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大学教育
1958年夏天，在中国土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1958年3月成都会议，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同年9月，刘少奇在河南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人民日报》6月13日报道：在党的总路线光辉照耀下，适应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继续提高现有高等院校并由国家投资兴建新的院校外，同时打破办大学的神秘观点，地方和群众也开始大办高等学校。甘肃省第一所县办大学——永登工业大学，只花了500元就办成了。浙江省在1958年一年就创办了55所高等学校。江苏省6月初两天中已涌现12所新的高等学校。河南省到1959年高校猛增到42所。河北省正定县北早现村就成立了“农业科学院”和一所“农业大学”，科学院的“研究员”是农业大学下放到农村实习的一批学生、本地的农业技术员和农村的几个不识字的“土专家”，农业大学则抽调一些中学教员和农业技术干部当“教授”。我国高等学校由1957年的229所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比1957年增长了462﹒8％。始终走在全国前面的河南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所大学，后来一个县一所，一个公社一所。1958年6月20日，《河南日报》在社论《打破迷信办大学》中说：“今天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由群众自己办、自己教、自己学的大学”，是“共产主义教育事业的萌芽”，是“一个创举”。河南省登封县一个乡6个月就宣称“普及了大学教育”，全乡院办了各种学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钢铁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共产主义大学和工、农、水、林、医等12所大学外，还提出了“人人学、个个抓、超过北大和清华”的口号。河南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是上过报的典型，这个大学有10个系，共有学员529人，这10个系分别是：1、政治系，主要学习党的政策和基本知识；2、工业系，学习炼钢铁和机械和电气，学生主要集中在工业区（炼钢铁的土高炉所在）和拖拉机站；3、农业系，学习农业基本知识，怎么种高产作物；4、财会系，学习财务管理；5、文艺系，学习歌曲、戏剧、音乐，自编自演，在学习之余，要上田头演出；6、卫生系，学习卫生保健和防疫以及接生知识；7、科学技术研究系，学习气象、土壤、作物栽培、病虫害防治、品种杂交，据说经常搞一些震惊中外的试验；8、林业系，学习苗圃管理、果木杂交；9、文化系，所有各系的人员都是文化系的学员，按照各自的程度分为高小、初中班，大概专门为红专大学的学员补习文化课的；10、政法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法文件，据说是专门培养各个生产队
公安干部的。
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业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
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 这种盲目发展，严重违背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超过了国家经济和办学条件的负担能力，影响了教育质量，使教育事业陷入混乱状态。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条件与其他客观条件，主观上又盲目冒进，以群众政治运动方式，突击办学，结果兴办的只是一批“运动
学校”，而无多少实际教育效果。
普及大学教育
1958年夏天，在中国土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1958年3月成都会议，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同年9月，刘少奇在河南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人民日报》6月13日报道：在党的总路线光辉照耀下，适应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继续提高现有高等院校并由国家投资兴建新的院校外，同时打破办大学的神秘观点，地方和群众也开始大办高等学校。甘肃省第一所县办大学——永登工业大学，只花了500元就办成了。浙江省在1958年一年就创办了55所高等学校。江苏省6月初两天中已涌现12所新的高等学校。河南省到1959年高校猛增到42所。河北省正定县北早现村就成立了“农业科学院”和一所“农业大学”，科学院的“研究员”是农业大学下放到农村实习的一批学生、本地的农业技术员和农村的几个不识字的“土专家”，农业大学则抽调一些中学教员和农业技术干部当“教授”。我国高等学校由1957年的229所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比1957年增长了462﹒8％。始终走在全国前面的河南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所大学，后来一个县一所，一个公社一所。1958年6月20日，《河南日报》在社论《打破迷信办大学》中说：“今天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由群众自己办、自己教、自己学的大学”，是“共产主义教育事业的萌芽”，是“一个创举”。河南省登封县一个乡6个月就宣称“普及了大学教育”，全乡院办了各种学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钢铁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共产主义大学和工、农、水、林、医等12所大学外，还提出了“人人学、个个抓、超过北大和清华”的口号。河南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是上过报的典型，这个大学有10个系，共有学员529人，这10个系分别是：1、政治系，主要学习党的政策和基本知识；2、工业系，学习炼钢铁和机械和电气，学生主要集中在工业区（炼钢铁的土高炉所在）和拖拉机站；3、农业系，学习农业基本知识，怎么种高产作物；4、财会系，学习财务管理；5、文艺系，学习歌曲、戏剧、音乐，自编自演，在学习之余，要上田头演出；6、卫生系，学习卫生保健和防疫以及接生知识；7、科学技术研究系，学习气象、土壤、作物栽培、病虫害防治、品种杂交，据说经常搞一些震惊中外的试验；8、林业系，学习苗圃管理、果木杂交；9、文化系，所有各系的人员都是文化系的学员，按照各自的程度分为高小、初中班，大概专门为红专大学的学员补习文化课的；10、政法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法文件，据说是专门培养各个生产队
公安干部的。
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业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
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 这种盲目发展，严重违背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超过了国家经济和办学条件的负担能力，影响了教育质量，使教育事业陷入混乱状态。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条件与其他客观条件，主观上又盲目冒进，以群众政治运动方式，突击办学，结果兴办的只是一批“运动
学校”，而无多少实际教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