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幸强国
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0年07期
1
实用主义在美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皮尔士1878年《通俗科学月刊》1月号发表的论文《怎样把我们的观念弄明白》算起， 正好是120年。如果从詹姆士于1898 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所作的《哲学概念与实际效果》的演讲算起，正好是100年。一百多年来， 美国哲学的历史贯穿着实用主义这一条主线，这是毋庸置疑的。对这样一个源远流长、影响巨大的哲学学说，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的民族精神的学说，今天仍然值得认真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对待黑格尔学说的态度是辩证否定的，即批判了客观唯心主义，挽救了辩证法。我们今天对待实用主义仍然应该具有这种态度。一百多年来滥觞沉浮的实用主义学说，总的来说基本的合理思想是务实精神，而主要的错误倾向是对真理的歪曲或回避。
美国的实用主义发展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了以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学派。后期从50～60年代至今，其代表人物有奎因（W.V.Quine）、戴维森（Donald Davison）、普特南（Hilary Putnam ）和罗蒂（Rirchard Rorty）。后期的实用主义学说在80～90年代发展势头强劲，至今影响还在日益扩大。
研究实用主义，还得从前期的实用主义说起，因为前期的实用主义已经明显地表现了实用主义的基本特征。尽管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在实用主义的表述上有许多差异，但他们的基本思想是相当一致的。
皮尔士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认为，真理是科学探索的目的，又是科学探索的结果，即通过科学的方法所达到的一种稳定的信念。在皮尔士看来，信念是一种行动的意向，而当经验与意向发生冲突时，就产生了怀疑，而怀疑是一种不愉快的状态，需要进行探索去获得稳定的信念。取得信念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皮尔士指出，固执的方法、权威的方法和先验的方法都是不足取的，因为这些方法都不能取得稳定的信念。只有科学的方法能使人们最终取得稳定的信念，消除怀疑状态。因为“探索的方法中，只有科学的方法受到了实在的制约，而实在是与任何人的信念无关的。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的方法能导致一致同意的原因”（注：苏三·哈克：《逻辑的哲学》，第97页、[英]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实在”在皮尔士看来是一种性质，像其它的性质一样，存在于特殊的感觉作用之中。“现实事物的唯一作用是造成信念，因为所有由现实事物刺激而来的感觉都以信念的形式出现在意识中”。（注：哈利·威尔斯：《实用主义》，第37页，[英]纽约国际出版社，1954年版。）由此可知，真理虽然是对应于“实在”的，但真理又是稳定的排除怀疑的一致同意的引导行动的信念。这就是皮尔士关于认识和真理的基本点。
詹姆士认为，真理就是能够有效地联系我们经验的工具：“我们能够采纳的观念，即能够使我们满意地、可靠地、简单地、省力地把我们经验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和另一个部分合适地联系起来的观念，就是最大的真理，就是迄今为此的真理，就是工具的真理。”（注：哈利·威尔斯：《实用主义》，第117页，[英]纽约国际出版社，1954 年版。）在此，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经验中有效，就是真理；反之，真理有效总是相对于经验而言的。
我们怎么才能达到真理？詹姆士的道路十分简单：相信的意向。我们相信某种观念对我们的生活有利，这个概念就是真理。在詹姆士看来，科学中有各种描述的选择，正好说明了科学是追求效用，而不是追求真理。我们的相信意向是指向效用的，这是目的；我们把某种观念称为真理，这是手段。如果真理与效用无关，那么，我们宁愿抛弃真理。
杜威认为，在传统哲学中，理论和实践是分裂的，应该把二者统一起来，传统哲学追求理性。理性既可以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也可以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在杜威看来，理性的二元论是应该消除的。怎么消除？杜威主张用“智力”代替“理性”，即用“智力”而不是用“理性”去理解世界。何谓“智力”？即运用过去的经验去重构新的经验，或者说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杜威认为，“智力”是可以修正的：“人们为了引导和重构行动而制定的计划和原则并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实施的假说，需要在引导我们的现实实践的失败和成功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排除、修正和发展。”（注：哈利·威尔斯：《实用主义》，第146页，[英]纽约国际出版社，1954年版。）用“智力”取代“理性”，是把哲学追溯的终点从客观世界转移到人的活动上来。与此相对应，真理就是在实践活动中取得一定效用的理论。
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在真理观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简单地把真理问题归结为效用问题，而没有真理自身的理论。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离开了真理，实用主义仍然是完备的；真理好似一个“孤点”，时断时续地与实用主义理论体系相联系，偶尔成为实用主义理论的“装潢”。
2
后期的实用主义与前期的实用主义有很大的区别。前期的实用主义没有对哲学命题作语言分析，方法比较简单。后期的实用主义经历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洗礼，运用严密的语言分析方法，精致地论证了实用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奎因在《从逻辑的观点看》这本书中，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严格划分作了批判。从莱布尼茨、康德的理性主义传统看，分析命题的意义是逻辑真实的，与经验无关；而综合命题是与经验相关的。奎因指出，分析命题的逻辑完备性源于定义，定义是用熟知的术语界定新的术语，这就形成了同义词。同义词在不同的经验环境中具有互换性和不可互换性。因此看来，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一样，都是与经验相关的。在奎因看来，分析命题是一种理想化，在形式化语言中，定义严格同一，语义规则确定，这是一种操作工具合理性；在自然语言中，同义词的定义一方面造成语言使用的方便，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改变语言信息，降低语言的丰富性。
形式化语言是依据一定的语义规则建立起来的。在奎因看来，语义规则是一种假设，一种探索的工具：“‘假设’这个词只有相对于一个探索的行动时才是有意义的；当我们在探索中，运用某些变换的集合，可以发现一些命题和另一些命题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使用‘假设’。”（注：奎固：《从逻辑的观点看》，第33页，[英]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离开了人的探索活动，语义规则是无效的，分析命题也是无效的。分析命题的逻辑真实性与经验无关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奎因倡导一种整体主义的科学观。他认为，不仅一个术语、一个句子要在相应的语言背景下才有意义，一个科学命题与观察现象的对照，也只有在整个科学理论内部才能具有合理的解释。因此，在科学研究中，“第一哲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自然科学不能回答自然科学之外的问题。在奎因看来，具体科学之外的认识论是没有认知价值的。
和奎因相似，戴维森承认整体主义的语意观。他认为，单词的意义体现在语句中，而语句的意义则体现在整个语言系统中。辞典的释义正好与此相反：单词意义是明确的；单词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构成语句；语句的集合构成语言系统。这就造成了释义的循环。戴维森提出了一个理解语意的定义：S是T当且仅当P。在这个表达式中，S是对象语言描述，P是元语言描述，T代表在元语言中是真实的。定义表示真实与意义的对应关系。戴维森认为，如果在一种语言中有“真实”的意义，那么，上述定义就是对该语言中“真实”的一种理解。在戴维森看来，理解一种语言中真理的语意学概念是理解语句及整个语言系统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戴维森认为，语句结构的意义的真值条件定义突破了整体语意观的束缚，开创了语意的规范研究的方法。
戴维森从语言交流的需要出发，阐述了真理的必要性。他认为，人们为了进行语言交流，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世界图景，而这个图景的对错是以一致同意为基础的；一致同意并不等同于真理，但是，如果说一致同意的某些内容是错误的，那么，大部分一致同意的东西一定是真实的。成功的交流只能大致地证明我们的世界图景的真实性。
戴维森承认，在一个语言体系中，满足真值条件的语句并不是永真的，这些语句的真实性还受到时间、地点和其它条件的变化的限制。语言的真值条件主要是如何用有限的词，根据一定的方式，去建构新的真实的语句。总之，戴维森的真理观主要是说明了真理在语意表述上的恰当方式。
普特南认为，戴维森的真值恰当公式并没有解决语意问题。戴维森的公式可以表达为：“X是水”，是真实的当且仅当X是H[,2]O。实际上它并没有告诉我们“水”是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H[,2]O”是什么。普特南和戴维森一样，都致力于突破整体语意观的束缚而寻求解决微观语意的方法。戴维森认为，“真”的语意就是语句转译、重构的限制条件。普特南则走了另一条道路：从单词的语用说明语意。普特南从可能世界出发，阐述了单词的语用的相对性。可能世界如下：1750年，与地球同时并存着一个孪生地球，在孪生地球上生活着讲英语的人类。孪生地球的人把在他们周围的水也称为“water”， 因为这里的水在外观性质和使用上与地球上的水是一样的。然而，到了1950年，科学的发展告诉人们：地球上的水的成份是H[,2]O， 而孪生地球上的水的成分是XYZ。那么，孪生地球上“water”的意义是一个错误吗？并非如此。 因为，单词的语意取决于语用。这就是普特南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普特南认为，单词的用法是单词的意义的来源，意义是在用法的扩展中不断变化的。例如，在阿基米德的时代，“金”的用法就和现代不一样。用现代的元素结构标准，阿基米德时代的“金”的集合就包含有类似金而非金的物质。再如，在爱因斯坦前后，物理学中的动能的基本表达式是不一样的，爱因斯坦的动能表达式原则上包含一个相对论因子。这些事实在科学史上是不胜枚举的，说明了语用决定语意。
按照普特南的思想，语用是服从于解释的目的的。语用的发展是为了作出最佳的解释。这种最佳的解释，在普特南看来，就是宣称它能被辩明。”
“辩明”是人的科学活动——这是普特南思想的核心。普特南认为，追求形而上学实在是人类崇高的理论，但无现实性。“如果我们假定这个宇宙被柏拉图理念所激活，每一特殊事物都具有某种意向性，或者我们成功地建构了一个与现代物理的世界图景完全相异的世界模式，那么，在我们的思维之外的东西，为我们阐释我们的语言这种观点，就丝毫不会使我们看到它的非自治性。但是，现代物理学家并没有把这样的能力归于自然：自然包含了物理学家的自然图景。”（注：普特南：《语词与生活》，第358页，[英]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 ）“理想化辩明”中包含实用主义的价值观：自治性、继承性和简单性等。在普特南看来，这些认识价值观并不能保证我们作出“理想化辩明”，认知价值观要和科学事实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科学理论。普特南认为，在科学理论中，事实和价值不可分割，因此，没有“纯粹”的客观规律。
罗蒂对流行的科学理性作了分析。他认为客观与主观、知识与意见、事实与判断都是莫须有的对立，是早已过时的思维方式。在罗蒂看来，我们当中许多人对自然科学怀着神秘的崇拜，原因在于他们把自然科学视为追求“对应于实在自身”的理性的科学，而把人文科学视为非理性的活动。在这样一种神秘的氛围中，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向自然科学的方法、标准看齐，自然科学的理性取代了中世纪宗教的地位，成了新的崇拜的核心，自然科学的真理拥有了绝对的权威。罗蒂认为，上述氛围是一种病态的精神。事实上，每一种学科都有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没有理由赋予自然科学及其方法以唯一神圣的地位。如果说自然科学追求的是“对应于实在自身的真理，那么，这种真理只是一种虚构。如果说自然科学取得了一定的效用，那么，一切学科都各有其效用”。
那么，自然科学值得赞美的东西是什么？罗蒂认为，不是它追求“对应于实在自身”的真理，而是它自由而开放的对话精神。这种对话精神和机制为人类其它活动树立了一个榜样：通过自由、开放的对话达到自愿的一致。在罗蒂看来，没有必要把科学家视为比常人更客观，更具有逻辑性，更献身于真理。“但是，有充分的理由赞扬他们在自身的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机制，并以这些机制作为文化的其它部分的榜样。”（注：罗蒂：《客观性，相对主义和真理》，第39页，[英]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罗蒂宣称，在这样的机制中，人的活动的目的是取得一个合适的自愿同意和容忍一定的分歧，而不是追求对应实在的真理。抛弃了在不可解释的主客体对立基础上的真理，就进入了实用主义的境界。罗蒂主张一种“无镜”的探索，所谓“镜”，就是本质、真理这一类概念。消除了“镜”，政治、科学以及一切文化活动都可以在没有任何形而上学先验规定的条件下，通过自由讨论，达到自愿的一致。
奎因和戴维森都强调在语言和逻辑之外讨论真理是没有意义的。奎因否认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认为一切命题都是综合命题，都与经验相关，因此，在具体科学之外没有必要探索认识论问题。戴维森把命题的表述的恰当性条件当作“真”的含义，认为在语言之外，没有探索真理含义的必要。普特南和罗蒂直接讨论了真理问题。他们都反对事实和价值的二元论。普特南把真理定义为理想化辩明，即在认识活动中所获得的最佳解释，在最佳解释中容许对客体作多元化说明，以解释效用为基本出发点。罗蒂反对真理是“对应客体自身”的理论，认为科学中值得尊崇的是自由而开放的对话机制这样一种真正的理性，而不是取代宗教的权威的理性。
3
当代实用主义有没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实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民族精神。美国的历史并不悠久，文化积淀也不深厚，然而，务实的观念却深入人心。有人嘲笑美国务实文化的浅薄，但这也正是美国文化中的宝贵财富。美国的近现代历史是经济、社会发展快速的历史，这得益于地理、政治等各种综合条件，其中务实的文化观念也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实用主义是务实文化观念在哲学上的体现。
实用主义的务实精神首先体现在提出问题的实践目的性。问题只有和实践相关，才有探索的意义。杜威一再强调，要在“问题状况”下研究哲学，就要再带着认知、教育、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去求得理论的说明和解决的方法。当代实用主义的各个代表人物在这一点上与杜威就达到完全一致。其次，实用主义的务实精神就是重视解决问题的实效。当代实用主义从逻辑、语言、科学史各个层面，充分体现了重视实效的观点。
以实际问题为出发点，重视实际效果，无疑是正确的。那么，对当代实用主义的批判有无必要？回答也是肯定的。当代实用主义都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回避真理问题，歪曲真理问题。奎因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把科学活动当作在一定论域中的理论阐释活动。在一种科学理论内部，奎因的思想是辩证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中都有经验因素，单一的命题只能在理论整体中才能理解。然而，在各门科学的大的综合的层面上，奎因的态度是僵化的，他反对在哲学层次上界定真理。戴维森研究了语句结构，把语句的语意转译的恰当条件当作真值条件，阐释了语句为真的条件，但并未越出语言范围来探索哲学意义上的真理。普特南关于词的语意之相对性的思想十分丰富，尤其是对科学语汇的使用的历史分析比较深刻。普特南关于词的语意的稳定性、分析性就包含了真理的绝对性的思想，而词的可修正性、综合性就包含了真理的相对性的思想。但普特南以主客体因素不可分为由，宣称“内在实在论”的真理观是“理想化辩明”。他认为事实和价值不可分是界定客体为“真”的根本屏障。罗蒂对真理的概念完全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在科学、文化和一切社会活动中，实际效果是现实的东西，而真理则是一种虚无。
当代实用主义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回避和歪曲真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实用主义的传统就是重视实际效果，歪曲客观真理。詹姆士的“有用即真理”的说法是一个明显的典型，并且遭到了各方面的批评。杜威采用了比较委婉的口气，把真理界定为可靠断定。其次，当代实用主义者回避和歪曲真理，与批判实证主义有一定的关系。实证主义把主体和客体绝对对立起来去寻求科学认识中的确定性，脱离了科学的实践和历史，不能正确地说明科学认识发展的规律。当代实用主义重视科学历史，把主体和客体结合起来分析问题，但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要么否认真理，要么把真理当作不可言说的词语。最后，当代实用主义回避和歪曲真理，体现了哲学上的党派立场。在当代实用主义内部，没有关于真理的统一观念。然而，当代实用主义者在反对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当代实用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当作17世纪唯物主义的残余，把唯物辩证的真理观当作17世纪的反映论。这是完全的误解和偏见。
当代实用主义者虽然在真理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他们都认同杜威的“可靠断定”的说法，即用可靠断定代替真理。“可靠断定”的观点反对把一定阶段的正确认识绝对化，主张正确认识在新的条件下的可修正性，这是正确的一面。但是，“可靠断定”的要害是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在真理问题上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当代实用主义回避和歪曲真理，就不能合理地说明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活动是双向的。从信息的观点看，人的实践活动就是接受信息、处理信息并发出指令的反馈过程。信息不真，指令就有很大的失误概率。从哲学上讲，就是务实以求真为前提。把重视实际效果和追求客观真理对立起来，是站不住脚的。
逻辑和语言中的真实与哲学意义上的真理有很大的相关性，因为真理的表达离不开对逻辑和语言的正确运用。奎因告诉我们，一个命题的意义与整个理论背景相关。因此，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应该是整体性的。戴维森指出了语句意义的转译的恰当条件。说明了语句信息转译要有确定性。推而论之，不具有确定意义的命题就不能称为真理。
奎因和戴维森回避讨论哲学意义上的真理，其隐含的前提是：形而上学真理没有意义。果真如此吗？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说哲学真理没有意义，那么，逻辑和语言的真理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最高层次的概括没有意义的话，中等层次的概括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认识追溯到中等层次的概括，其合理性的根据是什么？
实用主义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缺乏全局思维。以杜威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在社会领域内倡导改良主义，以医治各种社会弊病。改良思想的积极意义应有适当的评价，但杜威认为社会进步完全依赖于改良，就是一种以部分代替全体的思维方法。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医治社会弊病是一个包含各个不同层次的系统工程。改良属于较低层次的对症下药，而社会进步还需要对社会作整体分析，探索制约社会系统全局的根本矛盾，这就涉及到最高层次的哲学概括。奎因和戴维森反对在哲学层次上讨论真理的含义，把真理的讨论限制在语言和逻辑的层面上。从方法上讲，这与杜威的改良主义是同出一辙的，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思维方式。奎因的整体主义科学观，也只是一种科学理论内部的命题意义的整体性，而不是哲学上最高层次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当代实用主义都反对“第一哲学”，罗蒂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最为彻底，他主张取消哲学作为行动参考的指南。罗蒂的思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那就是在实际行动中不要受到抽象理论的束缚。从正面意义上看，罗蒂的思维是“奥康剃刀”。然而，罗蒂的“无镜哲学”要取消一切哲学理论，在政治、文化和科学中就事论事，这就使罗蒂和杜威、奎因、戴维森一样，否认了系统性、整体性，是一种片面的思维方式。
实用主义被许多人理解为市侩利己主义，这个现象值得思考。传统的实用主义和当代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没有倡导市侩利己主义，然而人们还是倾向于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实用主义的理论只有效用，而无客观真理；只有就事论事，而无系统思考。所以，实用主义理论本身就为利己主义敞开了大门。
普特南批判了工具理性主义，主张对效用作辩证的思考。他认为只要效用是中性的，实用主义就不等于工具理性。那么，这就引伸出了一个问题：效用是相对于谁而言？我们认为，效用是客观的，是相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而言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用主义还没有找到共同的基础。因此，当代实用主义的务实精神是正确的，反对求真则是错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社会实践观念和全面分析问题的方法。
作者介绍：幸强国，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系，四川 成都610074
作者：幸强国
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0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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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在美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皮尔士1878年《通俗科学月刊》1月号发表的论文《怎样把我们的观念弄明白》算起， 正好是120年。如果从詹姆士于1898 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所作的《哲学概念与实际效果》的演讲算起，正好是100年。一百多年来， 美国哲学的历史贯穿着实用主义这一条主线，这是毋庸置疑的。对这样一个源远流长、影响巨大的哲学学说，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的民族精神的学说，今天仍然值得认真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对待黑格尔学说的态度是辩证否定的，即批判了客观唯心主义，挽救了辩证法。我们今天对待实用主义仍然应该具有这种态度。一百多年来滥觞沉浮的实用主义学说，总的来说基本的合理思想是务实精神，而主要的错误倾向是对真理的歪曲或回避。
美国的实用主义发展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了以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学派。后期从50～60年代至今，其代表人物有奎因（W.V.Quine）、戴维森（Donald Davison）、普特南（Hilary Putnam ）和罗蒂（Rirchard Rorty）。后期的实用主义学说在80～90年代发展势头强劲，至今影响还在日益扩大。
研究实用主义，还得从前期的实用主义说起，因为前期的实用主义已经明显地表现了实用主义的基本特征。尽管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在实用主义的表述上有许多差异，但他们的基本思想是相当一致的。
皮尔士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认为，真理是科学探索的目的，又是科学探索的结果，即通过科学的方法所达到的一种稳定的信念。在皮尔士看来，信念是一种行动的意向，而当经验与意向发生冲突时，就产生了怀疑，而怀疑是一种不愉快的状态，需要进行探索去获得稳定的信念。取得信念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皮尔士指出，固执的方法、权威的方法和先验的方法都是不足取的，因为这些方法都不能取得稳定的信念。只有科学的方法能使人们最终取得稳定的信念，消除怀疑状态。因为“探索的方法中，只有科学的方法受到了实在的制约，而实在是与任何人的信念无关的。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的方法能导致一致同意的原因”（注：苏三·哈克：《逻辑的哲学》，第97页、[英]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实在”在皮尔士看来是一种性质，像其它的性质一样，存在于特殊的感觉作用之中。“现实事物的唯一作用是造成信念，因为所有由现实事物刺激而来的感觉都以信念的形式出现在意识中”。（注：哈利·威尔斯：《实用主义》，第37页，[英]纽约国际出版社，1954年版。）由此可知，真理虽然是对应于“实在”的，但真理又是稳定的排除怀疑的一致同意的引导行动的信念。这就是皮尔士关于认识和真理的基本点。
詹姆士认为，真理就是能够有效地联系我们经验的工具：“我们能够采纳的观念，即能够使我们满意地、可靠地、简单地、省力地把我们经验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和另一个部分合适地联系起来的观念，就是最大的真理，就是迄今为此的真理，就是工具的真理。”（注：哈利·威尔斯：《实用主义》，第117页，[英]纽约国际出版社，1954 年版。）在此，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经验中有效，就是真理；反之，真理有效总是相对于经验而言的。
我们怎么才能达到真理？詹姆士的道路十分简单：相信的意向。我们相信某种观念对我们的生活有利，这个概念就是真理。在詹姆士看来，科学中有各种描述的选择，正好说明了科学是追求效用，而不是追求真理。我们的相信意向是指向效用的，这是目的；我们把某种观念称为真理，这是手段。如果真理与效用无关，那么，我们宁愿抛弃真理。
杜威认为，在传统哲学中，理论和实践是分裂的，应该把二者统一起来，传统哲学追求理性。理性既可以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也可以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在杜威看来，理性的二元论是应该消除的。怎么消除？杜威主张用“智力”代替“理性”，即用“智力”而不是用“理性”去理解世界。何谓“智力”？即运用过去的经验去重构新的经验，或者说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杜威认为，“智力”是可以修正的：“人们为了引导和重构行动而制定的计划和原则并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实施的假说，需要在引导我们的现实实践的失败和成功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排除、修正和发展。”（注：哈利·威尔斯：《实用主义》，第146页，[英]纽约国际出版社，1954年版。）用“智力”取代“理性”，是把哲学追溯的终点从客观世界转移到人的活动上来。与此相对应，真理就是在实践活动中取得一定效用的理论。
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在真理观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简单地把真理问题归结为效用问题，而没有真理自身的理论。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离开了真理，实用主义仍然是完备的；真理好似一个“孤点”，时断时续地与实用主义理论体系相联系，偶尔成为实用主义理论的“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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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的实用主义与前期的实用主义有很大的区别。前期的实用主义没有对哲学命题作语言分析，方法比较简单。后期的实用主义经历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洗礼，运用严密的语言分析方法，精致地论证了实用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奎因在《从逻辑的观点看》这本书中，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严格划分作了批判。从莱布尼茨、康德的理性主义传统看，分析命题的意义是逻辑真实的，与经验无关；而综合命题是与经验相关的。奎因指出，分析命题的逻辑完备性源于定义，定义是用熟知的术语界定新的术语，这就形成了同义词。同义词在不同的经验环境中具有互换性和不可互换性。因此看来，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一样，都是与经验相关的。在奎因看来，分析命题是一种理想化，在形式化语言中，定义严格同一，语义规则确定，这是一种操作工具合理性；在自然语言中，同义词的定义一方面造成语言使用的方便，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改变语言信息，降低语言的丰富性。
形式化语言是依据一定的语义规则建立起来的。在奎因看来，语义规则是一种假设，一种探索的工具：“‘假设’这个词只有相对于一个探索的行动时才是有意义的；当我们在探索中，运用某些变换的集合，可以发现一些命题和另一些命题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使用‘假设’。”（注：奎固：《从逻辑的观点看》，第33页，[英]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离开了人的探索活动，语义规则是无效的，分析命题也是无效的。分析命题的逻辑真实性与经验无关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奎因倡导一种整体主义的科学观。他认为，不仅一个术语、一个句子要在相应的语言背景下才有意义，一个科学命题与观察现象的对照，也只有在整个科学理论内部才能具有合理的解释。因此，在科学研究中，“第一哲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自然科学不能回答自然科学之外的问题。在奎因看来，具体科学之外的认识论是没有认知价值的。
和奎因相似，戴维森承认整体主义的语意观。他认为，单词的意义体现在语句中，而语句的意义则体现在整个语言系统中。辞典的释义正好与此相反：单词意义是明确的；单词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构成语句；语句的集合构成语言系统。这就造成了释义的循环。戴维森提出了一个理解语意的定义：S是T当且仅当P。在这个表达式中，S是对象语言描述，P是元语言描述，T代表在元语言中是真实的。定义表示真实与意义的对应关系。戴维森认为，如果在一种语言中有“真实”的意义，那么，上述定义就是对该语言中“真实”的一种理解。在戴维森看来，理解一种语言中真理的语意学概念是理解语句及整个语言系统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戴维森认为，语句结构的意义的真值条件定义突破了整体语意观的束缚，开创了语意的规范研究的方法。
戴维森从语言交流的需要出发，阐述了真理的必要性。他认为，人们为了进行语言交流，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世界图景，而这个图景的对错是以一致同意为基础的；一致同意并不等同于真理，但是，如果说一致同意的某些内容是错误的，那么，大部分一致同意的东西一定是真实的。成功的交流只能大致地证明我们的世界图景的真实性。
戴维森承认，在一个语言体系中，满足真值条件的语句并不是永真的，这些语句的真实性还受到时间、地点和其它条件的变化的限制。语言的真值条件主要是如何用有限的词，根据一定的方式，去建构新的真实的语句。总之，戴维森的真理观主要是说明了真理在语意表述上的恰当方式。
普特南认为，戴维森的真值恰当公式并没有解决语意问题。戴维森的公式可以表达为：“X是水”，是真实的当且仅当X是H[,2]O。实际上它并没有告诉我们“水”是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H[,2]O”是什么。普特南和戴维森一样，都致力于突破整体语意观的束缚而寻求解决微观语意的方法。戴维森认为，“真”的语意就是语句转译、重构的限制条件。普特南则走了另一条道路：从单词的语用说明语意。普特南从可能世界出发，阐述了单词的语用的相对性。可能世界如下：1750年，与地球同时并存着一个孪生地球，在孪生地球上生活着讲英语的人类。孪生地球的人把在他们周围的水也称为“water”， 因为这里的水在外观性质和使用上与地球上的水是一样的。然而，到了1950年，科学的发展告诉人们：地球上的水的成份是H[,2]O， 而孪生地球上的水的成分是XYZ。那么，孪生地球上“water”的意义是一个错误吗？并非如此。 因为，单词的语意取决于语用。这就是普特南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普特南认为，单词的用法是单词的意义的来源，意义是在用法的扩展中不断变化的。例如，在阿基米德的时代，“金”的用法就和现代不一样。用现代的元素结构标准，阿基米德时代的“金”的集合就包含有类似金而非金的物质。再如，在爱因斯坦前后，物理学中的动能的基本表达式是不一样的，爱因斯坦的动能表达式原则上包含一个相对论因子。这些事实在科学史上是不胜枚举的，说明了语用决定语意。
按照普特南的思想，语用是服从于解释的目的的。语用的发展是为了作出最佳的解释。这种最佳的解释，在普特南看来，就是宣称它能被辩明。”
“辩明”是人的科学活动——这是普特南思想的核心。普特南认为，追求形而上学实在是人类崇高的理论，但无现实性。“如果我们假定这个宇宙被柏拉图理念所激活，每一特殊事物都具有某种意向性，或者我们成功地建构了一个与现代物理的世界图景完全相异的世界模式，那么，在我们的思维之外的东西，为我们阐释我们的语言这种观点，就丝毫不会使我们看到它的非自治性。但是，现代物理学家并没有把这样的能力归于自然：自然包含了物理学家的自然图景。”（注：普特南：《语词与生活》，第358页，[英]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 ）“理想化辩明”中包含实用主义的价值观：自治性、继承性和简单性等。在普特南看来，这些认识价值观并不能保证我们作出“理想化辩明”，认知价值观要和科学事实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科学理论。普特南认为，在科学理论中，事实和价值不可分割，因此，没有“纯粹”的客观规律。
罗蒂对流行的科学理性作了分析。他认为客观与主观、知识与意见、事实与判断都是莫须有的对立，是早已过时的思维方式。在罗蒂看来，我们当中许多人对自然科学怀着神秘的崇拜，原因在于他们把自然科学视为追求“对应于实在自身”的理性的科学，而把人文科学视为非理性的活动。在这样一种神秘的氛围中，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向自然科学的方法、标准看齐，自然科学的理性取代了中世纪宗教的地位，成了新的崇拜的核心，自然科学的真理拥有了绝对的权威。罗蒂认为，上述氛围是一种病态的精神。事实上，每一种学科都有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没有理由赋予自然科学及其方法以唯一神圣的地位。如果说自然科学追求的是“对应于实在自身的真理，那么，这种真理只是一种虚构。如果说自然科学取得了一定的效用，那么，一切学科都各有其效用”。
那么，自然科学值得赞美的东西是什么？罗蒂认为，不是它追求“对应于实在自身”的真理，而是它自由而开放的对话精神。这种对话精神和机制为人类其它活动树立了一个榜样：通过自由、开放的对话达到自愿的一致。在罗蒂看来，没有必要把科学家视为比常人更客观，更具有逻辑性，更献身于真理。“但是，有充分的理由赞扬他们在自身的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机制，并以这些机制作为文化的其它部分的榜样。”（注：罗蒂：《客观性，相对主义和真理》，第39页，[英]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罗蒂宣称，在这样的机制中，人的活动的目的是取得一个合适的自愿同意和容忍一定的分歧，而不是追求对应实在的真理。抛弃了在不可解释的主客体对立基础上的真理，就进入了实用主义的境界。罗蒂主张一种“无镜”的探索，所谓“镜”，就是本质、真理这一类概念。消除了“镜”，政治、科学以及一切文化活动都可以在没有任何形而上学先验规定的条件下，通过自由讨论，达到自愿的一致。
奎因和戴维森都强调在语言和逻辑之外讨论真理是没有意义的。奎因否认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认为一切命题都是综合命题，都与经验相关，因此，在具体科学之外没有必要探索认识论问题。戴维森把命题的表述的恰当性条件当作“真”的含义，认为在语言之外，没有探索真理含义的必要。普特南和罗蒂直接讨论了真理问题。他们都反对事实和价值的二元论。普特南把真理定义为理想化辩明，即在认识活动中所获得的最佳解释，在最佳解释中容许对客体作多元化说明，以解释效用为基本出发点。罗蒂反对真理是“对应客体自身”的理论，认为科学中值得尊崇的是自由而开放的对话机制这样一种真正的理性，而不是取代宗教的权威的理性。
3
当代实用主义有没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实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民族精神。美国的历史并不悠久，文化积淀也不深厚，然而，务实的观念却深入人心。有人嘲笑美国务实文化的浅薄，但这也正是美国文化中的宝贵财富。美国的近现代历史是经济、社会发展快速的历史，这得益于地理、政治等各种综合条件，其中务实的文化观念也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实用主义是务实文化观念在哲学上的体现。
实用主义的务实精神首先体现在提出问题的实践目的性。问题只有和实践相关，才有探索的意义。杜威一再强调，要在“问题状况”下研究哲学，就要再带着认知、教育、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去求得理论的说明和解决的方法。当代实用主义的各个代表人物在这一点上与杜威就达到完全一致。其次，实用主义的务实精神就是重视解决问题的实效。当代实用主义从逻辑、语言、科学史各个层面，充分体现了重视实效的观点。
以实际问题为出发点，重视实际效果，无疑是正确的。那么，对当代实用主义的批判有无必要？回答也是肯定的。当代实用主义都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回避真理问题，歪曲真理问题。奎因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把科学活动当作在一定论域中的理论阐释活动。在一种科学理论内部，奎因的思想是辩证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中都有经验因素，单一的命题只能在理论整体中才能理解。然而，在各门科学的大的综合的层面上，奎因的态度是僵化的，他反对在哲学层次上界定真理。戴维森研究了语句结构，把语句的语意转译的恰当条件当作真值条件，阐释了语句为真的条件，但并未越出语言范围来探索哲学意义上的真理。普特南关于词的语意之相对性的思想十分丰富，尤其是对科学语汇的使用的历史分析比较深刻。普特南关于词的语意的稳定性、分析性就包含了真理的绝对性的思想，而词的可修正性、综合性就包含了真理的相对性的思想。但普特南以主客体因素不可分为由，宣称“内在实在论”的真理观是“理想化辩明”。他认为事实和价值不可分是界定客体为“真”的根本屏障。罗蒂对真理的概念完全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在科学、文化和一切社会活动中，实际效果是现实的东西，而真理则是一种虚无。
当代实用主义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回避和歪曲真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实用主义的传统就是重视实际效果，歪曲客观真理。詹姆士的“有用即真理”的说法是一个明显的典型，并且遭到了各方面的批评。杜威采用了比较委婉的口气，把真理界定为可靠断定。其次，当代实用主义者回避和歪曲真理，与批判实证主义有一定的关系。实证主义把主体和客体绝对对立起来去寻求科学认识中的确定性，脱离了科学的实践和历史，不能正确地说明科学认识发展的规律。当代实用主义重视科学历史，把主体和客体结合起来分析问题，但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要么否认真理，要么把真理当作不可言说的词语。最后，当代实用主义回避和歪曲真理，体现了哲学上的党派立场。在当代实用主义内部，没有关于真理的统一观念。然而，当代实用主义者在反对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当代实用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当作17世纪唯物主义的残余，把唯物辩证的真理观当作17世纪的反映论。这是完全的误解和偏见。
当代实用主义者虽然在真理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他们都认同杜威的“可靠断定”的说法，即用可靠断定代替真理。“可靠断定”的观点反对把一定阶段的正确认识绝对化，主张正确认识在新的条件下的可修正性，这是正确的一面。但是，“可靠断定”的要害是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在真理问题上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当代实用主义回避和歪曲真理，就不能合理地说明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活动是双向的。从信息的观点看，人的实践活动就是接受信息、处理信息并发出指令的反馈过程。信息不真，指令就有很大的失误概率。从哲学上讲，就是务实以求真为前提。把重视实际效果和追求客观真理对立起来，是站不住脚的。
逻辑和语言中的真实与哲学意义上的真理有很大的相关性，因为真理的表达离不开对逻辑和语言的正确运用。奎因告诉我们，一个命题的意义与整个理论背景相关。因此，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应该是整体性的。戴维森指出了语句意义的转译的恰当条件。说明了语句信息转译要有确定性。推而论之，不具有确定意义的命题就不能称为真理。
奎因和戴维森回避讨论哲学意义上的真理，其隐含的前提是：形而上学真理没有意义。果真如此吗？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说哲学真理没有意义，那么，逻辑和语言的真理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最高层次的概括没有意义的话，中等层次的概括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认识追溯到中等层次的概括，其合理性的根据是什么？
实用主义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缺乏全局思维。以杜威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在社会领域内倡导改良主义，以医治各种社会弊病。改良思想的积极意义应有适当的评价，但杜威认为社会进步完全依赖于改良，就是一种以部分代替全体的思维方法。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医治社会弊病是一个包含各个不同层次的系统工程。改良属于较低层次的对症下药，而社会进步还需要对社会作整体分析，探索制约社会系统全局的根本矛盾，这就涉及到最高层次的哲学概括。奎因和戴维森反对在哲学层次上讨论真理的含义，把真理的讨论限制在语言和逻辑的层面上。从方法上讲，这与杜威的改良主义是同出一辙的，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思维方式。奎因的整体主义科学观，也只是一种科学理论内部的命题意义的整体性，而不是哲学上最高层次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当代实用主义都反对“第一哲学”，罗蒂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最为彻底，他主张取消哲学作为行动参考的指南。罗蒂的思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那就是在实际行动中不要受到抽象理论的束缚。从正面意义上看，罗蒂的思维是“奥康剃刀”。然而，罗蒂的“无镜哲学”要取消一切哲学理论，在政治、文化和科学中就事论事，这就使罗蒂和杜威、奎因、戴维森一样，否认了系统性、整体性，是一种片面的思维方式。
实用主义被许多人理解为市侩利己主义，这个现象值得思考。传统的实用主义和当代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没有倡导市侩利己主义，然而人们还是倾向于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实用主义的理论只有效用，而无客观真理；只有就事论事，而无系统思考。所以，实用主义理论本身就为利己主义敞开了大门。
普特南批判了工具理性主义，主张对效用作辩证的思考。他认为只要效用是中性的，实用主义就不等于工具理性。那么，这就引伸出了一个问题：效用是相对于谁而言？我们认为，效用是客观的，是相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而言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用主义还没有找到共同的基础。因此，当代实用主义的务实精神是正确的，反对求真则是错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社会实践观念和全面分析问题的方法。
作者介绍：幸强国，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系，四川 成都61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