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涨价惹争议
本报记者 卜巧莹 周后祯
2007年9月3日，学校正式开学行课。中午吃饭时分，三食堂小炒窗前空无一人，再
也没有上学期排起的长龙。炒菜的大师傅们，把炒锅架在灶上，不断地回头像窗外张望，有
的则干脆站在了窗前张望，怎么没人来吃小炒了呢？
原来，饭菜涨价了！
晒晒各高校饭菜价单
我国物价今年持续上涨，尤其是肉禽蛋、粮食等主要副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南风
窗》杂志更称“涨价”已经成了2007年的热门词汇。“对于涨价形势，暑假在家早已有所耳
闻目睹了。回到学校踏进食堂，最关心的就是饭菜价格和质量的变化。”经济学院05级杨同
学向记者讲述了她的担忧。
她打了以前常吃的1.5元一份的配荤，现在价格涨至1.8元，之后她又看了下现在买2.8
元一份的配荤，“其实就相当于以前一块五的菜，以前一块五的土豆烧牛肉就跑到二块八的
行列里去了”。杨同学本学期来学校的第一顿饭因此“吃得不爽”。
从食堂本学期贴出的菜价表可看到，各种饭菜价格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涨价0.1元、0.3
元、0.5元、1元不等。涨幅最大的是小炒系列，最多的涨了3元。
同学们常吃的方便面中，康师傅、统一、好劲道、白象等各大品牌的价格也从今年7
月开始涨价，每袋涨了0.2元、0.3元不等。
据悉，在重庆高校中同样涨价的还有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大学等。在重庆师范大学，上
学期0.20元起价的米饭，这学期要0.30元；包子原来0.50元一个，现在涨到了0.60元。在
重庆大学，素菜每份普遍上涨0.10元—0.20元，荤菜每份普遍上涨了0.50元；面条也由原
来的1.80元/2两涨到3.00元/2两。
部分没涨价的高校也称压力不小，例如四川外语学院、西南大学等。西南大学后勤部的
一学生代表、心理系05级的刘涛说：“我们学校在上学期临近期末时涨过一次，这学期食堂
方面表示压力很大，但仍承诺不再涨价。”据该同学介绍，西南大学目前每份菜价格是：素
菜1元，荤菜一般1.5元或2元，蒸菜3元，小炒最贵的是6元。
部分菜品涨幅高于原材料
记者在我校内三个食堂门口随机采访了10位同学，他们普遍反映能够理解食堂的涨价
行为，但有9位同学都说不能接受现在的饭菜价格，还有2位希望赶快回落。
“涨价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价格上去了，质量和服务却反倒下来了”，经贸法学院05
级的聂增利谈到自己本学期的伙食状况说，“现在每顿吃饭都成了一种任务，而不是享受。
以前常吃的小炒现在都不得不冷落它们了。”
8位同学都说这学期来还没去吃过小炒。涨幅最大的一道小炒是盐煎肉，由3元涨到了
6元。然而贴在三大食堂的《西南政法大学关于重庆市高校统一调整食堂价格的通知》称：
“经请示，从2007年9月1日起调整本校食堂部分食品价格，此次调整幅度不超过50%。”
盐煎肉100％的涨幅已大大突破了这一承诺。
相对原材料的上涨，小面的涨幅也偏高：从1.5元涨到2元，而记者从生活服务中心拿
到的《2007年8月与去年同期部分伙食物资原料价格对比表》看到，面粉售价仍维持在每
公斤2.3元左右，仅涨了5.31％，且食堂工作人员的工资并没提高，这多出来的0.5元从何
而来？
对此，负责管理食堂和超市的生活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董名虎解释：“面粉是没怎么涨，
可食用油等作料涨了。”当记者将这种说法传达给表示不满的乔同学时，她笑了，说：“哇，
这多出来的油花值5毛钱？”
这样的价格变化的确给不少同学的生活带来了压力。“现在每天至少得多花一块多钱的
伙食费，要是奢侈点，炒个小炒一顿就得多花三四块钱。”行政法学院05级乔同学反映每月
父母给的生活费没涨，但食堂饭菜价格却涨了不少。
在对10位同学的采访中，反映每天生活费贵1～2元的有3位，贵2～3元的有4位，
贵3元以上的有3位。这样一个月下来，就要比原来普遍多支出100元左右的伙食费。
那么学校食堂的这种涨价行为是否合情合理呢？
毛利点控制食堂盈利
生活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董名虎称：此次价格调整是符合程序要求和市场行情的，部分
主副食品的指导价均由市教委管理部门、市教育后勤协会、市高校伙食专业委员会拟定。生
活服务中心参考这个指导价以及对重庆其他高校食堂考察所得情况，做出我校食堂的合理定
价，并称每一款价格的变动都是在校长办公会议上通过、并由校长亲自签字同意的。我校后
勤处的杨老师也肯定了这一说法。
作为一个高校内的食品经营单位，董名虎承认学校食堂应该是一个福利性的组织。“但
是我们也需要盈利、需要资金周转，不过我们的毛利点长期以来还是严格控制在市高校伙食
专业委员会指定的行业标准内。”
“毛利点是业内人士多年摸索总结出来的一个盈利范围。盈利高于毛利点，有可能是饭
菜质量没达标；低于毛利点，则很可能是管理不善，浪费太大。”董名虎表示生活服务中心
以后会尽量加强管理减少浪费，从而降低降低成本保证质量。
对于高校饭菜指导价以及毛利点的具体内容，董名虎以行业秘密为由不愿再做更多解
释。只是说到，“举个例子吧，有的菜在重庆市的高校食堂行业里，只允许你获利1毛到1
毛5的话，你是不能逾越这个界限的。”
伙食补助： 雪中送炭还是杯水车薪
针对物价上涨给高校食堂以及学生生活带来的压力，各地纷纷出台补助政策。据《重庆
商报》报道：9月5日，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市政府月度新闻发布会上宣布，9月和10月，
全市贫困大中专学生每月可领取15元的生活补助，如果11月以及以后猪肉价格不降，补贴
还将继续发放。
据悉，我市已建立了资助贫困学生的资助体系。黄奇帆介绍，今年的资助政策将惠及
405万学生，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357万人，普通高中生5300人，中职学生38.7万人，
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学生9万人，所需经费为18.98亿元，其中中央承担11.02
亿元，市级承担6.76亿元。
我校从办公经费中抽出50万元，给学生发放临时生活补贴。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湛晓
芳老师介绍，这笔经费将按照人数比例发放到各学院，学院可结合本院的人数和困难程度，
将所得经费分50元到200元不等发放给贫困学生。“这笔资助发放的覆盖面将非常大。”
湛晓芳老师说。
据了解，新闻传播学院05级是在同年级中最先发放生活补助的学院。该年级将生活补
助分100元与200元两个等级，193人中36人得到补助，补助的覆盖率达18.7％。“有的
学院学院等级分得更多些，覆盖面还要大些。”湛晓芳老师称。
该学院得到补助的周同学说：“有了这笔钱，每天多花的一两块钱可以得到补助了。
但看着比以前高很多的价格，心里还是会有些压力。”
校后勤处的杨老师在接受记者关于补助的采访时说：“补助要发到每一个同学的手上，
学校不主张将其补给食堂。应该直接让学生受益，要保证贫困生吃饱，富裕生吃好。”
正在消失的“西政大峡谷”
记者 雷文英
在西政渝北校园旁，有一条狭长的山谷，由东南向西北蜿蜒，将两座山坡切断，溪流从
中缓缓流过，两岸绿树成荫，几户农家坐落其中„„
几乎没有几个西政人确切地知道，校园里的这个峡谷原本叫什么名字，自从西政入驻渝
北之后，大家就都亲切地叫它——“西政大峡谷”。
如今，一座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大桥将横跨山谷，该桥系“中环线渝北段”工程的一部
分，全长351.925米，宽33.5米，工程预算3933万元，将连接西政及其西北方向的李尔长
安公司所在的两座山头。
“西政大峡谷”原名“童家沟”
一位02级的毕业生说：“刚到学校时, 只有一栋教学楼, 两个年级的公寓宿舍。周围到处
可以见到的都是杂草。学校在山上, 下面有个峡谷, 因为有了西政, 它也被命名为‘西政大峡
谷’。”
西政02年驻渝北时，学校周围荒草从生，唯有西政大峡谷里居住的几户农家散发着生
活的气息，学生们爱到峡谷里玩，农民们也热情地对待这群快乐善良的学生。“那时，我们
远离老校区，没有师兄师姐的指引，缺少和老师的沟通，大峡谷是最好的去处”，从此，西
政人和峡谷里的农家建立起深深的情谊。
而据当地人介绍，这个山谷原本叫童家沟，正在修建的桥梁也因此取名为童家沟大桥。
谷地以前住了五六户人家，2004年国家征地后他们都在城市分到或买了房子，但因土地还
没有被占用，他们仍生活在峡谷里。
在农业园区绿化队工作的许光财老人同老伴住在园区绿化队一幢两层白色楼房里，老两
口负责看守放在房子里的植树工具。房子在西园下方，远离施工的大桥，暂时没有拆掉。
许光财老人表示，以前学生喜欢成群结队的到谷里烧烤 ，有时候还到他这里来买些蔬
菜，要些柴火在草地上野炊。橘子成熟的时候，学生们就下来买些橘子；农忙的时候，好心
的学生还下来帮忙干点农活。有的学生觉得谷里清静，提出要在下面租一间房子住，许光财
老人拒绝了，“房子是园区绿化队的，我做不了主”。
大峡谷里有西政人的回忆，在峡谷里读书，散步，游玩，大学的时光悠悠而过，“那些
日子是我大学生活中最美丽的点缀”。
清幽谷地，正在消失
张悦是07级的新生，她来校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大三师姐带领她参观“西政大峡
谷”。她说：“我们寝室阳台正对大峡谷，早上起床站到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看看绿色风景，
听听鸟叫声，一天的心情特别好。”
正在军训的张悦对大峡谷充满期待：“听师姐说，他们班以前常去大峡谷里烧烤，如果
军训以后有时间，我也想和同学们一起去，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她指着倾倒在峡谷
里的黄色泥堆，“从西政到峡谷的小路都快被泥土埋起来了。”
许光财老人告诉记者，大桥即将施工，前不久童家沟所有人都搬走了，“他们拆除了旧
房，扔掉了旧家具，小猫小狗都送人了。”
“你看这些树木，都是园区绿化队以前种的，”他指着峡谷中一片树林告诉记者，“大
桥施工队要在峡谷里打桥墩，树木要全部移走，这所房子也要拆，什么也不会留下。”
西政首部大学生原创DV 电影《不就是玩吗》曾在峡谷中的小溪旁取景，在溪谷中烧烤
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如今为避免水污染，童家沟小溪上下游拦坝蓄水，这段小溪已经枯水。
西政大峡谷甚至成了有些西政人的精神象征被铭记心中。一位西政学生在自己的博客上
写诗怀念：“我觉得这谷中幽幽一定有一个仙女姑娘„„鸟声悠悠，溪流涓涓，我的整个世
界，暂时与城市无关。”
“刚到西政渝北校区的时候，学校正在搞建设，每天机器轰鸣，尘土飞扬，只有在西政
大峡谷里才能看到成片的绿色，找到一份安宁。”新闻传播学院一名03级的毕业生说，“现
在学校建起来了，绿化也搞好了，西政大峡谷却要消失了。”
推土入谷增新地，放水填沟复原貌
童家沟大桥开通后，像钟红一样的西政清洁工人们将直接受益，她说：“大桥开通后，
将节约很多上班时间。”而钟红现在每天下班后，为了节约路费，都会和同伴一起穿过大峡
谷回家，“从西政到对面很不方便”。
据了解，童家沟大桥是“中环快速干道渝北段”两期工程的衔接点：一期工程起于童家
沟大桥桥头，即学校北园食堂下面，止于南方翻译学院以东约150m 处；二期工程接一期工
程终点至铁山坪隧道洞口处。目前，西政下穿地道挖出的部分泥土已从桥头推入峡谷，而对
面山头也是一片繁忙景象。
《重庆中环快速干道渝北段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简本》中显示，本段公
路需挖出1135804立方米的弃土，弃土场建在童家沟大桥桥头以西的深凹沟涧处，占地面积
约1.5公顷，根据弃方量和堆放坡度，弃土层层压实，弃土完成后将整理成平地。
今年五月，校长助理曹春华也曾透露，西政正在向峡谷方向征地，预计今年底能拿到
500至700亩。征地后学校不但规模变大，各种措施也将更加完善。
峡谷被填掉部分后，峡谷里面又会怎么样呢？施工现场的一位工人表示，上游的河流蓄
水较多，可能会放水淹掉峡谷底部的一部分。许光财老人则表示，要放水的话也不会放很深，
因为渝北区正在蓄水修建大量的水库，所以最多让枯竭的小溪恢复成原貌。（阳洁对此文亦
有贡献）
土瑶：乘着希望的翅膀在飞翔
特约记者 广西三下乡服务队 本报记者 卜巧莹
土瑶，瑶族中的一个支系。全世界现仅有的土瑶民4000多人口, 他们全都分布居住在大
桂山脉的广西贺州市鹅塘镇明梅、槽碓、大明三个瑶族行政村和沙田镇的金竹、新民、狮东
行政村。那里山高林密, 地势险要, 交通闭塞。居住在鹅塘镇境内的土瑶民没有水田, 生产方
式还是原始的刀耕火种, 辛勤劳动耕种一年的收成, 仅够糊口一个月, 而且全是杂粮。
解放50多年来, 土瑶民的婚姻嫁娶都在这4000多人口中以换婚的形式进行, 所以, 土瑶
民的身体素质非常低下„„
“天路”
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向上爬行，两旁是陡峭的岩壁和深不见底的沟壑。只要稍有
不慎，随时都会有撞壁或者坠车的可能。
汽车从山脚开往山顶。坐在车上，感觉到坡越来越陡，路也越来越险，而四周却是越
来越宁静。尽管已是早上九点钟，但山上依旧云雾缭绕，偶尔看见藏在绿色丛林中的一两所
房子或听到一两声山禽的鸣叫。
汽车在山上颠簸得十分厉害，人也容易产生高原反应。但不管是进山还是出山，却只
有这条路可以走。“比起两三个小时脚程的羊肠小道，上学的孩子们更乐意这样有的四级公
路。”一同前往槽碓村的鹅塘镇中心校的何女士颇有感慨地说：“有时他们还可以搭上顺风车
出山。这是过去没有的。”
时间过了一个多小时，汽车终于到达了槽碓小学。说是学校，构造上与镇上常见到的
民房并没有多大差别。只是这里更加破旧、简单；普普通通的水泥房只有两层楼，三个学生
教室，一个老师办公室，几十张破旧的课桌椅；没有操场，没有图书馆阅览室，也看不到厕
所，却在远处的竹林中找到了用树皮搭成的简易的茅坑，连门也没有。学校的背后是村公所
和村卫生所，旁边是一行树皮搭建的“商业街”。“这里就是瑶山的门面，也是瑶山里最热闹
的地方。”陪同的鹅塘镇司法所所长如是说。
土瑶里的孩子们都有一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纯净也很实在。但是，面对着来自山外
的陌生人，五个小学生的眼睛里满是羞涩和胆怯。他们会垂下长长的睫毛，低着头，小心翼
翼地低低地用生硬的普通话说声谢谢。此后便是长时间地沉默，偶尔偷偷地瞟两眼那些“高
大”的山外人。
不管是亲切的关心问候，还是挤鬼脸、逗玩笑，这群孩子们始终都是紧张地蹙在一旁，
从不开口一言，更不愿意加入大家的游戏之中。孩子们有时倚着门用怯生生的眼光打量着山
外人，有时低头攥着衣角。
一位“三下乡”女队员轻轻搭着一个小女孩的肩膀，微笑着问她喜欢什么东西，平时
都做些什么游戏。小女孩顿时满脸窘迫，张开嘴想要说点什么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
只能急得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一个小男孩裤兜里装着鼓鼓的大家进山带去的果冻条，双手抓着满满的糖果，一把塞
到一位女队员的手里：“这个，不好吃。我不要。”然后一溜烟地跑开了。
在我们这些陌生人的远处，五个孩子在一块总能开心地游戏、说笑，有时还会朝着我
们这边指点一二。但一旦我们走近，他们又会恢复原先的紧张无措。只有当我们给他们用带
去的笔记本电脑播放一些西南政法大学的介绍片和重庆风光时，他们才会无所顾虑地端坐在
教室里，睁着大眼睛认真地观看。
追梦
绵绵的大瑶山，一条宽约3米的小溪成为了串联土瑶人家的唯一纽带。在小溪的最上
游，座落着以编制竹箩筐、榨树脂染料和砍伐树木为生的凤金旺全家。凤家一共二十几口人，
凤金旺的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妹妹，还有一个寄养在他家的堂弟，以及大姑姑
和二姑姑两家人。
凤家的房屋和其他的土瑶民居没有太大的区别，仍然是褴褛的外墙，鳞次栉比的栅栏，
屋顶上生满青苔的瓦片，屋前一片空地上奔跑、觅食的鸡、鸭、鹅、小狗、小猫随处可见。
凤家的里屋低矮、黑暗，虽然点着一盏由自家发电机发电的十五瓦的照明灯泡，在一
些角落里依然是伸手不见五指。堂屋里只有一处通光口，光线折射进屋，照亮了还在不停编
制竹筐的凤奶奶。堂屋的墙上贴着对联，供奉着菩萨。里屋和厨房为公用间，凤家一家6
口人都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床上堆满了凌乱的被子、衣物。
凤金旺今年16岁，现就读于鹅塘镇瑶族班初中一年级。每周回家一次，走山路需要花
费5个小时。对于读书和未来，在凤金旺的眼里，读书是走出山门的一条捷径，是希望的未
来。所以如果条件允许，他一定会一直读下去，念高中，考大学。
在凤家的小溪边，他兴奋地跟大家说他的瑶族班，说他的学校，说他擅长的历史、政
治等文科方面的知识。他的语文、数学、英语各科都不错，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他问我们
“要上大学很难么？”“不，你那么聪明，只要努力就可以的。”听到我们的鼓励，他笑了，
眼神里闪烁着点点的光，眼睛是那么可爱而纯净。
凤金旺的哥哥凤木旺今年顺利地考上了贺州学院，是土瑶槽堆村里今年唯一的一个大
学生。凤金旺甚是以哥哥为荣，并以其为榜样，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念上大学。但是，在说到
家里的状况时，他的眼里终究还是闪过一丝犹豫、迷茫和焦虑。
凤金旺和他的堂弟一直在屋前的在小溪边不停地用石头敲打着一根根粗壮的树枝，双
手五指早已成了黄褐色，非常显眼。他告诉我们，这叫做“榨树脂的染料”。 黄褐色的树脂
染料可以用做涂料、颜料等的加工和制作，装满一大袋蛇皮袋就可以卖个十块几块钱，就可
以给他们家带来一笔收入。
我们给孩子们一翼翅膀飞翔
飞翔的天使总有一双美丽的翅膀，但土瑶的孩子们只是单翼的天使。在槽碓，像凤金
旺这样的孩子实在太多：抱着满满的希望奋斗拼搏，努力长成翅膀飞向外面的天空。但是大
山实在太穷，无力给孩子们造就另一只翅膀。
在我们将要告别这里启程归航时，村里的主任和校长非常虔诚地邀请我们再来，他们
希望我们给这里的孩子们带来外面的世界和更多的知识。他们也想要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和属
于他们的一个“小小图书馆”。
土瑶，一个只有4000人口的民族；西政，一座拥有2万学子的象牙之塔。也许，只要
我们少吃一顿肉，少抽一支烟，就能给孩子们一翼翅膀飞翔。
我与土瑶的一次邂逅
李韧
如果不是这次带队三下乡，也许有生之年我都不会去到千里之外的广西小城贺州。从地
理位置上说，这个只有93万人口的桂东城市接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广州。它
的人民的生活习惯也和广东相似，至少饭前都要喝精心煲制出来的汤，待客时多半会有一道
客家菜。
但在贺州短短的一周多时间里，却不断听到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诉说这里的贫困。
往东是经济发达的广州，往西南是广西倾力打造的北部湾经济圈，当地不少人感叹，在广西，
贺州是个被边缘化的弃儿。
其实真正有边缘化危险的是那些世代居于深山里的土瑶人民。这个总人口只有4000多
人的瑶族支系，多数仍生活在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的大桂山脉中，一些地方至今还保留着换
婚的独特风俗。
在我们停留的贺州鹅塘镇槽碓村，当地的村干部和村小学的赵校长用热情的瑶歌迎接
我们这些远到的客人。槽碓村是鹅塘镇三个土瑶行政村之一，蜿蜒山间的一条四级公路是这
里唯一通往外界的出路。当地人称“土瑶活字典”的贺州八步区委宣传部干事刘静介绍说，
倘若要去最远的大明村——鹅塘镇的三个土瑶行政村之一，至少还需要步行五六个小时。而
就是这三个村的土瑶居民，就占了整个土瑶人口的一半以上。
土瑶人热情的山歌使得桌上的“菜肴”相形见绌，三菜一汤——萝卜干、冬瓜、豆腐
干炒肉和青菜豆腐汤。除了萝卜干和青菜，冬瓜、豆腐干、豆腐和大米都是送我们进山的鹅
塘镇司法所所长陈古松赶早集带进村的。陈所长说，如果不这样，我们十六个人的“庞大”
队伍两天四顿饭就能把普通土瑶人家半个月的收入吃得精光。
贫穷和这里的湖光山色一样随处可见。当同学们用随身携带的电脑给一些村小师生播
放西政和重庆的风物短片时，我能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对于这里大多数土瑶孩子而言，这
个巴掌大的小山村就是他们一生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的世界。
当陈所长驾驶的小面包车载着我们摇晃着离开停留了两天一夜的土瑶山村的时候，我
不敢保证下次是否还能有时间来到这个美丽但贫困的地方。不过，我肯定孩子们看电视短片
时的兴奋眼神，已经留下了我们持久的牵挂和期盼。
“我不是神童”
——大学生低龄化现象调查
记者 雷文英
“他不到16岁就上大学了啊！”当得知自己的同班同学生于91年11月份时，新闻传
播学院07级的小魏惊呼，“这么小就上大学了，他是不是神童啊？”对像小魏这样十八九岁
才上大学的学生来说，16岁的年华似乎应该在高中那繁忙沉重的学习当中度过。
站在记者面前的鲁钊宇有点黑，有点壮，着超乎他年龄的成熟与稳重，那就是同学小魏
口中的“神童”。“我不是神童”，他笑道，“我只是上学比别人早一点，所以才这么早就上大
学了。”
5岁半就直接上小学二年级的鲁钊宇，从小学到高三，一直都是班上最小的学生，年龄
虽小，成绩却非常优秀。“高三的时候，我们班转来了好几个91年的学生，他们当中有的比
我还小，成绩也都还可以。”
如今，这些出生在九十年代以后的学生已经步入大学校园，“新生入学登记的时候，看
到好多个年龄不到十六岁的新生，我和我的同学都非常吃惊，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大学生啊。”
民商法学院一位迎新志愿者表示。
低龄化——不争的事实
每年新生入学，学校都会对新生进行年龄统计。《2007新生年龄统计表（本科，不含2
学位）》显示，17岁及17岁以下的新生有193人，约占总人数的5.7%，18岁到20岁的学
生占了90%以上。
“通常情况下，我们学校的大学新生的年龄在18岁到20岁之间，这是比较符合个人成
长规律的，当然也有个别低龄大学生，他们在十四岁或者十五岁就考进大学了，这种情况就
比较少见了。但近几年来，低龄大学生有增多的迹象。”学生处的一位老师透露。
大学生低龄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院07级的一位学生表示，周围有将近
十个同学都只有十六岁。
“我四岁就上小学一年级了，当时我所在的班上的学生几乎都只有四五岁。” 经济学
院的田婉儒今年刚好20岁，现在她已经是大四的学生了，“我的一个不到20岁的朋友现在
已经读研一了。”
这些低龄的大学生往往比其他的学生小了两三岁，他们处在真正的神童和普通学生之
间，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20多岁才上大学的大学生比起来，中间的年龄差几乎横跨了几
个代沟。
低龄大学生的生存状态
能在十五六岁就考进大学，这些低龄的大学生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
在老师和同学的眼中，低龄学生的身上似乎有一种特质。“他们好象比其他学生聪明一
些，反映速度快，学习效率高，学习成绩都很优秀。”这已经成了人们的普遍评价。
鲁钊宇从两三岁就开始接受学习教育，因为启蒙教育早，5岁半的他就能轻松完成小学
一年级的学习要求，于是直接进入二年级。从小到大，鲁都保持着优秀的学习成绩。“但我
小学的时候很内向，几乎不怎么和老师，同学沟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高中才有所好转。”
田婉儒的经历就没有鲁那么幸运，“我四岁上小学一年级，因为太小，学习能力不足，
所以一年级就留级了。”
即使留级一年，田的学习年龄仍然偏小，“我对学习的领悟能力很强，所以留级以后，
很快就上升到了班上前几名。”
作为班上的低龄学生，他们虽然一方面受到老师和同学的照顾，另一方面却因为年龄小，
考虑事情不成熟，遇到了很多困难。“年龄大的同学有稳重感，比较会为人处事，而我们对
很对事理都还不是很明白，所以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当过班干部。” 田婉儒说。
低龄大学生接受教育的时间普遍较早，他们很早就进入学校了。在学习上，他们可能和
其他学生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在生活自理方面，他们面临的问题更多。
“高中时，我们班年龄小的同学和外界的交流能力不强，他们有自己单独的小圈子。” 鲁
钊宇表示，“我们不懂得怎么去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有了感情问题也难以疏导。”
“出名要趁早”？
上世纪80年代，从农村返城的知青们通常都是些大龄青年，他们不但有丰富的人生阅
历，而且对学习都抱着如饥似渴的态度。大龄青年们将实际的生活经验和书本知识融合在一
起，和现在的大学生相比，他们对书本的理解不管是在感性还是理性上都有所超越。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师表示，他上大学时，将大学当作提升自己知识和人格的重要
阶段，而现在的大学变成了部分人成功的跳板了，大学的风气已变，“从大学生低龄化的现
象就可看出社会的浮躁心理”。
那么，20岁读研究生和23岁读研究生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在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
现代社会，年轻已经成为了极为重要的资本，“出名要趁早”成为了很多人的目标。这种社
会风气吹到了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计算起接受教育的时间成本。
“二十多岁正是大好青春，如果我多出三年的时间资本，我就可以干很多其他事情，积
累更多的经验——这有利于我们的社会竞争。” 田婉儒说出了很多人的观点。鲁钊宇也觉得
自己年龄小，心理上会占些优势。
近年来，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早期教育，为了给孩子增加社会竞争的筹码，许多家长
提前将孩子送进校园，大学校园里低龄化的学生也随之出现。
我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义务教育的入学年龄为六周岁，部分地区可定为
七周岁，而这些低龄大学生一般在四五岁就开始了小学生活。
科学研究表明，人类身体各机能的发展和年龄有着密切的关系，6岁时人的头脑和身体
发育刚好完善，是入学的最好时机。
“家长想早点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才，这种心情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揠苗助长，
将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发展 ，效果适得其反。”应用法学院07级的辅导员表示，“如果遇到低
龄学生，更加需要注意他们生活和心理方面需求，不要让他们有落差感和距离感。当然，不
可否认的是许多低龄大学生在学习成绩上是相当出色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
个别低龄学生的学习能力强，引导他超前学习，对个人成长有很大帮助。”
“即使低龄学生有很多竞争优势，将来我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太早上学。我自己就是
低龄学生，了解低龄学生的想法和困惑，我会让孩子健康成长，顺其自然地发展。” 田婉儒
表示。
蹊跷的瓶盖
本报记者 卜巧莹
9月16日下午2时许，新闻05级的向军同学在第三教育超市买了一瓶苹果味的美连达，
结完账后，走出超市时，扭开瓶盖，他定睛一看，瓶盖内侧赫然写到“阿根廷 截止日期2006
年7月30日”。
他笑着说：“难道时光倒流，我再看一次世界杯啊？”
质疑饮料质量问题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饮料会不会过期”，瓶身的标签的上显示保质期是十二个月，生产日
期见瓶盖，而瓶盖外面的打印字码是“2007年4月10日 ×××××”，按理说四月份生
产的饮料9月份喝不会有问题，可是那个阿根廷是怎么回事呢？
在身旁朋友的支持下，向军拿着只喝了一口的美连达，要求超市销售人员退款。
开始，超市销售人员看了看瓶盖内侧，接受了他和同学提出的“饮料过期”的质疑，没
有退款，而是给他们换了一瓶百事可乐。
换回的百事可乐没喝完，店员蒋小波就朝他们跑着追了上来，大声的说：“这瓶没有过
期，我刚才没有看仔细。”
向军身边的应用法学院的罗玉龙说：“即使按照它的标注，饮料没什么问题，可是这分
明是世界杯时候生产的瓶盖，现在套在它头上，也是不合生产规定的。”
店员不耐烦的说：“你把这瓶百事可乐的钱赶快付了，我不跟你讲，你们一点常识也没
有，爱找谁理论找谁理论去！”
“一点常识也没有”这句话让三位同学很是气愤，他们执意不肯支付，并要求店员当场
道歉，店员不肯道歉，在多次要求下，才主动联系了超市的主管方我校生活服务中心的经理。
蒋小波说：“我没有错，不是我的问题，饮料就是没有过期。”
“小”瓶盖亦有“大”文章
不到20分钟，超市的店长邓春梅就出现记者面前，她是接到生活服务中心经理的电话
赶来处理此事的。
我们又从超市的货架上找来一瓶苹果味的美连达，现场比对了两瓶饮料的外观区别。
那瓶盖有问题的汽水，平身的塑料膜的印刷仅凭肉眼就发现模糊粗糙，并且标签上没有
注名任何有关兑奖的事宜。
而新的这瓶汽水，瓶盖内部没有任何标识，外圈上打印的字码是“2007年8月”，也没
有任何情况说明可以兑奖的事。
邓说：“你要相信我们超市的进货渠道都是很正规的，商品的质量也有保障。”她举着瓶
盖有问题的汽水，扬着脸说，“这肯定没有过期。”
对于向军、罗玉龙提出的旧瓶盖回收利用又没有完全处理妥当，就装在新生产的饮料瓶
上的疑问，邓春梅说：“这个我也不能给你科学的解释，这是厂家生产的事，我们可以给你
退钱，然后负责联系进货的厂家。”采访中，邓显得有些激动，还试图想要回那瓶问题饮料。
邓也认为自己手下的员工没有做错，想退钱后结束与我们的谈话时，得知他说了一句“你
们一点常识也没有”，立即脸色一转，要求他向我们道歉。
小蒋微红着脸，双手交叉着，局促站在中间，硬是不肯道歉，操一口重庆口音的他说：
“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可是，我没有做错。这汽水就是没有过期。我不会道歉的。”
一瓶让店员如此有信心的汽水，却有着蹊跷的瓶盖，那么这瓶汽水是存在质量问题的假
冒伪劣还是厂家生产时将过期的瓶盖废物利用呢？
在邓的帮助下，记者联系了重庆市美连达的生产商，他们答应第二天一早9点就派专人
来处理此事。
百事公司：只是瓶盖在作祟
第二天上午，重庆百事天府饮料有限公司现代渠道客户代表钟永娇来到我校，在查看了
那瓶“问题”饮料后，说：“饮料本身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你看明显没有超过质量保证期。
但是瓶盖的确是以前的。”
对于向军和他同学的质疑，他眉头舒展着，笑着说：“那是我们去年世界杯期间搞活动
生产的，只要收集了12个印有不同国家名称的瓶盖就可以兑换一份小礼品。而你知道，像
百事这种大企业，一次生产的规模都很大，有不少瓶盖没有用完，就堆在仓库里。等到兑奖
结束了，就把库存的瓶盖拿来使用，而事实上，瓶盖是没有“过期”之说的。”
话语间，他还谈笑着说：“我大概一个星期来你们西政一次，每次来都胆战心惊的，你
们学法的，权利意识特别强，我每次都担心说不过你们。”
罗玉龙在与与客户代表的理论中，多次提到了“产品质量”和“信誉”等词，小小的瓶
盖，应法专业的他能够发现问题，不放弃作为消费者的每一项权利，钟永娇说：“真是应用
法的，意识就是不一样。”
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平复同学的不满，钟也表示公司将在超市显著位置贴出通知，
将情况解释清楚，消除同学对饮料质量的疑虑，不过考虑到多数同学可能因为这一解释倒对
百事失去了信任，没有问题反倒产生问题，他们正在考虑将部分饮料收回，再运往别处销售。
西政“建牌子”时代
记者 叶昭雪 李煜
9月20日――西政54周年校庆，，我校党委书记张国林在渝北校区办公楼的启动仪式上表
示，以办公大楼正式启用为标志，学校重心将从建房子建园子转移到建“牌子”上来。
至此，西政拓荒渝北的路途进入一个新时期。曾经归属感的缺失，对西政精神模糊的概
念，远离歌乐山的我们开始再次拓荒。
“建园子”终结
9月20日上午，渝北校区七栋建筑都有了新名字，三教和四教变身毓才楼和博学楼。
随着行政机构的整体北移，渝北校区的5年建设工程基本完成。张国林表示，学校目前的硬
件设施，已经完全达到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A 级标准，学校重心将从建房
子建园子转移到建“牌子”上来。 截止到今年9月，对渝北校区的建设，学校共征地1474亩，投入9亿修建完成教学设施、
办公用房和学生宿舍35万平方米，教职工住宅小区一期工程22万平方米也即将交付入住。是
“目前西政历史上最好的条件”。
而五年前西政开始建立渝北校区时，异议之声不绝于耳。那年入学的民商法学院的赵
玺回忆：校园里的荒草比人都高，从北园到三教的这一段上课的路途，每次都走一脚土。“我
们那时天天想着到老校区玩，看到那些参天大树羡慕的很”。
一直到现在，渝北校区最大的一棵树即图书馆门前、2003年50周年校庆时校友捐送的一棵黄角桠树，这棵树虽然有两人合抱那么粗，但由于校区建设被几次迁移，至今没有完整
的树冠。
搬迁的阵痛
看着校园一点点的变化，管理学院05级的徐林（化名）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这边与
老校区相比，不止是少了垂柳依依，似乎也少了歌乐山下的激情愤懑。”
没错，歌乐山下的老校区创造了法学界传奇的“西南现象”，走出了中国法学界的“半
壁江山”，他们的名字在今天光芒夺目——20位大法官、大检察官，多位最高政法机关的管
理者，数十位影响中国法学的学者。
那里的山山水水都是辉煌的纪录。然而走在这边的壮志路，或站在毓秀湖的“楚才桥”
上，我却什么都体会不到，徐林说。
这似乎也是大多数人的感受。法学院杨同学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往返新老校区，她觉得
新校区的同学们对老校区始终是一种崇敬之情，“应该也算是对西政精神的一种景仰吧”。
西政精神的具体含义众说纷纭。2003年3月，我校78级校友、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曾
在《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的演讲中将其概括为：开放的胸怀和独立的精神、扎实严谨的工
作态度和治学精神、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9月19日下午，自称是“西政形象大使”的他又一次回到老校区岭南厅，讲座场面再
现“被撞破大门”的气势。
面对学生对贺卫方无可想象的狂热，我校法理学在读博士蒋海松感慨道：贺卫方可能正好契合了我们这一代对西政精神的那种有点可望不可及的膜拜吧。
新闻传播学院02级陈柯认为，搬迁的阵痛一直以来只是在硬件上缓慢回复，而我们所谓西政人归属感的氛围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慢慢铸造。
“建牌子”时代开始
近几年，这种对西政精神的质疑声音始终不减，贺卫方却并不觉得它会如传言所说渐渐褪去。“我们经过了五十多年的沉淀，一个大学的精神和文脉是持久的，不可能被拦腰斩断。”
如今，以“争优升格”为目标的“第三次创业”终于踏出大的步伐，西政渝北校区迎来“建牌子”时代。
我校刑事诉讼法教授徐静村认为，西政精神是西政人前仆后继、不断努力的象征，而建牌子正是西政精神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也是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徐静村是1963年从西政毕业，1979年起即在此任教，并曾任副校长一职。
然而谁来把这些精神传承给我们呢？
“那些经历过这些精神的人, 他们只是回来跟我们说他们的那种精神, 可是他们后来去了哪里, 都去北大、中政、人大教书了。”06级一位同学说。
这与徐静村的忧虑也有些契合，由于全校60岁以上的老教授只有十几人，“我们只有加紧层层传递，把以踏踏实实做学问起家的西政精神渐渐融入所有人的生活和学习中。”
一位02级的拓荒者也在博客中写到：“西政精神不仅仅靠传承，更多的是新一代西政学子的构建。”
“学校也正逐渐加大校园文化氛围建设的力度”，校宣传部部长张北坪介绍，他否认西政精神出现断层的说法，并透露，学校正在紧急筹备校史馆，里面包含建校54周年以来所有校友包括在校生的档案。
评论：
进入校园的那头猪
特约评论员 高渐离
几个月来，一头猪引发了整个社会对通货膨胀的认识。其实在房地产、资本市场和其他生产、消费资料市场中，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与普通百姓生活紧密度最大的猪肉显著上涨，向社会宣布着通货膨胀时代的来临。
开学之初，这头猪也跑进了校园，主要表现在食堂饭菜的价格的上涨，这使得许多学生苦不堪言，之前作好的生活支出规划大多被打乱，对于家庭贫困的学生，生活费也许不能支持到学期末，学生的学习和工作都受到了不少影响。
怎样才能缓解通货膨胀对学生产生的压力呢，笔者认为应从政府补助和校园餐厅价格管制实现。
首先，国家财政应对于无收入来源的学生作出一定补偿。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表现为：当发生未预期通货膨胀时，有固定货币收入的人以及债权人遭受损失；反之，非固定收入者及债务人则是受益者。在这种效应作用下，股票持有者、企业和国家都是受益者，学生成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假设家庭收入固定且未对校园餐费上涨作出充分反应) 。
学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一方面，他们是国家的未来，从这点看，政府用财政支出分担其部分生活成本与对科研项目等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投资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长远来看，对学生群体的投资收益是基础性的，广泛的；另一方面，作为无收入来源者，政府理应支付其部分生活成本，以减轻其家庭经济负担，解决贫困家庭所面临的困难。事实上，许多学校已经下发了学生补助。
其次，相关部门应对校园餐饮价格作出调控，为防止校园内商家借机大幅提高饭菜价格，可以考虑作出最高限价规定。在中国，高等教育是半市场化的，学校不以营利为目的，学生接受的诸如餐饮等生活方面的服务却是市场化的。政府可以参照城市水价、公车价格以及农产品收购价格的限价行为，对大学校园的餐饮价格作出适量调控，校园的餐饮行业本身就具备规模优势和非充分竞争优势，在餐饮服务商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适当限价是可以尝试的。此外，开源节流也是节约成本的有效办法。
总之，由一头猪引发的社会忧虑是普遍的，而校园饭菜价格的变化在当前大的通胀背景下对学生的生活影响仍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探讨。对于高校食堂，也不应一味考虑饭菜涨价来达到营业利润，。
另类的弱势群体
谢天问
1300元货款分13次，每次汇100元，耗时近1小时将这笔钱汇出。然后，特意新办一张银行卡，拿出99元钱分成99次，每次只存入1元钱，再耗时2小时！这是前不久北京海淀一位李先生对当地一家银行的“报复”举动。原因是银行服务之差让其忍无可忍，多次投诉也无人问津，才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银行的服务质量向来遭人口诛笔伐，一面是工作人员的笑语嫣然，一面是顾客的烦躁难安。而这，显然已不能再归结为“中国人口太多”的陈词滥调。银行的“无为”，早已是一种习惯。人们也已经渐渐熟悉并接受了这种习惯。
在强势的国有垄断企业的面前，再多的顾客也属于弱势。像李先生般的多数人也不经意间成了中国弱势群体的一个另类缩影。
自从2002年前总理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使用“弱势群体”这个词后，它就作为一个流行词汇被广泛使用着。事隔5年，它的范围和含义都已扩大，不再单指不能保持最基本生活水准的人群。即便是生活较为充裕的中国人，也往往会成为弱势群体的另类表达。
弱势群体面对是直接的财力、权力以及它们的衍生物——暴力的威胁和压迫，同时容忍少量社会资源的大众分享。当权力、资本和社会资源合谋时，无怪乎很多人都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早就成为了弱势群体的一员。
在等级日益淡化的今天，地位遂成了阶层的代名词。地位的高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个人或集体的社会资源占有量。垄断企业的有恃无恐，恰恰源于对资源的垄断。在房地产商面前，盲目的购买者是弱势群体；在对税收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污染企业面前，受害的居民又是弱势群体。前者与后者的地位，在一个就连法制都如此弱势的国家里，差别便显得格外明显。
“为客户服务”一直也是垄断集团们的口号之一，但它毕竟只是守则，不是法律，人们无法对它强制执行，顶多牢骚几句，或者如李先生这般以恶制恶。
服务没有约束，弱势群体也就很难享受到最基本的人性的服务。如果人口的大多数在无望之下铤而走险，伤害的不仅仅是民众、法律，还有那些强势集团自身。
当国学的糟粕大行其道
汪云奎
不知从何时起，国学一改文革和五四的被批斗局面，成为了主流媒体的新宠儿被大肆炒作着。国外汉语热让国人增光不少，而国内的国学复兴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但久而久之，即使打着恢复汉文化这块民族招牌，对国学领情的人也似乎越来越少，人们开始质疑，这闹得
沸沸扬扬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学。
“国学”该是一门学问，既有孔孟儒学之正统精细，老庄之逍遥奇诡，又有释氏佛学的玄奥广博。但现在国学似乎正流于一项“形象工程”。一面是身着古装唱戏般的祭孔大礼，一面又是几千中学生齐刷刷地跪拜“教主李阳”；刚读完商业化的“纯金版”经典著作，又在看一幕接一幕的“后宫传奇”。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道理自不言自明，可当“糟粕”披着“精华”的外衣，堂而皇之地爬上祭坛的时候，又有多少“朝拜者”会去分辨而又能分辨出来呢？21世纪的国学正假恢复传统民族文化之口，以这种歪曲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美国之音在今年4月份如此评价目前大行其道的国学热：“（中国）20世纪初的国学研究做出了令今人叹为观止的学术成就，21世纪的国学热则多是缺乏学术内容的炒作和泡沫。”
或许，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但却不乏其合理性。诸如“权谋文化”——这一专制统治的象征如今正大行其道，《权谋大全》、《曾国藩权术》之类的图书连篇累牍地宣扬古代官场的权术谋略和驭人诡术，无怪乎越来越关于国学需要冷思考的呼声越来越大。
而每年交上三五万，每周听上两三节“国学课”的各式总裁们组成的“国学班”又能对汉文化的发展有什么贡献呢？至于人们逐渐开始抛弃原著而接受“百家之说”更是舍本逐末。如果《论语心得》能代替《论语》，《庄子心得》就是《庄子》，那么《论语》、《庄子》又有什么用呢？不如天天跟着于丹，或许还能混成“七十二贤士”。
对国学的盲目推崇某种意义上也会造成固步自封。传统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瑰宝，自是博大精深，但绝不可能是整个世界。过度尊崇国学，把它置于至上的地位，不可避免要造成排外情绪滋生，文化上的自大较之清朝的天朝上国梦一样可怕。
何去何从的电视选秀？
黄亚芬
9月6日，《三联生活周刊》以《选秀的终结》为封面标题，剑指由“第一次心动”中的低俗事件对整个电视选秀可能造成的生死攸关的影响。它断言“广电总局的决定可能直接影响明年选秀节目的命运”。必须承认，它预测得合理而准确，因为在杂志出版两周后，新出台的政令就为此提供了注解。
9月20日，在叫停了一系列低俗节目之后，广电总局又下达了关于禁止省级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选秀节目的通知，对选秀节目的限制从播出的场次、节目的长度、主持人的言谈，一直细化到选手的发型服饰等等。排除这些细枝末节，最具杀伤力的应该是“不得在19：30至22：30时段播出”以及“不得采用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
时段限制会影响受众的人数和广告商的亲睐度，而禁止场外投票，既会降低观众的参与度进而波及收视率，同时也将是电视台一笔不小的直接经济损失。
但这种强硬的“断奶”之举究竟会否致命却还有待商榷。2006年3月，广电总局同样下达四道“紧箍咒”打压选秀，但依然有200多个选秀节目在全国各地举办得如火如荼。诚然，较之05年的鼎盛时期，06年“超女”的收视率下降了不少，但这更多的是因为受众的审美疲劳以及其他节目对收视率的分割。
总局的禁令从十月一日开始实施，与其颁布之日仅隔十天，看似具有相当时效性，实则如同一纸空文。早在九月底，今年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型选秀节目都已相继落幕，它的施行对象已经毫无分量可言。
另外，随着08奥运的临近对受众和广告资源的抢占，各台也早已在为明年的生计考量，
即使没有这道禁令，选秀节目的改革同样势在必行。
广电总局殚精竭虑扫荡低俗之风，归根究底，是为了维护和保持作为国有电视台的教育、宣传、监督功能，保证导向上的政治正确，但却忽视了市场运作下电视台的生存规律，也即香港学者许子东感慨的“只管‘脑袋’，不管‘肚子’”。在国家把众多具有公益性的事业投入市场后，它们只能自谋生路。也因此，他们需要眼球，需要受众，需要广告。
在没有其他更具活力的节目样式诞生之前，选秀节目在狭缝中求生存也该是毫无疑问。只是，为了规避与政策的冲突，它可能更会是一个“四不像”， 毕竟经常出现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
或许我们的电视台，在导向和市场的逼仄中，可以借用报纸的经营模式，开办具有专职功能的商业电视台，让政治的归政治，市场的归市场。
2008年，选秀节目将何去何从？人们只能静观其变。
安倍走后，谁来承担历史的责任？
谢涛
9月12日，日本第90任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辞职。名义上安倍是为了履行之前关于参议院不通过《反恐特别措施法》，“便辞职卸甲”的承诺，但实际是因内阁成员丑闻不断，加之备受参议院选举失利阴影的困扰，无奈之下才挥泪辞职。
无论安倍在日本国内的政绩如何，都不可否认，在改善小泉时期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局面上，他的功劳不小。尽管有人说这只是他的政治策略，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真实态度，但安倍上任组阁不到两周就开始了“破冰之旅”，并以他访华为契机，中日两国确实为改善降到冰点的双边关系迈出了第一步。
而今，在安倍突然辞职，接班人的对华态度还是未知数的状况下，中日关系这股跌宕起伏刚刚重新交汇了的泉流，可能会因源头的干涸，再次面临缓流的困境。
中日纠缠不清的状态，总是弥漫着一股氤氲的雾霭。日本军国主义对历史的态度、中国的迅速崛起对照日本经济的萧条、中日两国民族文化的同源和对立式的发展，使一衣带水的两个国家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中。
一方面是政治外交的原则，关系着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自尊；一方面又是道德的倾斜和缺失，代表着中国民众的愤慨和谴责，面对着日本右翼分子的自大和有恃无恐，我们又怎能轻易原谅？在这种背景下，能出现一个像德国科尔总理那样正视历史、反省历史的日本首相显得是那么的珍贵和必要，毕竟中日两国的普通民众，终究渴望着友好交往，经贸互利。安倍在时，似乎还能看到一点曙光，而现在，随着安倍的离去，那本就不多的信心再次陷入了虚无，虽然有专家分析说他的辞职对中日关系影响有限，然安倍走后，谁来承担历史的使命和责任？
但另一方面，国民对中日关系走向的担心又是荒诞而无奈的表现。当我们企图把改善两国关系的重任寄托于一个领导者的主观意志时，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反思和苦笑的事。
曾经，在安倍始踏上被喻为“破冰之旅”的访华路途时，美联社援引荷兰汉学家柯伟亮的话说，两年后，日本人回望这次中日两国首脑会面时可能会说：“看，他是尼克松！”只是，在现在迷茫的状态下，这让人振奋并充满希冀的预言，不知应验呢？
声音：
我是西政的形象大使。
——9月19日，我校著名校友贺卫方教授在演讲时如此形容自己。
你买房了吗？
——这是目前公交车上老师们最流行的问候语。
早知道学费涨了这么多，我们会考虑其他的选择。
——面对学费近25%的上涨幅度，有新生家长感慨道。
同学放学后把教室的灯关了。要有这个意识。
——新闻传播学院的程德安老师下课后对学生说。
食堂涨价惹争议
本报记者 卜巧莹 周后祯
2007年9月3日，学校正式开学行课。中午吃饭时分，三食堂小炒窗前空无一人，再
也没有上学期排起的长龙。炒菜的大师傅们，把炒锅架在灶上，不断地回头像窗外张望，有
的则干脆站在了窗前张望，怎么没人来吃小炒了呢？
原来，饭菜涨价了！
晒晒各高校饭菜价单
我国物价今年持续上涨，尤其是肉禽蛋、粮食等主要副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南风
窗》杂志更称“涨价”已经成了2007年的热门词汇。“对于涨价形势，暑假在家早已有所耳
闻目睹了。回到学校踏进食堂，最关心的就是饭菜价格和质量的变化。”经济学院05级杨同
学向记者讲述了她的担忧。
她打了以前常吃的1.5元一份的配荤，现在价格涨至1.8元，之后她又看了下现在买2.8
元一份的配荤，“其实就相当于以前一块五的菜，以前一块五的土豆烧牛肉就跑到二块八的
行列里去了”。杨同学本学期来学校的第一顿饭因此“吃得不爽”。
从食堂本学期贴出的菜价表可看到，各种饭菜价格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涨价0.1元、0.3
元、0.5元、1元不等。涨幅最大的是小炒系列，最多的涨了3元。
同学们常吃的方便面中，康师傅、统一、好劲道、白象等各大品牌的价格也从今年7
月开始涨价，每袋涨了0.2元、0.3元不等。
据悉，在重庆高校中同样涨价的还有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大学等。在重庆师范大学，上
学期0.20元起价的米饭，这学期要0.30元；包子原来0.50元一个，现在涨到了0.60元。在
重庆大学，素菜每份普遍上涨0.10元—0.20元，荤菜每份普遍上涨了0.50元；面条也由原
来的1.80元/2两涨到3.00元/2两。
部分没涨价的高校也称压力不小，例如四川外语学院、西南大学等。西南大学后勤部的
一学生代表、心理系05级的刘涛说：“我们学校在上学期临近期末时涨过一次，这学期食堂
方面表示压力很大，但仍承诺不再涨价。”据该同学介绍，西南大学目前每份菜价格是：素
菜1元，荤菜一般1.5元或2元，蒸菜3元，小炒最贵的是6元。
部分菜品涨幅高于原材料
记者在我校内三个食堂门口随机采访了10位同学，他们普遍反映能够理解食堂的涨价
行为，但有9位同学都说不能接受现在的饭菜价格，还有2位希望赶快回落。
“涨价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价格上去了，质量和服务却反倒下来了”，经贸法学院05
级的聂增利谈到自己本学期的伙食状况说，“现在每顿吃饭都成了一种任务，而不是享受。
以前常吃的小炒现在都不得不冷落它们了。”
8位同学都说这学期来还没去吃过小炒。涨幅最大的一道小炒是盐煎肉，由3元涨到了
6元。然而贴在三大食堂的《西南政法大学关于重庆市高校统一调整食堂价格的通知》称：
“经请示，从2007年9月1日起调整本校食堂部分食品价格，此次调整幅度不超过50%。”
盐煎肉100％的涨幅已大大突破了这一承诺。
相对原材料的上涨，小面的涨幅也偏高：从1.5元涨到2元，而记者从生活服务中心拿
到的《2007年8月与去年同期部分伙食物资原料价格对比表》看到，面粉售价仍维持在每
公斤2.3元左右，仅涨了5.31％，且食堂工作人员的工资并没提高，这多出来的0.5元从何
而来？
对此，负责管理食堂和超市的生活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董名虎解释：“面粉是没怎么涨，
可食用油等作料涨了。”当记者将这种说法传达给表示不满的乔同学时，她笑了，说：“哇，
这多出来的油花值5毛钱？”
这样的价格变化的确给不少同学的生活带来了压力。“现在每天至少得多花一块多钱的
伙食费，要是奢侈点，炒个小炒一顿就得多花三四块钱。”行政法学院05级乔同学反映每月
父母给的生活费没涨，但食堂饭菜价格却涨了不少。
在对10位同学的采访中，反映每天生活费贵1～2元的有3位，贵2～3元的有4位，
贵3元以上的有3位。这样一个月下来，就要比原来普遍多支出100元左右的伙食费。
那么学校食堂的这种涨价行为是否合情合理呢？
毛利点控制食堂盈利
生活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董名虎称：此次价格调整是符合程序要求和市场行情的，部分
主副食品的指导价均由市教委管理部门、市教育后勤协会、市高校伙食专业委员会拟定。生
活服务中心参考这个指导价以及对重庆其他高校食堂考察所得情况，做出我校食堂的合理定
价，并称每一款价格的变动都是在校长办公会议上通过、并由校长亲自签字同意的。我校后
勤处的杨老师也肯定了这一说法。
作为一个高校内的食品经营单位，董名虎承认学校食堂应该是一个福利性的组织。“但
是我们也需要盈利、需要资金周转，不过我们的毛利点长期以来还是严格控制在市高校伙食
专业委员会指定的行业标准内。”
“毛利点是业内人士多年摸索总结出来的一个盈利范围。盈利高于毛利点，有可能是饭
菜质量没达标；低于毛利点，则很可能是管理不善，浪费太大。”董名虎表示生活服务中心
以后会尽量加强管理减少浪费，从而降低降低成本保证质量。
对于高校饭菜指导价以及毛利点的具体内容，董名虎以行业秘密为由不愿再做更多解
释。只是说到，“举个例子吧，有的菜在重庆市的高校食堂行业里，只允许你获利1毛到1
毛5的话，你是不能逾越这个界限的。”
伙食补助： 雪中送炭还是杯水车薪
针对物价上涨给高校食堂以及学生生活带来的压力，各地纷纷出台补助政策。据《重庆
商报》报道：9月5日，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市政府月度新闻发布会上宣布，9月和10月，
全市贫困大中专学生每月可领取15元的生活补助，如果11月以及以后猪肉价格不降，补贴
还将继续发放。
据悉，我市已建立了资助贫困学生的资助体系。黄奇帆介绍，今年的资助政策将惠及
405万学生，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357万人，普通高中生5300人，中职学生38.7万人，
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学生9万人，所需经费为18.98亿元，其中中央承担11.02
亿元，市级承担6.76亿元。
我校从办公经费中抽出50万元，给学生发放临时生活补贴。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湛晓
芳老师介绍，这笔经费将按照人数比例发放到各学院，学院可结合本院的人数和困难程度，
将所得经费分50元到200元不等发放给贫困学生。“这笔资助发放的覆盖面将非常大。”
湛晓芳老师说。
据了解，新闻传播学院05级是在同年级中最先发放生活补助的学院。该年级将生活补
助分100元与200元两个等级，193人中36人得到补助，补助的覆盖率达18.7％。“有的
学院学院等级分得更多些，覆盖面还要大些。”湛晓芳老师称。
该学院得到补助的周同学说：“有了这笔钱，每天多花的一两块钱可以得到补助了。
但看着比以前高很多的价格，心里还是会有些压力。”
校后勤处的杨老师在接受记者关于补助的采访时说：“补助要发到每一个同学的手上，
学校不主张将其补给食堂。应该直接让学生受益，要保证贫困生吃饱，富裕生吃好。”
正在消失的“西政大峡谷”
记者 雷文英
在西政渝北校园旁，有一条狭长的山谷，由东南向西北蜿蜒，将两座山坡切断，溪流从
中缓缓流过，两岸绿树成荫，几户农家坐落其中„„
几乎没有几个西政人确切地知道，校园里的这个峡谷原本叫什么名字，自从西政入驻渝
北之后，大家就都亲切地叫它——“西政大峡谷”。
如今，一座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大桥将横跨山谷，该桥系“中环线渝北段”工程的一部
分，全长351.925米，宽33.5米，工程预算3933万元，将连接西政及其西北方向的李尔长
安公司所在的两座山头。
“西政大峡谷”原名“童家沟”
一位02级的毕业生说：“刚到学校时, 只有一栋教学楼, 两个年级的公寓宿舍。周围到处
可以见到的都是杂草。学校在山上, 下面有个峡谷, 因为有了西政, 它也被命名为‘西政大峡
谷’。”
西政02年驻渝北时，学校周围荒草从生，唯有西政大峡谷里居住的几户农家散发着生
活的气息，学生们爱到峡谷里玩，农民们也热情地对待这群快乐善良的学生。“那时，我们
远离老校区，没有师兄师姐的指引，缺少和老师的沟通，大峡谷是最好的去处”，从此，西
政人和峡谷里的农家建立起深深的情谊。
而据当地人介绍，这个山谷原本叫童家沟，正在修建的桥梁也因此取名为童家沟大桥。
谷地以前住了五六户人家，2004年国家征地后他们都在城市分到或买了房子，但因土地还
没有被占用，他们仍生活在峡谷里。
在农业园区绿化队工作的许光财老人同老伴住在园区绿化队一幢两层白色楼房里，老两
口负责看守放在房子里的植树工具。房子在西园下方，远离施工的大桥，暂时没有拆掉。
许光财老人表示，以前学生喜欢成群结队的到谷里烧烤 ，有时候还到他这里来买些蔬
菜，要些柴火在草地上野炊。橘子成熟的时候，学生们就下来买些橘子；农忙的时候，好心
的学生还下来帮忙干点农活。有的学生觉得谷里清静，提出要在下面租一间房子住，许光财
老人拒绝了，“房子是园区绿化队的，我做不了主”。
大峡谷里有西政人的回忆，在峡谷里读书，散步，游玩，大学的时光悠悠而过，“那些
日子是我大学生活中最美丽的点缀”。
清幽谷地，正在消失
张悦是07级的新生，她来校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大三师姐带领她参观“西政大峡
谷”。她说：“我们寝室阳台正对大峡谷，早上起床站到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看看绿色风景，
听听鸟叫声，一天的心情特别好。”
正在军训的张悦对大峡谷充满期待：“听师姐说，他们班以前常去大峡谷里烧烤，如果
军训以后有时间，我也想和同学们一起去，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她指着倾倒在峡谷
里的黄色泥堆，“从西政到峡谷的小路都快被泥土埋起来了。”
许光财老人告诉记者，大桥即将施工，前不久童家沟所有人都搬走了，“他们拆除了旧
房，扔掉了旧家具，小猫小狗都送人了。”
“你看这些树木，都是园区绿化队以前种的，”他指着峡谷中一片树林告诉记者，“大
桥施工队要在峡谷里打桥墩，树木要全部移走，这所房子也要拆，什么也不会留下。”
西政首部大学生原创DV 电影《不就是玩吗》曾在峡谷中的小溪旁取景，在溪谷中烧烤
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如今为避免水污染，童家沟小溪上下游拦坝蓄水，这段小溪已经枯水。
西政大峡谷甚至成了有些西政人的精神象征被铭记心中。一位西政学生在自己的博客上
写诗怀念：“我觉得这谷中幽幽一定有一个仙女姑娘„„鸟声悠悠，溪流涓涓，我的整个世
界，暂时与城市无关。”
“刚到西政渝北校区的时候，学校正在搞建设，每天机器轰鸣，尘土飞扬，只有在西政
大峡谷里才能看到成片的绿色，找到一份安宁。”新闻传播学院一名03级的毕业生说，“现
在学校建起来了，绿化也搞好了，西政大峡谷却要消失了。”
推土入谷增新地，放水填沟复原貌
童家沟大桥开通后，像钟红一样的西政清洁工人们将直接受益，她说：“大桥开通后，
将节约很多上班时间。”而钟红现在每天下班后，为了节约路费，都会和同伴一起穿过大峡
谷回家，“从西政到对面很不方便”。
据了解，童家沟大桥是“中环快速干道渝北段”两期工程的衔接点：一期工程起于童家
沟大桥桥头，即学校北园食堂下面，止于南方翻译学院以东约150m 处；二期工程接一期工
程终点至铁山坪隧道洞口处。目前，西政下穿地道挖出的部分泥土已从桥头推入峡谷，而对
面山头也是一片繁忙景象。
《重庆中环快速干道渝北段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简本》中显示，本段公
路需挖出1135804立方米的弃土，弃土场建在童家沟大桥桥头以西的深凹沟涧处，占地面积
约1.5公顷，根据弃方量和堆放坡度，弃土层层压实，弃土完成后将整理成平地。
今年五月，校长助理曹春华也曾透露，西政正在向峡谷方向征地，预计今年底能拿到
500至700亩。征地后学校不但规模变大，各种措施也将更加完善。
峡谷被填掉部分后，峡谷里面又会怎么样呢？施工现场的一位工人表示，上游的河流蓄
水较多，可能会放水淹掉峡谷底部的一部分。许光财老人则表示，要放水的话也不会放很深，
因为渝北区正在蓄水修建大量的水库，所以最多让枯竭的小溪恢复成原貌。（阳洁对此文亦
有贡献）
土瑶：乘着希望的翅膀在飞翔
特约记者 广西三下乡服务队 本报记者 卜巧莹
土瑶，瑶族中的一个支系。全世界现仅有的土瑶民4000多人口, 他们全都分布居住在大
桂山脉的广西贺州市鹅塘镇明梅、槽碓、大明三个瑶族行政村和沙田镇的金竹、新民、狮东
行政村。那里山高林密, 地势险要, 交通闭塞。居住在鹅塘镇境内的土瑶民没有水田, 生产方
式还是原始的刀耕火种, 辛勤劳动耕种一年的收成, 仅够糊口一个月, 而且全是杂粮。
解放50多年来, 土瑶民的婚姻嫁娶都在这4000多人口中以换婚的形式进行, 所以, 土瑶
民的身体素质非常低下„„
“天路”
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向上爬行，两旁是陡峭的岩壁和深不见底的沟壑。只要稍有
不慎，随时都会有撞壁或者坠车的可能。
汽车从山脚开往山顶。坐在车上，感觉到坡越来越陡，路也越来越险，而四周却是越
来越宁静。尽管已是早上九点钟，但山上依旧云雾缭绕，偶尔看见藏在绿色丛林中的一两所
房子或听到一两声山禽的鸣叫。
汽车在山上颠簸得十分厉害，人也容易产生高原反应。但不管是进山还是出山，却只
有这条路可以走。“比起两三个小时脚程的羊肠小道，上学的孩子们更乐意这样有的四级公
路。”一同前往槽碓村的鹅塘镇中心校的何女士颇有感慨地说：“有时他们还可以搭上顺风车
出山。这是过去没有的。”
时间过了一个多小时，汽车终于到达了槽碓小学。说是学校，构造上与镇上常见到的
民房并没有多大差别。只是这里更加破旧、简单；普普通通的水泥房只有两层楼，三个学生
教室，一个老师办公室，几十张破旧的课桌椅；没有操场，没有图书馆阅览室，也看不到厕
所，却在远处的竹林中找到了用树皮搭成的简易的茅坑，连门也没有。学校的背后是村公所
和村卫生所，旁边是一行树皮搭建的“商业街”。“这里就是瑶山的门面，也是瑶山里最热闹
的地方。”陪同的鹅塘镇司法所所长如是说。
土瑶里的孩子们都有一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纯净也很实在。但是，面对着来自山外
的陌生人，五个小学生的眼睛里满是羞涩和胆怯。他们会垂下长长的睫毛，低着头，小心翼
翼地低低地用生硬的普通话说声谢谢。此后便是长时间地沉默，偶尔偷偷地瞟两眼那些“高
大”的山外人。
不管是亲切的关心问候，还是挤鬼脸、逗玩笑，这群孩子们始终都是紧张地蹙在一旁，
从不开口一言，更不愿意加入大家的游戏之中。孩子们有时倚着门用怯生生的眼光打量着山
外人，有时低头攥着衣角。
一位“三下乡”女队员轻轻搭着一个小女孩的肩膀，微笑着问她喜欢什么东西，平时
都做些什么游戏。小女孩顿时满脸窘迫，张开嘴想要说点什么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
只能急得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一个小男孩裤兜里装着鼓鼓的大家进山带去的果冻条，双手抓着满满的糖果，一把塞
到一位女队员的手里：“这个，不好吃。我不要。”然后一溜烟地跑开了。
在我们这些陌生人的远处，五个孩子在一块总能开心地游戏、说笑，有时还会朝着我
们这边指点一二。但一旦我们走近，他们又会恢复原先的紧张无措。只有当我们给他们用带
去的笔记本电脑播放一些西南政法大学的介绍片和重庆风光时，他们才会无所顾虑地端坐在
教室里，睁着大眼睛认真地观看。
追梦
绵绵的大瑶山，一条宽约3米的小溪成为了串联土瑶人家的唯一纽带。在小溪的最上
游，座落着以编制竹箩筐、榨树脂染料和砍伐树木为生的凤金旺全家。凤家一共二十几口人，
凤金旺的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妹妹，还有一个寄养在他家的堂弟，以及大姑姑
和二姑姑两家人。
凤家的房屋和其他的土瑶民居没有太大的区别，仍然是褴褛的外墙，鳞次栉比的栅栏，
屋顶上生满青苔的瓦片，屋前一片空地上奔跑、觅食的鸡、鸭、鹅、小狗、小猫随处可见。
凤家的里屋低矮、黑暗，虽然点着一盏由自家发电机发电的十五瓦的照明灯泡，在一
些角落里依然是伸手不见五指。堂屋里只有一处通光口，光线折射进屋，照亮了还在不停编
制竹筐的凤奶奶。堂屋的墙上贴着对联，供奉着菩萨。里屋和厨房为公用间，凤家一家6
口人都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床上堆满了凌乱的被子、衣物。
凤金旺今年16岁，现就读于鹅塘镇瑶族班初中一年级。每周回家一次，走山路需要花
费5个小时。对于读书和未来，在凤金旺的眼里，读书是走出山门的一条捷径，是希望的未
来。所以如果条件允许，他一定会一直读下去，念高中，考大学。
在凤家的小溪边，他兴奋地跟大家说他的瑶族班，说他的学校，说他擅长的历史、政
治等文科方面的知识。他的语文、数学、英语各科都不错，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他问我们
“要上大学很难么？”“不，你那么聪明，只要努力就可以的。”听到我们的鼓励，他笑了，
眼神里闪烁着点点的光，眼睛是那么可爱而纯净。
凤金旺的哥哥凤木旺今年顺利地考上了贺州学院，是土瑶槽堆村里今年唯一的一个大
学生。凤金旺甚是以哥哥为荣，并以其为榜样，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念上大学。但是，在说到
家里的状况时，他的眼里终究还是闪过一丝犹豫、迷茫和焦虑。
凤金旺和他的堂弟一直在屋前的在小溪边不停地用石头敲打着一根根粗壮的树枝，双
手五指早已成了黄褐色，非常显眼。他告诉我们，这叫做“榨树脂的染料”。 黄褐色的树脂
染料可以用做涂料、颜料等的加工和制作，装满一大袋蛇皮袋就可以卖个十块几块钱，就可
以给他们家带来一笔收入。
我们给孩子们一翼翅膀飞翔
飞翔的天使总有一双美丽的翅膀，但土瑶的孩子们只是单翼的天使。在槽碓，像凤金
旺这样的孩子实在太多：抱着满满的希望奋斗拼搏，努力长成翅膀飞向外面的天空。但是大
山实在太穷，无力给孩子们造就另一只翅膀。
在我们将要告别这里启程归航时，村里的主任和校长非常虔诚地邀请我们再来，他们
希望我们给这里的孩子们带来外面的世界和更多的知识。他们也想要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和属
于他们的一个“小小图书馆”。
土瑶，一个只有4000人口的民族；西政，一座拥有2万学子的象牙之塔。也许，只要
我们少吃一顿肉，少抽一支烟，就能给孩子们一翼翅膀飞翔。
我与土瑶的一次邂逅
李韧
如果不是这次带队三下乡，也许有生之年我都不会去到千里之外的广西小城贺州。从地
理位置上说，这个只有93万人口的桂东城市接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广州。它
的人民的生活习惯也和广东相似，至少饭前都要喝精心煲制出来的汤，待客时多半会有一道
客家菜。
但在贺州短短的一周多时间里，却不断听到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诉说这里的贫困。
往东是经济发达的广州，往西南是广西倾力打造的北部湾经济圈，当地不少人感叹，在广西，
贺州是个被边缘化的弃儿。
其实真正有边缘化危险的是那些世代居于深山里的土瑶人民。这个总人口只有4000多
人的瑶族支系，多数仍生活在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的大桂山脉中，一些地方至今还保留着换
婚的独特风俗。
在我们停留的贺州鹅塘镇槽碓村，当地的村干部和村小学的赵校长用热情的瑶歌迎接
我们这些远到的客人。槽碓村是鹅塘镇三个土瑶行政村之一，蜿蜒山间的一条四级公路是这
里唯一通往外界的出路。当地人称“土瑶活字典”的贺州八步区委宣传部干事刘静介绍说，
倘若要去最远的大明村——鹅塘镇的三个土瑶行政村之一，至少还需要步行五六个小时。而
就是这三个村的土瑶居民，就占了整个土瑶人口的一半以上。
土瑶人热情的山歌使得桌上的“菜肴”相形见绌，三菜一汤——萝卜干、冬瓜、豆腐
干炒肉和青菜豆腐汤。除了萝卜干和青菜，冬瓜、豆腐干、豆腐和大米都是送我们进山的鹅
塘镇司法所所长陈古松赶早集带进村的。陈所长说，如果不这样，我们十六个人的“庞大”
队伍两天四顿饭就能把普通土瑶人家半个月的收入吃得精光。
贫穷和这里的湖光山色一样随处可见。当同学们用随身携带的电脑给一些村小师生播
放西政和重庆的风物短片时，我能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对于这里大多数土瑶孩子而言，这
个巴掌大的小山村就是他们一生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的世界。
当陈所长驾驶的小面包车载着我们摇晃着离开停留了两天一夜的土瑶山村的时候，我
不敢保证下次是否还能有时间来到这个美丽但贫困的地方。不过，我肯定孩子们看电视短片
时的兴奋眼神，已经留下了我们持久的牵挂和期盼。
“我不是神童”
——大学生低龄化现象调查
记者 雷文英
“他不到16岁就上大学了啊！”当得知自己的同班同学生于91年11月份时，新闻传
播学院07级的小魏惊呼，“这么小就上大学了，他是不是神童啊？”对像小魏这样十八九岁
才上大学的学生来说，16岁的年华似乎应该在高中那繁忙沉重的学习当中度过。
站在记者面前的鲁钊宇有点黑，有点壮，着超乎他年龄的成熟与稳重，那就是同学小魏
口中的“神童”。“我不是神童”，他笑道，“我只是上学比别人早一点，所以才这么早就上大
学了。”
5岁半就直接上小学二年级的鲁钊宇，从小学到高三，一直都是班上最小的学生，年龄
虽小，成绩却非常优秀。“高三的时候，我们班转来了好几个91年的学生，他们当中有的比
我还小，成绩也都还可以。”
如今，这些出生在九十年代以后的学生已经步入大学校园，“新生入学登记的时候，看
到好多个年龄不到十六岁的新生，我和我的同学都非常吃惊，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大学生啊。”
民商法学院一位迎新志愿者表示。
低龄化——不争的事实
每年新生入学，学校都会对新生进行年龄统计。《2007新生年龄统计表（本科，不含2
学位）》显示，17岁及17岁以下的新生有193人，约占总人数的5.7%，18岁到20岁的学
生占了90%以上。
“通常情况下，我们学校的大学新生的年龄在18岁到20岁之间，这是比较符合个人成
长规律的，当然也有个别低龄大学生，他们在十四岁或者十五岁就考进大学了，这种情况就
比较少见了。但近几年来，低龄大学生有增多的迹象。”学生处的一位老师透露。
大学生低龄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院07级的一位学生表示，周围有将近
十个同学都只有十六岁。
“我四岁就上小学一年级了，当时我所在的班上的学生几乎都只有四五岁。” 经济学
院的田婉儒今年刚好20岁，现在她已经是大四的学生了，“我的一个不到20岁的朋友现在
已经读研一了。”
这些低龄的大学生往往比其他的学生小了两三岁，他们处在真正的神童和普通学生之
间，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20多岁才上大学的大学生比起来，中间的年龄差几乎横跨了几
个代沟。
低龄大学生的生存状态
能在十五六岁就考进大学，这些低龄的大学生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
在老师和同学的眼中，低龄学生的身上似乎有一种特质。“他们好象比其他学生聪明一
些，反映速度快，学习效率高，学习成绩都很优秀。”这已经成了人们的普遍评价。
鲁钊宇从两三岁就开始接受学习教育，因为启蒙教育早，5岁半的他就能轻松完成小学
一年级的学习要求，于是直接进入二年级。从小到大，鲁都保持着优秀的学习成绩。“但我
小学的时候很内向，几乎不怎么和老师，同学沟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高中才有所好转。”
田婉儒的经历就没有鲁那么幸运，“我四岁上小学一年级，因为太小，学习能力不足，
所以一年级就留级了。”
即使留级一年，田的学习年龄仍然偏小，“我对学习的领悟能力很强，所以留级以后，
很快就上升到了班上前几名。”
作为班上的低龄学生，他们虽然一方面受到老师和同学的照顾，另一方面却因为年龄小，
考虑事情不成熟，遇到了很多困难。“年龄大的同学有稳重感，比较会为人处事，而我们对
很对事理都还不是很明白，所以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当过班干部。” 田婉儒说。
低龄大学生接受教育的时间普遍较早，他们很早就进入学校了。在学习上，他们可能和
其他学生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在生活自理方面，他们面临的问题更多。
“高中时，我们班年龄小的同学和外界的交流能力不强，他们有自己单独的小圈子。” 鲁
钊宇表示，“我们不懂得怎么去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有了感情问题也难以疏导。”
“出名要趁早”？
上世纪80年代，从农村返城的知青们通常都是些大龄青年，他们不但有丰富的人生阅
历，而且对学习都抱着如饥似渴的态度。大龄青年们将实际的生活经验和书本知识融合在一
起，和现在的大学生相比，他们对书本的理解不管是在感性还是理性上都有所超越。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师表示，他上大学时，将大学当作提升自己知识和人格的重要
阶段，而现在的大学变成了部分人成功的跳板了，大学的风气已变，“从大学生低龄化的现
象就可看出社会的浮躁心理”。
那么，20岁读研究生和23岁读研究生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在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
现代社会，年轻已经成为了极为重要的资本，“出名要趁早”成为了很多人的目标。这种社
会风气吹到了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计算起接受教育的时间成本。
“二十多岁正是大好青春，如果我多出三年的时间资本，我就可以干很多其他事情，积
累更多的经验——这有利于我们的社会竞争。” 田婉儒说出了很多人的观点。鲁钊宇也觉得
自己年龄小，心理上会占些优势。
近年来，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早期教育，为了给孩子增加社会竞争的筹码，许多家长
提前将孩子送进校园，大学校园里低龄化的学生也随之出现。
我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义务教育的入学年龄为六周岁，部分地区可定为
七周岁，而这些低龄大学生一般在四五岁就开始了小学生活。
科学研究表明，人类身体各机能的发展和年龄有着密切的关系，6岁时人的头脑和身体
发育刚好完善，是入学的最好时机。
“家长想早点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才，这种心情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揠苗助长，
将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发展 ，效果适得其反。”应用法学院07级的辅导员表示，“如果遇到低
龄学生，更加需要注意他们生活和心理方面需求，不要让他们有落差感和距离感。当然，不
可否认的是许多低龄大学生在学习成绩上是相当出色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
个别低龄学生的学习能力强，引导他超前学习，对个人成长有很大帮助。”
“即使低龄学生有很多竞争优势，将来我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太早上学。我自己就是
低龄学生，了解低龄学生的想法和困惑，我会让孩子健康成长，顺其自然地发展。” 田婉儒
表示。
蹊跷的瓶盖
本报记者 卜巧莹
9月16日下午2时许，新闻05级的向军同学在第三教育超市买了一瓶苹果味的美连达，
结完账后，走出超市时，扭开瓶盖，他定睛一看，瓶盖内侧赫然写到“阿根廷 截止日期2006
年7月30日”。
他笑着说：“难道时光倒流，我再看一次世界杯啊？”
质疑饮料质量问题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饮料会不会过期”，瓶身的标签的上显示保质期是十二个月，生产日
期见瓶盖，而瓶盖外面的打印字码是“2007年4月10日 ×××××”，按理说四月份生
产的饮料9月份喝不会有问题，可是那个阿根廷是怎么回事呢？
在身旁朋友的支持下，向军拿着只喝了一口的美连达，要求超市销售人员退款。
开始，超市销售人员看了看瓶盖内侧，接受了他和同学提出的“饮料过期”的质疑，没
有退款，而是给他们换了一瓶百事可乐。
换回的百事可乐没喝完，店员蒋小波就朝他们跑着追了上来，大声的说：“这瓶没有过
期，我刚才没有看仔细。”
向军身边的应用法学院的罗玉龙说：“即使按照它的标注，饮料没什么问题，可是这分
明是世界杯时候生产的瓶盖，现在套在它头上，也是不合生产规定的。”
店员不耐烦的说：“你把这瓶百事可乐的钱赶快付了，我不跟你讲，你们一点常识也没
有，爱找谁理论找谁理论去！”
“一点常识也没有”这句话让三位同学很是气愤，他们执意不肯支付，并要求店员当场
道歉，店员不肯道歉，在多次要求下，才主动联系了超市的主管方我校生活服务中心的经理。
蒋小波说：“我没有错，不是我的问题，饮料就是没有过期。”
“小”瓶盖亦有“大”文章
不到20分钟，超市的店长邓春梅就出现记者面前，她是接到生活服务中心经理的电话
赶来处理此事的。
我们又从超市的货架上找来一瓶苹果味的美连达，现场比对了两瓶饮料的外观区别。
那瓶盖有问题的汽水，平身的塑料膜的印刷仅凭肉眼就发现模糊粗糙，并且标签上没有
注名任何有关兑奖的事宜。
而新的这瓶汽水，瓶盖内部没有任何标识，外圈上打印的字码是“2007年8月”，也没
有任何情况说明可以兑奖的事。
邓说：“你要相信我们超市的进货渠道都是很正规的，商品的质量也有保障。”她举着瓶
盖有问题的汽水，扬着脸说，“这肯定没有过期。”
对于向军、罗玉龙提出的旧瓶盖回收利用又没有完全处理妥当，就装在新生产的饮料瓶
上的疑问，邓春梅说：“这个我也不能给你科学的解释，这是厂家生产的事，我们可以给你
退钱，然后负责联系进货的厂家。”采访中，邓显得有些激动，还试图想要回那瓶问题饮料。
邓也认为自己手下的员工没有做错，想退钱后结束与我们的谈话时，得知他说了一句“你
们一点常识也没有”，立即脸色一转，要求他向我们道歉。
小蒋微红着脸，双手交叉着，局促站在中间，硬是不肯道歉，操一口重庆口音的他说：
“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可是，我没有做错。这汽水就是没有过期。我不会道歉的。”
一瓶让店员如此有信心的汽水，却有着蹊跷的瓶盖，那么这瓶汽水是存在质量问题的假
冒伪劣还是厂家生产时将过期的瓶盖废物利用呢？
在邓的帮助下，记者联系了重庆市美连达的生产商，他们答应第二天一早9点就派专人
来处理此事。
百事公司：只是瓶盖在作祟
第二天上午，重庆百事天府饮料有限公司现代渠道客户代表钟永娇来到我校，在查看了
那瓶“问题”饮料后，说：“饮料本身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你看明显没有超过质量保证期。
但是瓶盖的确是以前的。”
对于向军和他同学的质疑，他眉头舒展着，笑着说：“那是我们去年世界杯期间搞活动
生产的，只要收集了12个印有不同国家名称的瓶盖就可以兑换一份小礼品。而你知道，像
百事这种大企业，一次生产的规模都很大，有不少瓶盖没有用完，就堆在仓库里。等到兑奖
结束了，就把库存的瓶盖拿来使用，而事实上，瓶盖是没有“过期”之说的。”
话语间，他还谈笑着说：“我大概一个星期来你们西政一次，每次来都胆战心惊的，你
们学法的，权利意识特别强，我每次都担心说不过你们。”
罗玉龙在与与客户代表的理论中，多次提到了“产品质量”和“信誉”等词，小小的瓶
盖，应法专业的他能够发现问题，不放弃作为消费者的每一项权利，钟永娇说：“真是应用
法的，意识就是不一样。”
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平复同学的不满，钟也表示公司将在超市显著位置贴出通知，
将情况解释清楚，消除同学对饮料质量的疑虑，不过考虑到多数同学可能因为这一解释倒对
百事失去了信任，没有问题反倒产生问题，他们正在考虑将部分饮料收回，再运往别处销售。
西政“建牌子”时代
记者 叶昭雪 李煜
9月20日――西政54周年校庆，，我校党委书记张国林在渝北校区办公楼的启动仪式上表
示，以办公大楼正式启用为标志，学校重心将从建房子建园子转移到建“牌子”上来。
至此，西政拓荒渝北的路途进入一个新时期。曾经归属感的缺失，对西政精神模糊的概
念，远离歌乐山的我们开始再次拓荒。
“建园子”终结
9月20日上午，渝北校区七栋建筑都有了新名字，三教和四教变身毓才楼和博学楼。
随着行政机构的整体北移，渝北校区的5年建设工程基本完成。张国林表示，学校目前的硬
件设施，已经完全达到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A 级标准，学校重心将从建房
子建园子转移到建“牌子”上来。 截止到今年9月，对渝北校区的建设，学校共征地1474亩，投入9亿修建完成教学设施、
办公用房和学生宿舍35万平方米，教职工住宅小区一期工程22万平方米也即将交付入住。是
“目前西政历史上最好的条件”。
而五年前西政开始建立渝北校区时，异议之声不绝于耳。那年入学的民商法学院的赵
玺回忆：校园里的荒草比人都高，从北园到三教的这一段上课的路途，每次都走一脚土。“我
们那时天天想着到老校区玩，看到那些参天大树羡慕的很”。
一直到现在，渝北校区最大的一棵树即图书馆门前、2003年50周年校庆时校友捐送的一棵黄角桠树，这棵树虽然有两人合抱那么粗，但由于校区建设被几次迁移，至今没有完整
的树冠。
搬迁的阵痛
看着校园一点点的变化，管理学院05级的徐林（化名）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这边与
老校区相比，不止是少了垂柳依依，似乎也少了歌乐山下的激情愤懑。”
没错，歌乐山下的老校区创造了法学界传奇的“西南现象”，走出了中国法学界的“半
壁江山”，他们的名字在今天光芒夺目——20位大法官、大检察官，多位最高政法机关的管
理者，数十位影响中国法学的学者。
那里的山山水水都是辉煌的纪录。然而走在这边的壮志路，或站在毓秀湖的“楚才桥”
上，我却什么都体会不到，徐林说。
这似乎也是大多数人的感受。法学院杨同学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往返新老校区，她觉得
新校区的同学们对老校区始终是一种崇敬之情，“应该也算是对西政精神的一种景仰吧”。
西政精神的具体含义众说纷纭。2003年3月，我校78级校友、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曾
在《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的演讲中将其概括为：开放的胸怀和独立的精神、扎实严谨的工
作态度和治学精神、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9月19日下午，自称是“西政形象大使”的他又一次回到老校区岭南厅，讲座场面再
现“被撞破大门”的气势。
面对学生对贺卫方无可想象的狂热，我校法理学在读博士蒋海松感慨道：贺卫方可能正好契合了我们这一代对西政精神的那种有点可望不可及的膜拜吧。
新闻传播学院02级陈柯认为，搬迁的阵痛一直以来只是在硬件上缓慢回复，而我们所谓西政人归属感的氛围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慢慢铸造。
“建牌子”时代开始
近几年，这种对西政精神的质疑声音始终不减，贺卫方却并不觉得它会如传言所说渐渐褪去。“我们经过了五十多年的沉淀，一个大学的精神和文脉是持久的，不可能被拦腰斩断。”
如今，以“争优升格”为目标的“第三次创业”终于踏出大的步伐，西政渝北校区迎来“建牌子”时代。
我校刑事诉讼法教授徐静村认为，西政精神是西政人前仆后继、不断努力的象征，而建牌子正是西政精神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也是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徐静村是1963年从西政毕业，1979年起即在此任教，并曾任副校长一职。
然而谁来把这些精神传承给我们呢？
“那些经历过这些精神的人, 他们只是回来跟我们说他们的那种精神, 可是他们后来去了哪里, 都去北大、中政、人大教书了。”06级一位同学说。
这与徐静村的忧虑也有些契合，由于全校60岁以上的老教授只有十几人，“我们只有加紧层层传递，把以踏踏实实做学问起家的西政精神渐渐融入所有人的生活和学习中。”
一位02级的拓荒者也在博客中写到：“西政精神不仅仅靠传承，更多的是新一代西政学子的构建。”
“学校也正逐渐加大校园文化氛围建设的力度”，校宣传部部长张北坪介绍，他否认西政精神出现断层的说法，并透露，学校正在紧急筹备校史馆，里面包含建校54周年以来所有校友包括在校生的档案。
评论：
进入校园的那头猪
特约评论员 高渐离
几个月来，一头猪引发了整个社会对通货膨胀的认识。其实在房地产、资本市场和其他生产、消费资料市场中，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与普通百姓生活紧密度最大的猪肉显著上涨，向社会宣布着通货膨胀时代的来临。
开学之初，这头猪也跑进了校园，主要表现在食堂饭菜的价格的上涨，这使得许多学生苦不堪言，之前作好的生活支出规划大多被打乱，对于家庭贫困的学生，生活费也许不能支持到学期末，学生的学习和工作都受到了不少影响。
怎样才能缓解通货膨胀对学生产生的压力呢，笔者认为应从政府补助和校园餐厅价格管制实现。
首先，国家财政应对于无收入来源的学生作出一定补偿。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表现为：当发生未预期通货膨胀时，有固定货币收入的人以及债权人遭受损失；反之，非固定收入者及债务人则是受益者。在这种效应作用下，股票持有者、企业和国家都是受益者，学生成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假设家庭收入固定且未对校园餐费上涨作出充分反应) 。
学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一方面，他们是国家的未来，从这点看，政府用财政支出分担其部分生活成本与对科研项目等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投资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长远来看，对学生群体的投资收益是基础性的，广泛的；另一方面，作为无收入来源者，政府理应支付其部分生活成本，以减轻其家庭经济负担，解决贫困家庭所面临的困难。事实上，许多学校已经下发了学生补助。
其次，相关部门应对校园餐饮价格作出调控，为防止校园内商家借机大幅提高饭菜价格，可以考虑作出最高限价规定。在中国，高等教育是半市场化的，学校不以营利为目的，学生接受的诸如餐饮等生活方面的服务却是市场化的。政府可以参照城市水价、公车价格以及农产品收购价格的限价行为，对大学校园的餐饮价格作出适量调控，校园的餐饮行业本身就具备规模优势和非充分竞争优势，在餐饮服务商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适当限价是可以尝试的。此外，开源节流也是节约成本的有效办法。
总之，由一头猪引发的社会忧虑是普遍的，而校园饭菜价格的变化在当前大的通胀背景下对学生的生活影响仍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探讨。对于高校食堂，也不应一味考虑饭菜涨价来达到营业利润，。
另类的弱势群体
谢天问
1300元货款分13次，每次汇100元，耗时近1小时将这笔钱汇出。然后，特意新办一张银行卡，拿出99元钱分成99次，每次只存入1元钱，再耗时2小时！这是前不久北京海淀一位李先生对当地一家银行的“报复”举动。原因是银行服务之差让其忍无可忍，多次投诉也无人问津，才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银行的服务质量向来遭人口诛笔伐，一面是工作人员的笑语嫣然，一面是顾客的烦躁难安。而这，显然已不能再归结为“中国人口太多”的陈词滥调。银行的“无为”，早已是一种习惯。人们也已经渐渐熟悉并接受了这种习惯。
在强势的国有垄断企业的面前，再多的顾客也属于弱势。像李先生般的多数人也不经意间成了中国弱势群体的一个另类缩影。
自从2002年前总理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使用“弱势群体”这个词后，它就作为一个流行词汇被广泛使用着。事隔5年，它的范围和含义都已扩大，不再单指不能保持最基本生活水准的人群。即便是生活较为充裕的中国人，也往往会成为弱势群体的另类表达。
弱势群体面对是直接的财力、权力以及它们的衍生物——暴力的威胁和压迫，同时容忍少量社会资源的大众分享。当权力、资本和社会资源合谋时，无怪乎很多人都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早就成为了弱势群体的一员。
在等级日益淡化的今天，地位遂成了阶层的代名词。地位的高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个人或集体的社会资源占有量。垄断企业的有恃无恐，恰恰源于对资源的垄断。在房地产商面前，盲目的购买者是弱势群体；在对税收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污染企业面前，受害的居民又是弱势群体。前者与后者的地位，在一个就连法制都如此弱势的国家里，差别便显得格外明显。
“为客户服务”一直也是垄断集团们的口号之一，但它毕竟只是守则，不是法律，人们无法对它强制执行，顶多牢骚几句，或者如李先生这般以恶制恶。
服务没有约束，弱势群体也就很难享受到最基本的人性的服务。如果人口的大多数在无望之下铤而走险，伤害的不仅仅是民众、法律，还有那些强势集团自身。
当国学的糟粕大行其道
汪云奎
不知从何时起，国学一改文革和五四的被批斗局面，成为了主流媒体的新宠儿被大肆炒作着。国外汉语热让国人增光不少，而国内的国学复兴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但久而久之，即使打着恢复汉文化这块民族招牌，对国学领情的人也似乎越来越少，人们开始质疑，这闹得
沸沸扬扬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学。
“国学”该是一门学问，既有孔孟儒学之正统精细，老庄之逍遥奇诡，又有释氏佛学的玄奥广博。但现在国学似乎正流于一项“形象工程”。一面是身着古装唱戏般的祭孔大礼，一面又是几千中学生齐刷刷地跪拜“教主李阳”；刚读完商业化的“纯金版”经典著作，又在看一幕接一幕的“后宫传奇”。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道理自不言自明，可当“糟粕”披着“精华”的外衣，堂而皇之地爬上祭坛的时候，又有多少“朝拜者”会去分辨而又能分辨出来呢？21世纪的国学正假恢复传统民族文化之口，以这种歪曲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美国之音在今年4月份如此评价目前大行其道的国学热：“（中国）20世纪初的国学研究做出了令今人叹为观止的学术成就，21世纪的国学热则多是缺乏学术内容的炒作和泡沫。”
或许，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但却不乏其合理性。诸如“权谋文化”——这一专制统治的象征如今正大行其道，《权谋大全》、《曾国藩权术》之类的图书连篇累牍地宣扬古代官场的权术谋略和驭人诡术，无怪乎越来越关于国学需要冷思考的呼声越来越大。
而每年交上三五万，每周听上两三节“国学课”的各式总裁们组成的“国学班”又能对汉文化的发展有什么贡献呢？至于人们逐渐开始抛弃原著而接受“百家之说”更是舍本逐末。如果《论语心得》能代替《论语》，《庄子心得》就是《庄子》，那么《论语》、《庄子》又有什么用呢？不如天天跟着于丹，或许还能混成“七十二贤士”。
对国学的盲目推崇某种意义上也会造成固步自封。传统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瑰宝，自是博大精深，但绝不可能是整个世界。过度尊崇国学，把它置于至上的地位，不可避免要造成排外情绪滋生，文化上的自大较之清朝的天朝上国梦一样可怕。
何去何从的电视选秀？
黄亚芬
9月6日，《三联生活周刊》以《选秀的终结》为封面标题，剑指由“第一次心动”中的低俗事件对整个电视选秀可能造成的生死攸关的影响。它断言“广电总局的决定可能直接影响明年选秀节目的命运”。必须承认，它预测得合理而准确，因为在杂志出版两周后，新出台的政令就为此提供了注解。
9月20日，在叫停了一系列低俗节目之后，广电总局又下达了关于禁止省级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选秀节目的通知，对选秀节目的限制从播出的场次、节目的长度、主持人的言谈，一直细化到选手的发型服饰等等。排除这些细枝末节，最具杀伤力的应该是“不得在19：30至22：30时段播出”以及“不得采用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
时段限制会影响受众的人数和广告商的亲睐度，而禁止场外投票，既会降低观众的参与度进而波及收视率，同时也将是电视台一笔不小的直接经济损失。
但这种强硬的“断奶”之举究竟会否致命却还有待商榷。2006年3月，广电总局同样下达四道“紧箍咒”打压选秀，但依然有200多个选秀节目在全国各地举办得如火如荼。诚然，较之05年的鼎盛时期，06年“超女”的收视率下降了不少，但这更多的是因为受众的审美疲劳以及其他节目对收视率的分割。
总局的禁令从十月一日开始实施，与其颁布之日仅隔十天，看似具有相当时效性，实则如同一纸空文。早在九月底，今年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型选秀节目都已相继落幕，它的施行对象已经毫无分量可言。
另外，随着08奥运的临近对受众和广告资源的抢占，各台也早已在为明年的生计考量，
即使没有这道禁令，选秀节目的改革同样势在必行。
广电总局殚精竭虑扫荡低俗之风，归根究底，是为了维护和保持作为国有电视台的教育、宣传、监督功能，保证导向上的政治正确，但却忽视了市场运作下电视台的生存规律，也即香港学者许子东感慨的“只管‘脑袋’，不管‘肚子’”。在国家把众多具有公益性的事业投入市场后，它们只能自谋生路。也因此，他们需要眼球，需要受众，需要广告。
在没有其他更具活力的节目样式诞生之前，选秀节目在狭缝中求生存也该是毫无疑问。只是，为了规避与政策的冲突，它可能更会是一个“四不像”， 毕竟经常出现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
或许我们的电视台，在导向和市场的逼仄中，可以借用报纸的经营模式，开办具有专职功能的商业电视台，让政治的归政治，市场的归市场。
2008年，选秀节目将何去何从？人们只能静观其变。
安倍走后，谁来承担历史的责任？
谢涛
9月12日，日本第90任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辞职。名义上安倍是为了履行之前关于参议院不通过《反恐特别措施法》，“便辞职卸甲”的承诺，但实际是因内阁成员丑闻不断，加之备受参议院选举失利阴影的困扰，无奈之下才挥泪辞职。
无论安倍在日本国内的政绩如何，都不可否认，在改善小泉时期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局面上，他的功劳不小。尽管有人说这只是他的政治策略，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真实态度，但安倍上任组阁不到两周就开始了“破冰之旅”，并以他访华为契机，中日两国确实为改善降到冰点的双边关系迈出了第一步。
而今，在安倍突然辞职，接班人的对华态度还是未知数的状况下，中日关系这股跌宕起伏刚刚重新交汇了的泉流，可能会因源头的干涸，再次面临缓流的困境。
中日纠缠不清的状态，总是弥漫着一股氤氲的雾霭。日本军国主义对历史的态度、中国的迅速崛起对照日本经济的萧条、中日两国民族文化的同源和对立式的发展，使一衣带水的两个国家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中。
一方面是政治外交的原则，关系着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自尊；一方面又是道德的倾斜和缺失，代表着中国民众的愤慨和谴责，面对着日本右翼分子的自大和有恃无恐，我们又怎能轻易原谅？在这种背景下，能出现一个像德国科尔总理那样正视历史、反省历史的日本首相显得是那么的珍贵和必要，毕竟中日两国的普通民众，终究渴望着友好交往，经贸互利。安倍在时，似乎还能看到一点曙光，而现在，随着安倍的离去，那本就不多的信心再次陷入了虚无，虽然有专家分析说他的辞职对中日关系影响有限，然安倍走后，谁来承担历史的使命和责任？
但另一方面，国民对中日关系走向的担心又是荒诞而无奈的表现。当我们企图把改善两国关系的重任寄托于一个领导者的主观意志时，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反思和苦笑的事。
曾经，在安倍始踏上被喻为“破冰之旅”的访华路途时，美联社援引荷兰汉学家柯伟亮的话说，两年后，日本人回望这次中日两国首脑会面时可能会说：“看，他是尼克松！”只是，在现在迷茫的状态下，这让人振奋并充满希冀的预言，不知应验呢？
声音：
我是西政的形象大使。
——9月19日，我校著名校友贺卫方教授在演讲时如此形容自己。
你买房了吗？
——这是目前公交车上老师们最流行的问候语。
早知道学费涨了这么多，我们会考虑其他的选择。
——面对学费近25%的上涨幅度，有新生家长感慨道。
同学放学后把教室的灯关了。要有这个意识。
——新闻传播学院的程德安老师下课后对学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