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余波――毛泽东关注华北 说到华北会议的由来，就必然要说到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有研究历史的学者认为，华北会议是庐山会议的延续。这话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没有庐山会议上的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没有那份著名的“六号简报”，就不会有华北会议，这是不争的事实。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中旬，中央决定在地方的地区一级、部队的师级单位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印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这份红头文件指出：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过陈伯达反党的问题。为了教育干部，让较多的同志了解这个问题，中央决定将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向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和同级党员负责干部以及中央各项目组人员宣读和传达。传达内容要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为准。” “……各单位要组织听传达的同志认真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文件，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和党中央１９７０年５９号学习通知所规定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份经毛泽东批准下发的文件，不知何故，直到１９７１年１月１日，也即华北会议开始后的第１８天，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发出。就是这份文件，才使得九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得以在更大的层面传达，从而使陈伯达的问题在党内公开。此前，只是在少数高级干部中进行了传达。 应当说，毛泽东批转这份文件，是他的战略部署中的一环。 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让毛泽东吃了一惊：自己多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中央办公厅也早已通知不设国家主席，为什么每个小组都有人跳出来呼吁设立国家主席？陈伯达在华北组煽风点火，叶群声色俱厉，吴法宪有根有据，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都拿着称“天才”的语录，还有华北组的“六号简报”抢先出笼……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在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批判了陈伯达。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发言？这其中哪些人是有预谋的，哪些人是被蛊惑上当的，一时还很难判断。他需要看清真相，也需要教育全党。那么，从哪里入手呢？ 华北组的“六号简报”，使他不能不想到华北，不能不想到北京军区；那么多的军队代表的发言，使他坚定了要抓军队的想法。最后，毛泽东将目光聚焦在了北京军区。 此时，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还不知道最高统帅对自己的误解有多深，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错过了解释的机会。他不知道毛主席有没有看到他在庐山上写的那封解释信。他相信，如果主席看到了，是会原谅自己的。但毛泽东究竟看到了没有，谁也不清楚。 “如果在丰台火车站见到主席，向他当面解释清楚就好了。”若干年后，郑维山这样回忆说。 从庐山回京后的郑维山，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离京前往内蒙古处理那里的军政要事。一直到９月底，毛泽东从庐山转道南方回京时，他还在伊克昭盟检查工作。 那天，郑维山的秘书杜辛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 “郑司令现在哪里？” 杜辛回答：“在伊克昭盟乌审旗。” “晚饭前能不能赶到北京？” 杜辛回答：“乘飞机可以，我马上叫郑维山同志接电话。” 汪东兴不耐烦地说：“不用了，你告诉他，赶不回来就算了。” 有着政治敏感的杜辛觉得这事不简单，很快报告了出门在外的郑维山，并建议先电话问一下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是否晚上有重要活动，还说由直升机转乘大飞机，下午回到北京应该没有问题。 郑维山当然知道，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如果没有事，他是不可能打电话来的。如果有事，就很有可能是主席那里问情况。所以，郑维山很快要通了汪东兴的电话。他在电话中问：“汪主任，是不是有特别急的事情？如果立即坐小飞机，再转车，明天下午还是能赶回去的。” 汪东兴说：“安全重要，不要勉强回来了。” 事实上，是毛泽东的专列路过丰台，要汪东兴通知北京市和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到丰台，在专列上召见他们。对于这次在丰台的接见，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的回忆是这样的： 毛泽东问：“庐山会议你们传达了没有？” “传达了。”陈先瑞回答。 “怎么传达的？” “分片传达的，对陈伯达的问题先下毛毛雨，然后专门讨论。”陈先瑞说。 “我们在市革委会领导小组和卫戍区党委常委中传达了，当时议了一下，还没有讨论。”吴德接着说。 “这个办法好，何必那样急。”毛泽东不动声色。 陈先瑞说的是实情，对于毛泽东最为关心的陈伯达问题的传达情况，北京军区是考虑再三选择了分片传达的办法――各地驻军领导参加当地的传达会议，北京军区领导则由军区组织传达。 庐山会议闭幕后，郑维山与陈先瑞、吴德、解学恭和李雪峰商量有关传达事宜。 陈先瑞说，以往传达会议精神，惯例都是分片传达，这次中央通知的意思也是要低调，我看还是分片传达吧。 李雪峰说，中央有精神，按中央规定传达。陈伯达的历史问题由中央组织成立项目组，我们按中央的部署办吧。 郑维山说，下山前，关于陈伯达问题的传达，中央早就下发通知，有三个要点：首先，传达问题按公报，陈伯达的问题记住多少传达多少；第二，注意保密，除公报外，有关会议文件、抄件和个人记录等一律上交或由秘书销毁，片纸不带；９月６日下午庐山会议总结时，毛主席又说，陈伯达当政治局委员不成了，但是如果没有历史问题，还可以当中央委员嘛。看来，中央对陈伯达的态度是保的。 分片传达完陈伯达问题后，郑维山启程赶往内蒙古。临行前，他告诉主持军区工作的陈先瑞：“把传达情况向中央写个报告。”“我已经请示过黄（永胜）总长，黄总长说不用写报告了。”陈先瑞说。 实际上，对于这样的问题，北京军区不敢怠慢，传达结束后还是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送上去后，上头很快有了反应。中央副主席康生在报告上批示：奇怪？毫无揭发！ 这一切，也促成了毛泽东决定在华北地区、北京军区有所动作。 批转三十八军报告――毛泽东甩出“石头” 正当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一切深入思考、对华北组的“六号简报”进行追查的时候，北京军区方面有了反应――１２月１０日，一份署名“三十八军党委”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案头。 毛泽东吸着烟，凝视着手里的文件。可以说，这是他非常希望看到的一份材料。这份报告很突出、很重要的一个基调，是揭发陈伯达在“文革”中，在北京军区、华北地区活动中，突出自己，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报告第一部分，开头就说：“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报告举证说：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５日，他参加了北京军区党委全会，用一种奇特的语言讲个别军和个别地方把军队内部矛盾暴露到社会上，谁都能听懂，他是诬指三十八军。军区全委会开了二十多天，矛头一直指向三十八军，逼三十八军同志作检讨。 陈伯达从来不提林副主席。１９６７年秋、冬，他在首都接见保定赴京代表团和到保定视察时，在公开场合共讲话１２次，其中２０８处提到他自己，１７处提到郑维山同志，但却只字不提敬爱的林副主席。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５日他在北京军区党委全会上讲话，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２５日他在北京军区党委召开的战备会上讲话，有６８处宣扬他个人，只有一二处提及林副主席。今年７月，陈伯达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到内蒙前线…… 在军内外讲话８次，闭口不提毛主席的战备指示，根本不提林副主席。 ……陈伯达在群众面前，总是宣传他个人的一套，含沙射影地反对毛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据我们知道，他参加北京军区的几次重要会议，就贩卖了许多私货。
报告第二部分，开头语说：“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我军于１９６７年初奉命调华北以来，越来越感到，陈伯达的手伸得很长，活动反常、手段恶劣。据我们所知，北京军区的许多重要会议，他都到场讲话……” 为了举证这个问题，报告在列举了一些会议后说，由于陈伯达的卑鄙做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会议后，不少群众和兄弟部队对三十八军产生误解。１２月３１日，全省１０个专区一派群众和部分驻军、军事院校的代表齐集保定，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公开宣传“三十八军是支持全省的反军派”，“要揪出反军派的黑后台”。 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６日，陈伯达勾结杨成武，在北京军区主持的成立河北省革委会筹备会上，当着全省驻军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暗示三十八军搞“武汉事件”……由于陈伯达恶毒煽动，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猖狂的逆流，说三十八军是黑线部队。……有的人把陈伯达当成“精神支柱”，把他的讲话当“圣经”，说“解决保定问题，首先要落实陈伯达同志的指示……” 这份报告，在揭发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的反党行为的同时，还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北京军区负责人在纵容陈伯达在这里乱跑乱说，使他成了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至于这份报告是怎么出来的，现在说法不一。三十八军的老同志说，是当时他们看了中央的通知后，凭着自己的政治敏感写出来的。也有人说，这份报告是江青授意他们写的，要不然怎么能直接到了毛主席那里？还有人说，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转移视线，将斗争矛头指向北京军区而搞的阴谋，是他们策划了这个报告，三十八军的同志上了他们的当，等等。 不管这份报告是怎样出来的，但毛泽东抓住这份报告，把它当成了“石头”，却是历史的事实。 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甩出了这块“石头”。在三十八军的报告上，毛泽东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当天，周恩来紧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会上商定，先约北京军区党委郑维山、李雪峰等８名常委于１８日前来中央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商量召开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的问题。 １８日晚，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郑维山、李雪峰、陈先瑞、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人被“扩大”到会，学习讨论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周恩来神色凝重地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对有些地方还重复念了一遍。 郑维山的政治直觉告诉他，自己已经处在了风口浪尖上。但他觉得毛主席的批示是建立在不正确的情况之上的――怎么能说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皇”呢？ 周恩来传达完毛泽东的批示后，浓眉紧锁，沉默地望着北京军区的几位领导人。 郑维山整理了一下思路，首先表态：“我坚决拥护主席的批示。我觉得先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再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我相信，事实真相总会查清楚的！” 李雪峰等人也明确表示，拥护毛主席关于召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建议。 周恩来没再多说什么，他告诉众人：“会要有把握开好。当然，军队党是相信的，这么多军队要好好开一个会。”次日，周恩来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递到了毛泽东那里。 主席、林副主席： 昨（１８日）晚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和林副主席批示。华北到会的同志有：郑维山、李雪峰、陈先瑞、解学恭、肖文玖、吴先恩、张南生、郑三生、尤太忠等九人，北京卫戍区有吴德、吴忠、杨俊生三同志。会上，先发了中央印发的讨论文件（（１９７０）１３４号）。读后，大家一致拥护主席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的建议。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人要多一些，每个师二至三人，军四人，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党委常委、军分区二至三人，同级军兵种和代管部队、机构亦来相应人数，预计要来四百多人，时间性要长一些。在昨晚讨论中，解学恭、吴德、吴忠、杨俊生等同志都强调主席批示中“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的两点。政治局同志也指出：“为何连林副主席也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为何北京军区两次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一次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的通知，一次传达中央６２号指示）都只是分片传达，为何河北省的两次传达也是那样草率，一次了事，然后由各军、各地零星揭发，而不能集中讨论，追究原因。”经过大家发言，对郑维山、李雪峰两同志有了触动。郑说，过去上当犯错，现在有信心痛改；李说，过去在思想上有共同性。 为开好这个会，打通思想，更好团结，政治局同意吴先恩同志提议，在人到齐开大会之前，先以三天时间（１９、２０、２１日），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北京三人参加，约十五人），初步统一认识，利于接受大家批判；同时由永胜、作鹏两同志也找三十八军开会同志谈谈，指出他们的报告是好的，起个推动作用，在会中也要从揭发批判达到团结。 以上处理，妥否，请主席批示。 光“甩石头”还不够，毛泽东还准备要对军队的领导机关“掺沙子”、“挖墙脚”。现在，他要“掺沙子”了。毛泽东在文件上奋笔疾书： 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的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是有深意的。他要黄永胜和李作鹏参加这个会，是想看看他们有怎样的表现。 九届二中全会开会时，周恩来交代黄永胜在北京看家，没有去庐山，也没有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过，他送的书面材料也是写了要设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当时还不知道黄永胜、李作鹏已和叶群等人串通过，对他们到底是不是上了“船”是有怀疑的。再者，他们和华北的李雪峰、郑维山是怎样的关系？让他们参加华北会议，不也可以看出来吗？ 而深受毛泽东信赖的李德生、纪登奎，在历史上和那些人没有过多关系，要他们在华北会议上充当“沙子”，起到“透气”的作用，是没有问题的。 另一方面，有人猜测，此时毛泽东已有改组北京军区之意，由李德生、纪登奎接替郑维山、李雪峰。虽然这只是猜测，但后来的情况也正是如此。 华北会议前期――揭批无力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２日，北京的天气特别寒冷。京西宾馆的大礼堂里，整整齐齐地坐着４４９位来自全军高层领导机关和北京军区师以上的领导干部，以及河北省地（市）委书记以上干部。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华北会议”。按惯例，这次会议也被分为小会、中会和大会。小会只有北京军区、北京、天津、河北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参加，中会扩大到省、市、军以上干部，大会则要求全体人员参加。 一开始，会议气氛就有些紧张。会议规定，所有与会人员一律不许私自外出，有重要事情外出，务必请假。同时规定：“会议要保密，会间不准打电话！” 在此前的几天里，郑维山怀着复杂的心情于１９日、２０日主持召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研究开好华北会议事宜。２０日，北京军区正式接到中央通知，要求全军区正师以上干部和河北省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到京西宾馆报到。同日，周恩来约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谈话，商定他们参加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事情。
１２月２４日，北京军区召开常委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以军委领导的身份出现在会场上。李德生、纪登奎等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一开始，黄永胜拖着长腔首先传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传达之后，他介绍说：“周总理和军委办事组，按照毛主席的批示，要开一个有广度、有深度、长时间的会议。” 其实，来主持会议的黄永胜，心态是相当复杂的。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庐山上的表现，被毛泽东抓住了，他们相继作了检查，但毛泽东到底怎么看，他们没有底。黄永胜也没有底。这次，毛泽东决定从华北入手，批判陈伯达，这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个机会。因此，叶群曾和他们通气，尽量把脏水往陈伯达身上泼，企图瞒天过海。如果能把注意力引到北京军区，对他们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 与会的４００多位代表心情复杂，表现各异。 首先是多数人对这次会议的主题感到茫然：批陈伯达，还是批郑维山、李雪峰？要批他们，怎么个批法？而郑维山、李雪峰还都在位子上坐着。因此，冷眼旁观者有之，唱高调却内容空洞的发言也有之，还有些平时就对李、郑有意见的人开始上下活动，准备材料…… 这些情况很快反映到上层那里。 ２４日，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参加会议的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的汇报，将会议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梳理。最后，政治局形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华北会议还未形成认真批评和彻底揭露的精神，要求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主要小组会上继续做工作，打通思想，突破缺口，以影响大会。 １２月２５日，华北会议召开小会。各小组会议重点是批评郑维山、李雪峰。同日，周恩来就华北会议的情况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目前会议还处在学习和表态阶段，估计形势打开将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同时，汇报了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 ２６日，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分别在各小组会上继续发动揭批问题，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同日，周恩来劝大家发言，并说：“如果会议开的无力，中央要点名了。” １２月２７日，郑维山和李雪峰在大会上作了检查。 中南海里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华北会议的进程。 不久，中央政治局指定四个人帮郑维山写检查，其中包括他的现任秘书杜辛和前任秘书高惠卿，还有军区党委办公室的副科长张工和秘书刘耀。 另外，中央政治局又指定吴德、吴先恩等四个人来“帮助、督促”李雪峰、郑维山端正态度，交代问题。郑维山后来说，当时的“帮李、郑小组”实际上就是搞逼供。 一天，“帮郑小组”要郑维山交代跟陈伯达通电话的内容，郑维山理直气壮地说：“讲的都是一般具体问题，记不清了。同时，电话多数是秘书接的，我接时秘书也在场，要办的事也是通过秘书办的。”他们说：“那不行，交代不了。” “过去做对了的，要从错的方面去讲，过去认为是正确的，要从错误方面去认识。”几个人告诉郑维山。 “每个问题都要写上动机。”在看了郑维山的一次检查后，“帮郑小组”成员说，“比如‘火烧杨勇’没有报告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动机，就是要当军区司令。”“比如，那一次陈伯达别有用心地问你：天津核心小组要不要扩大？王曼恬这个人怎么样？你说天津核心小组要扩大的事不知道，王曼恬你还不认识，回去给你问一下。陈伯达连忙说不用不用，你不懂我的意思。后来你去天津时，便向解学恭讲了这件事。动机就是要打击王曼恬革命干部，讨好陈伯达。” 郑维山知道，要想开好会，达到团结的目的，他不作检讨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不能给自己乱戴帽子。 被逼急了，郑维山赌气说：“要检查，我可以作检查，你们怎么写我怎么讲，我一个字不改。但是有两条，你们写上了我也不讲。这两条：一是说聂荣臻元帅是坏人，你写上了我也不讲；二是说华北部队就是‘六字号’的部队，是坏部队，写上了我也不讲！” 郑维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除了他提到的两条外，真的是别人写什么就讲什么。因此，在华北会议上的检查中，出现了不少违背郑维山本意的内容。于是，郑维山那些早在１９６８年北京军区党委十二次全体会议上被提到而未成立的问题，如今都成了事实。此外，又有更多捏造出的新罪名被安在了这员虎将身上。 为了顾全大局，郑维山有许多该上报的材料而没有及时上报。比如，他保存有兼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谢富治于１９６７年８月６日给林彪的一封亲笔信，可以说清“为什么听任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乱跑乱说”，可是直到华北会议结束后的１９７１年２月４日，郑维山才把信同其他文件呈给李德生、纪登奎。这封信中说：“中央决定陈伯达负责解决华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谢富治、郑维山协助，建议在华北地区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的海、空军领导同志参加。”这封信，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批示“同意”。 其实，在１９６７年８月９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周恩来和康生也宣布了中央的分工决定，即：周恩来管中南和西北，陈伯达管华北，康生管东北，江青管华东和西南。周恩来在这次会上说：作这样的分工，是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推动形势发展，实现毛主席争取明年春天或稍晚些时候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 陈伯达与北京军区和郑维山的接触就是从此开始的，在此以前，他与北京军区和郑维山没有多少来往。中央这样分工，就确定了陈伯达对华北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有权作“指示”，而作为担负华北地区“三支两军”主要任务的北京军区，对陈伯达的指示也有组织服从的关系。这是由党的组织纪律决定的。 陈伯达在北京军区的活动，实际上只有七次――四次公派开会，两次“周游”，一次自己去“找饭吃”：有一次陈伯达从首钢回京途中，突然到军区要饭吃。有两次是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自己去的。陈伯达有着与政治局常委相当甚至超越常委的权力，他到哪里，没有人能说个“不”字。另外四次是“三十八军报告”中所提到的公派会议，由郑维山陪同，也都是奉命行事，不能不从。 在华北会议上，有人提出林彪“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也是郑维山搞的。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陈先瑞派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尹明玉，带干事韩殿宾到三十八军了解传达萧华检查的情况，一一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周衍盛出面接待。周衍盛原是林彪办公室秘书。传达完文件之后，周衍盛拉尹明玉参加师党委讨论全师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情况。会前，尹明玉、韩殿宾与周衍盛闲聊。周衍盛说曾在林办工作，说三十八军是林带过的老部队，林对这支部队如何如何有感情等等。尹明玉顺口问了一句：“现在军里的干部，林副主席还有无认识的？去看望过林副主席吧？” 就是这样一句问话，引来了黄永胜、吴法宪专程到北京军区找郑维山、陈先瑞谈话，说：“林副主席办公室原秘书周衍盛同志写信给林副主席，检举你们干部部一个叫尹明玉的人调查三十八军与林副主席的来往。周衍盛同志有谈话记录。这是要干什么？要查清楚，严肃处理。”在随后召开的北京军区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黄永胜明确说：“三十八军的问题由办事组负责……” 郑维山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在工作中，他不可能不得罪人。因此，当华北会议对他进行揭批时，自然会有对他有意见的人站出来发言。 ２８日，发言的火药味浓了些，批评郑维山、李雪峰骄傲自满、刚愎自用。但是，仍没有什么实质问题。 这时，北京卫戍区的一位主要领导清了清嗓子，要求发言。他对郑维山、李雪峰的检查显然不满：“郑维山、李雪峰的检查不老实，你们的要害是跟陈伯达搞阴谋，不讲阴谋活动，这是对抗！……郑维山、李雪峰是陈伯达的打手，陈伯达在庐山向党发难是同打手商量了的！军区常委们都要揭盖子，不要捂。”一时间，全场哗然。不少人震惊地看着他，也有人用眼睛的余光瞄向郑维山，还有的人低头不语，更多的是在交头接耳。
会议基调一下子升温。 于是，在随后几天的小会上，甚至在包括省、市、军以上干部参加的中会上，会议的调子高了八度。很多人把在会上发言当作向党表忠心的机会，纷纷向郑维山、李雪峰发难。 但是，除了少数几个，没有人知道毛泽东要黄、吴、李、邱参加华北会议的真正目的，因此，会议仍显揭批无力。在郑维山眼里，有的人是真批，但是没有内容；有的人是假批，实际是应付；多数的人不发言；还有少数人，在会议宣布问题之后就病了，或者离开了或者住院了，而在座者无不神情紧张。在４００多位军队干部面前，他俩仍然表现出首长的姿态。 郑维山至此还没有意识到华北会议对于他命运的转折性意义。他觉得，黄永胜等人像在北京军区第十二次会议上一样，又在小题大做罢了。 会议转折点――江青到会点火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３０日，身穿绿军装，戴黑边眼镜，短发齐耳的江青走进了华北会议的会 场。这天正在召开所谓的小会――华北地区和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代组长，她的到来，使会议的气氛顿时有几分紧张。 江青用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会场上的人，问：“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有人向她解释说，这是小会，还有中会、大会。 她说：“开什么小会？最小也要开中会。” 于是，这天的小会变成了中会，军区的军以上干部参加。 江青先是不动声色地听了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曼恬、三十八军副政委邢泽等人的发言。同时，她也不忘观察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这几员“陈伯达的大将”的表现――这大概也有毛泽东的意思。 １９６８年“杨余傅事件”后，林彪指示召开北京军区党委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江青就到军区来参加过会议，和郑维山有过交锋。而这一次与会的人数比上次更多，规模更大。 江青以毛泽东批示的三十八军报告开头，向郑维山打横炮：“我首先向同志们讲一下，我对于三十八军任何人不认识，但我正是为三十八军受了陈伯达这个大坏蛋的气（而来）了。三十八军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写信，曾经想见我，说见肖力也好，陈伯达为这个就压迫我。我想查这个人查不到，现在这个人查到了！”江青以胜利的神情环顾四周：“三十八军到的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有个叫宋伟的啊？” 三十八军军长刘海清站起来回答：“知道，是我们一个团的副政委。”另一个人补充道：“他在中央文革机关工作过。” 江青满意了，因为她觉得三十八军的人已经站在她的一边了。她接着说：“他的材料证明他在那里完全是受排挤的。我和康老、春桥、文元是被架空的。我建议要宋伟同志到会来揭发！” 响应江青建议的是热烈的掌声。 粗中有细的郑维山已经听出，江青开头讲是为“三十八军受了陈伯达这个大坏蛋的气”，后面就开始诉自己的苦了： “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要打断我的脊梁骨！打嘛，我也可以打断你的脊梁骨。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保卫党中央，保卫人民！傅崇碧冲进去，是由陈伯达秘书王保春勾结进去的。北京卫戍区对这件事还没有个表态。请问卫戍区司令，还有总参，有没有这个职责呢？” “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带了两部车子，去的都是干部。傅崇碧那个秘书还拿皮包打我。他装昏倒，躺下以后还拿眼睛看我。他昏倒，还拿皮包打我。” 说着，江青站起来，模仿了当时的昏倒情况。 江青比划完，坐下来发号施令：“卫戍区对这几个要查，其中有一个周树青，还有邵崇永，你们一直没有把这些人当回事。这个事大概跟北京军区可能有点什么关系吧！邵崇永有个检查说，傅崇碧说过：不在于江青同志批评我，在于江青同志有察觉。察觉到什么？还不是察觉到他们的活动。这跟陈伯达都有联系的。傅崇碧冲了中央文革以后，杨成武就装病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 江青吸了一口气，又指出一个“坏人”：“还有个江枫。”突然，她口气一转：“×××、王曼恬同志他们立了功，特别是王曼恬同志。” 王曼恬会意地迎接过江青投过来的目光。江青谈锋正健：“江枫、王亢之、李树夫完全给陈伯达做特务的。三十八军在北京市公安局有个支左的。” 江青提到的这几个人都是当时天津市委的领导干部。当初他们被群众揪斗，成了坏人，陈伯达保过他们。 对于三十八军的情况，刘海清当然最清楚，他及时补充：“是我们副军长牟立善同志。” “这个人被陈伯达赶走了。宋伟现在在不在？”江青伸长了脖子，目光在会场中来回扫视。 又是刘海清回答：“在。” 江青显然想立即让这位给自己写信的人站出来，又问：“在哪里？” 刘海清：“在保定。” 江青有点失望：“代我告诉他，我没有见他，不是我怕陈伯达，是我遵守纪律！” 接下来，江青便集中火力开始“炮打”郑维山―― “战友文工团简直是军队打、砸、抢的祖宗。郑维山同志你说老实话，王××（北京军区文工团吹小号的）上庐山前给我的两份报告，那么处理，那还不是‘五一六’！抢人家的机密，党的机密。王××，还有个吹小号的，这还不是你们组织的。你这个战友可了不得。我是提个问题你们考虑，有的还会揭发。王××这个人轻易处理，不追查，他是有组织的，他的行动是有训练的。在怀仁堂我要打电话给总理，他就把电话占上了，我都打不成电话。几次打、砸、抢都有他。我觉得郑维山同志对这些问题是很不认真对待的。是否你当时也参加了？当时有人说，北京军区有七个军，陈伯达他辖七个军，还不是太上皇？！” “这几年，为军队我受小人的气，大阴谋家的气。陈伯达提出了个口号‘揪小爬虫’，他说他是‘小小老百姓’。什么小小老百姓？他才是个小爬虫呢！他是小小小小爬虫，他是王八蛋、两面派。六八年以后他对我就是一面派了，他勾结人整我、压我。这些问题卫戍区、总参不追究。你们不是保卫党中央、保卫人民吗？为什么不追究，我讲的不对，同志们可以批评我。” 江青已经开始骂人了，她的怨气发泄了不少。 接着，她的语气稍有缓和，一副中央领导的姿态，鼓动道：“发言不要照本念，有什么就揭什么，揭得越彻底解决得越好，才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团结起来。” 江青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也不用稿子。她点着桌子，对李雪峰说：“李雪峰同志，你在北大时我们到北大，你说奉陪到底。你说：你们来我奉陪到底。把林副主席请去了，你不负责警卫，躲到角落里去了，几乎出了事。你是主体嘛，不是客体。北大是你的天下了？聂元梓则给我写了保证，这次到庐山又反对我们了，跟着你走了。最后两年又给我写信，说她又犯了错误。也没说什么错误，大概是对八三四一部队的吧？我叫老汪同志处理了。这和你没有关系？在天安门上我就说：你太不像样子了。我保了你好几次了，你说你要奉陪我们到底，现在我要奉陪你到底，看你低头不低头、认错不认错！” 李雪峰低头不与江青争辩。 “你们《河北日报》把黄永胜同志的名字勾掉，印了杨成武、萧华的照片，我请总理、康老和你谈过这是错误的，你是怎么对待的？” 江青越说越歇斯底里了：“你们打我，姚文元同志可以作证。你们打我，这样恶劣，你们奉陪到底，就是在北大！在庐山你们那样干，那样跟着陈伯达干，陈伯达是你们的太上老子！” 江青一副要站起来的样子。郑维山的不满神情写在了脸上：“你一个主席夫人，怎么有那么多人敢打你呢？真是天大的笑话。” 看到郑维山的眼神，江青来了气，喊道：“郑维山你好好想一想，你在晋东南要开枪权、扫荡权，我要不讲可能几万人就完了。” 说到这里，江青被郑维山的愤怒眼神震慑住了，赶紧补充：“我今天来参加会，请示了政治局，请示了总理，我不代表任何人，我也可以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我说的那是晋东南，你敢不敢承认？”江青有些气急败坏，站起身，用手撑住桌子，俯向郑维山座位的方向。 一如她所料，郑维山不再沉默，又开始顶了。郑维山理直气壮地迎着她的目光，说：“我已经承认了！” 是啊，几年前，江青就断章取义将发生在郑维山身上的两件事拼凑在一起，弄出个所谓的向她要“开枪权、扫荡权”。郑维山当时就顶了她，说：“我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然而，本不在场的、根本不知情的谢富治、吴法宪却出来作假证：“你说过，我们证明。”郑维山以不言代答，这便成了莫须有的问题。 江青开始向其他与会者描述这件事。在这件事情上，江青是强势，她有发言权，郑维山只能听着。 “当时在人大会堂，我遭到突然袭击，进来一批人，拿来一张图，要开枪权、扫荡权，怎么能够这样？！我当时还说，可以挖坑道，派装甲车、坦克去宣传，部队可以放在后面壮声威。当时还有人挖苦我，说江青同志还会打仗？我跟主席几十年，总懂得一点嘛！法宪、叶群可以作证。总理劝了你才制止。后来派了曹中南解决了。我认为那天你们是搞突然袭击，你和我坐在对面，那位置我是永远记得的，我很惊讶！” 显然，江青对于事情的细枝末节永远比事情本身记得更清楚些。她提到的事情也大多是由于当事人一不小心“冒犯”了她。 “还有一件，肖望东从南京军区调来北京当文化部长，带来不少武器。一个文职官员，带了那么多武器，听说藏在北京军区，你查了吗？” 又提起了这件事――这是在北京军区第十二次会议上江青报复郑维山的一个重要砝码，那时就已经将事情说得很清楚了，江青如今仍在翻旧账。 郑维山管不了太多了，既然江青问，就不能装聋作哑：“有个报告！”――江青也知道，郑维山当时把报告打给了中央。 江青故意要让与会人员觉得是郑维山的错，步步紧逼地说：“我没看到啊！肖望东两次被捕。” 江青转向大众：“我看了你们的简报，会议还漂在表面上，很不深入。我看不要照稿子念，说错了也不要紧；不要怕人家抓小辫子，要抓大辫子；要有针对性，不要怕。有毛主席、林副主席作主。” 说了这么多话，江青有点乏了，她收住话锋，示意别人发言。 （未完待续）
庐山会议余波――毛泽东关注华北 说到华北会议的由来，就必然要说到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有研究历史的学者认为，华北会议是庐山会议的延续。这话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没有庐山会议上的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没有那份著名的“六号简报”，就不会有华北会议，这是不争的事实。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中旬，中央决定在地方的地区一级、部队的师级单位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印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这份红头文件指出：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过陈伯达反党的问题。为了教育干部，让较多的同志了解这个问题，中央决定将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向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和同级党员负责干部以及中央各项目组人员宣读和传达。传达内容要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为准。” “……各单位要组织听传达的同志认真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文件，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和党中央１９７０年５９号学习通知所规定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份经毛泽东批准下发的文件，不知何故，直到１９７１年１月１日，也即华北会议开始后的第１８天，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发出。就是这份文件，才使得九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得以在更大的层面传达，从而使陈伯达的问题在党内公开。此前，只是在少数高级干部中进行了传达。 应当说，毛泽东批转这份文件，是他的战略部署中的一环。 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让毛泽东吃了一惊：自己多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中央办公厅也早已通知不设国家主席，为什么每个小组都有人跳出来呼吁设立国家主席？陈伯达在华北组煽风点火，叶群声色俱厉，吴法宪有根有据，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都拿着称“天才”的语录，还有华北组的“六号简报”抢先出笼……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在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批判了陈伯达。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发言？这其中哪些人是有预谋的，哪些人是被蛊惑上当的，一时还很难判断。他需要看清真相，也需要教育全党。那么，从哪里入手呢？ 华北组的“六号简报”，使他不能不想到华北，不能不想到北京军区；那么多的军队代表的发言，使他坚定了要抓军队的想法。最后，毛泽东将目光聚焦在了北京军区。 此时，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还不知道最高统帅对自己的误解有多深，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错过了解释的机会。他不知道毛主席有没有看到他在庐山上写的那封解释信。他相信，如果主席看到了，是会原谅自己的。但毛泽东究竟看到了没有，谁也不清楚。 “如果在丰台火车站见到主席，向他当面解释清楚就好了。”若干年后，郑维山这样回忆说。 从庐山回京后的郑维山，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离京前往内蒙古处理那里的军政要事。一直到９月底，毛泽东从庐山转道南方回京时，他还在伊克昭盟检查工作。 那天，郑维山的秘书杜辛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 “郑司令现在哪里？” 杜辛回答：“在伊克昭盟乌审旗。” “晚饭前能不能赶到北京？” 杜辛回答：“乘飞机可以，我马上叫郑维山同志接电话。” 汪东兴不耐烦地说：“不用了，你告诉他，赶不回来就算了。” 有着政治敏感的杜辛觉得这事不简单，很快报告了出门在外的郑维山，并建议先电话问一下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是否晚上有重要活动，还说由直升机转乘大飞机，下午回到北京应该没有问题。 郑维山当然知道，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如果没有事，他是不可能打电话来的。如果有事，就很有可能是主席那里问情况。所以，郑维山很快要通了汪东兴的电话。他在电话中问：“汪主任，是不是有特别急的事情？如果立即坐小飞机，再转车，明天下午还是能赶回去的。” 汪东兴说：“安全重要，不要勉强回来了。” 事实上，是毛泽东的专列路过丰台，要汪东兴通知北京市和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到丰台，在专列上召见他们。对于这次在丰台的接见，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的回忆是这样的： 毛泽东问：“庐山会议你们传达了没有？” “传达了。”陈先瑞回答。 “怎么传达的？” “分片传达的，对陈伯达的问题先下毛毛雨，然后专门讨论。”陈先瑞说。 “我们在市革委会领导小组和卫戍区党委常委中传达了，当时议了一下，还没有讨论。”吴德接着说。 “这个办法好，何必那样急。”毛泽东不动声色。 陈先瑞说的是实情，对于毛泽东最为关心的陈伯达问题的传达情况，北京军区是考虑再三选择了分片传达的办法――各地驻军领导参加当地的传达会议，北京军区领导则由军区组织传达。 庐山会议闭幕后，郑维山与陈先瑞、吴德、解学恭和李雪峰商量有关传达事宜。 陈先瑞说，以往传达会议精神，惯例都是分片传达，这次中央通知的意思也是要低调，我看还是分片传达吧。 李雪峰说，中央有精神，按中央规定传达。陈伯达的历史问题由中央组织成立项目组，我们按中央的部署办吧。 郑维山说，下山前，关于陈伯达问题的传达，中央早就下发通知，有三个要点：首先，传达问题按公报，陈伯达的问题记住多少传达多少；第二，注意保密，除公报外，有关会议文件、抄件和个人记录等一律上交或由秘书销毁，片纸不带；９月６日下午庐山会议总结时，毛主席又说，陈伯达当政治局委员不成了，但是如果没有历史问题，还可以当中央委员嘛。看来，中央对陈伯达的态度是保的。 分片传达完陈伯达问题后，郑维山启程赶往内蒙古。临行前，他告诉主持军区工作的陈先瑞：“把传达情况向中央写个报告。”“我已经请示过黄（永胜）总长，黄总长说不用写报告了。”陈先瑞说。 实际上，对于这样的问题，北京军区不敢怠慢，传达结束后还是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送上去后，上头很快有了反应。中央副主席康生在报告上批示：奇怪？毫无揭发！ 这一切，也促成了毛泽东决定在华北地区、北京军区有所动作。 批转三十八军报告――毛泽东甩出“石头” 正当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一切深入思考、对华北组的“六号简报”进行追查的时候，北京军区方面有了反应――１２月１０日，一份署名“三十八军党委”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案头。 毛泽东吸着烟，凝视着手里的文件。可以说，这是他非常希望看到的一份材料。这份报告很突出、很重要的一个基调，是揭发陈伯达在“文革”中，在北京军区、华北地区活动中，突出自己，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报告第一部分，开头就说：“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报告举证说：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５日，他参加了北京军区党委全会，用一种奇特的语言讲个别军和个别地方把军队内部矛盾暴露到社会上，谁都能听懂，他是诬指三十八军。军区全委会开了二十多天，矛头一直指向三十八军，逼三十八军同志作检讨。 陈伯达从来不提林副主席。１９６７年秋、冬，他在首都接见保定赴京代表团和到保定视察时，在公开场合共讲话１２次，其中２０８处提到他自己，１７处提到郑维山同志，但却只字不提敬爱的林副主席。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５日他在北京军区党委全会上讲话，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２５日他在北京军区党委召开的战备会上讲话，有６８处宣扬他个人，只有一二处提及林副主席。今年７月，陈伯达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到内蒙前线…… 在军内外讲话８次，闭口不提毛主席的战备指示，根本不提林副主席。 ……陈伯达在群众面前，总是宣传他个人的一套，含沙射影地反对毛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据我们知道，他参加北京军区的几次重要会议，就贩卖了许多私货。
报告第二部分，开头语说：“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我军于１９６７年初奉命调华北以来，越来越感到，陈伯达的手伸得很长，活动反常、手段恶劣。据我们所知，北京军区的许多重要会议，他都到场讲话……” 为了举证这个问题，报告在列举了一些会议后说，由于陈伯达的卑鄙做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会议后，不少群众和兄弟部队对三十八军产生误解。１２月３１日，全省１０个专区一派群众和部分驻军、军事院校的代表齐集保定，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公开宣传“三十八军是支持全省的反军派”，“要揪出反军派的黑后台”。 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６日，陈伯达勾结杨成武，在北京军区主持的成立河北省革委会筹备会上，当着全省驻军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暗示三十八军搞“武汉事件”……由于陈伯达恶毒煽动，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猖狂的逆流，说三十八军是黑线部队。……有的人把陈伯达当成“精神支柱”，把他的讲话当“圣经”，说“解决保定问题，首先要落实陈伯达同志的指示……” 这份报告，在揭发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的反党行为的同时，还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北京军区负责人在纵容陈伯达在这里乱跑乱说，使他成了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至于这份报告是怎么出来的，现在说法不一。三十八军的老同志说，是当时他们看了中央的通知后，凭着自己的政治敏感写出来的。也有人说，这份报告是江青授意他们写的，要不然怎么能直接到了毛主席那里？还有人说，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转移视线，将斗争矛头指向北京军区而搞的阴谋，是他们策划了这个报告，三十八军的同志上了他们的当，等等。 不管这份报告是怎样出来的，但毛泽东抓住这份报告，把它当成了“石头”，却是历史的事实。 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甩出了这块“石头”。在三十八军的报告上，毛泽东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当天，周恩来紧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会上商定，先约北京军区党委郑维山、李雪峰等８名常委于１８日前来中央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商量召开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的问题。 １８日晚，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郑维山、李雪峰、陈先瑞、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人被“扩大”到会，学习讨论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周恩来神色凝重地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对有些地方还重复念了一遍。 郑维山的政治直觉告诉他，自己已经处在了风口浪尖上。但他觉得毛主席的批示是建立在不正确的情况之上的――怎么能说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皇”呢？ 周恩来传达完毛泽东的批示后，浓眉紧锁，沉默地望着北京军区的几位领导人。 郑维山整理了一下思路，首先表态：“我坚决拥护主席的批示。我觉得先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再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我相信，事实真相总会查清楚的！” 李雪峰等人也明确表示，拥护毛主席关于召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建议。 周恩来没再多说什么，他告诉众人：“会要有把握开好。当然，军队党是相信的，这么多军队要好好开一个会。”次日，周恩来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递到了毛泽东那里。 主席、林副主席： 昨（１８日）晚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和林副主席批示。华北到会的同志有：郑维山、李雪峰、陈先瑞、解学恭、肖文玖、吴先恩、张南生、郑三生、尤太忠等九人，北京卫戍区有吴德、吴忠、杨俊生三同志。会上，先发了中央印发的讨论文件（（１９７０）１３４号）。读后，大家一致拥护主席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的建议。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人要多一些，每个师二至三人，军四人，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党委常委、军分区二至三人，同级军兵种和代管部队、机构亦来相应人数，预计要来四百多人，时间性要长一些。在昨晚讨论中，解学恭、吴德、吴忠、杨俊生等同志都强调主席批示中“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的两点。政治局同志也指出：“为何连林副主席也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为何北京军区两次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一次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的通知，一次传达中央６２号指示）都只是分片传达，为何河北省的两次传达也是那样草率，一次了事，然后由各军、各地零星揭发，而不能集中讨论，追究原因。”经过大家发言，对郑维山、李雪峰两同志有了触动。郑说，过去上当犯错，现在有信心痛改；李说，过去在思想上有共同性。 为开好这个会，打通思想，更好团结，政治局同意吴先恩同志提议，在人到齐开大会之前，先以三天时间（１９、２０、２１日），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北京三人参加，约十五人），初步统一认识，利于接受大家批判；同时由永胜、作鹏两同志也找三十八军开会同志谈谈，指出他们的报告是好的，起个推动作用，在会中也要从揭发批判达到团结。 以上处理，妥否，请主席批示。 光“甩石头”还不够，毛泽东还准备要对军队的领导机关“掺沙子”、“挖墙脚”。现在，他要“掺沙子”了。毛泽东在文件上奋笔疾书： 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的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是有深意的。他要黄永胜和李作鹏参加这个会，是想看看他们有怎样的表现。 九届二中全会开会时，周恩来交代黄永胜在北京看家，没有去庐山，也没有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过，他送的书面材料也是写了要设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当时还不知道黄永胜、李作鹏已和叶群等人串通过，对他们到底是不是上了“船”是有怀疑的。再者，他们和华北的李雪峰、郑维山是怎样的关系？让他们参加华北会议，不也可以看出来吗？ 而深受毛泽东信赖的李德生、纪登奎，在历史上和那些人没有过多关系，要他们在华北会议上充当“沙子”，起到“透气”的作用，是没有问题的。 另一方面，有人猜测，此时毛泽东已有改组北京军区之意，由李德生、纪登奎接替郑维山、李雪峰。虽然这只是猜测，但后来的情况也正是如此。 华北会议前期――揭批无力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２日，北京的天气特别寒冷。京西宾馆的大礼堂里，整整齐齐地坐着４４９位来自全军高层领导机关和北京军区师以上的领导干部，以及河北省地（市）委书记以上干部。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华北会议”。按惯例，这次会议也被分为小会、中会和大会。小会只有北京军区、北京、天津、河北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参加，中会扩大到省、市、军以上干部，大会则要求全体人员参加。 一开始，会议气氛就有些紧张。会议规定，所有与会人员一律不许私自外出，有重要事情外出，务必请假。同时规定：“会议要保密，会间不准打电话！” 在此前的几天里，郑维山怀着复杂的心情于１９日、２０日主持召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研究开好华北会议事宜。２０日，北京军区正式接到中央通知，要求全军区正师以上干部和河北省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到京西宾馆报到。同日，周恩来约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谈话，商定他们参加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事情。
１２月２４日，北京军区召开常委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以军委领导的身份出现在会场上。李德生、纪登奎等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一开始，黄永胜拖着长腔首先传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传达之后，他介绍说：“周总理和军委办事组，按照毛主席的批示，要开一个有广度、有深度、长时间的会议。” 其实，来主持会议的黄永胜，心态是相当复杂的。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庐山上的表现，被毛泽东抓住了，他们相继作了检查，但毛泽东到底怎么看，他们没有底。黄永胜也没有底。这次，毛泽东决定从华北入手，批判陈伯达，这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个机会。因此，叶群曾和他们通气，尽量把脏水往陈伯达身上泼，企图瞒天过海。如果能把注意力引到北京军区，对他们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 与会的４００多位代表心情复杂，表现各异。 首先是多数人对这次会议的主题感到茫然：批陈伯达，还是批郑维山、李雪峰？要批他们，怎么个批法？而郑维山、李雪峰还都在位子上坐着。因此，冷眼旁观者有之，唱高调却内容空洞的发言也有之，还有些平时就对李、郑有意见的人开始上下活动，准备材料…… 这些情况很快反映到上层那里。 ２４日，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参加会议的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的汇报，将会议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梳理。最后，政治局形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华北会议还未形成认真批评和彻底揭露的精神，要求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主要小组会上继续做工作，打通思想，突破缺口，以影响大会。 １２月２５日，华北会议召开小会。各小组会议重点是批评郑维山、李雪峰。同日，周恩来就华北会议的情况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目前会议还处在学习和表态阶段，估计形势打开将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同时，汇报了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 ２６日，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分别在各小组会上继续发动揭批问题，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同日，周恩来劝大家发言，并说：“如果会议开的无力，中央要点名了。” １２月２７日，郑维山和李雪峰在大会上作了检查。 中南海里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华北会议的进程。 不久，中央政治局指定四个人帮郑维山写检查，其中包括他的现任秘书杜辛和前任秘书高惠卿，还有军区党委办公室的副科长张工和秘书刘耀。 另外，中央政治局又指定吴德、吴先恩等四个人来“帮助、督促”李雪峰、郑维山端正态度，交代问题。郑维山后来说，当时的“帮李、郑小组”实际上就是搞逼供。 一天，“帮郑小组”要郑维山交代跟陈伯达通电话的内容，郑维山理直气壮地说：“讲的都是一般具体问题，记不清了。同时，电话多数是秘书接的，我接时秘书也在场，要办的事也是通过秘书办的。”他们说：“那不行，交代不了。” “过去做对了的，要从错的方面去讲，过去认为是正确的，要从错误方面去认识。”几个人告诉郑维山。 “每个问题都要写上动机。”在看了郑维山的一次检查后，“帮郑小组”成员说，“比如‘火烧杨勇’没有报告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动机，就是要当军区司令。”“比如，那一次陈伯达别有用心地问你：天津核心小组要不要扩大？王曼恬这个人怎么样？你说天津核心小组要扩大的事不知道，王曼恬你还不认识，回去给你问一下。陈伯达连忙说不用不用，你不懂我的意思。后来你去天津时，便向解学恭讲了这件事。动机就是要打击王曼恬革命干部，讨好陈伯达。” 郑维山知道，要想开好会，达到团结的目的，他不作检讨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不能给自己乱戴帽子。 被逼急了，郑维山赌气说：“要检查，我可以作检查，你们怎么写我怎么讲，我一个字不改。但是有两条，你们写上了我也不讲。这两条：一是说聂荣臻元帅是坏人，你写上了我也不讲；二是说华北部队就是‘六字号’的部队，是坏部队，写上了我也不讲！” 郑维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除了他提到的两条外，真的是别人写什么就讲什么。因此，在华北会议上的检查中，出现了不少违背郑维山本意的内容。于是，郑维山那些早在１９６８年北京军区党委十二次全体会议上被提到而未成立的问题，如今都成了事实。此外，又有更多捏造出的新罪名被安在了这员虎将身上。 为了顾全大局，郑维山有许多该上报的材料而没有及时上报。比如，他保存有兼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谢富治于１９６７年８月６日给林彪的一封亲笔信，可以说清“为什么听任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乱跑乱说”，可是直到华北会议结束后的１９７１年２月４日，郑维山才把信同其他文件呈给李德生、纪登奎。这封信中说：“中央决定陈伯达负责解决华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谢富治、郑维山协助，建议在华北地区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的海、空军领导同志参加。”这封信，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批示“同意”。 其实，在１９６７年８月９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周恩来和康生也宣布了中央的分工决定，即：周恩来管中南和西北，陈伯达管华北，康生管东北，江青管华东和西南。周恩来在这次会上说：作这样的分工，是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推动形势发展，实现毛主席争取明年春天或稍晚些时候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 陈伯达与北京军区和郑维山的接触就是从此开始的，在此以前，他与北京军区和郑维山没有多少来往。中央这样分工，就确定了陈伯达对华北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有权作“指示”，而作为担负华北地区“三支两军”主要任务的北京军区，对陈伯达的指示也有组织服从的关系。这是由党的组织纪律决定的。 陈伯达在北京军区的活动，实际上只有七次――四次公派开会，两次“周游”，一次自己去“找饭吃”：有一次陈伯达从首钢回京途中，突然到军区要饭吃。有两次是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自己去的。陈伯达有着与政治局常委相当甚至超越常委的权力，他到哪里，没有人能说个“不”字。另外四次是“三十八军报告”中所提到的公派会议，由郑维山陪同，也都是奉命行事，不能不从。 在华北会议上，有人提出林彪“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也是郑维山搞的。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陈先瑞派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尹明玉，带干事韩殿宾到三十八军了解传达萧华检查的情况，一一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周衍盛出面接待。周衍盛原是林彪办公室秘书。传达完文件之后，周衍盛拉尹明玉参加师党委讨论全师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情况。会前，尹明玉、韩殿宾与周衍盛闲聊。周衍盛说曾在林办工作，说三十八军是林带过的老部队，林对这支部队如何如何有感情等等。尹明玉顺口问了一句：“现在军里的干部，林副主席还有无认识的？去看望过林副主席吧？” 就是这样一句问话，引来了黄永胜、吴法宪专程到北京军区找郑维山、陈先瑞谈话，说：“林副主席办公室原秘书周衍盛同志写信给林副主席，检举你们干部部一个叫尹明玉的人调查三十八军与林副主席的来往。周衍盛同志有谈话记录。这是要干什么？要查清楚，严肃处理。”在随后召开的北京军区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黄永胜明确说：“三十八军的问题由办事组负责……” 郑维山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在工作中，他不可能不得罪人。因此，当华北会议对他进行揭批时，自然会有对他有意见的人站出来发言。 ２８日，发言的火药味浓了些，批评郑维山、李雪峰骄傲自满、刚愎自用。但是，仍没有什么实质问题。 这时，北京卫戍区的一位主要领导清了清嗓子，要求发言。他对郑维山、李雪峰的检查显然不满：“郑维山、李雪峰的检查不老实，你们的要害是跟陈伯达搞阴谋，不讲阴谋活动，这是对抗！……郑维山、李雪峰是陈伯达的打手，陈伯达在庐山向党发难是同打手商量了的！军区常委们都要揭盖子，不要捂。”一时间，全场哗然。不少人震惊地看着他，也有人用眼睛的余光瞄向郑维山，还有的人低头不语，更多的是在交头接耳。
会议基调一下子升温。 于是，在随后几天的小会上，甚至在包括省、市、军以上干部参加的中会上，会议的调子高了八度。很多人把在会上发言当作向党表忠心的机会，纷纷向郑维山、李雪峰发难。 但是，除了少数几个，没有人知道毛泽东要黄、吴、李、邱参加华北会议的真正目的，因此，会议仍显揭批无力。在郑维山眼里，有的人是真批，但是没有内容；有的人是假批，实际是应付；多数的人不发言；还有少数人，在会议宣布问题之后就病了，或者离开了或者住院了，而在座者无不神情紧张。在４００多位军队干部面前，他俩仍然表现出首长的姿态。 郑维山至此还没有意识到华北会议对于他命运的转折性意义。他觉得，黄永胜等人像在北京军区第十二次会议上一样，又在小题大做罢了。 会议转折点――江青到会点火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３０日，身穿绿军装，戴黑边眼镜，短发齐耳的江青走进了华北会议的会 场。这天正在召开所谓的小会――华北地区和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代组长，她的到来，使会议的气氛顿时有几分紧张。 江青用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会场上的人，问：“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有人向她解释说，这是小会，还有中会、大会。 她说：“开什么小会？最小也要开中会。” 于是，这天的小会变成了中会，军区的军以上干部参加。 江青先是不动声色地听了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曼恬、三十八军副政委邢泽等人的发言。同时，她也不忘观察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这几员“陈伯达的大将”的表现――这大概也有毛泽东的意思。 １９６８年“杨余傅事件”后，林彪指示召开北京军区党委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江青就到军区来参加过会议，和郑维山有过交锋。而这一次与会的人数比上次更多，规模更大。 江青以毛泽东批示的三十八军报告开头，向郑维山打横炮：“我首先向同志们讲一下，我对于三十八军任何人不认识，但我正是为三十八军受了陈伯达这个大坏蛋的气（而来）了。三十八军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写信，曾经想见我，说见肖力也好，陈伯达为这个就压迫我。我想查这个人查不到，现在这个人查到了！”江青以胜利的神情环顾四周：“三十八军到的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有个叫宋伟的啊？” 三十八军军长刘海清站起来回答：“知道，是我们一个团的副政委。”另一个人补充道：“他在中央文革机关工作过。” 江青满意了，因为她觉得三十八军的人已经站在她的一边了。她接着说：“他的材料证明他在那里完全是受排挤的。我和康老、春桥、文元是被架空的。我建议要宋伟同志到会来揭发！” 响应江青建议的是热烈的掌声。 粗中有细的郑维山已经听出，江青开头讲是为“三十八军受了陈伯达这个大坏蛋的气”，后面就开始诉自己的苦了： “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要打断我的脊梁骨！打嘛，我也可以打断你的脊梁骨。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保卫党中央，保卫人民！傅崇碧冲进去，是由陈伯达秘书王保春勾结进去的。北京卫戍区对这件事还没有个表态。请问卫戍区司令，还有总参，有没有这个职责呢？” “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带了两部车子，去的都是干部。傅崇碧那个秘书还拿皮包打我。他装昏倒，躺下以后还拿眼睛看我。他昏倒，还拿皮包打我。” 说着，江青站起来，模仿了当时的昏倒情况。 江青比划完，坐下来发号施令：“卫戍区对这几个要查，其中有一个周树青，还有邵崇永，你们一直没有把这些人当回事。这个事大概跟北京军区可能有点什么关系吧！邵崇永有个检查说，傅崇碧说过：不在于江青同志批评我，在于江青同志有察觉。察觉到什么？还不是察觉到他们的活动。这跟陈伯达都有联系的。傅崇碧冲了中央文革以后，杨成武就装病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 江青吸了一口气，又指出一个“坏人”：“还有个江枫。”突然，她口气一转：“×××、王曼恬同志他们立了功，特别是王曼恬同志。” 王曼恬会意地迎接过江青投过来的目光。江青谈锋正健：“江枫、王亢之、李树夫完全给陈伯达做特务的。三十八军在北京市公安局有个支左的。” 江青提到的这几个人都是当时天津市委的领导干部。当初他们被群众揪斗，成了坏人，陈伯达保过他们。 对于三十八军的情况，刘海清当然最清楚，他及时补充：“是我们副军长牟立善同志。” “这个人被陈伯达赶走了。宋伟现在在不在？”江青伸长了脖子，目光在会场中来回扫视。 又是刘海清回答：“在。” 江青显然想立即让这位给自己写信的人站出来，又问：“在哪里？” 刘海清：“在保定。” 江青有点失望：“代我告诉他，我没有见他，不是我怕陈伯达，是我遵守纪律！” 接下来，江青便集中火力开始“炮打”郑维山―― “战友文工团简直是军队打、砸、抢的祖宗。郑维山同志你说老实话，王××（北京军区文工团吹小号的）上庐山前给我的两份报告，那么处理，那还不是‘五一六’！抢人家的机密，党的机密。王××，还有个吹小号的，这还不是你们组织的。你这个战友可了不得。我是提个问题你们考虑，有的还会揭发。王××这个人轻易处理，不追查，他是有组织的，他的行动是有训练的。在怀仁堂我要打电话给总理，他就把电话占上了，我都打不成电话。几次打、砸、抢都有他。我觉得郑维山同志对这些问题是很不认真对待的。是否你当时也参加了？当时有人说，北京军区有七个军，陈伯达他辖七个军，还不是太上皇？！” “这几年，为军队我受小人的气，大阴谋家的气。陈伯达提出了个口号‘揪小爬虫’，他说他是‘小小老百姓’。什么小小老百姓？他才是个小爬虫呢！他是小小小小爬虫，他是王八蛋、两面派。六八年以后他对我就是一面派了，他勾结人整我、压我。这些问题卫戍区、总参不追究。你们不是保卫党中央、保卫人民吗？为什么不追究，我讲的不对，同志们可以批评我。” 江青已经开始骂人了，她的怨气发泄了不少。 接着，她的语气稍有缓和，一副中央领导的姿态，鼓动道：“发言不要照本念，有什么就揭什么，揭得越彻底解决得越好，才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团结起来。” 江青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也不用稿子。她点着桌子，对李雪峰说：“李雪峰同志，你在北大时我们到北大，你说奉陪到底。你说：你们来我奉陪到底。把林副主席请去了，你不负责警卫，躲到角落里去了，几乎出了事。你是主体嘛，不是客体。北大是你的天下了？聂元梓则给我写了保证，这次到庐山又反对我们了，跟着你走了。最后两年又给我写信，说她又犯了错误。也没说什么错误，大概是对八三四一部队的吧？我叫老汪同志处理了。这和你没有关系？在天安门上我就说：你太不像样子了。我保了你好几次了，你说你要奉陪我们到底，现在我要奉陪你到底，看你低头不低头、认错不认错！” 李雪峰低头不与江青争辩。 “你们《河北日报》把黄永胜同志的名字勾掉，印了杨成武、萧华的照片，我请总理、康老和你谈过这是错误的，你是怎么对待的？” 江青越说越歇斯底里了：“你们打我，姚文元同志可以作证。你们打我，这样恶劣，你们奉陪到底，就是在北大！在庐山你们那样干，那样跟着陈伯达干，陈伯达是你们的太上老子！” 江青一副要站起来的样子。郑维山的不满神情写在了脸上：“你一个主席夫人，怎么有那么多人敢打你呢？真是天大的笑话。” 看到郑维山的眼神，江青来了气，喊道：“郑维山你好好想一想，你在晋东南要开枪权、扫荡权，我要不讲可能几万人就完了。” 说到这里，江青被郑维山的愤怒眼神震慑住了，赶紧补充：“我今天来参加会，请示了政治局，请示了总理，我不代表任何人，我也可以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我说的那是晋东南，你敢不敢承认？”江青有些气急败坏，站起身，用手撑住桌子，俯向郑维山座位的方向。 一如她所料，郑维山不再沉默，又开始顶了。郑维山理直气壮地迎着她的目光，说：“我已经承认了！” 是啊，几年前，江青就断章取义将发生在郑维山身上的两件事拼凑在一起，弄出个所谓的向她要“开枪权、扫荡权”。郑维山当时就顶了她，说：“我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然而，本不在场的、根本不知情的谢富治、吴法宪却出来作假证：“你说过，我们证明。”郑维山以不言代答，这便成了莫须有的问题。 江青开始向其他与会者描述这件事。在这件事情上，江青是强势，她有发言权，郑维山只能听着。 “当时在人大会堂，我遭到突然袭击，进来一批人，拿来一张图，要开枪权、扫荡权，怎么能够这样？！我当时还说，可以挖坑道，派装甲车、坦克去宣传，部队可以放在后面壮声威。当时还有人挖苦我，说江青同志还会打仗？我跟主席几十年，总懂得一点嘛！法宪、叶群可以作证。总理劝了你才制止。后来派了曹中南解决了。我认为那天你们是搞突然袭击，你和我坐在对面，那位置我是永远记得的，我很惊讶！” 显然，江青对于事情的细枝末节永远比事情本身记得更清楚些。她提到的事情也大多是由于当事人一不小心“冒犯”了她。 “还有一件，肖望东从南京军区调来北京当文化部长，带来不少武器。一个文职官员，带了那么多武器，听说藏在北京军区，你查了吗？” 又提起了这件事――这是在北京军区第十二次会议上江青报复郑维山的一个重要砝码，那时就已经将事情说得很清楚了，江青如今仍在翻旧账。 郑维山管不了太多了，既然江青问，就不能装聋作哑：“有个报告！”――江青也知道，郑维山当时把报告打给了中央。 江青故意要让与会人员觉得是郑维山的错，步步紧逼地说：“我没看到啊！肖望东两次被捕。” 江青转向大众：“我看了你们的简报，会议还漂在表面上，很不深入。我看不要照稿子念，说错了也不要紧；不要怕人家抓小辫子，要抓大辫子；要有针对性，不要怕。有毛主席、林副主席作主。” 说了这么多话，江青有点乏了，她收住话锋，示意别人发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