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6日，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50周年纪念日。50年前，我当时在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二局（以下简称国防科委二局）任参谋，从事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组织管理工作，参加了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准备和实施工作。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我被派到由当时二机部和国防科委联合组成的临时机构、代号为177的专门办公室工作。曾多次去周恩来、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处送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有关的绝密文件，并两次当面向周总理呈送文件和报告情况。下面，是我了解和经历过的有关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准备工作简要情况、爆炸试验时机选择的决策经过、原子弹爆炸日期与时间确定的经过，以及与这次试验相关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完成爆炸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960年初，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正式开始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取1959年6月20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拒绝按照两国政府协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的年月――“596”为原子弹的代号。第一颗试验用的原子弹是按内爆原理设计的，核装料为高浓铀235，核爆炸装置重1550千克。
到1964年8月，第一颗原子弹用的高浓铀235部件已加工出来；原子弹的理论计算、实验、设计、生产加工都按计划全部完成。
我国于1958年开始组建核试验基地。核试验场在新疆的罗布泊西北地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现场的工程建设是1963年4月陆续展开的。主要项目有铁塔、控制、指挥、测试、效应试验、机场、道路、通信等工程。经过艰苦努力，到1964年6月底，254项工程按预定计划全部完工，质量都达到了使用要求，为第一颗原子弹在102米高的铁塔上爆炸试验和以后进行空中爆炸试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和试验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二机部会同军内外有关部门全面组织了这次试验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
1964年4月11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8次会议。会议要求二机部与国防科委在1964年9月10日以前，做好第一颗原子弹在铁塔上爆炸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是否进行试验和何时试验，待请示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决定。会议还同意成立一个核武器试验的总指挥部，由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担任总指挥，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任副总指挥。
从1964年5月开始，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军内外各单位人员陆续进入核试验现场展开准备工作。到8月中旬，核试验现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
与此同时，二机部在青海的221厂（即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加工好了用于参加联合预演的“596”装置模拟弹，并于8月23日安全地运到了核试验现场。
为了在近似于正式试验的条件下对全试验场区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总检查，从中取得试验的直接经验，以确保正式试验时一次成功，在张爱萍、刘西尧的主持下，核试验现场于8月23日至9月1日进行了包括原子弹的装配、遥控起爆、测试、剂量侦察、取样、回收成果、防护洗消和各项指挥保障的全部预演工作。预演分单元（单项）演习与联合演习两步进行，并着重抓了原子弹的装配与控制系统两个主要环节。
通过预演，对试验的准备工作做了全面、系统的检查，取得了进行正式试验的直接经验。核试验党委针对预演中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不放过一个小问题，不带着问题进行试验”的要求，并以“五定”（定人员、定职务、定位置、定动作、定关系）为主要内容，整顿思想，整顿组织，修订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逐一研究解决组织上、技术上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了试验程序与指挥方法，并成立了主控站、安全撤退、回收取样等指挥所。
到1964年9月1日，正式试验用的原子弹已加工好，核试验现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这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条件已经具备，是否进行试验和何时试验，这一重大议题被提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议事日程。
爆炸试验时机选择的决策经过
当时有许多信息表明，美国有人策划对我国的核设施“动外科手术”（进行袭击），妄图从根本上消灭中国制造原子弹的能力，阻止我国掌握核武器（在美国白宫后来解密的绝密档案中已证实确有此事）。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周总理在9月16日下午和17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9次会议，研究第一颗原子弹正式试验的时机和近期继续发展核武器的战略设想等问题。
9月16日的讨论中，周总理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间要做两手准备。如果今年不试验，原子弹放在哪里？要防止被炸掉。能不能不经过在铁塔上爆炸试验，就直接进行空中爆炸试验？测量数据能够得到吗？要把在铁塔上与在空中这两种爆炸对外的影响比较一下。可能今年10月试验不太合适，要准备在明年试的方案，后年争取把原子弹搞到导弹上，进行两弹（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周总理还说：试验时机要向主席汇报后决定。这算是一个方案，我们要多考虑几个方案。
9月17日，周总理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同与会的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等12名中央专委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几位部长、副部长们综合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慎重地研究了第一颗原子弹正式爆炸试验的时机。
周总理说：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进度问题，我们从战略上设想是现在就搞，即使遭到帝国主义的破坏也在所不惜。苏联赫鲁晓夫不让我们搞原子弹，说我们搞不出来；美帝国主义威胁要轰炸我们，但我们搞出来了。这可能引起帝国主义的重视，要炸我们。但我们发展核武器的前途是定了，即使被破坏了，我们还能再生产。这向全世界表示我们打破了美、苏两家的核垄断，证明少数核大国控制、垄断不了。如果它不来轰炸，也会引起美、苏的重视，它们会包围我们，恨我们，孤立削弱我们，说我国扩张。但世界各国将重视我们，也向世界表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所以，我们要设想一下原子弹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试验的时间。国庆节前下决心。另一方面，今年若不行，就是明年四五月份搞。还是一样，每年总是会有些国际会议要赶上，就让他们嚷嚷去嘛。时机如果来不及，就推到后年试验。这有个好处，不仅进行铁塔上爆炸试验，还搞空中爆炸试验，后面还有两弹结合试验。1966年九十月两弹结合要试验。在铁塔上炸、空中炸、用导弹炸，这些都不改变战略形势，只是在三线建设的第二套生产基地还没搞好，有些脱节。还不能大批生产，航弹、导弹都是如此。
周总理还说：真正有大的用途还是在导弹上装核弹头。为了和第二套生产基地衔接上，则要推迟到1970年才能试验。推迟一些时间再试验，人家可能会低估我们，轻视我们，说我们不行，说我们害怕舆论。但我们不能中断，要继续搞，我们埋头干上五六年，把第二套生产基地建好，衔接起来。当然，帝国主义仍然要封锁我们，我们的困难仍是很大的。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时间问题要考虑一下，就是今、明、后3年。明年比较适中，今年可能紧一点。
在讨论中，罗瑞卿建议是否安排在10月份试验，请周总理考虑一下。他还向与会者介绍了9月12日美国《商业周刊》中披露的一条消息：美国人获悉苏联也想破坏中国的核设施。这很值得我们警惕。接着，张爱萍报告了为保护我国的核设施及核试验而采取的防空兵力部署情况。
罗瑞卿还说：我们的原子弹炸响了以后，在世界上一定会引起一阵骚动。美国、苏联是否就来轰炸我们，那他们也得考虑要承担的后果。我们今年试验或推迟到明年、后年进行原子弹试验，所带来的后果都是一样的。罗瑞卿还着急地说：如果要推迟到1970年再爆炸原子弹，我们这些人要退休了。
在讨论中，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等，也先后就在什么时候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发了言。贺龙建议，爆炸试验的时间要提几个方案。
经过与会者充分讨论，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机议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早试，安排在10月份炸响；另一个方案是晚试，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
会议结束前，周总理说：如果要在今年进行试验，需要在9月25日以前定下来。我再找一些资料研究一下，报请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不管今、明、后年哪年进行试验，你们的准备工作仍要积极进行。二机部、五院、国防工办都要积极准备，松懈不得。如果从战略上考虑推迟试验，我们的各项工作要干得更好。1964年至1967年的各项工作安排，要照中央专委办公室提出的建议去办。地下核试验要加速准备，试验的利弊要估计足。总之，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时机由中央部署，你们一点也不能放松。
9月20日，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呈送了《关于首次核试验时间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在汇报了原子弹、控制和测试、安全防护、气象、指挥保障、生活保障、参试人员思想状况等准备情况后说：“根据以上准备情况和气象预报，以今年10月份试验为最好，其次是11月上中旬。11月下旬以后天寒地冻，许多工作不好在野外进行，不宜试验。如需要推迟，则要到明年四五月间，气象条件比较合适。由于原来各项工作都是按10月份试验进行准备的，因此，如果推迟试验时间，这些问题需要重新研究。”“究竟何时正式试验，请中央早日决定。如果定在10月份试验，需要在9月下旬定下来（因弹的运输、装配、测试需20天左右的时间），以便进行准备；如果今年不试验，也需要定下来，以便安排过冬。”
9月21日，周总理致信毛泽东主席：
主席：
瑞卿同志送给主席的这个报告，想已阅及。
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于本月十六、十七两日开了两次会，讨论了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作决定，时间以不迟于二十四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二十天；如决定明年四五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十月作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二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
同时，瑞卿同志拟于明（二十二）日出外视察，国庆节前回来，如主席能于明日约谈，可告他晚走一天；如明天分不出时间，他出去后，还有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等同志可以报告。开会时，除常委外，还请约彭真、贺、陈三同志参加。
究如何，请告林克或徐业夫以电话告瑞卿和我。
周恩来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
当晚，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已阅，拟即办。”
9月22日下午，周总理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中央专委议出的早试与晚试的两个方案。会议研究了罗瑞卿9月20日的请示报告。毛主席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会议果断地决定按10月份早试的方案进行。
9月23日下午，周总理在三座门会议室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郑汉涛（国防工办副主任）、刘杰（二机部部长）、刘西尧、刘柏罗（中央专委办公室副秘书长）、周家鼎（周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王亚志（周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等开会，传达了他与毛主席、刘少奇等研究的决定，并对正式爆炸试验的有关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这时，贺龙插话说：刘杰、刘西尧都不要去蹲点了。爆炸试验原子弹是天大的事。
周总理接着说：保密问题，不能假手许多人。我这次得小病，传得很广。天晓得，多一个人知道，就当新闻。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邓颖超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前几天开会的人不一定都通知。我们决定这件事也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的两位副主席（指贺龙和陈毅）、彭真同志。你们在核试验场那边的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我们这里的人，还有刘杰、郑汉涛同志。我们希望它响，万一不响，只好待明年。不响，外边也可能不会知道，但也要准备它不响。
稍停片刻，周总理说：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有更大的战略想法：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今晚还要找参加试验的专家研究一下，万一不响，后果如何，要研究一下。响了，影响就大了。要把风向、放射性微尘飞散距离详细计算，搞出资料。要准备回答问题，内部先统统研究一下。我们境内问题小一些。
周总理具体部署说：要防止敌对势力破坏。响了以后它可能马上报复，也不一定喽，但总是要有些准备。国防工办、军委提出要求，总参准备嘛，防空、公安、保卫，总是有几道防线。美国可能动员世界签字国，说你违背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要惩罚你。当然有些国家是被迫的。也可能美国、苏联接着核试验，它们要捞些政治资本。
在张爱萍报告了对核生产基地及核试验场的防空部署以后，周总理说：它也可能是破坏你的生产基地，用联合国名义惩罚你，目标对着兰州、包头、玉门等地。这几处生产基地的防空部署，刘杰要负责检查，刘杰、郑汉涛要同总参研究。我们要用全力保护。如果不破坏，可能是打政治仗、学术仗。打政治仗请外交部准备。
周总理对刘杰说：有些关键的技术资料、样品、设备，重复的要拿出一些，转移出来，准备翻版。我们战略上并不是指望核武器，三线建设拖长点也不要紧。
张爱萍报告了保卫二机部工厂的布置情况后，因有预先安排的外事活动，要提前退席，便向周总理请假。周总理说：告诉外交部，今后不要安排他们参加外事活动。
当张爱萍要走时，周总理要张爱萍检查一下衣服兜里有没有写字的纸条，要掏出来。张爱萍检查完衣兜后才离开会议室。
周总理接着说：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专家，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国防工办、二机部要注意，要一线及早转三线，还要有协作厂，要早一点布置。
周总理对李旭阁说：今天晚上要问一下张爱萍，他负责安排的事项在讨论安排完以后，写个文件交给我，我向聂总（指聂荣臻）谈一下。
最后，周总理说：张爱萍去核试验场后，由罗总（指罗瑞卿）直接抓。刘杰在北京抓，今晚规定出一些暗语、密码出来。我们也就是我、贺总（指贺龙）、罗总三人抓。
此时，陈毅因刚参加完其他活动才赶来参加这个会。
周总理对陈毅说：“你可不能讲啊！”陈毅知道周总理是在提醒他在以外交部部长身份接待外宾时不能说了出去。他爽快地回答：“我不讲噢！”然后，周总理对陈毅说：请你在外交上做个准备，要准备些资料。外交部谁负责这事？
陈毅答：乔冠华（外交部副部长）负责。
落实周总理的各项指示
当天晚上，张爱萍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在三座门会议室召集紧急会议，与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起研究落实周总理在下午会议上的指示。张爱萍在传达了中央关于早日进行核试验的决定后说：一定要高度重视保密问题，坚决落实总理指示，切实做好保密工作。运输正式试验用的原子弹的火车、飞机，装载好后，要铅封，严密交接手续，学习荷兰人的做法。试验时间，争取在10月中旬。
在听取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乔献捷关于正式用的原子弹运输工作的安排后，张爱萍说：运输中的公安保卫工作，仍按8月间预演运“596”装置模拟弹时的办法，由乔献捷找公安部四局局长程诚安排。火车车皮由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安排，9月25日24时前，6个车皮要到达221厂；9月28日启运，10月2日或3日到达乌鲁木齐。李旭阁你立即告军事交通部徐斌部长安排。运输工作由乔献捷、恽前程（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负责，仍然是8月间运输时原来的一套人马，照样在乌鲁木齐铺开摊子。运输要特别注意精心检查。明天要找史进前（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程诚谈谈安全保卫工作。
张爱萍说：同北京通电话联络的代号，由李旭阁同二机部一起编一个代号表，几个关键问题要向北京报告，如东西到了，装好了没有，上铁塔了没有，爆炸时间，雷管插上了没有等等，几个暗号要一说就清楚。
会议还对二机部重点工厂的防空警戒与仪器、资料、产品、专家的临时疏散，核试验场区与北京分别组织专门的办公室并开通直通电话传递重要情况等问题做了具体研究和布置。
9月24日上午，张爱萍继续开会，布置并研究确定了有关保密问题、公安部加强原子弹运输安全问题、二机部有关仪器资料等临时疏散问题、气象保障问题。
9时20分，李旭阁接到王亚志传达周总理指示的电话，总理指示：（1）试验日期最好是在10月20日以后，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如果10月下旬气象恶劣，也可以在中旬试验。阿富汗国王10月17日来访，18日到北京，要避开这两天。（2）核试验现场的试验安排、原子弹爆炸成功怎么样、不成功怎么办、出现各种情况产生什么影响以及该怎么办、二机部工厂有关仪器资料等的疏散问题、安全防护、防空问题等，除了已报总理以外，要写一个书面报告，以便给其他首长看。
9月24日下午，张爱萍就准备政治斗争、学术斗争的资料问题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员进行了商谈，议定了分头准备的事项。
24日晚，张爱萍把23日晚和24日上午、下午三次会议具体研究和布置的情况向周总理、贺龙、罗瑞卿写了书面报告，并附上了《试验场区向北京报告的明密语对照表》。密语对照表中规定：实弹（即正式爆炸试验的原子弹），密语为“老邱”；原子弹装配，密语为“穿衣”；原子弹在装配间，密语为“住下房”；原子弹在铁塔上的密闭工作间，密语为“住上房”；原子弹插接雷管，密语为“梳辫子”；气象的密语为“血压”；原子弹起爆的时间，密语为“零时”……
9月25日上午，张爱萍、刘西尧向聂荣臻元帅汇报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策。聂荣臻是9月18日由外地回到北京的。9月16日、17日的中央专委第9次会议，他没能与会。
为了做好北京与核试验现场的联络工作，9月25日，二机部和国防科委组织了一个联合办公室。这个联合办公室的成员共5人，有张汉周（二机部办公厅主任）、郑存祚（二机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李鹰翔（刘杰部长秘书）、高健民和我。张汉周为办公室主任。这个办公室的代号叫“177办公室”。
177办公室的任务是，在刘杰的领导下，担负同核试验现场的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代号为“20号办公室”）的密切联系，向中央有关首长的办公室及军内外有关部门传递、报告有关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重要情况。
177办公室设在二机部办公大楼二层5号房间，在刘杰部长办公室的隔壁。为了工作保密的需要，房间的两个窗子和门都钉上了两层毯子。这样做，一是外边看不到室内的工作情况，二是对外起到隔音的作用。
总参通信兵部为177办公室配备了带有保密机的电话，沟通了与20号办公室之间的电话联络；架设了177办公室与周总理、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首长办公室之间的直通专线及手摇电话单机；还规定了在电话中要使用的有关首长的代号。
押运“老邱”的专列火车，是9月29日14时24分从221厂发车的。途经西宁、兰州、哈密等火车站，于10月2日2l时38分安全准时到达乌鲁木齐。专列火车经过的沿线，都有公安干警警戒；到了两省交界处，两省公安厅厅长亲自押送，并办理安全运输交接手续。“老邱”安全抵达乌鲁木齐后，于10月3日、4日用军用飞机分5个架次安全运到核试验场区铁塔下的装配间。在此期间，高浓铀235部件在公安部四局副局长高仑和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实验部副主任胡仁宇的押运下，乘军用专机直接运到了核试验场区。
“零日”、“零时”确定的经过
张爱萍、刘西尧于9月27日下午乘飞机返回核试验场区。晚上，张爱萍立即召开核试验委员会党委会，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并对爆炸试验前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布置。会议结束时，张爱萍特别强调：正式试验的时间不向下传达，专心做好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
从9月28日起，各参加试验的单位随即展开了正式试验前的各项准备。由于有8月底全场区各项准备工作已进行过单项演练和综合预演的工作基础，因此，到10月9日，各项工作进展都比较顺利。在这12天中，核试验党委和核试验委员会论证并最后确定了“零时”的各种标准（包括气象），确定了紧急“刹车”的时机，修订了剂量标准与安全防护守则，布置了核试验场外放射性烟云径迹侦察、地面沉降观测及下风方向地区居民的安全措施，安排了不利情况下人员的紧急转移方案，拟订了出现早爆、误爆情况的处理方案。在铁塔上、铁塔下、主控室、安全检查站等重要地点，都指定了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指挥。
从10月8日起，各部门、各基层单位，一律采取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方法，召开技术民主会议，对各项工作进行最后一次总检查。充分发扬民主，动员大家回顾所负责的工作，摆出还存在的任何一个小问题，然后，经过充分讨论，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并经上级批准后再采取措施，以达到“不放过一个小问题和不带着问题进行试验”的目的，保证一次试验成功。
10月9日下午，根据核试验场区的气象预报，10月16日到20日之间将有一次符合试验条件要求的好天气。于是，经核试验委员会党委常委会议研究，提出了拟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期（即“零日”）选定在10月16日到20日之间。另外，张爱萍派总参作战部参谋、20号办公室主任李旭阁于10月10日晨乘专机直飞北京，向周总理呈送由张爱萍、刘西尧签署的关于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及正式试验日期建议的书面报告。
李旭阁乘坐的3241号飞机于10月10日15时55分在包头降落。然后，他转乘已在此等候的3641号飞机，于晚上8点多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
奉刘杰部长指示，我和李鹰翔乘专车去西郊机场接李旭阁。在机场，李旭阁把张、刘的书面报告交给了我和李鹰翔，由我们送交王亚志。
20时25分，高健民接到20号办公室郭汉彬（刘西尧秘书）用密语发来的电话：“11号首长叫马上告李参谋，今天对血压又论证了一下，正点减五，可能出现好血压。”（11号，是张爱萍的代号；血压，是气象的密语；正点减五，是10月15日的密语）。此电话记录及刘杰部长10月10日给周总理的报告连同张、刘的书面报告，是刘杰派我和李鹰翔同行乘专车一并送交王亚志签收的。
刘杰10日给周总理的报告，主要是报告对周总理9月23日下午所做的关于二机部重点工厂防空警戒、转移关键性资料、设备和产品以及保密工作等指示的落实情况。
10月11日1时许，周总理审阅了张爱萍、刘西尧的书面报告和刘杰10日的报告，以及177办公室抄正的电话记录稿。周总理同意张、刘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他在1时半给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写了一个报告，并附上了张、刘的报告和刘杰的报告，送他们传阅核批。随后，周总理另写给刘杰一封指示信。
周总理11日1时半写给毛泽东等的报告，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具体内容。数十年后，这个报告的内容已在《周恩来传》和《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公开发表。内容如下：主席、刘、林、邓、彭、贺、聂、罗各同志：
送上张爱萍、刘西尧两同志从现场经飞机送来的十月十日三时报告，请予审阅。现一切已准备好了，拟经保密有线电话以暗语告他，同意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十月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时间，并告我们。
另外，送上刘杰同日报告请阋。防空方面请罗总告总参负责检查、联系和指挥，转移资料、设备、仪器和保密工作，由刘杰负责督促进行。
关于起爆有效后的宣传和政治斗争，正在进行准备，当另告。
周恩来
十月十一日一时半
11日18时半，刘杰部长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了周总理召开的会议。周总理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中的防空措施、核爆后对放射性烟云进行空中取样分析、核爆炸成功后公开宣传和政治斗争等问题同与会者做了具体研究和布置。
大约19时半，刘杰向177办公室的同志传达了周总理在1时许写给他的指示信的内容：
刘杰同志：
张、刘两同志十月十日三时十分的书面报告已阅。望告张、刘，同意他们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十月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和时间，在决定后告我们。你们来往电话均须通过保密设备以暗语进行。
你的十日报告已阅。关于防空方面，已请罗总告总参负责检查、联系和指挥。关于转移和保密两方面，即由你负责督促进行。
周恩来
十月十一日
根据刘杰的指示，我同李鹰翔一起立即草拟了向20号办公室传达周总理批示主要内容的电话稿。
13日9时15分，高健民接李旭阁加密电话告：预计今天上午核试验党委常委开会，研究血压（气象的密语）问题。现在看，血压情况和报告大致符合，今天已刮5～6级风，风大比较好，一般是大风过后会出现好天气。上述情况，请向金子谷（罗瑞卿总参谋长办公室主任）、王亚志透露一下。
10时58分，我接到20号办公室郭汉彬的加密电话报告：
177办公室：
老邱昨天（1 2日）22点50分穿好衣服，住下房。
20号办公室
10月15日
（老邱，是正式爆炸试验的原子弹的密语；穿好衣服，是装配完毕的密语；住下房，是指原子弹在铁塔下的装配间）
我用保密专线电话将上述电话报告的内容，分别向王亚志、金子谷、何家为（贺龙元帅办公室秘书）、刘长明（聂荣臻元帅办公室主任）做了报告。
随后，王亚志又来电话告：“总理问：零时以后对苏联到印度的航线有无影响？如有，影响程度怎么样？有或者无，是为什么？”李鹰翔在13时25分将这一问题转告20号办公室姚献新（国防科委二局参谋），请前边研究回答。
14时47分，我接姚献新电话答复如下：
关于对苏-印航线影响问题
苏-印航线距场区西约1200公里（到喀什），放射性烟云扩散不到，只在烟云绕地球一周（约60天左右）到达该航线空域时，可能造成很轻微的本底增加，从10-15居里/升（本底）增加到10-14居里/升，对人身无影响。
14时58分，我接总参作战部金耀鸣参谋电话：“82号首长问：地面风会不会刮东风？为什么？”我立即打加密电话向20号办公室姚献新询问。他告诉我：“核试验场区地面风经常刮东风和东南风。对苏-印航线主要是高空风的影响（3000米以上），地面风对此无影响。因为核爆炸后的放射性灰尘粒子很大，很快可以落下，扩散不到那里。此外，也不选择在刮大东风的时间爆炸。”
从上面我和高健民、李鹰翔在13日接到的几个电话中可以看出，周总理是在繁忙的工作中正在思考有关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宣传工作和政治斗争以及国际问题。
13日晚饭后，周总理在钓鱼台6号楼向乔冠华、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姚溱（中央文稿起草小组成员）交代任务。
周总理向他们宣布：近日将在罗布泊附近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把你们找来就是要起草一个新闻公报和一个政府声明，这都要在今晚写好。要送毛主席审定，待爆炸成功后发表。
周总理向他们3人讲了他设想的政府声明的要点。然后，他们3人依据周总理谈的思想，经过一番议论、列出布局结构和遣词造句、书写修改，在14日凌晨2时左右，先后起草出政府声明和新闻公报。周总理看过草稿后对他们3人说，稿子大体可用，个别字句我要斟酌一下，就可以送毛主席审定了。
14日凌晨，我签收了总参机要局柳士俊同志送来的张爱萍、刘西尧在13日下午发给周总理、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的电报抄件。他向我提出：给林彪的一份电报应该送谁签收？我思考了片刻后答：待上班后请示首长后再定。我先来签收。
张、刘在电报中汇报了12日晚核试验党委常委会议传达和研究落实周总理、罗总长的指示的情况及今后几天要着重抓的几项工作。会议对原子弹万一引爆不成功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必须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估计不成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发出起爆指令以后，由于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引起“自然”走火的提早核爆炸，使爆炸当量减少，达不到预期目的；另一种是只发生了化学炸药爆炸，没有发生核爆炸。针对可能出现的这两种万一引爆不成功的情况，会议研究提出了应对的初步设想。待详细研究出几个可行方案后，另专门报告。
14日9时50分，我电话向金子谷请示了总参机要局不知道给林彪的这一份电报应送谁签收上述一事。
不久，金子谷电话答复我：“总长讲，这个电报应马上送林总阅，林总对这个事非常关心，写林总办公室叶群主任亲收。”
随后，我通过电话与叶群取得了联系，她要我到军事博物馆主楼外的东楼找她。10时20分，我将林彪的那份电报当面交叶群签收。她说：今后总参机要局送这件事的电报时写：“林总办公室叶群主任交林总亲拆。”她还说：爆炸试验成功后，为了保密，你在电话上只说一句“买卖做成了”，我就知道了。
13时20分，我接王亚志保密电话：“82号首长问前边零时定了没有？血压情况如何？因为还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要做。请打个电话正式问一问前边。”
14时10分，我接环克军加密电话，答复如下：“11号首长讲，昨天（13日）晚上研究了血压，因为血压的情况很复杂，定不下来。今天晚上6点钟继续研究，恐怕一时还定不下来。定下来以后，马上报告。”
实际上，自从周总理11日凌晨1时半批准在10月15日至20日之间选择零时以后，张爱萍等与中国科学院气象学家顾震潮等及气象预报人员一起，在昼夜掌握研究气象的变化，紧抓10月16日左右的天气情况。
14日18时，张爱萍主持核试验党委常委会议，对气象作了慎重研究。根据近几天昼夜密切对天气的监视及全面分析，常委会确定：10月16日进行正式试验；在铁塔下待命的已总装配好的原子弹，即于18时30分开始吊往铁塔顶部的密闭工作间。
18时25分，高健民接到李旭阁发来的加密电话报告：
177办公室：
根据对血压情况的分析，经过党委常委会研究确定，以正点减四作为零日。零时待后报告。因此，老邱今日18时30分开始住上房。请指示。
20号办公室
1964年10月14日18时20分
（正点减四，是10月16日的密语；开始住上房，是指原子弹开始吊往铁塔顶部的密闭工作间）
18时45分，李鹰翔向刘杰部长汇报了上述电话报告内容，刘杰嘱：立即带上抄好的电话记录，乘专车面报周总理办公室和罗总长办公室。
19时50分，我和李鹰翔乘专车同往罗瑞卿办公室面报。因罗瑞卿同贺龙已去青岛参观一次军事演习，我们面告了金子谷，并请其立即设法报告。
20时30分，我和李鹰翔来到中南海周总理办公室面报。王亚志将电话记录送周总理审阅。周总理写亲笔信做了如下批示：
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
同意正点减四作为零日，请以暗语立复张、刘两同志。零时定后，望即告。
周恩来
十月十四日廿时卅分
在此之前的晚7时，周总理在对政府声明等3个文件草稿进行了斟酌、修改后，他就公开宣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一事起草了报告，请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审阅，内容如下：
有关爆炸原子弹的宣传和政治斗争的工作，昨天已在书记处、后来又向主席，做了报告，并得到同意。现在先将已拟好的三个文件，即政府声明、新闻公报、中央通知的草稿，送请审阅。其他还有致各友好国家政府首脑信、外交部通知、对外宾外国记者谈话要点，将陆续送审。我国这次试验，决采取公开宣传办法，以便主动地击破一切诬蔑和挑拨的阴谋，并利今后斗争。
爆炸时间，前方还在作最后研讨，今晚方能定夺，当另告。
20时55分，李鹰翔用保密电话将周总理20时30分的批示告金子谷，并请其一并转报在外地的罗瑞卿和贺龙。
22时30分，李鹰翔和我一起把周总理批示改为暗语，用加密电话告20号办公室李旭阁。
14日晚，周总理打电话要刘杰到西花厅去一下。到达总理办公的房间后，总理问刘杰：“前边13日发来的电报看过了吗？”
刘杰答：“看过了。是今早上班后看到的。”
“有什么看法？”
刘杰说：“我认为，发生化学炸药爆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多次的聚合爆轰试验没出过问题，说明我们对聚焦技术的掌握是好的。至于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而引起提早核爆炸的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几率，需要请专家再研究一下。”
周总理点头同意，说：“你明天就布置人研究这个问题，尽快把结果告诉我。”
15日早晨一上班，刘杰就来到第九研究设计院设在北京的理论部。因领导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的副院长彭桓武和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已于10月8日去核试验现场了，刘杰就找理论部第一副主任、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向他布置了任务：对这一颗原子弹的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引起提早核爆炸的几率有多大，提出论证看法。
刘杰说：核爆炸在即，时间紧迫，8小时内要做出回答；进行精确计算从时间和人力上看是不允许的，做出估算即可；要高度保密。
周光召一听任务如此紧急，’便提出可否请长于中子理论的物理学家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一起来完成。
刘杰表示同意，并说：不准其他人参与了，请你们抓紧吧！
15日上午，在核试验现场，核试验党委常委再次研究气象。经慎重研究，他们断定16日的气象符合试验条件的要求。因此，常委会议确定：16日15时为零时。随后，张爱萍、刘西尧于12时签署向周恩来、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请示批准零时的电话报告稿。
12时刚过，我接到李旭阁发来的加密电话，内容如下：
82、林、83、84、85：
经党委常委会研究，根据血压情况，零时定为正点减四，十五丈。请指示。
11
12
1964年10月15日12时
（林，即林彪；83，是贺龙元帅代号；84，是聂荣臻元帅代号；85，是罗瑞卿总参谋长代号；十五丈，是15时的密语）
我接完电话，于12时5分向刘杰部长、张汉周主任汇报了上述电话报告的内容。刘杰命我另纸抄正一份不含密语的电话报告记录，然后和李鹰翔同行乘专车前往周总理办公室送呈。
我和李鹰翔到达中南海西花厅王亚志办公的房间不久，就看到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走进王亚志的房间。我们二人立即起立向总理问好。
周总理亲切地同我们俩握手，问我俩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在李鹰翔回答完后，我回答说：“我叫宋炳寰，是国防科委二局的参谋。”此时，总理打量了我的便装衣着后，和蔼地对我说：“噢，你是国防科委的呀！”
然后，周总理从李鹰翔手中接过由我抄正的那份张爱萍、刘西尧请示批准零时的电话报告记录，转身坐在王亚志的办公桌前，聚精会神地审阅。此时，我见邓颖超同志主动退出了房间。
12时半，周总理审阅完后，当即另纸亲笔做了如下批示：
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
请以保密电话复张、刘，同意零时定为正点减四，十五丈。
周恩来
十月十五日十二时半
李鹰翔接过总理的批示后，我俩向总理辞别。然后，我们乘专车出了中南海西北门，就近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处，向其办公室主任叶群送交了张爱萍、刘西尧请示批准零时的电话记录及周总理刚才的批示。叶群圈阅后，我俩于13时5分，将上述请示及批示送杨成武圈阅；13时15分，送聂荣臻办公室主任刘长明阅；13时30分，送罗瑞卿办公室主任金子谷阅，并请他向罗瑞卿和贺龙报告。
13时40分，我们俩返回二机部办公大楼，立即将周总理的批示送张汉周主任阅。
13时45分，张汉周将周总理的批示，用保密电话和暗语告诉了李旭阁。
傍晚，我在走廊见到李鹰翔引领周光召走进刘杰部长的办公室。我想他是来交卷的吧。
不一会儿，刘杰来到177办公室，让李鹰翔同王亚志联系，他准备去向周总理送一个报告。
在等待王亚志回电话的时候，刘杰部长心情愉快地让我和李鹰翔看了刚才周光召送来的报告：“经估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落款处是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3人署名。
刘部长从总理处回来后对我俩说：“刚才，总理看了周光召3人的报告后，问我怎么考虑我们的这次核试验的结果，我回答说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落；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刘部长还对我俩说：“总理对我的回答是满意的，但总理叮嘱我一定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
当刘部长讲完这些，我立即想到：为了落实周总理叮嘱的“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为了让总理明天尽快得到核爆炸后的结果，为尽早发表新闻公报提供确切的依据，应该建议20号办公室把明天在电话中要报告的重要内容预先起草好电话草稿；还应考虑到万一有线电中断，要预先起草好供电台发报的电报草稿。于是，我向刘部长汇报了上述想法。
经刘杰部长同意，我于22时10分向20号办公室罗汉奎（国防科委二局参谋）发了以下加密电话：
20号办公室：
为了使82号尽快得到零时后的正确结果，并尽快供发表新闻公报，望你们零时前准备好电话稿，并准备好在有线电中断时用的无线电报稿。有何意见，望告。
177办公室
10月15日
22时30分，高健民接李旭阁加密电话：有线电中断后，用小功率电台与乌鲁木齐联络，乌鲁木齐到北京中断，核试验现场直接与北京沟通无线电联络。11号首长已同意，并已由严西江（核试验基地司令部通信处处长）告总参通信兵部。
在零时确定后，杨成武、刘杰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分别通过总参作战部、总参气象局、空军、防化学兵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国家卫生部等有关部门，对防空措施、核爆炸后放射性烟云径迹侦察、放射性微尘测量与监督、重点工厂的警戒与疏散、空中航行安全的管制措施、无线电通信联络的准备等项工作做了进一步检查和最后的落实。
16日凌晨3时，张爱萍、刘西尧等再次听取气象发展情况的汇报，对气象做了订正，维持按15时爆炸的决定。
凌晨4时，张爱萍、刘西尧等驱车到铁塔下检查原子弹的最后准备工作。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院长李觉向张、刘等报告：“原子弹塔上安装质量符合试验技术要求，引爆系统动作正常，插接雷管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请批准6时半开始插接雷管。”在现场的党委常委张爱萍、刘西尧等7位同志签字批准插接雷管。
8时10分，我接20号办公室姚献新加密电话报告：
177办公室：
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
20号办公室
1964年10月16日
在我接完姚献新这个电话报告后，我顺便告诉姚献新：赫鲁晓夫下台了。
原子弹开始插接雷管以后，张爱萍、刘西尧等驱车来到720主控站。这是控制原子弹起爆及全场区测量仪器动作的主控站。他们在此检查起爆前控制系统准备完成情况，并等待原子弹插接雷管的最后结果。
在铁塔上担任插接雷管、系统导通、接通电源、安放探头等项工作的技术人员一丝不苟地按操作规程完成各道工序，又再次进行自检、互检并签字。
此后，张爱萍、刘西尧等还对准备在零时以后进入核爆炸现场侦察的防化分队的准备工作做了检查。
在北京，刘杰部长在16日上午对二机部重点工厂的警戒与疏散等工作做了进一步检查和最后落实。他还请高健民处长对核爆炸后放射性烟云径迹侦察等工作做了进一步检查和最后落实。
11时38分，高健民接20号办公室姚献新加密电话报告：
177办公室：
10时50分梳完辫子。11时30分第一次检查完毕，结果正常。
20号办公室
10月16日
这一电话报告的内容，我于11时54分和12时，分别报告金子谷和王亚志。
12时50分，我接王亚志加密电话报告：“关于有线电路发生故障保证联系不间断的问题，总理同意无线电事前先沟通好，保证及时畅通。具体措施由通信兵部立即安排。”
13时左右，刘杰部长收到周总理的一封指示信，内容是：
刘杰同志：
在十二时后，当张、刘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以如无特殊变化，不必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周恩来
十月十六日十二时
在对一些关键部位实际检查并掌握了一切准备工作正常以后，张爱萍、刘西尧等回到指挥所。
13时30分，刘杰与张爱萍通了保密电话，传达了周总理12时指示信的内容。张爱萍告诉刘杰：“一切正常。最后撤离的人员已于12时56分撤离720到201。血压情况比预计要好。”（720，是主控站所在地的代号；201，是核试验现场指挥所所在地的代号）
13时40分，李鹰翔把上述刘杰与张爱萍通保密电话的内容报告了王亚志。
此时，刘杰部长在想：二机部的几位副部长，他们每人分工负责的工作都跟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有关，遵照总理“你们知道这项任务的人不要太多了”的指示，先前没有把起爆时间确定的情况告诉过他们。现在是告诉他们的时候了。于是，刘部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准备把零时已定的事告诉几位副部长。
恰在此时，钱三强副部长来到刘杰的办公室。刘杰说：“三强同志，时间定了，今天下午3点钟爆炸。”刘杰看了看手表，又说：“快到了，还有个把小时。看来是会响的，但也不排除万一的可能性。”
钱三强听后，很激动，顿时热泪盈眶。他马上坚定地说：“会响的，会响的。”
14时30分，张爱萍、刘西尧等进入距离爆心约60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
张爱萍以保密电话直接向周总理做了简要报告：试验前的各项工作均已完成，一切正常。
周总理批准按时起爆。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1964年10月16日15时，这个震撼世界的时刻即将到来。
刘杰部长同我们177办公室的5个人，个个脸上都显现出紧张而又激动的表情。我极力控制着难以平静的心情，两眼紧盯着手表上走动着的秒针。
15时到了。我们几个人的眼睛又都移到了连接核试验现场的那台黑色的专用电话机上，希望快点响铃，马上知道试验结果。
15时4分左右，那台黑色的专用电话机响了。
张汉周主任抓起电话，由于他过于紧张，话筒没有抓好，掉在了桌子上。
刘杰部长马上向前一步，抓起电话说：“喂！我是刘杰。”
“我是张爱萍。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试验成功了！”
随后，177办公室的几位同志把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分别用保密电话向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杨成武的办公室做了报告。
聂荣臻元帅早在14时20分左右就在他的办公室等待爆炸试验的消息。当聂帅知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他非常高兴，当即与周总理通了电话，互致祝贺。随后，聂帅嘱办公室主任刘长明向177办公室发来他口述的转告张爱萍、刘西尧的贺词：
爱萍、西尧同志：
消息传来，甚为兴奋，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参加这一试验工作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聂荣臻
1964年10月16日15时7分
彭真得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后，也向177办公室打来电话祝贺：“完全按照你们的计划成功了，很好，向你们表示祝贺，并转告全体同志。”
毛泽东三次指示查清是不是核爆炸
原子弹爆炸后，在核试验现场和核试验场区以外，零时以后的各项工作按照预先的部署及行动方案紧张而有秩序地展开着。
大约15时15分左右，周总理给刘杰打来电话说：“我已向主席做了报告，主席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
刘杰立即给张爱萍打电话，把毛主席的指示转告他。
张爱萍说：“爆炸后看到了火球，火球已经形成蘑菇云了。”
不久，周总理又给刘杰来电话，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还要继续观察。”
当刘杰再次向张爱萍转达毛主席的指示时，张爱萍说：“蘑菇云已上升到几千米高，而且稳定在空中。我问过王淦昌同志，他根据爆炸后的景象判断，认为肯定是核爆炸。”
于是，刘杰第三次向周总理报告张爱萍刚才的上述回答，并说：“请总理和主席放心，原子弹确实是爆炸试验成功了。”
后来，周总理再次来电话，向刘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还要继续观察，详细查清楚，要让外国人相信。”
15时31分，高健民接到李旭阁打来的保密电话告：“预先埋设在铁塔以西500米处的有线电遥测探头已测到放射性剂量为7000仑/小时。”
15时38分，高健民又接到李旭阁电话告：“防化学兵侦察分队报告：距离铁塔以西1600米处的地面已侦察到放射性沾染剂量为4仑/小时。”
高健民将上述两次电话内容向刘杰部长做了报告，也向王亚志做了报告。
稍后，高健民接王亚志电话告：“试验的结果如能早一点出来，希望前边早一点报告。”
15时50分，刘杰部长向张爱萍转达了王亚志的上述电话内容。
此后，张爱萍、刘西尧立即抓紧掌握零时前预先安排的一些快速测量项目的速测结果和宏观景象的报告。
15时58分，刘杰部长打电话告王亚志：“根据前方报告已测到了地面放射性沾染的数据看，看来肯定是核爆炸了。请向总理请示一下：试验结果若要早一点儿报告过来，是否先报告定性的结果？”
张爱萍、刘西尧等还组织专家对初步取得的速测数据和宏观景象进行研究分析。
专家们都肯定这次爆炸确实是原子弹爆炸，并列出了6条理由：（1）爆炸以后，烟云上升到8千米至9千米高度；（2）空中剂量侦察、地面剂量测量，证实烟云放射性剂量和地面放射性剂量都相当大；（3）爆炸后铁塔已完全消失；（4）火球发光时间在3秒钟以上；（5）在距爆心23千米处记录到冲击波的超压数据，距离爆心500米处的一些金属测量探头被打坏；（6）从蘑菇状烟云的外观上看，与一般文献上所报道的原子弹爆炸蘑菇状烟云外观相同。
专家们还初步估计这颗原子弹爆炸的威力TNT当量在2万吨以上，并列出了6条根据。
听了专家们的研究分析以后，张爱萍于17时50分同刘杰通了保密电话，把他与专家们研究分析的上述几点看法告刘杰，请其转报总理。
随后，张爱萍、刘西尧又将上述研究结果正式发电报上报周总理、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并报毛主席、中央、军委。
傍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照相后，在退场时，毛主席跟周总理咬耳朵说：“要不要把那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呀？”周总理笑着说：“向大家宣布以后，全场的人都会高兴得蹦起来的！”
在陪同毛、刘、朱等领导人退场后不久，周总理回到大厅，他兴高采烈、大步来到大厅中间的扩音器前说：“同志们坐下！安静！安静！”总理边说边上下舞动双臂。然后，周总理激动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3点钟，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顿时，会场3000多人热烈鼓掌，笑呀，蹦呀，跳呀，全场欢声雷动。
周总理幽默地告诫大家：“同志们，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你们要小心，可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
周总理还要求大家暂时保几个小时的密，电台没有广播之前，先不要随便传播。
此后不久，我们很快得到了日本东京的消息，说中国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但是，由于同时在海上发生了地震，两个地震波相混，因此，还要进一步鉴别才能确认。
接着，又收听到了美国关于中国爆炸了原子弹的广播。
在收到了张爱萍、刘西尧的正式电报，并得知日本和美国已经公布了中国爆炸了原子弹的消息后，经毛主席同意，周总理决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23时广播了新华社发的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
深夜里，北京街头人群蜂拥，争读《人民日报》散发的红字《号外》。
从对外发布消息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和周总理处理重大战略问题的非凡魄力和冷静、’认真、谨慎的态度。
当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给核试验委员会和全体参试人员发了贺电，热烈祝贺第一次核试验成功的巨大胜利。
新华社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声明中强调指出：“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0月17日，周恩来总理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转达中国政府在16日声明中提出的关于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
这次原子弹爆炸后，取得了火球、烟云的景象记录，测到了裂变反应动力学常数及光辐射、冲击波、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沾染等杀伤破坏效应以及对核爆炸烟云样品放射化学分析等方面的完整数据。根据对上述多种测量数据的综合分析，这次爆炸威力为2.2万吨TNT当量，与理论设计值基本一致，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试验结果证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制造和装配工艺以及各种测试方法、测量仪器和自动控制设备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圆满成功，是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进一步发展核武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自行研制原子弹并实施核试验的国家。
今年10月16日，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50周年纪念日。50年前，我当时在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二局（以下简称国防科委二局）任参谋，从事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组织管理工作，参加了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准备和实施工作。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我被派到由当时二机部和国防科委联合组成的临时机构、代号为177的专门办公室工作。曾多次去周恩来、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处送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有关的绝密文件，并两次当面向周总理呈送文件和报告情况。下面，是我了解和经历过的有关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准备工作简要情况、爆炸试验时机选择的决策经过、原子弹爆炸日期与时间确定的经过，以及与这次试验相关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完成爆炸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960年初，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正式开始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取1959年6月20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拒绝按照两国政府协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的年月――“596”为原子弹的代号。第一颗试验用的原子弹是按内爆原理设计的，核装料为高浓铀235，核爆炸装置重1550千克。
到1964年8月，第一颗原子弹用的高浓铀235部件已加工出来；原子弹的理论计算、实验、设计、生产加工都按计划全部完成。
我国于1958年开始组建核试验基地。核试验场在新疆的罗布泊西北地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现场的工程建设是1963年4月陆续展开的。主要项目有铁塔、控制、指挥、测试、效应试验、机场、道路、通信等工程。经过艰苦努力，到1964年6月底，254项工程按预定计划全部完工，质量都达到了使用要求，为第一颗原子弹在102米高的铁塔上爆炸试验和以后进行空中爆炸试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和试验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二机部会同军内外有关部门全面组织了这次试验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
1964年4月11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8次会议。会议要求二机部与国防科委在1964年9月10日以前，做好第一颗原子弹在铁塔上爆炸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是否进行试验和何时试验，待请示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决定。会议还同意成立一个核武器试验的总指挥部，由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担任总指挥，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任副总指挥。
从1964年5月开始，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军内外各单位人员陆续进入核试验现场展开准备工作。到8月中旬，核试验现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
与此同时，二机部在青海的221厂（即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加工好了用于参加联合预演的“596”装置模拟弹，并于8月23日安全地运到了核试验现场。
为了在近似于正式试验的条件下对全试验场区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总检查，从中取得试验的直接经验，以确保正式试验时一次成功，在张爱萍、刘西尧的主持下，核试验现场于8月23日至9月1日进行了包括原子弹的装配、遥控起爆、测试、剂量侦察、取样、回收成果、防护洗消和各项指挥保障的全部预演工作。预演分单元（单项）演习与联合演习两步进行，并着重抓了原子弹的装配与控制系统两个主要环节。
通过预演，对试验的准备工作做了全面、系统的检查，取得了进行正式试验的直接经验。核试验党委针对预演中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不放过一个小问题，不带着问题进行试验”的要求，并以“五定”（定人员、定职务、定位置、定动作、定关系）为主要内容，整顿思想，整顿组织，修订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逐一研究解决组织上、技术上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了试验程序与指挥方法，并成立了主控站、安全撤退、回收取样等指挥所。
到1964年9月1日，正式试验用的原子弹已加工好，核试验现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这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条件已经具备，是否进行试验和何时试验，这一重大议题被提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议事日程。
爆炸试验时机选择的决策经过
当时有许多信息表明，美国有人策划对我国的核设施“动外科手术”（进行袭击），妄图从根本上消灭中国制造原子弹的能力，阻止我国掌握核武器（在美国白宫后来解密的绝密档案中已证实确有此事）。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周总理在9月16日下午和17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9次会议，研究第一颗原子弹正式试验的时机和近期继续发展核武器的战略设想等问题。
9月16日的讨论中，周总理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间要做两手准备。如果今年不试验，原子弹放在哪里？要防止被炸掉。能不能不经过在铁塔上爆炸试验，就直接进行空中爆炸试验？测量数据能够得到吗？要把在铁塔上与在空中这两种爆炸对外的影响比较一下。可能今年10月试验不太合适，要准备在明年试的方案，后年争取把原子弹搞到导弹上，进行两弹（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周总理还说：试验时机要向主席汇报后决定。这算是一个方案，我们要多考虑几个方案。
9月17日，周总理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同与会的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等12名中央专委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几位部长、副部长们综合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慎重地研究了第一颗原子弹正式爆炸试验的时机。
周总理说：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进度问题，我们从战略上设想是现在就搞，即使遭到帝国主义的破坏也在所不惜。苏联赫鲁晓夫不让我们搞原子弹，说我们搞不出来；美帝国主义威胁要轰炸我们，但我们搞出来了。这可能引起帝国主义的重视，要炸我们。但我们发展核武器的前途是定了，即使被破坏了，我们还能再生产。这向全世界表示我们打破了美、苏两家的核垄断，证明少数核大国控制、垄断不了。如果它不来轰炸，也会引起美、苏的重视，它们会包围我们，恨我们，孤立削弱我们，说我国扩张。但世界各国将重视我们，也向世界表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所以，我们要设想一下原子弹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试验的时间。国庆节前下决心。另一方面，今年若不行，就是明年四五月份搞。还是一样，每年总是会有些国际会议要赶上，就让他们嚷嚷去嘛。时机如果来不及，就推到后年试验。这有个好处，不仅进行铁塔上爆炸试验，还搞空中爆炸试验，后面还有两弹结合试验。1966年九十月两弹结合要试验。在铁塔上炸、空中炸、用导弹炸，这些都不改变战略形势，只是在三线建设的第二套生产基地还没搞好，有些脱节。还不能大批生产，航弹、导弹都是如此。
周总理还说：真正有大的用途还是在导弹上装核弹头。为了和第二套生产基地衔接上，则要推迟到1970年才能试验。推迟一些时间再试验，人家可能会低估我们，轻视我们，说我们不行，说我们害怕舆论。但我们不能中断，要继续搞，我们埋头干上五六年，把第二套生产基地建好，衔接起来。当然，帝国主义仍然要封锁我们，我们的困难仍是很大的。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时间问题要考虑一下，就是今、明、后3年。明年比较适中，今年可能紧一点。
在讨论中，罗瑞卿建议是否安排在10月份试验，请周总理考虑一下。他还向与会者介绍了9月12日美国《商业周刊》中披露的一条消息：美国人获悉苏联也想破坏中国的核设施。这很值得我们警惕。接着，张爱萍报告了为保护我国的核设施及核试验而采取的防空兵力部署情况。
罗瑞卿还说：我们的原子弹炸响了以后，在世界上一定会引起一阵骚动。美国、苏联是否就来轰炸我们，那他们也得考虑要承担的后果。我们今年试验或推迟到明年、后年进行原子弹试验，所带来的后果都是一样的。罗瑞卿还着急地说：如果要推迟到1970年再爆炸原子弹，我们这些人要退休了。
在讨论中，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等，也先后就在什么时候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发了言。贺龙建议，爆炸试验的时间要提几个方案。
经过与会者充分讨论，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机议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早试，安排在10月份炸响；另一个方案是晚试，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
会议结束前，周总理说：如果要在今年进行试验，需要在9月25日以前定下来。我再找一些资料研究一下，报请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不管今、明、后年哪年进行试验，你们的准备工作仍要积极进行。二机部、五院、国防工办都要积极准备，松懈不得。如果从战略上考虑推迟试验，我们的各项工作要干得更好。1964年至1967年的各项工作安排，要照中央专委办公室提出的建议去办。地下核试验要加速准备，试验的利弊要估计足。总之，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时机由中央部署，你们一点也不能放松。
9月20日，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呈送了《关于首次核试验时间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在汇报了原子弹、控制和测试、安全防护、气象、指挥保障、生活保障、参试人员思想状况等准备情况后说：“根据以上准备情况和气象预报，以今年10月份试验为最好，其次是11月上中旬。11月下旬以后天寒地冻，许多工作不好在野外进行，不宜试验。如需要推迟，则要到明年四五月间，气象条件比较合适。由于原来各项工作都是按10月份试验进行准备的，因此，如果推迟试验时间，这些问题需要重新研究。”“究竟何时正式试验，请中央早日决定。如果定在10月份试验，需要在9月下旬定下来（因弹的运输、装配、测试需20天左右的时间），以便进行准备；如果今年不试验，也需要定下来，以便安排过冬。”
9月21日，周总理致信毛泽东主席：
主席：
瑞卿同志送给主席的这个报告，想已阅及。
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于本月十六、十七两日开了两次会，讨论了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作决定，时间以不迟于二十四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二十天；如决定明年四五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十月作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二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
同时，瑞卿同志拟于明（二十二）日出外视察，国庆节前回来，如主席能于明日约谈，可告他晚走一天；如明天分不出时间，他出去后，还有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等同志可以报告。开会时，除常委外，还请约彭真、贺、陈三同志参加。
究如何，请告林克或徐业夫以电话告瑞卿和我。
周恩来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
当晚，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已阅，拟即办。”
9月22日下午，周总理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中央专委议出的早试与晚试的两个方案。会议研究了罗瑞卿9月20日的请示报告。毛主席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会议果断地决定按10月份早试的方案进行。
9月23日下午，周总理在三座门会议室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郑汉涛（国防工办副主任）、刘杰（二机部部长）、刘西尧、刘柏罗（中央专委办公室副秘书长）、周家鼎（周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王亚志（周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等开会，传达了他与毛主席、刘少奇等研究的决定，并对正式爆炸试验的有关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这时，贺龙插话说：刘杰、刘西尧都不要去蹲点了。爆炸试验原子弹是天大的事。
周总理接着说：保密问题，不能假手许多人。我这次得小病，传得很广。天晓得，多一个人知道，就当新闻。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邓颖超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前几天开会的人不一定都通知。我们决定这件事也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的两位副主席（指贺龙和陈毅）、彭真同志。你们在核试验场那边的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我们这里的人，还有刘杰、郑汉涛同志。我们希望它响，万一不响，只好待明年。不响，外边也可能不会知道，但也要准备它不响。
稍停片刻，周总理说：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有更大的战略想法：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今晚还要找参加试验的专家研究一下，万一不响，后果如何，要研究一下。响了，影响就大了。要把风向、放射性微尘飞散距离详细计算，搞出资料。要准备回答问题，内部先统统研究一下。我们境内问题小一些。
周总理具体部署说：要防止敌对势力破坏。响了以后它可能马上报复，也不一定喽，但总是要有些准备。国防工办、军委提出要求，总参准备嘛，防空、公安、保卫，总是有几道防线。美国可能动员世界签字国，说你违背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要惩罚你。当然有些国家是被迫的。也可能美国、苏联接着核试验，它们要捞些政治资本。
在张爱萍报告了对核生产基地及核试验场的防空部署以后，周总理说：它也可能是破坏你的生产基地，用联合国名义惩罚你，目标对着兰州、包头、玉门等地。这几处生产基地的防空部署，刘杰要负责检查，刘杰、郑汉涛要同总参研究。我们要用全力保护。如果不破坏，可能是打政治仗、学术仗。打政治仗请外交部准备。
周总理对刘杰说：有些关键的技术资料、样品、设备，重复的要拿出一些，转移出来，准备翻版。我们战略上并不是指望核武器，三线建设拖长点也不要紧。
张爱萍报告了保卫二机部工厂的布置情况后，因有预先安排的外事活动，要提前退席，便向周总理请假。周总理说：告诉外交部，今后不要安排他们参加外事活动。
当张爱萍要走时，周总理要张爱萍检查一下衣服兜里有没有写字的纸条，要掏出来。张爱萍检查完衣兜后才离开会议室。
周总理接着说：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专家，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国防工办、二机部要注意，要一线及早转三线，还要有协作厂，要早一点布置。
周总理对李旭阁说：今天晚上要问一下张爱萍，他负责安排的事项在讨论安排完以后，写个文件交给我，我向聂总（指聂荣臻）谈一下。
最后，周总理说：张爱萍去核试验场后，由罗总（指罗瑞卿）直接抓。刘杰在北京抓，今晚规定出一些暗语、密码出来。我们也就是我、贺总（指贺龙）、罗总三人抓。
此时，陈毅因刚参加完其他活动才赶来参加这个会。
周总理对陈毅说：“你可不能讲啊！”陈毅知道周总理是在提醒他在以外交部部长身份接待外宾时不能说了出去。他爽快地回答：“我不讲噢！”然后，周总理对陈毅说：请你在外交上做个准备，要准备些资料。外交部谁负责这事？
陈毅答：乔冠华（外交部副部长）负责。
落实周总理的各项指示
当天晚上，张爱萍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在三座门会议室召集紧急会议，与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起研究落实周总理在下午会议上的指示。张爱萍在传达了中央关于早日进行核试验的决定后说：一定要高度重视保密问题，坚决落实总理指示，切实做好保密工作。运输正式试验用的原子弹的火车、飞机，装载好后，要铅封，严密交接手续，学习荷兰人的做法。试验时间，争取在10月中旬。
在听取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乔献捷关于正式用的原子弹运输工作的安排后，张爱萍说：运输中的公安保卫工作，仍按8月间预演运“596”装置模拟弹时的办法，由乔献捷找公安部四局局长程诚安排。火车车皮由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安排，9月25日24时前，6个车皮要到达221厂；9月28日启运，10月2日或3日到达乌鲁木齐。李旭阁你立即告军事交通部徐斌部长安排。运输工作由乔献捷、恽前程（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负责，仍然是8月间运输时原来的一套人马，照样在乌鲁木齐铺开摊子。运输要特别注意精心检查。明天要找史进前（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程诚谈谈安全保卫工作。
张爱萍说：同北京通电话联络的代号，由李旭阁同二机部一起编一个代号表，几个关键问题要向北京报告，如东西到了，装好了没有，上铁塔了没有，爆炸时间，雷管插上了没有等等，几个暗号要一说就清楚。
会议还对二机部重点工厂的防空警戒与仪器、资料、产品、专家的临时疏散，核试验场区与北京分别组织专门的办公室并开通直通电话传递重要情况等问题做了具体研究和布置。
9月24日上午，张爱萍继续开会，布置并研究确定了有关保密问题、公安部加强原子弹运输安全问题、二机部有关仪器资料等临时疏散问题、气象保障问题。
9时20分，李旭阁接到王亚志传达周总理指示的电话，总理指示：（1）试验日期最好是在10月20日以后，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如果10月下旬气象恶劣，也可以在中旬试验。阿富汗国王10月17日来访，18日到北京，要避开这两天。（2）核试验现场的试验安排、原子弹爆炸成功怎么样、不成功怎么办、出现各种情况产生什么影响以及该怎么办、二机部工厂有关仪器资料等的疏散问题、安全防护、防空问题等，除了已报总理以外，要写一个书面报告，以便给其他首长看。
9月24日下午，张爱萍就准备政治斗争、学术斗争的资料问题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员进行了商谈，议定了分头准备的事项。
24日晚，张爱萍把23日晚和24日上午、下午三次会议具体研究和布置的情况向周总理、贺龙、罗瑞卿写了书面报告，并附上了《试验场区向北京报告的明密语对照表》。密语对照表中规定：实弹（即正式爆炸试验的原子弹），密语为“老邱”；原子弹装配，密语为“穿衣”；原子弹在装配间，密语为“住下房”；原子弹在铁塔上的密闭工作间，密语为“住上房”；原子弹插接雷管，密语为“梳辫子”；气象的密语为“血压”；原子弹起爆的时间，密语为“零时”……
9月25日上午，张爱萍、刘西尧向聂荣臻元帅汇报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策。聂荣臻是9月18日由外地回到北京的。9月16日、17日的中央专委第9次会议，他没能与会。
为了做好北京与核试验现场的联络工作，9月25日，二机部和国防科委组织了一个联合办公室。这个联合办公室的成员共5人，有张汉周（二机部办公厅主任）、郑存祚（二机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李鹰翔（刘杰部长秘书）、高健民和我。张汉周为办公室主任。这个办公室的代号叫“177办公室”。
177办公室的任务是，在刘杰的领导下，担负同核试验现场的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代号为“20号办公室”）的密切联系，向中央有关首长的办公室及军内外有关部门传递、报告有关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重要情况。
177办公室设在二机部办公大楼二层5号房间，在刘杰部长办公室的隔壁。为了工作保密的需要，房间的两个窗子和门都钉上了两层毯子。这样做，一是外边看不到室内的工作情况，二是对外起到隔音的作用。
总参通信兵部为177办公室配备了带有保密机的电话，沟通了与20号办公室之间的电话联络；架设了177办公室与周总理、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首长办公室之间的直通专线及手摇电话单机；还规定了在电话中要使用的有关首长的代号。
押运“老邱”的专列火车，是9月29日14时24分从221厂发车的。途经西宁、兰州、哈密等火车站，于10月2日2l时38分安全准时到达乌鲁木齐。专列火车经过的沿线，都有公安干警警戒；到了两省交界处，两省公安厅厅长亲自押送，并办理安全运输交接手续。“老邱”安全抵达乌鲁木齐后，于10月3日、4日用军用飞机分5个架次安全运到核试验场区铁塔下的装配间。在此期间，高浓铀235部件在公安部四局副局长高仑和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实验部副主任胡仁宇的押运下，乘军用专机直接运到了核试验场区。
“零日”、“零时”确定的经过
张爱萍、刘西尧于9月27日下午乘飞机返回核试验场区。晚上，张爱萍立即召开核试验委员会党委会，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并对爆炸试验前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布置。会议结束时，张爱萍特别强调：正式试验的时间不向下传达，专心做好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
从9月28日起，各参加试验的单位随即展开了正式试验前的各项准备。由于有8月底全场区各项准备工作已进行过单项演练和综合预演的工作基础，因此，到10月9日，各项工作进展都比较顺利。在这12天中，核试验党委和核试验委员会论证并最后确定了“零时”的各种标准（包括气象），确定了紧急“刹车”的时机，修订了剂量标准与安全防护守则，布置了核试验场外放射性烟云径迹侦察、地面沉降观测及下风方向地区居民的安全措施，安排了不利情况下人员的紧急转移方案，拟订了出现早爆、误爆情况的处理方案。在铁塔上、铁塔下、主控室、安全检查站等重要地点，都指定了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指挥。
从10月8日起，各部门、各基层单位，一律采取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方法，召开技术民主会议，对各项工作进行最后一次总检查。充分发扬民主，动员大家回顾所负责的工作，摆出还存在的任何一个小问题，然后，经过充分讨论，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并经上级批准后再采取措施，以达到“不放过一个小问题和不带着问题进行试验”的目的，保证一次试验成功。
10月9日下午，根据核试验场区的气象预报，10月16日到20日之间将有一次符合试验条件要求的好天气。于是，经核试验委员会党委常委会议研究，提出了拟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日期（即“零日”）选定在10月16日到20日之间。另外，张爱萍派总参作战部参谋、20号办公室主任李旭阁于10月10日晨乘专机直飞北京，向周总理呈送由张爱萍、刘西尧签署的关于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及正式试验日期建议的书面报告。
李旭阁乘坐的3241号飞机于10月10日15时55分在包头降落。然后，他转乘已在此等候的3641号飞机，于晚上8点多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
奉刘杰部长指示，我和李鹰翔乘专车去西郊机场接李旭阁。在机场，李旭阁把张、刘的书面报告交给了我和李鹰翔，由我们送交王亚志。
20时25分，高健民接到20号办公室郭汉彬（刘西尧秘书）用密语发来的电话：“11号首长叫马上告李参谋，今天对血压又论证了一下，正点减五，可能出现好血压。”（11号，是张爱萍的代号；血压，是气象的密语；正点减五，是10月15日的密语）。此电话记录及刘杰部长10月10日给周总理的报告连同张、刘的书面报告，是刘杰派我和李鹰翔同行乘专车一并送交王亚志签收的。
刘杰10日给周总理的报告，主要是报告对周总理9月23日下午所做的关于二机部重点工厂防空警戒、转移关键性资料、设备和产品以及保密工作等指示的落实情况。
10月11日1时许，周总理审阅了张爱萍、刘西尧的书面报告和刘杰10日的报告，以及177办公室抄正的电话记录稿。周总理同意张、刘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他在1时半给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写了一个报告，并附上了张、刘的报告和刘杰的报告，送他们传阅核批。随后，周总理另写给刘杰一封指示信。
周总理11日1时半写给毛泽东等的报告，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具体内容。数十年后，这个报告的内容已在《周恩来传》和《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公开发表。内容如下：主席、刘、林、邓、彭、贺、聂、罗各同志：
送上张爱萍、刘西尧两同志从现场经飞机送来的十月十日三时报告，请予审阅。现一切已准备好了，拟经保密有线电话以暗语告他，同意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十月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时间，并告我们。
另外，送上刘杰同日报告请阋。防空方面请罗总告总参负责检查、联系和指挥，转移资料、设备、仪器和保密工作，由刘杰负责督促进行。
关于起爆有效后的宣传和政治斗争，正在进行准备，当另告。
周恩来
十月十一日一时半
11日18时半，刘杰部长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了周总理召开的会议。周总理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中的防空措施、核爆后对放射性烟云进行空中取样分析、核爆炸成功后公开宣传和政治斗争等问题同与会者做了具体研究和布置。
大约19时半，刘杰向177办公室的同志传达了周总理在1时许写给他的指示信的内容：
刘杰同志：
张、刘两同志十月十日三时十分的书面报告已阅。望告张、刘，同意他们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十月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和时间，在决定后告我们。你们来往电话均须通过保密设备以暗语进行。
你的十日报告已阅。关于防空方面，已请罗总告总参负责检查、联系和指挥。关于转移和保密两方面，即由你负责督促进行。
周恩来
十月十一日
根据刘杰的指示，我同李鹰翔一起立即草拟了向20号办公室传达周总理批示主要内容的电话稿。
13日9时15分，高健民接李旭阁加密电话告：预计今天上午核试验党委常委开会，研究血压（气象的密语）问题。现在看，血压情况和报告大致符合，今天已刮5～6级风，风大比较好，一般是大风过后会出现好天气。上述情况，请向金子谷（罗瑞卿总参谋长办公室主任）、王亚志透露一下。
10时58分，我接到20号办公室郭汉彬的加密电话报告：
177办公室：
老邱昨天（1 2日）22点50分穿好衣服，住下房。
20号办公室
10月15日
（老邱，是正式爆炸试验的原子弹的密语；穿好衣服，是装配完毕的密语；住下房，是指原子弹在铁塔下的装配间）
我用保密专线电话将上述电话报告的内容，分别向王亚志、金子谷、何家为（贺龙元帅办公室秘书）、刘长明（聂荣臻元帅办公室主任）做了报告。
随后，王亚志又来电话告：“总理问：零时以后对苏联到印度的航线有无影响？如有，影响程度怎么样？有或者无，是为什么？”李鹰翔在13时25分将这一问题转告20号办公室姚献新（国防科委二局参谋），请前边研究回答。
14时47分，我接姚献新电话答复如下：
关于对苏-印航线影响问题
苏-印航线距场区西约1200公里（到喀什），放射性烟云扩散不到，只在烟云绕地球一周（约60天左右）到达该航线空域时，可能造成很轻微的本底增加，从10-15居里/升（本底）增加到10-14居里/升，对人身无影响。
14时58分，我接总参作战部金耀鸣参谋电话：“82号首长问：地面风会不会刮东风？为什么？”我立即打加密电话向20号办公室姚献新询问。他告诉我：“核试验场区地面风经常刮东风和东南风。对苏-印航线主要是高空风的影响（3000米以上），地面风对此无影响。因为核爆炸后的放射性灰尘粒子很大，很快可以落下，扩散不到那里。此外，也不选择在刮大东风的时间爆炸。”
从上面我和高健民、李鹰翔在13日接到的几个电话中可以看出，周总理是在繁忙的工作中正在思考有关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宣传工作和政治斗争以及国际问题。
13日晚饭后，周总理在钓鱼台6号楼向乔冠华、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姚溱（中央文稿起草小组成员）交代任务。
周总理向他们宣布：近日将在罗布泊附近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把你们找来就是要起草一个新闻公报和一个政府声明，这都要在今晚写好。要送毛主席审定，待爆炸成功后发表。
周总理向他们3人讲了他设想的政府声明的要点。然后，他们3人依据周总理谈的思想，经过一番议论、列出布局结构和遣词造句、书写修改，在14日凌晨2时左右，先后起草出政府声明和新闻公报。周总理看过草稿后对他们3人说，稿子大体可用，个别字句我要斟酌一下，就可以送毛主席审定了。
14日凌晨，我签收了总参机要局柳士俊同志送来的张爱萍、刘西尧在13日下午发给周总理、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的电报抄件。他向我提出：给林彪的一份电报应该送谁签收？我思考了片刻后答：待上班后请示首长后再定。我先来签收。
张、刘在电报中汇报了12日晚核试验党委常委会议传达和研究落实周总理、罗总长的指示的情况及今后几天要着重抓的几项工作。会议对原子弹万一引爆不成功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必须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估计不成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发出起爆指令以后，由于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引起“自然”走火的提早核爆炸，使爆炸当量减少，达不到预期目的；另一种是只发生了化学炸药爆炸，没有发生核爆炸。针对可能出现的这两种万一引爆不成功的情况，会议研究提出了应对的初步设想。待详细研究出几个可行方案后，另专门报告。
14日9时50分，我电话向金子谷请示了总参机要局不知道给林彪的这一份电报应送谁签收上述一事。
不久，金子谷电话答复我：“总长讲，这个电报应马上送林总阅，林总对这个事非常关心，写林总办公室叶群主任亲收。”
随后，我通过电话与叶群取得了联系，她要我到军事博物馆主楼外的东楼找她。10时20分，我将林彪的那份电报当面交叶群签收。她说：今后总参机要局送这件事的电报时写：“林总办公室叶群主任交林总亲拆。”她还说：爆炸试验成功后，为了保密，你在电话上只说一句“买卖做成了”，我就知道了。
13时20分，我接王亚志保密电话：“82号首长问前边零时定了没有？血压情况如何？因为还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要做。请打个电话正式问一问前边。”
14时10分，我接环克军加密电话，答复如下：“11号首长讲，昨天（13日）晚上研究了血压，因为血压的情况很复杂，定不下来。今天晚上6点钟继续研究，恐怕一时还定不下来。定下来以后，马上报告。”
实际上，自从周总理11日凌晨1时半批准在10月15日至20日之间选择零时以后，张爱萍等与中国科学院气象学家顾震潮等及气象预报人员一起，在昼夜掌握研究气象的变化，紧抓10月16日左右的天气情况。
14日18时，张爱萍主持核试验党委常委会议，对气象作了慎重研究。根据近几天昼夜密切对天气的监视及全面分析，常委会确定：10月16日进行正式试验；在铁塔下待命的已总装配好的原子弹，即于18时30分开始吊往铁塔顶部的密闭工作间。
18时25分，高健民接到李旭阁发来的加密电话报告：
177办公室：
根据对血压情况的分析，经过党委常委会研究确定，以正点减四作为零日。零时待后报告。因此，老邱今日18时30分开始住上房。请指示。
20号办公室
1964年10月14日18时20分
（正点减四，是10月16日的密语；开始住上房，是指原子弹开始吊往铁塔顶部的密闭工作间）
18时45分，李鹰翔向刘杰部长汇报了上述电话报告内容，刘杰嘱：立即带上抄好的电话记录，乘专车面报周总理办公室和罗总长办公室。
19时50分，我和李鹰翔乘专车同往罗瑞卿办公室面报。因罗瑞卿同贺龙已去青岛参观一次军事演习，我们面告了金子谷，并请其立即设法报告。
20时30分，我和李鹰翔来到中南海周总理办公室面报。王亚志将电话记录送周总理审阅。周总理写亲笔信做了如下批示：
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
同意正点减四作为零日，请以暗语立复张、刘两同志。零时定后，望即告。
周恩来
十月十四日廿时卅分
在此之前的晚7时，周总理在对政府声明等3个文件草稿进行了斟酌、修改后，他就公开宣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一事起草了报告，请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审阅，内容如下：
有关爆炸原子弹的宣传和政治斗争的工作，昨天已在书记处、后来又向主席，做了报告，并得到同意。现在先将已拟好的三个文件，即政府声明、新闻公报、中央通知的草稿，送请审阅。其他还有致各友好国家政府首脑信、外交部通知、对外宾外国记者谈话要点，将陆续送审。我国这次试验，决采取公开宣传办法，以便主动地击破一切诬蔑和挑拨的阴谋，并利今后斗争。
爆炸时间，前方还在作最后研讨，今晚方能定夺，当另告。
20时55分，李鹰翔用保密电话将周总理20时30分的批示告金子谷，并请其一并转报在外地的罗瑞卿和贺龙。
22时30分，李鹰翔和我一起把周总理批示改为暗语，用加密电话告20号办公室李旭阁。
14日晚，周总理打电话要刘杰到西花厅去一下。到达总理办公的房间后，总理问刘杰：“前边13日发来的电报看过了吗？”
刘杰答：“看过了。是今早上班后看到的。”
“有什么看法？”
刘杰说：“我认为，发生化学炸药爆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多次的聚合爆轰试验没出过问题，说明我们对聚焦技术的掌握是好的。至于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而引起提早核爆炸的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几率，需要请专家再研究一下。”
周总理点头同意，说：“你明天就布置人研究这个问题，尽快把结果告诉我。”
15日早晨一上班，刘杰就来到第九研究设计院设在北京的理论部。因领导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的副院长彭桓武和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已于10月8日去核试验现场了，刘杰就找理论部第一副主任、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向他布置了任务：对这一颗原子弹的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引起提早核爆炸的几率有多大，提出论证看法。
刘杰说：核爆炸在即，时间紧迫，8小时内要做出回答；进行精确计算从时间和人力上看是不允许的，做出估算即可；要高度保密。
周光召一听任务如此紧急，’便提出可否请长于中子理论的物理学家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一起来完成。
刘杰表示同意，并说：不准其他人参与了，请你们抓紧吧！
15日上午，在核试验现场，核试验党委常委再次研究气象。经慎重研究，他们断定16日的气象符合试验条件的要求。因此，常委会议确定：16日15时为零时。随后，张爱萍、刘西尧于12时签署向周恩来、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请示批准零时的电话报告稿。
12时刚过，我接到李旭阁发来的加密电话，内容如下：
82、林、83、84、85：
经党委常委会研究，根据血压情况，零时定为正点减四，十五丈。请指示。
11
12
1964年10月15日12时
（林，即林彪；83，是贺龙元帅代号；84，是聂荣臻元帅代号；85，是罗瑞卿总参谋长代号；十五丈，是15时的密语）
我接完电话，于12时5分向刘杰部长、张汉周主任汇报了上述电话报告的内容。刘杰命我另纸抄正一份不含密语的电话报告记录，然后和李鹰翔同行乘专车前往周总理办公室送呈。
我和李鹰翔到达中南海西花厅王亚志办公的房间不久，就看到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走进王亚志的房间。我们二人立即起立向总理问好。
周总理亲切地同我们俩握手，问我俩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在李鹰翔回答完后，我回答说：“我叫宋炳寰，是国防科委二局的参谋。”此时，总理打量了我的便装衣着后，和蔼地对我说：“噢，你是国防科委的呀！”
然后，周总理从李鹰翔手中接过由我抄正的那份张爱萍、刘西尧请示批准零时的电话报告记录，转身坐在王亚志的办公桌前，聚精会神地审阅。此时，我见邓颖超同志主动退出了房间。
12时半，周总理审阅完后，当即另纸亲笔做了如下批示：
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
请以保密电话复张、刘，同意零时定为正点减四，十五丈。
周恩来
十月十五日十二时半
李鹰翔接过总理的批示后，我俩向总理辞别。然后，我们乘专车出了中南海西北门，就近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处，向其办公室主任叶群送交了张爱萍、刘西尧请示批准零时的电话记录及周总理刚才的批示。叶群圈阅后，我俩于13时5分，将上述请示及批示送杨成武圈阅；13时15分，送聂荣臻办公室主任刘长明阅；13时30分，送罗瑞卿办公室主任金子谷阅，并请他向罗瑞卿和贺龙报告。
13时40分，我们俩返回二机部办公大楼，立即将周总理的批示送张汉周主任阅。
13时45分，张汉周将周总理的批示，用保密电话和暗语告诉了李旭阁。
傍晚，我在走廊见到李鹰翔引领周光召走进刘杰部长的办公室。我想他是来交卷的吧。
不一会儿，刘杰来到177办公室，让李鹰翔同王亚志联系，他准备去向周总理送一个报告。
在等待王亚志回电话的时候，刘杰部长心情愉快地让我和李鹰翔看了刚才周光召送来的报告：“经估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落款处是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3人署名。
刘部长从总理处回来后对我俩说：“刚才，总理看了周光召3人的报告后，问我怎么考虑我们的这次核试验的结果，我回答说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落；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刘部长还对我俩说：“总理对我的回答是满意的，但总理叮嘱我一定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
当刘部长讲完这些，我立即想到：为了落实周总理叮嘱的“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为了让总理明天尽快得到核爆炸后的结果，为尽早发表新闻公报提供确切的依据，应该建议20号办公室把明天在电话中要报告的重要内容预先起草好电话草稿；还应考虑到万一有线电中断，要预先起草好供电台发报的电报草稿。于是，我向刘部长汇报了上述想法。
经刘杰部长同意，我于22时10分向20号办公室罗汉奎（国防科委二局参谋）发了以下加密电话：
20号办公室：
为了使82号尽快得到零时后的正确结果，并尽快供发表新闻公报，望你们零时前准备好电话稿，并准备好在有线电中断时用的无线电报稿。有何意见，望告。
177办公室
10月15日
22时30分，高健民接李旭阁加密电话：有线电中断后，用小功率电台与乌鲁木齐联络，乌鲁木齐到北京中断，核试验现场直接与北京沟通无线电联络。11号首长已同意，并已由严西江（核试验基地司令部通信处处长）告总参通信兵部。
在零时确定后，杨成武、刘杰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分别通过总参作战部、总参气象局、空军、防化学兵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国家卫生部等有关部门，对防空措施、核爆炸后放射性烟云径迹侦察、放射性微尘测量与监督、重点工厂的警戒与疏散、空中航行安全的管制措施、无线电通信联络的准备等项工作做了进一步检查和最后的落实。
16日凌晨3时，张爱萍、刘西尧等再次听取气象发展情况的汇报，对气象做了订正，维持按15时爆炸的决定。
凌晨4时，张爱萍、刘西尧等驱车到铁塔下检查原子弹的最后准备工作。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院长李觉向张、刘等报告：“原子弹塔上安装质量符合试验技术要求，引爆系统动作正常，插接雷管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请批准6时半开始插接雷管。”在现场的党委常委张爱萍、刘西尧等7位同志签字批准插接雷管。
8时10分，我接20号办公室姚献新加密电话报告：
177办公室：
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
20号办公室
1964年10月16日
在我接完姚献新这个电话报告后，我顺便告诉姚献新：赫鲁晓夫下台了。
原子弹开始插接雷管以后，张爱萍、刘西尧等驱车来到720主控站。这是控制原子弹起爆及全场区测量仪器动作的主控站。他们在此检查起爆前控制系统准备完成情况，并等待原子弹插接雷管的最后结果。
在铁塔上担任插接雷管、系统导通、接通电源、安放探头等项工作的技术人员一丝不苟地按操作规程完成各道工序，又再次进行自检、互检并签字。
此后，张爱萍、刘西尧等还对准备在零时以后进入核爆炸现场侦察的防化分队的准备工作做了检查。
在北京，刘杰部长在16日上午对二机部重点工厂的警戒与疏散等工作做了进一步检查和最后落实。他还请高健民处长对核爆炸后放射性烟云径迹侦察等工作做了进一步检查和最后落实。
11时38分，高健民接20号办公室姚献新加密电话报告：
177办公室：
10时50分梳完辫子。11时30分第一次检查完毕，结果正常。
20号办公室
10月16日
这一电话报告的内容，我于11时54分和12时，分别报告金子谷和王亚志。
12时50分，我接王亚志加密电话报告：“关于有线电路发生故障保证联系不间断的问题，总理同意无线电事前先沟通好，保证及时畅通。具体措施由通信兵部立即安排。”
13时左右，刘杰部长收到周总理的一封指示信，内容是：
刘杰同志：
在十二时后，当张、刘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以如无特殊变化，不必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周恩来
十月十六日十二时
在对一些关键部位实际检查并掌握了一切准备工作正常以后，张爱萍、刘西尧等回到指挥所。
13时30分，刘杰与张爱萍通了保密电话，传达了周总理12时指示信的内容。张爱萍告诉刘杰：“一切正常。最后撤离的人员已于12时56分撤离720到201。血压情况比预计要好。”（720，是主控站所在地的代号；201，是核试验现场指挥所所在地的代号）
13时40分，李鹰翔把上述刘杰与张爱萍通保密电话的内容报告了王亚志。
此时，刘杰部长在想：二机部的几位副部长，他们每人分工负责的工作都跟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有关，遵照总理“你们知道这项任务的人不要太多了”的指示，先前没有把起爆时间确定的情况告诉过他们。现在是告诉他们的时候了。于是，刘部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准备把零时已定的事告诉几位副部长。
恰在此时，钱三强副部长来到刘杰的办公室。刘杰说：“三强同志，时间定了，今天下午3点钟爆炸。”刘杰看了看手表，又说：“快到了，还有个把小时。看来是会响的，但也不排除万一的可能性。”
钱三强听后，很激动，顿时热泪盈眶。他马上坚定地说：“会响的，会响的。”
14时30分，张爱萍、刘西尧等进入距离爆心约60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
张爱萍以保密电话直接向周总理做了简要报告：试验前的各项工作均已完成，一切正常。
周总理批准按时起爆。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1964年10月16日15时，这个震撼世界的时刻即将到来。
刘杰部长同我们177办公室的5个人，个个脸上都显现出紧张而又激动的表情。我极力控制着难以平静的心情，两眼紧盯着手表上走动着的秒针。
15时到了。我们几个人的眼睛又都移到了连接核试验现场的那台黑色的专用电话机上，希望快点响铃，马上知道试验结果。
15时4分左右，那台黑色的专用电话机响了。
张汉周主任抓起电话，由于他过于紧张，话筒没有抓好，掉在了桌子上。
刘杰部长马上向前一步，抓起电话说：“喂！我是刘杰。”
“我是张爱萍。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试验成功了！”
随后，177办公室的几位同志把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分别用保密电话向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杨成武的办公室做了报告。
聂荣臻元帅早在14时20分左右就在他的办公室等待爆炸试验的消息。当聂帅知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他非常高兴，当即与周总理通了电话，互致祝贺。随后，聂帅嘱办公室主任刘长明向177办公室发来他口述的转告张爱萍、刘西尧的贺词：
爱萍、西尧同志：
消息传来，甚为兴奋，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参加这一试验工作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聂荣臻
1964年10月16日15时7分
彭真得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后，也向177办公室打来电话祝贺：“完全按照你们的计划成功了，很好，向你们表示祝贺，并转告全体同志。”
毛泽东三次指示查清是不是核爆炸
原子弹爆炸后，在核试验现场和核试验场区以外，零时以后的各项工作按照预先的部署及行动方案紧张而有秩序地展开着。
大约15时15分左右，周总理给刘杰打来电话说：“我已向主席做了报告，主席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
刘杰立即给张爱萍打电话，把毛主席的指示转告他。
张爱萍说：“爆炸后看到了火球，火球已经形成蘑菇云了。”
不久，周总理又给刘杰来电话，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还要继续观察。”
当刘杰再次向张爱萍转达毛主席的指示时，张爱萍说：“蘑菇云已上升到几千米高，而且稳定在空中。我问过王淦昌同志，他根据爆炸后的景象判断，认为肯定是核爆炸。”
于是，刘杰第三次向周总理报告张爱萍刚才的上述回答，并说：“请总理和主席放心，原子弹确实是爆炸试验成功了。”
后来，周总理再次来电话，向刘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还要继续观察，详细查清楚，要让外国人相信。”
15时31分，高健民接到李旭阁打来的保密电话告：“预先埋设在铁塔以西500米处的有线电遥测探头已测到放射性剂量为7000仑/小时。”
15时38分，高健民又接到李旭阁电话告：“防化学兵侦察分队报告：距离铁塔以西1600米处的地面已侦察到放射性沾染剂量为4仑/小时。”
高健民将上述两次电话内容向刘杰部长做了报告，也向王亚志做了报告。
稍后，高健民接王亚志电话告：“试验的结果如能早一点出来，希望前边早一点报告。”
15时50分，刘杰部长向张爱萍转达了王亚志的上述电话内容。
此后，张爱萍、刘西尧立即抓紧掌握零时前预先安排的一些快速测量项目的速测结果和宏观景象的报告。
15时58分，刘杰部长打电话告王亚志：“根据前方报告已测到了地面放射性沾染的数据看，看来肯定是核爆炸了。请向总理请示一下：试验结果若要早一点儿报告过来，是否先报告定性的结果？”
张爱萍、刘西尧等还组织专家对初步取得的速测数据和宏观景象进行研究分析。
专家们都肯定这次爆炸确实是原子弹爆炸，并列出了6条理由：（1）爆炸以后，烟云上升到8千米至9千米高度；（2）空中剂量侦察、地面剂量测量，证实烟云放射性剂量和地面放射性剂量都相当大；（3）爆炸后铁塔已完全消失；（4）火球发光时间在3秒钟以上；（5）在距爆心23千米处记录到冲击波的超压数据，距离爆心500米处的一些金属测量探头被打坏；（6）从蘑菇状烟云的外观上看，与一般文献上所报道的原子弹爆炸蘑菇状烟云外观相同。
专家们还初步估计这颗原子弹爆炸的威力TNT当量在2万吨以上，并列出了6条根据。
听了专家们的研究分析以后，张爱萍于17时50分同刘杰通了保密电话，把他与专家们研究分析的上述几点看法告刘杰，请其转报总理。
随后，张爱萍、刘西尧又将上述研究结果正式发电报上报周总理、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并报毛主席、中央、军委。
傍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照相后，在退场时，毛主席跟周总理咬耳朵说：“要不要把那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呀？”周总理笑着说：“向大家宣布以后，全场的人都会高兴得蹦起来的！”
在陪同毛、刘、朱等领导人退场后不久，周总理回到大厅，他兴高采烈、大步来到大厅中间的扩音器前说：“同志们坐下！安静！安静！”总理边说边上下舞动双臂。然后，周总理激动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3点钟，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顿时，会场3000多人热烈鼓掌，笑呀，蹦呀，跳呀，全场欢声雷动。
周总理幽默地告诫大家：“同志们，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你们要小心，可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
周总理还要求大家暂时保几个小时的密，电台没有广播之前，先不要随便传播。
此后不久，我们很快得到了日本东京的消息，说中国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但是，由于同时在海上发生了地震，两个地震波相混，因此，还要进一步鉴别才能确认。
接着，又收听到了美国关于中国爆炸了原子弹的广播。
在收到了张爱萍、刘西尧的正式电报，并得知日本和美国已经公布了中国爆炸了原子弹的消息后，经毛主席同意，周总理决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23时广播了新华社发的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
深夜里，北京街头人群蜂拥，争读《人民日报》散发的红字《号外》。
从对外发布消息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和周总理处理重大战略问题的非凡魄力和冷静、’认真、谨慎的态度。
当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给核试验委员会和全体参试人员发了贺电，热烈祝贺第一次核试验成功的巨大胜利。
新华社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声明中强调指出：“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0月17日，周恩来总理致电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转达中国政府在16日声明中提出的关于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
这次原子弹爆炸后，取得了火球、烟云的景象记录，测到了裂变反应动力学常数及光辐射、冲击波、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沾染等杀伤破坏效应以及对核爆炸烟云样品放射化学分析等方面的完整数据。根据对上述多种测量数据的综合分析，这次爆炸威力为2.2万吨TNT当量，与理论设计值基本一致，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试验结果证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装置的理论设计、制造和装配工艺以及各种测试方法、测量仪器和自动控制设备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圆满成功，是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进一步发展核武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自行研制原子弹并实施核试验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