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与程颐为兄弟，程颢被称为大程，程颐则是小程，兄弟二人被合称为“二程”。二程是理学的创始人，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称：“濂溪、康节、横渠，虽俱为道学家中之有力分子，然宋明道学之确定成立，则当断自程氏兄弟。”冯先生认为，二程之前的周敦颐、邵雍、张载都对道学有很大贡献，但真正创立起此派者则是二程。
为什么给出这样的结论呢？冯友兰在文中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在道学家中，确立气在道学中之地位者，为张横渠，如上所述。至于理，则濂溪《通书·理性命章》已提出。康节《观物篇》亦言物之理。横渠《正蒙》亦言：‘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不过此诸家虽已言及理，而在道学家中确立理在道学中之地位者，为程氏兄弟。”原来，上述三人对道学理念多有贡献，但并没有提纲挈领地总结出一套道学理论，直到二程这里，这套理论方才最终完成，因为二程兄弟确定了“理”在道学中的重要地位。
自此之后，道学才被称为了理学，因此，陈来先生在《宋明理学》一书中称：“程颢和程颐是‘道学’（即理学）的创始人，他们认为他们的学说把孟子以后中断了一千四百年之久的儒学道统真正承接起来了。他们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强调道德原则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注重内心生活和精神修养，形成了一个代表新的风气的学派。”
《二程全书》六十五卷，明弘治十一年陈宣刻本，程颢像
《二程全书》六十五卷，明弘治十一年陈宣刻本，程颐像
虽然如此，但在二程那个时代，同时还有着其他的理学派别，陈来在《宋明理学》中接着说：“传统把两宋正统理学看作由四个学派代表的，即二程的老师周敦颐（濂）、二程（洛）、与二程相互影响的张载（关）和继承二程学说的朱熹（闽），可见二程的思想可以说代表了两宋理学的主流。”
由此可知，二程也是洛学的创始人，因此卢连章在《程颢程颐评传》一书中给出了这样的结论：“程颢、程颐是中国历史上北宋时期洛学学派的创始人，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
程颢、程颐兄弟仅差一岁，他们共同成为了理学的创始人，更为奇特者，他兄弟二人又分别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的奠基人。卢连章先生在其文中称：“程颢、程颐的人生道路有同有异，这使得他们的理学思想路向也有同有异，并最终使他们成为宋明理学体系中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两大学派的先驱。”兄弟二人独创一派，并同时是两大分支的先驱，这也足够令人感叹。
二程出身于官宦世家，他们的先祖乔伯在周代时就任大司马，后被封于程，故其后世以程为姓。而二程兄弟的高祖、曾祖、祖父等也都做到了尚书一级的高官，他们的父亲程珦也于朝中任职。程颢在出生时就表现出了他的不凡，《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二中有如下一段话：“明道元年始生，神气秀爽，异于诸儿。未能言，叔母侯氏抱之，不知其钗坠，后数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随其所指而往，果得钗，人皆惊异。”这里说的“明道”指的就是程颢，因为文颜博在给其写的墓表中这样称呼他，故“明道先生”就成了后世称呼大程的敬语。
程朱传义《周易》二十四卷，明嘉靖福建建宁府知府曲梁杨一鹗刻本，卷首
二程从小受到父亲程珦的教育。宋庆历六年，程珦到兴国县任职时结识了周敦颐，二人一见面，程珦就觉得周敦颐气度不凡：“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果为学知道者，因与为友。”（《二程集》）二人成为朋友后，程珦就请周敦颐来做自己两个儿子的老师。然而二程仅跟着周敦颐学习了一年，周敦颐就调到了其他地方任职，但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却对二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那么周敦颐究竟教了二程些什么内容呢？其实前面周敦颐一文中已经提到，那就是周敦颐曾让二程去寻找“孔颜乐处”。这个问题的源头是《论语·雍也篇》：“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是孔子夸赞颜回的话。
颜回为啥住在破烂的屋子里，整天吃不饱饭还特别快乐？这正是周敦颐启发二程的地方，而二程果真各有心得。
程颢说：“学至于乐则成矣。笃信好学，未知自得之为乐。好之者，如游他人园圃；乐之者，则己物尔。”程颢觉得“孔颜乐处”的关键就是知识不要向外求，而要从内在的精神层面去寻找。由这句话就可看出，他的理解已经有了心学的雏形。
程朱传义《周易》二十四卷，明嘉靖福建建宁府知府曲梁杨一鹗刻本，河图
而程颐的所得则是：“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小程认为这句话的关键是“其”字，只有通过个体的身体立行，才能达到精神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见，他的理解与大程有着实质上的偏差。
周敦颐教二程学习时，年仅30岁，其实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比如他的名著《太极图说》和《通书》都还没有写出来，而那时的大程15岁，小程14岁，也都处于思想未成熟的阶段，也正因如此，后世学者一直在争论二程的道学或者说理学观念，是不是从周敦颐那里继承而来者。
《二程全书》六十五卷，明弘治十一年陈宣刻本，卷首
对于这件事，二程兄弟本身就没有首肯，虽然《二程集》中有这样一段话：“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但对于真正的理学观念，二程却否认是从周敦颐那里继承而来者，程颢曾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乃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颢承认周敦颐给他们以启迪，但其却认为理学最重要的观念——“天理”二字却是他兄弟二人独自发明者，那言外之意则是，他兄弟二人才是这一派的创始者，而非继承人。
程颐撰、朱熹本义《周易》明正统十二年司礼监刻本
对于这种认定，后世有着广泛的争论，当年汪应辰在给朱熹的信中就不承认这种传承：“濂溪先生高明纯正，然谓二程受学，恐未能尽。范文正公一见横渠奇之，授以《中庸》，谓横渠学文正则不可也。”
汪认为周敦颐的确是一代名师，但若说二程是从他那里继承来的道学观念，恐非事实。这就如同当年范仲淹见到了张载，范认为张是个可塑之才，于是就让张去学《中庸》，由此而诞生了关学，但如果把范说成是张的老师，恐怕就不合适。汪应辰在这里拿范仲淹跟张载不是师徒关系，来说明周敦颐也不是二程观念的传授者。
朱熹接到汪的信后认为这种说法不确切，《朱子语类》卷九十三中录有其对汪来信的评价：“汪端明尝言二程之学，非全资于周先生者。盖《通书》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观《通书》，皆是发明《太极》，书虽不多，而统纪已尽。二程盖得其传，但二程之业广耳。”朱熹认定二程的学术观就是本自周敦颐，但他同时也说，虽然二程学得了周敦颐的观念，但确实是到了他们那里才把这种观念真正地发扬光大起来。
森林公园牌坊
事实是否如朱子所言，在这里不再做争论。但从历史记载看，周敦颐对二程确实有着不小的影响，比如《言行龟鉴》卷二中录有这样一段小故事：“明道先生年十六七时，好田猎，后自谓今无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前矣。’后十二年，暮归，在田野间见田猎者，不觉有喜心，乃知果未无也。”
程颢在十六七岁时，特别喜欢打猎，而后他改变了这种喜好。可能是他跟周敦颐说自己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喜好了，周则跟他说，这种改变并不容易，过一段时间还会重新萌发。不知当时程颐听后是否以老师所言为然，但12年后，他果真又对打猎动了心。由此可见，周敦颐是何等有预见性，同时也说明他对人性也有着洞若观火的了解。
这座新牌坊彰显着二程的地位
如此说来，周敦颐能因材施教地教育二程，这也应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总之，二程经过向周敦颐学习，再经过一系列观念转变，逐渐诞生出了自己的独特哲学观，那就是理学。也正因如此，二程才被后世视之为理学的创始人。
虽然二程兄弟常在一起探讨学问，但两人的生活之路却并不完全相像。
宋嘉祐二年，程颢进士及第，而程颐则一生布衣。程颢在朝中任职时，正赶上王安石搞改革，程颢就成为了王安石手下的官员。王为了推行新法，派程颢、苏辙等八人到各地去了解新政推行的效果。后来宋神宗接见程颢，想向其了解新政在各地的影响，然程颢却给神宗皇帝讲了一堆大道理，《二程集》中称：“先生每进见，必为神宗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礼貌不衰。”程颢劝皇帝做事不要太讲实效，要以诚爱为本，那就是不要过分地去搜刮民财。这句话让神宗觉得程颢太迂腐了，但也觉得此人很忠诚，于是对他依然礼待。
再后来，王安石推行买卖度牒，程颢觉得这也是一种变相敛财的方式，就向神宗讲述了这么做的危害，而后神宗把程颢的话转告给了王安石，问王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危害。王回答说：“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未达王道之权也。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可全十五万人。如是而犹以为不可，岂为知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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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告诉神宗：程颢讲的只是一些大道理，但并不实用，而我现在对外出售度牒能得一大笔钱，如果发生灾荒，这一笔钱就能救15万人的性命。神宗觉得王安石说的有道理，于是渐渐就不再听程颢的意见。再后来，程颢就被外放到了地方。
其实从历史资料看，王安石和程颢虽然学术观不同，但王对程也没有那么反感，《宋元学案》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王荆公尝与明道论事不合，因谓先生曰：‘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后来逐不附己者，而独不怒明道，且曰：‘此人虽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王安石跟程颢说：你所主张的观念，有如徒手爬墙那样，太不容易让人学了。而程颢反驳王说：你的学问更像是捕风捉影，让人抓不实。当时的王安石主持着朝政，驱逐不依附自己的人，而程颢也不依附于他。尽管如此，王并不恼恨程颢，他觉得程颢这个人虽然思想有些死性，但还算忠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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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在宋神宗元丰八年，程颢病逝了，时年54岁。对理学观念的传播，就落在了他弟弟程颐的头上。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感慨到：“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则洛学之统且中衰矣！蕺山先生尝曰：‘小程子大而未化，然发明有过于其兄者。’信哉！”全祖望认为，大程去世后，如果没有小程的话，洛学就会中断。而后全祖望又引用了刘宗周对小程的评语，刘认为在某些方面，小程超过了大程，而全祖望认为刘宗周的这句评语很到位。
其实从性格而言，二程差异较大，比如《宋元学案》中称：“明道终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浑是一团和气，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大程喜欢每天安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然而对人却特别和蔼。《宋元学案》上又称：“明道先生与门人讲论，有不合者，则曰更有商量。伊川则直曰不然。”大程在跟弟子们讨论学问时，如果他听到不同的意见，他会容忍弟子保持自己的观念，而后他再慢慢做思想工作。但小程就不会这样。从生活中的点滴也能看出二人之间的区别，《昨非庵日纂》一集卷十中有如下的话：“两程夫子赴宴，有妓侑觞，伊川拂衣起，明道尽欢而罢。次日伊川愠犹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无妓。今日斋中无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谓不及。”
奇特的塑像
这个故事说，某天兄弟二人同赴宴会，席间有歌女陪酒，小程一见，调头离席，而大程却能高高兴兴地喝到散席。到了第二天，小程的气还没有消，大程跟他说：昨天宴席上有歌女，但我心中却没有，而今天书斋中没有歌女，但你心里却还有。小程闻言，感慨自己赶不上哥哥。
兄弟二人在性格上的如此反差，导致二者的人缘差异也很大。《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三中有如下记载：“二程随侍太中知汉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门而右，从者皆随之；伊川入门而左，独行。至法堂上相会，伊川自谓：‘此是某不及家兄处。’盖明道和易，人皆亲近；伊川严重，人不敢近也。”
林中的炮屑
二程一同进入一座寺庙时，分别选择了左右两道门。大程走在了右边，身后跟着一大帮弟子和随从，而小程从左边走，身后一个人都没有，这让小程感叹到在人缘方面，他比不上哥哥。这其中的原因正是大程对人一团和气，而小程则整天板着脸教训人。其实小程不仅对身边的人如此，他连皇帝和皇太后都敢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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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与程颐为兄弟，程颢被称为大程，程颐则是小程，兄弟二人被合称为“二程”。二程是理学的创始人，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称：“濂溪、康节、横渠，虽俱为道学家中之有力分子，然宋明道学之确定成立，则当断自程氏兄弟。”冯先生认为，二程之前的周敦颐、邵雍、张载都对道学有很大贡献，但真正创立起此派者则是二程。
为什么给出这样的结论呢？冯友兰在文中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在道学家中，确立气在道学中之地位者，为张横渠，如上所述。至于理，则濂溪《通书·理性命章》已提出。康节《观物篇》亦言物之理。横渠《正蒙》亦言：‘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不过此诸家虽已言及理，而在道学家中确立理在道学中之地位者，为程氏兄弟。”原来，上述三人对道学理念多有贡献，但并没有提纲挈领地总结出一套道学理论，直到二程这里，这套理论方才最终完成，因为二程兄弟确定了“理”在道学中的重要地位。
自此之后，道学才被称为了理学，因此，陈来先生在《宋明理学》一书中称：“程颢和程颐是‘道学’（即理学）的创始人，他们认为他们的学说把孟子以后中断了一千四百年之久的儒学道统真正承接起来了。他们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强调道德原则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注重内心生活和精神修养，形成了一个代表新的风气的学派。”
《二程全书》六十五卷，明弘治十一年陈宣刻本，程颢像
《二程全书》六十五卷，明弘治十一年陈宣刻本，程颐像
虽然如此，但在二程那个时代，同时还有着其他的理学派别，陈来在《宋明理学》中接着说：“传统把两宋正统理学看作由四个学派代表的，即二程的老师周敦颐（濂）、二程（洛）、与二程相互影响的张载（关）和继承二程学说的朱熹（闽），可见二程的思想可以说代表了两宋理学的主流。”
由此可知，二程也是洛学的创始人，因此卢连章在《程颢程颐评传》一书中给出了这样的结论：“程颢、程颐是中国历史上北宋时期洛学学派的创始人，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
程颢、程颐兄弟仅差一岁，他们共同成为了理学的创始人，更为奇特者，他兄弟二人又分别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的奠基人。卢连章先生在其文中称：“程颢、程颐的人生道路有同有异，这使得他们的理学思想路向也有同有异，并最终使他们成为宋明理学体系中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两大学派的先驱。”兄弟二人独创一派，并同时是两大分支的先驱，这也足够令人感叹。
二程出身于官宦世家，他们的先祖乔伯在周代时就任大司马，后被封于程，故其后世以程为姓。而二程兄弟的高祖、曾祖、祖父等也都做到了尚书一级的高官，他们的父亲程珦也于朝中任职。程颢在出生时就表现出了他的不凡，《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二中有如下一段话：“明道元年始生，神气秀爽，异于诸儿。未能言，叔母侯氏抱之，不知其钗坠，后数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随其所指而往，果得钗，人皆惊异。”这里说的“明道”指的就是程颢，因为文颜博在给其写的墓表中这样称呼他，故“明道先生”就成了后世称呼大程的敬语。
程朱传义《周易》二十四卷，明嘉靖福建建宁府知府曲梁杨一鹗刻本，卷首
二程从小受到父亲程珦的教育。宋庆历六年，程珦到兴国县任职时结识了周敦颐，二人一见面，程珦就觉得周敦颐气度不凡：“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果为学知道者，因与为友。”（《二程集》）二人成为朋友后，程珦就请周敦颐来做自己两个儿子的老师。然而二程仅跟着周敦颐学习了一年，周敦颐就调到了其他地方任职，但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却对二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那么周敦颐究竟教了二程些什么内容呢？其实前面周敦颐一文中已经提到，那就是周敦颐曾让二程去寻找“孔颜乐处”。这个问题的源头是《论语·雍也篇》：“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是孔子夸赞颜回的话。
颜回为啥住在破烂的屋子里，整天吃不饱饭还特别快乐？这正是周敦颐启发二程的地方，而二程果真各有心得。
程颢说：“学至于乐则成矣。笃信好学，未知自得之为乐。好之者，如游他人园圃；乐之者，则己物尔。”程颢觉得“孔颜乐处”的关键就是知识不要向外求，而要从内在的精神层面去寻找。由这句话就可看出，他的理解已经有了心学的雏形。
程朱传义《周易》二十四卷，明嘉靖福建建宁府知府曲梁杨一鹗刻本，河图
而程颐的所得则是：“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小程认为这句话的关键是“其”字，只有通过个体的身体立行，才能达到精神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见，他的理解与大程有着实质上的偏差。
周敦颐教二程学习时，年仅30岁，其实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比如他的名著《太极图说》和《通书》都还没有写出来，而那时的大程15岁，小程14岁，也都处于思想未成熟的阶段，也正因如此，后世学者一直在争论二程的道学或者说理学观念，是不是从周敦颐那里继承而来者。
《二程全书》六十五卷，明弘治十一年陈宣刻本，卷首
对于这件事，二程兄弟本身就没有首肯，虽然《二程集》中有这样一段话：“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但对于真正的理学观念，二程却否认是从周敦颐那里继承而来者，程颢曾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乃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颢承认周敦颐给他们以启迪，但其却认为理学最重要的观念——“天理”二字却是他兄弟二人独自发明者，那言外之意则是，他兄弟二人才是这一派的创始者，而非继承人。
程颐撰、朱熹本义《周易》明正统十二年司礼监刻本
对于这种认定，后世有着广泛的争论，当年汪应辰在给朱熹的信中就不承认这种传承：“濂溪先生高明纯正，然谓二程受学，恐未能尽。范文正公一见横渠奇之，授以《中庸》，谓横渠学文正则不可也。”
汪认为周敦颐的确是一代名师，但若说二程是从他那里继承来的道学观念，恐非事实。这就如同当年范仲淹见到了张载，范认为张是个可塑之才，于是就让张去学《中庸》，由此而诞生了关学，但如果把范说成是张的老师，恐怕就不合适。汪应辰在这里拿范仲淹跟张载不是师徒关系，来说明周敦颐也不是二程观念的传授者。
朱熹接到汪的信后认为这种说法不确切，《朱子语类》卷九十三中录有其对汪来信的评价：“汪端明尝言二程之学，非全资于周先生者。盖《通书》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观《通书》，皆是发明《太极》，书虽不多，而统纪已尽。二程盖得其传，但二程之业广耳。”朱熹认定二程的学术观就是本自周敦颐，但他同时也说，虽然二程学得了周敦颐的观念，但确实是到了他们那里才把这种观念真正地发扬光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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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否如朱子所言，在这里不再做争论。但从历史记载看，周敦颐对二程确实有着不小的影响，比如《言行龟鉴》卷二中录有这样一段小故事：“明道先生年十六七时，好田猎，后自谓今无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前矣。’后十二年，暮归，在田野间见田猎者，不觉有喜心，乃知果未无也。”
程颢在十六七岁时，特别喜欢打猎，而后他改变了这种喜好。可能是他跟周敦颐说自己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喜好了，周则跟他说，这种改变并不容易，过一段时间还会重新萌发。不知当时程颐听后是否以老师所言为然，但12年后，他果真又对打猎动了心。由此可见，周敦颐是何等有预见性，同时也说明他对人性也有着洞若观火的了解。
这座新牌坊彰显着二程的地位
如此说来，周敦颐能因材施教地教育二程，这也应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总之，二程经过向周敦颐学习，再经过一系列观念转变，逐渐诞生出了自己的独特哲学观，那就是理学。也正因如此，二程才被后世视之为理学的创始人。
虽然二程兄弟常在一起探讨学问，但两人的生活之路却并不完全相像。
宋嘉祐二年，程颢进士及第，而程颐则一生布衣。程颢在朝中任职时，正赶上王安石搞改革，程颢就成为了王安石手下的官员。王为了推行新法，派程颢、苏辙等八人到各地去了解新政推行的效果。后来宋神宗接见程颢，想向其了解新政在各地的影响，然程颢却给神宗皇帝讲了一堆大道理，《二程集》中称：“先生每进见，必为神宗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礼貌不衰。”程颢劝皇帝做事不要太讲实效，要以诚爱为本，那就是不要过分地去搜刮民财。这句话让神宗觉得程颢太迂腐了，但也觉得此人很忠诚，于是对他依然礼待。
再后来，王安石推行买卖度牒，程颢觉得这也是一种变相敛财的方式，就向神宗讲述了这么做的危害，而后神宗把程颢的话转告给了王安石，问王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危害。王回答说：“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未达王道之权也。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可全十五万人。如是而犹以为不可，岂为知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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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告诉神宗：程颢讲的只是一些大道理，但并不实用，而我现在对外出售度牒能得一大笔钱，如果发生灾荒，这一笔钱就能救15万人的性命。神宗觉得王安石说的有道理，于是渐渐就不再听程颢的意见。再后来，程颢就被外放到了地方。
其实从历史资料看，王安石和程颢虽然学术观不同，但王对程也没有那么反感，《宋元学案》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王荆公尝与明道论事不合，因谓先生曰：‘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后来逐不附己者，而独不怒明道，且曰：‘此人虽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王安石跟程颢说：你所主张的观念，有如徒手爬墙那样，太不容易让人学了。而程颢反驳王说：你的学问更像是捕风捉影，让人抓不实。当时的王安石主持着朝政，驱逐不依附自己的人，而程颢也不依附于他。尽管如此，王并不恼恨程颢，他觉得程颢这个人虽然思想有些死性，但还算忠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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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在宋神宗元丰八年，程颢病逝了，时年54岁。对理学观念的传播，就落在了他弟弟程颐的头上。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感慨到：“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则洛学之统且中衰矣！蕺山先生尝曰：‘小程子大而未化，然发明有过于其兄者。’信哉！”全祖望认为，大程去世后，如果没有小程的话，洛学就会中断。而后全祖望又引用了刘宗周对小程的评语，刘认为在某些方面，小程超过了大程，而全祖望认为刘宗周的这句评语很到位。
其实从性格而言，二程差异较大，比如《宋元学案》中称：“明道终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浑是一团和气，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大程喜欢每天安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然而对人却特别和蔼。《宋元学案》上又称：“明道先生与门人讲论，有不合者，则曰更有商量。伊川则直曰不然。”大程在跟弟子们讨论学问时，如果他听到不同的意见，他会容忍弟子保持自己的观念，而后他再慢慢做思想工作。但小程就不会这样。从生活中的点滴也能看出二人之间的区别，《昨非庵日纂》一集卷十中有如下的话：“两程夫子赴宴，有妓侑觞，伊川拂衣起，明道尽欢而罢。次日伊川愠犹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无妓。今日斋中无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谓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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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说，某天兄弟二人同赴宴会，席间有歌女陪酒，小程一见，调头离席，而大程却能高高兴兴地喝到散席。到了第二天，小程的气还没有消，大程跟他说：昨天宴席上有歌女，但我心中却没有，而今天书斋中没有歌女，但你心里却还有。小程闻言，感慨自己赶不上哥哥。
兄弟二人在性格上的如此反差，导致二者的人缘差异也很大。《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三中有如下记载：“二程随侍太中知汉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门而右，从者皆随之；伊川入门而左，独行。至法堂上相会，伊川自谓：‘此是某不及家兄处。’盖明道和易，人皆亲近；伊川严重，人不敢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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