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研究》的研究成果 内容摘要：家族企业契约性质的本质特点是家族企业的契约是一种不完全契约。我国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问题主要是家族企业产权高度集中。我国家族企业应从要素构成方面的“泛家族化”、产权状态方面的“家族核心资本网络化”、治理机制方面的“家族行为企业化”等路径进行制度变迁。 关键词：家族企业 契约 制度变迁 变迁路径 企业是个市场性契约，市场提供了构成企业经济活动关系的签约主体，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经济主体之间的一组契约关系的联结点。构成企业契约体的各种要素只能来自于要素市场，企业是连接要素市场与产出市场的一个枢纽。企业是个关系契约，对企业契约而言，由于参与签约的当事人之间构成了某种长期的交易关系，各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必然不断进行着多次、重复的博奕行为，从而显示出企业契约的动态演变特征。 从家族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分析家族企业这种契约存在的外部环境，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我国家族企业的本质特征。我国文化经历了五六千年的发展，传统文化中较为重视家庭、亲情、友情，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注重关系网络，而较少按法律、契约办事。为此费孝通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论。差序理论认为，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构成的。这种“差序格局”反映在家族企业中便是：企业主是这个企业的核心，环绕着这个核心的是与企业主有血缘关系的管理层，再向外推进，则是更低级的管理人员和具体工作人员。这样一个组织结构的运转靠的不是一般的业务关系，而是特殊的人际关系，亦即依据家族的系谱建构的亲属关系。因此，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关系、伦理规范、家族制度与非经济因素形成一条强有力的纽带，将企业与家族紧紧地整合到一起。 从契约与人类交易的关系来看，在家族外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常按利己主义的原则处理，而家族内部则按一种服从或默契来解决。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是通过长幼尊卑等家族伦理道德的自发作用来规范协调的，各个成员之间的正式契约不存在或不完善，对各种人际关系的协调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即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主要靠自发而非外部强制力维护。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家族企业是一种比较松散的非正式组织，其实质是从事经济活动。 以上仅仅是用契约的一般性来分析我国家族企业，如果把家族企业这种企业的组织形式纳入到现代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中，我们还可以得出家族企业契约性质的本质特征：家族企业的契约是一种不完全契约。 不完全契约引致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现实问题 家族企业的关系契约 在引入职业经理人之前，家族企业的契约是一种包含了家族关系的关系契约，其内部的交换关系随着时间得到延展，此时的企业契约是包含了一种强信任关系的契约，包括企业主在内的整个家族成员所参与的企业活动都包含在这个契约当中。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其契约本身的不完全就渐渐显得越来越明显。原先能够带领家族成员的企业主的能力已经显得越来越不够了，其有限理性更加明晰地暴露出来，此时家族企业的外部环境比以前更加复杂，企业主的集中决策与其获取信息的不充分的矛盾显得越来越突出，这就意味着一部分决策权必须让渡给有充分信息的代理人，即引入职业经理人。 家族产权制度变迁的契约属性 家族企业的变迁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企业“核心控制权”从创业家族向职业经理人的转移重置过程。在自由市场制度下，这一过程只能通过当事主体双方在自愿合意的基础上缔结要素所有权合约的方式来完成，因此，从企业的契约性质出发，家族企业的变迁过程也可理解为是一个创业家族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就企业控制权的重置所缔结的一组企业要素交易合约。不过，这组合约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要素合约，它是职业经理“高级知识资产”与创业家族“核心自有资产”之间的特殊合约，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和“财务资本”所有者在企业要素使用权层面所能缔结的最高合约形式。所以，创业家族在缔结和执行这类合约的时候，始终都会面临对职业经理人自身“高级知识资本”的定价、激励和约束风险，一旦定价不准，或激励不足，或约束不利，就有可能引致创业家族自有资产的大幅贬值。 然而，创业家族所希望借此达到的目标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换句话说，作为自由缔约的产物，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将不可能选择将资产的控制权让渡给一个不受其节制，且有极大可能不为其谋利的职业经营者。 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现实问题 家族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主的个人魅力和能力。在初期，家族企业以血缘、亲缘为纽带，核心层彼此关系密切，信任程度较高，企业容易形成向上的合力，能够面对生产经营中的各种挑战，企业运作效率较高，在决策正确的前提下，借助企业主权威和集权的组织管理体制能够整合企业内部的各种资源，切实有效地贯彻实施决策者的意图，企业主能力相对于企业成长水平而言是足够的。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市场压力的加大，企业主的能力满足不了企业发展的需要了。在企业发展扩张阶段，无论是技术、产品，还是市场、融资，均超出了企业主所拥有的经验沉淀和知识储备，而且管理者再学习的速度远远落后于企业发展的速度，而管理者的经验和知识的折旧速度又远远高于企业的变化速度。此时，企业主个人能力的局限甚至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当企业主能力不能推动企业持续成长时，那么就应该引入新的管理资源。 家族企业产权高度集中。高度集中的产权结构在家族企业创办初期，将家族及个人的命运同企业的发展紧密相连，能够促使家族成员各尽其力为家族和个人的最大利益、为企业的发展努力工作。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企业的发展，这种单一的产权结构在企业进一步发展阶段，产生了难以克服的弊端。在产权单一的家族企业中，产权关系与亲缘关系混淆必然导致家族及其成员对企业经营的干预，造成企业的经营困境。 单一的产权结构限制了家族企业发展再融资的途径，阻碍企业规模的继续扩大。产权高度集中，无法对管理者形成有效制约及监督，企业的发展变为个人的发展，出现所有者不堪管理重负和经营决策失误等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企业在初建或规模较小时，单一的产权结构的家族制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但是对于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和不断拓展企业经营范围的大中型家族企业来说，单一产权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开放产权就显得刻不容缓了。 我国家族企业变迁的路径选择 家族企业固有的弊端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在学术界却莫衷一是。有人认为目前我国的家族企业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建立权利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有人认为，我国现阶段家族企业大多萌芽于农村，企业主素质低，企业规模小，资金积累有限，技术层次较低，还不具备在这些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条件。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背景和传统习惯的不同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走上了不同的路径。笔者认为探索家族企业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的路径进行制度变迁。 要素构成方面―泛家族化 “泛家族化”是指创业家族有选择地尝试与非家族人力资本所有者缔结同家族合约相类似的长期关系契约，从而把只适用于血亲家族成员之间的永久性合约关系扩展至血亲范围之外。创业家族对于家族企业核心控制权的垄断虽然有利于迥避核心要素的逃逸风险，但同时也降低了其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吸纳和集成能力，这种权利封闭状态显然不利于企业在不确定市场环境下的规模扩张和势力拓展。
在我国家族主义文化背景下出现家族企业的“泛家族化”现象并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家”的概念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包容性和伸缩性。由此看来，我国家族主义传统中本身就存在着突破狭隘的亲情“信用”限制的某种文化基因，传统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完全具有着与适应市场需要而建立的各种带有很强的商业性质的利益关系藕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可能性。 产权状态方面―家族核心资本网络化 “家族核心资本网络化”是指在某一领域内已经取得一定竞争优势的家族企业尝试通过网络扩展的方式，将已形成的核心竞争力局部社会化，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张家族事业的组织规模和影响力边界。网络被界定为由一群具有特定人格化身份的个人或群体组成的长期稳定的人际关系结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与工业时代相适应的一些大型科层制企业组织开始受到来自一批在组织关系上更为松散，更为灵活的新型中小企业的挑战，由此提出了“网络企业”及“企业网络”。 从我国家族企业的具体实践情况来看，一些创业家族凭借其在市场竞争中业以形成的核心竞争能力，逐步地、有条件地将其专用性资产的使用权或收益权出售给社会公众，从而使传统家族企业的经营规模和组织边界呈现出“网络化”的特征，而创业家族也借助于这一网络结构达到以少量家族资本吸纳并控制大量非家族社会资本的目的。家族企业的“网络化”一方面表现为原来以单个经营单位存在的家族资本积极利用现代股份公司制度的组织优势，通过新设、控股并允许非家族社会资本参股的方式裂变为数个在法律地位上相对独立，组织功能上相对统一的网络化的家族公司联合体，创业家族凭借这种家族企业联合体最大限度地扩展其对非家族社会资本的融通力和影响力，同时也使家族资本与非家族社会资本的关系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权特征。另一方面，家族企业的网络化还体现为创业家族通过在自身核心竞争力基础上，以自有股权、品牌使用权或特许经营权等为合作筹码，充分开展与其它业务相关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并以此来弥补单个家族企业在功能、资源和规模上的不足。 治理机制方面―家族行为企业化 “家族行为企业化”是指创业家族在企业主的强势推动下，主动调整嵌入于企业化生产过程中的家族成员间关系，通过不断优化家族合约与企业合约的嵌合程度，以适应企业生产剩余最大化目标的内在要求。 作为先赋因素和后天诸多因素的综合积淀物，家族成员之间的远近亲疏和尊卑秩序遵循的是一种在家族伦理约束下的“差序格局”。在由这一格局所规范的亲缘关系属性中，有一些是与企业合约的应有权利结构相嵌合的，而另外一些则可能与企业合约的应有权利结构存在不相嵌合的情况。其中，尤以以下两种情况最为突出：由企业主对于嵌入于企业中的亲缘关系属性的有限控制力所可能导致的企业治理机制“约束软化”的情况；由企业主在重大企业决策中的无限不对称权威所可能导致的企业发展“错轨”和“出轨”的情况。因此，现实中一些对以上家族企业弊端有着清醒认识的“企业家”，会选择在其拥有“核心签约人”和“家长”双重身份的时机上，强力推动企业内家族成员关系属性的优化重组，在家族内部建立起与现代化制度管理和科学决策相配套的一系列“成规”，通过约束家族成员嵌入于企业的条件、方式、途径和相互间权利边界，使得家族要素行为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内在要求相适应。 参考文献： 1.史晋川等著.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2.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研究》的研究成果 内容摘要：家族企业契约性质的本质特点是家族企业的契约是一种不完全契约。我国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问题主要是家族企业产权高度集中。我国家族企业应从要素构成方面的“泛家族化”、产权状态方面的“家族核心资本网络化”、治理机制方面的“家族行为企业化”等路径进行制度变迁。 关键词：家族企业 契约 制度变迁 变迁路径 企业是个市场性契约，市场提供了构成企业经济活动关系的签约主体，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经济主体之间的一组契约关系的联结点。构成企业契约体的各种要素只能来自于要素市场，企业是连接要素市场与产出市场的一个枢纽。企业是个关系契约，对企业契约而言，由于参与签约的当事人之间构成了某种长期的交易关系，各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必然不断进行着多次、重复的博奕行为，从而显示出企业契约的动态演变特征。 从家族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分析家族企业这种契约存在的外部环境，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我国家族企业的本质特征。我国文化经历了五六千年的发展，传统文化中较为重视家庭、亲情、友情，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注重关系网络，而较少按法律、契约办事。为此费孝通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论。差序理论认为，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构成的。这种“差序格局”反映在家族企业中便是：企业主是这个企业的核心，环绕着这个核心的是与企业主有血缘关系的管理层，再向外推进，则是更低级的管理人员和具体工作人员。这样一个组织结构的运转靠的不是一般的业务关系，而是特殊的人际关系，亦即依据家族的系谱建构的亲属关系。因此，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关系、伦理规范、家族制度与非经济因素形成一条强有力的纽带，将企业与家族紧紧地整合到一起。 从契约与人类交易的关系来看，在家族外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常按利己主义的原则处理，而家族内部则按一种服从或默契来解决。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是通过长幼尊卑等家族伦理道德的自发作用来规范协调的，各个成员之间的正式契约不存在或不完善，对各种人际关系的协调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即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主要靠自发而非外部强制力维护。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家族企业是一种比较松散的非正式组织，其实质是从事经济活动。 以上仅仅是用契约的一般性来分析我国家族企业，如果把家族企业这种企业的组织形式纳入到现代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中，我们还可以得出家族企业契约性质的本质特征：家族企业的契约是一种不完全契约。 不完全契约引致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现实问题 家族企业的关系契约 在引入职业经理人之前，家族企业的契约是一种包含了家族关系的关系契约，其内部的交换关系随着时间得到延展，此时的企业契约是包含了一种强信任关系的契约，包括企业主在内的整个家族成员所参与的企业活动都包含在这个契约当中。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其契约本身的不完全就渐渐显得越来越明显。原先能够带领家族成员的企业主的能力已经显得越来越不够了，其有限理性更加明晰地暴露出来，此时家族企业的外部环境比以前更加复杂，企业主的集中决策与其获取信息的不充分的矛盾显得越来越突出，这就意味着一部分决策权必须让渡给有充分信息的代理人，即引入职业经理人。 家族产权制度变迁的契约属性 家族企业的变迁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企业“核心控制权”从创业家族向职业经理人的转移重置过程。在自由市场制度下，这一过程只能通过当事主体双方在自愿合意的基础上缔结要素所有权合约的方式来完成，因此，从企业的契约性质出发，家族企业的变迁过程也可理解为是一个创业家族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就企业控制权的重置所缔结的一组企业要素交易合约。不过，这组合约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要素合约，它是职业经理“高级知识资产”与创业家族“核心自有资产”之间的特殊合约，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和“财务资本”所有者在企业要素使用权层面所能缔结的最高合约形式。所以，创业家族在缔结和执行这类合约的时候，始终都会面临对职业经理人自身“高级知识资本”的定价、激励和约束风险，一旦定价不准，或激励不足，或约束不利，就有可能引致创业家族自有资产的大幅贬值。 然而，创业家族所希望借此达到的目标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换句话说，作为自由缔约的产物，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将不可能选择将资产的控制权让渡给一个不受其节制，且有极大可能不为其谋利的职业经营者。 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现实问题 家族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主的个人魅力和能力。在初期，家族企业以血缘、亲缘为纽带，核心层彼此关系密切，信任程度较高，企业容易形成向上的合力，能够面对生产经营中的各种挑战，企业运作效率较高，在决策正确的前提下，借助企业主权威和集权的组织管理体制能够整合企业内部的各种资源，切实有效地贯彻实施决策者的意图，企业主能力相对于企业成长水平而言是足够的。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市场压力的加大，企业主的能力满足不了企业发展的需要了。在企业发展扩张阶段，无论是技术、产品，还是市场、融资，均超出了企业主所拥有的经验沉淀和知识储备，而且管理者再学习的速度远远落后于企业发展的速度，而管理者的经验和知识的折旧速度又远远高于企业的变化速度。此时，企业主个人能力的局限甚至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当企业主能力不能推动企业持续成长时，那么就应该引入新的管理资源。 家族企业产权高度集中。高度集中的产权结构在家族企业创办初期，将家族及个人的命运同企业的发展紧密相连，能够促使家族成员各尽其力为家族和个人的最大利益、为企业的发展努力工作。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企业的发展，这种单一的产权结构在企业进一步发展阶段，产生了难以克服的弊端。在产权单一的家族企业中，产权关系与亲缘关系混淆必然导致家族及其成员对企业经营的干预，造成企业的经营困境。 单一的产权结构限制了家族企业发展再融资的途径，阻碍企业规模的继续扩大。产权高度集中，无法对管理者形成有效制约及监督，企业的发展变为个人的发展，出现所有者不堪管理重负和经营决策失误等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企业在初建或规模较小时，单一的产权结构的家族制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但是对于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和不断拓展企业经营范围的大中型家族企业来说，单一产权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开放产权就显得刻不容缓了。 我国家族企业变迁的路径选择 家族企业固有的弊端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在学术界却莫衷一是。有人认为目前我国的家族企业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建立权利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有人认为，我国现阶段家族企业大多萌芽于农村，企业主素质低，企业规模小，资金积累有限，技术层次较低，还不具备在这些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条件。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背景和传统习惯的不同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走上了不同的路径。笔者认为探索家族企业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的路径进行制度变迁。 要素构成方面―泛家族化 “泛家族化”是指创业家族有选择地尝试与非家族人力资本所有者缔结同家族合约相类似的长期关系契约，从而把只适用于血亲家族成员之间的永久性合约关系扩展至血亲范围之外。创业家族对于家族企业核心控制权的垄断虽然有利于迥避核心要素的逃逸风险，但同时也降低了其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吸纳和集成能力，这种权利封闭状态显然不利于企业在不确定市场环境下的规模扩张和势力拓展。
在我国家族主义文化背景下出现家族企业的“泛家族化”现象并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家”的概念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包容性和伸缩性。由此看来，我国家族主义传统中本身就存在着突破狭隘的亲情“信用”限制的某种文化基因，传统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完全具有着与适应市场需要而建立的各种带有很强的商业性质的利益关系藕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可能性。 产权状态方面―家族核心资本网络化 “家族核心资本网络化”是指在某一领域内已经取得一定竞争优势的家族企业尝试通过网络扩展的方式，将已形成的核心竞争力局部社会化，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张家族事业的组织规模和影响力边界。网络被界定为由一群具有特定人格化身份的个人或群体组成的长期稳定的人际关系结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与工业时代相适应的一些大型科层制企业组织开始受到来自一批在组织关系上更为松散，更为灵活的新型中小企业的挑战，由此提出了“网络企业”及“企业网络”。 从我国家族企业的具体实践情况来看，一些创业家族凭借其在市场竞争中业以形成的核心竞争能力，逐步地、有条件地将其专用性资产的使用权或收益权出售给社会公众，从而使传统家族企业的经营规模和组织边界呈现出“网络化”的特征，而创业家族也借助于这一网络结构达到以少量家族资本吸纳并控制大量非家族社会资本的目的。家族企业的“网络化”一方面表现为原来以单个经营单位存在的家族资本积极利用现代股份公司制度的组织优势，通过新设、控股并允许非家族社会资本参股的方式裂变为数个在法律地位上相对独立，组织功能上相对统一的网络化的家族公司联合体，创业家族凭借这种家族企业联合体最大限度地扩展其对非家族社会资本的融通力和影响力，同时也使家族资本与非家族社会资本的关系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权特征。另一方面，家族企业的网络化还体现为创业家族通过在自身核心竞争力基础上，以自有股权、品牌使用权或特许经营权等为合作筹码，充分开展与其它业务相关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并以此来弥补单个家族企业在功能、资源和规模上的不足。 治理机制方面―家族行为企业化 “家族行为企业化”是指创业家族在企业主的强势推动下，主动调整嵌入于企业化生产过程中的家族成员间关系，通过不断优化家族合约与企业合约的嵌合程度，以适应企业生产剩余最大化目标的内在要求。 作为先赋因素和后天诸多因素的综合积淀物，家族成员之间的远近亲疏和尊卑秩序遵循的是一种在家族伦理约束下的“差序格局”。在由这一格局所规范的亲缘关系属性中，有一些是与企业合约的应有权利结构相嵌合的，而另外一些则可能与企业合约的应有权利结构存在不相嵌合的情况。其中，尤以以下两种情况最为突出：由企业主对于嵌入于企业中的亲缘关系属性的有限控制力所可能导致的企业治理机制“约束软化”的情况；由企业主在重大企业决策中的无限不对称权威所可能导致的企业发展“错轨”和“出轨”的情况。因此，现实中一些对以上家族企业弊端有着清醒认识的“企业家”，会选择在其拥有“核心签约人”和“家长”双重身份的时机上，强力推动企业内家族成员关系属性的优化重组，在家族内部建立起与现代化制度管理和科学决策相配套的一系列“成规”，通过约束家族成员嵌入于企业的条件、方式、途径和相互间权利边界，使得家族要素行为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内在要求相适应。 参考文献： 1.史晋川等著.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2.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