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经》有无慈善思想 老子所著《道德经》中有十分有名的一章，文中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第5章，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引老子文皆出自王弼注本，见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刍狗”，即结草为狗，是祭祀中使用的象征物而已。橐龠，即风箱，因为虚空通畅，能运气生风，功用不竭。这里老子两次提及“不仁”，似乎有违常情，常常受到诟病。其实，《老子》第5章旨在辨析人为的仁爱和合乎自然的慈爱之间的区别。老子反对刻薄寡恩，但又反对刻意而为、夹带私意、有偏袒的仁爱。为了纠正偏失，他倡导能超越人情偏颇的、不厚此薄彼的公正的慈爱。这样的慈爱类似自然运化，可以免除挟功自重，而且施与越多自己得到的也越多。从老子完整的思想体系看，第5章别有深意。 通行本《道德经》第67章便明白无误地宣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这里，“我”指代合乎道的统治者。章中直接将“慈”视为凝聚民心、克敌制胜、保卫国家、巩固统治的珍宝。所谓“天将救之，以慈卫之”，断然申明了“慈”是立国之本，治国纲领，而且这是来源于天道的启示。这些足以印证老子对慈爱作为核心政治价值观的赞赏和坚持。 应该说，《道德经》中明显含有深刻的慈爱思想。老子以“慈”为宝，以慈为善德，这是老子的慈善思想。不过，从直接的表述形式看，其慈善思想归属于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带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这些思想主要是用来奉劝统治者慈爱人民，它以统治者为主体，强调统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慈善，而慈善的对象是百姓。慈爱首先应该是政治行为，政治慈善是政治的根本价值观之一。只是因为，政治慈善总有限度，所以才需要社会慈善来补充。尽管如此，社会慈善归根结蒂是政治慈爱的发用，政治慈善和社会慈善不存在绝对的鸿沟。现代社会体制将慈善划归社会管理部门，使慈善看起来与政治有了本质的区别。实质上并非如此，有人以为慈爱是政府分外的事情，那就本末倒置了。 二、老子慈善观的要点 什么是“慈”？《礼记·大学》说：“为人父，止于慈”。可以看出，“慈”的字义是指“上爱下”，虽然是爱，但是本来属于垂直的爱，如父母之爱子女，这种爱是人世间最无私和真诚的爱。从《道德经》出发，可以将老子的慈善思想概括为以下几点： 其一，“圣人不积”（第81章），即统治者以民为先，以民为重，不以财富、权势聚敛为尚，而以辅助人民纯朴安定为乐。统治者要知道自己的依赖所在，统治者能够凭藉的不是财富权势，而是人民的拥戴，“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第39章）。“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第22章）”，天下福利属于人民，统治者是天下公道和美德的守护者，职责在于抱道执一，建立法式，确定规则，维护正当价值，而不是与人民争名逐利。圣明的统治者很慷慨地付出，借以成就万物和生民，用老子的话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第81章）。 其二，“损有余而补不足”。圣人是“有道者”，奉行道的准则，救贫扶弱，解厄除害，反对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不公平，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第77章）。如果简单地概括，老子慈善观的内容就是要统治者按照大道的精神无私地慈爱人民，而这不但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反而是顺从大道的法则做应做的份内事，人民享有的属于他们应得的。 老子何以提出这样的慈善观？其理论基础何在？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其慈善观正是从效法大道及其“自然”本质而得出的。 第一，慈爱人民是统治者的天职，这是根据大道的责任性而来的。老子认为，“道”是有生命力的母体，能够创造，万物是道的产物；“道”不仅生成万物，而且让万物在复归中不断完善，让人类通过保持本真、复归本性而维护健康生成，让宇宙整体通过万物的复归而得以正常运转和进化。大道像尽责的母亲一样，永恒无私地瞻顾着、拥抱着万物。圣人或统治者也应该这样，统治者应该时刻以百姓为自己的天职，或者说，统治是且仅仅是为了人民，正如荀子所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 第二，道生成万物却不主宰万物，展示出极大的包容性、超脱性、慷慨性和公正无私性。“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51章），道生成万物，德畜养万物，抚育万物，使它们长成，保护它们，但是不据为己有，不自恃有功，不凌驾于万物之上，也就是说大道深沉而伟大，与偏狭的人道相反，具有相当的超越性和极大的包容性。统治者为什么不可居功坐大？因为一切来自于自然，本来无功可据，庄子讲过一个故事，齐国人挖井解渴，井水出来了，他们却围着井打成一团，原来是为了争功（《庄子·列御寇》），这是滑稽可笑的，因为井水来自于大自然，真正的功劳属于大自然，人有多大的功劳？怎么能颠倒主次，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因此，统治者应该取之于自然，还之于自然；取之于民，还之于民。道在万物实现过程中包含的一个作用就是，保持万物自然存在，否则万物相害，渊源也就堵塞不通了。统治者的存在是为了慈爱百姓，否则政治也会堵塞不通。 大道是公正无私的，“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第77章），人道有自己的弊病，人类社会常常有剥夺、压迫和失衡现象，统治者理应效法大道，维护人间的公正。大道也是最慷慨的，而且越慷慨越长久，“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第5章），“不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7章），根据大道，统治者应该节制过剩、奢华和安乐无度的生活（“去甚、去奢、去泰”，第29章），广泽百姓，藏富于民，老子认为给予人民越多则国家越昌盛，统治越稳定越健康长久。况且，财富权势毕竟是变化无常的社会现象，没有不变的归属，所谓“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第9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第44章），既然金玉难守，多藏必厚亡，统治者还不如跳出这样的陷阱，与人民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按照老子的意思，财富来自人民，属于天下，理当还之于天下，藏富于民是保存财富的最好办法。 三、慈善德行的规范 老子的慈善思想来源于道的规定，直接形态是政治伦理，也可以推广为社会思想。问题是慈善行为的社会化本身究竟有什么样的规范？谁有资格慈善？应该如何慈善？ 老子明确地主张，“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第77章），这就是说，慈善的完成需要能行慈爱的必要条件。施与者自身必须得到合乎“道”的规定。 首先，慈善应该是辅助自然，而不是干涉自然。“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第42章），万物有自己的存在特性和价值属性，人类有偏私的破坏或维护反而会适得其反，清醒的统治者不会干出名日爱民实足以害民的事情。慈善需要执行“无为”的法则，“无为”具有更大的创造力，在老子看来，“无为”顺从自然而为，不妨碍天功，是以最小的人为换取最大的功效，所谓“无为而无不为”（第48章）。 其次，慈善的行为不能著迹。老子提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8章），本章要求人们要善于做慈善，最高的慈善应该像“水”一样，水性柔弱不争，利物而不争胜、不害物。做慈善的人需要掌握时机，心地诚恳，做到恰到好处，不贻害他人，尤其不能邀集名利。 再次，不偏不党，一视同仁。老子说，“人之不善，何弃之有”（第62章）？这就是说，对那些不善的人，怎么能弃之不顾呢？不管是天然的不善，还是社会带来的不善，还是自身的不善，既然是慈善，就要一视同仁。老子又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第27章），“圣人”要善于救济人，善于拯救物，不要放弃任何人和物。那些不善的人，在老子看来正是善人慈爱拯救的对象。 其四，老子善于慈善的思想和儒家所讲的仁爱思想明显不同。儒家讲的“仁”，字源上本来出于恻隐之心性，但是在孔子那里被转换为平行对等的仁爱。这样一转化，“仁”成了互惠的施报关系，最后容易流于恩恩报报、善善恶恶的纠结。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并公开反对“以德报怨”（《论语·宪问》）。这样的仁爱精神没有老子慈爱的精神广博超迈。 最后一点是泽及万物。老子的慈善超出了人类社会的范围。在老子的世界观中，人没有突出的精华价值或优势地位，万物各有其固有的价值，它们组成了价值多样性和平等性的世界，而“道”像天地一样覆载无私。老子指出了人之道的缺陷，为了张扬天之道，他不惜否决某些贪婪的自我意识。对于人类的意见和价值分歧，老子主张用“玄同”（第56章）的态度看待之。《庄子·大宗师》里面说，“大冶”（隐喻造化者）在无心无为的铸造过程中偶然造出了具有人的形状的一物，它马上叫嚷自己是“人啊”，庄子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意在否定人有所谓优越于万物的价值。庄子以为万物的质料都是气，腐朽和神奇总是处在相互转化之中，从根本上看，“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种万物平等的思想为纯粹而普遍的慈善思想扫清了关键障碍。 在中国文化中，慈爱万物的情感不断得到理性自觉的论证，是一种盛传不衰的理想，庄子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张载说“民我同胞，物我与也”（《西铭》），就是写照。老子开启的万物平等和慈爱万物的思想后来在道教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太上感应篇》是典型的例证。该篇说要“慈心于物”，“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将对非人类生命的慈爱包括到慈善伦理中来。 结语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政治只要公正就够了，这是不够的。公正有两个缺点：其一是它维护着某些适当的差异，而适当的差异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这样的公正很难完全现实化。其二，公正在制度化时，像法律一样，带有明显的保守性，在立法和制度没有调整以前，只能遵循惯例，因而无法凭自身就能满足一个高度变动的社会的需求。 我们今天的社会显然不只是有了公正或民主就够了，政治文明需要珍视公正，但是又要同等地珍视比仁爱更为超越的慈爱。仅有公正是不够的，好的政治必定是至慈至爱的。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邮编710069）
一、《道德经》有无慈善思想 老子所著《道德经》中有十分有名的一章，文中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第5章，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引老子文皆出自王弼注本，见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刍狗”，即结草为狗，是祭祀中使用的象征物而已。橐龠，即风箱，因为虚空通畅，能运气生风，功用不竭。这里老子两次提及“不仁”，似乎有违常情，常常受到诟病。其实，《老子》第5章旨在辨析人为的仁爱和合乎自然的慈爱之间的区别。老子反对刻薄寡恩，但又反对刻意而为、夹带私意、有偏袒的仁爱。为了纠正偏失，他倡导能超越人情偏颇的、不厚此薄彼的公正的慈爱。这样的慈爱类似自然运化，可以免除挟功自重，而且施与越多自己得到的也越多。从老子完整的思想体系看，第5章别有深意。 通行本《道德经》第67章便明白无误地宣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这里，“我”指代合乎道的统治者。章中直接将“慈”视为凝聚民心、克敌制胜、保卫国家、巩固统治的珍宝。所谓“天将救之，以慈卫之”，断然申明了“慈”是立国之本，治国纲领，而且这是来源于天道的启示。这些足以印证老子对慈爱作为核心政治价值观的赞赏和坚持。 应该说，《道德经》中明显含有深刻的慈爱思想。老子以“慈”为宝，以慈为善德，这是老子的慈善思想。不过，从直接的表述形式看，其慈善思想归属于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带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这些思想主要是用来奉劝统治者慈爱人民，它以统治者为主体，强调统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慈善，而慈善的对象是百姓。慈爱首先应该是政治行为，政治慈善是政治的根本价值观之一。只是因为，政治慈善总有限度，所以才需要社会慈善来补充。尽管如此，社会慈善归根结蒂是政治慈爱的发用，政治慈善和社会慈善不存在绝对的鸿沟。现代社会体制将慈善划归社会管理部门，使慈善看起来与政治有了本质的区别。实质上并非如此，有人以为慈爱是政府分外的事情，那就本末倒置了。 二、老子慈善观的要点 什么是“慈”？《礼记·大学》说：“为人父，止于慈”。可以看出，“慈”的字义是指“上爱下”，虽然是爱，但是本来属于垂直的爱，如父母之爱子女，这种爱是人世间最无私和真诚的爱。从《道德经》出发，可以将老子的慈善思想概括为以下几点： 其一，“圣人不积”（第81章），即统治者以民为先，以民为重，不以财富、权势聚敛为尚，而以辅助人民纯朴安定为乐。统治者要知道自己的依赖所在，统治者能够凭藉的不是财富权势，而是人民的拥戴，“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第39章）。“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第22章）”，天下福利属于人民，统治者是天下公道和美德的守护者，职责在于抱道执一，建立法式，确定规则，维护正当价值，而不是与人民争名逐利。圣明的统治者很慷慨地付出，借以成就万物和生民，用老子的话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第81章）。 其二，“损有余而补不足”。圣人是“有道者”，奉行道的准则，救贫扶弱，解厄除害，反对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不公平，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第77章）。如果简单地概括，老子慈善观的内容就是要统治者按照大道的精神无私地慈爱人民，而这不但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反而是顺从大道的法则做应做的份内事，人民享有的属于他们应得的。 老子何以提出这样的慈善观？其理论基础何在？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其慈善观正是从效法大道及其“自然”本质而得出的。 第一，慈爱人民是统治者的天职，这是根据大道的责任性而来的。老子认为，“道”是有生命力的母体，能够创造，万物是道的产物；“道”不仅生成万物，而且让万物在复归中不断完善，让人类通过保持本真、复归本性而维护健康生成，让宇宙整体通过万物的复归而得以正常运转和进化。大道像尽责的母亲一样，永恒无私地瞻顾着、拥抱着万物。圣人或统治者也应该这样，统治者应该时刻以百姓为自己的天职，或者说，统治是且仅仅是为了人民，正如荀子所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 第二，道生成万物却不主宰万物，展示出极大的包容性、超脱性、慷慨性和公正无私性。“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51章），道生成万物，德畜养万物，抚育万物，使它们长成，保护它们，但是不据为己有，不自恃有功，不凌驾于万物之上，也就是说大道深沉而伟大，与偏狭的人道相反，具有相当的超越性和极大的包容性。统治者为什么不可居功坐大？因为一切来自于自然，本来无功可据，庄子讲过一个故事，齐国人挖井解渴，井水出来了，他们却围着井打成一团，原来是为了争功（《庄子·列御寇》），这是滑稽可笑的，因为井水来自于大自然，真正的功劳属于大自然，人有多大的功劳？怎么能颠倒主次，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因此，统治者应该取之于自然，还之于自然；取之于民，还之于民。道在万物实现过程中包含的一个作用就是，保持万物自然存在，否则万物相害，渊源也就堵塞不通了。统治者的存在是为了慈爱百姓，否则政治也会堵塞不通。 大道是公正无私的，“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第77章），人道有自己的弊病，人类社会常常有剥夺、压迫和失衡现象，统治者理应效法大道，维护人间的公正。大道也是最慷慨的，而且越慷慨越长久，“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第5章），“不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7章），根据大道，统治者应该节制过剩、奢华和安乐无度的生活（“去甚、去奢、去泰”，第29章），广泽百姓，藏富于民，老子认为给予人民越多则国家越昌盛，统治越稳定越健康长久。况且，财富权势毕竟是变化无常的社会现象，没有不变的归属，所谓“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第9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第44章），既然金玉难守，多藏必厚亡，统治者还不如跳出这样的陷阱，与人民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按照老子的意思，财富来自人民，属于天下，理当还之于天下，藏富于民是保存财富的最好办法。 三、慈善德行的规范 老子的慈善思想来源于道的规定，直接形态是政治伦理，也可以推广为社会思想。问题是慈善行为的社会化本身究竟有什么样的规范？谁有资格慈善？应该如何慈善？ 老子明确地主张，“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第77章），这就是说，慈善的完成需要能行慈爱的必要条件。施与者自身必须得到合乎“道”的规定。 首先，慈善应该是辅助自然，而不是干涉自然。“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第42章），万物有自己的存在特性和价值属性，人类有偏私的破坏或维护反而会适得其反，清醒的统治者不会干出名日爱民实足以害民的事情。慈善需要执行“无为”的法则，“无为”具有更大的创造力，在老子看来，“无为”顺从自然而为，不妨碍天功，是以最小的人为换取最大的功效，所谓“无为而无不为”（第48章）。 其次，慈善的行为不能著迹。老子提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8章），本章要求人们要善于做慈善，最高的慈善应该像“水”一样，水性柔弱不争，利物而不争胜、不害物。做慈善的人需要掌握时机，心地诚恳，做到恰到好处，不贻害他人，尤其不能邀集名利。 再次，不偏不党，一视同仁。老子说，“人之不善，何弃之有”（第62章）？这就是说，对那些不善的人，怎么能弃之不顾呢？不管是天然的不善，还是社会带来的不善，还是自身的不善，既然是慈善，就要一视同仁。老子又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第27章），“圣人”要善于救济人，善于拯救物，不要放弃任何人和物。那些不善的人，在老子看来正是善人慈爱拯救的对象。 其四，老子善于慈善的思想和儒家所讲的仁爱思想明显不同。儒家讲的“仁”，字源上本来出于恻隐之心性，但是在孔子那里被转换为平行对等的仁爱。这样一转化，“仁”成了互惠的施报关系，最后容易流于恩恩报报、善善恶恶的纠结。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并公开反对“以德报怨”（《论语·宪问》）。这样的仁爱精神没有老子慈爱的精神广博超迈。 最后一点是泽及万物。老子的慈善超出了人类社会的范围。在老子的世界观中，人没有突出的精华价值或优势地位，万物各有其固有的价值，它们组成了价值多样性和平等性的世界，而“道”像天地一样覆载无私。老子指出了人之道的缺陷，为了张扬天之道，他不惜否决某些贪婪的自我意识。对于人类的意见和价值分歧，老子主张用“玄同”（第56章）的态度看待之。《庄子·大宗师》里面说，“大冶”（隐喻造化者）在无心无为的铸造过程中偶然造出了具有人的形状的一物，它马上叫嚷自己是“人啊”，庄子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意在否定人有所谓优越于万物的价值。庄子以为万物的质料都是气，腐朽和神奇总是处在相互转化之中，从根本上看，“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种万物平等的思想为纯粹而普遍的慈善思想扫清了关键障碍。 在中国文化中，慈爱万物的情感不断得到理性自觉的论证，是一种盛传不衰的理想，庄子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张载说“民我同胞，物我与也”（《西铭》），就是写照。老子开启的万物平等和慈爱万物的思想后来在道教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太上感应篇》是典型的例证。该篇说要“慈心于物”，“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将对非人类生命的慈爱包括到慈善伦理中来。 结语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政治只要公正就够了，这是不够的。公正有两个缺点：其一是它维护着某些适当的差异，而适当的差异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这样的公正很难完全现实化。其二，公正在制度化时，像法律一样，带有明显的保守性，在立法和制度没有调整以前，只能遵循惯例，因而无法凭自身就能满足一个高度变动的社会的需求。 我们今天的社会显然不只是有了公正或民主就够了，政治文明需要珍视公正，但是又要同等地珍视比仁爱更为超越的慈爱。仅有公正是不够的，好的政治必定是至慈至爱的。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邮编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