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边城》世界中的土家族元素
赵坤
沈从文1943年完成的中篇小说《边城》是以湘西背景书写的文学世界。“湘西”，就是土家族苗族原生态的文化背景，其展示了广裹的土家族背景，沈从文以其深邃睿智的审美目光，穿透这片亘古以来的土地，展示一个民族原始、淳朴、自然的人性和人生，表现民族的理想的精神和人生状态，为民族的灵魂再造提供他独特的文化思考，《边城》成为理想爱情之歌或“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作品，也是沈从文创作的高峰。长期以来，很多文学评论家都视《边城》为苗族的背景，视翠翠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爷爷为“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小说情节的流程为“苗族式”的结局，根据本人长期在土家苗族地区生活的经验与考证，《边城》展示的土家族的元素。
苦难的土家人在复杂而漫长的演变中以及与天斗、地斗、人斗的艰难发展中，固守家园，从而缓慢地铸就成了稳固的民族性格—善歌好舞，崇拜神巫，膜拜祖宗，相信命运，粗犷、豪放、乐观、大方、忠厚、淳朴、勇敢，但不是很富于反抗。
《边城》世界中的广博而又复杂的土家元素
土家族的自然背景及人文精神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即山里人的意思) 。生活在湘鄂渝黔交杂的地带，总人口约810万人，主要居住在武陵山区即今湖南省湘西州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吉首、凤凰、沪溪、大庸、花垣等市县，湖北省的恩施州来凤、鹤峰、咸峰、长阳、五峰等，重庆市的酉阳、石柱、黔江、秀山、彭水等，贵州省的沿河、印江、思南、江口、德江、铜仁等。整个土家族地以一山(武陵山) 两江(酉水、清江) 为中心，西抵乌江，东接松宜，北超巫山，南接澄沉，在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
关于土家文化的形成—从古代巴人说起，最早文献见于《山海经海内经》，殷代甲骨文亦有“巴方”一说，这就是巴人康君蛮和板盾蛮的史迹。据称:康君之先，故出巫诞。此与巫文化与楚之神鬼祝文化有渊源，康君蛮由今长阳溯清江而上，成为鄂西州土家先民; 板盾蛮有七姓，活动于今渝东一带，曾与姬姓巴人一起，被周封“巴子国”，后被秦人所灭，其中“五子”流入五溪，(即今武陵山区) ，融合原五溪土著居民，大多构成今酉水河及湘西等地的土家族。巴人诸支，均表现出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土家文化虽受汉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清朝的“改土归流”，但因大山闭塞，古代巴风仍盛，即巴之音舞，楚之巫祝，巫舞与艺术相伴而生成土家这个民族。
土家族名曰“土”，史有称“蛮人”、“夷”，这个“老实”的民族是在经历多灾多难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其产生之初，就受到秦与楚的夹击，在夹缝中与当地土著人辛酸地结合。史载，两汉至五代，“诸群混流”，隋唐时期，实行“羁糜州制”，明清“汉不入恫，蛮不出境”，“改土归流”，民族歧视，反抗不断，终以血腥镇压画上句号，封建王朝采取“以夷制夷”，征讨蛮夷，赶苗拓业或赶蛮拓业，蛮人或镇压，或归顺，或麻木，或迁移。直到公元1957年湖南湘西一“苗族”代表参加万人国庆大庆典，中央领导问她族属，她说:“我不是苗族，与苗人杂居，但我们有自己的特点，我应该是土家族。”从而使得“土家族”才正式被官方承认。这也是一些文学理论家识得“苗”人，先入为主凭印象分析的原因。
苦难的土家人在复杂而漫长的演变中以及与天斗、地斗、人斗的艰难发展中，固守家园，从而缓慢地铸就成了稳固的民族性格—善歌好舞，崇拜神巫，膜拜祖宗，相信命运，粗犷、豪放、乐观、大方、忠厚、淳朴、勇敢，但不是很富于反抗。
《边城》世界中的广博而又复杂的土家元素
沈从文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土家族，按民族成分的划分，沈从文作为少数民族属性只能是土家族，他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有相当一部分是母亲的土家习俗生活，这应该为他后 来的影响有重大关系的。
沈从文读过两年私塾，正规教育仅仅是小学，他的知识和智慧更多是自然和人生这两部大书给他的。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在沉水流域各县生活，后正式参加军队。沉水流域一带，这是土家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沈从文在此期间曾游过沉江、酉水河流域诸县。深受土家文化生活的影响，为他后来创作《边城》积累了深厚的人文和精神。
1922年，沈脱下军装，来到北京，随着创作的渐入佳境，但是，他发现，自己始终与都市文明有一种难以消除的隔膜，他称之为“乡下人”与“城里人”的隔膜，他崇尚自然人性，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作者这一创作追求无疑是建立在批判现代文明扭曲人性的基础之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生活过的、记忆中的山山水水正是沈从文漂泊流浪的最后家园，是其最温暖的心灵寄托。而这生活的背景，就是土家人纯真朴实而简明扼要存在的家园，据此，作者饱蘸深情，用生命的《边城》来表现这种“最后的精神家园”。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恫的小山城时„„”茶恫，花垣县的一个小镇。据《花垣县志》[’]简介，这里主要为汉、土家杂居之地，一条花垣河使两省(湖南、原四川今重庆) 两县(花垣、秀山) 两镇(茶恫、洪安) 分开，《秀山县志》fzl 说“梅江等地主要靠近贵州一带为苗族„„石堤、洪安等一带为土汉杂居„„”花垣河顺流较短距离注入酉水河，故沈丛文在很多文章里都提到这条河，此为土家族三大文明发源地之一。
关于酉水河，小说写道“那条河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酉水，新名字叫作白河„... }} l31《酉阳县志》等皆有说法，酉水至秀山石堤以下称“白河”，而石堤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白河”有白河桥、白河纸厂。倒是知道“酉水”之名者并不多。其实，这一带是土家族的正装正宗后裔之一。“向上行从旱路走去，则跟了川东客货，过秀山龙潭酉阳做生意„„”事实上，那个时期沿河可上溯到龙潭，这一带土家人居多，且世代延续下来的有摆手舞，人皆舞之，人皆意之。2002年，秀山、酉阳、黔江同时申报“中国摆手舞之乡”称号，这摆手舞就是土家族最主要的特色艺术。所以《边城》展示的就是广阔的土家族地域背景。
在小说里，我们感受到语言的朴实，它和这块地域一样，充满着特色，区分着正统的汉民族语言。
(管船人) 一面说，“不吸这个吗? 这好的，这妙的，送人也很合适! ”
她又不愿在天断黑以前，同黄狗赶回家去。
(翠翠) 以为欺负了她，就轻轻地说:
“悖时砍脑壳的! ”
这一次虽在这哄哆长年口中听到那个浑名“二老”名字。
(翠翠) “人老了应当歇憩! ”
(翠翠) 到灶口边去烧火。
(老船夫) “有什么福气? 又无碾坊陪嫁，一个光人。”
(祖父又说) “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要硬扎一点。”
这就是土家族地地道道的语言。尽管沈丛文要置这个故事的叙述于大民族接受的书面语言，但潜移默化的土家族影响使得他不断地不小心留下了痕迹。
土家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土家语言属汉藏语系，在与汉人漫长的融杂中，语言接近汉民族语言现象，但仍区分于正统的汉语。只有聚居边远山区的一些老人还保留着说土家语的习惯，酉水流域土家语言，己半汉化，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如骂人的语言，除“背时砍脑壳里”外，还有:“短阳寿里”、“打嫩颠你”、“咯脑壳你”，而汉人的“叔叔”，酉水河土家人则称“么爷”、“大爷”、“满满”。而苗族就没有以上语汇。特别是苗族聚集区贵州或湘西。土家族与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一样，也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有些古风旧俗在不断地变化，尤其是被汉化，但一些主要特征，却强有生命力地延续着。
比如婚俗，“改土归流”前，虽有原始婚姻的痕迹，但男女婚配较为自由，谈情说爱，以歌为媒，男女以歌调情，如此使得土家族“山歌”、“情歌”发达:“改土归流”后，汉文化之儒家思想不同程度地渗透，出现了宿命式的婚姻，包办婚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树桩也要守”。
在《边城》里，这两种方式出现在翠翠复杂的爱情里。
“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这个人是不是适宜照料翠翠一辈子? ”
“一切都是命„„怕什么? 一切要来的都得来„„”
“想爸爸做主，请媒人正正经经来说是车路，要自己做主，站到对溪高涯竹林里为你唱三年零六个月的歌是马路„„，，
“„„就提到了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黔各地。翠翠的父亲，便是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憎的结子，翠翠母亲如何爱唱歌，且如何同父亲在未认识前在白日里对歌„„”
土家山寨是歌的海洋，土家人善歌舞，在今天的酉水河很多地区，仍然保持着这种风俗，歌词多用比喻手法，唱出真情实意，娓娓动听，如酉阳可大、老寨情歌:
(追求) 隔山望姐砍柴烧，
柴也难砍山也高，
心想帮姐砍几捆，
只恨沟渠没架桥。
除了用木叶吹奏情歌外，还有劳动歌、山歌、哭丧歌、扯谎歌、摆手歌等，构成了少数民族艺术中的朵朵奇葩。
除此之外，还有丧葬，远古的土家人有“悬棺”葬，或用木棺土葬，此延续至今。死者病危，要“接气”，入硷前要给死者梳洗。由亲人到水井取水，烧热温洗，请“道士先生”来开路盖灯，唱孝歌闹丧，打绕棺材，“穿花”，送葬时孝子先挖三锄盖土等。
在《边城》里，这样写道:
“翠翠正在灶边一面哭着一面烧水预备为死去的祖父抹澡。”
“老道士在前拿着纸蟠引路，孝子第一，马兵殿后，绕着那寂寞棺材慢慢转着圈子„„” 在小说的叙述里，还有很多土家人的独特的节日、信仰，充分体现出巴楚文化交融的产物和祖先崇拜的象征。
“男子火焰高一点的，„„”
(土家迷信说法，火焰高的，鬼都怕，敢走夜路:火焰高的，死后坟肯长高长大。)
“由于这点不自觉的私心，他把长子取名天保，次子取名摊送。天保佑的在人事上或不免有握凝处，至于摊神所送来的，照当地习气，人便不能稍加轻视啦。”
“很明显的事，十分公道的办法，是应把祖父先收回去。”
而最能体现巫祝文化的，便是民间流传的歌和谣，或顺口溜，土家民调，土家历史上有过图腾崇拜，自然崇拜信仰万物有灵，土王崇拜敬奉祖先，信仰尚鬼的古风至今犹存。 《边城》这样写道:
无人过渡时，等着祖父祖父又不来，便尽只反复温习这些女孩子的神气。且轻轻地无所谓地唱着:
“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答子，二姐戴副银}J子，只有我三姐莫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
此外，土家人还有土王崇拜、祖先崇拜，“跳神”、“游冥”毛古斯舞等传统的风俗。 而精神性格的土家族背景，决定着小说的“民族的”而延伸为“世界的”，决定着小说的艺术真实和情节的合理，使得《边城》创造出不朽的艺术价值。历史上的土家族演变给予
了土家人的精神，率直、多苦多难、闭塞，膜拜超自然的伟大，信神、宿命，简单的存在及豪放，经历必然的反抗和非反抗意识，而非反抗意识贯穿民族的始终。
土家人的摇篮“母亲河”酉水培育及演化的精神性格。武陵山区的主脉八面山贯穿其间，它与酉水共同铸造了一个民族生命，使得男女性征径渭分明，雄性的豪放、泼辣、孔武与酒有关:雌性的忍耐、含蓄、认命与梦有关。独特的山性(勇武、愚昧而又世外桃源般的友善) 水性(抒情、朴呐、平淡、情绪、感觉) 颖脱出小说强有生命力的个性，“美丽的令人忧愁”。成为独树一帜的“牧歌式调子”。
所以，土家族的“人性”，决定着一个时代必然发展的人物命运，而精神内在决定着一切外在的表现形式。《边城》里人物的合理性构建和情节的合理性演绎。
翠翠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个土家族少女形象，她继承了雌性的含蓄，认命与梦的有关，她的母亲经历过反抗而最后“非反抗”，因为她“含蓄”的反抗，臆造出了文章和场面 的抒情、感觉、朴讷，后以短暂的悲剧收场，如果要继续流程边城的下一幕，合理的真实性应该是以“非反抗”收场。这是一个民族的性格使然。
而船总顺顺、大老、二老乃至杨马兵都可以看到这最终的“非反抗”意识，也许其他民族也有，但绝对没有土家族多灾多难的长期形成明显。“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因而有了沈从文而以一个无比淳朴的、自由的、满溢了生命力的王国出现在世人面前。他成为湘西人民情绪的表达者，他本人即是湘西魂魄所在。”+,而这“湘西”，就是广阔寂寥的土家族元素。 参考文献:
[1l花垣县志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 花垣县志[[Ml长沙湖南出版社..1989.
[21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编纂委员会. 秀山县志[M].成都:四川民族
出版社一2005.
[3]酉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酉阳县志【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
[4]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12.
作者简介:
赵坤(1970- ) ，男，化佬族，贵州石歼人，贵州
铜仁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课程改革与教学改革研
冤、现当代文学研究。
论沈从文《边城》世界中的土家族元素
赵坤
沈从文1943年完成的中篇小说《边城》是以湘西背景书写的文学世界。“湘西”，就是土家族苗族原生态的文化背景，其展示了广裹的土家族背景，沈从文以其深邃睿智的审美目光，穿透这片亘古以来的土地，展示一个民族原始、淳朴、自然的人性和人生，表现民族的理想的精神和人生状态，为民族的灵魂再造提供他独特的文化思考，《边城》成为理想爱情之歌或“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作品，也是沈从文创作的高峰。长期以来，很多文学评论家都视《边城》为苗族的背景，视翠翠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爷爷为“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小说情节的流程为“苗族式”的结局，根据本人长期在土家苗族地区生活的经验与考证，《边城》展示的土家族的元素。
苦难的土家人在复杂而漫长的演变中以及与天斗、地斗、人斗的艰难发展中，固守家园，从而缓慢地铸就成了稳固的民族性格—善歌好舞，崇拜神巫，膜拜祖宗，相信命运，粗犷、豪放、乐观、大方、忠厚、淳朴、勇敢，但不是很富于反抗。
《边城》世界中的广博而又复杂的土家元素
土家族的自然背景及人文精神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即山里人的意思) 。生活在湘鄂渝黔交杂的地带，总人口约810万人，主要居住在武陵山区即今湖南省湘西州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吉首、凤凰、沪溪、大庸、花垣等市县，湖北省的恩施州来凤、鹤峰、咸峰、长阳、五峰等，重庆市的酉阳、石柱、黔江、秀山、彭水等，贵州省的沿河、印江、思南、江口、德江、铜仁等。整个土家族地以一山(武陵山) 两江(酉水、清江) 为中心，西抵乌江，东接松宜，北超巫山，南接澄沉，在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
关于土家文化的形成—从古代巴人说起，最早文献见于《山海经海内经》，殷代甲骨文亦有“巴方”一说，这就是巴人康君蛮和板盾蛮的史迹。据称:康君之先，故出巫诞。此与巫文化与楚之神鬼祝文化有渊源，康君蛮由今长阳溯清江而上，成为鄂西州土家先民; 板盾蛮有七姓，活动于今渝东一带，曾与姬姓巴人一起，被周封“巴子国”，后被秦人所灭，其中“五子”流入五溪，(即今武陵山区) ，融合原五溪土著居民，大多构成今酉水河及湘西等地的土家族。巴人诸支，均表现出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土家文化虽受汉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清朝的“改土归流”，但因大山闭塞，古代巴风仍盛，即巴之音舞，楚之巫祝，巫舞与艺术相伴而生成土家这个民族。
土家族名曰“土”，史有称“蛮人”、“夷”，这个“老实”的民族是在经历多灾多难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其产生之初，就受到秦与楚的夹击，在夹缝中与当地土著人辛酸地结合。史载，两汉至五代，“诸群混流”，隋唐时期，实行“羁糜州制”，明清“汉不入恫，蛮不出境”，“改土归流”，民族歧视，反抗不断，终以血腥镇压画上句号，封建王朝采取“以夷制夷”，征讨蛮夷，赶苗拓业或赶蛮拓业，蛮人或镇压，或归顺，或麻木，或迁移。直到公元1957年湖南湘西一“苗族”代表参加万人国庆大庆典，中央领导问她族属，她说:“我不是苗族，与苗人杂居，但我们有自己的特点，我应该是土家族。”从而使得“土家族”才正式被官方承认。这也是一些文学理论家识得“苗”人，先入为主凭印象分析的原因。
苦难的土家人在复杂而漫长的演变中以及与天斗、地斗、人斗的艰难发展中，固守家园，从而缓慢地铸就成了稳固的民族性格—善歌好舞，崇拜神巫，膜拜祖宗，相信命运，粗犷、豪放、乐观、大方、忠厚、淳朴、勇敢，但不是很富于反抗。
《边城》世界中的广博而又复杂的土家元素
沈从文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土家族，按民族成分的划分，沈从文作为少数民族属性只能是土家族，他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有相当一部分是母亲的土家习俗生活，这应该为他后 来的影响有重大关系的。
沈从文读过两年私塾，正规教育仅仅是小学，他的知识和智慧更多是自然和人生这两部大书给他的。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在沉水流域各县生活，后正式参加军队。沉水流域一带，这是土家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沈从文在此期间曾游过沉江、酉水河流域诸县。深受土家文化生活的影响，为他后来创作《边城》积累了深厚的人文和精神。
1922年，沈脱下军装，来到北京，随着创作的渐入佳境，但是，他发现，自己始终与都市文明有一种难以消除的隔膜，他称之为“乡下人”与“城里人”的隔膜，他崇尚自然人性，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作者这一创作追求无疑是建立在批判现代文明扭曲人性的基础之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生活过的、记忆中的山山水水正是沈从文漂泊流浪的最后家园，是其最温暖的心灵寄托。而这生活的背景，就是土家人纯真朴实而简明扼要存在的家园，据此，作者饱蘸深情，用生命的《边城》来表现这种“最后的精神家园”。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恫的小山城时„„”茶恫，花垣县的一个小镇。据《花垣县志》[’]简介，这里主要为汉、土家杂居之地，一条花垣河使两省(湖南、原四川今重庆) 两县(花垣、秀山) 两镇(茶恫、洪安) 分开，《秀山县志》fzl 说“梅江等地主要靠近贵州一带为苗族„„石堤、洪安等一带为土汉杂居„„”花垣河顺流较短距离注入酉水河，故沈丛文在很多文章里都提到这条河，此为土家族三大文明发源地之一。
关于酉水河，小说写道“那条河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酉水，新名字叫作白河„... }} l31《酉阳县志》等皆有说法，酉水至秀山石堤以下称“白河”，而石堤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白河”有白河桥、白河纸厂。倒是知道“酉水”之名者并不多。其实，这一带是土家族的正装正宗后裔之一。“向上行从旱路走去，则跟了川东客货，过秀山龙潭酉阳做生意„„”事实上，那个时期沿河可上溯到龙潭，这一带土家人居多，且世代延续下来的有摆手舞，人皆舞之，人皆意之。2002年，秀山、酉阳、黔江同时申报“中国摆手舞之乡”称号，这摆手舞就是土家族最主要的特色艺术。所以《边城》展示的就是广阔的土家族地域背景。
在小说里，我们感受到语言的朴实，它和这块地域一样，充满着特色，区分着正统的汉民族语言。
(管船人) 一面说，“不吸这个吗? 这好的，这妙的，送人也很合适! ”
她又不愿在天断黑以前，同黄狗赶回家去。
(翠翠) 以为欺负了她，就轻轻地说:
“悖时砍脑壳的! ”
这一次虽在这哄哆长年口中听到那个浑名“二老”名字。
(翠翠) “人老了应当歇憩! ”
(翠翠) 到灶口边去烧火。
(老船夫) “有什么福气? 又无碾坊陪嫁，一个光人。”
(祖父又说) “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要硬扎一点。”
这就是土家族地地道道的语言。尽管沈丛文要置这个故事的叙述于大民族接受的书面语言，但潜移默化的土家族影响使得他不断地不小心留下了痕迹。
土家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土家语言属汉藏语系，在与汉人漫长的融杂中，语言接近汉民族语言现象，但仍区分于正统的汉语。只有聚居边远山区的一些老人还保留着说土家语的习惯，酉水流域土家语言，己半汉化，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如骂人的语言，除“背时砍脑壳里”外，还有:“短阳寿里”、“打嫩颠你”、“咯脑壳你”，而汉人的“叔叔”，酉水河土家人则称“么爷”、“大爷”、“满满”。而苗族就没有以上语汇。特别是苗族聚集区贵州或湘西。土家族与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一样，也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有些古风旧俗在不断地变化，尤其是被汉化，但一些主要特征，却强有生命力地延续着。
比如婚俗，“改土归流”前，虽有原始婚姻的痕迹，但男女婚配较为自由，谈情说爱，以歌为媒，男女以歌调情，如此使得土家族“山歌”、“情歌”发达:“改土归流”后，汉文化之儒家思想不同程度地渗透，出现了宿命式的婚姻，包办婚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树桩也要守”。
在《边城》里，这两种方式出现在翠翠复杂的爱情里。
“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这个人是不是适宜照料翠翠一辈子? ”
“一切都是命„„怕什么? 一切要来的都得来„„”
“想爸爸做主，请媒人正正经经来说是车路，要自己做主，站到对溪高涯竹林里为你唱三年零六个月的歌是马路„„，，
“„„就提到了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黔各地。翠翠的父亲，便是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憎的结子，翠翠母亲如何爱唱歌，且如何同父亲在未认识前在白日里对歌„„”
土家山寨是歌的海洋，土家人善歌舞，在今天的酉水河很多地区，仍然保持着这种风俗，歌词多用比喻手法，唱出真情实意，娓娓动听，如酉阳可大、老寨情歌:
(追求) 隔山望姐砍柴烧，
柴也难砍山也高，
心想帮姐砍几捆，
只恨沟渠没架桥。
除了用木叶吹奏情歌外，还有劳动歌、山歌、哭丧歌、扯谎歌、摆手歌等，构成了少数民族艺术中的朵朵奇葩。
除此之外，还有丧葬，远古的土家人有“悬棺”葬，或用木棺土葬，此延续至今。死者病危，要“接气”，入硷前要给死者梳洗。由亲人到水井取水，烧热温洗，请“道士先生”来开路盖灯，唱孝歌闹丧，打绕棺材，“穿花”，送葬时孝子先挖三锄盖土等。
在《边城》里，这样写道:
“翠翠正在灶边一面哭着一面烧水预备为死去的祖父抹澡。”
“老道士在前拿着纸蟠引路，孝子第一，马兵殿后，绕着那寂寞棺材慢慢转着圈子„„” 在小说的叙述里，还有很多土家人的独特的节日、信仰，充分体现出巴楚文化交融的产物和祖先崇拜的象征。
“男子火焰高一点的，„„”
(土家迷信说法，火焰高的，鬼都怕，敢走夜路:火焰高的，死后坟肯长高长大。)
“由于这点不自觉的私心，他把长子取名天保，次子取名摊送。天保佑的在人事上或不免有握凝处，至于摊神所送来的，照当地习气，人便不能稍加轻视啦。”
“很明显的事，十分公道的办法，是应把祖父先收回去。”
而最能体现巫祝文化的，便是民间流传的歌和谣，或顺口溜，土家民调，土家历史上有过图腾崇拜，自然崇拜信仰万物有灵，土王崇拜敬奉祖先，信仰尚鬼的古风至今犹存。 《边城》这样写道:
无人过渡时，等着祖父祖父又不来，便尽只反复温习这些女孩子的神气。且轻轻地无所谓地唱着:
“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答子，二姐戴副银}J子，只有我三姐莫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
此外，土家人还有土王崇拜、祖先崇拜，“跳神”、“游冥”毛古斯舞等传统的风俗。 而精神性格的土家族背景，决定着小说的“民族的”而延伸为“世界的”，决定着小说的艺术真实和情节的合理，使得《边城》创造出不朽的艺术价值。历史上的土家族演变给予
了土家人的精神，率直、多苦多难、闭塞，膜拜超自然的伟大，信神、宿命，简单的存在及豪放，经历必然的反抗和非反抗意识，而非反抗意识贯穿民族的始终。
土家人的摇篮“母亲河”酉水培育及演化的精神性格。武陵山区的主脉八面山贯穿其间，它与酉水共同铸造了一个民族生命，使得男女性征径渭分明，雄性的豪放、泼辣、孔武与酒有关:雌性的忍耐、含蓄、认命与梦有关。独特的山性(勇武、愚昧而又世外桃源般的友善) 水性(抒情、朴呐、平淡、情绪、感觉) 颖脱出小说强有生命力的个性，“美丽的令人忧愁”。成为独树一帜的“牧歌式调子”。
所以，土家族的“人性”，决定着一个时代必然发展的人物命运，而精神内在决定着一切外在的表现形式。《边城》里人物的合理性构建和情节的合理性演绎。
翠翠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个土家族少女形象，她继承了雌性的含蓄，认命与梦的有关，她的母亲经历过反抗而最后“非反抗”，因为她“含蓄”的反抗，臆造出了文章和场面 的抒情、感觉、朴讷，后以短暂的悲剧收场，如果要继续流程边城的下一幕，合理的真实性应该是以“非反抗”收场。这是一个民族的性格使然。
而船总顺顺、大老、二老乃至杨马兵都可以看到这最终的“非反抗”意识，也许其他民族也有，但绝对没有土家族多灾多难的长期形成明显。“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因而有了沈从文而以一个无比淳朴的、自由的、满溢了生命力的王国出现在世人面前。他成为湘西人民情绪的表达者，他本人即是湘西魂魄所在。”+,而这“湘西”，就是广阔寂寥的土家族元素。 参考文献:
[1l花垣县志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 花垣县志[[Ml长沙湖南出版社..1989.
[21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编纂委员会. 秀山县志[M].成都:四川民族
出版社一2005.
[3]酉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酉阳县志【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
[4]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12.
作者简介:
赵坤(1970- ) ，男，化佬族，贵州石歼人，贵州
铜仁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课程改革与教学改革研
冤、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