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迷失与回归

  摘 要:拉斯科尔尼科夫是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罪与罚》中的主要主人公。作品展示了主人公犯罪前后混乱、近乎癫狂的心理活动,从主人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堕落、迷茫、纠结、摇摆以及最终的回归。本文拟聚焦拉斯科尔尼科夫从犯罪到自首乃至最终获得精神的新生这一坎坷漫长的心路历程,旨在探讨人性迷失的原因及其回归的途径。   关键词:人性的迷失 人性的回归 《罪与罚》 拉斯科尔尼科夫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一个高峰,是其第一部成功的社会哲理小说,酣畅淋漓地剖析了一个罪犯大学生的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描写了挣扎在城市底层的“小人物”们窘迫的生活状况及其扭曲的、不幸的心灵,是一部“浸透着血和泪的社会悲剧”��。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罪人”拉斯科尔尼科夫出身于外省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家庭,在彼得堡的大学里读书。由于生活拮据,暂时租赁了一间狭小寒碜的陋室,后被迫中途辍学。平日主要靠母亲省下来的微薄的抚恤金勉强度日,还欠了女房东一身的债,整日“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仅怕见女房东,甚至怕见任何人”��。尽管如此,但在母亲和妹妹的眼中,他却是她们的一切,是她们的“全部希望和寄托”,是她们的“天神”。因此,他苦思冥想,希望将自己和亲人以及一切受苦受难的贫穷的人们从绝望的挣扎中拯救出来。在他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生存“理论”。按照他这种理论,“所有的人都被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平凡的人必须俯首帖耳地过日子,没有犯法的权利,不平凡的人有权犯各种各样的罪,有权肆意犯法”��。并且他打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拿破仑”,而不是一个任人践踏的“虱子”,于是他残忍地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及其无辜的妹妹丽扎韦塔,继而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与内心的煎熬之中,开始怀疑起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犹豫彷徨、苦闷抑郁,无法自拔。最终,在笃信基督的姑娘索尼雅的规劝和感化下,投案自首,被判流放至西伯利亚,获得精神的新生。   由此看来,正是上述错误的“理论”将他引向犯罪的悲剧之路的。我们认为其犯罪的主要根源就是人性的迷失。   一、人性的迷失 人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这决定了人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善恶组合的矛盾统一体。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总是体现出善恶对立的两面性,正是人身上这两种因素的并存及其动态变化推动着人物性格不断向前发展并逐步走向深入。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作品中人物的活动是上述两种对立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体现。深入剖析人物性格内部善恶之间的激烈冲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内核,从而更准确地理解人性迷失的根源。就《罪与罚》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而言,虽然他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大学生,但却能够在自身十分困顿的情况下毅然慷慨解囊,倾力救助得了痨病的同学;试图保护一个陌生少女不受侵犯;他多次用自己身上少得可怜的钱来救济濒临绝境、几近绝望的马拉美多夫一家,这些行为鲜明地体现出主人公人性纯洁善良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又显得“性格孤僻,有时甚至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尤其是在其“病态”的犯罪过程中,主人公集“拿破仑”、疯子、偏执狂等类型的人物性格特征于一身,残忍、麻木、偏激的特点与其善良纯洁的天性形成鲜明对比,显得格格不入。拉斯科尔尼科夫人性中潜在的善恶两极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其重心显然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开始偏斜。   “社会的罪在于不办义务教育;它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了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可以说,周遭环境是导致拉斯科尔尼科夫犯罪的重要原因。尽管他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聪明才智以及精神自控能力,无奈“心比天高,身在下贱”��,现实的窘迫使他无法继续完成学业,更无从谈起自己的远大抱负。他的妹妹为了接济哥哥,迫不得已,情愿牺牲自己的幸福,答应嫁给虚伪吝啬、自以为是,甚至心理变态的律师彼特・彼特洛维奇・卢仁。对他而言,亲人对他的关爱、付出和期望反而都变成了他不得不背负的一种沉重的负担。生活带来的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压抑感与长期以来形成的自卑孤僻和与生俱来的高傲――这一切令他备受煎熬,无法排遣。他试图从中摆脱。   最终,他以自己所臆想的一套“理论”为支撑,开辟了一条挣脱困境的出路。“用一个人的死来换取一百人的生――这是很简单的算术啊!”这套理论“都是一些最普通、最常听到的血气方刚的言论和思想”。而作为大学法律系学生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曾写过一篇关于分析一个罪犯在犯罪的全部过程中的心理状态的文章。这篇文章透露出他对犯罪异乎寻常的“新见解”,这种见解认为,“不平凡的人”为了“美好未来而破坏现在,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需要跨过一具尸体,或者涉过血泊时,他在内心,良心上允许自己涉过血泊”。也就是说这类人有权杀人,而不受惩罚。因此,正如上文所说,畸形的社会和丑恶的环境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荒谬反动的“理论”,直接导致他去杀人犯罪。世俗的审判并不能使他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过,反而让他下意识地不断试图进行自我保护。虽然犯罪之后他一再承受道德的谴责和良心的拷问,整日处于低迷混沌的状态,但是,一听到关于案件的消息他就表现得极其反常,内心深处的高傲让他一次次运用自己高明的反侦察能力来击破怀疑,暂时带来的成功喜悦并不能使他从罪孽感中挣脱出来,他一再陷入无法自拔、不能自持的理论与道德的冲突深渊之中,他将无法驱逐的内心折磨发泄到周围人身上,甚至用不逊的言行来践踏、伤害亲人对他的关爱。他开始反省,开始怀疑自己一直以来所坚持的理论的正确性。他不知所措、惊慌恐惧、心神迷乱。他认为自己和虽然受苦但却具有博爱精神的索尼娅一样都是被社会遗弃的“罪人”,相似的境遇拉近了两个人的心灵,在索菲亚的影响下,不知不觉中拉斯科尔尼科夫开始逐渐学会接受良心的审判,并且为赎自己的罪过前去自首。   二、人性回归 与索菲娅・谢苗诺夫娜・马尔美拉   托挂的相识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精神复活的开始。索尼娅是《罪与罚》中不可缺少的“道德核心”��,是衡量善恶是非的标准,是人民道德规范的化身,她仿佛一生下来就注定是一个受苦受难的人,她从来不考虑自己的生活处境是否公平,对一切人都抱有仁爱之心与宽容态度。每个人都可以任意侮辱她,她对任何苦难、凌辱和诽谤都默默地承受着,并善于以她那顺从、容忍的道德精神和宗教信仰去化解和消除。拉斯柯尔尼科夫清楚地意识到只有承受苦难、忍受不幸才能拯救自己的良心,进而才能消除社会罪恶,实现人类幸福。索尼娅身上闪耀着的爱的光芒像冬日雾霾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迷途人的回归之路,熔化了这个孤独无助、顽固冰冷的灵魂。   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自己所臆想的“理论”和道德良心之间纠结徘徊,他思绪纷乱、狂躁不安,在极其痛苦的内心煎熬中对索菲娅坦白说:“那时我想弄清楚,快些弄清楚,我跟大家一样是虱子呢,还是人?我能不能跨过障碍?我敢不敢弯下腰去拾取权利,我是个发抖的畜生呢,还是我有权……”“我想向你证明的只有一点:那时是魔鬼拖我下水的,过后他就向我说明,我没有权利走那条路,因为我和大家一样不过是一只虱子!”��显然,此刻,拉斯科尔尼科夫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自己“理论”的错误。虽然如此,但是,心灵无限疲惫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进退维艰,感到无路可走。不过,他却在精神上信赖索尼娅的指引,将“一切希望和出路都寄托在她身上;他期望她能多少分担他的一部分痛苦”��,在索尼娅面前进行自我剖析和忏悔,他迫切希望找到自我解脱的途径,因为只有索尼娅身上所具有的博爱精神才是他走向光明未来的必经之路。索尼娅对他付出的深沉的爱心令他感到一种负罪感,可以说正是索尼娅这种无私的善良和博爱彻底击破了他一向坚持的那种“穷人的骄傲”,最终,他在索尼娅的感召下投案自首。   但是,这种自首对他而言并非发自内心,对于他这样心性高傲、不甘平庸的人来说,回归谈何容易。他从不满足于生存本身,而是有着更为远大的生活目标,因此,他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认为自己应该享有比他人更多的权力;虽然由于无路可走而投案自首,屈服于“荒谬”的判决,但实际上,在他引以为耻的自尊里从未认识到自己犯有什么“特别可怕的罪恶,除了那个任何人都会碰到的简单的失策”,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彻底说服自己的内心,同时内心又深受良心的折磨,“要是命运能让他忏悔多好啊,那种使他肝肠寸断、彻夜不眠的炽热忏悔,那种使人想要上吊或者跳进深渊的痛不欲生的忏悔!”��   在文章最后部分,主人公在发烧昏迷不醒时做的那些久久萦绕在他脑海里的梦里,梦到全世界注定要遭受一种可怕的瘟疫,那些“具有智慧和意志精神的微生物”侵入人体,使人发疯,失去理智,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真理,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惊恐万分――这些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心灵意识的真实写照,也是主人公自我审视的过程,是对自己“理论”的否决;同时,也暗示着他从幻想的迷雾向现实生活的回归。他在病态混沌的状态中所构想出来的独特的“生存理论”又在自己模糊的潜意识中崩溃瓦解。   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善与恶的紧张角逐,在一定的伦理底线下,坚守人性,最大限度地抑制人性之恶,彰显人性之善;同时,放下对自我的过分执着,转而关爱身边的人。果若如此,那么,为迎接崭新曙光而受苦受难、痛苦等待也不啻为一种自我精神的救拔与人性的超越。   ������������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朱海观、王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第2页,第256页,第414页,第417页,第533―534页。   �� [法]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李丹、方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19页。   ��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 刘翘:《陀思安那夫斯基的哲学、宗教观――谈〈罪与罚〉的思想论争性》,《吉林大学社会学科学报》1986年第1期,第52页。   作 者:刘珍珍,河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 辑:魏思思 E-mail:[email protected]

  摘 要:拉斯科尔尼科夫是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罪与罚》中的主要主人公。作品展示了主人公犯罪前后混乱、近乎癫狂的心理活动,从主人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堕落、迷茫、纠结、摇摆以及最终的回归。本文拟聚焦拉斯科尔尼科夫从犯罪到自首乃至最终获得精神的新生这一坎坷漫长的心路历程,旨在探讨人性迷失的原因及其回归的途径。   关键词:人性的迷失 人性的回归 《罪与罚》 拉斯科尔尼科夫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一个高峰,是其第一部成功的社会哲理小说,酣畅淋漓地剖析了一个罪犯大学生的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描写了挣扎在城市底层的“小人物”们窘迫的生活状况及其扭曲的、不幸的心灵,是一部“浸透着血和泪的社会悲剧”��。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罪人”拉斯科尔尼科夫出身于外省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家庭,在彼得堡的大学里读书。由于生活拮据,暂时租赁了一间狭小寒碜的陋室,后被迫中途辍学。平日主要靠母亲省下来的微薄的抚恤金勉强度日,还欠了女房东一身的债,整日“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仅怕见女房东,甚至怕见任何人”��。尽管如此,但在母亲和妹妹的眼中,他却是她们的一切,是她们的“全部希望和寄托”,是她们的“天神”。因此,他苦思冥想,希望将自己和亲人以及一切受苦受难的贫穷的人们从绝望的挣扎中拯救出来。在他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生存“理论”。按照他这种理论,“所有的人都被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平凡的人必须俯首帖耳地过日子,没有犯法的权利,不平凡的人有权犯各种各样的罪,有权肆意犯法”��。并且他打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拿破仑”,而不是一个任人践踏的“虱子”,于是他残忍地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及其无辜的妹妹丽扎韦塔,继而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与内心的煎熬之中,开始怀疑起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犹豫彷徨、苦闷抑郁,无法自拔。最终,在笃信基督的姑娘索尼雅的规劝和感化下,投案自首,被判流放至西伯利亚,获得精神的新生。   由此看来,正是上述错误的“理论”将他引向犯罪的悲剧之路的。我们认为其犯罪的主要根源就是人性的迷失。   一、人性的迷失 人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这决定了人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善恶组合的矛盾统一体。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总是体现出善恶对立的两面性,正是人身上这两种因素的并存及其动态变化推动着人物性格不断向前发展并逐步走向深入。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作品中人物的活动是上述两种对立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体现。深入剖析人物性格内部善恶之间的激烈冲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内核,从而更准确地理解人性迷失的根源。就《罪与罚》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而言,虽然他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大学生,但却能够在自身十分困顿的情况下毅然慷慨解囊,倾力救助得了痨病的同学;试图保护一个陌生少女不受侵犯;他多次用自己身上少得可怜的钱来救济濒临绝境、几近绝望的马拉美多夫一家,这些行为鲜明地体现出主人公人性纯洁善良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又显得“性格孤僻,有时甚至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尤其是在其“病态”的犯罪过程中,主人公集“拿破仑”、疯子、偏执狂等类型的人物性格特征于一身,残忍、麻木、偏激的特点与其善良纯洁的天性形成鲜明对比,显得格格不入。拉斯科尔尼科夫人性中潜在的善恶两极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其重心显然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开始偏斜。   “社会的罪在于不办义务教育;它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了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可以说,周遭环境是导致拉斯科尔尼科夫犯罪的重要原因。尽管他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聪明才智以及精神自控能力,无奈“心比天高,身在下贱”��,现实的窘迫使他无法继续完成学业,更无从谈起自己的远大抱负。他的妹妹为了接济哥哥,迫不得已,情愿牺牲自己的幸福,答应嫁给虚伪吝啬、自以为是,甚至心理变态的律师彼特・彼特洛维奇・卢仁。对他而言,亲人对他的关爱、付出和期望反而都变成了他不得不背负的一种沉重的负担。生活带来的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压抑感与长期以来形成的自卑孤僻和与生俱来的高傲――这一切令他备受煎熬,无法排遣。他试图从中摆脱。   最终,他以自己所臆想的一套“理论”为支撑,开辟了一条挣脱困境的出路。“用一个人的死来换取一百人的生――这是很简单的算术啊!”这套理论“都是一些最普通、最常听到的血气方刚的言论和思想”。而作为大学法律系学生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曾写过一篇关于分析一个罪犯在犯罪的全部过程中的心理状态的文章。这篇文章透露出他对犯罪异乎寻常的“新见解”,这种见解认为,“不平凡的人”为了“美好未来而破坏现在,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需要跨过一具尸体,或者涉过血泊时,他在内心,良心上允许自己涉过血泊”。也就是说这类人有权杀人,而不受惩罚。因此,正如上文所说,畸形的社会和丑恶的环境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荒谬反动的“理论”,直接导致他去杀人犯罪。世俗的审判并不能使他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过,反而让他下意识地不断试图进行自我保护。虽然犯罪之后他一再承受道德的谴责和良心的拷问,整日处于低迷混沌的状态,但是,一听到关于案件的消息他就表现得极其反常,内心深处的高傲让他一次次运用自己高明的反侦察能力来击破怀疑,暂时带来的成功喜悦并不能使他从罪孽感中挣脱出来,他一再陷入无法自拔、不能自持的理论与道德的冲突深渊之中,他将无法驱逐的内心折磨发泄到周围人身上,甚至用不逊的言行来践踏、伤害亲人对他的关爱。他开始反省,开始怀疑自己一直以来所坚持的理论的正确性。他不知所措、惊慌恐惧、心神迷乱。他认为自己和虽然受苦但却具有博爱精神的索尼娅一样都是被社会遗弃的“罪人”,相似的境遇拉近了两个人的心灵,在索菲亚的影响下,不知不觉中拉斯科尔尼科夫开始逐渐学会接受良心的审判,并且为赎自己的罪过前去自首。   二、人性回归 与索菲娅・谢苗诺夫娜・马尔美拉   托挂的相识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精神复活的开始。索尼娅是《罪与罚》中不可缺少的“道德核心”��,是衡量善恶是非的标准,是人民道德规范的化身,她仿佛一生下来就注定是一个受苦受难的人,她从来不考虑自己的生活处境是否公平,对一切人都抱有仁爱之心与宽容态度。每个人都可以任意侮辱她,她对任何苦难、凌辱和诽谤都默默地承受着,并善于以她那顺从、容忍的道德精神和宗教信仰去化解和消除。拉斯柯尔尼科夫清楚地意识到只有承受苦难、忍受不幸才能拯救自己的良心,进而才能消除社会罪恶,实现人类幸福。索尼娅身上闪耀着的爱的光芒像冬日雾霾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迷途人的回归之路,熔化了这个孤独无助、顽固冰冷的灵魂。   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自己所臆想的“理论”和道德良心之间纠结徘徊,他思绪纷乱、狂躁不安,在极其痛苦的内心煎熬中对索菲娅坦白说:“那时我想弄清楚,快些弄清楚,我跟大家一样是虱子呢,还是人?我能不能跨过障碍?我敢不敢弯下腰去拾取权利,我是个发抖的畜生呢,还是我有权……”“我想向你证明的只有一点:那时是魔鬼拖我下水的,过后他就向我说明,我没有权利走那条路,因为我和大家一样不过是一只虱子!”��显然,此刻,拉斯科尔尼科夫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自己“理论”的错误。虽然如此,但是,心灵无限疲惫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进退维艰,感到无路可走。不过,他却在精神上信赖索尼娅的指引,将“一切希望和出路都寄托在她身上;他期望她能多少分担他的一部分痛苦”��,在索尼娅面前进行自我剖析和忏悔,他迫切希望找到自我解脱的途径,因为只有索尼娅身上所具有的博爱精神才是他走向光明未来的必经之路。索尼娅对他付出的深沉的爱心令他感到一种负罪感,可以说正是索尼娅这种无私的善良和博爱彻底击破了他一向坚持的那种“穷人的骄傲”,最终,他在索尼娅的感召下投案自首。   但是,这种自首对他而言并非发自内心,对于他这样心性高傲、不甘平庸的人来说,回归谈何容易。他从不满足于生存本身,而是有着更为远大的生活目标,因此,他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认为自己应该享有比他人更多的权力;虽然由于无路可走而投案自首,屈服于“荒谬”的判决,但实际上,在他引以为耻的自尊里从未认识到自己犯有什么“特别可怕的罪恶,除了那个任何人都会碰到的简单的失策”,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彻底说服自己的内心,同时内心又深受良心的折磨,“要是命运能让他忏悔多好啊,那种使他肝肠寸断、彻夜不眠的炽热忏悔,那种使人想要上吊或者跳进深渊的痛不欲生的忏悔!”��   在文章最后部分,主人公在发烧昏迷不醒时做的那些久久萦绕在他脑海里的梦里,梦到全世界注定要遭受一种可怕的瘟疫,那些“具有智慧和意志精神的微生物”侵入人体,使人发疯,失去理智,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真理,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惊恐万分――这些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心灵意识的真实写照,也是主人公自我审视的过程,是对自己“理论”的否决;同时,也暗示着他从幻想的迷雾向现实生活的回归。他在病态混沌的状态中所构想出来的独特的“生存理论”又在自己模糊的潜意识中崩溃瓦解。   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善与恶的紧张角逐,在一定的伦理底线下,坚守人性,最大限度地抑制人性之恶,彰显人性之善;同时,放下对自我的过分执着,转而关爱身边的人。果若如此,那么,为迎接崭新曙光而受苦受难、痛苦等待也不啻为一种自我精神的救拔与人性的超越。   ������������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朱海观、王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第2页,第256页,第414页,第417页,第533―534页。   �� [法]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李丹、方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19页。   ��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 刘翘:《陀思安那夫斯基的哲学、宗教观――谈〈罪与罚〉的思想论争性》,《吉林大学社会学科学报》1986年第1期,第52页。   作 者:刘珍珍,河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 辑:魏思思 E-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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