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权力理论之概述
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福柯说了这样一段话，“毕竟，直到19世纪，人们才 认清剥削。但人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权力是什么。可能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还不足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神秘的、被称作权力的、被到处授与人的东西。它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显现的，又是隐蔽的。”这段关于权力的论述多少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这也是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所在。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权力（pouvoir ）一语在福柯的著作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福柯在权力领域所作的探究，被认为堪与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领域的建树相匹，甚至福柯本人，也因而被称为“权力思想家”。但即便是这样，这段话却更像是福柯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声音，或许在他看来，其实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大概永远不会弄清楚“权力”是什么。
但是，福柯仍然尽量对权力作了最大程度上的体认，这里的“权力”我觉得更倾向于现代意义上的。他指出，权力的隐蔽性的一处重要表现就是：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我个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一方面权力的行使无不具有一系列目标和目的，另一方面这又不意味权力产生于某一个人的选择和决定。任何个人或国家机器，都不可能指挥在一个社会中产生作用的整个权力网。这也是福柯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中所谈到的，他说，“实际上人们很不了解：谁在行使权力？在哪儿行使权力？人们几乎已了解到：谁在剥削？利益去哪儿了？然而，权力„„很清楚，并不是统治者拥有权力。”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指在现代社会中，并不仅仅是统治者拥有权力。因为福柯多次批评过传统的权力观念，即视权力为确保奴役一个国家国民的一组机构和机制，或者说，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实施统治的总体系统。他一再强调权力不是一样“东西”，而是一种关系，是各种势力关系的复合体，是这些势力关系通过持续不断的相互抗争，改变、增强或颠覆它们的过程。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写道，“权力不是一种机制，不是一种机构，它不是赋予某人的一种力量；它是外借得来的一个名称，用于一个特定社会中某种策略情景。”我觉得，这段话和《知识分子与权力》中的一段话对照来看似乎更明白些，“毫无疑问，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国家机器的传统分析无法穷尽权力运行和实施的领域。„„凡是有权力的地方，人们都行使权力。确切地说，没有人是权力的拥有者，然而，总是一方面的一些人和另一方面的另一些人在一定的方向下共同行使权力。人们不知道谁是掌权者，但是知道谁没有权力。”权力不是一样“东西”，所以没有人是权力的拥有者。权力不是固定的存在，也不是流动的存在，而是无形的存在，是一种关系，是一
张网。权力不是获得的、夺取亦不是分享的，而是弥漫生成于各种关系的一种转替无定的游戏，这些关系波及经济、性、知识、政治、情感等等人类存在的所有领域。
但凡论及福柯的权力理论，多数理论论著都先叙述其“知识—权力”理论，我认为相比之下，“生物—权力”理论似乎更能揭橥权力隐蔽性的原因所在。关于“生物—权力”理论的主要论述见于福柯《性史》第一卷。在这一卷的第五章中，福柯指出，权力之所以越来越难以被人们所认清，是因为权力“改变了其实施的逻辑”。在西方社会，从古典时期开始，权力的这些机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论述时，福柯以“生杀大权”为例——“从那时起，杀人的权力开始发生变化。”这里的“那时”应该是指十九世纪。“杀人，曾经以君王自卫或要求臣民保卫自己的权利为基础，转而以全社会有权保证、维持、发展社会的存在为借口的。”福柯毫不留情地揭露出了这种转变下被粉饰过的血腥：“１9世纪以前的统治者从未如此用自己的人民充当祭品。战争不再以保卫君王的名义，而是以保卫全体人民生存的名义进行。不同国家的人民被动员起来为生存而互相残杀。屠杀变成了生存的需要。统治者正是以生命与生存、身体与种族的主管人的身份发动了这样多的战争，杀害了这样多的人。”但是在福柯看来，这还不是权力最血腥的一面，现代意义上的权力才显露出它的真正残忍的而强大的一面，而且是以一种不露声色的方式。这就是被福柯称为“生物—权力”的结合产物，我想这来源于福柯在文中反复使用的一个短语“（人／人民）作为生物的存在。”
“生物—权力” 发展于１７世纪，它和古老的源于父权、以王权为象征的杀人权力不同，这种权力不再看重管理死亡也就是剥夺生命，而是转变为把管理生命作为自己的职责，也就是说，对人的控制转变在生命本身这个层次上。而对人体的训练和对人口的调节构成管理生命的权力组织的两个极点，“生物—权力”标志着这样一种权力：其最高职能不再是杀人，而是从各方面包围生命。福柯这样论述它，“但是，这可怖的杀人的权力——也许正因此它才能厚颜无耻地扩大自己的范围——现在变成了积极影响生命、管理生命、提高生命价值、繁殖生命、准确控制生命并对生命进行整体调节的权力的补充。‘强取’渐渐不再是权力的主要形式，而只是具有刺激、加强、检查、监督、增加和组织那些受权力控制的力量之功能的权力诸组成部分之一。这是一个专门生产力量、使他们增长、并对它们进行组织的权力，而不是一个专门阻挠、降服或消灭力量的权力。”
“知识—权力”理论是福柯在认清权力之路上迈出的又一大步。知识和权力在福柯看来是一对共生体，这个共生体的表象是知识，实质是权力。权力总是与知识携手并进，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故而知识并不是客观的、中立的，它是拉起“真理”来做虎皮、包裹起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福柯说，对知识意欲的历史分析向我们揭示，所有的知识都建立
在不公正的基础上，追求知识的本能是邪恶的。我认为，“知识—权力”理论和“生物—权力”理论相互对照着或许更能为人所理解。因为如今在对生命的管理中，知识和权力是共同参与“渗透”的，表现为对人体的治理和对生命的量性管理：各种训练机构迅速发展——学校、社团、军营、工厂；在政治实践和经济观察领域出现了出生率、寿命、公共卫生、居住、迁移这些问题，于是出现了以制服身体和控制人口为目的的各项技术大爆炸。我认为，福柯的“权力理论”的另一深刻性就在于他指出了权力的这种变化：如今的权力和古时的权力相比更加隐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更换同盟军的缘故——权力的主要结盟者不再是政治力量，而是知识。知识使得权力能以一种更加巧妙的隐蔽方式实行，不为人觉察。“无需强调政治技术的大量增多，从那时起，它们就开始包围人体、健康、饮食与居住的方式、生活环境及生存的整个空间。”
关于对权力的抵制，福柯说有权力必有抵制存在。这是因为无所不在、无孔不在的权力既是压抑的力量，又是建设的力量。由于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因而抵制力量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的策略之中，存在于权力关系弥散无边的游戏之中。福柯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抵制是被动的、注定要失败的，相反，这些四面八方散布于权力网中的抵制点会导致一个动荡的社会产生分裂、打破统一，实现社会关系和个人关系的重新组合。在《性史》第一卷中，他说：“就像权力的关系网最终是形成了一张渗透入各类机制的稠密网络，而不被定位在它们中间，对权力的漫不胜数的抵制点，同样也横贯了各个社会阶层和个人团体。毫无疑问，使革命成其为可能的对这些抵制点的系统编码，一定程度上正像国家是各种权力关系的机制整合。”
关于福柯的权力理论与文学的关系，大多数的理论论著似乎都很喜爱美国批评家雷契的一段话，或多或少都会引用其中的语句。但是不幸的是，在把这段文字反复读了好几遍后，我发现自己仍然无法理解它，惟一能做的就是将其如实地摘录下来。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每一个文本都参与了知识与权力的游戏。伟大文学作品的理想形象，超越了自身生产时空的宇宙图景和超时代预言的贮存库，是一种神话。如果一个古代文本在后来的年代中复生，它就再一次进入一场知识与权力的‘游戏’。档案的话语总是恰如其分地处在这类游戏的力量中间。”
中文系０3级1班
陈瑶
B03011103
福柯权力理论之概述
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福柯说了这样一段话，“毕竟，直到19世纪，人们才 认清剥削。但人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权力是什么。可能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还不足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神秘的、被称作权力的、被到处授与人的东西。它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显现的，又是隐蔽的。”这段关于权力的论述多少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这也是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所在。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权力（pouvoir ）一语在福柯的著作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福柯在权力领域所作的探究，被认为堪与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领域的建树相匹，甚至福柯本人，也因而被称为“权力思想家”。但即便是这样，这段话却更像是福柯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声音，或许在他看来，其实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大概永远不会弄清楚“权力”是什么。
但是，福柯仍然尽量对权力作了最大程度上的体认，这里的“权力”我觉得更倾向于现代意义上的。他指出，权力的隐蔽性的一处重要表现就是：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我个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一方面权力的行使无不具有一系列目标和目的，另一方面这又不意味权力产生于某一个人的选择和决定。任何个人或国家机器，都不可能指挥在一个社会中产生作用的整个权力网。这也是福柯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中所谈到的，他说，“实际上人们很不了解：谁在行使权力？在哪儿行使权力？人们几乎已了解到：谁在剥削？利益去哪儿了？然而，权力„„很清楚，并不是统治者拥有权力。”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指在现代社会中，并不仅仅是统治者拥有权力。因为福柯多次批评过传统的权力观念，即视权力为确保奴役一个国家国民的一组机构和机制，或者说，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实施统治的总体系统。他一再强调权力不是一样“东西”，而是一种关系，是各种势力关系的复合体，是这些势力关系通过持续不断的相互抗争，改变、增强或颠覆它们的过程。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写道，“权力不是一种机制，不是一种机构，它不是赋予某人的一种力量；它是外借得来的一个名称，用于一个特定社会中某种策略情景。”我觉得，这段话和《知识分子与权力》中的一段话对照来看似乎更明白些，“毫无疑问，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国家机器的传统分析无法穷尽权力运行和实施的领域。„„凡是有权力的地方，人们都行使权力。确切地说，没有人是权力的拥有者，然而，总是一方面的一些人和另一方面的另一些人在一定的方向下共同行使权力。人们不知道谁是掌权者，但是知道谁没有权力。”权力不是一样“东西”，所以没有人是权力的拥有者。权力不是固定的存在，也不是流动的存在，而是无形的存在，是一种关系，是一
张网。权力不是获得的、夺取亦不是分享的，而是弥漫生成于各种关系的一种转替无定的游戏，这些关系波及经济、性、知识、政治、情感等等人类存在的所有领域。
但凡论及福柯的权力理论，多数理论论著都先叙述其“知识—权力”理论，我认为相比之下，“生物—权力”理论似乎更能揭橥权力隐蔽性的原因所在。关于“生物—权力”理论的主要论述见于福柯《性史》第一卷。在这一卷的第五章中，福柯指出，权力之所以越来越难以被人们所认清，是因为权力“改变了其实施的逻辑”。在西方社会，从古典时期开始，权力的这些机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论述时，福柯以“生杀大权”为例——“从那时起，杀人的权力开始发生变化。”这里的“那时”应该是指十九世纪。“杀人，曾经以君王自卫或要求臣民保卫自己的权利为基础，转而以全社会有权保证、维持、发展社会的存在为借口的。”福柯毫不留情地揭露出了这种转变下被粉饰过的血腥：“１9世纪以前的统治者从未如此用自己的人民充当祭品。战争不再以保卫君王的名义，而是以保卫全体人民生存的名义进行。不同国家的人民被动员起来为生存而互相残杀。屠杀变成了生存的需要。统治者正是以生命与生存、身体与种族的主管人的身份发动了这样多的战争，杀害了这样多的人。”但是在福柯看来，这还不是权力最血腥的一面，现代意义上的权力才显露出它的真正残忍的而强大的一面，而且是以一种不露声色的方式。这就是被福柯称为“生物—权力”的结合产物，我想这来源于福柯在文中反复使用的一个短语“（人／人民）作为生物的存在。”
“生物—权力” 发展于１７世纪，它和古老的源于父权、以王权为象征的杀人权力不同，这种权力不再看重管理死亡也就是剥夺生命，而是转变为把管理生命作为自己的职责，也就是说，对人的控制转变在生命本身这个层次上。而对人体的训练和对人口的调节构成管理生命的权力组织的两个极点，“生物—权力”标志着这样一种权力：其最高职能不再是杀人，而是从各方面包围生命。福柯这样论述它，“但是，这可怖的杀人的权力——也许正因此它才能厚颜无耻地扩大自己的范围——现在变成了积极影响生命、管理生命、提高生命价值、繁殖生命、准确控制生命并对生命进行整体调节的权力的补充。‘强取’渐渐不再是权力的主要形式，而只是具有刺激、加强、检查、监督、增加和组织那些受权力控制的力量之功能的权力诸组成部分之一。这是一个专门生产力量、使他们增长、并对它们进行组织的权力，而不是一个专门阻挠、降服或消灭力量的权力。”
“知识—权力”理论是福柯在认清权力之路上迈出的又一大步。知识和权力在福柯看来是一对共生体，这个共生体的表象是知识，实质是权力。权力总是与知识携手并进，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故而知识并不是客观的、中立的，它是拉起“真理”来做虎皮、包裹起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福柯说，对知识意欲的历史分析向我们揭示，所有的知识都建立
在不公正的基础上，追求知识的本能是邪恶的。我认为，“知识—权力”理论和“生物—权力”理论相互对照着或许更能为人所理解。因为如今在对生命的管理中，知识和权力是共同参与“渗透”的，表现为对人体的治理和对生命的量性管理：各种训练机构迅速发展——学校、社团、军营、工厂；在政治实践和经济观察领域出现了出生率、寿命、公共卫生、居住、迁移这些问题，于是出现了以制服身体和控制人口为目的的各项技术大爆炸。我认为，福柯的“权力理论”的另一深刻性就在于他指出了权力的这种变化：如今的权力和古时的权力相比更加隐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更换同盟军的缘故——权力的主要结盟者不再是政治力量，而是知识。知识使得权力能以一种更加巧妙的隐蔽方式实行，不为人觉察。“无需强调政治技术的大量增多，从那时起，它们就开始包围人体、健康、饮食与居住的方式、生活环境及生存的整个空间。”
关于对权力的抵制，福柯说有权力必有抵制存在。这是因为无所不在、无孔不在的权力既是压抑的力量，又是建设的力量。由于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因而抵制力量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的策略之中，存在于权力关系弥散无边的游戏之中。福柯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抵制是被动的、注定要失败的，相反，这些四面八方散布于权力网中的抵制点会导致一个动荡的社会产生分裂、打破统一，实现社会关系和个人关系的重新组合。在《性史》第一卷中，他说：“就像权力的关系网最终是形成了一张渗透入各类机制的稠密网络，而不被定位在它们中间，对权力的漫不胜数的抵制点，同样也横贯了各个社会阶层和个人团体。毫无疑问，使革命成其为可能的对这些抵制点的系统编码，一定程度上正像国家是各种权力关系的机制整合。”
关于福柯的权力理论与文学的关系，大多数的理论论著似乎都很喜爱美国批评家雷契的一段话，或多或少都会引用其中的语句。但是不幸的是，在把这段文字反复读了好几遍后，我发现自己仍然无法理解它，惟一能做的就是将其如实地摘录下来。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每一个文本都参与了知识与权力的游戏。伟大文学作品的理想形象，超越了自身生产时空的宇宙图景和超时代预言的贮存库，是一种神话。如果一个古代文本在后来的年代中复生，它就再一次进入一场知识与权力的‘游戏’。档案的话语总是恰如其分地处在这类游戏的力量中间。”
中文系０3级1班
陈瑶
B0301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