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流行一个跟国际关系相关的段子，说近来安理会各大国就像拿错了讲稿，美国在高喊“主权不可侵犯”，俄罗斯宣称“人权高于主权”，欧洲在讲“维护领土完整”，中国则在关心“打击恐怖主义”。
这个段子对近期乌克兰局势等国际热点问题有调侃的意味，是非对错也不必太较真。但有一点肯定是说错了，那就是仿佛在批评中国现在才开始关心“打击恐怖主义”。中国对打击恐怖主义的立场是一贯不变的。早自2001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就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一直把反恐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这甚至发生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
近年来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以美国为典型，其面对的是一大片具有反美和反霸思想的地区，反霸主义与极端宗教思想相结合；第二类以俄罗斯为典型，面对数个具有独立倾向的国内地区，分裂主义和极端思想相结合；第三类以印度遭受的孟买恐怖袭击和以色列的处境为典型，恐怖主义活动同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牵扯在一起，是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想的结合。
上述三类情况又呈现出当代恐怖主义的三个共同特征：国际化、分散化和极端化。对各国来说，恐怖主义袭击往往发生在核心大城市，可是威胁的源头往往在境外。这意味着国家仅仅采取国内政策措施，起到的效果只能是局部和有限的，往往处于防与堵的被动状态。因此，要真正有效地抑制和消除恐怖主义，国家必须把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结合起来。
全球化、新的互联网通讯技术、再加上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等原因，导致恐怖主义的组织体系越来越呈现分散化特征。偏远、闭塞、贫困、愚昧，与高科技的互联网组成了一对吊诡的结合，给国家的反恐政策带来加倍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传统的政府间合作来应对恐怖主义，其效果同样是局部的和有限的。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各自与中东和中亚的一些国家建立了盟友级别的合作，可是仍然不能完全抑制来自这些国家内部的恐怖主义威胁。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没有充足的能力控制社会，而全球化导致国家的权力加速流失。对于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大国来说，必须考虑建立与国外社会组织和关键地区进行直接接触、并施加影响的能力。
恐怖主义往往是各种极端思想的产物。无论是极端宗教思想、极端分裂主义还是极端民族主义，都有其诞生的深刻经济和政治根源，但从本质上说，思想体系又有独立的演变逻辑和规律。国家无论运用暴力惩罚的“大棒”、还是经济回报的“胡萝卜”，在解决和改变思想问题方面，其效果也同样是局部的和有限的。基于利益交换为基础的传统外交手段，必须要与针对思想和观念的新公共外交手段相结合，才能产生较好的效果。
总之，面对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国家必须要建立“内外并举”、“官民并举”、“刚柔并举”的综合政策体系，其中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之大，构成了当代国际政治的重大课题。
美国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将反恐上升到了最高国家战略，其经验和教训也最值得借鉴。对于美国的反恐，人们最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是最大的争议集中在对外发动反恐战争，对内实行严密的安保制度。反恐战争给中东的局势带来巨大震荡，同时也对美国的国力造成巨大消耗。而在国内采取严格的安保措施，很大程度上冲击了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态，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连锁反应，斯诺登事件就是矛盾集中爆发的表现。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更应该深入观察和借鉴的，是美国反恐政策的另一面。9.11之后，美国的反恐政策实际上不止有“刚”的一面，还有“柔”的一面。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智库和战略研究能力，一开始就认识到恐怖主义的根源在国外、在民间、在思想。美国政府在筹备和发动反恐战争的同时，也重塑了其公共外交体系。在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美国提出了“观念之战”。国务院公共事务局启动了针对伊斯兰民众的“共同价值运动”，实行了一系列以改变观念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对外宣传手段。包括派飞机装载短波发射器对阿富汗进行广播，以一部展现在美国穆斯林的生活状态的纪录片为核心，宣传美国的开放性、对伊斯兰人民的善意和慷慨援助，并用阿拉伯语、乌尔都语、巴哈萨语、法语配音，在斋月期间向伊斯兰国家播放，估计受众总数达2.8亿。同时扩大学术交流、国际访问、青年交流、短期文化交流等项目，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大学创建美国研究项目，开展“美国之角”项目。
最近网上流行一个跟国际关系相关的段子，说近来安理会各大国就像拿错了讲稿，美国在高喊“主权不可侵犯”，俄罗斯宣称“人权高于主权”，欧洲在讲“维护领土完整”，中国则在关心“打击恐怖主义”。
这个段子对近期乌克兰局势等国际热点问题有调侃的意味，是非对错也不必太较真。但有一点肯定是说错了，那就是仿佛在批评中国现在才开始关心“打击恐怖主义”。中国对打击恐怖主义的立场是一贯不变的。早自2001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就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一直把反恐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这甚至发生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
近年来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以美国为典型，其面对的是一大片具有反美和反霸思想的地区，反霸主义与极端宗教思想相结合；第二类以俄罗斯为典型，面对数个具有独立倾向的国内地区，分裂主义和极端思想相结合；第三类以印度遭受的孟买恐怖袭击和以色列的处境为典型，恐怖主义活动同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牵扯在一起，是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想的结合。
上述三类情况又呈现出当代恐怖主义的三个共同特征：国际化、分散化和极端化。对各国来说，恐怖主义袭击往往发生在核心大城市，可是威胁的源头往往在境外。这意味着国家仅仅采取国内政策措施，起到的效果只能是局部和有限的，往往处于防与堵的被动状态。因此，要真正有效地抑制和消除恐怖主义，国家必须把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结合起来。
全球化、新的互联网通讯技术、再加上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等原因，导致恐怖主义的组织体系越来越呈现分散化特征。偏远、闭塞、贫困、愚昧，与高科技的互联网组成了一对吊诡的结合，给国家的反恐政策带来加倍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传统的政府间合作来应对恐怖主义，其效果同样是局部的和有限的。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各自与中东和中亚的一些国家建立了盟友级别的合作，可是仍然不能完全抑制来自这些国家内部的恐怖主义威胁。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没有充足的能力控制社会，而全球化导致国家的权力加速流失。对于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大国来说，必须考虑建立与国外社会组织和关键地区进行直接接触、并施加影响的能力。
恐怖主义往往是各种极端思想的产物。无论是极端宗教思想、极端分裂主义还是极端民族主义，都有其诞生的深刻经济和政治根源，但从本质上说，思想体系又有独立的演变逻辑和规律。国家无论运用暴力惩罚的“大棒”、还是经济回报的“胡萝卜”，在解决和改变思想问题方面，其效果也同样是局部的和有限的。基于利益交换为基础的传统外交手段，必须要与针对思想和观念的新公共外交手段相结合，才能产生较好的效果。
总之，面对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国家必须要建立“内外并举”、“官民并举”、“刚柔并举”的综合政策体系，其中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之大，构成了当代国际政治的重大课题。
美国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将反恐上升到了最高国家战略，其经验和教训也最值得借鉴。对于美国的反恐，人们最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是最大的争议集中在对外发动反恐战争，对内实行严密的安保制度。反恐战争给中东的局势带来巨大震荡，同时也对美国的国力造成巨大消耗。而在国内采取严格的安保措施，很大程度上冲击了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态，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连锁反应，斯诺登事件就是矛盾集中爆发的表现。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更应该深入观察和借鉴的，是美国反恐政策的另一面。9.11之后，美国的反恐政策实际上不止有“刚”的一面，还有“柔”的一面。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智库和战略研究能力，一开始就认识到恐怖主义的根源在国外、在民间、在思想。美国政府在筹备和发动反恐战争的同时，也重塑了其公共外交体系。在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美国提出了“观念之战”。国务院公共事务局启动了针对伊斯兰民众的“共同价值运动”，实行了一系列以改变观念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对外宣传手段。包括派飞机装载短波发射器对阿富汗进行广播，以一部展现在美国穆斯林的生活状态的纪录片为核心，宣传美国的开放性、对伊斯兰人民的善意和慷慨援助，并用阿拉伯语、乌尔都语、巴哈萨语、法语配音，在斋月期间向伊斯兰国家播放，估计受众总数达2.8亿。同时扩大学术交流、国际访问、青年交流、短期文化交流等项目，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大学创建美国研究项目，开展“美国之角”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