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如何做深度报道 来自董哲的博客
今年1月4日，我在“A叠英雄会”的发言中，预计南方都市报A叠将在下半年厚积薄发。令人欣慰的是，随后出现的讨论深圳是否被抛弃、非典系列、孙志刚事件等三大报道使南方都市报的声誉达到空前的高度，为我们的厚积薄发增添了新的支撑和足够的信心。我感觉，南方都市报目前面临一个可进可退的关口——进则可以成为一张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大报，退则仍然是一张不容小觑的广东地方性大报。是进是退，当然必须顾忌大的背景以及小的环境，但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中。深度对话版面的设置，是进的尝试，在报纸内容上具有前瞻性和实验性，其最主要的好处就是我们做出了一种姿态，一种胸怀天下、志存高远的姿态。这种姿态，是对南方都市报“办中国最好的报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进一步延伸和丰富。
因为是尝试，我们得到了诸多肯定，也听到了争议和批评。因为是尝试，我们在总体上应该对深度对话持宽容和鼓励的态度，有道理的争议和批评，也可以提醒我们在一段时期内调校相关思路和实践。而无论如何调校，均将对本报影响力的提升产生令人关注的较大价值。〈〈中国记者〉〉杂志注意到本报这一动向，特向本报约稿，陈志华奉命执笔，以下这篇总结是对近三个月来的深度对话版面的系统阐释，相信大家读后有所释疑有所裨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设置甚至强调深度对话版与强化地方性新闻并不矛盾，用程益中的话说，“深度、深刻是鱼肉海鲜，是锦上添花；本地硬新闻是主食，是生活必需品。”地方性新闻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还是将来，甚至永远，都是南方都市报的立命根基，重中之重。除却在新闻版面总量保证以及封面导读一如既往地关注本地新闻外，我们还须在本地新闻资源的拓展、新闻采编的技巧上永不停歇地努力。本地新闻的竞争，才是我们厚积薄发的主战场。
《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思路及实践
长期以来，都市类报纸都给人以这样的感觉：注重新闻的可读性及贴近性。在体裁上，以消息为主，而少通讯；在题材上，以条线新闻及社会新闻为主，而少纵深报道；在采写上，注重渲染而少雕琢；在包装上，强调眼球效应而少沉着大气。短平快、信息量大、组合报道等等，当然是都市报值得坚持的优点，但随之带来的问题便是：写作上的粗糙、对新闻价值的片面理解及对受众而言的快餐式新闻消费。
随着报纸自身的成熟，责任心的加强，对影响力的进一步追求，深度报道作为弥补以上缺失的一种手段，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各地都市报的重视。而《南方都市报》较早地便认识到这一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目前在深度报道方面已确定了一套基本成熟的思路及操作方法。以4月1日正式推出《深度》栏目为计算起点，至6月20日，《南方都市报》80天内共推出深度报道41篇，全部为自采稿，100%的原创及如此高的频度在全国综合性日报中是没有的。而且，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如《孙志刚之死》、《吴敏一辞官下海》、“深圳选举风
波”系列报道等，均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短短两月内，《深度》的品牌已经奠定，文章的品质得以确立，可以说，《南方都市报》在深度报道方面的努力，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在正式展开论述前，首先要厘清的一个概念是：本文（也即《南方都市报》）所指的深度报道与其他报纸所谓的“特稿”有着较大的区别。一般报纸所谓的“特稿”多为较重大的社会新闻，基本无“深度”可言，在态度上多表现为猎奇及炒作，在写作上则比较粗糙，而《南方都市报》的深度报道从一开始就坚决摒弃这类内容，与它们的区别体现在对新闻价值的理解、选题的确定、写作的风格等诸多方面。
1、选题的确定
选题的确定是一篇报道的立足之本，从中也最可看出报纸本身的立场。《南方都市报》目前对选题的一个指导思想是：一切以新闻价值为据。而我们对新闻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它能否推动法治的建设、政治的文明、道德的彰显、社会的进步。
在这样的前提下，可读性不再是我们最重要的追求。也就是说，纯粹的社会新闻、恶性刑事案件不在我们的选择范围，同其他报纸因担心时政类题材生硬而较多回避的态度不同，我们对时政题材尤其是带有创新和争议性的政府举措、时政人物非常重视。最具代表性的是对五月发生在深圳各区人大代表选举中“新鲜事”的报道。从《候选人张贴海报竞选》、《直击南山麻岭直选延期事件》到《独立候选人当选区人大代表》、《“非选民”当选区人大代表》、《选民上书罢免新当选代表》，系列报道就“深圳选举风云”的发生、发展、争议、意义作了充分的展示，戮力推进基层民主的进程。而关于《吉林榆树千余官员带薪下海》、《江西安义“放逐干部”回归之后》的报道，则对现行干部培训机制、官员下海的隐忧等作了深切思考。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辞官下海，就事件本身我们充分剖析，对人物思想我们则配发“对话”给予展示。《安徽试点粮改》则属农村题材，因其对中国粮食购销体制可能起到的革命性变化，我们同样花大力气调查呈现。这些，都可看作《南方都市报》在选题方面不怕“硬”的佐证。
如果是社会新闻，我们更关注事件背后的意义。如《九旬老人死刑风波》，老人为何杀人、如何杀人成为次报道重点，我们对九旬老人判死引发的风波更感兴趣，对人性与法律条文的冲突、对法律本身的反思更加着力；如四川达县《校园系列强奸案背后的隐报瞒报》，我们刻意淡化强奸案的情节、强奸犯的描写，而是质问当事校方出于维护学校声誉而谎报不报的恶劣行径。《专家杀妻偿命还是免死》，探讨的是情与法之间的难题及对死刑制度本身的反思；而《死囚临刑被许与家人合影》，我们关注的则是法律的人性化尝试。
在已发的41篇深度报道中，时政类题材21篇，社会类题材20篇，各占一半，由此可见我们在选题上的多元取向。
同样，以新闻价值为据，作为地方性报纸，《南方都市报》在选题上也早已突破地方局限，而放眼全国（在已推出的深度报道中，省内题材占40%，全国题材占60%）。操作《湖南洪灾五合垸四溃堤》，是想借这个个案拷问目前防洪抗灾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操作《南京“卖”长江二桥》，是想探讨国有资产经营方式，也因为长江大桥、二桥等重大基建项目，一度是国民感情、自信心倾注的焦点，它“东家”更替所引起的人们复杂心态，颇多玩味。操作《海南高考移民遭封堵》，是因为恰逢高考季节，而海南一刀切的做法，用“一种不公
平去限制另一种不公平”，既反映了存在多年的高考移民现象及其中的制度成因，更想籍此反思地方行政举措对“少数人”造成的伤害。至于《黄河水荒》、《民勤移民》、《长江全流域禁渔期的渔民》等，更是不折不扣的全国大题目，按道理似乎都应是全国性报纸及刊物的操作项目，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做，就因为它的“国计民生”，而都市类报纸发展到今天，完全应该有如此襟怀。
当然，我们并非就不谈新闻的地域性了，而是说，在深度报道方面，它也已不再是我们追求的重点。不过，很多问题并非如此决然，有些现象类深度报道，各地发生的事件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我们操作《政府新闻发言人亮相》，京、沪、豫三地在短时间内都推出了政府发言人，其中深层次的背景是群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及政府自身“透明化”的追求，我们将“发言人事件”与广州日前发布的《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联系起来，既在题目广度上有了延伸，深度上有了拓展，在与本地的结合上也有了切入点，是现象类深度报道可以继续尝试的方法。
至于新闻的贴近性，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如《安徽试点粮改》，它看上去与当下都市人的生活相距甚远，然而，第一，“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的热点问题，任何有责任感的都市人都会关注，第二，就其长远的影响来看，它必将影响到所有国人的生活。所以，我们仍然热切关注。当然，即便是深度报道，有些题材仍是可以具备一定服务性的，如“非典”时期，由于这件“天大的事”，做其他新闻很容易被淹没（《孙志刚之死》是个例外），我们就配合时势，借力操作，在动态消息每日播发的同时，推出追踪第一例“非典”病人的《寻找黄杏初》，探究“非典”时期人们非理性心态的《“非典”时期的打狗风波》等报道。结合本省情况，则推出《各省对“疫区”广东旅客的强制隔离措施探讨》、《“非典”让广东交通业蚀晒本》等深度报道，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另外，在常规新闻与深度报道的结合方面，我们亦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在这里，常规新闻对深度报道的选题确定，并不是简单的提供线索的作用，而是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的关系。如最近在广东五华地区爆发的乙脑，每天的常规新闻播发病情的最新数据及防疫情况，而我们的深度报道《五华乙脑流行背后》，则揭开了此次病情的成因——防疫不力，而防疫不力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政府投入不够，由此反思农村卫生医疗体系存在的漏洞。点面结合，里外呈现，尽可能全面深入地揭示事物本质。
2、采编的理念
选题一经确定，接下来就是采访与写作。除了最根本的“真实性”要求外，《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的文风目前已基本形成，那就是“客观”、“平实”、“理性”。
所谓“客观”，是指坚决戒绝记者任何的主观臆测、主观评价，一切让新闻事实本身说话。这一点可以从《孙志刚之死》的写作上得到最好例证。《孙志刚之死》通篇只陈述了两个事实：孙志刚死了，孙志刚是被打死的。发出了两个疑问：孙志刚是被谁打死的？孙志刚该被收容吗？所有的事例都有据为证，所有的说法都自有出处，而隐藏在这些文字背后的真相，记者因为调查程度所限，并没有给出结论。但是，这已足够。记者陈述已知的事实，没有一句关于孙志刚被谁打死的主观臆测，没有一句指证谁是凶手的断言，事实证明，它规避了失实的风险，无懈可击，然而力量不减。
在采访中，我们要求记者尽可能全面地接触到当事各方，尤其是要让处于对立面的两方都有说话的机会，而不是偏听一面之辞。这一点，在批评报道中已作为一条铁的原则得到确立。如《技校生告赢公安局》，涉嫌猥亵的当事男生否认公安指证，当事女生坚持认为受到男生侮辱，而公安局对案件本身的看法及败诉后的反映，都得到了完整充分的表达，是非曲折，读者自有公断。
即便是一些无关大碍的“专家说法”，我们也要求必须有两人以上观点，以免成为“独断”。在一些争议性事件的解析上，正反两方的观点更是缺一不可。
至于场景、细节的呈现，也要求客观真实，避免因小差错而引起人们对整篇报道的疑虑。如普通雨天，绝不为渲染气氛而升格为“倾盆大雨”，如被打人了几拳，绝不滥用“狂殴暴打”等词汇。《孙志刚之死》一文中曾谈到，孙志刚的伤痕只可能是穿着厚厚的衣服或被人用其他物件垫着打伤后留下的。由于其死亡时间在3月下旬，按照人们印象中广州的天气，孙志刚断无可能穿着“厚厚的衣服”，但我们还是故意查找引证了那几天的气象资料，均在17—25度之间，这在保证文章客观的同时，更成为孙志刚非正常死亡的铁证，且隐含着没有发出声音的质问。
“平实”则是我们对深度报道文字上的要求，要求记者的感情不带倾向，或尽可能地不外露。同样以《孙志刚之死》为例，该篇报道文字冼练干净（以开头为例：孙志刚，男，27岁，刚从大学毕业两年„„），通篇白描，几乎没有一句形容词，但由于叙述流畅逻辑清晰，绝无阻障之感，而情感的震撼力却异常强大。
应该说，《孙志刚之死》报道的成功，固然与披露的事件本身惊人有关，但与该文“客观”、“平实”的写作风格所导致的效果亦不可分。与“客观”、“平实”所类似的，“冷静”、“克制”、“内敛”等等，都是《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所提倡的风格，因为我们相信，事实的力量是最强大的，而我们要完成的，只是将事实不添枝加叶、不涂脂抹粉的还原。
当然，“平实”不意味着平淡，而是指一种意在言外的韵味。《孙志刚之死》收尾，“现在孙的家人有点后悔供孙志刚读大学了，‘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就不会死了„„”，也是陈述句，但孙志刚家人的哀惋悲痛却跃然纸上而绵延悠长。
“理性”，是《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追求的另一种重要品质。在写作上它体现为“不唯上、不炒作、不媚俗、重思辩”。坚守公平公正，坚守新闻规律，说易行难，但我们的深度报道坚决规避一切宣传八股。如果有时我们不能说真话，但我们至少要保证自己不说假话。不迎合，不扭曲，在做一些本地的重大时政报道时，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剖析问题，提供思路，冷静的叙述，独立但是负责任的态度”。如在报道广州市珠江新城十年规划现况惨淡时，我们用的题目是《珠江新城十年之痒》，对当初决策上的失误、现存的问题并不避讳，但对它现在修订后的规划依然抱以希望。在社会类题材上，我们的态度是坚决杜绝“哗众取宠”的心态。如果说都市类报纸此前在这方面处理上存在失当的话，深度报道恰是扭转受众这一印象的最好载体。不滥施同情，不偏激冲动，不煽情矫情，不流于平面，在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引发人们理性的思考，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以上追求，也正是文首提到的《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与一般意义上的“特稿”的最大差别所在。
当然，除了这三种基本的品质外，深度报道对谋篇布局、起承转合、切入角度等方面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根据题材的不同，我们对文章开头的经营格外重视。有开门见山的，如《黄河水荒》开篇引用黄河水利委员会一官员的话“黄河今年枯水已成定局，而且是个特枯年”，直接切进主题，简洁明了；有悬疑式的，如《吴敏一辞官下海》开头，“吴敏一是谁？”，从而引起人们对人物本身的好奇及关注；有将文章最尖锐矛盾提至最前，制造紧张气氛的，如《九旬老人死刑风波》起始，说“老人今年88岁，眼下看来，他能否等到自己的90寿辰还是个问题”；当然，在处理一些相对“硬”的题材时，我们更倾向于在开头出现一些可感的人物、一些具体的事件。如《吉林榆树千余官员带薪下海》、《安徽试点粮改》等报道，我们都从具体的下海官员及受益农户的为切入口，从而再引出大的事件和背景。在具体的结构上，有渐次推进“堆积情感”的，如《新疆地震灾情故事》；有倒叙回溯层层剥笋的，如《孙志刚之死》；也有迂回曲折参差多态的，如《长江全流域禁渔期的渔民》。时序、地点转移、主题归并等等，因题材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结构安排方法，内在的逻辑关系是第一位的，首先要把事情讲清楚、讲透彻，然后便是对可读性等方面的要求。至于结尾，盖棺定论也罢，余音绕梁也罢，各有各精彩。
细节的运用在深度报道中也非常重要。好的细节能极大地增加文章的感染力，也是使文章“软”下来的最好方法。深度报道的记者不仅要具备清晰的逻辑能力、透彻的思考能力，同时也要善于捕捉细节、描摹场景，要求是比较高的。
承接以上论述，《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的编辑理念已不言而喻，即对“新闻价值”的追求，对“客观”、“平实”、“理性”写作风格的贯彻。而在具体的操作上，我们基本上采用一篇大稿过的形式，绝少拆分，以求文气的贯通及连续的阅读享受。在标题的制作上，与常规新闻的“直接明了”、“新闻要素基本交代”等要求不同，而类似周刊、周报类的做法，多为“通讯题”，不忌讳出现虚词，如《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个收容站的黑色致富路》、《追问佛山镇长高薪制》等。当然，此处标题的“虚”并非绝对的虚，它首先要担负的还是揭示报道主体新闻事实的作用。
其余如图片的运用、背景资料的链接等，属常规编辑手法，在此不再赘述。
3、运作的流程
目前，《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小组编辑、记者为13人，担负月均发15—16篇深度报道、13—14篇对话稿件（供稿本报另一品牌《对话》，主要为新闻人物专访）的任务，工作量非常之大。
小组实行编辑负责制。选题由编辑搜集及记者报题两方面构成，获通过后记者外出采访，途中与编辑保持联系，通报采访进度及写作想法，编辑反馈意见，至成稿后再提出修改意见。赶时效的可能两至三天就完稿见报，独家或相对静态的五至七天完成，一些特殊题材，如《长江全流域禁渔期的渔民》等，则采编周期长达半月以上。还有如《黄河水荒》等报道，由于需要分头踩点，则两名记者配合采访写作。一般一篇报道须打磨多次，二稿、三稿为常见。
管理上则相对灵活，广、深两地记者部，驻京记者站均有记者属于深度报道小组，协调基本无碍。
在版面安排上，《南方都市报》将《深度》版安排得相当靠前，在封面、时评、重点（即其他报纸的封二要闻版）之后，置于本地新闻之前，由此可见重视程度。而且，刊发时间基本固定，周一至周五间基本可保证三至四篇。这样的安排出于几方面的考虑，一是想强势地推出和塑造一个《深度》的品牌，二是固定一个阵地，能让深度报道的记者、编辑尽快成熟起来，三是通过这种方式，能让受众短时间内强烈地感受到报纸在报道方面的变化、新闻理念的转型，使报纸“主流大报”的形象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强化。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是明显的，尤其在高端读者那获得的赞誉是比较广泛的。
4、日报操作深度报道的优劣势
作为综合性日报，操作深度报道，在下面几个方面有着周报、周刊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1、时效性。周报是七天一期，新闻周刊更有印刷、发行方面的掣肘，而日报的优势在此将凸显。众所周知，新闻首发权的重要。同一个选题，可能周报、周刊也采访了，但由于出报、出刊周期的影响，不能及时面世，而作为日报，可以随时调整版面安排隔天见报。这是日报操作深度报道最天然也是最重大的优势。将全国所有周报、周刊也纳入竞争对手行列，是《南方都市报》的策略。事实上，目前《南方都市报》的很多深度报道，绝不逊于很多新闻周刊的封面文章。以2月份吕日周卸任长治时我们刊发的《吕日周这个人》为例（这可视作我们在正式推出《深度》栏目前的一次练兵）：七个整版的篇幅，两万字文章，主打文章《山西硬汉铸就吕氏风格》，关注长治独树一帜的舆论监督的《猫和老鼠的故事》，记者与吕日周的长篇对话《父亲是我为官的榜样》，配发记者手记、时评及两个“吕日周泪洒长治”的图片专版。这样的操作方式已完全突破日报的局限，厚度及力度均可与新闻周刊的封面文章相比。
2、采访资源。在本地新闻领域，由于日报都有条线资源，更容易先期获得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在采访中，由于人脉关系，也更容易接触到政府各部门。深度报道记者在这方面可获得本部门各条线、各领域记者的帮助。
当然，日报与周报、周刊相比，也存在着一定的劣势。
1、记者的培养。由于周报、周刊长期以来的运作方式，他们的记者在深度报道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而日报的人员体制决定了，这目前还不是它的强项。在这样的情况下，报社就有必要提供一种政策，从版面安排上促进记者的尽快成长，从内部评价上给予记者鼓励，从分配机制上调动记者的积极性。政策改变人，记者培养的问题相信短时间内就可得到解决。
2、读者的阅读期待。订报的群体及读者的阅读期待，决定了一部分人在一开始对都市类报纸出现的“大文章”不太适应。此外，一份周报读者可以读上好几天，而日报的阅读寿命相对较短，这也决定了有些报道被读者错漏的可能。不过，某种意义而言，读者的阅读习惯是培养出来的，随着日报深度报道自身的质量及品牌的成熟，这一问题也将获得很好的解决。
5、日报强化深度报道的意义
都市报为何要重视深度报道，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前所述，这既是与时俱进的要求，也是出于报纸自身发展的考虑，它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都市报理念的调整，品位的提升，严肃、负责任的“主流大报”的形象确立。都市报发展至今，显然已不满足市场上的优胜地位，它开始考虑自身报格的完善、影响力的扩展，而深度报道是改写受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对都市报的“小报”印象、提高报纸的公信力和美誉度的比较好的方式。
2、赋予都市报乃至中国所有综合性日报更多的承担。如前所述，由于日报在操作深度报道上的时效优势，它完全有能力和责任全面介入到与其他周报、新闻周刊的竞争，从而释放人们眼中对日报播发“动态消息”观念的羁绊，完成日报外延的拓展、内涵的深入，赋予日报在新闻竞争中的无限可能性。
3、丰富日报的新闻品种。都市报新闻的“短平快”既是优点，另一方面却又往往被人诟病。而深度报道的推出可以从新闻品种的多元化上解决这一问题。短消息有，长通讯有，家长里短有，“重头文章”也有，给读者多样的选择，也完善报纸的产品样式。
4、在采编上的示范价值、在带动其他记者写作质量上的样板作用。通过对深度报道特殊写作要求的倡导，在报社内部形成一种精益求精、注重遣词造句篇章结构的氛围，从而影响到其他记者的采写态度，提高整个报社的写作水平，将对写作的讲究拓展到所有动态消息的采写上，改变粗糙的采编作风，改变新闻八股习气。
5、培养自己的名编名记。一家报社的人才构成是非常重要的，名编名记也是报社最大的资源。给编辑记者一个更易发挥、更易出成绩、员工更易获得事业成就感的舞台，深度报道比较合适。
不仅是从报社发展而言，为了更实在地介入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了更强有力地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政治文明、社会进步，深度报道责无旁贷，都市报责无旁贷！
《南方都市报》如何做深度报道 来自董哲的博客
今年1月4日，我在“A叠英雄会”的发言中，预计南方都市报A叠将在下半年厚积薄发。令人欣慰的是，随后出现的讨论深圳是否被抛弃、非典系列、孙志刚事件等三大报道使南方都市报的声誉达到空前的高度，为我们的厚积薄发增添了新的支撑和足够的信心。我感觉，南方都市报目前面临一个可进可退的关口——进则可以成为一张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大报，退则仍然是一张不容小觑的广东地方性大报。是进是退，当然必须顾忌大的背景以及小的环境，但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中。深度对话版面的设置，是进的尝试，在报纸内容上具有前瞻性和实验性，其最主要的好处就是我们做出了一种姿态，一种胸怀天下、志存高远的姿态。这种姿态，是对南方都市报“办中国最好的报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进一步延伸和丰富。
因为是尝试，我们得到了诸多肯定，也听到了争议和批评。因为是尝试，我们在总体上应该对深度对话持宽容和鼓励的态度，有道理的争议和批评，也可以提醒我们在一段时期内调校相关思路和实践。而无论如何调校，均将对本报影响力的提升产生令人关注的较大价值。〈〈中国记者〉〉杂志注意到本报这一动向，特向本报约稿，陈志华奉命执笔，以下这篇总结是对近三个月来的深度对话版面的系统阐释，相信大家读后有所释疑有所裨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设置甚至强调深度对话版与强化地方性新闻并不矛盾，用程益中的话说，“深度、深刻是鱼肉海鲜，是锦上添花；本地硬新闻是主食，是生活必需品。”地方性新闻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还是将来，甚至永远，都是南方都市报的立命根基，重中之重。除却在新闻版面总量保证以及封面导读一如既往地关注本地新闻外，我们还须在本地新闻资源的拓展、新闻采编的技巧上永不停歇地努力。本地新闻的竞争，才是我们厚积薄发的主战场。
《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思路及实践
长期以来，都市类报纸都给人以这样的感觉：注重新闻的可读性及贴近性。在体裁上，以消息为主，而少通讯；在题材上，以条线新闻及社会新闻为主，而少纵深报道；在采写上，注重渲染而少雕琢；在包装上，强调眼球效应而少沉着大气。短平快、信息量大、组合报道等等，当然是都市报值得坚持的优点，但随之带来的问题便是：写作上的粗糙、对新闻价值的片面理解及对受众而言的快餐式新闻消费。
随着报纸自身的成熟，责任心的加强，对影响力的进一步追求，深度报道作为弥补以上缺失的一种手段，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各地都市报的重视。而《南方都市报》较早地便认识到这一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目前在深度报道方面已确定了一套基本成熟的思路及操作方法。以4月1日正式推出《深度》栏目为计算起点，至6月20日，《南方都市报》80天内共推出深度报道41篇，全部为自采稿，100%的原创及如此高的频度在全国综合性日报中是没有的。而且，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如《孙志刚之死》、《吴敏一辞官下海》、“深圳选举风
波”系列报道等，均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短短两月内，《深度》的品牌已经奠定，文章的品质得以确立，可以说，《南方都市报》在深度报道方面的努力，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在正式展开论述前，首先要厘清的一个概念是：本文（也即《南方都市报》）所指的深度报道与其他报纸所谓的“特稿”有着较大的区别。一般报纸所谓的“特稿”多为较重大的社会新闻，基本无“深度”可言，在态度上多表现为猎奇及炒作，在写作上则比较粗糙，而《南方都市报》的深度报道从一开始就坚决摒弃这类内容，与它们的区别体现在对新闻价值的理解、选题的确定、写作的风格等诸多方面。
1、选题的确定
选题的确定是一篇报道的立足之本，从中也最可看出报纸本身的立场。《南方都市报》目前对选题的一个指导思想是：一切以新闻价值为据。而我们对新闻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它能否推动法治的建设、政治的文明、道德的彰显、社会的进步。
在这样的前提下，可读性不再是我们最重要的追求。也就是说，纯粹的社会新闻、恶性刑事案件不在我们的选择范围，同其他报纸因担心时政类题材生硬而较多回避的态度不同，我们对时政题材尤其是带有创新和争议性的政府举措、时政人物非常重视。最具代表性的是对五月发生在深圳各区人大代表选举中“新鲜事”的报道。从《候选人张贴海报竞选》、《直击南山麻岭直选延期事件》到《独立候选人当选区人大代表》、《“非选民”当选区人大代表》、《选民上书罢免新当选代表》，系列报道就“深圳选举风云”的发生、发展、争议、意义作了充分的展示，戮力推进基层民主的进程。而关于《吉林榆树千余官员带薪下海》、《江西安义“放逐干部”回归之后》的报道，则对现行干部培训机制、官员下海的隐忧等作了深切思考。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辞官下海，就事件本身我们充分剖析，对人物思想我们则配发“对话”给予展示。《安徽试点粮改》则属农村题材，因其对中国粮食购销体制可能起到的革命性变化，我们同样花大力气调查呈现。这些，都可看作《南方都市报》在选题方面不怕“硬”的佐证。
如果是社会新闻，我们更关注事件背后的意义。如《九旬老人死刑风波》，老人为何杀人、如何杀人成为次报道重点，我们对九旬老人判死引发的风波更感兴趣，对人性与法律条文的冲突、对法律本身的反思更加着力；如四川达县《校园系列强奸案背后的隐报瞒报》，我们刻意淡化强奸案的情节、强奸犯的描写，而是质问当事校方出于维护学校声誉而谎报不报的恶劣行径。《专家杀妻偿命还是免死》，探讨的是情与法之间的难题及对死刑制度本身的反思；而《死囚临刑被许与家人合影》，我们关注的则是法律的人性化尝试。
在已发的41篇深度报道中，时政类题材21篇，社会类题材20篇，各占一半，由此可见我们在选题上的多元取向。
同样，以新闻价值为据，作为地方性报纸，《南方都市报》在选题上也早已突破地方局限，而放眼全国（在已推出的深度报道中，省内题材占40%，全国题材占60%）。操作《湖南洪灾五合垸四溃堤》，是想借这个个案拷问目前防洪抗灾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操作《南京“卖”长江二桥》，是想探讨国有资产经营方式，也因为长江大桥、二桥等重大基建项目，一度是国民感情、自信心倾注的焦点，它“东家”更替所引起的人们复杂心态，颇多玩味。操作《海南高考移民遭封堵》，是因为恰逢高考季节，而海南一刀切的做法，用“一种不公
平去限制另一种不公平”，既反映了存在多年的高考移民现象及其中的制度成因，更想籍此反思地方行政举措对“少数人”造成的伤害。至于《黄河水荒》、《民勤移民》、《长江全流域禁渔期的渔民》等，更是不折不扣的全国大题目，按道理似乎都应是全国性报纸及刊物的操作项目，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做，就因为它的“国计民生”，而都市类报纸发展到今天，完全应该有如此襟怀。
当然，我们并非就不谈新闻的地域性了，而是说，在深度报道方面，它也已不再是我们追求的重点。不过，很多问题并非如此决然，有些现象类深度报道，各地发生的事件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我们操作《政府新闻发言人亮相》，京、沪、豫三地在短时间内都推出了政府发言人，其中深层次的背景是群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及政府自身“透明化”的追求，我们将“发言人事件”与广州日前发布的《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联系起来，既在题目广度上有了延伸，深度上有了拓展，在与本地的结合上也有了切入点，是现象类深度报道可以继续尝试的方法。
至于新闻的贴近性，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如《安徽试点粮改》，它看上去与当下都市人的生活相距甚远，然而，第一，“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的热点问题，任何有责任感的都市人都会关注，第二，就其长远的影响来看，它必将影响到所有国人的生活。所以，我们仍然热切关注。当然，即便是深度报道，有些题材仍是可以具备一定服务性的，如“非典”时期，由于这件“天大的事”，做其他新闻很容易被淹没（《孙志刚之死》是个例外），我们就配合时势，借力操作，在动态消息每日播发的同时，推出追踪第一例“非典”病人的《寻找黄杏初》，探究“非典”时期人们非理性心态的《“非典”时期的打狗风波》等报道。结合本省情况，则推出《各省对“疫区”广东旅客的强制隔离措施探讨》、《“非典”让广东交通业蚀晒本》等深度报道，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另外，在常规新闻与深度报道的结合方面，我们亦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在这里，常规新闻对深度报道的选题确定，并不是简单的提供线索的作用，而是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的关系。如最近在广东五华地区爆发的乙脑，每天的常规新闻播发病情的最新数据及防疫情况，而我们的深度报道《五华乙脑流行背后》，则揭开了此次病情的成因——防疫不力，而防疫不力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政府投入不够，由此反思农村卫生医疗体系存在的漏洞。点面结合，里外呈现，尽可能全面深入地揭示事物本质。
2、采编的理念
选题一经确定，接下来就是采访与写作。除了最根本的“真实性”要求外，《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的文风目前已基本形成，那就是“客观”、“平实”、“理性”。
所谓“客观”，是指坚决戒绝记者任何的主观臆测、主观评价，一切让新闻事实本身说话。这一点可以从《孙志刚之死》的写作上得到最好例证。《孙志刚之死》通篇只陈述了两个事实：孙志刚死了，孙志刚是被打死的。发出了两个疑问：孙志刚是被谁打死的？孙志刚该被收容吗？所有的事例都有据为证，所有的说法都自有出处，而隐藏在这些文字背后的真相，记者因为调查程度所限，并没有给出结论。但是，这已足够。记者陈述已知的事实，没有一句关于孙志刚被谁打死的主观臆测，没有一句指证谁是凶手的断言，事实证明，它规避了失实的风险，无懈可击，然而力量不减。
在采访中，我们要求记者尽可能全面地接触到当事各方，尤其是要让处于对立面的两方都有说话的机会，而不是偏听一面之辞。这一点，在批评报道中已作为一条铁的原则得到确立。如《技校生告赢公安局》，涉嫌猥亵的当事男生否认公安指证，当事女生坚持认为受到男生侮辱，而公安局对案件本身的看法及败诉后的反映，都得到了完整充分的表达，是非曲折，读者自有公断。
即便是一些无关大碍的“专家说法”，我们也要求必须有两人以上观点，以免成为“独断”。在一些争议性事件的解析上，正反两方的观点更是缺一不可。
至于场景、细节的呈现，也要求客观真实，避免因小差错而引起人们对整篇报道的疑虑。如普通雨天，绝不为渲染气氛而升格为“倾盆大雨”，如被打人了几拳，绝不滥用“狂殴暴打”等词汇。《孙志刚之死》一文中曾谈到，孙志刚的伤痕只可能是穿着厚厚的衣服或被人用其他物件垫着打伤后留下的。由于其死亡时间在3月下旬，按照人们印象中广州的天气，孙志刚断无可能穿着“厚厚的衣服”，但我们还是故意查找引证了那几天的气象资料，均在17—25度之间，这在保证文章客观的同时，更成为孙志刚非正常死亡的铁证，且隐含着没有发出声音的质问。
“平实”则是我们对深度报道文字上的要求，要求记者的感情不带倾向，或尽可能地不外露。同样以《孙志刚之死》为例，该篇报道文字冼练干净（以开头为例：孙志刚，男，27岁，刚从大学毕业两年„„），通篇白描，几乎没有一句形容词，但由于叙述流畅逻辑清晰，绝无阻障之感，而情感的震撼力却异常强大。
应该说，《孙志刚之死》报道的成功，固然与披露的事件本身惊人有关，但与该文“客观”、“平实”的写作风格所导致的效果亦不可分。与“客观”、“平实”所类似的，“冷静”、“克制”、“内敛”等等，都是《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所提倡的风格，因为我们相信，事实的力量是最强大的，而我们要完成的，只是将事实不添枝加叶、不涂脂抹粉的还原。
当然，“平实”不意味着平淡，而是指一种意在言外的韵味。《孙志刚之死》收尾，“现在孙的家人有点后悔供孙志刚读大学了，‘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就不会死了„„”，也是陈述句，但孙志刚家人的哀惋悲痛却跃然纸上而绵延悠长。
“理性”，是《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追求的另一种重要品质。在写作上它体现为“不唯上、不炒作、不媚俗、重思辩”。坚守公平公正，坚守新闻规律，说易行难，但我们的深度报道坚决规避一切宣传八股。如果有时我们不能说真话，但我们至少要保证自己不说假话。不迎合，不扭曲，在做一些本地的重大时政报道时，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剖析问题，提供思路，冷静的叙述，独立但是负责任的态度”。如在报道广州市珠江新城十年规划现况惨淡时，我们用的题目是《珠江新城十年之痒》，对当初决策上的失误、现存的问题并不避讳，但对它现在修订后的规划依然抱以希望。在社会类题材上，我们的态度是坚决杜绝“哗众取宠”的心态。如果说都市类报纸此前在这方面处理上存在失当的话，深度报道恰是扭转受众这一印象的最好载体。不滥施同情，不偏激冲动，不煽情矫情，不流于平面，在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引发人们理性的思考，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以上追求，也正是文首提到的《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与一般意义上的“特稿”的最大差别所在。
当然，除了这三种基本的品质外，深度报道对谋篇布局、起承转合、切入角度等方面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根据题材的不同，我们对文章开头的经营格外重视。有开门见山的，如《黄河水荒》开篇引用黄河水利委员会一官员的话“黄河今年枯水已成定局，而且是个特枯年”，直接切进主题，简洁明了；有悬疑式的，如《吴敏一辞官下海》开头，“吴敏一是谁？”，从而引起人们对人物本身的好奇及关注；有将文章最尖锐矛盾提至最前，制造紧张气氛的，如《九旬老人死刑风波》起始，说“老人今年88岁，眼下看来，他能否等到自己的90寿辰还是个问题”；当然，在处理一些相对“硬”的题材时，我们更倾向于在开头出现一些可感的人物、一些具体的事件。如《吉林榆树千余官员带薪下海》、《安徽试点粮改》等报道，我们都从具体的下海官员及受益农户的为切入口，从而再引出大的事件和背景。在具体的结构上，有渐次推进“堆积情感”的，如《新疆地震灾情故事》；有倒叙回溯层层剥笋的，如《孙志刚之死》；也有迂回曲折参差多态的，如《长江全流域禁渔期的渔民》。时序、地点转移、主题归并等等，因题材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结构安排方法，内在的逻辑关系是第一位的，首先要把事情讲清楚、讲透彻，然后便是对可读性等方面的要求。至于结尾，盖棺定论也罢，余音绕梁也罢，各有各精彩。
细节的运用在深度报道中也非常重要。好的细节能极大地增加文章的感染力，也是使文章“软”下来的最好方法。深度报道的记者不仅要具备清晰的逻辑能力、透彻的思考能力，同时也要善于捕捉细节、描摹场景，要求是比较高的。
承接以上论述，《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的编辑理念已不言而喻，即对“新闻价值”的追求，对“客观”、“平实”、“理性”写作风格的贯彻。而在具体的操作上，我们基本上采用一篇大稿过的形式，绝少拆分，以求文气的贯通及连续的阅读享受。在标题的制作上，与常规新闻的“直接明了”、“新闻要素基本交代”等要求不同，而类似周刊、周报类的做法，多为“通讯题”，不忌讳出现虚词，如《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个收容站的黑色致富路》、《追问佛山镇长高薪制》等。当然，此处标题的“虚”并非绝对的虚，它首先要担负的还是揭示报道主体新闻事实的作用。
其余如图片的运用、背景资料的链接等，属常规编辑手法，在此不再赘述。
3、运作的流程
目前，《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小组编辑、记者为13人，担负月均发15—16篇深度报道、13—14篇对话稿件（供稿本报另一品牌《对话》，主要为新闻人物专访）的任务，工作量非常之大。
小组实行编辑负责制。选题由编辑搜集及记者报题两方面构成，获通过后记者外出采访，途中与编辑保持联系，通报采访进度及写作想法，编辑反馈意见，至成稿后再提出修改意见。赶时效的可能两至三天就完稿见报，独家或相对静态的五至七天完成，一些特殊题材，如《长江全流域禁渔期的渔民》等，则采编周期长达半月以上。还有如《黄河水荒》等报道，由于需要分头踩点，则两名记者配合采访写作。一般一篇报道须打磨多次，二稿、三稿为常见。
管理上则相对灵活，广、深两地记者部，驻京记者站均有记者属于深度报道小组，协调基本无碍。
在版面安排上，《南方都市报》将《深度》版安排得相当靠前，在封面、时评、重点（即其他报纸的封二要闻版）之后，置于本地新闻之前，由此可见重视程度。而且，刊发时间基本固定，周一至周五间基本可保证三至四篇。这样的安排出于几方面的考虑，一是想强势地推出和塑造一个《深度》的品牌，二是固定一个阵地，能让深度报道的记者、编辑尽快成熟起来，三是通过这种方式，能让受众短时间内强烈地感受到报纸在报道方面的变化、新闻理念的转型，使报纸“主流大报”的形象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强化。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是明显的，尤其在高端读者那获得的赞誉是比较广泛的。
4、日报操作深度报道的优劣势
作为综合性日报，操作深度报道，在下面几个方面有着周报、周刊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1、时效性。周报是七天一期，新闻周刊更有印刷、发行方面的掣肘，而日报的优势在此将凸显。众所周知，新闻首发权的重要。同一个选题，可能周报、周刊也采访了，但由于出报、出刊周期的影响，不能及时面世，而作为日报，可以随时调整版面安排隔天见报。这是日报操作深度报道最天然也是最重大的优势。将全国所有周报、周刊也纳入竞争对手行列，是《南方都市报》的策略。事实上，目前《南方都市报》的很多深度报道，绝不逊于很多新闻周刊的封面文章。以2月份吕日周卸任长治时我们刊发的《吕日周这个人》为例（这可视作我们在正式推出《深度》栏目前的一次练兵）：七个整版的篇幅，两万字文章，主打文章《山西硬汉铸就吕氏风格》，关注长治独树一帜的舆论监督的《猫和老鼠的故事》，记者与吕日周的长篇对话《父亲是我为官的榜样》，配发记者手记、时评及两个“吕日周泪洒长治”的图片专版。这样的操作方式已完全突破日报的局限，厚度及力度均可与新闻周刊的封面文章相比。
2、采访资源。在本地新闻领域，由于日报都有条线资源，更容易先期获得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在采访中，由于人脉关系，也更容易接触到政府各部门。深度报道记者在这方面可获得本部门各条线、各领域记者的帮助。
当然，日报与周报、周刊相比，也存在着一定的劣势。
1、记者的培养。由于周报、周刊长期以来的运作方式，他们的记者在深度报道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而日报的人员体制决定了，这目前还不是它的强项。在这样的情况下，报社就有必要提供一种政策，从版面安排上促进记者的尽快成长，从内部评价上给予记者鼓励，从分配机制上调动记者的积极性。政策改变人，记者培养的问题相信短时间内就可得到解决。
2、读者的阅读期待。订报的群体及读者的阅读期待，决定了一部分人在一开始对都市类报纸出现的“大文章”不太适应。此外，一份周报读者可以读上好几天，而日报的阅读寿命相对较短，这也决定了有些报道被读者错漏的可能。不过，某种意义而言，读者的阅读习惯是培养出来的，随着日报深度报道自身的质量及品牌的成熟，这一问题也将获得很好的解决。
5、日报强化深度报道的意义
都市报为何要重视深度报道，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前所述，这既是与时俱进的要求，也是出于报纸自身发展的考虑，它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都市报理念的调整，品位的提升，严肃、负责任的“主流大报”的形象确立。都市报发展至今，显然已不满足市场上的优胜地位，它开始考虑自身报格的完善、影响力的扩展，而深度报道是改写受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对都市报的“小报”印象、提高报纸的公信力和美誉度的比较好的方式。
2、赋予都市报乃至中国所有综合性日报更多的承担。如前所述，由于日报在操作深度报道上的时效优势，它完全有能力和责任全面介入到与其他周报、新闻周刊的竞争，从而释放人们眼中对日报播发“动态消息”观念的羁绊，完成日报外延的拓展、内涵的深入，赋予日报在新闻竞争中的无限可能性。
3、丰富日报的新闻品种。都市报新闻的“短平快”既是优点，另一方面却又往往被人诟病。而深度报道的推出可以从新闻品种的多元化上解决这一问题。短消息有，长通讯有，家长里短有，“重头文章”也有，给读者多样的选择，也完善报纸的产品样式。
4、在采编上的示范价值、在带动其他记者写作质量上的样板作用。通过对深度报道特殊写作要求的倡导，在报社内部形成一种精益求精、注重遣词造句篇章结构的氛围，从而影响到其他记者的采写态度，提高整个报社的写作水平，将对写作的讲究拓展到所有动态消息的采写上，改变粗糙的采编作风，改变新闻八股习气。
5、培养自己的名编名记。一家报社的人才构成是非常重要的，名编名记也是报社最大的资源。给编辑记者一个更易发挥、更易出成绩、员工更易获得事业成就感的舞台，深度报道比较合适。
不仅是从报社发展而言，为了更实在地介入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了更强有力地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政治文明、社会进步，深度报道责无旁贷，都市报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