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4日 A31：A31－评论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薛涌
□薛涌
上篇谈到，我女儿每天花在作业上的时间超过三四个小时，而这主要是受到外在压力的影响。下面着重分析一下。
我们当初是以“孟母三迁”的精神精心给女儿选了一个顶尖学区。现在回头看，最满意的地方还不在于好学校里优异的教学和师资力量，而是时时刻刻包围着孩子的社会文化气氛。在差的学区，聪明的孩子经常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被讥笑为“老师的宠物”、“书呆子”，不受同伴欢迎。不久前碰到一位中国母亲，她的儿子很聪明，所在的学区虽不突出，但在全美“最聪明”的“大波士顿”地区，也算中上等了。可惜，即使在那里，她儿子只能“装傻”，以求被同伴接受。女儿的学校环境则大为不同。聪明的孩子“社会地位”比较高，更受同伴的尊重。她刚转学过来时也一度受到排挤，但一年后就在同学群体中由边缘进入中心。这当然仰仗她的种种社会技能，但和她功课突出也有密切关系。学业和“社会地位”一旦挂钩，就给了她追求优异的压力。
举例而言。学校的各门课程，都鼓励学生们做项目。这些项目，常常要求学生们自发组成团队集体完成，最后打分也是集体分数。孩子们很快就发现，怎么组织团队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能力比较低的孩子，找个聪明的伙伴，对自己的成绩有决定性意义。这样，女儿因为能给自己的小组带来A，就成为大家的争夺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她无论在哪个小组，都会扮演领导、组织者的角色，责任越来越大。许多后进生，习惯于把一切都交给几个领头的孩子，自己跟着白拿A。女儿则事无巨细都要操心。这样，即使大家同在一个学校，有的孩子功课在放学前就基本完成，回家主要是玩；女儿则夜以继日地忙这忙那。这也是她人气越来越高的重要因素。
这样的学习方式，在聪明的孩子之间也形成了区别。比如，有的中国家长过分强调分数，孩子虽然也是优等生，但不合群，很难相处。当这样的孩子领导一个小组时，往往锱铢必较，一方面和后进生过不去：凭什么我干活你跟着拿分？另一方面也容易和其他聪明孩子发生冲突。因为大家常常为谁出风头而争执不休。有时，老师不得不找到性情温和的女儿：“另一个小组成员之间无法合作了，你能否和其中的一位优等生对换位置？ ”女儿每次也都不辱使命。让我感到欣慰的，倒不是女儿能够拿A，而是她总能受到老师和同学的信托。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成为领导者首先意味着接受人们的信托。美国高中毕业班的顶尖学生，即毕业致辞人，并不仅仅分数出众，而且也是师生们选出来的，是大家觉得可以信托的人。
许多中国家长可能会觉得，这种小组学习法，太强调集体，太过平均主义，把大家搞得都一样，忽视了个人能力的发展。中国的应试教育，考的都是孩子的个人能力，讲究的是如何拼掉竞争对手，与谁合作并无关系。高考其实就是一场零和游戏，别人考了高分，就等于你考了低分。人家赢了就等于你输。基于这种高考指挥棒经验的中国家长，对于美国式的集体主义自然会产生误解。从小女的经验看，小组一起做项目，表面上确实是鼓励大家共同进步，都拿一样的成绩。但实际上，后进生习惯于依赖优等生，一切交给人家去做，丧失了锻炼的机会。而优等生则不停地磨练自己，功课繁重，进步也甚快。久而久之，双方的差距就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孩子在这一过程中学会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社会技能，包括组织力和领导力。现代社会是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不管是微软也好，苹果也好，都不仅仅是盖茨、乔布斯一个人，更是运转优异的企业组织。哪怕是乔布斯这种性情乖张之士，也能笼络一批死心塌地的追随者。怪不得盖茨说，如果把我们的人才挖走，微软就成了二流公司。
中国的应试教育，以课程为中心，集中考查每个孩子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课堂全由老师组织。这样，社会技能就较难得到锻炼。而美国一些优秀的学校教育，善于把知识的传授和学习过程镶嵌在学生群体的“社会脉络”之中。孩子们往往知道如何自己组织起来更有效地工作，并通过用功来赢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外在压力很快也会变成内在动力。
在全球化的高科技时代，教育竞争在所难免。大家越是高喊“减压”，孩子们的压力往往越大。在我看来，一味减压，未免无视现实，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压力的性质及其来源。教育过程比我们传统观念所认识到的要复杂得多。应试教育把学习和社会脉络隔离，实际上是对教育的简化。以上介绍，并无意鼓吹“美式教育”的优越。其实，那种逼着孩子“装傻”的教育并不优越，而美国的大部分学区大概都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义务教育相对落后，恰恰是美国的软肋。这需要另文讨论。不过，集中在少数顶尖学区的优异美国教育，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希望我对小女的上述观察的分析，能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些许启发。
（作者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副教授）
2012年7月4日 A31：A31－评论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薛涌
□薛涌
上篇谈到，我女儿每天花在作业上的时间超过三四个小时，而这主要是受到外在压力的影响。下面着重分析一下。
我们当初是以“孟母三迁”的精神精心给女儿选了一个顶尖学区。现在回头看，最满意的地方还不在于好学校里优异的教学和师资力量，而是时时刻刻包围着孩子的社会文化气氛。在差的学区，聪明的孩子经常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被讥笑为“老师的宠物”、“书呆子”，不受同伴欢迎。不久前碰到一位中国母亲，她的儿子很聪明，所在的学区虽不突出，但在全美“最聪明”的“大波士顿”地区，也算中上等了。可惜，即使在那里，她儿子只能“装傻”，以求被同伴接受。女儿的学校环境则大为不同。聪明的孩子“社会地位”比较高，更受同伴的尊重。她刚转学过来时也一度受到排挤，但一年后就在同学群体中由边缘进入中心。这当然仰仗她的种种社会技能，但和她功课突出也有密切关系。学业和“社会地位”一旦挂钩，就给了她追求优异的压力。
举例而言。学校的各门课程，都鼓励学生们做项目。这些项目，常常要求学生们自发组成团队集体完成，最后打分也是集体分数。孩子们很快就发现，怎么组织团队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能力比较低的孩子，找个聪明的伙伴，对自己的成绩有决定性意义。这样，女儿因为能给自己的小组带来A，就成为大家的争夺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她无论在哪个小组，都会扮演领导、组织者的角色，责任越来越大。许多后进生，习惯于把一切都交给几个领头的孩子，自己跟着白拿A。女儿则事无巨细都要操心。这样，即使大家同在一个学校，有的孩子功课在放学前就基本完成，回家主要是玩；女儿则夜以继日地忙这忙那。这也是她人气越来越高的重要因素。
这样的学习方式，在聪明的孩子之间也形成了区别。比如，有的中国家长过分强调分数，孩子虽然也是优等生，但不合群，很难相处。当这样的孩子领导一个小组时，往往锱铢必较，一方面和后进生过不去：凭什么我干活你跟着拿分？另一方面也容易和其他聪明孩子发生冲突。因为大家常常为谁出风头而争执不休。有时，老师不得不找到性情温和的女儿：“另一个小组成员之间无法合作了，你能否和其中的一位优等生对换位置？ ”女儿每次也都不辱使命。让我感到欣慰的，倒不是女儿能够拿A，而是她总能受到老师和同学的信托。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成为领导者首先意味着接受人们的信托。美国高中毕业班的顶尖学生，即毕业致辞人，并不仅仅分数出众，而且也是师生们选出来的，是大家觉得可以信托的人。
许多中国家长可能会觉得，这种小组学习法，太强调集体，太过平均主义，把大家搞得都一样，忽视了个人能力的发展。中国的应试教育，考的都是孩子的个人能力，讲究的是如何拼掉竞争对手，与谁合作并无关系。高考其实就是一场零和游戏，别人考了高分，就等于你考了低分。人家赢了就等于你输。基于这种高考指挥棒经验的中国家长，对于美国式的集体主义自然会产生误解。从小女的经验看，小组一起做项目，表面上确实是鼓励大家共同进步，都拿一样的成绩。但实际上，后进生习惯于依赖优等生，一切交给人家去做，丧失了锻炼的机会。而优等生则不停地磨练自己，功课繁重，进步也甚快。久而久之，双方的差距就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孩子在这一过程中学会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社会技能，包括组织力和领导力。现代社会是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不管是微软也好，苹果也好，都不仅仅是盖茨、乔布斯一个人，更是运转优异的企业组织。哪怕是乔布斯这种性情乖张之士，也能笼络一批死心塌地的追随者。怪不得盖茨说，如果把我们的人才挖走，微软就成了二流公司。
中国的应试教育，以课程为中心，集中考查每个孩子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课堂全由老师组织。这样，社会技能就较难得到锻炼。而美国一些优秀的学校教育，善于把知识的传授和学习过程镶嵌在学生群体的“社会脉络”之中。孩子们往往知道如何自己组织起来更有效地工作，并通过用功来赢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外在压力很快也会变成内在动力。
在全球化的高科技时代，教育竞争在所难免。大家越是高喊“减压”，孩子们的压力往往越大。在我看来，一味减压，未免无视现实，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压力的性质及其来源。教育过程比我们传统观念所认识到的要复杂得多。应试教育把学习和社会脉络隔离，实际上是对教育的简化。以上介绍，并无意鼓吹“美式教育”的优越。其实，那种逼着孩子“装傻”的教育并不优越，而美国的大部分学区大概都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义务教育相对落后，恰恰是美国的软肋。这需要另文讨论。不过，集中在少数顶尖学区的优异美国教育，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希望我对小女的上述观察的分析，能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些许启发。
（作者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