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对维新变法态度的演变
林扬东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汕头
５１５０４１）
摘
要：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中
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而进行的一场爱国运动，但这场运动最终被无情地扼杀了。慈禧太后虽然发动了政变，但她对这场变法最初却是持支持态度的。
关键词：慈禧太后
维新变法
态度
扼杀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正处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都挺身而出，为我们这个自近代开始就多灾多难的国家倾注满腔的热情。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然而，自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
决定变法起，至同年９月２１日“政变”止，共计只有１０３天，史称“百日维新”。
对这场变法失败的原因，史学界早有公论，认为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变法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官僚的反对，他们通过发动政变，最终扼杀了这场变法运动，因此，慈禧太后也就被认定为是反对变法的，“掌握实际大权的慈禧太后，在变法开始时，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对新政暂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但内心却对变法极端仇恨”，①“慈禧还说：‘积久弊生，不得不改弦更张，以为救时之计。’想以推行新政的假话再从事欺骗”，②而且，慈禧太后反对变法的证据也存在着，“凡皇上有所亲信之人，西后必将遣逐”③
，“
同时慈禧太后又逼令光绪皇帝下谕：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道皇太后前谢恩；又任命后党荣禄署直隶总督，统帅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三军”。④这样，慈禧太后就把人事和军队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发动政变，扼杀变法做好了准备。如此看来，慈禧太后果真是对变法持反对态度的了。
对于这种观点，笔者觉得不太合理。慈禧太后最后扼杀变法并不等于她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理由有两点：首先，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后，面对日益深重的内忧与外患，清政府的决策者无论是为自身权位考虑，还是为国家民族利益考虑，均不能再抱残守缺、坐以待毙了，他们不得不设法谋求补救之道，慈禧太后作为最高决策者，当然也不可例外。苏继祖在《
清廷戊戌朝变记》圣门（宣传了封建道德），有补于后学（给封建学者以成圣成贤的希望）”。从张载开始，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适合封建地主阶级要求的人性论。这种唯心主义的人性论不但在理论上可以解释前人所遇到的困难和恶的产生的根源问题，而且更有它的现实政治意义。
１０４
里这样写道：“然推之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能励精图治也未必不愿天下财富民强也，至法当变不当变，未
必有成见在胸也。”⑤而且，众所周知，
就在维新变法运动之前清政府所进行的另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中，当时刚刚摄政且掌权不久的慈禧太后所面临的形势与戊戌变法前很相似，结果她选择了支持恭亲王奕䜣引进洋务的做法，并且，正是在她的同意下，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也开始大胆地推行洋务运动。据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中记载：“后常告德宗，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
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⑥由此可见，
在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危机中，在有可能失掉显赫的皇权的威胁面前，慈禧太后不能不顾及她的江山和她实实在在存在的皇位，因此，在她召见一些官员时，就多次强调要“自强”，因为她知道，只有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列强才不敢欺人太甚，而她所掌控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才能得到永固。变法是自强的一个途径，所以，慈禧太后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是没理由反对变法的。其次，在光绪皇帝筹备变法以及变法的开始阶段，慈禧太后也没有反对变法。虽然从１８８９年开始，慈禧太后就宣布“归政”，让已长大成人的光绪皇帝亲政，但实际上，慈禧太后仍掌控着国家大权，光绪皇帝办事则需要秉承“懿旨”，据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中记载：“上既亲政，以颐和园为颐养母后之所，间日往请安，每日章疏，
上阅后皆封送园中。”⑦可见，
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同意，光绪皇帝怎么有胆量来搞变法呢？她不仅同意了，她甚至对光绪皇帝说：“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
内制也。”⑧可以这么说，
光绪皇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尽可能地按照慈禧太后的“懿旨”去做，虽然在他的心里可能有过想撇开慈禧太后自己干一番事业的念头，但他一定非常清楚，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无论如何他是不可能这么做的，因为慈禧太后是一个可以决定他的前途命运的人，因此，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秉承慈禧太后的“旨意”，就算到了变法最危险的时候，他在给杨锐的“密诏”中还这样写：“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
……而又不致有佛圣意。”⑨从这个“密诏”
中我们不难发现，光绪皇帝所要进行的“
变法”必须是在慈禧太后参考文献：
［１］张载哲学思想及相关学派．人民出版社８６年版．［２］张载集．拾遗・
性理拾遗．［３］花潭集．高丽大学校民族文化研究所出版部，１９７１年版．
太后的支持，这场变法运动才能够轰轰烈烈地搞起来。此外，就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不久，慈禧太后又发出了一道重要的谕旨：“
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
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
⑩这道谕旨同样说明了慈禧太后对变法是持支持态度的，而且，到了二十世纪初，慈禧太后更是直接领导清政府新的一场变法运动，这就是“新政”，她说：“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
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 从这两方面分析，
我们认为，慈禧太后对维新变法最初是持支持态度的。
但是，这场变法运动确实是在慈禧太后的直接干预下最后被扼杀的。慈禧太后既然支持变法，为什么最后又要反对变法，进而扼杀这场变法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慈禧太后支持变法是以不削弱自己所掌控的权力为前提的。变法开始初期，光绪皇帝基本上还能够按照慈禧太后的意思来办的，但是，当变法在进行过程中遭到顽固保守势力的强力阻拦时，光绪皇帝着急了，他把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一批官员给革职了，同时赏谭嗣同等四人加四品卿御，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这些做法是对慈禧太后所掌握的最高权力的一种挑衅，御史杨崇伊在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的奏折中称：“两月以来
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
$%" 这不能不引起慈禧太后的高度警觉；而维新派后来拉拢袁世凯，准备借用他的兵力发动兵变，直接威胁慈禧太后的地位和生命，这更是慈禧太后所不允许的，陈夔龙《
梦蕉亭杂记》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
淀园还京。”$&" 可见，
如果变法要以牺牲她的权力甚至生命作为代价，那是万万不行的。
其次，在变法过程中，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社会的方方面面，令人目不暇接，真所谓“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而且，每一道变法法令都要求“速办”，可是那些地方官员根本没办法理解这些法令的内容，又怎么能做到“速办”呢？可光绪皇帝就是要求要快，谁不快，谁就是“积习相沿，因循玩解，意存观望，置若罔闻”，对执行法令不坚决的官员给以严厉警告，而对阻挠变法的官员则给以革职的严厉处罚，这样一来，导致光绪皇帝及维新派树敌太多。至于变法法令中的某些内容如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并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慈禧太后生怕全线出击会造成大厦倾覆，不得不出面采取断然措施，以稳定政局。
再次，关于这场变法，慈禧太后从一开始就告诫光绪皇帝，变法不能完全以日本作为学习的榜样，她说：“
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量来推动变法，杨深秀奏称：“
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为不美，诚天
下苍生之福矣。”$(" 而光绪皇帝决定召见伊藤博文，
更使得人们议论纷纷，因为根据当时清朝的仪制，皇帝只接见奉有国书或国电的外国正式使节，而伊藤博文只是一位退位的外国政治家，此次来华又无官方使命，并且他本人也没有提出觐见光绪皇帝的要求，于是，整个京城弥漫着伊藤博文将被留下重用的传言，御史杨崇伊在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的奏折中也称：“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来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入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
不啻拱手让人。”$) " 杨崇伊的奏折虽然只是称“
得自传闻”，但这已足以引起慈禧太后的重视，正如茅海建先生所指出的：“杨崇伊奏折称‘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入响’，很是有煽动性，在她与光绪帝之间已陷于紧张状态的关
系中，点着了吱吱作响的火绳。”
$*" 于是，慈禧太后返回西苑，并在一天之后训政，政变不可避免发生了，紧接着，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政变达到了高潮，“袁世凯告密的消
息传到北京，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
可见，慈禧太后虽然最后发动政变，扼杀了变法，但这并不代表她从来不支持变法。她发动政变，扼杀变法，是因为这场变法已经完全违背了她原先的初衷，并且，在变法过程中，各种矛盾被激化，已经影响到政府各部门的正常运转，管理秩序被打乱，甚至已开始危及她所掌控的权力，还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到对她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正是在这种危机中，慈禧太后断然选择了发动政变，扼杀了这场变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慈禧太后对维新变法的态度是经历了从支持到反对，进而发展到扼杀这样一个演变过程的。
注释：
①郭孝义：《中国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３２页。
②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６３页。
③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６０２页。
④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６０页。
⑤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２９－３３０页。
⑥戴逸：《
中国近代史通鉴———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８４页。
⑦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７３页。
⑧戴逸：《
中国近代史通鉴———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８５页。
⑨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６８页。
１０５
陈垣与清代考据学
李兴强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安徽芜湖
摘
要：陈垣与清代考据学有着深厚的渊源。他继
２４１００３）
别和团体。然而若从学术倾向与学术特点来分析，则可分为两大学术系统：一是以苏州人惠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志的吴派，其治学方法和特点是惟汉是从，凡古皆真。二是以徽州人戴震为中心以求实为特征的皖派，此王念孙、王引之。乾嘉学派派后学名家甚多，有段玉裁、
在治学的态度上，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们针对宋明理学凿空悬惴、牵强附会、以虚理说经的方法，强调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发展出一整求证、推套以声音、文字、校勘诸学科为途径，以博览、理为手段的方法论，它以坚实的材料为依据，以逻辑的方法作论证，显示了自己的哲学性质。
陈垣是２０世纪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被学术界称为“民国以来史学开山大师”。陈垣自幼就受到了书目答问》和纪昀清代考据学的深刻影响，张之洞的《
等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两部书引领他踏进了学术殿堂。他“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后几年中，又把这本书读了好几遍……掌握了比较丰富的目录学知识，为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２］影响陈垣一生学术研究的清代考据学家主要是钱大昕、顾炎武、全祖望。陈垣从钱大昕那里学到了精密的考证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从顾炎武和全祖望那里找到了“经世致用”的爱国思想火花。他在朱竹、全谢山、钱竹汀三家集不１９４６年的家书中也说：“
［３］
可不一看，此近代学术之泉源也。”总之，清代考据学
承、发展了清代考据学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经世致用的优良学术传统。晚年，他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学术宗旨，完成了对清代考据学在史学理论上的超越和升华。
关键词：陈垣
考据学
乾嘉学派
马克思主义史学
清代考据学是继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之后中国古代第四大学术思潮，既批判地总结了前人优秀的学术成果，又开启了中国近代学术的新风气，在中国学术发展的进程中占据了重要的历史地位。清代考据学家们在学术上辛勤耕耘，其严谨的学术精神、缜密的考证方法、踏实的治学态度等都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们的影响下，后来的许多国学大师，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都继承了其优良的学术传统，形成了２０世纪中国新考据学派，在学术上取得了累累硕果。陈垣是２０世纪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他在元史、宗教史、历史文献学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清代考据学都有着巨大的渊源，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清代考据学优良的学术传统，而且在晚年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完成了对清代考据学在史学指导思想上的超越和升华。
一、陈垣与清代考据学
汉学”一词是清人清代考据学也就是清代汉学，“
朴学”考证学”的发明，又称“、“。汉学的学术特点是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务实求真，不尚空谈，其学六经者》术宗旨是由小学以通经明道。戴震认为：“《，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将经看成道义之源，并责问专
［１］
清代考据讲义理之人“试拮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
对陈垣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陈垣对清代考据学的继承、发展
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实事求是”最早见（一）“
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称刘德“・是”务得事实，每求真事。颜师古对实事求是的解释是“也”。清代考据学有着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且考据学大师们都把其作为治学的前提条件。钱大昕称戴震“实
［４］
推命古训，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阮元自称其学说“
学的直接先驱是康熙时期的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考辩文献、考释历史地理等人，他们分别在训诂经书、
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乾嘉汉学是一种时代文化，其时并没有统一的派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⑩朱寿朋：《
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２２４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下），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３２７－１３２８页。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
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６１页。
梦蕉亭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陈夔龙，《&"
年版，第３６页。
中国近代史通鉴———戊戌维新与义和团$戴逸：《’"
事求是而已”。清人的实事求是精神贯彻于考证学的各运动》，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８４页。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
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５页。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 "
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６１页。
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２００５版，$茅海建：《*"
第１００页。
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２００５版，$茅海建：《+"
第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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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对维新变法态度的演变
林扬东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汕头
５１５０４１）
摘
要：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中
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而进行的一场爱国运动，但这场运动最终被无情地扼杀了。慈禧太后虽然发动了政变，但她对这场变法最初却是持支持态度的。
关键词：慈禧太后
维新变法
态度
扼杀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正处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都挺身而出，为我们这个自近代开始就多灾多难的国家倾注满腔的热情。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然而，自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
决定变法起，至同年９月２１日“政变”止，共计只有１０３天，史称“百日维新”。
对这场变法失败的原因，史学界早有公论，认为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变法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官僚的反对，他们通过发动政变，最终扼杀了这场变法运动，因此，慈禧太后也就被认定为是反对变法的，“掌握实际大权的慈禧太后，在变法开始时，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对新政暂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但内心却对变法极端仇恨”，①“慈禧还说：‘积久弊生，不得不改弦更张，以为救时之计。’想以推行新政的假话再从事欺骗”，②而且，慈禧太后反对变法的证据也存在着，“凡皇上有所亲信之人，西后必将遣逐”③
，“
同时慈禧太后又逼令光绪皇帝下谕：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道皇太后前谢恩；又任命后党荣禄署直隶总督，统帅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三军”。④这样，慈禧太后就把人事和军队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发动政变，扼杀变法做好了准备。如此看来，慈禧太后果真是对变法持反对态度的了。
对于这种观点，笔者觉得不太合理。慈禧太后最后扼杀变法并不等于她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理由有两点：首先，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后，面对日益深重的内忧与外患，清政府的决策者无论是为自身权位考虑，还是为国家民族利益考虑，均不能再抱残守缺、坐以待毙了，他们不得不设法谋求补救之道，慈禧太后作为最高决策者，当然也不可例外。苏继祖在《
清廷戊戌朝变记》圣门（宣传了封建道德），有补于后学（给封建学者以成圣成贤的希望）”。从张载开始，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适合封建地主阶级要求的人性论。这种唯心主义的人性论不但在理论上可以解释前人所遇到的困难和恶的产生的根源问题，而且更有它的现实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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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这样写道：“然推之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能励精图治也未必不愿天下财富民强也，至法当变不当变，未
必有成见在胸也。”⑤而且，众所周知，
就在维新变法运动之前清政府所进行的另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中，当时刚刚摄政且掌权不久的慈禧太后所面临的形势与戊戌变法前很相似，结果她选择了支持恭亲王奕䜣引进洋务的做法，并且，正是在她的同意下，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也开始大胆地推行洋务运动。据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中记载：“后常告德宗，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
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⑥由此可见，
在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危机中，在有可能失掉显赫的皇权的威胁面前，慈禧太后不能不顾及她的江山和她实实在在存在的皇位，因此，在她召见一些官员时，就多次强调要“自强”，因为她知道，只有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列强才不敢欺人太甚，而她所掌控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才能得到永固。变法是自强的一个途径，所以，慈禧太后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是没理由反对变法的。其次，在光绪皇帝筹备变法以及变法的开始阶段，慈禧太后也没有反对变法。虽然从１８８９年开始，慈禧太后就宣布“归政”，让已长大成人的光绪皇帝亲政，但实际上，慈禧太后仍掌控着国家大权，光绪皇帝办事则需要秉承“懿旨”，据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中记载：“上既亲政，以颐和园为颐养母后之所，间日往请安，每日章疏，
上阅后皆封送园中。”⑦可见，
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同意，光绪皇帝怎么有胆量来搞变法呢？她不仅同意了，她甚至对光绪皇帝说：“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
内制也。”⑧可以这么说，
光绪皇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尽可能地按照慈禧太后的“懿旨”去做，虽然在他的心里可能有过想撇开慈禧太后自己干一番事业的念头，但他一定非常清楚，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无论如何他是不可能这么做的，因为慈禧太后是一个可以决定他的前途命运的人，因此，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秉承慈禧太后的“旨意”，就算到了变法最危险的时候，他在给杨锐的“密诏”中还这样写：“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
……而又不致有佛圣意。”⑨从这个“密诏”
中我们不难发现，光绪皇帝所要进行的“
变法”必须是在慈禧太后参考文献：
［１］张载哲学思想及相关学派．人民出版社８６年版．［２］张载集．拾遗・
性理拾遗．［３］花潭集．高丽大学校民族文化研究所出版部，１９７１年版．
太后的支持，这场变法运动才能够轰轰烈烈地搞起来。此外，就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不久，慈禧太后又发出了一道重要的谕旨：“
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
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
⑩这道谕旨同样说明了慈禧太后对变法是持支持态度的，而且，到了二十世纪初，慈禧太后更是直接领导清政府新的一场变法运动，这就是“新政”，她说：“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
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 从这两方面分析，
我们认为，慈禧太后对维新变法最初是持支持态度的。
但是，这场变法运动确实是在慈禧太后的直接干预下最后被扼杀的。慈禧太后既然支持变法，为什么最后又要反对变法，进而扼杀这场变法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慈禧太后支持变法是以不削弱自己所掌控的权力为前提的。变法开始初期，光绪皇帝基本上还能够按照慈禧太后的意思来办的，但是，当变法在进行过程中遭到顽固保守势力的强力阻拦时，光绪皇帝着急了，他把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一批官员给革职了，同时赏谭嗣同等四人加四品卿御，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这些做法是对慈禧太后所掌握的最高权力的一种挑衅，御史杨崇伊在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的奏折中称：“两月以来
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
$%" 这不能不引起慈禧太后的高度警觉；而维新派后来拉拢袁世凯，准备借用他的兵力发动兵变，直接威胁慈禧太后的地位和生命，这更是慈禧太后所不允许的，陈夔龙《
梦蕉亭杂记》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
淀园还京。”$&" 可见，
如果变法要以牺牲她的权力甚至生命作为代价，那是万万不行的。
其次，在变法过程中，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社会的方方面面，令人目不暇接，真所谓“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而且，每一道变法法令都要求“速办”，可是那些地方官员根本没办法理解这些法令的内容，又怎么能做到“速办”呢？可光绪皇帝就是要求要快，谁不快，谁就是“积习相沿，因循玩解，意存观望，置若罔闻”，对执行法令不坚决的官员给以严厉警告，而对阻挠变法的官员则给以革职的严厉处罚，这样一来，导致光绪皇帝及维新派树敌太多。至于变法法令中的某些内容如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并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慈禧太后生怕全线出击会造成大厦倾覆，不得不出面采取断然措施，以稳定政局。
再次，关于这场变法，慈禧太后从一开始就告诫光绪皇帝，变法不能完全以日本作为学习的榜样，她说：“
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量来推动变法，杨深秀奏称：“
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为不美，诚天
下苍生之福矣。”$(" 而光绪皇帝决定召见伊藤博文，
更使得人们议论纷纷，因为根据当时清朝的仪制，皇帝只接见奉有国书或国电的外国正式使节，而伊藤博文只是一位退位的外国政治家，此次来华又无官方使命，并且他本人也没有提出觐见光绪皇帝的要求，于是，整个京城弥漫着伊藤博文将被留下重用的传言，御史杨崇伊在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的奏折中也称：“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来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入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
不啻拱手让人。”$) " 杨崇伊的奏折虽然只是称“
得自传闻”，但这已足以引起慈禧太后的重视，正如茅海建先生所指出的：“杨崇伊奏折称‘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入响’，很是有煽动性，在她与光绪帝之间已陷于紧张状态的关
系中，点着了吱吱作响的火绳。”
$*" 于是，慈禧太后返回西苑，并在一天之后训政，政变不可避免发生了，紧接着，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政变达到了高潮，“袁世凯告密的消
息传到北京，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
可见，慈禧太后虽然最后发动政变，扼杀了变法，但这并不代表她从来不支持变法。她发动政变，扼杀变法，是因为这场变法已经完全违背了她原先的初衷，并且，在变法过程中，各种矛盾被激化，已经影响到政府各部门的正常运转，管理秩序被打乱，甚至已开始危及她所掌控的权力，还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到对她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正是在这种危机中，慈禧太后断然选择了发动政变，扼杀了这场变法。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慈禧太后对维新变法的态度是经历了从支持到反对，进而发展到扼杀这样一个演变过程的。
注释：
①郭孝义：《中国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３２页。
②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６３页。
③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６０２页。
④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６０页。
⑤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２９－３３０页。
⑥戴逸：《
中国近代史通鉴———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８４页。
⑦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７３页。
⑧戴逸：《
中国近代史通鉴———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８５页。
⑨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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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与清代考据学
李兴强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安徽芜湖
摘
要：陈垣与清代考据学有着深厚的渊源。他继
２４１００３）
别和团体。然而若从学术倾向与学术特点来分析，则可分为两大学术系统：一是以苏州人惠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志的吴派，其治学方法和特点是惟汉是从，凡古皆真。二是以徽州人戴震为中心以求实为特征的皖派，此王念孙、王引之。乾嘉学派派后学名家甚多，有段玉裁、
在治学的态度上，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们针对宋明理学凿空悬惴、牵强附会、以虚理说经的方法，强调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发展出一整求证、推套以声音、文字、校勘诸学科为途径，以博览、理为手段的方法论，它以坚实的材料为依据，以逻辑的方法作论证，显示了自己的哲学性质。
陈垣是２０世纪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被学术界称为“民国以来史学开山大师”。陈垣自幼就受到了书目答问》和纪昀清代考据学的深刻影响，张之洞的《
等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两部书引领他踏进了学术殿堂。他“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后几年中，又把这本书读了好几遍……掌握了比较丰富的目录学知识，为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２］影响陈垣一生学术研究的清代考据学家主要是钱大昕、顾炎武、全祖望。陈垣从钱大昕那里学到了精密的考证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从顾炎武和全祖望那里找到了“经世致用”的爱国思想火花。他在朱竹、全谢山、钱竹汀三家集不１９４６年的家书中也说：“
［３］
可不一看，此近代学术之泉源也。”总之，清代考据学
承、发展了清代考据学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经世致用的优良学术传统。晚年，他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学术宗旨，完成了对清代考据学在史学理论上的超越和升华。
关键词：陈垣
考据学
乾嘉学派
马克思主义史学
清代考据学是继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之后中国古代第四大学术思潮，既批判地总结了前人优秀的学术成果，又开启了中国近代学术的新风气，在中国学术发展的进程中占据了重要的历史地位。清代考据学家们在学术上辛勤耕耘，其严谨的学术精神、缜密的考证方法、踏实的治学态度等都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们的影响下，后来的许多国学大师，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都继承了其优良的学术传统，形成了２０世纪中国新考据学派，在学术上取得了累累硕果。陈垣是２０世纪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他在元史、宗教史、历史文献学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清代考据学都有着巨大的渊源，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清代考据学优良的学术传统，而且在晚年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完成了对清代考据学在史学指导思想上的超越和升华。
一、陈垣与清代考据学
汉学”一词是清人清代考据学也就是清代汉学，“
朴学”考证学”的发明，又称“、“。汉学的学术特点是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务实求真，不尚空谈，其学六经者》术宗旨是由小学以通经明道。戴震认为：“《，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将经看成道义之源，并责问专
［１］
清代考据讲义理之人“试拮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
对陈垣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陈垣对清代考据学的继承、发展
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实事求是”最早见（一）“
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称刘德“・是”务得事实，每求真事。颜师古对实事求是的解释是“也”。清代考据学有着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且考据学大师们都把其作为治学的前提条件。钱大昕称戴震“实
［４］
推命古训，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阮元自称其学说“
学的直接先驱是康熙时期的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考辩文献、考释历史地理等人，他们分别在训诂经书、
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乾嘉汉学是一种时代文化，其时并没有统一的派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⑩朱寿朋：《
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２２４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下），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３２７－１３２８页。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
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６１页。
梦蕉亭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陈夔龙，《&"
年版，第３６页。
中国近代史通鉴———戊戌维新与义和团$戴逸：《’"
事求是而已”。清人的实事求是精神贯彻于考证学的各运动》，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８４页。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
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５页。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 "
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６１页。
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２００５版，$茅海建：《*"
第１００页。
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２００５版，$茅海建：《+"
第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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