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读台湾学者魏子云、刘广定二位先生刊登在今年三月第一期《红楼》杂志上的大作《〈春柳堂诗稿〉中的曹雪芹》、《〈春柳堂诗稿〉的作者问题试探》之前，我还真想不到会有人提出曹雪芹有两个：一个是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叶、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另一个则是迟至十九世纪的同名文人曹雪芹。据说，“此一问题，早已有人论及”。大概是因为新说提出时，影响不太大，我又孤陋寡闻，没有注意到。但读过魏、刘二先生的文章，觉得这确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推究的问题，应认真对待，所以又重新把《春柳堂诗稿》再细读了一遍，经反复思考，现提出自己的初步想法，请魏、刘二先生和红学界的朋友们批评指正。
一、《春柳堂诗稿》作者张宜泉与兴廉是否同一个人？
《春柳堂诗稿》作者张宜泉除了与兴廉字的字相同以外（这是杨钟羲视二者为一人、将《诗稿》归于兴廉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两人的生平事历（兴廉的生平事历全据刘广定先生大作所引资料），实差异甚大，非同为一人可以解说得通的，现列举二者之不同处若干点如下：
（一）《春柳堂诗稿）作者宜泉先生本姓张，未闻兴廉有张姓。关于这一点刘广定先生有解说：“虽其孙名‘张介卿’，但‘宜泉’本人不必有张姓”，他推测张介卿也是旗人，“只是已冠了汉姓”，还说《雪桥诗话》作者杨钟羲，原名钟广，后始冠姓易今名，其祖上并不姓杨。“因此，《春柳堂诗稿》的作者‘宜泉’可能也是‘内务府汉军’，不一定有‘张’姓。”
诚然，《诗稿》只署“宜泉先生著”，二序一跋也同此称呼，但他确实姓“张”，并非到了孙辈才冠以汉姓的。这一点有他自己的诗可作证，其《见冷公舍壁夏先生诗，字极工，及会其人，亦复大雅，归后寄题有作》诗云：
四壁龙蛇四壁诗，读来方叹兴淋漓。
君非姓卜文何著（原注：“昔卜子夏以文学著。”），我若名颠字亦奇（原注：“昔张旭颠以善书称。”）。
张宜泉素仰杜甫，诗中多次提及，其律诗也明显受杜律的影响。杜甫《题张氏隐居二首》诗有“杜酒偏劳劝，张梨不外求”一联，就借姓氏跟主人笑谑。古造酒者是杜康，今饮酒者是杜甫；昔潘岳《闲居赋》有“张公大谷之梨”语，今主人恰为张氏，故顾宸云：“酒本出于杜，故云‘偏劳劝’；梨自出于张，故云‘不外求’。”很能表现杜甫的幽默机智和用事之妙。上引宜泉诗三、四句亦仿此。意谓先生虽姓夏，但不是姓卜的卜子夏，为什么文章（即诗）能写得如此好呢？而书法亦奇妙极了，简直就象唐代大书法家张旭。张旭好饮，酒后“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人称“张颠”。此用“我若名颠”，隐指张旭，则宜泉岂非本来就姓张，所以我以为他是汉人，不是旗人。
（二）兴廉是铁岭（今属辽宁）人，而张宜泉象是世代都居住北京或京郊的。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称“岁乙卯（咸丰五年1855），道出邵武（今属福建），铁岭宜泉司马兴廉觞余丞廨??”，应是其老家或先人在铁岭。张宜泉的祖坟应在京畿通州（今北京市东面的通县）一带，他有《先 祭扫》诗云：“年中携爱子，日正到先 。”可知去扫墓非长途跋涉。又有《通州道上》诗云：“未熟东来路，沿村问去程。”可知这条路以前也来过，只是“未熟”而已。最明显的是《赴张家湾寻访曾祖柩》诗，诗云：“宗柩遗萧寺，高僧不可寻。特留三月宿，要觅百年音。枯骨风前土，空基月下阴。知情非有处，徒抱问津心。”连张宜泉百年前的曾祖的灵柩也存放在通州张家湾（我怀疑他本就是张家湾人，地亦张姓，或非偶然）的寺院内，这哪里象是从东北辽宁迁来的外来户。在当时大概未必有今天追踪曹雪芹五代祖以上籍贯的那种爱好，倘若世代在北京的张宜泉就是兴廉，旁人是否会以“铁岭宜泉司马兴廉”相称，似乎也大成问题。
（三）张宜泉是乾隆时人，而兴廉是嘉庆至同治间人。张宜泉生活在乾隆年间的证据，除了他有四首标明与“曹雪芹”、“曹芹溪”或“芹溪居士”有交谊的诗外，最重要的当然是《春柳堂诗稿自序》中那段有年代记载的话：想昔丁丑礼部试，我皇上钦定乡会小考，增试五言排律八韵，一时握管拈毫之士，皆鼓吹休明，和声以鸣国家之盛者，未易更仆数??予以风雨一编??是诚恐负圣天子作人至意与詹、李二夫子谆谆教诲耳。
钦定乡试增五言排律在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已是不争的史实；“我皇上”、“圣天子”都只能是对当今皇帝的称呼，到嘉庆、道光年间人已不能再这样称呼“先帝”了，这也是常识；还有不标朝代的干支，一般都用于自己所处那一甲子（60年）内或相近的年份，除了已成专用名词的如“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等以外。道理很简单，简化而又不致相混也。比如我们今天说79年或98年，那就一定是指1979年或1998年，决不可能是指上个世纪的1879或1898年。张宜泉是乾隆人，所以他说乾隆丁丑，可以只说“丁丑”；兴廉中举的前二年是嘉庆丁丑（1817），倘若《诗稿》是他编的，既早已经历嘉庆丁丑，要再提更早一甲子的乾隆丁丑的事，这“乾隆”二字是决不可省略的。既不用“乾隆”字样，则“诗稿”非兴廉之书明矣。
再看《自序》所述，作者对“一时握管拈毫之士”应礼部赋诗“以鸣国家之盛”（乾隆，盛世也）的情况知之甚悉。因为自己的处境与“列大雅之林者”迥然不同，倘若“身不离牖下而徒唧唧作草虫响，鲜不为方家所嗤”，所以“虽流离颠沛，未尝忘和平庄雅、法律精严之功”，这实在是怕有负于圣天子的至意以及两位业师的教诲，非敢“窃附大雅之林”也。这不正是他身处同一乾隆时代所说的话又是什么？
《诗稿》中“五言近体”的第一首《暮春郊游四首，次仰山韵》中的“仰山”，也极可能是指汪廷榜，汪廷榜就是乾隆举人，字自占，号仰山，安徽黟县人，官至旌德训辅，著有《仰山文集》。
（四）兴廉一生中许多时间都在江南度过，而张宜泉自幼至老足迹极少离开北京一带。从刘广定先生查到的资料看，兴廉从道光二十四年（1844）任福建光泽县知县起，到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八（1866年1月24日）病逝于台湾鹿港同知任上止，至少有二十多年时间，都在闽、台做官。那么他青壮年时在哪里呢？也象张宜泉那样长住北京一带吗？不是的。兴廉《金缕曲》词云：“人生难得休官早。忆华年、吴山楚水，恣情游眺。”可见他年青时在“吴山楚水”的江南，还着实宦游过不少地方哩。而《春柳堂诗稿》作者可称得上远行的唯一诗题只是《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天台山，在浙江。想是从当时的运河南下的。因无其它诗作可证此行，故推测其历时也不会太久。值得注意的是他南下还是与亲友们作伴同行的，此行为了何事，已无从知道，但并非仕途奔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也合不上兴廉词中的那些话。
（五）兴廉中过举，宦海浮沉多年，曾率兵勇平过“乱”，南下闽台还有姬妾陪伴；张宜泉无功名家业，一门屡遭不幸，勉强靠教馆课徒糊口，直到老来发稀齿缺，仍坎坷贫穷。兴廉的生平事历，因所据资料不足，尚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如从他中举的嘉庆二十四年（1819）到现已查到的任福建光泽县令的道光二十四年（1844）之间，有25年还情况不明，以至刘广定先生揣测他是在中举后相隔25年，已50多岁，编完了《春柳堂诗稿》之后，才派官为光泽县令的。我以为这不大可能。兴廉词有“人生难得休官早”句，细加玩味，是表示对历时已久的官宦生活的厌倦，从而向往起泉石烟霞的闲逸生活来了。倘他中举后真的等待了25年，饱尝了“奔走求生计”的生活困苦之后才得官，那他该嗟叹“为官晚”才是啊，怎么反而因为未能早些休官隐退而感慨呢？所以我认为只是我们还没有查到他中举后的为官经历而已，同时我还认为任光泽县令之前，很可能曾在“吴山楚水”一带为官，所以才有“恣情游眺”的机会。还是那首《金缕曲》词说：半世名场酣战罢，赢得诗囊画稿。又携个、素心同调。海上更无苏叔党，只朝云、长伴东坡老。看问字，凤雏小。”词意谓，自己在名争利夺的官场中混了半世，也没有混出个名堂来，除增添了若干诗词画作以外。此次来到南海闽台为官，也未能象当年南贬的苏轼有个儿子随行，只携了个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小姬妾作伴，就象东坡身边总是带着个不断向他“问字”学书的娇小的侍妾朝云一样。苏轼之子苏过，字叔党，轼连年谪贬，苏过均随行。又苏轼官钱塘时，纳妓朝云为妾，初不识字，后从轼学书，并略闻佛理。轼贬惠州，数妾均辞去，独朝云相随南迁。你看，官场纷争而外，寄情词笔丹青；宦游无人相随，携个小妾为伴，何等风流潇洒！这哪里有半点象那个自嗟“一馆由来绊此身”的《春柳堂诗稿》作者。
张宜泉的境况，只须在《春柳堂诗稿》内摘句若干，便可见其大概：
蛛丝牵幕细，鼠迹印床疏。
零落囊中句，纵横架上书。
----《自嘲》
缅想儿孤日，悲含舞勺时。
过庭情尚在，易箦泪犹滋。
自注：予甫十三岁即失怙。
----《题家大兄内室壁四首》之一
家给萧条甚，吾生感慨初。
----同上之四
牢落何时了？年来意未安。
不知新病瘦，只讶旧衣宽。
况味浑尝胆，流光易跳丸。
诗裁两眼泪，滴滴血成团。
----《感遇二首》之一
顾养惭无力，竭诚事已淹。
志心何可问，口体尚难兼。
----同上之二
余徙居无赡，故以舌耕糊口，
其人之所患者，有不得而避焉。
----《闲兴四首》之一原注
无钱偏好饮，有子不疗饥。
----同上之二
馀泪含双眼，亡家剩一身。
----《分居叹》
不获家门幸，重重祸痘疮。
才舍娇女泪，又割爱儿肠。
----《哭子女并丧》
原注：余生二女一子，因出痘仅存一焉。
苍僻人非俗，家贫意倍宽。
----《遣怀》之一
我室无长物，萧然四壁尘。
终朝磨砚铁，誓作闭关人。
----同上之二
讵期君殁后，立地已无锥。
孤女偏殇痘，生妻又去帷。
----《抚先兄墓自悼》
笑改从前象，山妻病可知。
瘦容争岛魅，脱发误庵尼。
----《见老妻病起作》
奔走求生计，沦埋 巧谋。
----《哭洪九兄》
天命知还未，嗟跎五十春。
服官惭计拙，衣帛愧家贫。
----《五十自警》
幸得饥寒免，游闲了一生。
----《笑答诸亲友》
改尽当年发，缺多此日牙。
----《除夕》
一馆由来绊此身，漫劳车马驻行尘。
清风绕舍空啼鸟，积雨填门不见人。
----《在馆遥阻叶肯堂到家枉访》
一贫谁说竟难忘，淡泊家风处士常。
惟有簟瓢多乐事，菜根细嚼更馨香。
----《拨闷》
愁颜憔悴多休镜，病发稀疏不满梳。
----《四时闲兴》之二
柴米只争终日贵，人家益较去年穷。
----同上之四
云封萱草留孤叶（原注：余少孤，赖母扶育成人，亦不幸早逝。），
雨打荆花坠冷枝（原注：言兄旋继亦逝。）。
往事既成秦失鹿（原注：言家业无存。），
浮名应付楚弓遗（原注：言功名未就。）。
----同上之五
傲骨那堪同菊瘦，壮心岂肯共匏安！
交情反覆真难问，况味辛酸未易餐。
----同上之六
心思不教穷愁累，人世当存品格高。
----同上之七
蓬门镇日掩苍苔，家给萧条绝往来。
梁燕有情还顾主，砌花无恙尚依埃。
----《遣怀》
凡此种种，均可见淡于利禄、乐于贫贱、格高骨傲之张宜泉与半生酣战名利场、“懒去红尘寻旧梦，都为邯郸睡饱（按：邯郸梦即黄梁梦也”，（《金缕曲》）之兴廉绝不是同一个人。
（六）两人对诗词体裁各有专工，风格也截然不同；兴廉还工画，知鉴识，精音律，张宜泉大概不会有这些本领。有关兴廉文学创作成就的所有记述文字，都一律提到他的词创作，并且也只限于说词创作，从未见提及他能写诗（当然不妨推想他“应亦能为诗”，但终究只是推想），除了说“有《春柳堂诗稿》”外，看来，他对写词有专长是没有疑问的了。张宜泉的情况恰巧与之相反，未见他写过词，虽说，既称《诗稿》，不一定收录词，但如果他真的就是那位以写词闻名的兴廉，又为何在声称“知先生大名”、“心仪已久”的《诗稿》二序一跋中竟无一语提及？提及的只有“诗”或“诗古文”。其自序中也无一星半点能词的暗示，反倒是强调为不辜负“圣天子”特为增试排律的至意，未敢稍忘“和平庄雅、法律精严之功”，因而连古风、歌行、绝句等体裁都一概不写，只作包括排律在内的律诗一体。如此把自己局限在专写律诗的狭窄体裁范围内（看来他教馆课徒的目的性相当实用和明确）的张宜泉，说他也可能填词，没有证据，我实在不敢揣想。
再看他们诗词的截然不同风格，也不全都由体裁不同所致。兴廉词无论是发仕途牢骚、抒游览兴会，或咏物题画，都用事灵巧，运笔流畅，格调婉丽，措辞典雅，且总有一种跌宕洒脱风度，纯是一位填词作曲的老手。张宜泉的诗，多写自己清贫窘迫的生活及恬淡闲远的志趣，凄苦中仍有自在之致；且能以俗情作妙语，露一片活泼泼生机，如描摹两小儿争苹果之状的“怒叫容皆白，急争眼尽红”（《书禧儿与弟争食苹果以此示之》）之类。又学老杜而时能得其神，集中亦不乏笔横意奇、格老气苍之作。故替《诗稿》作跋的济澄称其诗云：“语虽和平而意则沉挚；气归静而笔实横轶；其一种冲淡之致，如不食烟火人语。”总之，两人都各有自己不同的环境背景、生活态度、学问修养、人格精神等等在内，只要不存偏见，是不难区分的。
兴廉善画，名气不在填词之下，其词亦甚多题画之作；而张宜泉无题画诗，也不谈绘画，除了说他“善画”的友人曹雪芹的居处是“门外山川供绘画”外。他自己不能画，这不奇怪，毕竟要学粉墨丹青得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和馀暇。同样，兴廉能鉴别书画收藏品之真赝、精通丝竹昆腔之宫商，而未见张宜泉亦能此，也是同样的道理。
二、《春柳堂诗稿》中的曹雪芹是否《红楼梦》作者？
对此节标题提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此曹雪芹即彼曹雪芹。魏子云先生的答案与我相反：《春柳堂诗稿》中的曹雪芹不是作小说《红楼梦》的曹雪芹。刘广定先生似乎也持类似的看法，只是没有说得太肯定，是作为疑问提出来的。他说：《春柳堂诗稿》“未能确定其写作时代究竟是不是‘乾隆年代’，及未能确定诗中‘曹雪芹’、‘曹芹溪’与‘芹溪居士’究竟是不是同一人之前”，最好不要轻易“下某种结论”。
其实，从作者自序中已完全可以确定《诗稿》只能写作于乾隆时代，这一点已如上一节所述。我们还可以反过来推断，只要能确定诗中的曹雪芹就是《红楼梦》作者，这疑问也就自然解决了。现在，我们不妨暂且把那些写曹雪芹的诗撇在一边，等一会儿再谈，先来讨论一下两个、甚至两个以上同姓名、字号的人（刘先生说：“‘曹雪芹’与‘芹溪居士’似非同一人，”“‘曹芹溪’与‘芹溪居士’是否为同一人亦有可疑处。”）存在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蔺相如与司马相如、谢安石（安）与王安石、杜子美（甫）与苏子美（舜钦）、辛弃疾与柳弃疾（亚子）、厉鹗、高鹗与刘鹗，皆名或字同而姓不同者；即如名或字称宜泉的，除张宜泉、铁岭宜泉司马兴廉外，我知道的还有个翁树培，他的字也叫宜泉，是乾隆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乃大名鼎鼎的翁方纲的儿子，也都是姓氏不同的。姓名全同的就少得多了，未闻司马迁、陶渊明、白居易或关汉卿还有第二个。当然，有还是有的，那得看姓和名是否常见、容易跟他人相重。《团结报》前总编辑王奇告诉我，叫“王奇”的人，他所知道的已有六个，如果用电脑去查全国户口登记的姓名，同名人一定还要多得多。尽管如此，也还有个概率（可能性大小的量）问题，如姓和名都是大姓和起名用常用字的重复概率比小姓和起名用非常用字的要大；单名重复概率一般比双名要大等等。“曹雪芹”三字相连的重复概率是极少的，所以在魏、刘二先生提出之前，还未听说过可能有两个曹雪芹。就算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吧，就算重复概率有千分之一吧，那么他们的字号“芹溪”又相同，其重复概率更是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至多至多也不会超过千万分之一、亿万分之一了。那么，如果说其名曰“瞮”又相同呢？并与其祖上、父辈如“玺”“寅”“宣”“顺”“颀”“??”“ ”等都用单名又一致呢？其重复概率可以说等于零，也就是说绝无可能性。试想，如果有某本书上提到一位名白居易的，还说他字叫乐天，自号香山居士，而现在有人因为对那本书的作者存在这样那样的疑问，就说书上的白居易不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而是另一个同名人，你以为这可能吗？何况相同处还不止曹雪芹的名字号，还有居住在北京西郊的地点相同、周围有碧水青山的自然环境相同，为人放达又好饮酒的习性相同，能文能诗“爱将笔墨逞风流”的文字修养相同，擅长绘画的技艺本领相同，没有活到五十岁就夭亡的寿命相同等等，如果说天下竟存在着这样两个什么都相同的克隆人，那就只能认为是天方夜谭了。
曹雪芹有“芹溪”之字号，非仅见于《春柳堂诗稿》，《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的脂评中早已提到，如“‘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第13回回末总评）目前尚有争议的“靖藏本”（我尚不信其全出于伪造）也有“前批知者寥寥，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的批语（第22回）。再说“曹瞮”之名，也不是仅见于《诗稿》诗注的，敦诚的《四松堂集》卷一中就有诗，题曰《寄怀曹雪芹瞮》，这“瞮”字就是敦诚原注。据此，曹雪芹就是曹瞮，就是芹溪，这还有什么疑问呢？古人有的字号很多，有多至十几个的。别人述说时提这个，未提那个是太平常不过的事，一点也不足为怪。如敦敏《懋斋诗钞》有诗，题作《芹圃曹君瞮别来已一载馀矣》这“瞮”字也是原注；又《四松堂集》抄本诗集卷上也有诗，题作《赠曹芹圃》原注“即雪芹”，则让我们多知道一个曹雪芹的字号“芹圃”。《春柳堂诗稿》中虽未提此字号，却也多出一个“字梦阮”来，有人以为此“字”该改作“号”，还有人以为此非字号，应是“斋号”。无论是字、号或斋号，它属于曹雪芹也是可信的。敦敏、敦诚及其友人们的诗句中，就是常以阮籍来比曹雪芹的，如“步兵白眼向人斜”（敦诚《赠曹雪芹》）“一醉 白眼斜”（敦敏《赠芹圃》）“狂于阮步兵”（《荇庄过草堂命酒联句》松堂句，并注曰：“亦谓芹圃”）等等。
现在我们再就《春柳堂诗稿》中有关曹雪芹的几首诗来看看魏、刘二位先生说这个曹雪芹并非《红楼梦》作者的理由能否成立。
怀曹芹溪
似历三秋阔，同君一别时。
怀人空有梦，见面尚无期。
扫径张筵久，封书畀雁迟。
何当常聚会，促膝话新诗。
魏先生说：“友朋间之怀别耳。”这话没错，张宜泉与曹雪芹是朋友呀，诗也确实是写怀别的，且可看出他们的友情很深。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头吗？看不出来。诗中所怀念之人符合曹雪芹工诗且好谈论诗的特点，故诗后有评云：“情致缠绵，深得暮云春梅之意。”评语“梅”字当是“树”字的草书行讹（《春柳堂诗稿》）错字不少，如“访戴舟”讹作“访载舟”，“园蔬”讹作“园疏”，“立本”讹作“本立”等等）；“暮云春树”，用杜甫诗意，其《春日忆李白》诗：“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宜泉诗与杜诗同一机杼，故有“深得”之评。《红楼梦》中有香菱跟黛玉学诗、说诗，以及宝钗、宝琴、宝玉等做诗、说诗情节，看来也是有生活基础的。从“见面尚无期”看，可能雪芹有一段较长离京的时间（或以为是他南下了），正可与敦敏“芹圃曹君瞮别来已一载余矣”的话相印证，这是它的资料价值。毕竟诗有无资料价值、写得是好是坏，和诗所怀念之人是否《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也并非一码事。
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
君诗曾未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
碑暗定知含雨色，墙颓可见补云阴。
蝉鸣荒径遥相唤，蛩唱空厨近自寻。
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
魏先生云：“更是诗家唱和的家常便饭。”家常便饭就对了，难道因为与之唱和的人是伟大的曹雪芹，就非满汉全席不可？诗除首联仍说雪芹善诗外，题目与诗句还都提到了他所居住的“西郊”，这就与敦诚诗中“蓟门落日”“日望西山”等等完全对上了榫。北京西郊多寺庙，关心民俗地理的老北京，还可以报出一串寺庙名来，又与诗中所写相合。若谓前后有两个曹雪芹都住在这里，岂不怪哉！诗的尾联“寂寞西郊人到罕”云云，与敦敏《访曹雪芹不值》诗“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虽作意不同，而幽僻荒凉的环境又何其相似。若谓此雪芹非彼雪芹，其谁信之？
题芹溪居士
姓曹名 ，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
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
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
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
借问古来谁得似？野心应被白云留。
魏先生云：“虽有‘爱将笔墨逞风流’诗句，怎的未在注中说曹瞮还著有《红楼梦》也耶？” 现在有些大学教师急于解决教授职称问题，而自己的科研成果又不多，不突出，担心评议通不过，就把尚未完工交付出版的书稿，甚至油印讲义、手写零星的讲稿等都装订起来，冠以书名，填在申请表里，交上去凑数。曹雪芹当然不会申请高级职称，张宜泉也没有帮他这个忙的必要，有什么理由要把雪芹长期交在脂砚、畸笏等人手里在陆续加批、誊清的小说手稿的书名也在自己的诗中注明，公布出来呢？
我在长期接触《红楼梦》几种早期抄本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看法：自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后，曹雪芹自己就再也没有披阅增删过他已基本上写完了的小说手稿（所谓“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是在这之前的事）。因为底本迟于甲戌本的本子诸如己卯本、庚辰本，在故事情节上与甲戌本并没有任何重大的差异或增减，只是在字句上有不少改动的异文。有些可以明显看出是不明白或误解了作者原意而自以为是改动的；有改错了的，也有改坏了的；即使有些地方乍一看似乎改得还不错（如宝玉在太虚幻境中惊梦一段），细加推究，仍可发现有违背作者原意的地方（我有专文论此，参见《蔡义江论红楼梦》402页《宝玉惊梦的两种文字》）。凡此种种，如果曹雪芹再检阅、修改一遍，是不会让它存在的。他生前或逝世后数年内，外界还未必能读到小说抄本。倒是脂评圈子里的人、跟怡亲王府关系密切的人及有关诸宗室有可能先读到，比如象跟敦诚、永忠等都常有往来的富察氏明我斋明义。爱新觉罗·永忠（号 仙）也与敦氏兄弟很熟，却未能结识雪芹，直到雪芹去世后才从敦氏兄弟的叔父墨香（名额尔赫宜）那里读到《红楼梦》。永忠的堂叔瑶华（名弘 ）直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亦即雪芹死后四年，还在说“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又，当脂砚斋等人还在誊清雪芹的手稿时，有人要先睹为快，便借走了80回以后的《狱神庙慰宝玉》、《花袭人有始有终》等五、六稿，谁知这一借就把这部分稿子给弄丢了，再也没有寻找回来。（见庚辰本第20回畸笏叟眉批）有过这次教训，以后再有人想要借阅稿本，怕是更难了吧。所以我以为最大的可能是：张宜泉当时虽知道曹雪芹在写一部名叫《红楼梦》或《石头记》的、与其家世有关的小说，但不知其何时能完成传世，也未必已读到过手稿（即便读过残稿，也不会有多大差别）。这种情况与一部已刊行问世、造成社会影响的著作是不同的。他作诗的简注时，只说“其人工诗善画”是最最真实可信的，若添上一句“著有《红楼梦》”，倒会令人产生疑惑了。
此诗比前两首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就更多了。除雪芹的名与字外，善于绘画、爱“逞风流”的写作个性特点、结庐于西郊、环境的幽静与风景的优美等等，尤其是后半首，它表明雪芹可能放弃过一次入宫供职的谋生机会而宁愿继续过他那种自由自在的野民生活的一段有待探索的史事。如此等等，若轻易否定它的真实性，实无助于红学研究的深入。
伤芹溪居士
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
谢草池边晓露香，怀人不见泪成行。
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
琴裹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 。
多情再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
魏先生云：“伤吊时，也不提《红楼梦》著作，显然地，此名曹瞮之曹芹溪，非小说《红楼梦》之曹雪芹，明矣！”刘先生云：“（诗注）则似与诗的内容毫无关系。既未及‘素性放达’，又未言‘好饮’，更无与‘善诗画’相关的描述。甚是奇特。”
伤吊时不提《红楼梦》著作，怎么就可以断定伤吊的对象不是写小说《红楼梦》的曹雪芹呢？敦诚有《挽曹雪芹》诗两首（若加上前一首的改稿，则有三首），提到过《红楼梦》吗？敦敏有《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诗，提到过《红楼梦》吗？他们不仅在伤吊时不提，遍捡兄弟俩写的十余首有关曹雪芹的诗、再加上那些杂记、书札中涉及到曹雪芹的文字，谁又能找出“红楼梦”三个字来呢？这该不会忘记吧？敦诚等所说的曹雪芹，有原注“其先祖（曹）寅”字样（见敦诚《寄怀曹雪芹瞮》诗注），总不能再怀疑他不是那个写《红楼梦》的曹雪芹了吧？那么，为什么容许敦氏兄弟不提而唯独对张宜泉作如此要求呢？所以道理是完全说不通的。
历史雾障往往让我们看不清过去发生事情的真情，其原因还不全在资料的缺乏，而很重要的还在于观念上的差异。曹雪芹距我们不过二百几十年时间，可社会的客观环境已起了多么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又随之而起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今天的年青人追逐那些大牌的歌唱明星，被他们给迷住了，梦中也倾慕不已，可是在从前，一个卖唱的又算得了什么！今天我们称之为戏剧艺术大师、表演艺术家、演员的，在从前被称作优伶或叫作戏子。相声，在今天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也有相声语言大师、相声艺术家、相声演员之称，可就在半个世纪之前，他们还只能在街头巷尾卖艺而上不了正规舞台，被社会所瞧不起，我的家乡宁波一带，对他们还有个蔑称，叫“小热昏”。今天的小说家享受很高的荣誉，为优秀作品颁发各种奖项，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谁不知鲁迅写了《阿Q正传》、茅盾写了《子夜》、巴金写了《家》《春》《秋》呢？讲话写文章都感情化的蒋和森先生甚至说，中国可以没有万里长城，也不能没有《红楼梦》。这些都是现代人的思维。可是二百多年前的情况，却完全不是如此。人们可以称赞某人诗文写得好，能琴、棋、书、画，却很少见在正式述介某人事历时，说他还写小说。倘若曹雪芹不是如此潦倒，生前还刊行过《芹圃诗钞》《芹溪居士文集》之类书的话，倒肯定会提到的；这跟写通俗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在清乾、嘉以后，写小说的人很快就增多了，但受封建正统观念的支配，社会上仍轻视小说创作，认为是落魄文人所为，不足以登上文学的大雅殿堂。因而小说作者也大多不愿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代之以某个别号，犹今天之用笔名。这只须看看继《红楼梦》之后的一大批续书就清楚了，有几个是署真姓名的？逍遥子《后红楼梦》、兰皋居士《绮楼重梦》、小和山樵《红楼复梦》、海圃主人《续红楼梦》、梦梦先生《红楼圆梦》、归锄子《红楼梦补》、 ??山樵《补红楼梦》、花月痴人《红楼幻梦》、西湖散人（又署作云槎外史）《红楼梦影》等等，无不如此。
所以，曹雪芹虚构小说是石头所记的故事，除了对所写的种种有所顾忌外，当亦包含有上述这一层因素在。但他又不甘心自己十年辛苦的成果埋没于后世，故又把自己说成是“披阅增删”者。脂砚斋忍不住揭穿了他“蒙蔽”人的手法，说“作者之笔狡猾之甚”。不料至今尚有人对此不能理解，仍以为雪芹真的只是做了“披阅增删”工作，硬要另找出一位小说的原作者来。还有人说早期抄本是伪造的，理由之一是翻开书的第一页第一行，在书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下没有题署作者姓名（难道并非伪造的程伟元、高鹗刻本有题署？）。他也不想想，要是真署上“曹雪芹撰”，书中又写了那篇书本由石头作记的楔子，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除非署作“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补天之余顽石撰”----这当然只能是笑话。所以我以为与曹雪芹交谊较深，知其情况较多的朋友，如敦敏、敦诚、张宜泉等，反而在自己的诗文中回避直接提到《红楼梦》，不是不可理解的。
刘先生以为诗题之下的注文与诗所写内容不合，因而表示怀疑。其实，注文并非律诗的题目，也不是充作题目的小序式的文字，毋须落笔点题、擒题，非一一做在诗里不可。它只是对伤悼对象芹溪居士作点简单介绍、补充说明；倘注文内容诗中全都言及，注倒成为多余的了。所以，注就是注，与诗该怎么写、写哪些、选择什么角度等都必须考虑不离题是不同的。此注虽则简单，在《春柳堂诗稿》中倒是唯一的，再没有见宜泉对其他亲友作过类似的注，正可见曹雪芹在他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当然，注的对象既与伤悼对象是同一个人，注文与诗也不会全无关系。在上一首诗注中，已说过芹溪居士的姓名字号，所以这里只用“其人”二字指代。补充介绍只是“素性放达，好饮”和“年未五旬而卒”。前六个字是诗中不写者，后六个字是所以作此诗的原因，是注文所应有的，诗也充分表现了伤悼之情。与前诗注“工诗善画”四字重复注出的也只“又善诗画”四字，那是其人的修养成就，又是诗中写到的内容，所以要再次提到。刘先生说注文“与诗的内容毫无关系”，“更无与‘善诗画’相关的描述”，不知从何说起。诗首句“谢草池边晓露香”，不是在说他“善诗”吗？南朝宋大诗人谢灵运有“池塘生春草”名句，被后人推崇为“万古千秋五字新”（元好问《论诗绝句》）。把近处有水的雪芹居处称之为“谢草池边”，正是借典故来将曹比谢，赞其“善诗”。又颔联“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不是也说他擅长绘画、诗文吗？东汉刘褒画《云汉图》，见者觉热；又画《北风图》，见者觉寒（见《博物志》）。诗前句说，雪芹极传神的画虽在，而人已一去不返了。后句用“阳春白雪”典故，比雪芹诗文作品是曲高和寡的杰作。红学研究者多疑歌已残而梦正长是暗指《红楼梦》未补成而雪芹已长逝，我信。这从宜泉选择用词（如“残”、“梦”）机带双敲可以看出。此外，说琴声已寂而剑芒仍耀，也不乏这方面的象征意味。“藏修地”，语用《礼记·学记》“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正可指雪芹读书为文、吟诗作画的居处。凡此种种，都应该说是相关相合、毋庸置疑的。
刘先生还怀疑曹芹溪与芹溪居士非一人，他说：“若二者为同一人，何以不在先出现的《怀曹芹溪》诗下加注，反在后出的《题芹溪居士》及《伤芹溪居士》两诗下均加注呢？”作者已明明注出芹溪居士“姓曹”，他不就是曹芹溪是谁呢？原怀疑有先后年代不同的两个曹雪芹，现在又怀疑还有两个同时代又同与宜泉交往的曹芹溪，这岂不更奇怪了！其实，先出的诗不加注而后出的诗反加注的问题，也是容易想通的。因为《怀曹芹溪》、《和曹雪芹??原韵》诗，虽然“怀”和“和”的对象是曹雪芹，但诗表现的主体还是作者自己，是作者自抒怀友之情，是自己依据朋友原韵写和作，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可以不注；有时，甚至还可以不出现友人的名字而只说“友”“友人”。而《题芹溪居士》、《伤芹溪居士》诗不同，虽则也是作者“题”的、作者在“伤”，但其对象的分量已大大加重了，已成了诗表现的主体，所以虽后出而加了注。这两者之间有区别，我想是不难理解的吧。
从研究资料中发现疑点是可喜的事，往往为了要弄清问题，而能使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但据疑点来作出某种可能性的推断时，总还是应不背事理，持慎重态度为好，诸如与曹雪芹同姓名、同字号、同居处、同习性、同专长、又同寿的人可能前后有两个的推断，总未免有点过于大胆、离奇和草率了吧。
三、张宜泉与张介卿是否祖孙关系？
这一节提出来而想解决的问题，我以为是《春柳堂诗稿》疑案的症结所在。我说过，魏、刘二先生的文章提出的疑问值得进一步推究，应认真对待，就因为张宜泉作为将《诗稿》交付刊印的张介卿的祖父，确实存在着无法解释的年代上的矛盾。从这一点上说，他们的怀疑是很有道理的，只是在推断其原因时，与我走了不同的方向----他们推断叫“曹雪芹”或“芹溪居士”的可能另有其人；我则推断是张介卿自己先弄错了张宜泉的辈份，别人也就跟着错了。刘先生曾作过很能说明问题的反推，他说：假使宜泉本人参加过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礼部试，则至少有十六、七岁（蔡按：应不止这个岁数）。假设他生于乾隆五年（1704年。蔡按：应更早于此）??则其子约生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蔡按：其子生年应更早，其头生子殇于痘后，又有《喜生子》诗，比《五十自警》诗要早得多，50岁说“晚年无别望，有子喜呼麟”时，该儿应已是幼童了。）其孙张介卿委人写序跋、刊印是书系光绪十五年（1889），距乾隆五十五年已约一百年！也就是说张介卿已是皤首老翁??与贵贤等人序跋语气不符。
是的，这话很合情理，祖孙间的年代差距实在太大了。张宜泉生第二个儿子时，至多也只有四十几岁，就算他儿子生孙子时也差不多是四十岁（这在旧时也算是很晚的了），张介卿刻印《诗稿》时，也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仍与作序跋者似是比介卿年长的语气不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诗稿》是张介卿家祖上传下来的（家藏诗文稿本不象其它财物那样容易转手，改变属主），张介卿肯定是张宜泉的嫡亲后人，这没有问题，否则，特地去麻烦有身份地位的人写序跋，还得自己掏钱出来刊刻付印干吗！问题是张介卿很可能弄错了祖先的辈份，把本来是他曾祖甚至是高祖的张宜泉，当成了他的祖父。我这样说，虽然只是一种猜想、一种判断，提不出任何证据（我以为再也不可能找到任何证据了），却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我判断的依据是两个方面：一是我自身的生活体验；二是《诗稿》所提供给我们的种种迹象。
有人若问我：“你的祖父名什么、字什么？他的生卒年你可知道？”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很惭愧，我一时说不上来，得回家去查查书（我父亲蔡竹屏笔名疾风，出版过一本《流亡三年记》，其中还收了他的一篇回忆《我的父亲》，有祖父的名、字及生卒年）。”书，以前虽读过，却老是记不住。因为我出生时，祖父已过世了，要记住他，并不比记英语单词容易。祖母倒一直活到我小学快毕业，也有印象，但也只知道她姓顾。另有一件事：我还是学生时，一次，在母亲的藏物中发现一对琥珀色的印面215cm见方的印章，每枚印钮上都雕刻着一对绕着圈儿走的狮子，石质、雕工皆极精美。我要母亲给我。她说：“这是从前爷爷（也许是说外公，当时没太注意，记不清了）世代传下来的东西，是宝贝，你喜欢给你留着倒不要紧，只是一定要保管好，千万别送人或弄丢了！”过了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印章确实珍贵：一枚刻着阴文“孙天泉印”；一枚则是阳文“松菊轩”；边款都刻有两行极工的隶书，曰：“天泉先生大属 梁诗正制”和“雍正三年冬月 养仲篆”。孙天泉不知何许人，梁诗正（1697--1763），字养仲，擅长诗文，工书法，是清代大臣，历雍正、乾隆两朝，官至东阁大学士。受命选《唐宋诗醇》，草定《续文献通考》等馆体例、总裁国史馆。常随乾隆出巡，凡重要文稿，多出其手。大概相当于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的陈布雷。当我想弄清印章的来历时，父母已过世了。终究连它是父亲家（浙江宁波）、还是母亲家（山西太原）上代的遗物也无从知道了。
由此我想到了张介卿。张宜泉是个穷教馆，想来不会给后代留有宗谱家谱以备查考。介卿弄不清祖辈的名字号，太可能了，即便知道祖父大名，古人常会有又名，还有字、别字、雅号等，他都一一清楚吗？能确切断定“宜泉”是或不是他祖父吗？很难。我想，介卿多半也是听父亲说的。如果他父亲的交待含混，比如说：“这是祖父留下来的诗稿，你保存好，将来若可能付梓传世最好。”如果介卿当时不太细心，没有进一步核实父亲的话，那么，父亲说的“祖父”是指父亲的祖父呢，还是介卿的祖父？“留下来”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代代相传下来的呢，还是指祖父自己的遗稿？还可能他父亲也不太清楚，只说是“祖上”或“祖宗”的诗稿，而介卿就记成或理解成自己祖父的诗稿。再或者当他决定刊行《诗稿》前，有些问题自己也不太吃得准，想再问问父亲时，父亲已过世了呢？诸如此类情况，也并非不可能的。这是一部未署年代的诗稿，虽文中有“昔丁丑礼部试”、诗题有“曹雪芹”（不象今天他的大名已尽人皆知）等字样，只要不是有历史考据癖的人，谁又会费力去先对作者年代作一番考证，然后发现时间上的矛盾，再对宜泉为介卿祖父提出怀疑呢？既然张介卿说宜泉是他祖父，那还能假？
根据种种迹象表明，张介卿其人学问有限，文字水平不高，对其祖上的事情几乎不了解，且已无处可问了；但他人情练达，能与在官场混的有身份的人拉上关系。《诗稿》中刻错的、颠倒的字词不少，都没有在付印前发现纠正；介卿自己没有在《诗稿》刊本上留下一个字，按理说也该有一篇文字述说一下他家包括父亲和祖上的情况、《诗稿》是如何传下来并决定刊印的等等（如敦诚《四松堂集》除有序外，尚有其兄敦敏撰《敬亭（敦诚的字）小传》一文记其事历）。就连“先生嫡孙张介卿惧其久而散失，将寿诸梨枣（交付刻印，以便久存）而问叙于余”的话，都是别人转述的。因而我们见不到诸如“张公宜泉先生，讳某，某地人”等文字，甚至在整本书中都没有提到他姓“张”而只称“宜泉先生”。难怪刘广定先生要怀疑他“可能也是‘内务府汉军’，不一定有‘张’姓”了。
杨钟羲把《诗稿》归于铁岭宜泉司马兴廉名下时，《诗稿》早已刊行。他误把张宜泉当作彼宜泉，除了名字相同是原因外，介卿自认是作者嫡孙和《诗稿》不标张姓也都是重要原因。因为按辈份推算起来，兴廉确与介卿祖父辈年岁相近，再也不会想此宜泉竟是乾隆间人。加之未冠以“张”这个汉姓，令杨钟羲觉得宜泉先生当是旗人，情况也跟自己上代原无“杨”姓一样----也就是刘先生的思路。所以要说杨钟羲张冠李戴了，还得首先归咎于张家人自己糊里糊涂地把祖宗辈份搞错了，这才又进一步误导了别人。
介卿约请写序跋的三人----贵贤、延茂和济澄，都是进士出身，还当着或曾当过不大不小的官的人。一读便知，他们都是写此类应酬文字的老手。措词得体，文章典雅。每篇仅二百几十字或二百字左右，却都要先发一点诗艺方面的大议论。说到宜泉先生时，又只讲些不着边际、或“久轻轩冕，溷迹樵渔”、“淡于利禄”之类凡读其诗的人都能知道的话，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什么新的信息。有些话如“虽知先生大名，所恨未获亲炙”“回忆廿载前所深嗜者，即先生诗也。何以前此求之不得而今不期而获，或文字因缘亦有天作之合耶？”“余生也晚，不获亲其杖履，而耳熟能详，心仪已久”等等的话，老实说，我是不敢完全信以为真的。旧时社交场合，向人介绍某人，对方必曰：“久仰，久仰！”其实才头一次听说。我怀疑这些作序跋的人也是在读到《诗稿》和听到介卿所告知的话之前，根本不知道宜泉先生是何许人，如今既要写序跋，自然就不得不说上几句中听的堂皇话、客套话、捧场话，甚至是拉上关系的滑头话，把他“祖孙”俩都赞美上几句。所以，魏先生据此而推断“三人与宜泉先生在世生活年代，相去不会相差五十年的距离，不过道光年间而已”，我以为是太老实了。
我把张宜泉与张介卿的血缘关系，按常理来作了推算，假设了两种可能：
1724 雪芹最晚在雍正二年出生，即是年。
1739 假设宜泉比雪芹小15岁，是年生。
1784 假设宜泉45岁生次子，其子是年生。
1814 假设儿子30岁生孙，其孙是年生。
1844 假设孙子30岁生曾孙介卿，介卿是年生。
1889 介卿将《诗稿》付梓时，年45岁。
这样，宜泉该是介卿的曾祖父。又一种：
1724 雪芹生。
1734 假设宜泉比雪芹小10岁，是年生。
1774 假设宜泉40岁生次子，其子是年生。
1799 假设儿子25岁生孙子，其孙是年生。
1824 假设孙子25岁生曾孙，其曾孙是年生。
1849 假设曾孙25岁生五代孙介卿，介卿是年生。
1889 介卿将《诗稿》付梓时，年40岁。
这样，宜泉该是介卿的高祖父。当然，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推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人的生育年龄早与迟，可以相差甚大，但以概率而论，总不至于代代人都“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吧！即便是总体上迟了十年以上，介卿持《诗稿》付梓时，也才二、三十岁，不是仍有可能的吗？总之，张宜泉不可能是张介卿的祖父，他还应该大上一、二辈。
有一个问题也顺便说说：刘先生的文章引了魏先生的一个看法：宜泉有《游太阳宫有感》一诗，中有描写阳光下照的两句：“当沾临照普，得仰大明悬。”以为这后一句“绝难出现在乾隆年间”。刘接魏的话说：“这是由于乾隆20年起大兴文字狱，即使宜泉早期稿中有‘得仰大明悬’之句，晚年编定诗稿时也会删除。以《红楼梦》小说为例，抄本53回都有‘大观园正门下，也挑着大明角灯’的写法，‘大明角灯’原指‘大’的‘明角灯’，但乾隆56年（1791）萃文书屋的程高排印本中，则删去了‘大明’，只剩‘角灯’两字。故《春柳堂诗稿》是否在乾隆年间写成编定，应加检讨。”
这理由就更不免牵强了。用字择词，不但有可能因时而异，更是会因人而异的，说什么也不能绝对化。曹雪芹会在乾隆年间写“大明角灯”，为什么张宜泉就不会写“得仰大明悬”呢？程高本删改，那只能说明这位删改者怕行文触忌的顾虑很重，并不能证明别人也都会如此。一些乾隆抄本虽也经人整理改动过，就不曾顾虑及此，比如较后的戚序本等也都仍用“大明角灯”。在这方面，周汝昌先生曾摘引过宜泉诗中比“得仰大明悬”更“令人骇异的句例”六、七个，以为宜泉是个“具有叛逆性格、反抗思想的人物”（参见其《曹雪芹小传》147、148页，华艺出版社）。要真是思想性格使之然，那就更与乾隆或嘉庆、道光的时代无关了。
四、结论与期盼
1、 《春柳堂诗稿》作者张宜泉，本有汉姓，是汉人，非长期以来普遍认为的是“汉军旗人”。他生活在乾隆时代，祖籍可能在今北京通县张家湾。长期居住于北京城东南或东南郊（他去西郊时曾经北海，阻雪而宿于西城）一生清贫坎坷，无功名家业，以教馆课徒勉强为生。诗学杜甫，专工律诗，未见曾填词或能画。与曹雪芹有很深的友谊。
2、 兴廉，虽字宜泉，但他是满族，属汉军镶黄旗，辽宁铁岭人。生活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间，中过举，长期酣战于名场，有姬妾。早年曾恣情游览吴山楚水，后期有20多年时间都在福建、台湾做官。工填词，通音律，善绘画，精鉴识，绝不是《春柳堂诗稿》作者。
3、 《诗稿》中的曹雪芹就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因为说他“姓曹名瞮”，“号芹溪居士”，“庐结西郊”，“爱将笔墨逞风流”“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等等，都无不与敦氏兄弟、脂评所说的完全一致。这也是《诗稿》成于乾隆年间最有力的证明。
4、 《诗稿》是研究曹雪芹的重要资料，除了很多事情可与别的资料彼此参照、印证外，它还提供了不少有关曹雪芹的信息，如多出“梦阮”一名，确曾长时间离京外出与在京的友人们分别，他曾不羡朝廷恩宠，不愿折腰事权贵而放弃过入宫供职谋生的机会等等。故不应因个人有某些疑惑而轻易否定。
5、 张宜泉不是张介卿的祖父，而是其曾祖或高祖。介卿对其祖辈的情况茫然不知。他委请给《诗稿》作序跋者，也未必真的知道张宜泉其人。
6、 最初错把《春柳堂诗稿》归于兴廉名下、误将二人视为一人的杨钟羲，之所以会发生张冠李戴的疏忽，主要原因还在于张介卿自家先搞不清楚祖先辈份，自认是宜泉的嫡孙，又不曾提供更多的家庭情况，以至误导了他人。
《春柳堂诗稿》中提到的人倒不少，或只言姓氏，如“冷公”、“夏公”、“王公”、“萧三”、“洪九”、“穆县令”之类；或名气不大，大概多是小人物，如叶肯堂、周鲁瞻、希睿、景星四兄（不知是否即“李四”）、同学张次石、卜士段纯一、邻友郭元度、刘桂岩、郑恒斋，议立诗社的丁旭林等等，我都没有能查考出来。我希望有人能对《诗稿》、张宜泉及其与曹雪芹的关系继续再作更深入的研究，相信一定还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魏、刘二位先生远隔海峡，尚无缘识荆。拙文本意只在讨论问题，倘或无意中有失敬处，还祈二位多多包涵。我还盼望二位今后能有机会来北京走走，这样，我就可能有谋面聆教的机会了。
1999年5月8日，《红楼梦学刊》创刊20周年纪念会前夕，于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
在拜读台湾学者魏子云、刘广定二位先生刊登在今年三月第一期《红楼》杂志上的大作《〈春柳堂诗稿〉中的曹雪芹》、《〈春柳堂诗稿〉的作者问题试探》之前，我还真想不到会有人提出曹雪芹有两个：一个是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叶、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另一个则是迟至十九世纪的同名文人曹雪芹。据说，“此一问题，早已有人论及”。大概是因为新说提出时，影响不太大，我又孤陋寡闻，没有注意到。但读过魏、刘二先生的文章，觉得这确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推究的问题，应认真对待，所以又重新把《春柳堂诗稿》再细读了一遍，经反复思考，现提出自己的初步想法，请魏、刘二先生和红学界的朋友们批评指正。
一、《春柳堂诗稿》作者张宜泉与兴廉是否同一个人？
《春柳堂诗稿》作者张宜泉除了与兴廉字的字相同以外（这是杨钟羲视二者为一人、将《诗稿》归于兴廉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两人的生平事历（兴廉的生平事历全据刘广定先生大作所引资料），实差异甚大，非同为一人可以解说得通的，现列举二者之不同处若干点如下：
（一）《春柳堂诗稿）作者宜泉先生本姓张，未闻兴廉有张姓。关于这一点刘广定先生有解说：“虽其孙名‘张介卿’，但‘宜泉’本人不必有张姓”，他推测张介卿也是旗人，“只是已冠了汉姓”，还说《雪桥诗话》作者杨钟羲，原名钟广，后始冠姓易今名，其祖上并不姓杨。“因此，《春柳堂诗稿》的作者‘宜泉’可能也是‘内务府汉军’，不一定有‘张’姓。”
诚然，《诗稿》只署“宜泉先生著”，二序一跋也同此称呼，但他确实姓“张”，并非到了孙辈才冠以汉姓的。这一点有他自己的诗可作证，其《见冷公舍壁夏先生诗，字极工，及会其人，亦复大雅，归后寄题有作》诗云：
四壁龙蛇四壁诗，读来方叹兴淋漓。
君非姓卜文何著（原注：“昔卜子夏以文学著。”），我若名颠字亦奇（原注：“昔张旭颠以善书称。”）。
张宜泉素仰杜甫，诗中多次提及，其律诗也明显受杜律的影响。杜甫《题张氏隐居二首》诗有“杜酒偏劳劝，张梨不外求”一联，就借姓氏跟主人笑谑。古造酒者是杜康，今饮酒者是杜甫；昔潘岳《闲居赋》有“张公大谷之梨”语，今主人恰为张氏，故顾宸云：“酒本出于杜，故云‘偏劳劝’；梨自出于张，故云‘不外求’。”很能表现杜甫的幽默机智和用事之妙。上引宜泉诗三、四句亦仿此。意谓先生虽姓夏，但不是姓卜的卜子夏，为什么文章（即诗）能写得如此好呢？而书法亦奇妙极了，简直就象唐代大书法家张旭。张旭好饮，酒后“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人称“张颠”。此用“我若名颠”，隐指张旭，则宜泉岂非本来就姓张，所以我以为他是汉人，不是旗人。
（二）兴廉是铁岭（今属辽宁）人，而张宜泉象是世代都居住北京或京郊的。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称“岁乙卯（咸丰五年1855），道出邵武（今属福建），铁岭宜泉司马兴廉觞余丞廨??”，应是其老家或先人在铁岭。张宜泉的祖坟应在京畿通州（今北京市东面的通县）一带，他有《先 祭扫》诗云：“年中携爱子，日正到先 。”可知去扫墓非长途跋涉。又有《通州道上》诗云：“未熟东来路，沿村问去程。”可知这条路以前也来过，只是“未熟”而已。最明显的是《赴张家湾寻访曾祖柩》诗，诗云：“宗柩遗萧寺，高僧不可寻。特留三月宿，要觅百年音。枯骨风前土，空基月下阴。知情非有处，徒抱问津心。”连张宜泉百年前的曾祖的灵柩也存放在通州张家湾（我怀疑他本就是张家湾人，地亦张姓，或非偶然）的寺院内，这哪里象是从东北辽宁迁来的外来户。在当时大概未必有今天追踪曹雪芹五代祖以上籍贯的那种爱好，倘若世代在北京的张宜泉就是兴廉，旁人是否会以“铁岭宜泉司马兴廉”相称，似乎也大成问题。
（三）张宜泉是乾隆时人，而兴廉是嘉庆至同治间人。张宜泉生活在乾隆年间的证据，除了他有四首标明与“曹雪芹”、“曹芹溪”或“芹溪居士”有交谊的诗外，最重要的当然是《春柳堂诗稿自序》中那段有年代记载的话：想昔丁丑礼部试，我皇上钦定乡会小考，增试五言排律八韵，一时握管拈毫之士，皆鼓吹休明，和声以鸣国家之盛者，未易更仆数??予以风雨一编??是诚恐负圣天子作人至意与詹、李二夫子谆谆教诲耳。
钦定乡试增五言排律在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已是不争的史实；“我皇上”、“圣天子”都只能是对当今皇帝的称呼，到嘉庆、道光年间人已不能再这样称呼“先帝”了，这也是常识；还有不标朝代的干支，一般都用于自己所处那一甲子（60年）内或相近的年份，除了已成专用名词的如“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等以外。道理很简单，简化而又不致相混也。比如我们今天说79年或98年，那就一定是指1979年或1998年，决不可能是指上个世纪的1879或1898年。张宜泉是乾隆人，所以他说乾隆丁丑，可以只说“丁丑”；兴廉中举的前二年是嘉庆丁丑（1817），倘若《诗稿》是他编的，既早已经历嘉庆丁丑，要再提更早一甲子的乾隆丁丑的事，这“乾隆”二字是决不可省略的。既不用“乾隆”字样，则“诗稿”非兴廉之书明矣。
再看《自序》所述，作者对“一时握管拈毫之士”应礼部赋诗“以鸣国家之盛”（乾隆，盛世也）的情况知之甚悉。因为自己的处境与“列大雅之林者”迥然不同，倘若“身不离牖下而徒唧唧作草虫响，鲜不为方家所嗤”，所以“虽流离颠沛，未尝忘和平庄雅、法律精严之功”，这实在是怕有负于圣天子的至意以及两位业师的教诲，非敢“窃附大雅之林”也。这不正是他身处同一乾隆时代所说的话又是什么？
《诗稿》中“五言近体”的第一首《暮春郊游四首，次仰山韵》中的“仰山”，也极可能是指汪廷榜，汪廷榜就是乾隆举人，字自占，号仰山，安徽黟县人，官至旌德训辅，著有《仰山文集》。
（四）兴廉一生中许多时间都在江南度过，而张宜泉自幼至老足迹极少离开北京一带。从刘广定先生查到的资料看，兴廉从道光二十四年（1844）任福建光泽县知县起，到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八（1866年1月24日）病逝于台湾鹿港同知任上止，至少有二十多年时间，都在闽、台做官。那么他青壮年时在哪里呢？也象张宜泉那样长住北京一带吗？不是的。兴廉《金缕曲》词云：“人生难得休官早。忆华年、吴山楚水，恣情游眺。”可见他年青时在“吴山楚水”的江南，还着实宦游过不少地方哩。而《春柳堂诗稿》作者可称得上远行的唯一诗题只是《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天台山，在浙江。想是从当时的运河南下的。因无其它诗作可证此行，故推测其历时也不会太久。值得注意的是他南下还是与亲友们作伴同行的，此行为了何事，已无从知道，但并非仕途奔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也合不上兴廉词中的那些话。
（五）兴廉中过举，宦海浮沉多年，曾率兵勇平过“乱”，南下闽台还有姬妾陪伴；张宜泉无功名家业，一门屡遭不幸，勉强靠教馆课徒糊口，直到老来发稀齿缺，仍坎坷贫穷。兴廉的生平事历，因所据资料不足，尚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如从他中举的嘉庆二十四年（1819）到现已查到的任福建光泽县令的道光二十四年（1844）之间，有25年还情况不明，以至刘广定先生揣测他是在中举后相隔25年，已50多岁，编完了《春柳堂诗稿》之后，才派官为光泽县令的。我以为这不大可能。兴廉词有“人生难得休官早”句，细加玩味，是表示对历时已久的官宦生活的厌倦，从而向往起泉石烟霞的闲逸生活来了。倘他中举后真的等待了25年，饱尝了“奔走求生计”的生活困苦之后才得官，那他该嗟叹“为官晚”才是啊，怎么反而因为未能早些休官隐退而感慨呢？所以我认为只是我们还没有查到他中举后的为官经历而已，同时我还认为任光泽县令之前，很可能曾在“吴山楚水”一带为官，所以才有“恣情游眺”的机会。还是那首《金缕曲》词说：半世名场酣战罢，赢得诗囊画稿。又携个、素心同调。海上更无苏叔党，只朝云、长伴东坡老。看问字，凤雏小。”词意谓，自己在名争利夺的官场中混了半世，也没有混出个名堂来，除增添了若干诗词画作以外。此次来到南海闽台为官，也未能象当年南贬的苏轼有个儿子随行，只携了个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小姬妾作伴，就象东坡身边总是带着个不断向他“问字”学书的娇小的侍妾朝云一样。苏轼之子苏过，字叔党，轼连年谪贬，苏过均随行。又苏轼官钱塘时，纳妓朝云为妾，初不识字，后从轼学书，并略闻佛理。轼贬惠州，数妾均辞去，独朝云相随南迁。你看，官场纷争而外，寄情词笔丹青；宦游无人相随，携个小妾为伴，何等风流潇洒！这哪里有半点象那个自嗟“一馆由来绊此身”的《春柳堂诗稿》作者。
张宜泉的境况，只须在《春柳堂诗稿》内摘句若干，便可见其大概：
蛛丝牵幕细，鼠迹印床疏。
零落囊中句，纵横架上书。
----《自嘲》
缅想儿孤日，悲含舞勺时。
过庭情尚在，易箦泪犹滋。
自注：予甫十三岁即失怙。
----《题家大兄内室壁四首》之一
家给萧条甚，吾生感慨初。
----同上之四
牢落何时了？年来意未安。
不知新病瘦，只讶旧衣宽。
况味浑尝胆，流光易跳丸。
诗裁两眼泪，滴滴血成团。
----《感遇二首》之一
顾养惭无力，竭诚事已淹。
志心何可问，口体尚难兼。
----同上之二
余徙居无赡，故以舌耕糊口，
其人之所患者，有不得而避焉。
----《闲兴四首》之一原注
无钱偏好饮，有子不疗饥。
----同上之二
馀泪含双眼，亡家剩一身。
----《分居叹》
不获家门幸，重重祸痘疮。
才舍娇女泪，又割爱儿肠。
----《哭子女并丧》
原注：余生二女一子，因出痘仅存一焉。
苍僻人非俗，家贫意倍宽。
----《遣怀》之一
我室无长物，萧然四壁尘。
终朝磨砚铁，誓作闭关人。
----同上之二
讵期君殁后，立地已无锥。
孤女偏殇痘，生妻又去帷。
----《抚先兄墓自悼》
笑改从前象，山妻病可知。
瘦容争岛魅，脱发误庵尼。
----《见老妻病起作》
奔走求生计，沦埋 巧谋。
----《哭洪九兄》
天命知还未，嗟跎五十春。
服官惭计拙，衣帛愧家贫。
----《五十自警》
幸得饥寒免，游闲了一生。
----《笑答诸亲友》
改尽当年发，缺多此日牙。
----《除夕》
一馆由来绊此身，漫劳车马驻行尘。
清风绕舍空啼鸟，积雨填门不见人。
----《在馆遥阻叶肯堂到家枉访》
一贫谁说竟难忘，淡泊家风处士常。
惟有簟瓢多乐事，菜根细嚼更馨香。
----《拨闷》
愁颜憔悴多休镜，病发稀疏不满梳。
----《四时闲兴》之二
柴米只争终日贵，人家益较去年穷。
----同上之四
云封萱草留孤叶（原注：余少孤，赖母扶育成人，亦不幸早逝。），
雨打荆花坠冷枝（原注：言兄旋继亦逝。）。
往事既成秦失鹿（原注：言家业无存。），
浮名应付楚弓遗（原注：言功名未就。）。
----同上之五
傲骨那堪同菊瘦，壮心岂肯共匏安！
交情反覆真难问，况味辛酸未易餐。
----同上之六
心思不教穷愁累，人世当存品格高。
----同上之七
蓬门镇日掩苍苔，家给萧条绝往来。
梁燕有情还顾主，砌花无恙尚依埃。
----《遣怀》
凡此种种，均可见淡于利禄、乐于贫贱、格高骨傲之张宜泉与半生酣战名利场、“懒去红尘寻旧梦，都为邯郸睡饱（按：邯郸梦即黄梁梦也”，（《金缕曲》）之兴廉绝不是同一个人。
（六）两人对诗词体裁各有专工，风格也截然不同；兴廉还工画，知鉴识，精音律，张宜泉大概不会有这些本领。有关兴廉文学创作成就的所有记述文字，都一律提到他的词创作，并且也只限于说词创作，从未见提及他能写诗（当然不妨推想他“应亦能为诗”，但终究只是推想），除了说“有《春柳堂诗稿》”外，看来，他对写词有专长是没有疑问的了。张宜泉的情况恰巧与之相反，未见他写过词，虽说，既称《诗稿》，不一定收录词，但如果他真的就是那位以写词闻名的兴廉，又为何在声称“知先生大名”、“心仪已久”的《诗稿》二序一跋中竟无一语提及？提及的只有“诗”或“诗古文”。其自序中也无一星半点能词的暗示，反倒是强调为不辜负“圣天子”特为增试排律的至意，未敢稍忘“和平庄雅、法律精严之功”，因而连古风、歌行、绝句等体裁都一概不写，只作包括排律在内的律诗一体。如此把自己局限在专写律诗的狭窄体裁范围内（看来他教馆课徒的目的性相当实用和明确）的张宜泉，说他也可能填词，没有证据，我实在不敢揣想。
再看他们诗词的截然不同风格，也不全都由体裁不同所致。兴廉词无论是发仕途牢骚、抒游览兴会，或咏物题画，都用事灵巧，运笔流畅，格调婉丽，措辞典雅，且总有一种跌宕洒脱风度，纯是一位填词作曲的老手。张宜泉的诗，多写自己清贫窘迫的生活及恬淡闲远的志趣，凄苦中仍有自在之致；且能以俗情作妙语，露一片活泼泼生机，如描摹两小儿争苹果之状的“怒叫容皆白，急争眼尽红”（《书禧儿与弟争食苹果以此示之》）之类。又学老杜而时能得其神，集中亦不乏笔横意奇、格老气苍之作。故替《诗稿》作跋的济澄称其诗云：“语虽和平而意则沉挚；气归静而笔实横轶；其一种冲淡之致，如不食烟火人语。”总之，两人都各有自己不同的环境背景、生活态度、学问修养、人格精神等等在内，只要不存偏见，是不难区分的。
兴廉善画，名气不在填词之下，其词亦甚多题画之作；而张宜泉无题画诗，也不谈绘画，除了说他“善画”的友人曹雪芹的居处是“门外山川供绘画”外。他自己不能画，这不奇怪，毕竟要学粉墨丹青得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和馀暇。同样，兴廉能鉴别书画收藏品之真赝、精通丝竹昆腔之宫商，而未见张宜泉亦能此，也是同样的道理。
二、《春柳堂诗稿》中的曹雪芹是否《红楼梦》作者？
对此节标题提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此曹雪芹即彼曹雪芹。魏子云先生的答案与我相反：《春柳堂诗稿》中的曹雪芹不是作小说《红楼梦》的曹雪芹。刘广定先生似乎也持类似的看法，只是没有说得太肯定，是作为疑问提出来的。他说：《春柳堂诗稿》“未能确定其写作时代究竟是不是‘乾隆年代’，及未能确定诗中‘曹雪芹’、‘曹芹溪’与‘芹溪居士’究竟是不是同一人之前”，最好不要轻易“下某种结论”。
其实，从作者自序中已完全可以确定《诗稿》只能写作于乾隆时代，这一点已如上一节所述。我们还可以反过来推断，只要能确定诗中的曹雪芹就是《红楼梦》作者，这疑问也就自然解决了。现在，我们不妨暂且把那些写曹雪芹的诗撇在一边，等一会儿再谈，先来讨论一下两个、甚至两个以上同姓名、字号的人（刘先生说：“‘曹雪芹’与‘芹溪居士’似非同一人，”“‘曹芹溪’与‘芹溪居士’是否为同一人亦有可疑处。”）存在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蔺相如与司马相如、谢安石（安）与王安石、杜子美（甫）与苏子美（舜钦）、辛弃疾与柳弃疾（亚子）、厉鹗、高鹗与刘鹗，皆名或字同而姓不同者；即如名或字称宜泉的，除张宜泉、铁岭宜泉司马兴廉外，我知道的还有个翁树培，他的字也叫宜泉，是乾隆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乃大名鼎鼎的翁方纲的儿子，也都是姓氏不同的。姓名全同的就少得多了，未闻司马迁、陶渊明、白居易或关汉卿还有第二个。当然，有还是有的，那得看姓和名是否常见、容易跟他人相重。《团结报》前总编辑王奇告诉我，叫“王奇”的人，他所知道的已有六个，如果用电脑去查全国户口登记的姓名，同名人一定还要多得多。尽管如此，也还有个概率（可能性大小的量）问题，如姓和名都是大姓和起名用常用字的重复概率比小姓和起名用非常用字的要大；单名重复概率一般比双名要大等等。“曹雪芹”三字相连的重复概率是极少的，所以在魏、刘二先生提出之前，还未听说过可能有两个曹雪芹。就算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吧，就算重复概率有千分之一吧，那么他们的字号“芹溪”又相同，其重复概率更是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至多至多也不会超过千万分之一、亿万分之一了。那么，如果说其名曰“瞮”又相同呢？并与其祖上、父辈如“玺”“寅”“宣”“顺”“颀”“??”“ ”等都用单名又一致呢？其重复概率可以说等于零，也就是说绝无可能性。试想，如果有某本书上提到一位名白居易的，还说他字叫乐天，自号香山居士，而现在有人因为对那本书的作者存在这样那样的疑问，就说书上的白居易不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而是另一个同名人，你以为这可能吗？何况相同处还不止曹雪芹的名字号，还有居住在北京西郊的地点相同、周围有碧水青山的自然环境相同，为人放达又好饮酒的习性相同，能文能诗“爱将笔墨逞风流”的文字修养相同，擅长绘画的技艺本领相同，没有活到五十岁就夭亡的寿命相同等等，如果说天下竟存在着这样两个什么都相同的克隆人，那就只能认为是天方夜谭了。
曹雪芹有“芹溪”之字号，非仅见于《春柳堂诗稿》，《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的脂评中早已提到，如“‘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第13回回末总评）目前尚有争议的“靖藏本”（我尚不信其全出于伪造）也有“前批知者寥寥，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的批语（第22回）。再说“曹瞮”之名，也不是仅见于《诗稿》诗注的，敦诚的《四松堂集》卷一中就有诗，题曰《寄怀曹雪芹瞮》，这“瞮”字就是敦诚原注。据此，曹雪芹就是曹瞮，就是芹溪，这还有什么疑问呢？古人有的字号很多，有多至十几个的。别人述说时提这个，未提那个是太平常不过的事，一点也不足为怪。如敦敏《懋斋诗钞》有诗，题作《芹圃曹君瞮别来已一载馀矣》这“瞮”字也是原注；又《四松堂集》抄本诗集卷上也有诗，题作《赠曹芹圃》原注“即雪芹”，则让我们多知道一个曹雪芹的字号“芹圃”。《春柳堂诗稿》中虽未提此字号，却也多出一个“字梦阮”来，有人以为此“字”该改作“号”，还有人以为此非字号，应是“斋号”。无论是字、号或斋号，它属于曹雪芹也是可信的。敦敏、敦诚及其友人们的诗句中，就是常以阮籍来比曹雪芹的，如“步兵白眼向人斜”（敦诚《赠曹雪芹》）“一醉 白眼斜”（敦敏《赠芹圃》）“狂于阮步兵”（《荇庄过草堂命酒联句》松堂句，并注曰：“亦谓芹圃”）等等。
现在我们再就《春柳堂诗稿》中有关曹雪芹的几首诗来看看魏、刘二位先生说这个曹雪芹并非《红楼梦》作者的理由能否成立。
怀曹芹溪
似历三秋阔，同君一别时。
怀人空有梦，见面尚无期。
扫径张筵久，封书畀雁迟。
何当常聚会，促膝话新诗。
魏先生说：“友朋间之怀别耳。”这话没错，张宜泉与曹雪芹是朋友呀，诗也确实是写怀别的，且可看出他们的友情很深。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头吗？看不出来。诗中所怀念之人符合曹雪芹工诗且好谈论诗的特点，故诗后有评云：“情致缠绵，深得暮云春梅之意。”评语“梅”字当是“树”字的草书行讹（《春柳堂诗稿》）错字不少，如“访戴舟”讹作“访载舟”，“园蔬”讹作“园疏”，“立本”讹作“本立”等等）；“暮云春树”，用杜甫诗意，其《春日忆李白》诗：“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宜泉诗与杜诗同一机杼，故有“深得”之评。《红楼梦》中有香菱跟黛玉学诗、说诗，以及宝钗、宝琴、宝玉等做诗、说诗情节，看来也是有生活基础的。从“见面尚无期”看，可能雪芹有一段较长离京的时间（或以为是他南下了），正可与敦敏“芹圃曹君瞮别来已一载余矣”的话相印证，这是它的资料价值。毕竟诗有无资料价值、写得是好是坏，和诗所怀念之人是否《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也并非一码事。
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
君诗曾未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
碑暗定知含雨色，墙颓可见补云阴。
蝉鸣荒径遥相唤，蛩唱空厨近自寻。
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
魏先生云：“更是诗家唱和的家常便饭。”家常便饭就对了，难道因为与之唱和的人是伟大的曹雪芹，就非满汉全席不可？诗除首联仍说雪芹善诗外，题目与诗句还都提到了他所居住的“西郊”，这就与敦诚诗中“蓟门落日”“日望西山”等等完全对上了榫。北京西郊多寺庙，关心民俗地理的老北京，还可以报出一串寺庙名来，又与诗中所写相合。若谓前后有两个曹雪芹都住在这里，岂不怪哉！诗的尾联“寂寞西郊人到罕”云云，与敦敏《访曹雪芹不值》诗“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虽作意不同，而幽僻荒凉的环境又何其相似。若谓此雪芹非彼雪芹，其谁信之？
题芹溪居士
姓曹名 ，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
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
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
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
借问古来谁得似？野心应被白云留。
魏先生云：“虽有‘爱将笔墨逞风流’诗句，怎的未在注中说曹瞮还著有《红楼梦》也耶？” 现在有些大学教师急于解决教授职称问题，而自己的科研成果又不多，不突出，担心评议通不过，就把尚未完工交付出版的书稿，甚至油印讲义、手写零星的讲稿等都装订起来，冠以书名，填在申请表里，交上去凑数。曹雪芹当然不会申请高级职称，张宜泉也没有帮他这个忙的必要，有什么理由要把雪芹长期交在脂砚、畸笏等人手里在陆续加批、誊清的小说手稿的书名也在自己的诗中注明，公布出来呢？
我在长期接触《红楼梦》几种早期抄本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看法：自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后，曹雪芹自己就再也没有披阅增删过他已基本上写完了的小说手稿（所谓“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是在这之前的事）。因为底本迟于甲戌本的本子诸如己卯本、庚辰本，在故事情节上与甲戌本并没有任何重大的差异或增减，只是在字句上有不少改动的异文。有些可以明显看出是不明白或误解了作者原意而自以为是改动的；有改错了的，也有改坏了的；即使有些地方乍一看似乎改得还不错（如宝玉在太虚幻境中惊梦一段），细加推究，仍可发现有违背作者原意的地方（我有专文论此，参见《蔡义江论红楼梦》402页《宝玉惊梦的两种文字》）。凡此种种，如果曹雪芹再检阅、修改一遍，是不会让它存在的。他生前或逝世后数年内，外界还未必能读到小说抄本。倒是脂评圈子里的人、跟怡亲王府关系密切的人及有关诸宗室有可能先读到，比如象跟敦诚、永忠等都常有往来的富察氏明我斋明义。爱新觉罗·永忠（号 仙）也与敦氏兄弟很熟，却未能结识雪芹，直到雪芹去世后才从敦氏兄弟的叔父墨香（名额尔赫宜）那里读到《红楼梦》。永忠的堂叔瑶华（名弘 ）直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亦即雪芹死后四年，还在说“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又，当脂砚斋等人还在誊清雪芹的手稿时，有人要先睹为快，便借走了80回以后的《狱神庙慰宝玉》、《花袭人有始有终》等五、六稿，谁知这一借就把这部分稿子给弄丢了，再也没有寻找回来。（见庚辰本第20回畸笏叟眉批）有过这次教训，以后再有人想要借阅稿本，怕是更难了吧。所以我以为最大的可能是：张宜泉当时虽知道曹雪芹在写一部名叫《红楼梦》或《石头记》的、与其家世有关的小说，但不知其何时能完成传世，也未必已读到过手稿（即便读过残稿，也不会有多大差别）。这种情况与一部已刊行问世、造成社会影响的著作是不同的。他作诗的简注时，只说“其人工诗善画”是最最真实可信的，若添上一句“著有《红楼梦》”，倒会令人产生疑惑了。
此诗比前两首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就更多了。除雪芹的名与字外，善于绘画、爱“逞风流”的写作个性特点、结庐于西郊、环境的幽静与风景的优美等等，尤其是后半首，它表明雪芹可能放弃过一次入宫供职的谋生机会而宁愿继续过他那种自由自在的野民生活的一段有待探索的史事。如此等等，若轻易否定它的真实性，实无助于红学研究的深入。
伤芹溪居士
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
谢草池边晓露香，怀人不见泪成行。
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
琴裹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 。
多情再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
魏先生云：“伤吊时，也不提《红楼梦》著作，显然地，此名曹瞮之曹芹溪，非小说《红楼梦》之曹雪芹，明矣！”刘先生云：“（诗注）则似与诗的内容毫无关系。既未及‘素性放达’，又未言‘好饮’，更无与‘善诗画’相关的描述。甚是奇特。”
伤吊时不提《红楼梦》著作，怎么就可以断定伤吊的对象不是写小说《红楼梦》的曹雪芹呢？敦诚有《挽曹雪芹》诗两首（若加上前一首的改稿，则有三首），提到过《红楼梦》吗？敦敏有《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诗，提到过《红楼梦》吗？他们不仅在伤吊时不提，遍捡兄弟俩写的十余首有关曹雪芹的诗、再加上那些杂记、书札中涉及到曹雪芹的文字，谁又能找出“红楼梦”三个字来呢？这该不会忘记吧？敦诚等所说的曹雪芹，有原注“其先祖（曹）寅”字样（见敦诚《寄怀曹雪芹瞮》诗注），总不能再怀疑他不是那个写《红楼梦》的曹雪芹了吧？那么，为什么容许敦氏兄弟不提而唯独对张宜泉作如此要求呢？所以道理是完全说不通的。
历史雾障往往让我们看不清过去发生事情的真情，其原因还不全在资料的缺乏，而很重要的还在于观念上的差异。曹雪芹距我们不过二百几十年时间，可社会的客观环境已起了多么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又随之而起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今天的年青人追逐那些大牌的歌唱明星，被他们给迷住了，梦中也倾慕不已，可是在从前，一个卖唱的又算得了什么！今天我们称之为戏剧艺术大师、表演艺术家、演员的，在从前被称作优伶或叫作戏子。相声，在今天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也有相声语言大师、相声艺术家、相声演员之称，可就在半个世纪之前，他们还只能在街头巷尾卖艺而上不了正规舞台，被社会所瞧不起，我的家乡宁波一带，对他们还有个蔑称，叫“小热昏”。今天的小说家享受很高的荣誉，为优秀作品颁发各种奖项，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谁不知鲁迅写了《阿Q正传》、茅盾写了《子夜》、巴金写了《家》《春》《秋》呢？讲话写文章都感情化的蒋和森先生甚至说，中国可以没有万里长城，也不能没有《红楼梦》。这些都是现代人的思维。可是二百多年前的情况，却完全不是如此。人们可以称赞某人诗文写得好，能琴、棋、书、画，却很少见在正式述介某人事历时，说他还写小说。倘若曹雪芹不是如此潦倒，生前还刊行过《芹圃诗钞》《芹溪居士文集》之类书的话，倒肯定会提到的；这跟写通俗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在清乾、嘉以后，写小说的人很快就增多了，但受封建正统观念的支配，社会上仍轻视小说创作，认为是落魄文人所为，不足以登上文学的大雅殿堂。因而小说作者也大多不愿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代之以某个别号，犹今天之用笔名。这只须看看继《红楼梦》之后的一大批续书就清楚了，有几个是署真姓名的？逍遥子《后红楼梦》、兰皋居士《绮楼重梦》、小和山樵《红楼复梦》、海圃主人《续红楼梦》、梦梦先生《红楼圆梦》、归锄子《红楼梦补》、 ??山樵《补红楼梦》、花月痴人《红楼幻梦》、西湖散人（又署作云槎外史）《红楼梦影》等等，无不如此。
所以，曹雪芹虚构小说是石头所记的故事，除了对所写的种种有所顾忌外，当亦包含有上述这一层因素在。但他又不甘心自己十年辛苦的成果埋没于后世，故又把自己说成是“披阅增删”者。脂砚斋忍不住揭穿了他“蒙蔽”人的手法，说“作者之笔狡猾之甚”。不料至今尚有人对此不能理解，仍以为雪芹真的只是做了“披阅增删”工作，硬要另找出一位小说的原作者来。还有人说早期抄本是伪造的，理由之一是翻开书的第一页第一行，在书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下没有题署作者姓名（难道并非伪造的程伟元、高鹗刻本有题署？）。他也不想想，要是真署上“曹雪芹撰”，书中又写了那篇书本由石头作记的楔子，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除非署作“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补天之余顽石撰”----这当然只能是笑话。所以我以为与曹雪芹交谊较深，知其情况较多的朋友，如敦敏、敦诚、张宜泉等，反而在自己的诗文中回避直接提到《红楼梦》，不是不可理解的。
刘先生以为诗题之下的注文与诗所写内容不合，因而表示怀疑。其实，注文并非律诗的题目，也不是充作题目的小序式的文字，毋须落笔点题、擒题，非一一做在诗里不可。它只是对伤悼对象芹溪居士作点简单介绍、补充说明；倘注文内容诗中全都言及，注倒成为多余的了。所以，注就是注，与诗该怎么写、写哪些、选择什么角度等都必须考虑不离题是不同的。此注虽则简单，在《春柳堂诗稿》中倒是唯一的，再没有见宜泉对其他亲友作过类似的注，正可见曹雪芹在他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当然，注的对象既与伤悼对象是同一个人，注文与诗也不会全无关系。在上一首诗注中，已说过芹溪居士的姓名字号，所以这里只用“其人”二字指代。补充介绍只是“素性放达，好饮”和“年未五旬而卒”。前六个字是诗中不写者，后六个字是所以作此诗的原因，是注文所应有的，诗也充分表现了伤悼之情。与前诗注“工诗善画”四字重复注出的也只“又善诗画”四字，那是其人的修养成就，又是诗中写到的内容，所以要再次提到。刘先生说注文“与诗的内容毫无关系”，“更无与‘善诗画’相关的描述”，不知从何说起。诗首句“谢草池边晓露香”，不是在说他“善诗”吗？南朝宋大诗人谢灵运有“池塘生春草”名句，被后人推崇为“万古千秋五字新”（元好问《论诗绝句》）。把近处有水的雪芹居处称之为“谢草池边”，正是借典故来将曹比谢，赞其“善诗”。又颔联“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不是也说他擅长绘画、诗文吗？东汉刘褒画《云汉图》，见者觉热；又画《北风图》，见者觉寒（见《博物志》）。诗前句说，雪芹极传神的画虽在，而人已一去不返了。后句用“阳春白雪”典故，比雪芹诗文作品是曲高和寡的杰作。红学研究者多疑歌已残而梦正长是暗指《红楼梦》未补成而雪芹已长逝，我信。这从宜泉选择用词（如“残”、“梦”）机带双敲可以看出。此外，说琴声已寂而剑芒仍耀，也不乏这方面的象征意味。“藏修地”，语用《礼记·学记》“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正可指雪芹读书为文、吟诗作画的居处。凡此种种，都应该说是相关相合、毋庸置疑的。
刘先生还怀疑曹芹溪与芹溪居士非一人，他说：“若二者为同一人，何以不在先出现的《怀曹芹溪》诗下加注，反在后出的《题芹溪居士》及《伤芹溪居士》两诗下均加注呢？”作者已明明注出芹溪居士“姓曹”，他不就是曹芹溪是谁呢？原怀疑有先后年代不同的两个曹雪芹，现在又怀疑还有两个同时代又同与宜泉交往的曹芹溪，这岂不更奇怪了！其实，先出的诗不加注而后出的诗反加注的问题，也是容易想通的。因为《怀曹芹溪》、《和曹雪芹??原韵》诗，虽然“怀”和“和”的对象是曹雪芹，但诗表现的主体还是作者自己，是作者自抒怀友之情，是自己依据朋友原韵写和作，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可以不注；有时，甚至还可以不出现友人的名字而只说“友”“友人”。而《题芹溪居士》、《伤芹溪居士》诗不同，虽则也是作者“题”的、作者在“伤”，但其对象的分量已大大加重了，已成了诗表现的主体，所以虽后出而加了注。这两者之间有区别，我想是不难理解的吧。
从研究资料中发现疑点是可喜的事，往往为了要弄清问题，而能使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但据疑点来作出某种可能性的推断时，总还是应不背事理，持慎重态度为好，诸如与曹雪芹同姓名、同字号、同居处、同习性、同专长、又同寿的人可能前后有两个的推断，总未免有点过于大胆、离奇和草率了吧。
三、张宜泉与张介卿是否祖孙关系？
这一节提出来而想解决的问题，我以为是《春柳堂诗稿》疑案的症结所在。我说过，魏、刘二先生的文章提出的疑问值得进一步推究，应认真对待，就因为张宜泉作为将《诗稿》交付刊印的张介卿的祖父，确实存在着无法解释的年代上的矛盾。从这一点上说，他们的怀疑是很有道理的，只是在推断其原因时，与我走了不同的方向----他们推断叫“曹雪芹”或“芹溪居士”的可能另有其人；我则推断是张介卿自己先弄错了张宜泉的辈份，别人也就跟着错了。刘先生曾作过很能说明问题的反推，他说：假使宜泉本人参加过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礼部试，则至少有十六、七岁（蔡按：应不止这个岁数）。假设他生于乾隆五年（1704年。蔡按：应更早于此）??则其子约生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蔡按：其子生年应更早，其头生子殇于痘后，又有《喜生子》诗，比《五十自警》诗要早得多，50岁说“晚年无别望，有子喜呼麟”时，该儿应已是幼童了。）其孙张介卿委人写序跋、刊印是书系光绪十五年（1889），距乾隆五十五年已约一百年！也就是说张介卿已是皤首老翁??与贵贤等人序跋语气不符。
是的，这话很合情理，祖孙间的年代差距实在太大了。张宜泉生第二个儿子时，至多也只有四十几岁，就算他儿子生孙子时也差不多是四十岁（这在旧时也算是很晚的了），张介卿刻印《诗稿》时，也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仍与作序跋者似是比介卿年长的语气不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诗稿》是张介卿家祖上传下来的（家藏诗文稿本不象其它财物那样容易转手，改变属主），张介卿肯定是张宜泉的嫡亲后人，这没有问题，否则，特地去麻烦有身份地位的人写序跋，还得自己掏钱出来刊刻付印干吗！问题是张介卿很可能弄错了祖先的辈份，把本来是他曾祖甚至是高祖的张宜泉，当成了他的祖父。我这样说，虽然只是一种猜想、一种判断，提不出任何证据（我以为再也不可能找到任何证据了），却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我判断的依据是两个方面：一是我自身的生活体验；二是《诗稿》所提供给我们的种种迹象。
有人若问我：“你的祖父名什么、字什么？他的生卒年你可知道？”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很惭愧，我一时说不上来，得回家去查查书（我父亲蔡竹屏笔名疾风，出版过一本《流亡三年记》，其中还收了他的一篇回忆《我的父亲》，有祖父的名、字及生卒年）。”书，以前虽读过，却老是记不住。因为我出生时，祖父已过世了，要记住他，并不比记英语单词容易。祖母倒一直活到我小学快毕业，也有印象，但也只知道她姓顾。另有一件事：我还是学生时，一次，在母亲的藏物中发现一对琥珀色的印面215cm见方的印章，每枚印钮上都雕刻着一对绕着圈儿走的狮子，石质、雕工皆极精美。我要母亲给我。她说：“这是从前爷爷（也许是说外公，当时没太注意，记不清了）世代传下来的东西，是宝贝，你喜欢给你留着倒不要紧，只是一定要保管好，千万别送人或弄丢了！”过了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印章确实珍贵：一枚刻着阴文“孙天泉印”；一枚则是阳文“松菊轩”；边款都刻有两行极工的隶书，曰：“天泉先生大属 梁诗正制”和“雍正三年冬月 养仲篆”。孙天泉不知何许人，梁诗正（1697--1763），字养仲，擅长诗文，工书法，是清代大臣，历雍正、乾隆两朝，官至东阁大学士。受命选《唐宋诗醇》，草定《续文献通考》等馆体例、总裁国史馆。常随乾隆出巡，凡重要文稿，多出其手。大概相当于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的陈布雷。当我想弄清印章的来历时，父母已过世了。终究连它是父亲家（浙江宁波）、还是母亲家（山西太原）上代的遗物也无从知道了。
由此我想到了张介卿。张宜泉是个穷教馆，想来不会给后代留有宗谱家谱以备查考。介卿弄不清祖辈的名字号，太可能了，即便知道祖父大名，古人常会有又名，还有字、别字、雅号等，他都一一清楚吗？能确切断定“宜泉”是或不是他祖父吗？很难。我想，介卿多半也是听父亲说的。如果他父亲的交待含混，比如说：“这是祖父留下来的诗稿，你保存好，将来若可能付梓传世最好。”如果介卿当时不太细心，没有进一步核实父亲的话，那么，父亲说的“祖父”是指父亲的祖父呢，还是介卿的祖父？“留下来”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代代相传下来的呢，还是指祖父自己的遗稿？还可能他父亲也不太清楚，只说是“祖上”或“祖宗”的诗稿，而介卿就记成或理解成自己祖父的诗稿。再或者当他决定刊行《诗稿》前，有些问题自己也不太吃得准，想再问问父亲时，父亲已过世了呢？诸如此类情况，也并非不可能的。这是一部未署年代的诗稿，虽文中有“昔丁丑礼部试”、诗题有“曹雪芹”（不象今天他的大名已尽人皆知）等字样，只要不是有历史考据癖的人，谁又会费力去先对作者年代作一番考证，然后发现时间上的矛盾，再对宜泉为介卿祖父提出怀疑呢？既然张介卿说宜泉是他祖父，那还能假？
根据种种迹象表明，张介卿其人学问有限，文字水平不高，对其祖上的事情几乎不了解，且已无处可问了；但他人情练达，能与在官场混的有身份的人拉上关系。《诗稿》中刻错的、颠倒的字词不少，都没有在付印前发现纠正；介卿自己没有在《诗稿》刊本上留下一个字，按理说也该有一篇文字述说一下他家包括父亲和祖上的情况、《诗稿》是如何传下来并决定刊印的等等（如敦诚《四松堂集》除有序外，尚有其兄敦敏撰《敬亭（敦诚的字）小传》一文记其事历）。就连“先生嫡孙张介卿惧其久而散失，将寿诸梨枣（交付刻印，以便久存）而问叙于余”的话，都是别人转述的。因而我们见不到诸如“张公宜泉先生，讳某，某地人”等文字，甚至在整本书中都没有提到他姓“张”而只称“宜泉先生”。难怪刘广定先生要怀疑他“可能也是‘内务府汉军’，不一定有‘张’姓”了。
杨钟羲把《诗稿》归于铁岭宜泉司马兴廉名下时，《诗稿》早已刊行。他误把张宜泉当作彼宜泉，除了名字相同是原因外，介卿自认是作者嫡孙和《诗稿》不标张姓也都是重要原因。因为按辈份推算起来，兴廉确与介卿祖父辈年岁相近，再也不会想此宜泉竟是乾隆间人。加之未冠以“张”这个汉姓，令杨钟羲觉得宜泉先生当是旗人，情况也跟自己上代原无“杨”姓一样----也就是刘先生的思路。所以要说杨钟羲张冠李戴了，还得首先归咎于张家人自己糊里糊涂地把祖宗辈份搞错了，这才又进一步误导了别人。
介卿约请写序跋的三人----贵贤、延茂和济澄，都是进士出身，还当着或曾当过不大不小的官的人。一读便知，他们都是写此类应酬文字的老手。措词得体，文章典雅。每篇仅二百几十字或二百字左右，却都要先发一点诗艺方面的大议论。说到宜泉先生时，又只讲些不着边际、或“久轻轩冕，溷迹樵渔”、“淡于利禄”之类凡读其诗的人都能知道的话，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什么新的信息。有些话如“虽知先生大名，所恨未获亲炙”“回忆廿载前所深嗜者，即先生诗也。何以前此求之不得而今不期而获，或文字因缘亦有天作之合耶？”“余生也晚，不获亲其杖履，而耳熟能详，心仪已久”等等的话，老实说，我是不敢完全信以为真的。旧时社交场合，向人介绍某人，对方必曰：“久仰，久仰！”其实才头一次听说。我怀疑这些作序跋的人也是在读到《诗稿》和听到介卿所告知的话之前，根本不知道宜泉先生是何许人，如今既要写序跋，自然就不得不说上几句中听的堂皇话、客套话、捧场话，甚至是拉上关系的滑头话，把他“祖孙”俩都赞美上几句。所以，魏先生据此而推断“三人与宜泉先生在世生活年代，相去不会相差五十年的距离，不过道光年间而已”，我以为是太老实了。
我把张宜泉与张介卿的血缘关系，按常理来作了推算，假设了两种可能：
1724 雪芹最晚在雍正二年出生，即是年。
1739 假设宜泉比雪芹小15岁，是年生。
1784 假设宜泉45岁生次子，其子是年生。
1814 假设儿子30岁生孙，其孙是年生。
1844 假设孙子30岁生曾孙介卿，介卿是年生。
1889 介卿将《诗稿》付梓时，年45岁。
这样，宜泉该是介卿的曾祖父。又一种：
1724 雪芹生。
1734 假设宜泉比雪芹小10岁，是年生。
1774 假设宜泉40岁生次子，其子是年生。
1799 假设儿子25岁生孙子，其孙是年生。
1824 假设孙子25岁生曾孙，其曾孙是年生。
1849 假设曾孙25岁生五代孙介卿，介卿是年生。
1889 介卿将《诗稿》付梓时，年40岁。
这样，宜泉该是介卿的高祖父。当然，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推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人的生育年龄早与迟，可以相差甚大，但以概率而论，总不至于代代人都“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吧！即便是总体上迟了十年以上，介卿持《诗稿》付梓时，也才二、三十岁，不是仍有可能的吗？总之，张宜泉不可能是张介卿的祖父，他还应该大上一、二辈。
有一个问题也顺便说说：刘先生的文章引了魏先生的一个看法：宜泉有《游太阳宫有感》一诗，中有描写阳光下照的两句：“当沾临照普，得仰大明悬。”以为这后一句“绝难出现在乾隆年间”。刘接魏的话说：“这是由于乾隆20年起大兴文字狱，即使宜泉早期稿中有‘得仰大明悬’之句，晚年编定诗稿时也会删除。以《红楼梦》小说为例，抄本53回都有‘大观园正门下，也挑着大明角灯’的写法，‘大明角灯’原指‘大’的‘明角灯’，但乾隆56年（1791）萃文书屋的程高排印本中，则删去了‘大明’，只剩‘角灯’两字。故《春柳堂诗稿》是否在乾隆年间写成编定，应加检讨。”
这理由就更不免牵强了。用字择词，不但有可能因时而异，更是会因人而异的，说什么也不能绝对化。曹雪芹会在乾隆年间写“大明角灯”，为什么张宜泉就不会写“得仰大明悬”呢？程高本删改，那只能说明这位删改者怕行文触忌的顾虑很重，并不能证明别人也都会如此。一些乾隆抄本虽也经人整理改动过，就不曾顾虑及此，比如较后的戚序本等也都仍用“大明角灯”。在这方面，周汝昌先生曾摘引过宜泉诗中比“得仰大明悬”更“令人骇异的句例”六、七个，以为宜泉是个“具有叛逆性格、反抗思想的人物”（参见其《曹雪芹小传》147、148页，华艺出版社）。要真是思想性格使之然，那就更与乾隆或嘉庆、道光的时代无关了。
四、结论与期盼
1、 《春柳堂诗稿》作者张宜泉，本有汉姓，是汉人，非长期以来普遍认为的是“汉军旗人”。他生活在乾隆时代，祖籍可能在今北京通县张家湾。长期居住于北京城东南或东南郊（他去西郊时曾经北海，阻雪而宿于西城）一生清贫坎坷，无功名家业，以教馆课徒勉强为生。诗学杜甫，专工律诗，未见曾填词或能画。与曹雪芹有很深的友谊。
2、 兴廉，虽字宜泉，但他是满族，属汉军镶黄旗，辽宁铁岭人。生活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间，中过举，长期酣战于名场，有姬妾。早年曾恣情游览吴山楚水，后期有20多年时间都在福建、台湾做官。工填词，通音律，善绘画，精鉴识，绝不是《春柳堂诗稿》作者。
3、 《诗稿》中的曹雪芹就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因为说他“姓曹名瞮”，“号芹溪居士”，“庐结西郊”，“爱将笔墨逞风流”“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等等，都无不与敦氏兄弟、脂评所说的完全一致。这也是《诗稿》成于乾隆年间最有力的证明。
4、 《诗稿》是研究曹雪芹的重要资料，除了很多事情可与别的资料彼此参照、印证外，它还提供了不少有关曹雪芹的信息，如多出“梦阮”一名，确曾长时间离京外出与在京的友人们分别，他曾不羡朝廷恩宠，不愿折腰事权贵而放弃过入宫供职谋生的机会等等。故不应因个人有某些疑惑而轻易否定。
5、 张宜泉不是张介卿的祖父，而是其曾祖或高祖。介卿对其祖辈的情况茫然不知。他委请给《诗稿》作序跋者，也未必真的知道张宜泉其人。
6、 最初错把《春柳堂诗稿》归于兴廉名下、误将二人视为一人的杨钟羲，之所以会发生张冠李戴的疏忽，主要原因还在于张介卿自家先搞不清楚祖先辈份，自认是宜泉的嫡孙，又不曾提供更多的家庭情况，以至误导了他人。
《春柳堂诗稿》中提到的人倒不少，或只言姓氏，如“冷公”、“夏公”、“王公”、“萧三”、“洪九”、“穆县令”之类；或名气不大，大概多是小人物，如叶肯堂、周鲁瞻、希睿、景星四兄（不知是否即“李四”）、同学张次石、卜士段纯一、邻友郭元度、刘桂岩、郑恒斋，议立诗社的丁旭林等等，我都没有能查考出来。我希望有人能对《诗稿》、张宜泉及其与曹雪芹的关系继续再作更深入的研究，相信一定还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魏、刘二位先生远隔海峡，尚无缘识荆。拙文本意只在讨论问题，倘或无意中有失敬处，还祈二位多多包涵。我还盼望二位今后能有机会来北京走走，这样，我就可能有谋面聆教的机会了。
1999年5月8日，《红楼梦学刊》创刊20周年纪念会前夕，于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