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林毓生的真性情
作者：萧功秦
来源：《读书》2014年第07期
余英时、林毓生都是台湾学者中的大师级的人物，回忆一下三十年来我所认识的林毓生，是件很有趣的事。
我可以算是认识林毓生教授最早的中国青年学人之一。八十年代初我在南京大学读历史系研究生时，作为陪住生在留学生宿舍一住就两年多，在留学生楼，我认识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留学生林琪（Lynch ）小姐，她是林毓生的研究生，她向我介绍起不久后将前来南京大学讲学的林毓生教授，林琪事先告诉我，林先生当年的博士论文《中国意识的危机》讲的是“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主义，这本书出版后在美国学术界影响很大，林毓生足足写了九年。林琪是个有心人，她知道我特别羡慕外国留学生中流行的盒式录音机，还专门请林毓生从美国带来一台录音机送给我，尽管林先生此前根本不认识我，而且这个录音机体积还真不小。
当时初次与林先生见面，就谈得十分投机，我完全没有拘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记得他当时问我，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我说“文革”原因很复杂，但毛泽东确实被他自己的理论害了，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好的，公有制是纯洁的，本身不应该产生官僚主义，党内的官僚主义，那只能来自国际与国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为了保护公有制这一经济基础不受腐蚀，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彻底的大革命，只有经历这样的斗私批修的革命，才能到达美好的新世界彼岸。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原因。林先生很欣赏这一观点。他作为观念史的研究家，当然会对历史人物的观念对其行为的支配有浓厚兴趣。当时还说些什么差不多都忘记了，只记得他当时对林琪说了一句夸我的话，说我“脑袋好使”。这使我这个青年学子大受鼓舞。
他在南京大学一个月的讲学期间，他的每次讲座我都去听，可以说，从他的讲座中我第一次感觉到西方观念史与思想史的魅力。他当时说的几个观点我至今不会忘记。
他说，在中国文化中，道统与君统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一方面，儒家认为道统高于君统，用儒家的语言来说就是“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但另一方面，儒家又有君尊臣卑的纲常伦理，这两个命题之间存在着两难悖论，由此而形成儒家政治生活的内在张力。 他还说，现代西方的文化理想是在未来，古希腊的理想社会是当下，而中国的理想境界是在过去，由此而形成不同的政治哲学与不同的乌托邦传统。
他特别提到历史学的意义，他举例说，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之所以永恒，就在于它试图回答困扰人类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林毓生的真性情
作者：萧功秦
来源：《读书》2014年第07期
余英时、林毓生都是台湾学者中的大师级的人物，回忆一下三十年来我所认识的林毓生，是件很有趣的事。
我可以算是认识林毓生教授最早的中国青年学人之一。八十年代初我在南京大学读历史系研究生时，作为陪住生在留学生宿舍一住就两年多，在留学生楼，我认识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留学生林琪（Lynch ）小姐，她是林毓生的研究生，她向我介绍起不久后将前来南京大学讲学的林毓生教授，林琪事先告诉我，林先生当年的博士论文《中国意识的危机》讲的是“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主义，这本书出版后在美国学术界影响很大，林毓生足足写了九年。林琪是个有心人，她知道我特别羡慕外国留学生中流行的盒式录音机，还专门请林毓生从美国带来一台录音机送给我，尽管林先生此前根本不认识我，而且这个录音机体积还真不小。
当时初次与林先生见面，就谈得十分投机，我完全没有拘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记得他当时问我，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我说“文革”原因很复杂，但毛泽东确实被他自己的理论害了，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好的，公有制是纯洁的，本身不应该产生官僚主义，党内的官僚主义，那只能来自国际与国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为了保护公有制这一经济基础不受腐蚀，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彻底的大革命，只有经历这样的斗私批修的革命，才能到达美好的新世界彼岸。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原因。林先生很欣赏这一观点。他作为观念史的研究家，当然会对历史人物的观念对其行为的支配有浓厚兴趣。当时还说些什么差不多都忘记了，只记得他当时对林琪说了一句夸我的话，说我“脑袋好使”。这使我这个青年学子大受鼓舞。
他在南京大学一个月的讲学期间，他的每次讲座我都去听，可以说，从他的讲座中我第一次感觉到西方观念史与思想史的魅力。他当时说的几个观点我至今不会忘记。
他说，在中国文化中，道统与君统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一方面，儒家认为道统高于君统，用儒家的语言来说就是“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但另一方面，儒家又有君尊臣卑的纲常伦理，这两个命题之间存在着两难悖论，由此而形成儒家政治生活的内在张力。 他还说，现代西方的文化理想是在未来，古希腊的理想社会是当下，而中国的理想境界是在过去，由此而形成不同的政治哲学与不同的乌托邦传统。
他特别提到历史学的意义，他举例说，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之所以永恒，就在于它试图回答困扰人类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