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儒家思想，很多人会有一些疑问，或者说是疑虑，归纳起来大概有两个：
第一，儒家思想，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将人分为不同层级的，就像前面说，儒家思想是针对最低一等的士构建起来的，但是终究还是一种针对贵族，针对统治阶级的思想，与我们这些普通人有什么关系？
第二，儒家思想，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在强调对人性的束缚，是在帮助统治阶层，来愚弄劳苦大众的。怎么会让我们这些普通劳动者，打工者感到轻松与快乐呢？
其实，这些疑问是长期的错误宣传造成的，是当年一些对儒学一知半解，甚至半知不解的人，为了赶上崇尚西学的时髦，而放出来的厥词。这种言论，对于学问而言，是可耻的；对于对公众的影响，对文化与公理的传承而言，更可谓罪莫大焉。
因为，在孔子眼中，的确有君子小人之分，而且君子是劳心者，小人是劳力者，君子是管理者，小人是被管理者。
但是孔子用来君子小人之分的标准，与当时的传统观念，是有着本质性的不同的。换句话说，君子与小人这两个名词并不是孔子发明的，而是当时的社会中，早已存在的了。所谓君子，就是君的儿子，君的孩子，也就是贵族的后裔。所以此时的君子小人之分，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
然而，这也仅仅是一个表象，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关系，之所以能够稳定，其背后必然要有其合理性。
这种以血缘关系划分的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中国的历史上至少存在了上千年，它背后的合理性，就是当时只有这些君的孩子，才有机会学习，才有机会掌握各种管理国家，保卫国家的技能。
所以是血缘决定了知识的归属权，而知识决定了这种关系的合理性。即谁掌握知识，谁就应当扮演管理者的角色，反之没有知识的人，就只能扮演被管理者的角色。
这一点，直到今天也是正确的。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一些君的孩子们，虽然拥有知识，却也不去为国家，为小人服务；另一方面，一些小人，或者再经济上已经沦为小人的边缘型君子们，却因为拥有知识，而产生了参与到国家管理中来的志愿。
这样，实际上就在原有的君子小人之间，出现了一个以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意愿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一个新的阶层。孔子口中的君子，孔子关注的君子，实际上就是这个阶层中的人。
他们的基本特征有两个，第一是他们有获取知识的愿望；第二他们有将获得的知识，应用到社会的管理中去的志向。所以，孔子的君子定义，实际上一个道德概念。
根据这个定义，
一方面，为普通劳动者，或者需要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赚取生活资料的人，提供了一条合理地提升自己人生格局的路径；
另一方面，也对原有的以血缘关系定义的君子，进行了区分，即只有将其拥有的知识与能力，运用到对社会的管理中去，他才是一个君子，否则就是一个混饭吃的小人，与靠耕种获食的农民唯一区别，不过是劳动的方式不同罢了。
这就在实际上，将君子与小人的区分，从先天的血缘关系，推进到了后天的对知识的掌握与运用关系上。也就是，只要接受过教育的人，都有机会变成一个君子，而且原则上也应当去成为一个君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儒家的思想才能够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才能够指导我们今天的思想与行为，而且意义越来越重大，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人，比如，如今的你我，就有机会成为一个君子，成为一个有志于道的士，有机会摆脱作为一个小人的苦恼了。
所以，孔子创始的儒家思想，非但不是对人性的束缚，而且还是对人性的大解放。其基本原理，与两千多年以后，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西方民主革命，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自孔子以后，中国的社会实际上是一种，适应于当时的生产力关系的民主社会，与西方的以人人平等为表象的民主不同，它的基本特征，或者说构建原理，就是把国家的管理权，交给那些君子，那些有志于道的士。
而国家的职责，就是培养和选拔这种有志于道的士，也就是君子。
说到儒家思想，很多人会有一些疑问，或者说是疑虑，归纳起来大概有两个：
第一，儒家思想，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将人分为不同层级的，就像前面说，儒家思想是针对最低一等的士构建起来的，但是终究还是一种针对贵族，针对统治阶级的思想，与我们这些普通人有什么关系？
第二，儒家思想，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在强调对人性的束缚，是在帮助统治阶层，来愚弄劳苦大众的。怎么会让我们这些普通劳动者，打工者感到轻松与快乐呢？
其实，这些疑问是长期的错误宣传造成的，是当年一些对儒学一知半解，甚至半知不解的人，为了赶上崇尚西学的时髦，而放出来的厥词。这种言论，对于学问而言，是可耻的；对于对公众的影响，对文化与公理的传承而言，更可谓罪莫大焉。
因为，在孔子眼中，的确有君子小人之分，而且君子是劳心者，小人是劳力者，君子是管理者，小人是被管理者。
但是孔子用来君子小人之分的标准，与当时的传统观念，是有着本质性的不同的。换句话说，君子与小人这两个名词并不是孔子发明的，而是当时的社会中，早已存在的了。所谓君子，就是君的儿子，君的孩子，也就是贵族的后裔。所以此时的君子小人之分，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
然而，这也仅仅是一个表象，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关系，之所以能够稳定，其背后必然要有其合理性。
这种以血缘关系划分的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中国的历史上至少存在了上千年，它背后的合理性，就是当时只有这些君的孩子，才有机会学习，才有机会掌握各种管理国家，保卫国家的技能。
所以是血缘决定了知识的归属权，而知识决定了这种关系的合理性。即谁掌握知识，谁就应当扮演管理者的角色，反之没有知识的人，就只能扮演被管理者的角色。
这一点，直到今天也是正确的。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一些君的孩子们，虽然拥有知识，却也不去为国家，为小人服务；另一方面，一些小人，或者再经济上已经沦为小人的边缘型君子们，却因为拥有知识，而产生了参与到国家管理中来的志愿。
这样，实际上就在原有的君子小人之间，出现了一个以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意愿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一个新的阶层。孔子口中的君子，孔子关注的君子，实际上就是这个阶层中的人。
他们的基本特征有两个，第一是他们有获取知识的愿望；第二他们有将获得的知识，应用到社会的管理中去的志向。所以，孔子的君子定义，实际上一个道德概念。
根据这个定义，
一方面，为普通劳动者，或者需要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赚取生活资料的人，提供了一条合理地提升自己人生格局的路径；
另一方面，也对原有的以血缘关系定义的君子，进行了区分，即只有将其拥有的知识与能力，运用到对社会的管理中去，他才是一个君子，否则就是一个混饭吃的小人，与靠耕种获食的农民唯一区别，不过是劳动的方式不同罢了。
这就在实际上，将君子与小人的区分，从先天的血缘关系，推进到了后天的对知识的掌握与运用关系上。也就是，只要接受过教育的人，都有机会变成一个君子，而且原则上也应当去成为一个君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儒家的思想才能够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才能够指导我们今天的思想与行为，而且意义越来越重大，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人，比如，如今的你我，就有机会成为一个君子，成为一个有志于道的士，有机会摆脱作为一个小人的苦恼了。
所以，孔子创始的儒家思想，非但不是对人性的束缚，而且还是对人性的大解放。其基本原理，与两千多年以后，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西方民主革命，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自孔子以后，中国的社会实际上是一种，适应于当时的生产力关系的民主社会，与西方的以人人平等为表象的民主不同，它的基本特征，或者说构建原理，就是把国家的管理权，交给那些君子，那些有志于道的士。
而国家的职责，就是培养和选拔这种有志于道的士，也就是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