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与交流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协同效应对中国气候变化的政策影响
Influence of Co-benefit on Policy in China
胡 涛 田春秀 李丽平（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 协同效应是目前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热点问题，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在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协同效应是全球环境问题与国内环境问题的结合点，环境改善与温室气体减排应是互赢的，对协同效应进行考虑，不仅使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可能发生改变，而且也可能影响国内的环境政策，重点是污染控制政策和生态建设政策。关键词 气候变化 协同效应 政策 影响
１ 问题的提出
“协同效应（ｃｏ－ｂｅｎｅｆｉｔ）”一词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气候变化领域。不同的机构组织对协同效应有着不同的理解、定义与解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三次评估报告（ＩＰＣＣ ＴＡＲ ）对“协同效应”做了如下定义：因各种理由而实施相关政策的同时获得的收益。ＯＥＣＤ认为：协同效应指温室气体减缓政策制定中明确考虑了影响并把影响货币化了的部分。美国环保局的《综合环境战略手册》中认为，协同效应应包括由于当地采取减少大气污染和相关温室气体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所产生的所有正效益。
这里理解的协同效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过程中减少了其他局域污染物排放（例如ＳＯ２、ＮＯｘ、ＣＯ、ＶＯＣ及ＰＭ）；另一方面，在控制局域的污染物排放及生态建设过程中同时也可以减少或者吸收ＣＯ２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与挪威经济分析中心ＥＯＣＮ合作研究，对中国的协同效应潜力进行了评估（２００３）。具体结果是：中国具有每年可以减排ＳＯ２１００万～６００万吨的潜能，也许甚至更值得关注的是每年还可以减少９０００～４８０００人因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可以带来每年至少３００亿人民币的健康及其他收益。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中国的生态建设计划将每年减少１８５万吨的碳排放，占１９９０年中国碳排放量的７．１％。
根据美国环保基金会的研究，中国实施的总量控制政策将使ＣＯ２排放量每年减少２００万～１８００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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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大气污染协同效应北京案例研究结果表明，积极的能源政策既能够产生地方和全球环境双重收益，还会产生重要的健康收益。若实施积极的政策［清洁能源消费（ＣＥＣ）＋工业结构调整（ＩＳＴ）＋能源效率改善计划（ＥＥＰ）＋绿色运输（ＧＲＥ）］，则在２０３０年可以减少２５９０万吨碳当量能源需求、１８．５万吨的ＳＯ２排放、４１．５万吨氮氧化物排放、５．６万吨ＰＭ１０排放、７８１人死亡，并获得１３．８亿人民币的健康收益。同时还可以减少１０５０万吨的碳排放。
上海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污染协同效应案例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改善空气质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政策措施，可以使未成年人由于暴露在空气污染中而导致的死亡数大大减少。具体来讲，通过改变空气中ＰＭ１０的浓度，２０１０年将使未成年人因空气污染引起疾病的死亡数减少６４７～５４７２人，２０２０年减少１２６５～１１１３０人。由于ＰＭ１０减少所获得的社会收益２０１０年将达１．１３亿～９．５亿美元（使用２０００年不变价格），２０２０年达到３．２７亿～２８．８４亿美元。
如果采取积极的环保政策，２０１０年，上海可以减少９００万～４７００万吨ＣＯ２排放，２０２０年可以减少１４００万～７３００万吨的ＣＯ２排放。
综上所述，协同效应对我国来说是非常可观的，不应被忽视。
２ 政策背景
２．１ 气候变化政策背景
１９９２年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其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公约》要求附件一中所列发达国家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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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方率先采取行动，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
自《公约》签署以来，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行动迟缓。１９９７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议定书》为附件一所列缔约方规定了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还规定了３种“灵活机制”来帮助附件一缔约方以经济有效的方式实现其部分减排目标。其中的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ＣＯ２减排量交易方面的合作关系，其目标是：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有益于《公约》最终目标的实现；协助发达国家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其部分减排承诺指标。
根据《公约》及其《议定书》的规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减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但是，中国本着对人类和全球负责的精神，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首先，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以协调中国政府各部门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活动，指导对外谈判和国内履约工作。成立了国家ＣＤＭ项目审核理事会和国家ＣＤＭ项目管理中心，以审核和管理ＣＤＭ项目，并指导其实施等。
其次，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如：①１９９４年制订了《中国２１世纪议程》，明确中国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全球气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②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２．２ 国内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政策
多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污染防治政策措施，使得在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过程中，全国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例如，实施的总量控制计划及酸雨和ＳＯ２污染防治计划，使得我国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近年来有了明显下降。“十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为：ＳＯ２排放量控制在１８００万ｔ／ａ；尘（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控制在２０００万ｔ／ａ。到２０１０年，ＳＯ２排放总量控制在２０００年排放水平以内；城市环境空气ＳＯ２浓度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酸雨控制区降水ｐＨ值小于４．５的面积比２０００年有明显减少。
“九五”以来，我国实施了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方针，加快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步伐。国务院批准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全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提出了加强生态功能保护区、重点资源开发区和生态良好区的“三区”保护战略。
国家全面启动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即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
工程、三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防护林工程建设、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目前，这六大林业项目进展良好。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将对减缓气候变化产生重要影响。据估算，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我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约１．２亿吨碳，其中２０００年约０．３８亿吨。随着这部分森林的继续生长，净碳吸收量还将大幅增加，估计到２０１０年其净碳吸收量可达０．９８亿吨，２０２０年达１．１５亿吨。
３ 协同效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
上述的研究结果清楚表明，中国有巨大的协同效应潜力。协同效应对我国气候变化政策影响最大的两个领域是ＣＤＭ政策及基线调整。３．１ 对ＣＤＭ政策的影响
按照国际规则，ＣＤＭ项目应该创造经证实的减排量（ＣＥＲｓ），而且有益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许多内容是有形的，例如设备投资和技术转让。而无形的部分，例如环境健康收益或其他协同效应，通常超过了可持续发展的有形部分。部分原因是计算健康收益有许多困难。如果设置了ＣＤＭ政策的可持续发展框架，协同效应应该是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部分。
假定有一个ＣＤＭ项目，如果考虑其协同效应，这个ＣＤＭ项目会由于额外的当地的环境收益而变得更加可行。将上述上海案例看作一个ＣＤＭ项目进行说明，上海项目的健康收益是总收益的３０％。通过做成本－效益分析，考虑协同效应后，净收益将增长３０％。对具体实施这样ＣＤＭ项目的公司而言，则变得更加容易。
我国中央政府开始逐步接受越来越多的ＣＤＭ项目，但是对地方ＣＤＭ项目实施者而言，主要障碍是由于ＣＥＲｓ的低价格，限制了他们从ＣＤＭ项目本身获得收益。如果考虑ＣＤＭ项目的协同效应，正如上海案例所显示的，中国能够从地方环境改善中获得更多收益。这也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和企业将有更大的积极性发展ＣＤＭ项目。除此ＣＥＲｓ外，实施ＣＤＭ项目还能够获得额外的环境收益。因此，将环境收益融入到项目中，能够增长ＣＤＭ项目的总收益。对中央政府而言，在当前ＣＥＲｓ低价格情况下，协同效应更是鼓励地方政府及企业实施ＣＤＭ项目的工具。
考虑到协同效应对ＣＤＭ的贡献，建议将协同效应作为中国ＣＤＭ制度规章中度量ＣＤＭ项目是否
2004．9 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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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指标，同时将其作为中国批准权力机构（ＤＮＡ）评估ＣＤＭ项目的重要内容。
很明显，与其他项目相比，环境改善项目有更多的协同效应。例如，如果将一个大气污染控制项目作为一个ＣＤＭ项目，该项目能够比非污染控制项目减少更多的污染。如果将生态建设项目作为一个ＣＤＭ项目，它能够比非生态建设项目有更多的生态服务功能。也就是说，污染控制项目及生态建设项目比其他ＣＤＭ项目有更大的协同效应。
因此，应更加积极地接受ＣＤＭ项目，至少是污染控制及生态建设领域的ＣＤＭ项目。３．２ 对我国排放基线的影响
如果考虑当前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效应，例如ＣＤＭ或其他机制，建议中国及早采取行动，而且应采取更多的行动。但是如果考虑了协同效应，则可能会影响中国的能源消费及碳排放基线。比如说，由于总量控制政策，中国在减少ＳＯ２、氮氧化物及可吸入颗粒物的同时，每年可减少２００万～１８００万吨碳排放。考虑到中国改善局域环境而减排温室气体的所有贡献，可以绘出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基线。如下图所示。问题是哪一个应该是中国未来该承诺的排放基线？
国际社会对中国早期行动有一些补偿。在多边层面上，全球环境基金（ＧＥＦ）有一定的经费；双边层面上，ＣＤＭ项目也可以有一些贡献。但是，这些补偿足够了吗？是否仍然有赤字？如何处理这些碳减排赤字？国际社会应基于协同效应的考虑调整中国的排放基线。
外收益予以明确将鼓励其他城市促进其环境计划。对地方政府而言，如果有温室气体减排贡献额外基金的话，他们就会较早实施其大气污染清洁计划；而且如果项目增加的成本可以被支付的话，他们将会有更可行的大气污染控制项目。
与节能领域和发展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收益相比，环境改善领域是中国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另一双赢情形。因此，建议将环境改善列入温室气体减排的优先领域中。
实现环境项目协同效应关键的先决条件是从国际机构得到足够的补偿。ＧＥＦ有一些基金但并不足够，而且与能源部门相比，环境部门只是用了很少的ＧＥＦ基金。ＧＥＦ应该在这两个部门间平衡他们的基金。国际社会有义务制定更加可操作的机制，进而集合资金资源以鼓励非附件一国家早日开始其温室气体减／限排。
５ 结论
经过对协同效应的实证研究与政策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１）对我国来说，协同效应非常客观，不应忽视。（２）“环境改善”是我国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另一双赢情形。建议我国政府将环境改善与节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一样，列入温室气体减排的优先领域中。
（３）考虑到协同效应对当地环境的贡献，建议我国应该对ＣＤＭ持更积极态度。
（４）如果协同效应的额外成本能够被支付，我国就能实施更积极的环境改善项目。
（５）基于协同效应的考虑，应当敦促国际社会考虑调整我国以及其他非附件一国家的未来碳排放基线，以反映出协同效应的贡献。参考文献
１ Ｒｕｆｕｓ Ｄ．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Ｋｉｒｋ． Ｒ． Ｓｍｉｔｈ， ｅｔ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ｄａｍａｇｉｎｇ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ｆｕｅｌ／ｓｔｏｖ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２２ Ｈａａｋｏｎ Ｖｅｎｎｅｍｏ， Ｋｒｉｓｔｉｎ Ａｕｎａｎ， Ｆａｎｇ Ｊｉｎｇｈｕａ， ＰｅｒｎｉｌｌｅＨｏｌｔｅｄａｈｌ， Ｈｕ Ｔａｏ ａｎｄ Ｈａｎｓ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ｅｉｐ，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ＤＭ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２００３３ Ｄａｖｉｄ Ｏ＇Ｃｏｎｎｏｒ， Ｆａｎ Ｚｈａｉ， Ｋｒｉｓｔｉｎ Ａｕｎａｎ， Ｔｅｒｊｅ Ｂｅｒｎｔｓｅｎ，ａｎｄ Ｈａａｋｏｎ Ｖｅｎｎｅｍ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２００３□
４ 协同效应对国内污染控制和生态保护
政策的影响
对协同效应进行考虑，不仅仅使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改变，而且也可能影响国内的环境政策，重点是污染控制政策及生态建设政策。
如果考虑到额外的温室气体减排协同效应以及这些收益能够被补偿，那么环境改善项目（或者是污染控制或生态建设项目）将更可行。因为局域环境项目能够从国际社会得到一些额外基金以补偿项目对碳减排的贡献，如果对环境改善项目做成本效益分析的话，很容易发现污染控制项目的净收益将会增加。再拿上面提到的上海案例来说，到２０１０年，将减少９００万～４７００万吨的ＣＯ２排放。假定每吨ＣＥＲｓ的价格是２０美元，那么上海污染控制项目额外的温室气体减排收益将是１．８亿～９．４亿美元。对这些额58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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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效应对中国气候变化的政策影响
Influence of Co-benefit on Policy in China
胡 涛 田春秀 李丽平（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 协同效应是目前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热点问题，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在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协同效应是全球环境问题与国内环境问题的结合点，环境改善与温室气体减排应是互赢的，对协同效应进行考虑，不仅使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可能发生改变，而且也可能影响国内的环境政策，重点是污染控制政策和生态建设政策。关键词 气候变化 协同效应 政策 影响
１ 问题的提出
“协同效应（ｃｏ－ｂｅｎｅｆｉｔ）”一词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气候变化领域。不同的机构组织对协同效应有着不同的理解、定义与解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三次评估报告（ＩＰＣＣ ＴＡＲ ）对“协同效应”做了如下定义：因各种理由而实施相关政策的同时获得的收益。ＯＥＣＤ认为：协同效应指温室气体减缓政策制定中明确考虑了影响并把影响货币化了的部分。美国环保局的《综合环境战略手册》中认为，协同效应应包括由于当地采取减少大气污染和相关温室气体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所产生的所有正效益。
这里理解的协同效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过程中减少了其他局域污染物排放（例如ＳＯ２、ＮＯｘ、ＣＯ、ＶＯＣ及ＰＭ）；另一方面，在控制局域的污染物排放及生态建设过程中同时也可以减少或者吸收ＣＯ２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与挪威经济分析中心ＥＯＣＮ合作研究，对中国的协同效应潜力进行了评估（２００３）。具体结果是：中国具有每年可以减排ＳＯ２１００万～６００万吨的潜能，也许甚至更值得关注的是每年还可以减少９０００～４８０００人因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可以带来每年至少３００亿人民币的健康及其他收益。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中国的生态建设计划将每年减少１８５万吨的碳排放，占１９９０年中国碳排放量的７．１％。
根据美国环保基金会的研究，中国实施的总量控制政策将使ＣＯ２排放量每年减少２００万～１８００万吨。
56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4．9
清华大学大气污染协同效应北京案例研究结果表明，积极的能源政策既能够产生地方和全球环境双重收益，还会产生重要的健康收益。若实施积极的政策［清洁能源消费（ＣＥＣ）＋工业结构调整（ＩＳＴ）＋能源效率改善计划（ＥＥＰ）＋绿色运输（ＧＲＥ）］，则在２０３０年可以减少２５９０万吨碳当量能源需求、１８．５万吨的ＳＯ２排放、４１．５万吨氮氧化物排放、５．６万吨ＰＭ１０排放、７８１人死亡，并获得１３．８亿人民币的健康收益。同时还可以减少１０５０万吨的碳排放。
上海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污染协同效应案例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改善空气质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政策措施，可以使未成年人由于暴露在空气污染中而导致的死亡数大大减少。具体来讲，通过改变空气中ＰＭ１０的浓度，２０１０年将使未成年人因空气污染引起疾病的死亡数减少６４７～５４７２人，２０２０年减少１２６５～１１１３０人。由于ＰＭ１０减少所获得的社会收益２０１０年将达１．１３亿～９．５亿美元（使用２０００年不变价格），２０２０年达到３．２７亿～２８．８４亿美元。
如果采取积极的环保政策，２０１０年，上海可以减少９００万～４７００万吨ＣＯ２排放，２０２０年可以减少１４００万～７３００万吨的ＣＯ２排放。
综上所述，协同效应对我国来说是非常可观的，不应被忽视。
２ 政策背景
２．１ 气候变化政策背景
１９９２年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其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公约》要求附件一中所列发达国家缔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国际合作与交流
约方率先采取行动，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
自《公约》签署以来，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行动迟缓。１９９７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议定书》为附件一所列缔约方规定了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还规定了３种“灵活机制”来帮助附件一缔约方以经济有效的方式实现其部分减排目标。其中的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ＣＯ２减排量交易方面的合作关系，其目标是：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有益于《公约》最终目标的实现；协助发达国家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其部分减排承诺指标。
根据《公约》及其《议定书》的规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减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但是，中国本着对人类和全球负责的精神，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首先，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以协调中国政府各部门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活动，指导对外谈判和国内履约工作。成立了国家ＣＤＭ项目审核理事会和国家ＣＤＭ项目管理中心，以审核和管理ＣＤＭ项目，并指导其实施等。
其次，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如：①１９９４年制订了《中国２１世纪议程》，明确中国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全球气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②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２．２ 国内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政策
多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污染防治政策措施，使得在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过程中，全国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例如，实施的总量控制计划及酸雨和ＳＯ２污染防治计划，使得我国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近年来有了明显下降。“十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为：ＳＯ２排放量控制在１８００万ｔ／ａ；尘（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控制在２０００万ｔ／ａ。到２０１０年，ＳＯ２排放总量控制在２０００年排放水平以内；城市环境空气ＳＯ２浓度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酸雨控制区降水ｐＨ值小于４．５的面积比２０００年有明显减少。
“九五”以来，我国实施了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方针，加快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步伐。国务院批准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全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提出了加强生态功能保护区、重点资源开发区和生态良好区的“三区”保护战略。
国家全面启动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即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
工程、三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防护林工程建设、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目前，这六大林业项目进展良好。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将对减缓气候变化产生重要影响。据估算，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我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约１．２亿吨碳，其中２０００年约０．３８亿吨。随着这部分森林的继续生长，净碳吸收量还将大幅增加，估计到２０１０年其净碳吸收量可达０．９８亿吨，２０２０年达１．１５亿吨。
３ 协同效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
上述的研究结果清楚表明，中国有巨大的协同效应潜力。协同效应对我国气候变化政策影响最大的两个领域是ＣＤＭ政策及基线调整。３．１ 对ＣＤＭ政策的影响
按照国际规则，ＣＤＭ项目应该创造经证实的减排量（ＣＥＲｓ），而且有益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许多内容是有形的，例如设备投资和技术转让。而无形的部分，例如环境健康收益或其他协同效应，通常超过了可持续发展的有形部分。部分原因是计算健康收益有许多困难。如果设置了ＣＤＭ政策的可持续发展框架，协同效应应该是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部分。
假定有一个ＣＤＭ项目，如果考虑其协同效应，这个ＣＤＭ项目会由于额外的当地的环境收益而变得更加可行。将上述上海案例看作一个ＣＤＭ项目进行说明，上海项目的健康收益是总收益的３０％。通过做成本－效益分析，考虑协同效应后，净收益将增长３０％。对具体实施这样ＣＤＭ项目的公司而言，则变得更加容易。
我国中央政府开始逐步接受越来越多的ＣＤＭ项目，但是对地方ＣＤＭ项目实施者而言，主要障碍是由于ＣＥＲｓ的低价格，限制了他们从ＣＤＭ项目本身获得收益。如果考虑ＣＤＭ项目的协同效应，正如上海案例所显示的，中国能够从地方环境改善中获得更多收益。这也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和企业将有更大的积极性发展ＣＤＭ项目。除此ＣＥＲｓ外，实施ＣＤＭ项目还能够获得额外的环境收益。因此，将环境收益融入到项目中，能够增长ＣＤＭ项目的总收益。对中央政府而言，在当前ＣＥＲｓ低价格情况下，协同效应更是鼓励地方政府及企业实施ＣＤＭ项目的工具。
考虑到协同效应对ＣＤＭ的贡献，建议将协同效应作为中国ＣＤＭ制度规章中度量ＣＤＭ项目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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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与交流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指标，同时将其作为中国批准权力机构（ＤＮＡ）评估ＣＤＭ项目的重要内容。
很明显，与其他项目相比，环境改善项目有更多的协同效应。例如，如果将一个大气污染控制项目作为一个ＣＤＭ项目，该项目能够比非污染控制项目减少更多的污染。如果将生态建设项目作为一个ＣＤＭ项目，它能够比非生态建设项目有更多的生态服务功能。也就是说，污染控制项目及生态建设项目比其他ＣＤＭ项目有更大的协同效应。
因此，应更加积极地接受ＣＤＭ项目，至少是污染控制及生态建设领域的ＣＤＭ项目。３．２ 对我国排放基线的影响
如果考虑当前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效应，例如ＣＤＭ或其他机制，建议中国及早采取行动，而且应采取更多的行动。但是如果考虑了协同效应，则可能会影响中国的能源消费及碳排放基线。比如说，由于总量控制政策，中国在减少ＳＯ２、氮氧化物及可吸入颗粒物的同时，每年可减少２００万～１８００万吨碳排放。考虑到中国改善局域环境而减排温室气体的所有贡献，可以绘出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基线。如下图所示。问题是哪一个应该是中国未来该承诺的排放基线？
国际社会对中国早期行动有一些补偿。在多边层面上，全球环境基金（ＧＥＦ）有一定的经费；双边层面上，ＣＤＭ项目也可以有一些贡献。但是，这些补偿足够了吗？是否仍然有赤字？如何处理这些碳减排赤字？国际社会应基于协同效应的考虑调整中国的排放基线。
外收益予以明确将鼓励其他城市促进其环境计划。对地方政府而言，如果有温室气体减排贡献额外基金的话，他们就会较早实施其大气污染清洁计划；而且如果项目增加的成本可以被支付的话，他们将会有更可行的大气污染控制项目。
与节能领域和发展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收益相比，环境改善领域是中国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另一双赢情形。因此，建议将环境改善列入温室气体减排的优先领域中。
实现环境项目协同效应关键的先决条件是从国际机构得到足够的补偿。ＧＥＦ有一些基金但并不足够，而且与能源部门相比，环境部门只是用了很少的ＧＥＦ基金。ＧＥＦ应该在这两个部门间平衡他们的基金。国际社会有义务制定更加可操作的机制，进而集合资金资源以鼓励非附件一国家早日开始其温室气体减／限排。
５ 结论
经过对协同效应的实证研究与政策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１）对我国来说，协同效应非常客观，不应忽视。（２）“环境改善”是我国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另一双赢情形。建议我国政府将环境改善与节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一样，列入温室气体减排的优先领域中。
（３）考虑到协同效应对当地环境的贡献，建议我国应该对ＣＤＭ持更积极态度。
（４）如果协同效应的额外成本能够被支付，我国就能实施更积极的环境改善项目。
（５）基于协同效应的考虑，应当敦促国际社会考虑调整我国以及其他非附件一国家的未来碳排放基线，以反映出协同效应的贡献。参考文献
１ Ｒｕｆｕｓ Ｄ．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Ｋｉｒｋ． Ｒ． Ｓｍｉｔｈ， ｅｔ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ｄａｍａｇｉｎｇ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ｆｕｅｌ／ｓｔｏｖ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２２ Ｈａａｋｏｎ Ｖｅｎｎｅｍｏ， Ｋｒｉｓｔｉｎ Ａｕｎａｎ， Ｆａｎｇ Ｊｉｎｇｈｕａ， ＰｅｒｎｉｌｌｅＨｏｌｔｅｄａｈｌ， Ｈｕ Ｔａｏ ａｎｄ Ｈａｎｓ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ｅｉｐ，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ＤＭ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２００３３ Ｄａｖｉｄ Ｏ＇Ｃｏｎｎｏｒ， Ｆａｎ Ｚｈａｉ， Ｋｒｉｓｔｉｎ Ａｕｎａｎ， Ｔｅｒｊｅ Ｂｅｒｎｔｓｅｎ，ａｎｄ Ｈａａｋｏｎ Ｖｅｎｎｅｍ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２００３□
４ 协同效应对国内污染控制和生态保护
政策的影响
对协同效应进行考虑，不仅仅使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改变，而且也可能影响国内的环境政策，重点是污染控制政策及生态建设政策。
如果考虑到额外的温室气体减排协同效应以及这些收益能够被补偿，那么环境改善项目（或者是污染控制或生态建设项目）将更可行。因为局域环境项目能够从国际社会得到一些额外基金以补偿项目对碳减排的贡献，如果对环境改善项目做成本效益分析的话，很容易发现污染控制项目的净收益将会增加。再拿上面提到的上海案例来说，到２０１０年，将减少９００万～４７００万吨的ＣＯ２排放。假定每吨ＣＥＲｓ的价格是２０美元，那么上海污染控制项目额外的温室气体减排收益将是１．８亿～９．４亿美元。对这些额58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