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我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获得完全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40年前的那天，激动和喜悦的心情，传遍了整个中国大地，深秋的夜晚，首都长安街上蜂拥的人群，追逐着散发原子弹爆炸成功号外的大卡车。全国各地大街小巷，人山人海，沉浸在欢腾的海洋中。
毛泽东对研制原子弹的决策
1945年8月13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枣园树下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让从法国回国的中国科学家传话给毛泽东：“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1950年，朝鲜半岛爆发战争，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抗击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志愿军在甚为劣势装备的条件下，英勇无比，猛烈进攻，取得节节胜利，美国军队溃不成军。美国的当权者为了挽回败局，曾多次企图对中国使用原子弹。1950年11月30日，合众社报导，杜鲁门总统说：“他已考虑同朝鲜战场有联系的原子弹问题。”美联社也随即报导，“杜鲁门总统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12月去朝鲜“访问”，1953年初，他下达命令，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秘密运到日本的冲绳岛。1955年，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成岛，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根据这一授权，美国军方研究制定了用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多种方案。
毛泽东面对美国当权者不断对中国进行的核威胁，他以超常的智慧完全意识到，为什么美国当权者动辄就要向我国进行核打击，为什么美国敢于这样做，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工具，中国没有核遏制力量，没有同样的打击报复手段，没有抗衡的力量。
毛泽东面对国际形势变化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从对原子弹在战略上蔑视，逐步在战术上重视起来。
1954年秋，我国最初发现有铀矿。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汇报人把铀矿石标本和探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拿到会上，当场演示。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下去，一定可以搞起来。”他还强调说：“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一次对中国核工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核工业建设的开始。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毛泽东正式论断：“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之日，正是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时
195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能 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
1956年10月3日，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最高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我们对原子弹、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每次都是以搞原子弹要花费很多钱，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核武器贮存时间长了，还要变质淘汰，重新投资生产，中国不必再搞为借口，搪塞过去。
1956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性变化，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两个国家倒戈，不再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此时，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中国对他的支持，在其向中国援助尖端技术的问题上，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有了松动，出现转机。
中苏两国经过多次谈判，于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此项协议主要内容是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其具体内容为：
苏联同意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技术资料；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术；苏联派有关专家来华帮助开展研制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协议，只执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出现了问题。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并进而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化。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前夕，向中共中央发来一封信，改变了原来协议的承诺。他在信中说：苏联正与美国、英国进行禁止试验核武器协议的谈判，他以苏美两国首脑即将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为由，提出所谓为了避免禁止核武器谈判受到影响，不利于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决定两年内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赫鲁晓夫从戴维营回来后，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挽留，赫鲁晓夫一意孤行，于1960年8月23日，将在我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二百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且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特别严重的是，苏联原来援助中国建设的核工厂，有的建设了一半，有的还未完全建成，苏联也停止了向中国提供原来订购的配套设备。
在严峻形势的压力下，毛泽东认定只有一条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他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
核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顶住压力，奋发图强，先后排列出了数千个技术难题。
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投料生产出四氟化铀；1963年3月，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1963年8月23日，完成衡阳铀水冶厂第一期工程并试生产；1963年11月29日，酒泉六氟化铀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1963年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轰试验产生中子试验成功；1964年1月14日，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铀―235；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上用的核部件；1964年6月6日，在青海海晏地区核武器研制基地，爆炸试验一颗准原子弹（除未装核材料以外，其他均是未来原子弹爆炸时用的实物），取得理想的效果。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研制原子弹的历史上，取得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辉煌成果。几乎是同一天，赫鲁晓夫被他的同伴赶下台，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
勒紧腰带也要研制出原子弹
1959年下半年，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粮食和副食品以及生活必需品紧缺，实行定量供应，许多人吃不饱肚子，甚至传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不吃肉了。
在此严峻的经济困难时期，对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国家领导层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是上马，继续研制下去；一是暂时下马，等经济好转以后再研制。中央领导对两种意见进行了多次讨论，周恩来和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坚决主张继续上马。陈毅有一个代表性的说法：“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林彪当时在召见研制核武器的科技人员谈话时，也说了一句话：“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主张下马的人也不少，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先集中人力、财力把经济搞上去，再搞原子弹更为稳妥和有效。刘少奇权衡两种意见后，提出先摸清情况，再作决定，并上报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1961年10月9日到11月初，张爱萍副总长受中央的委托，会同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核工业部部长刘杰等人，进行调查研究。
1961年11月14日，张爱萍等人向中央送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报告的中心内容是，根据原子能工业目前的建设情况，1962年是关键一年，只要中央领导同志亲自领导、亲自负责，其他各项保障跟上去，采取保重点的办法，1964年研制成核武器，并进行核试验是有可能实现的。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对此报告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刘少奇、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最后，会议同意报告的建议，上报毛泽东，经毛泽东亲自批准，最后决定，研制原子弹还是继续上马。
1962年9月核工业部正式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为加强对原子弹研制的领导，中央组建两弹最高领导机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委员，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为委员，上报毛泽东。毛泽东于1962年11月3日对时任国务院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的《关于发展我国原子弹工业的报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当时，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核武器研究院的科研人员每天走出食堂都说还没吃饱，回到研究室开展工作，两个多小时后，肚子就提抗议了。有的人拿酱油冲一杯汤；有的人挖一勺黄色古巴糖，冲一杯糖水；还有的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后”又埋头科研工作。两弹元勋邓稼先是院理论部主任，他的岳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有时支援他一点粮票。他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谁的理论计算又快又好，他奖励谁几两粮票。当时从事国家尖端技术的人员，能得到几两粮票，喜出望外，这是一种最高奖赏。得不到粮票的还有不少人，都对他说：“老邓，我们饿……”邓稼先外出时就想办法买几包饼干，每人分上两块。
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朱光亚从长城外爆炸物理试验场回来，途中买了一点尚未成熟的青杏子，回到院内送了几个给时任院学术秘书的张开善，因快要下班了，正是饥饿的时候，他既没洗手又没有洗杏子，瞬间吃进肚里，是苦是涩是酸，不知道，但感觉有了点力气，又继续加了一会儿班。看着窗外还未落山的太阳，他说了一句话，“光亚同志今天真是雪中送炭”。
远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罗布泊本来植物就很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
聂荣臻元帅说：“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正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一批忍饥挨饿的科技人员，经过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拼搏，终于把原子弹搞出来。有了他们艰苦奋斗的闪光精神，才有我们今天的强大中国。
群英协同，奋力攻关
自1958年起，为了迎接苏联援助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到来，核武器研究院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一个专用厂房和相应配套的研究室；广大科技人员突击学俄文，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用上了，全院各个场所，一片俄语声，好似俄语研究院；所有的人都在盼望早日得到样品和图纸资料，早日上马，早日出成果。
1959年，来了一位苏联专家，他对原子弹的技术问题只字不提，怎么问，他都不说，只是重复一句话，“你们都去工厂实习”。他的口袋里装着一本资料，上班拿出来看看，下班带走，从不让中国人接触，有人生气给他起了个外号“哑巴和尚”。
到了1960年下半年，连这个“哑巴和尚”也不来了。院领导传达了赫鲁晓夫的行径，以及中央的决心：“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
与此同时，国家为核武器研究院向全国选调科学家和技术骨干、调来的国际上知名专家有：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在英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第一个在英国担任教授的彭桓武，著名物理学家、反西格马负超子发现者王淦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还有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才华横溢的科技专家。他们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排除阻扰，回到国内，隐姓埋名，带领核武器研究院广大科技人员，施展智慧，奋力攻关，为我国研制原子弹成功，做出了贡献。
当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他1946年和夫人何泽慧在法国居里夫人试验室，利用核乳胶技术先后发现核铀裂变的“三裂变”、“四裂变”现象，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并由此而引发一系列的核物理研究。钱三强和何泽慧也不定期的来核武器研究院参加学术讨论会，发表了不少宝贵的见解。
核武器研究院在院长李觉将军的主持下，很快组建成三大部――理论部、试验部、总体部，排列出研制原子弹的各项技术关，分配到各研究室，再分工到各研究小组和个人。
在长城外，建立起小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开展试验工作；在青海草原建立起大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和特种炸药浇注车间，以及其他相应配套的电子测试、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加工等场所。夜晚，各研究室仍然灯火通明，大、小爆炸物理试验场试验爆炸声遥相呼应，试验数据不断报来，技术难关接连被攻下，取得可喜的进展。
重大技术关――同步聚焦被突破
美国人在1945年制造出三颗原子弹，其中两颗是“内爆”型，一颗是“枪法”型，在广岛投下的是“枪法”型，在本国本土进行试验和在长崎投下的是“内爆”型。据1960年7月17日《纽约时报》报道，“内爆”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可能研制出氢弹。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采用“内爆”型。所谓“内爆”型是将大量高效能炸药起爆的能量压向内心，产生高温高压，将内心里的核燃料压缩后产生核裂变，释放出大量核能。但是，困难的问题在于炸药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这就无法实现核裂变。
从60年代开始，关于国际原子能技术的许多报道，曾多次提到同步聚焦这一问题，但是如何解决这一技术问题，谁也没有说，也没有关于这一技术内容和实现手段的报道。
要解决这一重大技术关，就是如何使炸药同步起爆，能量聚焦，科学家把这一技术问题叫做同步聚焦。通俗的概念是，将炸药起爆时要同步，爆炸后的能量要完全聚焦，压向内心。
面对原子弹能否研制成功的同步聚焦的技术关，科技人员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1963年12月24日，进行1∶2核装置的首次同步聚焦爆轰试验，实现了炸药起爆的能量完全压向内心，所产生的高温高压，完全可以产生需要的中子，从而可以使核材料产生裂变的目标。同步聚焦技术关成功突破了。
1964年6月6日，在青海核试验研制基地爆炸的这颗准原子弹，更进一步证实了同步聚焦的技术关完全突破。准原子弹虽然中心没有装核材料，但在内心装有一个中子源，只有当同步聚焦实现后，在产生压向内心的高温高压作用下，中子源才能释放出中子。试验结果，许多台示波器和其他记录仪器，都测到了中子。当科技人员看到示波器记录下来的中子轨迹图像时，都喜笑颜开。这时，一位技术人员，胡子挺长，头发更长，他说：“对不起！我要去睡觉。”是啊！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不知忘我奋战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才取得了今天的硕果。据说，他这一觉睡了三天。他们太累了。
核心材料――铀―235研制出来
1964年初，国务院国防工办在常务副主任赵尔陆上将的主持下，召开国防各工业部部长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核工业部、航空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造船工业部、导弹工业部和有关的民用工业部领导，核工业部部长刘杰在会上高兴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大家听了甚为兴奋，赵尔陆上将说，“好！那好！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做饭了”。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小范围内公开这一最绝密的消息。
铀―235是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在自然界天然铀中主要包含两种铀的同位素，即铀―238和铀―235，其中可裂变的铀―235只占天然铀的0.714％，其他基本上为不可裂变的铀―238。用做核武器装料的浓缩铀，铀―235的含量必需占到90％以上。可见要实现这一要求，是极为艰巨的技术接力工程。从探矿、选矿、开采，到提取成功，有上百道工序。从南方的矿山开挖和选矿加工，由粗加工到细加工，再到精加工，一步步的筛选，一步步的提取，将半成品送到北方某工厂再加工，再送到西部工厂，经过最关键的同位素分离后，提取到高浓铀。整个工艺流程要经过大半个中国，每道工序都有极严格的技术要求，工作量之大、工艺要求之细、技术要求之强、不是行家里手，是完不成的。中国核工业战线的科技人员、工人，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应该载入史册。
毛泽东一言定乾坤
1964年9月9日，张爱萍和刘西尧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工作安排汇报提纲》，提纲得到批准后，中央任命张爱萍为首次核试验总指挥，刘西尧为副总指挥。
1964年9月16日和9月17日，周恩来主持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听取情况汇报，详细研究核试验准备情况。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破裂，美国急于想知道中国是否会加速自行发展核武器，在我国周边建立了二十多个监听站，三十多个测向站，利用间谍卫星和高空侦察机窃取我国有关核试验的情报，并多次发出要打击中国核基地的核威胁。周恩来在会上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两种方案，一是暂不试验，继续发展核技术；二是不惧怕核威胁，尽早进行核试验。
两种方案很快上报给毛泽东。不久，毛泽东表态：“既然核武器不一定能用，就应该尽早试验。”一言定乾坤。从此时，核爆炸工作进入倒计时。
1964年9月23日下午，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决定，其内容是：“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有更大的战略想法，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要早响。”
1964年10月14日，张爱萍在新疆核试验基地，向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全体成员宣布中央的命令：经中央军委研究决定，原子弹试验的零点时间定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零点时间即核爆炸时间。
1964年10月14日下午7时19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吊装到罗布泊地区一个102米高的铁塔顶部。此时站在铁塔上，极目远眺，在一定的距离和位置上，安装着效应试验的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舰艇、各种车辆、建筑群体以及各类生物等，这里就好像大战前的战场一样，甚为壮观。
1964年10月16日早晨6点30分，完成了爆炸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联结雷管，随即全体工作人员陆续撤离爆炸试验现场，最后一批人员12时56分撤离完毕。
1964年10月16日下午2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人员按下原子弹起爆按钮。
零点一到，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
张爱萍拿起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兴奋地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张爱萍报告，我们已看到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加试验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随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到这一报告后，也严谨地提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又说：“让外国人先报道，我们再发表。”
这次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非同小可，绕地球转了好几圈，国际权威测量台――瑞典乌菩萨拉大学观测台，也测到了这次爆炸所发出的震波能量。
原子弹是全国大力协同的成果
在原子弹的理论计算、物理爆炸试验、各项主要技术关突破、核材料生产等方面，都必须由核工业部负责研究解决。但是，原子弹的其他相关部件、器件、测试手段，以及相关的配套协作工程，却涉及到国防各工业部门、民用部门、科学研究部门、大专院校、各军种、兵种许多部门，是一件了不起的全国系统配套工程。
我们曾过目过一个协作配套项目表，仅中央各部、中国科学院、部队科研生产部门以及地方工业部门就有数十家，九百多项重要的配套项目直接与原子弹爆炸有关，涉及航空、冶金、机械、电气、电子、轻工、化工等许多行业。
在铀―235分离扩散浓缩工艺中，在整个扩散机系统中，有一个关键设备是分离膜，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和冶金部钢铁研究院联合奋力攻关而研制成功的；从铀矿石中提取金属铀的离子交换树脂，是由化工部的有关研究所科技人员努力钻研而研制成功的，并投入了生产；在核工业中，需要大量的设备和仪器、仪表，一机部专门划拨出工厂，改造后专门制造为核工业配套的核设备和仪器、仪表。
再举几个例子，将原子弹托举起来的铁塔，是北京金属结构厂等工厂生产的，铁塔是无缝钢管自立式铁架，共有8647个构件，从北京运到新疆戈壁滩，再在罕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上安装成功，其工程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1964年6月26日铁塔安装成功，成为罗布泊地区高大雄伟而独特的景观。爆炸前，每个人都要带上一副防止核辐射的眼镜，是民用工业生产的。还有从新疆境内主要火车站向核基地运输庞大的物资和人员，大量的解放牌汽车，一条一条长龙通向罗布泊，从天上往下看极为壮观。这些汽车是机械工业部生产的。还有许多测试仪器，如高速照相机、特殊示波器、精密天平、精密电表等等，缺一不可。总之，各行各业都为原子弹爆炸出了力。
再要补充一点的是，当核试验基地急需运输车辆时，北京市决定把刚领到的400辆解放牌汽车，全部调拨给基地，当核试验基地接到这些崭新的汽车时，接收的士兵和军官都感动的流下了眼泪。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我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获得完全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40年前的那天，激动和喜悦的心情，传遍了整个中国大地，深秋的夜晚，首都长安街上蜂拥的人群，追逐着散发原子弹爆炸成功号外的大卡车。全国各地大街小巷，人山人海，沉浸在欢腾的海洋中。
毛泽东对研制原子弹的决策
1945年8月13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枣园树下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让从法国回国的中国科学家传话给毛泽东：“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1950年，朝鲜半岛爆发战争，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抗击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志愿军在甚为劣势装备的条件下，英勇无比，猛烈进攻，取得节节胜利，美国军队溃不成军。美国的当权者为了挽回败局，曾多次企图对中国使用原子弹。1950年11月30日，合众社报导，杜鲁门总统说：“他已考虑同朝鲜战场有联系的原子弹问题。”美联社也随即报导，“杜鲁门总统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12月去朝鲜“访问”，1953年初，他下达命令，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秘密运到日本的冲绳岛。1955年，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成岛，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根据这一授权，美国军方研究制定了用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多种方案。
毛泽东面对美国当权者不断对中国进行的核威胁，他以超常的智慧完全意识到，为什么美国当权者动辄就要向我国进行核打击，为什么美国敢于这样做，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工具，中国没有核遏制力量，没有同样的打击报复手段，没有抗衡的力量。
毛泽东面对国际形势变化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从对原子弹在战略上蔑视，逐步在战术上重视起来。
1954年秋，我国最初发现有铀矿。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汇报人把铀矿石标本和探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拿到会上，当场演示。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下去，一定可以搞起来。”他还强调说：“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一次对中国核工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核工业建设的开始。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毛泽东正式论断：“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之日，正是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时
195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能 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
1956年10月3日，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最高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我们对原子弹、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每次都是以搞原子弹要花费很多钱，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核武器贮存时间长了，还要变质淘汰，重新投资生产，中国不必再搞为借口，搪塞过去。
1956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性变化，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两个国家倒戈，不再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此时，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中国对他的支持，在其向中国援助尖端技术的问题上，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有了松动，出现转机。
中苏两国经过多次谈判，于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此项协议主要内容是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其具体内容为：
苏联同意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技术资料；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术；苏联派有关专家来华帮助开展研制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协议，只执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出现了问题。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并进而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化。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前夕，向中共中央发来一封信，改变了原来协议的承诺。他在信中说：苏联正与美国、英国进行禁止试验核武器协议的谈判，他以苏美两国首脑即将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为由，提出所谓为了避免禁止核武器谈判受到影响，不利于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决定两年内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赫鲁晓夫从戴维营回来后，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挽留，赫鲁晓夫一意孤行，于1960年8月23日，将在我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二百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且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特别严重的是，苏联原来援助中国建设的核工厂，有的建设了一半，有的还未完全建成，苏联也停止了向中国提供原来订购的配套设备。
在严峻形势的压力下，毛泽东认定只有一条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他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
核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顶住压力，奋发图强，先后排列出了数千个技术难题。
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投料生产出四氟化铀；1963年3月，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1963年8月23日，完成衡阳铀水冶厂第一期工程并试生产；1963年11月29日，酒泉六氟化铀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1963年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轰试验产生中子试验成功；1964年1月14日，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铀―235；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上用的核部件；1964年6月6日，在青海海晏地区核武器研制基地，爆炸试验一颗准原子弹（除未装核材料以外，其他均是未来原子弹爆炸时用的实物），取得理想的效果。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研制原子弹的历史上，取得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辉煌成果。几乎是同一天，赫鲁晓夫被他的同伴赶下台，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
勒紧腰带也要研制出原子弹
1959年下半年，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粮食和副食品以及生活必需品紧缺，实行定量供应，许多人吃不饱肚子，甚至传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不吃肉了。
在此严峻的经济困难时期，对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国家领导层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是上马，继续研制下去；一是暂时下马，等经济好转以后再研制。中央领导对两种意见进行了多次讨论，周恩来和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坚决主张继续上马。陈毅有一个代表性的说法：“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林彪当时在召见研制核武器的科技人员谈话时，也说了一句话：“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主张下马的人也不少，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先集中人力、财力把经济搞上去，再搞原子弹更为稳妥和有效。刘少奇权衡两种意见后，提出先摸清情况，再作决定，并上报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1961年10月9日到11月初，张爱萍副总长受中央的委托，会同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核工业部部长刘杰等人，进行调查研究。
1961年11月14日，张爱萍等人向中央送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报告的中心内容是，根据原子能工业目前的建设情况，1962年是关键一年，只要中央领导同志亲自领导、亲自负责，其他各项保障跟上去，采取保重点的办法，1964年研制成核武器，并进行核试验是有可能实现的。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对此报告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刘少奇、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最后，会议同意报告的建议，上报毛泽东，经毛泽东亲自批准，最后决定，研制原子弹还是继续上马。
1962年9月核工业部正式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为加强对原子弹研制的领导，中央组建两弹最高领导机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委员，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为委员，上报毛泽东。毛泽东于1962年11月3日对时任国务院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的《关于发展我国原子弹工业的报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当时，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核武器研究院的科研人员每天走出食堂都说还没吃饱，回到研究室开展工作，两个多小时后，肚子就提抗议了。有的人拿酱油冲一杯汤；有的人挖一勺黄色古巴糖，冲一杯糖水；还有的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后”又埋头科研工作。两弹元勋邓稼先是院理论部主任，他的岳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有时支援他一点粮票。他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谁的理论计算又快又好，他奖励谁几两粮票。当时从事国家尖端技术的人员，能得到几两粮票，喜出望外，这是一种最高奖赏。得不到粮票的还有不少人，都对他说：“老邓，我们饿……”邓稼先外出时就想办法买几包饼干，每人分上两块。
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朱光亚从长城外爆炸物理试验场回来，途中买了一点尚未成熟的青杏子，回到院内送了几个给时任院学术秘书的张开善，因快要下班了，正是饥饿的时候，他既没洗手又没有洗杏子，瞬间吃进肚里，是苦是涩是酸，不知道，但感觉有了点力气，又继续加了一会儿班。看着窗外还未落山的太阳，他说了一句话，“光亚同志今天真是雪中送炭”。
远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罗布泊本来植物就很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
聂荣臻元帅说：“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正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一批忍饥挨饿的科技人员，经过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拼搏，终于把原子弹搞出来。有了他们艰苦奋斗的闪光精神，才有我们今天的强大中国。
群英协同，奋力攻关
自1958年起，为了迎接苏联援助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到来，核武器研究院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一个专用厂房和相应配套的研究室；广大科技人员突击学俄文，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用上了，全院各个场所，一片俄语声，好似俄语研究院；所有的人都在盼望早日得到样品和图纸资料，早日上马，早日出成果。
1959年，来了一位苏联专家，他对原子弹的技术问题只字不提，怎么问，他都不说，只是重复一句话，“你们都去工厂实习”。他的口袋里装着一本资料，上班拿出来看看，下班带走，从不让中国人接触，有人生气给他起了个外号“哑巴和尚”。
到了1960年下半年，连这个“哑巴和尚”也不来了。院领导传达了赫鲁晓夫的行径，以及中央的决心：“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
与此同时，国家为核武器研究院向全国选调科学家和技术骨干、调来的国际上知名专家有：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在英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第一个在英国担任教授的彭桓武，著名物理学家、反西格马负超子发现者王淦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还有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才华横溢的科技专家。他们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排除阻扰，回到国内，隐姓埋名，带领核武器研究院广大科技人员，施展智慧，奋力攻关，为我国研制原子弹成功，做出了贡献。
当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他1946年和夫人何泽慧在法国居里夫人试验室，利用核乳胶技术先后发现核铀裂变的“三裂变”、“四裂变”现象，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并由此而引发一系列的核物理研究。钱三强和何泽慧也不定期的来核武器研究院参加学术讨论会，发表了不少宝贵的见解。
核武器研究院在院长李觉将军的主持下，很快组建成三大部――理论部、试验部、总体部，排列出研制原子弹的各项技术关，分配到各研究室，再分工到各研究小组和个人。
在长城外，建立起小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开展试验工作；在青海草原建立起大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和特种炸药浇注车间，以及其他相应配套的电子测试、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加工等场所。夜晚，各研究室仍然灯火通明，大、小爆炸物理试验场试验爆炸声遥相呼应，试验数据不断报来，技术难关接连被攻下，取得可喜的进展。
重大技术关――同步聚焦被突破
美国人在1945年制造出三颗原子弹，其中两颗是“内爆”型，一颗是“枪法”型，在广岛投下的是“枪法”型，在本国本土进行试验和在长崎投下的是“内爆”型。据1960年7月17日《纽约时报》报道，“内爆”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可能研制出氢弹。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采用“内爆”型。所谓“内爆”型是将大量高效能炸药起爆的能量压向内心，产生高温高压，将内心里的核燃料压缩后产生核裂变，释放出大量核能。但是，困难的问题在于炸药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这就无法实现核裂变。
从60年代开始，关于国际原子能技术的许多报道，曾多次提到同步聚焦这一问题，但是如何解决这一技术问题，谁也没有说，也没有关于这一技术内容和实现手段的报道。
要解决这一重大技术关，就是如何使炸药同步起爆，能量聚焦，科学家把这一技术问题叫做同步聚焦。通俗的概念是，将炸药起爆时要同步，爆炸后的能量要完全聚焦，压向内心。
面对原子弹能否研制成功的同步聚焦的技术关，科技人员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1963年12月24日，进行1∶2核装置的首次同步聚焦爆轰试验，实现了炸药起爆的能量完全压向内心，所产生的高温高压，完全可以产生需要的中子，从而可以使核材料产生裂变的目标。同步聚焦技术关成功突破了。
1964年6月6日，在青海核试验研制基地爆炸的这颗准原子弹，更进一步证实了同步聚焦的技术关完全突破。准原子弹虽然中心没有装核材料，但在内心装有一个中子源，只有当同步聚焦实现后，在产生压向内心的高温高压作用下，中子源才能释放出中子。试验结果，许多台示波器和其他记录仪器，都测到了中子。当科技人员看到示波器记录下来的中子轨迹图像时，都喜笑颜开。这时，一位技术人员，胡子挺长，头发更长，他说：“对不起！我要去睡觉。”是啊！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不知忘我奋战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才取得了今天的硕果。据说，他这一觉睡了三天。他们太累了。
核心材料――铀―235研制出来
1964年初，国务院国防工办在常务副主任赵尔陆上将的主持下，召开国防各工业部部长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核工业部、航空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造船工业部、导弹工业部和有关的民用工业部领导，核工业部部长刘杰在会上高兴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大家听了甚为兴奋，赵尔陆上将说，“好！那好！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做饭了”。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小范围内公开这一最绝密的消息。
铀―235是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在自然界天然铀中主要包含两种铀的同位素，即铀―238和铀―235，其中可裂变的铀―235只占天然铀的0.714％，其他基本上为不可裂变的铀―238。用做核武器装料的浓缩铀，铀―235的含量必需占到90％以上。可见要实现这一要求，是极为艰巨的技术接力工程。从探矿、选矿、开采，到提取成功，有上百道工序。从南方的矿山开挖和选矿加工，由粗加工到细加工，再到精加工，一步步的筛选，一步步的提取，将半成品送到北方某工厂再加工，再送到西部工厂，经过最关键的同位素分离后，提取到高浓铀。整个工艺流程要经过大半个中国，每道工序都有极严格的技术要求，工作量之大、工艺要求之细、技术要求之强、不是行家里手，是完不成的。中国核工业战线的科技人员、工人，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应该载入史册。
毛泽东一言定乾坤
1964年9月9日，张爱萍和刘西尧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工作安排汇报提纲》，提纲得到批准后，中央任命张爱萍为首次核试验总指挥，刘西尧为副总指挥。
1964年9月16日和9月17日，周恩来主持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听取情况汇报，详细研究核试验准备情况。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破裂，美国急于想知道中国是否会加速自行发展核武器，在我国周边建立了二十多个监听站，三十多个测向站，利用间谍卫星和高空侦察机窃取我国有关核试验的情报，并多次发出要打击中国核基地的核威胁。周恩来在会上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两种方案，一是暂不试验，继续发展核技术；二是不惧怕核威胁，尽早进行核试验。
两种方案很快上报给毛泽东。不久，毛泽东表态：“既然核武器不一定能用，就应该尽早试验。”一言定乾坤。从此时，核爆炸工作进入倒计时。
1964年9月23日下午，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决定，其内容是：“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有更大的战略想法，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要早响。”
1964年10月14日，张爱萍在新疆核试验基地，向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全体成员宣布中央的命令：经中央军委研究决定，原子弹试验的零点时间定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零点时间即核爆炸时间。
1964年10月14日下午7时19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吊装到罗布泊地区一个102米高的铁塔顶部。此时站在铁塔上，极目远眺，在一定的距离和位置上，安装着效应试验的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舰艇、各种车辆、建筑群体以及各类生物等，这里就好像大战前的战场一样，甚为壮观。
1964年10月16日早晨6点30分，完成了爆炸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联结雷管，随即全体工作人员陆续撤离爆炸试验现场，最后一批人员12时56分撤离完毕。
1964年10月16日下午2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人员按下原子弹起爆按钮。
零点一到，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
张爱萍拿起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兴奋地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张爱萍报告，我们已看到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加试验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随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到这一报告后，也严谨地提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又说：“让外国人先报道，我们再发表。”
这次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非同小可，绕地球转了好几圈，国际权威测量台――瑞典乌菩萨拉大学观测台，也测到了这次爆炸所发出的震波能量。
原子弹是全国大力协同的成果
在原子弹的理论计算、物理爆炸试验、各项主要技术关突破、核材料生产等方面，都必须由核工业部负责研究解决。但是，原子弹的其他相关部件、器件、测试手段，以及相关的配套协作工程，却涉及到国防各工业部门、民用部门、科学研究部门、大专院校、各军种、兵种许多部门，是一件了不起的全国系统配套工程。
我们曾过目过一个协作配套项目表，仅中央各部、中国科学院、部队科研生产部门以及地方工业部门就有数十家，九百多项重要的配套项目直接与原子弹爆炸有关，涉及航空、冶金、机械、电气、电子、轻工、化工等许多行业。
在铀―235分离扩散浓缩工艺中，在整个扩散机系统中，有一个关键设备是分离膜，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和冶金部钢铁研究院联合奋力攻关而研制成功的；从铀矿石中提取金属铀的离子交换树脂，是由化工部的有关研究所科技人员努力钻研而研制成功的，并投入了生产；在核工业中，需要大量的设备和仪器、仪表，一机部专门划拨出工厂，改造后专门制造为核工业配套的核设备和仪器、仪表。
再举几个例子，将原子弹托举起来的铁塔，是北京金属结构厂等工厂生产的，铁塔是无缝钢管自立式铁架，共有8647个构件，从北京运到新疆戈壁滩，再在罕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上安装成功，其工程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1964年6月26日铁塔安装成功，成为罗布泊地区高大雄伟而独特的景观。爆炸前，每个人都要带上一副防止核辐射的眼镜，是民用工业生产的。还有从新疆境内主要火车站向核基地运输庞大的物资和人员，大量的解放牌汽车，一条一条长龙通向罗布泊，从天上往下看极为壮观。这些汽车是机械工业部生产的。还有许多测试仪器，如高速照相机、特殊示波器、精密天平、精密电表等等，缺一不可。总之，各行各业都为原子弹爆炸出了力。
再要补充一点的是，当核试验基地急需运输车辆时，北京市决定把刚领到的400辆解放牌汽车，全部调拨给基地，当核试验基地接到这些崭新的汽车时，接收的士兵和军官都感动的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