,尤其擅长概括性叙述。很少采用直接呈现的方式,让人物直接说话和行动,作品的语言基本上都出自叙述人之口,语言简练明快、幽默犀利、意蕴含蓄,富有情绪感和节奏感。

第四节 汪曾祺的《受戒》

一、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受到当时正在该校执教的沈从文的指导,并在创作上深受其影响。大学毕业后当中学教员,1955年后任《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剧本《沙家浜》,新时期以来,出版有《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蒲桥集》等。

艺术地再现美,再现健康的人性,是汪曾祺创作的审美追求,写人物身上积淀的中国文化精神和民族传统美德,写亘古传承的人性之美,是其小说最突出的艺术特征。

二、《受戒》

(一)审美倾向:

《受戒》通过对荸荠庵小和尚明海和庵赵庄小英子之间一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的描写,表现了作者所追求的一种“桃花源”似的自然淳朴的生活理想。

荸荠庵的和尚只是把出家当作一种谋生手段,无所谓清规戒律,过着一种率性自然的生活。这种顺从自然天性的庵中生活,与现实佛门中被禁锢的人性形成鲜明的对立。作者无疑是以理想化的人生态度和民间叙事立场来重述佛门人生的,这也可看作是他对人性自由所作的独具个性的文学阐释。

小说中自然、淳朴的民俗世界实际上是汪曾祺自然、洒脱、仁爱的生活理想的一个表征。

佛教教规与作品中和尚的生活比较:

佛教的清规戒律(出世)—禁欲、素食、念经打坐、与世隔绝的寺院生活—枯寂的人生—反人性

荸荠庵和尚(世俗)—漫不经心的念经、杀猪吃肉、谈情说爱、家庭生活—生趣盎然的人生—健康的人性

艺术特色:

首先,汪曾祺的小说擅长描摹带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的乡土民情,奇峰风异俗,以及由此构成的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文化氛围。

其次,松散自由的结构,是汪小说文体的主要特点,同时兼具散文化与诗化的特征,追求一种近似随笔的风格,往往采用淡化情节、重写气氛和情绪的散文化的处理方法。

再次,汪曾祺的语言有中国传统文学的韵味,淡泊悠闲,叙若家常,却功力深厚,体现出洁净、质朴、精练、典雅的特点,富于诗的韵味,善用白描手法。

第五节 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

一、先锋小说

马原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所谓先锋精神,意味着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它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对文学既有的价值体系形成强烈的冲击。80年代中期,马原、莫言、残雪等人的崛起是先锋小说的真正开端,这一开端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

马原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马原第一个把小说的叙事因素置于比情节因素更重要的地位。

二、作者简介

马原,1953年生,辽宁锦州人,做过知青、工人,高考恢复后考入辽宁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赴西藏工作七年,1982年开始创作,代表作品有《拉萨克女神》《冈底斯的诱惑》、《叠纸鹞的三种方法》、《西海的无帆船》《虚构》等。

三、马原小说的创作特点

1、元叙事手法

所谓“元叙事”是指一种故意暴露自己叙事行为和写作活动以揭示小说虚构本质的一种手法。这些小说中,马原常用的一个手法是将自己及其朋友引入作品(基本语式是“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 ) ,并让多部小说相互指涉,以此来混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作为一个叙事革命者,马原保持着对神秘的煞有介事而又并不专心的爱好与探索—这些探索常常有头无尾,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不可知性与不确定性。马原的这些叙事探索形成了“马原的叙事圈套”。

2、将叙事的过程也纳入叙事之中。他在小说中经常大谈自己写作的目的、动机、写作中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方式等等。马原将叙事过程写入作品的目的就是要打破传统小说追求的“似真幻觉”,强调叙事就是叙事,不是生活,这也是西方后现代的艺术表现手法。

3、叙述的平面化和故事的拼接性。西方后现代拒绝表现意义和深度,也拒绝煞费苦心地寻找事物背后的逻辑联系。许多西方后现代派作品就是语言的碎片,马原接受了西方后现代派的影响,也拒绝寻找生活现象后面的因果联系,拒绝将生活纳入一个封闭的情节模式中,而宁愿将相关或不相关的故事拼接在一起,构成一个平面化文本。

四、 《冈底斯的诱惑》

《冈底斯的诱惑》第一个值得重视的特点是“元叙事”手法的运用. 在小说的第四节中,第一级的叙事这“我”直接跳出来,想读者声明这不是爱情故事;在第十五节中,他又站出来与读者直接讨论小说的“结构”“线索”与“遗留问题”,如顿月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断线,为什么不给他的未婚妻写信?随之叙述者武断地告诉读者顿月“入伍不久就因公牺牲了”,等等,这种自觉地暴露小说的虚构性的技法,当然会产生一种间离效果,明确地告诉读者,虚构就是虚构,不能把小说当作现实。

其次是小说的结构。在结构上,采取了以四个若断若虚的故事的非逻辑性套层组合的方法。小说由四个故事(片断)组成:老作家的故事,猎人穷布的故事,陆高、姚亮的故事,顿珠、顿月的故事。这几个故事(片断)几乎毫无关联,而在人物上又有某些重合。这种些有头无尾,抽取了因果关系的神秘的故事片断拼合在一起,不仅是对小说结构的一种颠覆——小说作为一种整体化、有序化虚构的本质的颠覆,还使那些神秘的、求知的因素构成了一种浓重的神秘氛围。但作者从来不准备告诉读者这些神秘因素到底是什么?他们是否真实存在?抑或只是人们的幻觉和臆想?而这种种疑问在小说中都是没有结果的,只是等待读者去阅读、思考。

第三是叙述方式的任意选择。叙述方式是受因果关系逻辑制约的,但在马原的这部小说里,顺叙、插叙、多重交替使用,却并无固定的规则,也没有时间的连续。这实际上是对小说固定的时间观的有意破坏。

第四是叙事视角的随意转换。在小说中,马原有时用限制性的第一人称叙事,而有时又是全知性的第三人称,甚至还有第二人称叙事;即使是同样的第一人称,但所代表的发言主体也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叙事者和统一的叙述视角,因而也没有统一的小说世界。

“叙事圈套”:在组织、叙述全部故事的第一级叙述者之下,还有几个“二级叙述者”,一个是老作家,他以第一人称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神秘经历,又以第二人称“你”讲述了猎人穷布打猎时的神秘经验,另一个是第三人称叙述者,讲述了陆高、姚亮等人去看“天葬”的故事,并转述了听来的顿珠、顿月的神秘故事。这些故事中,都牵涉到未知的神秘因素:“巨大的羊头”、“喜马拉雅山雪人”、“顿珠的神秘失踪”等等,这些有头无尾、抽取了因果关系的神秘的故事片断,拼合起来就构成小说的主体。在所有这些故事中都牵涉到一些神秘的、未知的因素,但作者从来不准备告诉读者这些神秘因素到底是什么?甚至更要紧的是,他们是否存在?抑或只是人的幻觉与臆想?种种疑问在小说中都是没有结果的。更耐人寻味的是小说

第一节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谁?他显然不是“老作家”,因为他才三十来岁,他也不可能是陆高,因为他在敲陆高的门,怂恿他去参加探险队,他自己也告诉我们他不是姚亮,总之,它不可能是小说故事中的任何人物,因为他在后面根本没有露面。他是作家马原吗?也没法弄清楚,我们只知道他不是谁,却没法弄清楚他是谁。但又是他发起组织了整个探险活动。而后者是小说的基础,那么这个探险过程是谁组织的?又是谁讲述的?谁是那个第一级的叙述者?我们不知道,于是整部小说都变得暧昧、恍惚与可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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