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2月24日08:35南方网社论我要评论(10)
字号：T|T
公车监管成为广州“两会”焦点话题。广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苏志佳在参加“两会”分组讨论时，主动谈起广州公车监管措施。未来，广州市公车将安装GPS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实行分级管理，经批准非公务用车将采取有偿使用措施，试点单位估算，拟按照每公里1.5~1.7元收费。
公车监管和治理的必要性无需再赘一词，监管和治理的终极目标也应该早有共识：杜绝公车私用，遏制“特权车”现象，大幅减少公车费用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对照这一目标，广州准备实行的“GPS定位跟踪”、“有偿私用”显然还有相当距离。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新举措才引发了争议。有的质疑其“给公车私用披上了合法外衣”，有的认为这是叠床架屋，可能导致在为安装GPS系统支付巨大费用后而收效甚微，有的则直言这仍然不过是内部监督……
这些观点不乏合理的一面，作为正视民意的政府，欲推行这一措施就有必要做好一些前期的工作。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具备公信力的数据，能够说明新举措的未来前景。GPS治理公车模式是在试点的基础上推进的，媒体也报道称试点的单位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似乎均为试点单位自说自话，如果没有足够权威的数据证明这一治理模式的确好用，要让公众相信不久的将来，“每辆公车年节省费用在7000元以上”也许确有一定难度。这可能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的认真评估，而这种评估当然应建立在对利弊客观公正分析的基础之上；其次，有政协委员质疑，公车安装GPS系统产生了一块巨大的市场蛋糕，建议既是反腐之举，就应在设备的招投方面符合规范，这些很有预见性的建议当能被相关部门所吸纳。
广州治理公车的新举措尚未正式实施，舆论即风生水起，这充分说明了公车治理问题的热度及高敏感性。客观地讲，这种舆论环境既是公车治理的动力，也可能令其重陷曲折反复之地。正如苏志佳所坦言，希望推行之前“不要沸沸扬扬，还没推就好多问题了，很难推的嘛”。公车治理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迈出一小步殊为不易，也远比说上千万句更有意义，面对公车治理迈出的一小步，可以提意见，但不宜让口水淹没抬腿走路的人，使其逡巡退缩。
不必讳言，在治理效果上，“GPS定位跟踪”、“公车有偿私用”不是一步到位，但如果拿其与过去几乎完全没有监督相比又如何呢？官方已经承认，这个新举措只是一个“先易后难”的过渡办法。之所以现阶段只能采取过渡办法而非一步到位，就因为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妥协难以让理想主义者满意，然而也要看到，在妥协的背后，既得利益还是有所削弱的事实。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哪怕徒具形式的监督，也断然不会有人喜欢这种形式；哪怕象征性地收取费用，也会让习惯公权私用者爽然若失。更何况广州拟推行的措施，监管信息和权力是收束在纪委，尽管在批评者眼里仍近于内部监督，但与公车使用单位自我监督比较，毕竟前进了一步。
一位专家曾经说过，“公车改革16年无头绪，每年支出已近2000亿”。改了16年都没见头绪的事情，指望其一朝而弊绝风清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面对任何一种着眼于限制和削除既得权益的办法都不妨静以观变。自然，为了让改革的代价更小收益更大，改革者也有必要听取社会各界更多的意见。这中间最大的呼声是实施新治理措施时，加大社会监督介入的力度，而社会监督介入的前提无非有二，一是监管和处罚信息非由政府所垄断，对此，官方已经承诺，监管公示的范围将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扩大范围，也许剩下的就只是一个要不要制订一份时间表的问题了；二是政府对公民乃至社会的介入持欢迎和赞赏之态度。在这方面，公民吕建福的遭遇可为殷鉴，在河南，吕建福因为执著地于业余偷拍公车私用，在让公车私用者害怕的同时，也成为了部分官员最讨厌的人。吕建福式的公民理应是G PS的很好补充，我们在公车监管上投入巨资的同时，也应该欢迎吕建福式的公民介入，并给这种介入提供必要的通道。
2011年02月24日08:35南方网社论我要评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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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监管成为广州“两会”焦点话题。广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苏志佳在参加“两会”分组讨论时，主动谈起广州公车监管措施。未来，广州市公车将安装GPS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实行分级管理，经批准非公务用车将采取有偿使用措施，试点单位估算，拟按照每公里1.5~1.7元收费。
公车监管和治理的必要性无需再赘一词，监管和治理的终极目标也应该早有共识：杜绝公车私用，遏制“特权车”现象，大幅减少公车费用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对照这一目标，广州准备实行的“GPS定位跟踪”、“有偿私用”显然还有相当距离。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新举措才引发了争议。有的质疑其“给公车私用披上了合法外衣”，有的认为这是叠床架屋，可能导致在为安装GPS系统支付巨大费用后而收效甚微，有的则直言这仍然不过是内部监督……
这些观点不乏合理的一面，作为正视民意的政府，欲推行这一措施就有必要做好一些前期的工作。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具备公信力的数据，能够说明新举措的未来前景。GPS治理公车模式是在试点的基础上推进的，媒体也报道称试点的单位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似乎均为试点单位自说自话，如果没有足够权威的数据证明这一治理模式的确好用，要让公众相信不久的将来，“每辆公车年节省费用在7000元以上”也许确有一定难度。这可能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的认真评估，而这种评估当然应建立在对利弊客观公正分析的基础之上；其次，有政协委员质疑，公车安装GPS系统产生了一块巨大的市场蛋糕，建议既是反腐之举，就应在设备的招投方面符合规范，这些很有预见性的建议当能被相关部门所吸纳。
广州治理公车的新举措尚未正式实施，舆论即风生水起，这充分说明了公车治理问题的热度及高敏感性。客观地讲，这种舆论环境既是公车治理的动力，也可能令其重陷曲折反复之地。正如苏志佳所坦言，希望推行之前“不要沸沸扬扬，还没推就好多问题了，很难推的嘛”。公车治理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迈出一小步殊为不易，也远比说上千万句更有意义，面对公车治理迈出的一小步，可以提意见，但不宜让口水淹没抬腿走路的人，使其逡巡退缩。
不必讳言，在治理效果上，“GPS定位跟踪”、“公车有偿私用”不是一步到位，但如果拿其与过去几乎完全没有监督相比又如何呢？官方已经承认，这个新举措只是一个“先易后难”的过渡办法。之所以现阶段只能采取过渡办法而非一步到位，就因为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妥协难以让理想主义者满意，然而也要看到，在妥协的背后，既得利益还是有所削弱的事实。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哪怕徒具形式的监督，也断然不会有人喜欢这种形式；哪怕象征性地收取费用，也会让习惯公权私用者爽然若失。更何况广州拟推行的措施，监管信息和权力是收束在纪委，尽管在批评者眼里仍近于内部监督，但与公车使用单位自我监督比较，毕竟前进了一步。
一位专家曾经说过，“公车改革16年无头绪，每年支出已近2000亿”。改了16年都没见头绪的事情，指望其一朝而弊绝风清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面对任何一种着眼于限制和削除既得权益的办法都不妨静以观变。自然，为了让改革的代价更小收益更大，改革者也有必要听取社会各界更多的意见。这中间最大的呼声是实施新治理措施时，加大社会监督介入的力度，而社会监督介入的前提无非有二，一是监管和处罚信息非由政府所垄断，对此，官方已经承诺，监管公示的范围将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扩大范围，也许剩下的就只是一个要不要制订一份时间表的问题了；二是政府对公民乃至社会的介入持欢迎和赞赏之态度。在这方面，公民吕建福的遭遇可为殷鉴，在河南，吕建福因为执著地于业余偷拍公车私用，在让公车私用者害怕的同时，也成为了部分官员最讨厌的人。吕建福式的公民理应是G PS的很好补充，我们在公车监管上投入巨资的同时，也应该欢迎吕建福式的公民介入，并给这种介入提供必要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