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寓言的人文精神
王吟秋
一、前言
寓言，簡而言之乃是指一種文字之外別有寓意的文體，西方文學中的寓言，強調的是故事的虛構性和擬人化，所以他們特別偏愛以動物為主角的主題，並強調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意涵：「要給人以道德教訓。」（註一）
然而，中國的寓言，卻往往以人物為主角，如〈愚公移山〉、〈捕蛇者說〉……等作品，如以西方寓言的標準來衡量，這些作品都將被排斥在寓言文學之外，因此，陳蒲清先生就認為：
寓言必須具備兩個基本要素：第一是有故事情節；第二是有比喻寄託，言在此而意在彼。……只有完全具備這兩個條件，才能算做寓言，以避免過寬；同時，只要具備這兩個條件就可以算做寓言，以避免過窄。（註二）
以這樣的標準，可使寓言的義界明晰起來，並把寓言和其他文體明確的區分開來，是極可採納的，畢竟，，其一，「寓言」可以依著有沒有故事情節而和「比喻」有所分別。其二，「寓言」與「故事」可以依其有沒有較深層的比喻寄託而有所區隔。
本文基於以上的標準，對於柳宗元「寓言」的範疇便有明確的指涉，除了一般公認的〈三戒〉、〈羆說〉、〈鞭賈〉、〈蝜蝂傳〉、〈哀溺文〉、〈憎王孫文〉、〈罵屍蟲文〉、〈謫龍文〉、〈東海若〉、以及〈宥蝮蛇文〉、〈鶻說〉等篇（註三）之外；連一般有所質疑其為寓言與否的篇章，如：〈種樹郭橐駞傳〉、〈梓人傳〉、〈永州鐵爐步志〉、〈設漁者對智伯〉、〈李赤傳〉、〈河間傳〉、〈劉叟傳〉、〈序棋〉、〈行路難〉、〈辨伏神文〉等篇，於此，亦一概以寓言視之，因為這些文章同時既有情節，又有比喻寄託之故。
二、柳宗元的生平及其創作心緒
柳宗元（西元七七三～八一九年），是唐代傑出的文學家和思想家。字子厚，祖籍河東（今山西永濟），人稱柳河東，因曾貶官至柳州，所以又稱柳柳州。唐德宗貞元九年，柳宗元考上進士，這時他才二十一歲；貞元十四年他登上博學宏詞科，授集賢殿正字；貞元二十一年（即順宗永貞元年），受王叔文賞識，被擢任為禮部員外郎，參與政治革新的活動，銳意精進；六個月後，革新失敗，被貶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馬，時年三十三歲。長流於外，十年後改貶柳州（今廣西柳州）刺史 。又四年，病逝於柳州，年僅四十七歲。
柳宗元的文學與他被流放永州的經歷是密不可分的。
柳宗元在中唐與韓愈並稱「韓柳」，然而，柳宗元卻一直遭遇著更無可奈何的迍邅困頓，比起韓愈被貶潮州不到一年就調任江西袁州的經歷來看，柳宗元在三十四歲的青年階段便長流永州，返京的希望渺茫，毋寧是更悲涼淒愴的。我們看柳宗元著名的〈永州八記〉或〈愚溪詩序〉，其中他對山水描繪所透露出的冷色調筆觸，總是一幅「滿地冰霜，一片靜寂」的意味，他寫道：
清冷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鈷鉧潭西小丘記〉
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小石潭記〉
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始得西山宴遊記〉
我們不難發現，柳宗元在行筆為文的時候，他不斷省視著自己的內心世界，努力的追尋新的生命方向來平息內心的怨懟，同時也努力的告誡自己，不可以被現實的挫折擊倒，不可迎合朝廷中的卑鄙小人，他寄託於西山的特出，他寄託於山水的清峭孤危，這些都是他心靈的寫照。
另外，就客觀因素來看，柳宗元因坐王叔文黨而被貶的罪臣之身，也使他在創作時不能不有所顧忌地隱晦其詞，所以對於一些為當道所忌，挑動政治敏感神經的話題，他一方面不得不發，一方面又必須以曲折隱蔽的形式表現出來，他的「寓言」
寫來特別生動而尖銳，大與散文不同的原因在此。
他在〈祭呂衡州溫文〉中寫著：
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期，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為太甚。 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素誌所蓄，巍然可知。 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註四）
祭文中，他對呂溫致上極高的崇敬，其實正是由於呂溫的仕途與柳宗元類似，呂溫因與李林甫論事不合被竄斥南方，對此，柳宗元傲然地說著「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一份強心鐵骨正呈顯出柳宗元高標自傲的靈魂，「素志所蓄」是巍然高聳的，是立身的骨幹，這正是君子、小人分野的所在。柳宗元一方面讚佩呂溫，另一方面他宣揚著自己立身不屈的信念，對於人生所經歷的夭厄，他把它看成了是凸顯榮耀的試煉。
於此，我們可以深知：柳宗元作品之不朽，透顯的正是一份豐富人文意蘊的不朽。
三、柳宗元寓言的人文精神
柳宗元的文學成就是多方面的，就其散文而言，其山水遊記是令人擊節，備受讚賞，在平和淡宕之中，自然呈現一種風雅高尚的精神狀態，黃震說：
模寫山水，以舒其抑鬱，則峻潔精奇如明珠夜光，見輒奪目。（註五）
對於柳宗元山水文學的藝術成就，前人論述已多，眾意咸同，此處不加細論，然而，對於柳宗元文學中的「寓言」則賞惡兩極，賞識的人說：
都是妙趣橫生，令人莞爾的作品。（註六）
然而指斥者認為，在寓言中的嬉笑怒罵是奸詭之文，是作者怨天尤人的表現，有違君子自得其樂之道，元朝顧長卿對於柳宗元的寓言極為不滿，批評甚烈，他說：
噫！失身撓節，貽笑千祀，文雖文，無異也。然則卑之為溷濁，極之為荒淫，
下之為市人，反之為異類。是皆不足以訾人，而適足以為己之訾也。
平和論之，顧長卿之所以如此盛怒，只是因個人對文章風格的偏好，不從文學的內容或文體的差異上細究是不公允的，縱然柳宗元的寓言中時長流露出憤怨的思想，但仔細分析，大部分是為人民發聲，蘊含著為生民立命的寄託，純就文藝的創作而言，其表現正切合於「寓言」文體之所具備者，柳宗元的寓言可以說是他的另一絕藝。仔細品賞，其人文精神之寄託也正如其山水遊記一般地異彩紛呈，環繞著他個人對人格的堅持，對社會的批判，對民生的軫念，尖銳生動的浮現出來，以下是分述之：
（一）對人格的堅持
沒有崇高的人品，就沒有至情至性的文學，柳宗元自己說：
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既末而採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凡為文，以神智為主。（註七）
這種主體性的思維，柳宗元是知之甚明的，所以在他的寓言之中，有意的表明了人格的清高自持。
例如在〈河間傳〉中，他藉著一個不幸被侮辱的少女，後來卻放縱墮落來警告人們：所有人格上的變節，其真正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人格的不夠堅定，而總是在替自己的墮落尋找藉口的人，只不過如同文中的墮落女子而已，本來，人世間偶發的不幸，本非主觀因素所能掌控，但隨後的精神變節卻完全要由自己負擔罪責。試以此文之意含比之於孔子所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道理，則〈河間傳〉的寓言性，卻是更生動而警醒。更可貴的是柳宗元並沒有停留在令人自艾自憐的不幸，他將不幸昇華至人格試煉的格局上。
此外〈李斥傳〉藉著一個怪誕的故事諷刺狂妄自大、顛倒是非、執迷不悟、自以為是的「名士」醜態，一方面藉以警惕當代的「假名士」，另一方面何嘗不是警惕自己，不可淪入這樣的名士情節而不自知！
在文人自覺的命意上，柳宗元的人格自持，實在是相當動人而令人警惕的。
（二）對腐敗的批判
在柳宗元的寓言中，諷刺和鞭撻各種社會的腐敗現象部分，所佔的數量頗多，他幾乎全面勾勒了當時社會的各階層醜態。
〈設漁者對智伯〉中，柳宗元透過大鯨的形象諷刺了那些擁地自重，驕橫殘暴的軍閥，他以鯨魚的吞舟食量，卻仍貪得無厭地爭逐小魚，最後擱淺死在碣石山前為喻，一方面譴責那些欲壑難填的藩鎮，製造動亂，禍害人民，另一方面又當頭棒喝地預言了他們的下場，想想看，在那樣一個封建時代裡，這樣的主題雖假借動物之名，也是極容易得罪於人的。柳宗元在題目上用了「設」字，即「假設」之意，可知柳宗元是有警覺的，更因為如此，他關懷民生的心靈也更加的活現出來。
〈羆說〉一文，描寫一個善於模仿各種野獸叫聲的獵人，他沒有真正捕獸的武力，只能以「吹竹為百獸之音」的小技巧誘捕獵物，他學鹿鳴以誘鹿卻引來貙，於是用虎嘯驅貙，而引來虎，接著學羆叫以驅虎，卻招來了羆，獵人最終死於羆，柳宗元在文末寫著：「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這個寓言若結合當時唐朝所採取的「以藩制藩」的政策來看，柳宗元大膽的警告、勸誡，是何等的無畏啊！
其他，如〈罵屍蟲文〉，則更是指桑罵槐的以隱藏在人體中的「陰穢小蟲」，比喻成隱藏在黑暗裡為非作歹的宦官與小人，他除了揭發他們醜陋的靈魂與卑劣的伎倆之外，並含蓄的暗示著：他們的罪惡活動，其背後是得到皇帝的包庇與縱容的。
綜上所述，柳宗元多方的揭露社會病態，他充分地運用了寓言的諷刺特長，展現了豐富的人文特質，實在是一位極有創造力的藝術家，〈蝜蝂傳〉中他大膽地反映了統治階級利慾薰心、貪婪成性的醜態。其他涉及批判社會的篇章不勝枚舉。
西方文學家別林斯基說：
藝術是現實底複製；從而，藝術的任務不是修改、不是美化生活，而是生活
的實際樣子。（註八）
在那封建的時代，明白的批判時政是不被容許的，柳宗元選用了寓言的形式，敢於言人之所不敢言，其道德勇氣之實踐，令人敬佩！
（三）抒發愛民襟懷
如果批判是破壞的事業，那麼提出方針便是建設的工作。柳宗元在針砭社會的同時，他的許多寓言也提供了執政者治民為政的方針。
在〈種樹郭橐駞傳〉、〈梓人傳〉、〈劉叟傳〉，三篇中，他收拾起嬉笑怒罵的神情，莊重地說起理來。
〈種樹郭橐駞傳〉中，他以種樹比喻治民，主張與民休養生息梓堅決反對生事擾民人文中他清楚地點出了作意：「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誡也。」宋人黃唐評註柳文時，曾將它與莊子〈庖丁解牛〉等量齊觀、是有道理的。
〈梓人傳〉藉著梓人楊潛之言，來說明做宰相的道理，指揮者要善於擘劃全局，指揮若定不要事必躬親，柳宗元明確說：「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
〈劉叟傳〉一文，寫劉叟以「御龍術」進獻魯公，次年大旱，果然收到降雨之效，其中劉叟之言寄託了作者的叮嚀：「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何若未至而先備。」
凡此總總，我們皆可以明確地讀到柳宗元為生民立命的仁者胸懷，一個偉大的作家正應立根於此。
四、結論
無疑地，柳宗元的散文成就是全面的，除了山水遊記不朽之外，他的寓言更是獨步一代，在他多樣性的主題中，他運用了鮮明的比喻形象，反映了社會各階層的醜態，針砭了社會底層的腐敗，說他開創了寓言的新格局也不算過譽，其中令人肅然的是他那永不向統治者低頭的傲然，正是知識份子人格的底蘊，這是一種自尊與
自愛的力量，柳宗元的寓言成就，正可視為他精神力量的實踐。
註解：
註一：據牛津大學一九六三年《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辭典》中〈FABLE〉定義 註二：參考陳蒲清《中國寓言史》〈緒論〉章，頁4
註三：所列舉之寓言認定據王文治《柳宗元簡論》
註四：《柳河東集》卷四。民國十二年羅氏蟬隱廬影宋刊本
註五：參見《黃氏目鈔》卷六十二〈評柳文〉
註六：見陳春城《歷代名作家傳》頁一五０
註七：見《柳河東集》〈與楊京兆憑書〉
註八：《文學理論資料彙編》頁四七引（華諾出版社）
參考書目
柳河東集 柳宗元 羅氏蟬隱廬影宋刊本 中國古代寓言史 陳蒲清 駱駝出版社 柳宗元 呂晴飛主編 地球出版社 歷代名作家傳 陳春城 河畔出版社 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 羅聯添 台灣學生書局 中國古代哲學寓言故事選 嚴北溟 上海出版社 文學理論資料彙編 華諾出版社
柳宗元寓言的人文精神
王吟秋
一、前言
寓言，簡而言之乃是指一種文字之外別有寓意的文體，西方文學中的寓言，強調的是故事的虛構性和擬人化，所以他們特別偏愛以動物為主角的主題，並強調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意涵：「要給人以道德教訓。」（註一）
然而，中國的寓言，卻往往以人物為主角，如〈愚公移山〉、〈捕蛇者說〉……等作品，如以西方寓言的標準來衡量，這些作品都將被排斥在寓言文學之外，因此，陳蒲清先生就認為：
寓言必須具備兩個基本要素：第一是有故事情節；第二是有比喻寄託，言在此而意在彼。……只有完全具備這兩個條件，才能算做寓言，以避免過寬；同時，只要具備這兩個條件就可以算做寓言，以避免過窄。（註二）
以這樣的標準，可使寓言的義界明晰起來，並把寓言和其他文體明確的區分開來，是極可採納的，畢竟，，其一，「寓言」可以依著有沒有故事情節而和「比喻」有所分別。其二，「寓言」與「故事」可以依其有沒有較深層的比喻寄託而有所區隔。
本文基於以上的標準，對於柳宗元「寓言」的範疇便有明確的指涉，除了一般公認的〈三戒〉、〈羆說〉、〈鞭賈〉、〈蝜蝂傳〉、〈哀溺文〉、〈憎王孫文〉、〈罵屍蟲文〉、〈謫龍文〉、〈東海若〉、以及〈宥蝮蛇文〉、〈鶻說〉等篇（註三）之外；連一般有所質疑其為寓言與否的篇章，如：〈種樹郭橐駞傳〉、〈梓人傳〉、〈永州鐵爐步志〉、〈設漁者對智伯〉、〈李赤傳〉、〈河間傳〉、〈劉叟傳〉、〈序棋〉、〈行路難〉、〈辨伏神文〉等篇，於此，亦一概以寓言視之，因為這些文章同時既有情節，又有比喻寄託之故。
二、柳宗元的生平及其創作心緒
柳宗元（西元七七三～八一九年），是唐代傑出的文學家和思想家。字子厚，祖籍河東（今山西永濟），人稱柳河東，因曾貶官至柳州，所以又稱柳柳州。唐德宗貞元九年，柳宗元考上進士，這時他才二十一歲；貞元十四年他登上博學宏詞科，授集賢殿正字；貞元二十一年（即順宗永貞元年），受王叔文賞識，被擢任為禮部員外郎，參與政治革新的活動，銳意精進；六個月後，革新失敗，被貶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馬，時年三十三歲。長流於外，十年後改貶柳州（今廣西柳州）刺史 。又四年，病逝於柳州，年僅四十七歲。
柳宗元的文學與他被流放永州的經歷是密不可分的。
柳宗元在中唐與韓愈並稱「韓柳」，然而，柳宗元卻一直遭遇著更無可奈何的迍邅困頓，比起韓愈被貶潮州不到一年就調任江西袁州的經歷來看，柳宗元在三十四歲的青年階段便長流永州，返京的希望渺茫，毋寧是更悲涼淒愴的。我們看柳宗元著名的〈永州八記〉或〈愚溪詩序〉，其中他對山水描繪所透露出的冷色調筆觸，總是一幅「滿地冰霜，一片靜寂」的意味，他寫道：
清冷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鈷鉧潭西小丘記〉
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小石潭記〉
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始得西山宴遊記〉
我們不難發現，柳宗元在行筆為文的時候，他不斷省視著自己的內心世界，努力的追尋新的生命方向來平息內心的怨懟，同時也努力的告誡自己，不可以被現實的挫折擊倒，不可迎合朝廷中的卑鄙小人，他寄託於西山的特出，他寄託於山水的清峭孤危，這些都是他心靈的寫照。
另外，就客觀因素來看，柳宗元因坐王叔文黨而被貶的罪臣之身，也使他在創作時不能不有所顧忌地隱晦其詞，所以對於一些為當道所忌，挑動政治敏感神經的話題，他一方面不得不發，一方面又必須以曲折隱蔽的形式表現出來，他的「寓言」
寫來特別生動而尖銳，大與散文不同的原因在此。
他在〈祭呂衡州溫文〉中寫著：
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期，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為太甚。 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素誌所蓄，巍然可知。 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註四）
祭文中，他對呂溫致上極高的崇敬，其實正是由於呂溫的仕途與柳宗元類似，呂溫因與李林甫論事不合被竄斥南方，對此，柳宗元傲然地說著「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一份強心鐵骨正呈顯出柳宗元高標自傲的靈魂，「素志所蓄」是巍然高聳的，是立身的骨幹，這正是君子、小人分野的所在。柳宗元一方面讚佩呂溫，另一方面他宣揚著自己立身不屈的信念，對於人生所經歷的夭厄，他把它看成了是凸顯榮耀的試煉。
於此，我們可以深知：柳宗元作品之不朽，透顯的正是一份豐富人文意蘊的不朽。
三、柳宗元寓言的人文精神
柳宗元的文學成就是多方面的，就其散文而言，其山水遊記是令人擊節，備受讚賞，在平和淡宕之中，自然呈現一種風雅高尚的精神狀態，黃震說：
模寫山水，以舒其抑鬱，則峻潔精奇如明珠夜光，見輒奪目。（註五）
對於柳宗元山水文學的藝術成就，前人論述已多，眾意咸同，此處不加細論，然而，對於柳宗元文學中的「寓言」則賞惡兩極，賞識的人說：
都是妙趣橫生，令人莞爾的作品。（註六）
然而指斥者認為，在寓言中的嬉笑怒罵是奸詭之文，是作者怨天尤人的表現，有違君子自得其樂之道，元朝顧長卿對於柳宗元的寓言極為不滿，批評甚烈，他說：
噫！失身撓節，貽笑千祀，文雖文，無異也。然則卑之為溷濁，極之為荒淫，
下之為市人，反之為異類。是皆不足以訾人，而適足以為己之訾也。
平和論之，顧長卿之所以如此盛怒，只是因個人對文章風格的偏好，不從文學的內容或文體的差異上細究是不公允的，縱然柳宗元的寓言中時長流露出憤怨的思想，但仔細分析，大部分是為人民發聲，蘊含著為生民立命的寄託，純就文藝的創作而言，其表現正切合於「寓言」文體之所具備者，柳宗元的寓言可以說是他的另一絕藝。仔細品賞，其人文精神之寄託也正如其山水遊記一般地異彩紛呈，環繞著他個人對人格的堅持，對社會的批判，對民生的軫念，尖銳生動的浮現出來，以下是分述之：
（一）對人格的堅持
沒有崇高的人品，就沒有至情至性的文學，柳宗元自己說：
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既末而採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凡為文，以神智為主。（註七）
這種主體性的思維，柳宗元是知之甚明的，所以在他的寓言之中，有意的表明了人格的清高自持。
例如在〈河間傳〉中，他藉著一個不幸被侮辱的少女，後來卻放縱墮落來警告人們：所有人格上的變節，其真正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人格的不夠堅定，而總是在替自己的墮落尋找藉口的人，只不過如同文中的墮落女子而已，本來，人世間偶發的不幸，本非主觀因素所能掌控，但隨後的精神變節卻完全要由自己負擔罪責。試以此文之意含比之於孔子所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道理，則〈河間傳〉的寓言性，卻是更生動而警醒。更可貴的是柳宗元並沒有停留在令人自艾自憐的不幸，他將不幸昇華至人格試煉的格局上。
此外〈李斥傳〉藉著一個怪誕的故事諷刺狂妄自大、顛倒是非、執迷不悟、自以為是的「名士」醜態，一方面藉以警惕當代的「假名士」，另一方面何嘗不是警惕自己，不可淪入這樣的名士情節而不自知！
在文人自覺的命意上，柳宗元的人格自持，實在是相當動人而令人警惕的。
（二）對腐敗的批判
在柳宗元的寓言中，諷刺和鞭撻各種社會的腐敗現象部分，所佔的數量頗多，他幾乎全面勾勒了當時社會的各階層醜態。
〈設漁者對智伯〉中，柳宗元透過大鯨的形象諷刺了那些擁地自重，驕橫殘暴的軍閥，他以鯨魚的吞舟食量，卻仍貪得無厭地爭逐小魚，最後擱淺死在碣石山前為喻，一方面譴責那些欲壑難填的藩鎮，製造動亂，禍害人民，另一方面又當頭棒喝地預言了他們的下場，想想看，在那樣一個封建時代裡，這樣的主題雖假借動物之名，也是極容易得罪於人的。柳宗元在題目上用了「設」字，即「假設」之意，可知柳宗元是有警覺的，更因為如此，他關懷民生的心靈也更加的活現出來。
〈羆說〉一文，描寫一個善於模仿各種野獸叫聲的獵人，他沒有真正捕獸的武力，只能以「吹竹為百獸之音」的小技巧誘捕獵物，他學鹿鳴以誘鹿卻引來貙，於是用虎嘯驅貙，而引來虎，接著學羆叫以驅虎，卻招來了羆，獵人最終死於羆，柳宗元在文末寫著：「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這個寓言若結合當時唐朝所採取的「以藩制藩」的政策來看，柳宗元大膽的警告、勸誡，是何等的無畏啊！
其他，如〈罵屍蟲文〉，則更是指桑罵槐的以隱藏在人體中的「陰穢小蟲」，比喻成隱藏在黑暗裡為非作歹的宦官與小人，他除了揭發他們醜陋的靈魂與卑劣的伎倆之外，並含蓄的暗示著：他們的罪惡活動，其背後是得到皇帝的包庇與縱容的。
綜上所述，柳宗元多方的揭露社會病態，他充分地運用了寓言的諷刺特長，展現了豐富的人文特質，實在是一位極有創造力的藝術家，〈蝜蝂傳〉中他大膽地反映了統治階級利慾薰心、貪婪成性的醜態。其他涉及批判社會的篇章不勝枚舉。
西方文學家別林斯基說：
藝術是現實底複製；從而，藝術的任務不是修改、不是美化生活，而是生活
的實際樣子。（註八）
在那封建的時代，明白的批判時政是不被容許的，柳宗元選用了寓言的形式，敢於言人之所不敢言，其道德勇氣之實踐，令人敬佩！
（三）抒發愛民襟懷
如果批判是破壞的事業，那麼提出方針便是建設的工作。柳宗元在針砭社會的同時，他的許多寓言也提供了執政者治民為政的方針。
在〈種樹郭橐駞傳〉、〈梓人傳〉、〈劉叟傳〉，三篇中，他收拾起嬉笑怒罵的神情，莊重地說起理來。
〈種樹郭橐駞傳〉中，他以種樹比喻治民，主張與民休養生息梓堅決反對生事擾民人文中他清楚地點出了作意：「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誡也。」宋人黃唐評註柳文時，曾將它與莊子〈庖丁解牛〉等量齊觀、是有道理的。
〈梓人傳〉藉著梓人楊潛之言，來說明做宰相的道理，指揮者要善於擘劃全局，指揮若定不要事必躬親，柳宗元明確說：「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
〈劉叟傳〉一文，寫劉叟以「御龍術」進獻魯公，次年大旱，果然收到降雨之效，其中劉叟之言寄託了作者的叮嚀：「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何若未至而先備。」
凡此總總，我們皆可以明確地讀到柳宗元為生民立命的仁者胸懷，一個偉大的作家正應立根於此。
四、結論
無疑地，柳宗元的散文成就是全面的，除了山水遊記不朽之外，他的寓言更是獨步一代，在他多樣性的主題中，他運用了鮮明的比喻形象，反映了社會各階層的醜態，針砭了社會底層的腐敗，說他開創了寓言的新格局也不算過譽，其中令人肅然的是他那永不向統治者低頭的傲然，正是知識份子人格的底蘊，這是一種自尊與
自愛的力量，柳宗元的寓言成就，正可視為他精神力量的實踐。
註解：
註一：據牛津大學一九六三年《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辭典》中〈FABLE〉定義 註二：參考陳蒲清《中國寓言史》〈緒論〉章，頁4
註三：所列舉之寓言認定據王文治《柳宗元簡論》
註四：《柳河東集》卷四。民國十二年羅氏蟬隱廬影宋刊本
註五：參見《黃氏目鈔》卷六十二〈評柳文〉
註六：見陳春城《歷代名作家傳》頁一五０
註七：見《柳河東集》〈與楊京兆憑書〉
註八：《文學理論資料彙編》頁四七引（華諾出版社）
參考書目
柳河東集 柳宗元 羅氏蟬隱廬影宋刊本 中國古代寓言史 陳蒲清 駱駝出版社 柳宗元 呂晴飛主編 地球出版社 歷代名作家傳 陳春城 河畔出版社 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 羅聯添 台灣學生書局 中國古代哲學寓言故事選 嚴北溟 上海出版社 文學理論資料彙編 華諾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