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博尔赫斯说,“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1942年,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一书的“序言”中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关于经典,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经典重于文化与人文,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其所传递出的与人类普遍命运、终极关怀、人文思想所共通的精神价值,在于其作为民族、国家、社会可以藉此长传不断滋养后人的高尚品性与内质。经典之为经典,正在于其所携带的“形上”价值。没有这一点,经典便称不上经典。 经典是价值认同的一种方式,更是民族认同的一种文化符号与标志。文化是整合的,以经济、政治、伦理等命名的任何一个文化领域无不带着整合的背景。“在民族文化整合的方向上,在诸多人生价值配置的分际处,一个民族或时代所显示的某种宗教气象或哲学境界,即是这一民族或时代使自己成其为自己的所谓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黄克剑语)因此,经典因其深厚的文化内蕴,便成为凝聚民族、肯定民族身份的一种知识资源,但人们从中更多的不是获取知识,而是获得精神,这种精神可以为一个人找到赖以生存的群体的抚慰和个体的归宿,使心灵有所归依。 历史考验了经典,故而经典的价值是不可动摇的。韦勒克说,“贬低莎士比亚的企图,即便它是来自于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经典作家也是成功不了的。”经典的特质,在于它的稳固性,无可质疑性,以及其深深蕴孕着的人文力量与气息。经典决不是消费文化诡谋的产物,成为一种谋取钱财的资本,那些低俗的文化或作品无论如何包装、迎合消费也难成为经典。经典不是媚俗之后,被人记住的东西。正如今天,由于媒体的介入,许多丑陋的东西可以在社会上大行其道,但它们离经典甚远。芙蓉姐姐的“S”造型,如果也被冠以经典的话,那这种经典不过是对她个人的一种戏谑化的嘲讽而已,而这嘲讽的背后却恰恰让我们看到了经典神圣的特质。 经典有其普遍的人性价值与启迪精神,经典决不是伽达默尔所说的“历史流转物”,仅仅作为一种“交往伙伴”同我们发生关系,任由我们随意地解读与支配;而是立于我们面前的一座座精神的宝库,等待着那些对它心有灵犀的人的发现与挖掘。当然,经典也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经典是平易近人的,它是一本浸润着历史印迹的生活的大书,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可以读懂它。因此,一个民族的经典可以超越这个民族而成为世界各民族的经典,为不同的民族所阅读、理解与接受。 二 经典具有批判功能。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要读经典》中说:“经典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很容易将时下的兴趣所在降格为背景噪音,但同时我们又无法离开这种背景噪音。”经典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对现实进行批判。作为隐藏着丰厚的人文信息,凝聚着人生命运的终极眷注与关怀的一种存在,经典可以给现实中的人提供追求真、善、美的价值坐标。马尔库塞认为,“文化在根本上是理想主义的,对孤立的个体的需求来说,它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对肉体的痛苦来说,它反映着灵魂的美;对外在的束缚来说,它反映着内在的自由;对赤裸裸的唯我论来说,它反映着美德王国的义务。”因此,经典在人类所面临的文化危机中,必将起到启蒙与救赎作用。经典将以其超越的价值祈望,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当生产率的提高与技术的进步基本满足了人类追求财富与物质享受的欲望之后,我们真正思恋的必然还有那富有生命力的、自由的、人的“诗意的栖居”。然而今天的现实却是,商业文化、科技理性甚嚣尘上,消费社会借助于强大的媒介优势,将一切都纳入到它的消费体系当中。无论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听从于它的指令,听命于它的安排。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气息散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渗透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一切都是“丰盛”的、“富足”的。人们在消费的快乐与幸福中享受着从未有过的满足,也经受着拼命赚钱而带来的工作压力与身体的疲惫不堪。消费这双无形的手操纵着一切,在“物品”自由的选择中,主体丧失了自由,人越来越被推向“异化”的边缘。因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对于经典的重读,都将意味着一种文化寻根,旨在为人类找回失落的精神家园。 经典需要重读,“每一次重读经典,就像初次阅读一般,是一次发现的航行。”(卡尔维诺语)经典重读,是为了寻找历史,记住传统,熟悉人类经历的苦难,走过的风雨。经典重读也是人类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一个人不能没有历史,一个民族也需要自己的历史。有了历史才有了根基,而有了根基人才可能活得自信而踏实。重读经典,在于重读思想;只有重读,才能回到人类思想的源头,从经典中找寻答案,激发智慧,以探求解决人类当下问题的真正出路。重读是走进经典的唯一途径,重读也是经典成其为经典的理由。在重读经典的过程中,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重读经典,一定要做到“登岸舍伐”。只进不出,就会重新走进旧文化的怪圈,走入复古的老路。经典是开放的,正是在开放的重读中,经典将获得更为丰富的内涵与价值。重读经典对于经典和它的读者便构成一种双向的成全。 三 一个人的民族身份的确认与归属需要经典的滋养,读经典就是去接受集体或个体无意识的久远的记忆,去领悟和培养一个民族深沉的情感。民族经典渗透着祖祖辈辈的理想与信念,重读经典,尤其要尊重自己民族的经典。中国创造了无数的经典,也有着阅读经典的传统。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说过,“不是西方侵略中国,而是现代化侵略中国。”面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的屈辱历史,这句话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到底该怎样对待中国的经典与西方的观念?在笔者看来,对传统经典的尊重与弘扬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并不矛盾,中国的发展需要这双重价值的滋养。经典带给我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与价值,科学与民主则给我们带来强大与进步。而在今天,当科技发展与商品消费已经走向它的反面,当人们越来越感到物质财富带来的已不是幸福而是压抑的时候,对民族经典的重读必将被历史性地隆重唤出。 当然,在价值与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在消费风潮盛极一时的时代,我们将无法避免经典的被误读、被娱乐化与消费化。但正如作品成为经典要有一个沙里淘金的过程,正是在同低俗文化的“竞赛”中,经典才能呈现其纯粹的、形而上的特质,其传达美与精神的功用才能为人所信服。只要我们还在读着经典,只要经典还在被人提及,一切似乎都用不着去太过担心。重读必然要突破一定的限度,突破主题先行的观念,突破需要保持一定的张力。但这一定的张力不是谁恩赐给经典的,而是经典赋予解读者的,解读者面对经典不能随心所欲。当于丹自己以“心得”的方式去解读经典的时候,谁都明白,她的“论语”“庄子”不过是经典文化流传中翻起的一朵浪花。于丹在做着一种解读,但于丹并不是经典。经典不是就某个人而言,而是对所有人而言,是对历史而言。真正能够解读经典的大师,一定要背后有传统,心中有苍凉。靠误读而迎合受众的经典解读,不过是与任何时髦新潮的娱乐文化一样,博人一笑而已。对于经典而言,那几乎构不成任何伤害。 走进经典吧,当你在精神上成为迷路的孩子。
一 博尔赫斯说,“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1942年,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一书的“序言”中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关于经典,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经典重于文化与人文,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其所传递出的与人类普遍命运、终极关怀、人文思想所共通的精神价值,在于其作为民族、国家、社会可以藉此长传不断滋养后人的高尚品性与内质。经典之为经典,正在于其所携带的“形上”价值。没有这一点,经典便称不上经典。 经典是价值认同的一种方式,更是民族认同的一种文化符号与标志。文化是整合的,以经济、政治、伦理等命名的任何一个文化领域无不带着整合的背景。“在民族文化整合的方向上,在诸多人生价值配置的分际处,一个民族或时代所显示的某种宗教气象或哲学境界,即是这一民族或时代使自己成其为自己的所谓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黄克剑语)因此,经典因其深厚的文化内蕴,便成为凝聚民族、肯定民族身份的一种知识资源,但人们从中更多的不是获取知识,而是获得精神,这种精神可以为一个人找到赖以生存的群体的抚慰和个体的归宿,使心灵有所归依。 历史考验了经典,故而经典的价值是不可动摇的。韦勒克说,“贬低莎士比亚的企图,即便它是来自于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经典作家也是成功不了的。”经典的特质,在于它的稳固性,无可质疑性,以及其深深蕴孕着的人文力量与气息。经典决不是消费文化诡谋的产物,成为一种谋取钱财的资本,那些低俗的文化或作品无论如何包装、迎合消费也难成为经典。经典不是媚俗之后,被人记住的东西。正如今天,由于媒体的介入,许多丑陋的东西可以在社会上大行其道,但它们离经典甚远。芙蓉姐姐的“S”造型,如果也被冠以经典的话,那这种经典不过是对她个人的一种戏谑化的嘲讽而已,而这嘲讽的背后却恰恰让我们看到了经典神圣的特质。 经典有其普遍的人性价值与启迪精神,经典决不是伽达默尔所说的“历史流转物”,仅仅作为一种“交往伙伴”同我们发生关系,任由我们随意地解读与支配;而是立于我们面前的一座座精神的宝库,等待着那些对它心有灵犀的人的发现与挖掘。当然,经典也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经典是平易近人的,它是一本浸润着历史印迹的生活的大书,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可以读懂它。因此,一个民族的经典可以超越这个民族而成为世界各民族的经典,为不同的民族所阅读、理解与接受。 二 经典具有批判功能。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要读经典》中说:“经典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很容易将时下的兴趣所在降格为背景噪音,但同时我们又无法离开这种背景噪音。”经典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对现实进行批判。作为隐藏着丰厚的人文信息,凝聚着人生命运的终极眷注与关怀的一种存在,经典可以给现实中的人提供追求真、善、美的价值坐标。马尔库塞认为,“文化在根本上是理想主义的,对孤立的个体的需求来说,它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对肉体的痛苦来说,它反映着灵魂的美;对外在的束缚来说,它反映着内在的自由;对赤裸裸的唯我论来说,它反映着美德王国的义务。”因此,经典在人类所面临的文化危机中,必将起到启蒙与救赎作用。经典将以其超越的价值祈望,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当生产率的提高与技术的进步基本满足了人类追求财富与物质享受的欲望之后,我们真正思恋的必然还有那富有生命力的、自由的、人的“诗意的栖居”。然而今天的现实却是,商业文化、科技理性甚嚣尘上,消费社会借助于强大的媒介优势,将一切都纳入到它的消费体系当中。无论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听从于它的指令,听命于它的安排。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气息散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渗透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一切都是“丰盛”的、“富足”的。人们在消费的快乐与幸福中享受着从未有过的满足,也经受着拼命赚钱而带来的工作压力与身体的疲惫不堪。消费这双无形的手操纵着一切,在“物品”自由的选择中,主体丧失了自由,人越来越被推向“异化”的边缘。因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对于经典的重读,都将意味着一种文化寻根,旨在为人类找回失落的精神家园。 经典需要重读,“每一次重读经典,就像初次阅读一般,是一次发现的航行。”(卡尔维诺语)经典重读,是为了寻找历史,记住传统,熟悉人类经历的苦难,走过的风雨。经典重读也是人类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一个人不能没有历史,一个民族也需要自己的历史。有了历史才有了根基,而有了根基人才可能活得自信而踏实。重读经典,在于重读思想;只有重读,才能回到人类思想的源头,从经典中找寻答案,激发智慧,以探求解决人类当下问题的真正出路。重读是走进经典的唯一途径,重读也是经典成其为经典的理由。在重读经典的过程中,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重读经典,一定要做到“登岸舍伐”。只进不出,就会重新走进旧文化的怪圈,走入复古的老路。经典是开放的,正是在开放的重读中,经典将获得更为丰富的内涵与价值。重读经典对于经典和它的读者便构成一种双向的成全。 三 一个人的民族身份的确认与归属需要经典的滋养,读经典就是去接受集体或个体无意识的久远的记忆,去领悟和培养一个民族深沉的情感。民族经典渗透着祖祖辈辈的理想与信念,重读经典,尤其要尊重自己民族的经典。中国创造了无数的经典,也有着阅读经典的传统。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说过,“不是西方侵略中国,而是现代化侵略中国。”面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的屈辱历史,这句话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到底该怎样对待中国的经典与西方的观念?在笔者看来,对传统经典的尊重与弘扬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并不矛盾,中国的发展需要这双重价值的滋养。经典带给我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与价值,科学与民主则给我们带来强大与进步。而在今天,当科技发展与商品消费已经走向它的反面,当人们越来越感到物质财富带来的已不是幸福而是压抑的时候,对民族经典的重读必将被历史性地隆重唤出。 当然,在价值与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在消费风潮盛极一时的时代,我们将无法避免经典的被误读、被娱乐化与消费化。但正如作品成为经典要有一个沙里淘金的过程,正是在同低俗文化的“竞赛”中,经典才能呈现其纯粹的、形而上的特质,其传达美与精神的功用才能为人所信服。只要我们还在读着经典,只要经典还在被人提及,一切似乎都用不着去太过担心。重读必然要突破一定的限度,突破主题先行的观念,突破需要保持一定的张力。但这一定的张力不是谁恩赐给经典的,而是经典赋予解读者的,解读者面对经典不能随心所欲。当于丹自己以“心得”的方式去解读经典的时候,谁都明白,她的“论语”“庄子”不过是经典文化流传中翻起的一朵浪花。于丹在做着一种解读,但于丹并不是经典。经典不是就某个人而言,而是对所有人而言,是对历史而言。真正能够解读经典的大师,一定要背后有传统,心中有苍凉。靠误读而迎合受众的经典解读,不过是与任何时髦新潮的娱乐文化一样,博人一笑而已。对于经典而言,那几乎构不成任何伤害。 走进经典吧,当你在精神上成为迷路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