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12-09-26 来源: 老人报 文_唐不遇
9月7日是中国24节气之一的白露，从这一天开始，天气将渐渐转凉。一位93岁的老人似乎预先感受到了这来自秋天的凉气，就在这个传统节日的前两天，他在上海瑞金医院安详地去世。
病危时，需要切开他的气管，把肺里的痰导出来，但是他希望自己清清静静地睡过去。于是他就像平时睡着那样，还打着鼾，直到9月5日傍晚6点，鼾声停止了……而窗外，在中国文学的草木上，多了一颗晶莹的露珠。
深受周氏兄弟影响的一代散文大家、藏书家黄裳，可谓集名士风流和斗士于一身。他属于“五四”余脉的一代作家，生于“五四”运动爆发三个月后，成长于中国现代文学最为繁荣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世纪四十年代登上文坛，“反右”和“”中遭受，晚年如老树绚烂开花。
黄裳一生的“帽子”很多。记者、散文家、藏书家、版本学家，坦克教练、搬运工、、现行……
卖名表，买旧书
1972年春，黄裳的两千多册藏书被抄。抄家人员叹息说：“看这许多毒草，害得你弄到这步田地了。还是抄掉的好。这对你的有好处。”而黄裳始终没有“”好，这些10年后终于放还的“毒草”，却在黄裳的生命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黄裳一生酷爱读书，后来又成为一流的藏书家。他说自己“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书的故事》）。除了“”，他自觉自愿读的第一部书是《红楼梦》，它被父亲宣布为“”，所以他早早就品尝了偷读“”的滋味。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他开始大量接触新文学，父亲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大部分都被黄裳买了书。“鲁迅、冰心、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等的文集是每种必买的。各种文学也都收有全份。”
“七七”事变不久，他最早收集到的整整两箱书都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但我并不灰心，逃回上海后又继续买书，而且升了级搜罗起古本来，如鲁迅的著作就一一访求初版的毛边本。”那时他最珍贵的藏书，就是搜齐了茅盾主编的全套《小说月报》。
后来，黄裳收藏的兴趣又转到古籍上，尤其是明清刻本。黄裳在南开中学的同窗好友、红学家周汝昌曾说，“他（黄裳）极爱中外书籍的好版本，如今成为海内头等藏书家不是偶然的，我也早有预感。”有人评价说，黄裳可谓是第一个重视清代刻本并发掘其中学术和史料内涵的收藏家。他对古籍版本有着独到的见解。“包括残本他也收，以前残本基本都没有人收的，但他说残本中可以看出历史、可以去考证它为什么不完整。就是说他连残本都能找出价值来，眼光非常独到”，与黄裳相识三十余年的学者陈子善说。他编的《爱黄裳》，是第一本黄裳研究资料汇编。
黄裳的书房给陈子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饭厅、客厅全是书，一直堆到天花板，但整理得很好，都拿牛皮纸包着。
“白酒酿成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这是黄裳的写照，学者徐森玉曾手书此联赠给黄裳。对于“工薪阶层”的黄裳来说，买旧书是一笔昂贵的开销。大女儿容洁回忆说，“父亲为了买老书，卖掉了莱卡相机，也卖掉手上的名表。母亲说，只要旧书店老头来敲门，一声黄先生，家里的钱就不见了，明朝有没有钱买菜也是不要紧的。”因此，黄裳与妻子吵架最厉害的时候，就是因为买书。
他曾经有一次“豪举”“哄传书林”：为买明崇祯刻本《吴骚合编》，他付出一笔现款，还贴上装了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其中不少是明刻和清初刻本，只因郑振铎在1949年前曾想买这部书，最终却被盐商王绶珊买去。从这件事上，也可看出黄裳的个性。
由于爱书，黄裳写得最多、影响最大的文章就是书话，他的书话“纵横古今，散淡飘逸”（孙郁语），深受读书人喜爱，拥有大量粉丝。钱钟书也赞他文笔绝佳，“每于刊物中睹大作，病眼为明”。
把心“挖”出来
黄裳的父亲是学采矿的，为了完成父亲实业救国的夙愿，1940年，黄裳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而这个理工科学生，最后却了新闻和文学道，以文扬名，而没有“子承父业”。他登上文坛与两位作家有关，一是柯灵，二是巴金。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熟读新文学的黄裳就开始试写散文，最初的习作就发表在《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上，成为黄裳文坛并与发生关系的开始。“世纪风”的编者就是柯灵。有趣的是，黄裳最初署名“宛宛”，让柯灵误以为是一位女作家。
1942年，黄裳到抗战后方重庆的交大上课后，又应柯灵的约稿，为《万象》写了几篇《江上杂记》，成为黄裳通讯写作的开始。尤其是柯灵和唐弢创办的《周报》，发表了黄裳的一组有影响力的通讯报道，就是后来集成的《关于美国兵》，更成为他进入新闻业的“投名状”。1945年下半年，也是在柯灵的介绍下，黄裳参加了《文汇报》，先后成为驻重庆和南京的特派员（记者），采访过梁漱溟、傅斯年、周作人等。1949年后，他又成为复刊的《文汇报》记者、编辑、编委。
柯灵激发了黄裳最初的写作热情，而真正将黄裳推上文坛的，还是巴金。没有巴金的提携，黄裳不会文学道。黄裳说，“他将我所写的旅行记事散文介绍到《旅行》，得到了重庆的第一笔稿费”，“他商量着把我发表过的散文收集起来，出版了我人生第一本书。”这本书就是《锦帆集》。从这时起，年长黄裳15岁的巴金成为影响黄裳最深的朋友，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我就不记得他对我讲过什么理论，文学上的事情也讲得很简单、很少……对这样一位在前面引的前辈的帮助，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巴金去世后，黄裳写下了被誉为最好的纪念巴金的文章《伤逝》。还有学者统计，关于巴金，黄裳先后写了总数达六万字左右的八篇长文来记述两人之间的交谊。“从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巴金对黄裳的欣赏与提携、关照之意，读者也更能从这些文字中看出黄裳深感巴金的知遇之恩。”
1949年后，巴金还过“因文闯祸”的黄裳。“1950年4月4日，我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则短文《杂文复兴》，不料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场风波。发表当天上午夏衍读了以后，立即打电话给唐弢，转告我此文不妥，应亟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在《文汇报》和别几家上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令黄裳的是，“最后出马写了长篇总结性论文的是冯雪峰，还通过向全国作了。”黄裳不解的是，鲁迅先生的者竟主张鲁迅杂文已经过时，“幸而我惹下的这场祸端不久也就平息了，没有因此而吃更多的苦头。”
多年后，黄裳对女儿容洁说，要不是巴金了他，他早就出事情了。在容洁的眼中，父亲很有理想，也很执著，这辈子一直很辛勤地工作，“他对我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勇气，把自己的心挖出来。写作是要担风险的，写作是一件事。一解放，就写了一篇报道让很多人不高兴，但他从不改，他就是这样的人。”
而在陈子善看来，黄裳继承了古典文学的传统，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包括巴金讲真话的传统。黄裳写的那些杂文，呈现了他金刚怒目的一面。
苦涩的主角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黄裳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一篇题为《解冻》的报道受到的亲自，黄裳被打成了“”。
身为《文汇报》编委的黄裳先被安排到资料室、校对科，1959至1961年，又先后下放到上海市郊奉贤和宝山劳动了两年。这两个地方都在海边。他在奉贤的工作是在海边筑堤，住在农村，每天凌晨四点半起床，赶到镇上吃早饭，然后挑了粪箕，扛着铁塔向半小时程外的海边工地出发。还有拔秧抛秧，鸭棚里的麦子……在这两个地方，他分别带了钱钟书的《宋诗选注》、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一边读着这两本书，一边想着民生疾苦，度过了寂寞而艰苦的两年。
无疑，黄裳在“”中也迅速被。他最初的“惩罚性”工作，是充当运送卷筒纸的搬运工，跑遍了上海的车站、码头、仓库。因此，当时的《文汇报》新人、现在的《文汇报》高级记者看到的“”中的黄裳，大多是在运输卡车上推卷筒纸，千多斤的卷筒纸在他手里转动自如。
那时，寄宿在集体宿舍里，从宿舍到办公大楼必经印刷厂的大门。印报用的卷筒白放在别处仓库里，随用随运，“我看到黄裳穿着工人服，一条白毛巾塞在腰间或围在脖子上，蓝色的工作帽似戴非戴，简直是盖在额前的，数百公斤重的卷筒纸，在他手下反转调向滚动，运用自如。他身体敦壮厚实，有时双手卡腰立在那里，就像一座钟，毫无猥琐卑屈的样子，每当看到他这个样子，心中也感叹着：真是一个人物！”
黄裳把这段时间称为“好日子”，因为不久他就被下放到了干校。在干校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黄裳感到实实在在地上了认真的一课，串演了人们指定并导演的角色，了那形形色色人物的心。“只是在这时，我开始悟出，我们都是在扮演一出带有浓重时代色彩的戏文，为了运动和某些人的需要，我被选中成为主角，在大会上，自己随同的群众同时举手，高声呼喊自己的口号……”
虽然黄裳在后来的文章中，总是忍不住一下“英雄”，但他也对自己在“”中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我时常想起自己在十年中的经历，追溯思想变化的历程，总是感到了苦痛的耻辱。这并不是指外来的，那是不能选择，也无从的，也不应由自己负责。我觉得痛苦的是在一段时期里没有能严肃认真地面对生活，失去了做一个正直的勇气。甚至还想，十年的，也应该有自己的一份责任。这话听起来似乎狂妄而可笑，但事实总是事实。如果没有大量的境界像我一样的群众，那场大是不会顺顺当当地发展到那样规模的。”
就像黄裳评价巴金的《随想录》时说的，这是一本真实的书，这又是一本悲壮的书。在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书中苦涩的主角。
沉默的墙
“黄裳颇不谈，与之面对，常常是你谈他听，不然，就是久久沉默，真正可称为枯坐。电话更是简洁得要命，一问一答，你问几句，他答几个字，绝无多的发挥，可说是再单调不过的色彩。我甚至一度怀疑，他这样的性格当年做记者时又该如何进行采访？”这个对晚年黄裳的传神描写，来自学者李辉的文章《看那风流款款而行黄裳印象》。
“说话少，读书多”，在一些人眼中，这是黄裳的最大特点。但在熟悉黄裳的李辉看来，黄裳不谈是一种：“他不是那种只知道枯坐故纸堆的书呆子，相反，其性情则颇像一个浪漫才子，里充溢着人们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可以领略到的那一种文人风流。他爱故纸堆飘出的特殊气味，爱文物字画营造的意境，爱游山玩水，爱美丽女性，爱名优们的优美吟唱和婀娜多姿，爱在印有漂亮图案的纸笺上给友人写漂亮的信，爱听那些好玩的人讲好玩的故事，爱在美丽的风景里和友人比赛吟诵偏爱的诗句，爱畅饮……”
黄裳的风流，兼具了传统文人和知识的风流。李辉认为，黄裳是一位既有学识又有情趣的人，寡言成就了他的文字。所有阅历，所有，所有情趣，成了他行文走笔的厚重基石与丰富背景。杨苡曾经写过一篇关于黄裳的文章《沉默的墙》，读书《开卷》执行主编董宁文认为这是对黄裳的一个非常好的概括。
“黄裳下笔洋洋洒洒，讲话却惜墨如金，读他的文章，和听他讲话，感觉不是同一个人。”董宁文说，黄裳虽然不怎么讲话，但头脑非常清楚，思维敏捷，又非常，对有关他的文章非常关心。《开卷》上一旦刊登了与他有关的文章，他常会询问该文的有关细节。
黄裳晚年的创作非常丰富，是“活到老写到老”的典型。在他的几十种著作中，绝大部分都是“”后三十多年创作的。而他越战越勇的斗士形象，与他的沉默寡言形成鲜明对比，更是引人瞩目。打笔仗成为他晚年的一大“”，如2011年12月初版的《来燕榭文存二编》就“以打架文章为多”，火力十足。今年，黄裳仍不断有新作发表。“像这样有生命力、战斗力的文化老人，国内无第二人。”董宁文说。
学者刘绪源也说过，黄裳“表面木讷，内心反应极灵敏，非常关心时势，心态很年轻”。85岁高龄时，黄裳还在文章里写：“一直不记得自己的年纪，亦未尝以老人自居。近仍不时动笔。说些怪话，以之自娱。婆娑度日，不敢言老。仍不失少年凌厉之气，可以告慰于知人。”90岁后，他还不忘半夜看世界杯。
黄裳喜欢足球，在中学时还组织过一个球队，定做了球衣，在足球场上定期。在极冷的冬天，有时他一个人也会穿着短裤面对围墙踢上小半日。以至于在晚年，足球和笔仗，成为黄裳发挥和生命的最后战场。
黄裳是一位沉默的斗士。在他的沉默和斗性后，却又隐藏着深情：1997年，黄裳的妻子生了重病，嗜书如命的他毅然卖掉收集了半辈子的古书和名人字迹，以支付每天近千元的医疗费，徒劳地希望能换回妻子的生命。
时间: 2012-09-26 来源: 老人报 文_唐不遇
9月7日是中国24节气之一的白露，从这一天开始，天气将渐渐转凉。一位93岁的老人似乎预先感受到了这来自秋天的凉气，就在这个传统节日的前两天，他在上海瑞金医院安详地去世。
病危时，需要切开他的气管，把肺里的痰导出来，但是他希望自己清清静静地睡过去。于是他就像平时睡着那样，还打着鼾，直到9月5日傍晚6点，鼾声停止了……而窗外，在中国文学的草木上，多了一颗晶莹的露珠。
深受周氏兄弟影响的一代散文大家、藏书家黄裳，可谓集名士风流和斗士于一身。他属于“五四”余脉的一代作家，生于“五四”运动爆发三个月后，成长于中国现代文学最为繁荣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世纪四十年代登上文坛，“反右”和“”中遭受，晚年如老树绚烂开花。
黄裳一生的“帽子”很多。记者、散文家、藏书家、版本学家，坦克教练、搬运工、、现行……
卖名表，买旧书
1972年春，黄裳的两千多册藏书被抄。抄家人员叹息说：“看这许多毒草，害得你弄到这步田地了。还是抄掉的好。这对你的有好处。”而黄裳始终没有“”好，这些10年后终于放还的“毒草”，却在黄裳的生命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黄裳一生酷爱读书，后来又成为一流的藏书家。他说自己“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书的故事》）。除了“”，他自觉自愿读的第一部书是《红楼梦》，它被父亲宣布为“”，所以他早早就品尝了偷读“”的滋味。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他开始大量接触新文学，父亲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大部分都被黄裳买了书。“鲁迅、冰心、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等的文集是每种必买的。各种文学也都收有全份。”
“七七”事变不久，他最早收集到的整整两箱书都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但我并不灰心，逃回上海后又继续买书，而且升了级搜罗起古本来，如鲁迅的著作就一一访求初版的毛边本。”那时他最珍贵的藏书，就是搜齐了茅盾主编的全套《小说月报》。
后来，黄裳收藏的兴趣又转到古籍上，尤其是明清刻本。黄裳在南开中学的同窗好友、红学家周汝昌曾说，“他（黄裳）极爱中外书籍的好版本，如今成为海内头等藏书家不是偶然的，我也早有预感。”有人评价说，黄裳可谓是第一个重视清代刻本并发掘其中学术和史料内涵的收藏家。他对古籍版本有着独到的见解。“包括残本他也收，以前残本基本都没有人收的，但他说残本中可以看出历史、可以去考证它为什么不完整。就是说他连残本都能找出价值来，眼光非常独到”，与黄裳相识三十余年的学者陈子善说。他编的《爱黄裳》，是第一本黄裳研究资料汇编。
黄裳的书房给陈子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饭厅、客厅全是书，一直堆到天花板，但整理得很好，都拿牛皮纸包着。
“白酒酿成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这是黄裳的写照，学者徐森玉曾手书此联赠给黄裳。对于“工薪阶层”的黄裳来说，买旧书是一笔昂贵的开销。大女儿容洁回忆说，“父亲为了买老书，卖掉了莱卡相机，也卖掉手上的名表。母亲说，只要旧书店老头来敲门，一声黄先生，家里的钱就不见了，明朝有没有钱买菜也是不要紧的。”因此，黄裳与妻子吵架最厉害的时候，就是因为买书。
他曾经有一次“豪举”“哄传书林”：为买明崇祯刻本《吴骚合编》，他付出一笔现款，还贴上装了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其中不少是明刻和清初刻本，只因郑振铎在1949年前曾想买这部书，最终却被盐商王绶珊买去。从这件事上，也可看出黄裳的个性。
由于爱书，黄裳写得最多、影响最大的文章就是书话，他的书话“纵横古今，散淡飘逸”（孙郁语），深受读书人喜爱，拥有大量粉丝。钱钟书也赞他文笔绝佳，“每于刊物中睹大作，病眼为明”。
把心“挖”出来
黄裳的父亲是学采矿的，为了完成父亲实业救国的夙愿，1940年，黄裳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而这个理工科学生，最后却了新闻和文学道，以文扬名，而没有“子承父业”。他登上文坛与两位作家有关，一是柯灵，二是巴金。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熟读新文学的黄裳就开始试写散文，最初的习作就发表在《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上，成为黄裳文坛并与发生关系的开始。“世纪风”的编者就是柯灵。有趣的是，黄裳最初署名“宛宛”，让柯灵误以为是一位女作家。
1942年，黄裳到抗战后方重庆的交大上课后，又应柯灵的约稿，为《万象》写了几篇《江上杂记》，成为黄裳通讯写作的开始。尤其是柯灵和唐弢创办的《周报》，发表了黄裳的一组有影响力的通讯报道，就是后来集成的《关于美国兵》，更成为他进入新闻业的“投名状”。1945年下半年，也是在柯灵的介绍下，黄裳参加了《文汇报》，先后成为驻重庆和南京的特派员（记者），采访过梁漱溟、傅斯年、周作人等。1949年后，他又成为复刊的《文汇报》记者、编辑、编委。
柯灵激发了黄裳最初的写作热情，而真正将黄裳推上文坛的，还是巴金。没有巴金的提携，黄裳不会文学道。黄裳说，“他将我所写的旅行记事散文介绍到《旅行》，得到了重庆的第一笔稿费”，“他商量着把我发表过的散文收集起来，出版了我人生第一本书。”这本书就是《锦帆集》。从这时起，年长黄裳15岁的巴金成为影响黄裳最深的朋友，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我就不记得他对我讲过什么理论，文学上的事情也讲得很简单、很少……对这样一位在前面引的前辈的帮助，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巴金去世后，黄裳写下了被誉为最好的纪念巴金的文章《伤逝》。还有学者统计，关于巴金，黄裳先后写了总数达六万字左右的八篇长文来记述两人之间的交谊。“从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巴金对黄裳的欣赏与提携、关照之意，读者也更能从这些文字中看出黄裳深感巴金的知遇之恩。”
1949年后，巴金还过“因文闯祸”的黄裳。“1950年4月4日，我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则短文《杂文复兴》，不料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场风波。发表当天上午夏衍读了以后，立即打电话给唐弢，转告我此文不妥，应亟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在《文汇报》和别几家上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令黄裳的是，“最后出马写了长篇总结性论文的是冯雪峰，还通过向全国作了。”黄裳不解的是，鲁迅先生的者竟主张鲁迅杂文已经过时，“幸而我惹下的这场祸端不久也就平息了，没有因此而吃更多的苦头。”
多年后，黄裳对女儿容洁说，要不是巴金了他，他早就出事情了。在容洁的眼中，父亲很有理想，也很执著，这辈子一直很辛勤地工作，“他对我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勇气，把自己的心挖出来。写作是要担风险的，写作是一件事。一解放，就写了一篇报道让很多人不高兴，但他从不改，他就是这样的人。”
而在陈子善看来，黄裳继承了古典文学的传统，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包括巴金讲真话的传统。黄裳写的那些杂文，呈现了他金刚怒目的一面。
苦涩的主角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黄裳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一篇题为《解冻》的报道受到的亲自，黄裳被打成了“”。
身为《文汇报》编委的黄裳先被安排到资料室、校对科，1959至1961年，又先后下放到上海市郊奉贤和宝山劳动了两年。这两个地方都在海边。他在奉贤的工作是在海边筑堤，住在农村，每天凌晨四点半起床，赶到镇上吃早饭，然后挑了粪箕，扛着铁塔向半小时程外的海边工地出发。还有拔秧抛秧，鸭棚里的麦子……在这两个地方，他分别带了钱钟书的《宋诗选注》、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一边读着这两本书，一边想着民生疾苦，度过了寂寞而艰苦的两年。
无疑，黄裳在“”中也迅速被。他最初的“惩罚性”工作，是充当运送卷筒纸的搬运工，跑遍了上海的车站、码头、仓库。因此，当时的《文汇报》新人、现在的《文汇报》高级记者看到的“”中的黄裳，大多是在运输卡车上推卷筒纸，千多斤的卷筒纸在他手里转动自如。
那时，寄宿在集体宿舍里，从宿舍到办公大楼必经印刷厂的大门。印报用的卷筒白放在别处仓库里，随用随运，“我看到黄裳穿着工人服，一条白毛巾塞在腰间或围在脖子上，蓝色的工作帽似戴非戴，简直是盖在额前的，数百公斤重的卷筒纸，在他手下反转调向滚动，运用自如。他身体敦壮厚实，有时双手卡腰立在那里，就像一座钟，毫无猥琐卑屈的样子，每当看到他这个样子，心中也感叹着：真是一个人物！”
黄裳把这段时间称为“好日子”，因为不久他就被下放到了干校。在干校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黄裳感到实实在在地上了认真的一课，串演了人们指定并导演的角色，了那形形色色人物的心。“只是在这时，我开始悟出，我们都是在扮演一出带有浓重时代色彩的戏文，为了运动和某些人的需要，我被选中成为主角，在大会上，自己随同的群众同时举手，高声呼喊自己的口号……”
虽然黄裳在后来的文章中，总是忍不住一下“英雄”，但他也对自己在“”中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我时常想起自己在十年中的经历，追溯思想变化的历程，总是感到了苦痛的耻辱。这并不是指外来的，那是不能选择，也无从的，也不应由自己负责。我觉得痛苦的是在一段时期里没有能严肃认真地面对生活，失去了做一个正直的勇气。甚至还想，十年的，也应该有自己的一份责任。这话听起来似乎狂妄而可笑，但事实总是事实。如果没有大量的境界像我一样的群众，那场大是不会顺顺当当地发展到那样规模的。”
就像黄裳评价巴金的《随想录》时说的，这是一本真实的书，这又是一本悲壮的书。在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书中苦涩的主角。
沉默的墙
“黄裳颇不谈，与之面对，常常是你谈他听，不然，就是久久沉默，真正可称为枯坐。电话更是简洁得要命，一问一答，你问几句，他答几个字，绝无多的发挥，可说是再单调不过的色彩。我甚至一度怀疑，他这样的性格当年做记者时又该如何进行采访？”这个对晚年黄裳的传神描写，来自学者李辉的文章《看那风流款款而行黄裳印象》。
“说话少，读书多”，在一些人眼中，这是黄裳的最大特点。但在熟悉黄裳的李辉看来，黄裳不谈是一种：“他不是那种只知道枯坐故纸堆的书呆子，相反，其性情则颇像一个浪漫才子，里充溢着人们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可以领略到的那一种文人风流。他爱故纸堆飘出的特殊气味，爱文物字画营造的意境，爱游山玩水，爱美丽女性，爱名优们的优美吟唱和婀娜多姿，爱在印有漂亮图案的纸笺上给友人写漂亮的信，爱听那些好玩的人讲好玩的故事，爱在美丽的风景里和友人比赛吟诵偏爱的诗句，爱畅饮……”
黄裳的风流，兼具了传统文人和知识的风流。李辉认为，黄裳是一位既有学识又有情趣的人，寡言成就了他的文字。所有阅历，所有，所有情趣，成了他行文走笔的厚重基石与丰富背景。杨苡曾经写过一篇关于黄裳的文章《沉默的墙》，读书《开卷》执行主编董宁文认为这是对黄裳的一个非常好的概括。
“黄裳下笔洋洋洒洒，讲话却惜墨如金，读他的文章，和听他讲话，感觉不是同一个人。”董宁文说，黄裳虽然不怎么讲话，但头脑非常清楚，思维敏捷，又非常，对有关他的文章非常关心。《开卷》上一旦刊登了与他有关的文章，他常会询问该文的有关细节。
黄裳晚年的创作非常丰富，是“活到老写到老”的典型。在他的几十种著作中，绝大部分都是“”后三十多年创作的。而他越战越勇的斗士形象，与他的沉默寡言形成鲜明对比，更是引人瞩目。打笔仗成为他晚年的一大“”，如2011年12月初版的《来燕榭文存二编》就“以打架文章为多”，火力十足。今年，黄裳仍不断有新作发表。“像这样有生命力、战斗力的文化老人，国内无第二人。”董宁文说。
学者刘绪源也说过，黄裳“表面木讷，内心反应极灵敏，非常关心时势，心态很年轻”。85岁高龄时，黄裳还在文章里写：“一直不记得自己的年纪，亦未尝以老人自居。近仍不时动笔。说些怪话，以之自娱。婆娑度日，不敢言老。仍不失少年凌厉之气，可以告慰于知人。”90岁后，他还不忘半夜看世界杯。
黄裳喜欢足球，在中学时还组织过一个球队，定做了球衣，在足球场上定期。在极冷的冬天，有时他一个人也会穿着短裤面对围墙踢上小半日。以至于在晚年，足球和笔仗，成为黄裳发挥和生命的最后战场。
黄裳是一位沉默的斗士。在他的沉默和斗性后，却又隐藏着深情：1997年，黄裳的妻子生了重病，嗜书如命的他毅然卖掉收集了半辈子的古书和名人字迹，以支付每天近千元的医疗费，徒劳地希望能换回妻子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