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第０１期No.01,2016历史教学HistoryTeaching总第７３４期SumNo．734
八股取士不是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
孙
凯
（南京市金陵中学，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００）
[关键词]八股文，科举考试，朱元璋
[中图分类号]Ｇ６３[文献标识码]Ｂ[文章编号]０４５７－６２４１（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６５－０４
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第１５课《明朝君权的加强》第一目叙述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如下：第一，改革行政机构；第二，设置特务机构锦衣卫；第三，八股取士。学界对前两个措施多无异议，但是八股取士是否是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就值得商榷了。
教材中讲八股取士是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原因之一是这一时期科举考试的文体格式已经固化，“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原因之二是明太祖时期科举考试的范围与内容十分偏狭，“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教材由此得出：明太祖通过八股取士，禁锢考生思想，“选拔能听命于皇帝的官吏”。
上述观点的史料来源应出自《明史·选举志》：“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
①
通谓之制义。”果如这段史料所言，明太祖与刘
一、明太祖时期科举考试的文体
明太祖时期科举考试答卷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吗？《明史·选举志》中说明太祖时科举考试第一场的答卷文体是“略仿宋经义”。所谓“宋经义”指的是宋代时期的经义文，也称“时文”。宋代经义文有着基本固定的格式，从破题到结尾分为十个段落，所以经义文又被称为“十段文”。这十个段落指的是“破题、承题、小讲、缴
②
结、官题、原题、大讲、余意、原经、结尾”，这与
成熟八股文体的八个部分，即破题、承题、起讲（小讲）、入手、提股、虚股、中股、后股，大同小异。如果洪武年间科举文体，确是“略仿宋经义”，那么教材的观点大致无差，只是十个段落与八个部分的区别而已。
果真如此吗？有学者考察洪武初年的科举时文发现：文章是“开头先回答题目的问题，为文章的主意，然后再逐层加以展开论述。其文章皆非八股，而类于论体，也没有其他框框的束缚”。③至少说明洪武初期的科举文体较为自由，不像宋代经义文体那样限制严格，也没有必须分成八个部分。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年）定立科举条例后，科举时文的结构也没有严格受限。
基规定科举考试为八股取士，那么，说明太祖以此加强君权也是史证确凿，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收稿日期】2015－11-11
）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志二》（第６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６９３页。①（清②③
朱瑞熙：《宋元的时文———八股文的雏形》，《历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３期。孔庆茂：《八股文史》，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７４页。
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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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八股文的程式可有一定的灵活性，并非一成不变，但八股文体“不能灵活的是，以八股组成的四比，每比一定是相对成文的偶句，不能是互不对称的散句。这就是八股文主要的形式特点所在”。①
从明太祖到明成祖时期，科举时明朝初期，
文多数并不符合八股文主要的形式特点，古文味道浓厚，比偶的形式没有形成定制。直至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年）辛丑科会试，进士薛
的文章
还是不拘于对偶格式，“行文古逸”，写的文章主体部分甚至是“四股只是四段散体文字，不求对偶自然生动”。②
明朝初期的科举文体形式较为自由，不刻意要求比偶的原因是经过元朝的统治和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经义文反趋朴实”，在形式上没有宋代经义文的限制严格。这股朴实的文风，影响久远。“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直到明宪宗成化年间（１４６５￣１４８７），文章的对偶要求才逐渐严格，“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③后世论者有以唐诗的演变为喻比附明朝科举文体的变化：“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
④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云。”也就是说明太
官衡文和士子准备，后人习称的‘八股’也就在
⑤
此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二、明太祖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
明太祖时期科举考试的范围是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吗？准确地说，明朝科举第一场考试的题目是在四书五经范围内。明朝科举考试分为三场，“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⑥洪武初年的科举考试既考对经义的理解和阐释，也考查士人对应用文体的掌握和对政务的了解，还考查骑射等军事素质，“充分体现了太祖皇帝务求全才、注重实际能力的用人思想”。⑦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年）颁布《科举程式》后，“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
⑧
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取
“骑、射、书、算、律”综合素质的考查，加消了对
大了对“文辞”的考查力度，但也并不只是纯粹考查四书五经的内容。
当然，明朝科举考试以第一场为重，重视四书五经的考查也是事实。生活在景泰至嘉靖年间的王鏊说过：“今科场虽兼策、论，而百年之间，主司所重，惟在经义，士子所习，亦惟经义，
⑨故以为经既通，则策、论可无俟乎习矣。”那么，
祖时期的科举考试文体较之后世来说尚未定型、成熟，相对自由、松散，没有太多的规定与限制。有学者解释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任何考试内容都有一种向客观程式化，甚至向日益严格固定的客观程式化发展的自然趋势……只要有百十年的升平，任一考试科目都有可能演变成繁复严密的程式。……明朝建立后承平日久，试文又渐至严密，要求一种更固定的程式以便考
重视首场四书五经的考查是否是明太祖规定的了？考其源流，北宋“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奠定了此后经义为考试主要内容的格局”。⑩也就是说，四书五经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在宋元时期已经确立，明太祖不过仅是自然延续宋元惯例而已。
因四书五经本身内容有限，科举考试以其
①谭家健：《再评〈八股文滥觞于战国〉》，《职大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１期。②
孔庆茂：《八股文史》，第７７页。
③（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过力校点：《日知录·卷十六·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９５１页。④（清）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志一》（第６册），第１６８９页。⑤⑦⑩
何怀洪：《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第１８３页。刘尊举：《明代选举制度与八股文的文化职能》，《北方论丛》２００９年第６期。何怀洪：《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第１８３页。⑥⑧（清）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志二》，第１６９４页。⑨（明）王鏊：《震泽集》卷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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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抒己见
为依据出题会渐生流弊。北宋刚考经义时出题比较容易，从中摘取一两句话作为题目即可。南宋时，这样的出题方式已是山穷水尽，为防止雷同之弊，常以一节、一章内容作为题目，出现合题、截搭题。所谓合题就是“各于本经摘出两段文意相类者，合为一题”，所谓截搭题就是“强裂句读，专务断章，离绝旨意，破碎经文”。①明代的科举命题模式基本上沿袭了宋代的轨迹。明初试题多正大简明，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年）会试题目都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题目不求偏僻，但求正大，格式也较宽。当时士子不事猜测，得以余力旁学诸经及子史，后来功令越来越密，题目也越来越入于纤细偏僻，文章的风会也因之而变”。②
明太祖时期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吗？何谓指定观点？人教版配套教科书的《教师教学用书》解释说：明朝规定，科举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并以宋儒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不能随意发表自己的见解，所谓“代圣贤立言”，即考生根据《四书集注》的观点来答题，以此达到束缚考生思想，从而加强君权。要求士人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的观点阐释经义也并非是明太祖的发明创造，南宋理宗时，朱熹地位获得推崇，《四书集注》就开始成为儒生的必读书本。元朝科举考试就规定“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注”，但不是不能发表自己的见解，强调文章应“以己意结之”。这种做法延至明初，“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掳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大结”的内容还可以就时政发表自己的见解，但“以后功令益密，恐有借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
于应举之文矣”。③
明初士子在应试时的限制没有想象中的严格，并非只能根据《四书集注》来谈看法，也可以出经入史，还可以征引诸子百家之言，甚而是“佛经、《道藏》摘而用之”。④可见考生征引的范围之广和平时允许阅读的范围之广，不是仅仅局限在四书五经圈子里面，这种现象必然是得到当局认可的。从朱元璋的经历来说，他在加入起义军前做过和尚，受佛道思想影响较深。朱元璋做皇帝后，实行儒释道三教并用的政策。道教方面，朱元璋著成《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佛教方面，朱元璋多有保护和提倡。⑤除此之外，朱元璋对汉代刘向的《说苑》、元代阴幼遇的《韵府群玉》等儒士“窃谓甚非所言”的书籍也明太祖时期士人科情有独钟。⑥这就不难理解，举应试时征引范围广的原因了。
这一时期考生所依据的儒家经义注疏也基本延续元朝的规定：“《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程朱的注疏没有一统天下，但“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集说》”。⑦注疏范围有所压缩，越来越强调程朱注疏的重要性和正统性，加强对士人思想的控制。
三、明太祖时期的选官途径
明代通过学校、科举、荐举、铨选四种方式选拔、任用官员，其中学校、科举、荐举是直接从读书人中选拔官员的方法。明太祖时，这三途是并举的，无所偏废。
荐举之法始于太祖起兵之时，盛于洪武一
）脱脱等：《宋史·选举志二》（第１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３６３６页。①（元②
孔庆茂：《八股文史》，第７５页。
③（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第９５２页。④（清）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志一》，第１６８９页。⑤
朱元璋保护和提倡佛教的史实，参见何孝荣：《试论明太祖的佛教政策》，《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４期。⑥（清）张廷玉等：《明史·解缙传》（第１４册），第４１１５页。⑦（清）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志二》，第１６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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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明太祖下达过荐举人才方面的诏令５９次，诏令大小臣工都可荐举，被荐举者还可转荐他人，由荐举而直接授官者达２８００人之多。①其中“徐兴祖、井果俱以厨役，授光禄卿，杜安道、洪观以栉工官太常卿，礼部左侍郎；蔡春、王兴宗俱以皂隶官布政使……蒯祥、蒯义、蒯钢、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官至工部左右侍郎；陆祥以石工，官至工部左侍郎；许绅以医，官至太子太保礼部尚
②书”。明太祖期望通过荐举能够得到“聪明正直、
饱学之士解缙，也有骨鲠之臣王朴，这批科场出生的青年才俊，大都是安邦定国、治理朝政的好手，也并非趋炎附势之徒。
综上所述，明太祖时期的八股取士尚处在初始阶段，文体尚未定型、成熟，命题尚未走向极端，可征引的内容并非偏狭。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度与其说是明太祖和刘基所定，不如说是前朝科举制度的自然延续，明太祖并没有对此做太大的改动，谈不上以八股取士来束缚士人的思想，以此达到加强君权的目的。从选材途径来说，科举制度只是明太祖时期选官取士的一种方法，在洪武前期，这种方法还属于“非主流”，为了克服荐举、学校选材的弊端，保证选拔官员的规范、公平、高效，明太祖又不得不恢复、延续前人留下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本身没有成为明太祖文化专制的手段。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度，尚未成为读书人的身心枷锁，尚未完全束缚读书人的思想与心灵，与后世相比，这一时期科举考试的所取的人才尚未完全丧失独立人格，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度选拔了一批国之栋梁，对“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然，朱元璋也不是没有利用科举考试来做文章加强君权，他在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年）兴起“南北榜案”，笼络北方士子，扩大统治基础；他删减《孟子》中制约王权的言论，消弭传统的抵抗思想。另外，对于不愿出仕的知识分子，他设立了“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形成了明朝重典治士的统治传统，使得明初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建树寥寥。
江苏泰州人，中学二级教师，孙凯，【作者简介】
南京市金陵中学历史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学。
贤良方正、孝弟力田”的德才兼备之士。③
学校贡举是明太祖时期选官的重要途径。明初就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央有国子监，地方有府、州、县、卫所的学校，学校所学内容有经、史、律、书、数等内容。国子监的监生学习结束可以直接提拔为地方大员或为中央台谏人选，府州县学的贡生根据考试情况分授官职，“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④
荐举和学校取士的主观性强，过程不易规范，结果难以做到公平、公正，而科举考试可以有效克服这些弊端，所以，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朱元璋下诏开科取士以此选取“经明行修、博古通今、名实相称”的“怀才抱道之士”。朱元璋同时宣称“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⑤然而，科举取士并未能如明太祖之意，所取之人长于文辞而缺少实干，不善理政。于是，洪武六年（１３７３年）诏停科举，但科举制度的优势和大量人才的需求又使明太祖不能放弃这一制度。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恢复科举。荐举、学校、科举成为明太祖时期并行不悖的三条选官的渠道。
终洪武一朝，科举制度选拔了大约９３０名进士，这些人考中做官后，“大都成为皇帝的忠实奴仆”了吗？忠于皇帝是帝制时代选才取士的基本要求，但成为“奴仆”，完全失去独立人格却是言过其实。《明史》记载，洪武朝的进士中既有
①
【责任编辑：吴丹】
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２７３页、２８８页。
②（清）褚人获：《坚瓠广集》，《笔记小说大观》（第１５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２０页。③（清）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志三》，第１７１２页。④（清）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志一》，第１６７９页。⑤（清）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志二》，第１６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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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０１期No.01,2016历史教学HistoryTeaching总第７３４期SumNo．734
八股取士不是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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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金陵中学，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００）
[关键词]八股文，科举考试，朱元璋
[中图分类号]Ｇ６３[文献标识码]Ｂ[文章编号]０４５７－６２４１（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６５－０４
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第１５课《明朝君权的加强》第一目叙述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如下：第一，改革行政机构；第二，设置特务机构锦衣卫；第三，八股取士。学界对前两个措施多无异议，但是八股取士是否是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就值得商榷了。
教材中讲八股取士是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原因之一是这一时期科举考试的文体格式已经固化，“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原因之二是明太祖时期科举考试的范围与内容十分偏狭，“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教材由此得出：明太祖通过八股取士，禁锢考生思想，“选拔能听命于皇帝的官吏”。
上述观点的史料来源应出自《明史·选举志》：“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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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谓之制义。”果如这段史料所言，明太祖与刘
一、明太祖时期科举考试的文体
明太祖时期科举考试答卷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吗？《明史·选举志》中说明太祖时科举考试第一场的答卷文体是“略仿宋经义”。所谓“宋经义”指的是宋代时期的经义文，也称“时文”。宋代经义文有着基本固定的格式，从破题到结尾分为十个段落，所以经义文又被称为“十段文”。这十个段落指的是“破题、承题、小讲、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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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官题、原题、大讲、余意、原经、结尾”，这与
成熟八股文体的八个部分，即破题、承题、起讲（小讲）、入手、提股、虚股、中股、后股，大同小异。如果洪武年间科举文体，确是“略仿宋经义”，那么教材的观点大致无差，只是十个段落与八个部分的区别而已。
果真如此吗？有学者考察洪武初年的科举时文发现：文章是“开头先回答题目的问题，为文章的主意，然后再逐层加以展开论述。其文章皆非八股，而类于论体，也没有其他框框的束缚”。③至少说明洪武初期的科举文体较为自由，不像宋代经义文体那样限制严格，也没有必须分成八个部分。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年）定立科举条例后，科举时文的结构也没有严格受限。
基规定科举考试为八股取士，那么，说明太祖以此加强君权也是史证确凿，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收稿日期】2015－11-11
）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志二》（第６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６９３页。①（清②③
朱瑞熙：《宋元的时文———八股文的雏形》，《历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３期。孔庆茂：《八股文史》，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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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八股文的程式可有一定的灵活性，并非一成不变，但八股文体“不能灵活的是，以八股组成的四比，每比一定是相对成文的偶句，不能是互不对称的散句。这就是八股文主要的形式特点所在”。①
从明太祖到明成祖时期，科举时明朝初期，
文多数并不符合八股文主要的形式特点，古文味道浓厚，比偶的形式没有形成定制。直至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年）辛丑科会试，进士薛
的文章
还是不拘于对偶格式，“行文古逸”，写的文章主体部分甚至是“四股只是四段散体文字，不求对偶自然生动”。②
明朝初期的科举文体形式较为自由，不刻意要求比偶的原因是经过元朝的统治和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经义文反趋朴实”，在形式上没有宋代经义文的限制严格。这股朴实的文风，影响久远。“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直到明宪宗成化年间（１４６５￣１４８７），文章的对偶要求才逐渐严格，“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③后世论者有以唐诗的演变为喻比附明朝科举文体的变化：“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
④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云。”也就是说明太
官衡文和士子准备，后人习称的‘八股’也就在
⑤
此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二、明太祖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
明太祖时期科举考试的范围是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吗？准确地说，明朝科举第一场考试的题目是在四书五经范围内。明朝科举考试分为三场，“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⑥洪武初年的科举考试既考对经义的理解和阐释，也考查士人对应用文体的掌握和对政务的了解，还考查骑射等军事素质，“充分体现了太祖皇帝务求全才、注重实际能力的用人思想”。⑦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年）颁布《科举程式》后，“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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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取
“骑、射、书、算、律”综合素质的考查，加消了对
大了对“文辞”的考查力度，但也并不只是纯粹考查四书五经的内容。
当然，明朝科举考试以第一场为重，重视四书五经的考查也是事实。生活在景泰至嘉靖年间的王鏊说过：“今科场虽兼策、论，而百年之间，主司所重，惟在经义，士子所习，亦惟经义，
⑨故以为经既通，则策、论可无俟乎习矣。”那么，
祖时期的科举考试文体较之后世来说尚未定型、成熟，相对自由、松散，没有太多的规定与限制。有学者解释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任何考试内容都有一种向客观程式化，甚至向日益严格固定的客观程式化发展的自然趋势……只要有百十年的升平，任一考试科目都有可能演变成繁复严密的程式。……明朝建立后承平日久，试文又渐至严密，要求一种更固定的程式以便考
重视首场四书五经的考查是否是明太祖规定的了？考其源流，北宋“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奠定了此后经义为考试主要内容的格局”。⑩也就是说，四书五经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在宋元时期已经确立，明太祖不过仅是自然延续宋元惯例而已。
因四书五经本身内容有限，科举考试以其
①谭家健：《再评〈八股文滥觞于战国〉》，《职大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１期。②
孔庆茂：《八股文史》，第７７页。
③（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过力校点：《日知录·卷十六·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９５１页。④（清）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志一》（第６册），第１６８９页。⑤⑦⑩
何怀洪：《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第１８３页。刘尊举：《明代选举制度与八股文的文化职能》，《北方论丛》２００９年第６期。何怀洪：《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第１８３页。⑥⑧（清）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志二》，第１６９４页。⑨（明）王鏊：《震泽集》卷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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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抒己见
为依据出题会渐生流弊。北宋刚考经义时出题比较容易，从中摘取一两句话作为题目即可。南宋时，这样的出题方式已是山穷水尽，为防止雷同之弊，常以一节、一章内容作为题目，出现合题、截搭题。所谓合题就是“各于本经摘出两段文意相类者，合为一题”，所谓截搭题就是“强裂句读，专务断章，离绝旨意，破碎经文”。①明代的科举命题模式基本上沿袭了宋代的轨迹。明初试题多正大简明，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年）会试题目都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题目不求偏僻，但求正大，格式也较宽。当时士子不事猜测，得以余力旁学诸经及子史，后来功令越来越密，题目也越来越入于纤细偏僻，文章的风会也因之而变”。②
明太祖时期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吗？何谓指定观点？人教版配套教科书的《教师教学用书》解释说：明朝规定，科举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并以宋儒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不能随意发表自己的见解，所谓“代圣贤立言”，即考生根据《四书集注》的观点来答题，以此达到束缚考生思想，从而加强君权。要求士人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的观点阐释经义也并非是明太祖的发明创造，南宋理宗时，朱熹地位获得推崇，《四书集注》就开始成为儒生的必读书本。元朝科举考试就规定“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注”，但不是不能发表自己的见解，强调文章应“以己意结之”。这种做法延至明初，“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掳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大结”的内容还可以就时政发表自己的见解，但“以后功令益密，恐有借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
于应举之文矣”。③
明初士子在应试时的限制没有想象中的严格，并非只能根据《四书集注》来谈看法，也可以出经入史，还可以征引诸子百家之言，甚而是“佛经、《道藏》摘而用之”。④可见考生征引的范围之广和平时允许阅读的范围之广，不是仅仅局限在四书五经圈子里面，这种现象必然是得到当局认可的。从朱元璋的经历来说，他在加入起义军前做过和尚，受佛道思想影响较深。朱元璋做皇帝后，实行儒释道三教并用的政策。道教方面，朱元璋著成《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佛教方面，朱元璋多有保护和提倡。⑤除此之外，朱元璋对汉代刘向的《说苑》、元代阴幼遇的《韵府群玉》等儒士“窃谓甚非所言”的书籍也明太祖时期士人科情有独钟。⑥这就不难理解，举应试时征引范围广的原因了。
这一时期考生所依据的儒家经义注疏也基本延续元朝的规定：“《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程朱的注疏没有一统天下，但“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集说》”。⑦注疏范围有所压缩，越来越强调程朱注疏的重要性和正统性，加强对士人思想的控制。
三、明太祖时期的选官途径
明代通过学校、科举、荐举、铨选四种方式选拔、任用官员，其中学校、科举、荐举是直接从读书人中选拔官员的方法。明太祖时，这三途是并举的，无所偏废。
荐举之法始于太祖起兵之时，盛于洪武一
）脱脱等：《宋史·选举志二》（第１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３６３６页。①（元②
孔庆茂：《八股文史》，第７５页。
③（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第９５２页。④（清）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志一》，第１６８９页。⑤
朱元璋保护和提倡佛教的史实，参见何孝荣：《试论明太祖的佛教政策》，《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４期。⑥（清）张廷玉等：《明史·解缙传》（第１４册），第４１１５页。⑦（清）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志二》，第１６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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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明太祖下达过荐举人才方面的诏令５９次，诏令大小臣工都可荐举，被荐举者还可转荐他人，由荐举而直接授官者达２８００人之多。①其中“徐兴祖、井果俱以厨役，授光禄卿，杜安道、洪观以栉工官太常卿，礼部左侍郎；蔡春、王兴宗俱以皂隶官布政使……蒯祥、蒯义、蒯钢、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官至工部左右侍郎；陆祥以石工，官至工部左侍郎；许绅以医，官至太子太保礼部尚
②书”。明太祖期望通过荐举能够得到“聪明正直、
饱学之士解缙，也有骨鲠之臣王朴，这批科场出生的青年才俊，大都是安邦定国、治理朝政的好手，也并非趋炎附势之徒。
综上所述，明太祖时期的八股取士尚处在初始阶段，文体尚未定型、成熟，命题尚未走向极端，可征引的内容并非偏狭。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度与其说是明太祖和刘基所定，不如说是前朝科举制度的自然延续，明太祖并没有对此做太大的改动，谈不上以八股取士来束缚士人的思想，以此达到加强君权的目的。从选材途径来说，科举制度只是明太祖时期选官取士的一种方法，在洪武前期，这种方法还属于“非主流”，为了克服荐举、学校选材的弊端，保证选拔官员的规范、公平、高效，明太祖又不得不恢复、延续前人留下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本身没有成为明太祖文化专制的手段。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度，尚未成为读书人的身心枷锁，尚未完全束缚读书人的思想与心灵，与后世相比，这一时期科举考试的所取的人才尚未完全丧失独立人格，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度选拔了一批国之栋梁，对“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然，朱元璋也不是没有利用科举考试来做文章加强君权，他在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年）兴起“南北榜案”，笼络北方士子，扩大统治基础；他删减《孟子》中制约王权的言论，消弭传统的抵抗思想。另外，对于不愿出仕的知识分子，他设立了“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形成了明朝重典治士的统治传统，使得明初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建树寥寥。
江苏泰州人，中学二级教师，孙凯，【作者简介】
南京市金陵中学历史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学。
贤良方正、孝弟力田”的德才兼备之士。③
学校贡举是明太祖时期选官的重要途径。明初就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央有国子监，地方有府、州、县、卫所的学校，学校所学内容有经、史、律、书、数等内容。国子监的监生学习结束可以直接提拔为地方大员或为中央台谏人选，府州县学的贡生根据考试情况分授官职，“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④
荐举和学校取士的主观性强，过程不易规范，结果难以做到公平、公正，而科举考试可以有效克服这些弊端，所以，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朱元璋下诏开科取士以此选取“经明行修、博古通今、名实相称”的“怀才抱道之士”。朱元璋同时宣称“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⑤然而，科举取士并未能如明太祖之意，所取之人长于文辞而缺少实干，不善理政。于是，洪武六年（１３７３年）诏停科举，但科举制度的优势和大量人才的需求又使明太祖不能放弃这一制度。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恢复科举。荐举、学校、科举成为明太祖时期并行不悖的三条选官的渠道。
终洪武一朝，科举制度选拔了大约９３０名进士，这些人考中做官后，“大都成为皇帝的忠实奴仆”了吗？忠于皇帝是帝制时代选才取士的基本要求，但成为“奴仆”，完全失去独立人格却是言过其实。《明史》记载，洪武朝的进士中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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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丹】
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２７３页、２８８页。
②（清）褚人获：《坚瓠广集》，《笔记小说大观》（第１５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２０页。③（清）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志三》，第１７１２页。④（清）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志一》，第１６７９页。⑤（清）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志二》，第１６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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