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范畴的意义
赵甲明 李云霞
（清华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4）
[关键词] 现实的个人；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
[摘 要] 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此，对唯物史观一系列范畴和原理的全面深刻理解都关联着“现实的个人”范畴。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范畴的地位和意义：“现实的个人”范畴关系到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现实的个人”范畴有助于全面深刻认识社会范畴；“现实的个人”范畴有助于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的辩证统一。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528（2003）04-0061-04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现实的个人”从历史观和价值观统一的视角做了大量精辟的论述。恩格斯晚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又着眼于历史发展的主体向度与客体向度的统一，明确地把马克思创立的新世界观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41页）。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现实的个人”范畴及它在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和意义。
一、“现实的个人”范畴关系到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申明了唯物史观的观察方法的前提：“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的观察方法的前提是人的同时，更强调这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那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更强调唯物史观的观察方法的前提是现实的人呢？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欧洲近代哲学史上对人和社会历史认识的艰难的曲折的历程。
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观是神创论。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神创论的历史观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激烈的批判。以人权对抗君权，以人性取代神性，成为新的时代精神。而刚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封建的等级制度、特权制度，获得自身发展的社会条件，也迫切需要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人的理论。以人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取代以神为出发点的神学历史观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把出发点由神转到人，从人自身而不是从所谓神的旨意寻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为解开历史之谜向前迈出了重大一步。然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却内在地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它以抽象的人性作为社会历史的尺度，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归结到人类的善良的天性或理性，无法解释社会历史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由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只是由虚幻的神进到抽象的人，而没有达到现实的人，所以它终究还是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只能在唯心史观的泥沼中跋涉。
因此，要创立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必须超越“抽象的人”，为考察社会历史确立现实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时代和哲学发展的前列，对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深入研究，一方面吸取了人道主义历史观以“人”作为考察社会历史的前提的理论思路（相对“神”的前提是重大的历史进步）；另一方面又深刻批判了这个考察前提的抽象性、非历史性和非现实性。而要实现从抽象的人到历史的现实的人的转变，必须科学地回答人的本质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观，扬弃和超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完成了从抽象的人到历史的现实的人的转变。
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把绝对精神作为世界和人的本质的思辨观点，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有血有肉的感性对象。费尔巴哈认识到：“直接从自然界产生的人，只是纯粹自然的本质，而不是人。”“人的本质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但是这个统一只是建立在‘自我’和‘你’的区别的实在性上面的。”（《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7、185页）可是费尔巴哈建立在“自我”和“你”的区别的实在性上面的人与人的统一关系，乃是两性之间的爱和情欲关系。所以费尔巴哈所理解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以人的两性关系和生理情欲为基础的。费尔巴哈关注的是人的非历史的自然方面，在他那里，“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56页）因此，虽然费尔巴哈宣称他用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实际上“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同上，第48页）；或者说是一种抽象的对解释历史和现实显得苍白无力的“类”。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蒂纳又以“惟一者”——“惟一的个人”取代了费尔巴哈的“类”，把目光从普遍转向个别，从“类”转向个体。施蒂纳认为，“惟一的个人”即我是绝对自由的主体和最高的存在，没有任何历史和现实的基础。应当看到施蒂纳通过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的“类”，引发了关于经验的个人的现实存在方式的积极思考。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手稿上加了这样的边注：“一般人。惟一者。个人。”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有了用“现实的个人”来取代费尔巴哈的“一般人”和施蒂纳的“惟一者”关于人的片面而抽象的概念的理论思路。因为“现实的人”总是表现为一代又一代的“现实的个人”。而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这种考察方法使马克思发现：现实的个人不是一种具有先定的和先验本质的存在，而是在客观的、社会的、历史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创造和确立自身现实本质的存在。“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同上，第68页）正是由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和制约的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形成和规定着人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的个人既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也是一定社会关系的“生产者”。因此，“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同上，第71~72页）
这样，马克思就通过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人的本质问题，实现了由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现实的个人）的转变，从而为考察和描述历史找到了现实的前提，从而也就为唯物史观的观察方法确立了正确的前提和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
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同上，第66~67页）因此，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同上，第73页）。
二、“现实的个人”范畴有助于全面深刻认识社会范畴
对社会的认识，构成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而对社会的认识则又与对人的认识密切相关。马克思所完成的考察社会历史前提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转变，也为科学地认识社会范畴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出以下科学结论：
第一，社会不是一个抽象的范畴，而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
费尔巴哈从抽象的自然人出发，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也就是说，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的本质就是类本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既接受了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又改造了费尔巴哈的类概念。马克思一是把类理解为社会，认为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就是社会概念。这样，通过对费尔巴哈类概念的初步改造，“类本质”就成为社会本质、“类意识”就成为社会意识，“类生活”就成为社会生活，“类存在”就成为社会存在；二是从劳动这种人的生命活动来说明人的本质，认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劳动。1845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思想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马克思彻底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类概念，抛弃了自己作为类概念的推演和等价物的社会概念，完成了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他指出，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类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的抽象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人的社会关系及内涵于其中的人的社会本质，不是先天固有的，不是自然生成的，也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通过现实的个人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劳动创造的。现实的个人正是通过物质生产劳动不断生产、创造自己的社会物质生活，同时也生产着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同上，第345页）正是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个人的转变，使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再不是从类概念中推演出来的抽象范畴，而是从现实的个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结果中概括出来的具体的历史的范畴。
第二，社会不是个人的集合概念，而是一个有机的关系范畴。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同上，第58页）所以，费尔巴哈对社会存在也就从来没有从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即物质实践的意义上去理解，只是停留在从直观或者实体的形式去理解，“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同上，第61页）这样，社会的关系性存在的本质，对他来说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因为单个人是可以直观到的，单个人的活动的外观也是可以直观到的，而单个人之间在活动中所发生的本质联系和关系却不是直观所能把握的。社会绝不是由许多个人无序的并存的简单加和构成的个人集合体，即“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20页）
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关系范畴，本质上是现实的个人在物质实践活动中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所形成的系统。社会关系的发生和发展与现实的个人的物质实践活动是同一的。社会关系作为个人的存在方式，实际上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共同活动。因为所谓“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共同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0页）
总之，“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第121页）因此不论是考察现实的人，还是考察现实的社会，都必须以社会与人的统一为前提。一方面，人是社会的人，个人只有处于现实的社会联系和关系的总和中，才是现实的个人；另一方面，社会又是人的社会，如果没有在其物质实践活动中发生着一定的联系和关系的现实的个人，社会就只能是一种空洞的抽象。
三、“现实的个人”范畴有助于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的辩证统一
社会运动的规律并不在现实的个人活动之外，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因此，从根本上说，历史过程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都是由现实的个人的活动构成的，决不是什么离开人而运转的独立的客观物质过程。生产力不过是现实的个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各种工具和生产手段不过是现实的个人本质力量的物化形式。而“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只不过“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而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创造出来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0、29页）。因此，“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32页）这正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客体向度和主体向度辩证统一的内在根据。
这样，社会基本矛盾的现实的运动过程，同时就是现实的个人的主体价值活动过程；而且，也只有通过现实的个人的主体价值活动的考察，人们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因为，社会基本矛盾有规律的运动及其推动下的社会进步，都是以现实的个人的价值追求为实现环节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价值底蕴正是现实的个人“自主活动”的主体价值追求。所谓生产关系适合还是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相对于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才有意义，生产关系为什么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怎样才能“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对“适合”与“不适合”的冲突怎样解决，这些都直接和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发展相关，和现实的个人主体价值追求和选择相关，和现实的个人实现这种追求和选择的自主活动相关。生产关系的积极调整和改革，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规律作用的结果，但这种作用是通过现实的个人的主体价值追求实现的。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同时是一定时代的现实的个人追求更高“自主活动”的价值实现，是现有活动条件的积极改变。现实的个人的“自主活动”是历史不朽的生命价值所在，它的客观化和对象化形成这样一个客观的和合目的的过程：“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1页）
以上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范畴的意义，但“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范畴的意义绝不仅限这几个方面。可以说，“现实的个人”范畴与唯物史观的一系列范畴和原理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对唯物史观一系列范畴和原理的全面深刻理解都关联着“现实的个人”范畴，因为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范畴的意义
赵甲明 李云霞
（清华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4）
[关键词] 现实的个人；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
[摘 要] 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此，对唯物史观一系列范畴和原理的全面深刻理解都关联着“现实的个人”范畴。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范畴的地位和意义：“现实的个人”范畴关系到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现实的个人”范畴有助于全面深刻认识社会范畴；“现实的个人”范畴有助于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的辩证统一。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528（2003）04-0061-04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现实的个人”从历史观和价值观统一的视角做了大量精辟的论述。恩格斯晚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又着眼于历史发展的主体向度与客体向度的统一，明确地把马克思创立的新世界观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41页）。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现实的个人”范畴及它在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和意义。
一、“现实的个人”范畴关系到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申明了唯物史观的观察方法的前提：“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的观察方法的前提是人的同时，更强调这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那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更强调唯物史观的观察方法的前提是现实的人呢？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欧洲近代哲学史上对人和社会历史认识的艰难的曲折的历程。
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观是神创论。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神创论的历史观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激烈的批判。以人权对抗君权，以人性取代神性，成为新的时代精神。而刚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封建的等级制度、特权制度，获得自身发展的社会条件，也迫切需要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人的理论。以人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取代以神为出发点的神学历史观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把出发点由神转到人，从人自身而不是从所谓神的旨意寻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为解开历史之谜向前迈出了重大一步。然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却内在地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它以抽象的人性作为社会历史的尺度，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归结到人类的善良的天性或理性，无法解释社会历史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由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只是由虚幻的神进到抽象的人，而没有达到现实的人，所以它终究还是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只能在唯心史观的泥沼中跋涉。
因此，要创立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必须超越“抽象的人”，为考察社会历史确立现实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时代和哲学发展的前列，对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深入研究，一方面吸取了人道主义历史观以“人”作为考察社会历史的前提的理论思路（相对“神”的前提是重大的历史进步）；另一方面又深刻批判了这个考察前提的抽象性、非历史性和非现实性。而要实现从抽象的人到历史的现实的人的转变，必须科学地回答人的本质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观，扬弃和超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完成了从抽象的人到历史的现实的人的转变。
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把绝对精神作为世界和人的本质的思辨观点，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有血有肉的感性对象。费尔巴哈认识到：“直接从自然界产生的人，只是纯粹自然的本质，而不是人。”“人的本质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但是这个统一只是建立在‘自我’和‘你’的区别的实在性上面的。”（《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7、185页）可是费尔巴哈建立在“自我”和“你”的区别的实在性上面的人与人的统一关系，乃是两性之间的爱和情欲关系。所以费尔巴哈所理解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以人的两性关系和生理情欲为基础的。费尔巴哈关注的是人的非历史的自然方面，在他那里，“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56页）因此，虽然费尔巴哈宣称他用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实际上“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同上，第48页）；或者说是一种抽象的对解释历史和现实显得苍白无力的“类”。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蒂纳又以“惟一者”——“惟一的个人”取代了费尔巴哈的“类”，把目光从普遍转向个别，从“类”转向个体。施蒂纳认为，“惟一的个人”即我是绝对自由的主体和最高的存在，没有任何历史和现实的基础。应当看到施蒂纳通过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的“类”，引发了关于经验的个人的现实存在方式的积极思考。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手稿上加了这样的边注：“一般人。惟一者。个人。”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有了用“现实的个人”来取代费尔巴哈的“一般人”和施蒂纳的“惟一者”关于人的片面而抽象的概念的理论思路。因为“现实的人”总是表现为一代又一代的“现实的个人”。而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这种考察方法使马克思发现：现实的个人不是一种具有先定的和先验本质的存在，而是在客观的、社会的、历史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创造和确立自身现实本质的存在。“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同上，第68页）正是由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和制约的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形成和规定着人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的个人既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也是一定社会关系的“生产者”。因此，“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同上，第71~72页）
这样，马克思就通过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人的本质问题，实现了由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现实的个人）的转变，从而为考察和描述历史找到了现实的前提，从而也就为唯物史观的观察方法确立了正确的前提和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
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同上，第66~67页）因此，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同上，第73页）。
二、“现实的个人”范畴有助于全面深刻认识社会范畴
对社会的认识，构成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而对社会的认识则又与对人的认识密切相关。马克思所完成的考察社会历史前提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转变，也为科学地认识社会范畴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出以下科学结论：
第一，社会不是一个抽象的范畴，而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
费尔巴哈从抽象的自然人出发，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也就是说，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的本质就是类本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既接受了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又改造了费尔巴哈的类概念。马克思一是把类理解为社会，认为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就是社会概念。这样，通过对费尔巴哈类概念的初步改造，“类本质”就成为社会本质、“类意识”就成为社会意识，“类生活”就成为社会生活，“类存在”就成为社会存在；二是从劳动这种人的生命活动来说明人的本质，认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劳动。1845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思想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马克思彻底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类概念，抛弃了自己作为类概念的推演和等价物的社会概念，完成了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他指出，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类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的抽象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人的社会关系及内涵于其中的人的社会本质，不是先天固有的，不是自然生成的，也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通过现实的个人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劳动创造的。现实的个人正是通过物质生产劳动不断生产、创造自己的社会物质生活，同时也生产着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同上，第345页）正是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个人的转变，使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再不是从类概念中推演出来的抽象范畴，而是从现实的个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结果中概括出来的具体的历史的范畴。
第二，社会不是个人的集合概念，而是一个有机的关系范畴。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同上，第58页）所以，费尔巴哈对社会存在也就从来没有从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即物质实践的意义上去理解，只是停留在从直观或者实体的形式去理解，“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同上，第61页）这样，社会的关系性存在的本质，对他来说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因为单个人是可以直观到的，单个人的活动的外观也是可以直观到的，而单个人之间在活动中所发生的本质联系和关系却不是直观所能把握的。社会绝不是由许多个人无序的并存的简单加和构成的个人集合体，即“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20页）
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关系范畴，本质上是现实的个人在物质实践活动中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所形成的系统。社会关系的发生和发展与现实的个人的物质实践活动是同一的。社会关系作为个人的存在方式，实际上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共同活动。因为所谓“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共同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0页）
总之，“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第121页）因此不论是考察现实的人，还是考察现实的社会，都必须以社会与人的统一为前提。一方面，人是社会的人，个人只有处于现实的社会联系和关系的总和中，才是现实的个人；另一方面，社会又是人的社会，如果没有在其物质实践活动中发生着一定的联系和关系的现实的个人，社会就只能是一种空洞的抽象。
三、“现实的个人”范畴有助于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的辩证统一
社会运动的规律并不在现实的个人活动之外，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因此，从根本上说，历史过程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都是由现实的个人的活动构成的，决不是什么离开人而运转的独立的客观物质过程。生产力不过是现实的个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各种工具和生产手段不过是现实的个人本质力量的物化形式。而“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只不过“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而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创造出来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0、29页）。因此，“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32页）这正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客体向度和主体向度辩证统一的内在根据。
这样，社会基本矛盾的现实的运动过程，同时就是现实的个人的主体价值活动过程；而且，也只有通过现实的个人的主体价值活动的考察，人们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因为，社会基本矛盾有规律的运动及其推动下的社会进步，都是以现实的个人的价值追求为实现环节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价值底蕴正是现实的个人“自主活动”的主体价值追求。所谓生产关系适合还是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相对于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才有意义，生产关系为什么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怎样才能“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对“适合”与“不适合”的冲突怎样解决，这些都直接和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发展相关，和现实的个人主体价值追求和选择相关，和现实的个人实现这种追求和选择的自主活动相关。生产关系的积极调整和改革，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规律作用的结果，但这种作用是通过现实的个人的主体价值追求实现的。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同时是一定时代的现实的个人追求更高“自主活动”的价值实现，是现有活动条件的积极改变。现实的个人的“自主活动”是历史不朽的生命价值所在，它的客观化和对象化形成这样一个客观的和合目的的过程：“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1页）
以上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范畴的意义，但“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范畴的意义绝不仅限这几个方面。可以说，“现实的个人”范畴与唯物史观的一系列范畴和原理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对唯物史观一系列范畴和原理的全面深刻理解都关联着“现实的个人”范畴，因为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