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7-29 作者：陆晓光 来源：文汇报
庖丁解牛与《资本论》的劳动美学观
□陆晓光
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伊始就提出：人类劳动理应“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资本论》将古代手工业评断为“半艺术性”劳动，同时将机械时代失去“艺术性质”的劳动称为“异化劳动”。这意味着劳动是否具有艺术性质，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蕴涵艺术性，既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区分不同时代生产方式的一个潜在尺度，也是马克思美学独特视阈和焦点问题之所在。《资本论》可能表征了马克思独特的劳动美学观。
“庖丁解牛”在中国美学界历来被视为一则有关艺术法则的寓言，并因此被收入《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与《中国历代文论选》等专业读物。然而该故事首先讲述的是古代一位手艺者的“解牛”活动及其职业生涯。“解牛”技能的艺术性究竟何在，它何以能够比喻“艺术法则”（该寓言的各种读本通常注庖丁为“厨师”，释“庖丁解牛”为“比喻技术纯熟高超”等），其比喻之义与《资本论》美学问题是否相关？本文将庖丁解牛寓言与《资本论》进行比较，期望有所新认知。
现代汉语“劳动”源于西语“labor”，后者主要指体力劳动。这也正是《资本论》“劳动”范畴的所指。《资本论》对“劳动”的界说如下：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互动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
庖丁解牛寓言主要叙述的是“解牛”劳动。故事全文为：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我们以《资本论》“劳动”观考量庖丁解牛活动，可以发现两者至少有如下相符：
（1）牛为自然界动物，因而庖丁与所解之牛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2）庖丁“解”牛完成后，原先有生命的牛体已按预定目标切割分离，因此解牛过程可谓“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3）经过庖丁宰割后的牛体可供人们食用或祭祀，因而这项活动的目的符合“人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
（4）庖丁解牛过程的身体动作有：“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等，这与马克思所说“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不谋而合。
（5）庖丁在最初三年中是“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是“未尝见全牛也”，而至十九年实践后更达到“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境界。这一主体智能上的显著变化和提升又恰如马克思所谓：“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
由上五方面相通足以可见，庖丁解牛的活动完全符合《资本论》界说的“劳动”之义。如果说该寓言印证了马克思“劳动”范畴的普适性，那么后者可谓中肯揭示了庖丁解牛的“劳动”性。
然而庖丁解牛还是以特殊方式进行的劳动。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可见，庖丁的劳动更有如下具体特征，这些特征也是《资本论》问题视阈所及。
1、庖丁解牛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周礼·天官》记载：“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这意味着掌管“庖”事的庖人属下众庖丁们，其劳动对象包括畜类、兽类、禽类的十八种动物。庖丁解牛寓言中的这位庖丁，其劳动对象则是各类动物中的“牛”类。牛在各类食用动物（如羊、猪、狗、鸡、鸭等）中的身体最大且重量最高，并且大于和重于人体数多倍。正如“杀鸡焉用牛刀”谚语所意味的，庖丁的劳动不仅需要一般意义上的体力，而且其“解牛”更是各类“庖”事中耗费体力最大的一种劳动。
《资本论》第一卷小标题之一是“劳动的强化”。马克思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劳动强化现象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计算劳动时间的，除了它的外延量外，还有它的密度。”后者意味着劳动中耗费体力的强度。《资本论》还指出，“劳动”是一项综合素质的活动，劳动过程中交织着各种特殊操作，它们各有不同的要求，而首先是体力方面的要求：“在一种操作中，必须使出较大的体力；在另一种操作中，必须比较灵巧；在第三种操作中，必须更加集中注意力，等等。”《资本论》考察劳动问题的关注点之一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化：“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的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的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第464页）因此，如果说庖丁解“牛”的劳动确实需要较高体力，那么这一特征与马克思关注的问题也具有互文性。
2、庖丁解牛是分工狭隘的职业劳动
庖丁从事解牛劳动的生涯已经长达十九年，“所解数千牛矣”；数千牛者至少是三千牛。据此作简单计算：庖丁解牛生涯累计约6935天（365天×19年=6935天）；平均每两三天要宰割一头牛。一说庖丁解牛生涯更长：“庖丁前3年乃族庖，其后若干年乃良庖，再其后有19年乃道庖。也就是说，庖丁解牛的总时间远远超过了19年，起码在22年以上。”（杨海文《庖丁如何解牛》，《中华读书报》2012年06月13日）这意味着庖丁从事宰割其他牲畜家禽之类的剩余时间客观上十分有限，更意味着他从事“庖”业之外的厨房炊事的余地甚少。换言之，这位庖丁乃是主要从事“解牛”职业的劳动者。
《资本论》将劳动分工划分为一般、特殊、个别的三层次：“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做个别的分工。”“第三种分工可以叫做分职或真正的分工，它发生在单个手工业或职业内部”。庖丁解牛的劳动分工是发生在“庖”业的内部，因而属于第三种“个别的分工”。
《资本论》注意到世界历史上手工业劳动通常具有狭隘专业和终身职业的特点。例如在埃及，“一个手工业者如果同时从事几种手艺，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印度，“正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特殊熟练，才使印度人具有像蜘蛛一样的技艺。”马克思由此概括古代手工业劳动的特点在于“终生职业”乃至“世袭职业”。庖丁长达十九年的解牛劳动生涯至少属于前者。《资本论》举为“典型例子”的是德国钟表手工业：精致复杂的钟表曾经是“纽伦堡手工业者的个人制品”。钟表制作师傅的劳动对象至少包括毛坯、发条、字盘、游丝、钻石、轴子、指针、表壳、螺丝、镀金等零部件。此外还有一系列更具体细微的小类（“例如制轮工（又分黄铜轮工和钢轮工）、龆轮工、上弦拨针机构工，转轮工（把轮按到轴上，并把它抛光等等）、轴颈工、齿轮安装工（把各种齿轮和龆轮安装到机芯中去）、切齿工（切齿轮，扩孔，把棘爪簧和棘爪淬火）、擒纵轮片工、摆轮工、快慢装置工（调节钟表快慢的装置）、擒纵调速器安装工，还有条合和棘爪安装工、钢抛光工、齿轮抛光工、螺丝抛光工、描字工、制盘工（把搪瓷涂到铜上）、表壳环制造工、装销钉工（把黄铜销钉插入表壳的接头等）、表壳弹簧制造工（制造能使表壳弹起来的弹簧）、雕刻工、雕镂工、表壳抛光工以及其他工人，最后是装配全表并使其行走的装配工。”)（《资本论》第一卷第380页），这些小类在后来工场手工业时期分化为钟表业内各种“局部工人”的专门对象。庖丁解牛的劳动对象相对于马克思举为“典型”的钟表手工业而言，其客观上的技能天地远为狭小。然而正是庖丁劳动对象的如此单一狭小，相对于马克思职业分工“片面性”的观点具有另一种典范性。
马克思一方面肯定职业分工对于专业技能发展的重要作用：“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天生才能，在适当的时间内不做别的工作，而只做一件事，那么他就能做得更多、更出色、更容易。”但是马克思更关注狭隘分工对劳动者“全面发展”的限制。《资本论》关于未来社会生产方式图景的想象，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手工业劳动造成的“局部个人”的局限性：“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手工业智慧的这一‘顶峰’，在钟表匠瓦特发明蒸汽机，理发师阿克莱发明经线织机，宝石工人富尔顿发明轮船以来，已成为一种可怕的愚蠢了。”（第535页）庖丁一方面终生从事的是范围极为狭小的“解牛”职业，另一方面却在如此“局部”的范围中臻达“进乎技”的境界。该寓言在职业分工问题上富有想象和张力的意境，也可谓与《资本论》所思互文足义。
3、庖丁解牛是古典时代的手工业劳动
《资本论》考察了欧洲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三种“工业”劳动，依次为：古代的手工业、近代的工场手工业、现代机器工业。其中以纸张生产为例举出这三种生产方式之典型：“德国旧造纸业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部门的手工业的典型，十七世纪荷兰和十八世纪法国提供了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典型，而现代英国则提供了自动生产的典型。”（第491页）庖丁解牛作为中国古代寓言中的主人公，既没有参与“工场”劳动（他是独立完成解牛劳动的全过程），也没有使用机器（他的工具是一把刀），可见他纯粹是一位古代社会的“手工业”劳动者。
《资本论》阐述古代手工业的基本特征是劳动技能的连续性，以及相应工具的固定性：“每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都通过经验找到适合自己的技术形式，慢慢地使它完善，而当达到一定成熟程度，就迅速地使它固定下来。……一旦从经验中取得适合的形式，工具就固定不变了：工具往往世代相传达千年之久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第533页）庖丁从事解牛劳动的生涯虽然长达十九年，但他的工具始终是同一种刀具，并且他是以同一把刀在十九年后依然“刀刃若新发于硎”而自豪。
《资本论》强调古典思想家的经济学思想特征是：“他们只注重质和使用价值，……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交换价值。”后者却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生产目标：“同量的劳动生产更多的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因此之故，古代手工业产品不仅可能“制造得更好”，而且“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工作中得到乐趣”。庖丁解牛寓言中直接描述了主人公的劳动乐趣是“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庖丁解牛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这也意味着他尤其珍视刀的“使用价值”；庖丁的追求显然不在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因为就解牛的速度而言，“月更刀”的族庖与“岁更刀”的良庖未必落后于十九年未更刀的庖丁。马克思明确指出：以交换价值为目标的工场手工业分工“完全是资本主义方式的独特创造。”庖丁解牛的寓言显然代表了古典手工业时代的价值观。
由此可见，庖丁解牛寓言所体现的“劳动”性，不仅在抽象一般的意义上与马克思界说的“劳动”（labor）之义相符，而且在特殊形态的意义上与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相通。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选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本论》美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日期：2013-07-29 作者：陆晓光 来源：文汇报
庖丁解牛与《资本论》的劳动美学观
□陆晓光
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伊始就提出：人类劳动理应“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资本论》将古代手工业评断为“半艺术性”劳动，同时将机械时代失去“艺术性质”的劳动称为“异化劳动”。这意味着劳动是否具有艺术性质，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蕴涵艺术性，既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区分不同时代生产方式的一个潜在尺度，也是马克思美学独特视阈和焦点问题之所在。《资本论》可能表征了马克思独特的劳动美学观。
“庖丁解牛”在中国美学界历来被视为一则有关艺术法则的寓言，并因此被收入《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与《中国历代文论选》等专业读物。然而该故事首先讲述的是古代一位手艺者的“解牛”活动及其职业生涯。“解牛”技能的艺术性究竟何在，它何以能够比喻“艺术法则”（该寓言的各种读本通常注庖丁为“厨师”，释“庖丁解牛”为“比喻技术纯熟高超”等），其比喻之义与《资本论》美学问题是否相关？本文将庖丁解牛寓言与《资本论》进行比较，期望有所新认知。
现代汉语“劳动”源于西语“labor”，后者主要指体力劳动。这也正是《资本论》“劳动”范畴的所指。《资本论》对“劳动”的界说如下：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互动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
庖丁解牛寓言主要叙述的是“解牛”劳动。故事全文为：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我们以《资本论》“劳动”观考量庖丁解牛活动，可以发现两者至少有如下相符：
（1）牛为自然界动物，因而庖丁与所解之牛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2）庖丁“解”牛完成后，原先有生命的牛体已按预定目标切割分离，因此解牛过程可谓“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3）经过庖丁宰割后的牛体可供人们食用或祭祀，因而这项活动的目的符合“人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
（4）庖丁解牛过程的身体动作有：“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等，这与马克思所说“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不谋而合。
（5）庖丁在最初三年中是“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是“未尝见全牛也”，而至十九年实践后更达到“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境界。这一主体智能上的显著变化和提升又恰如马克思所谓：“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
由上五方面相通足以可见，庖丁解牛的活动完全符合《资本论》界说的“劳动”之义。如果说该寓言印证了马克思“劳动”范畴的普适性，那么后者可谓中肯揭示了庖丁解牛的“劳动”性。
然而庖丁解牛还是以特殊方式进行的劳动。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可见，庖丁的劳动更有如下具体特征，这些特征也是《资本论》问题视阈所及。
1、庖丁解牛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周礼·天官》记载：“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这意味着掌管“庖”事的庖人属下众庖丁们，其劳动对象包括畜类、兽类、禽类的十八种动物。庖丁解牛寓言中的这位庖丁，其劳动对象则是各类动物中的“牛”类。牛在各类食用动物（如羊、猪、狗、鸡、鸭等）中的身体最大且重量最高，并且大于和重于人体数多倍。正如“杀鸡焉用牛刀”谚语所意味的，庖丁的劳动不仅需要一般意义上的体力，而且其“解牛”更是各类“庖”事中耗费体力最大的一种劳动。
《资本论》第一卷小标题之一是“劳动的强化”。马克思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劳动强化现象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计算劳动时间的，除了它的外延量外，还有它的密度。”后者意味着劳动中耗费体力的强度。《资本论》还指出，“劳动”是一项综合素质的活动，劳动过程中交织着各种特殊操作，它们各有不同的要求，而首先是体力方面的要求：“在一种操作中，必须使出较大的体力；在另一种操作中，必须比较灵巧；在第三种操作中，必须更加集中注意力，等等。”《资本论》考察劳动问题的关注点之一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化：“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的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的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第464页）因此，如果说庖丁解“牛”的劳动确实需要较高体力，那么这一特征与马克思关注的问题也具有互文性。
2、庖丁解牛是分工狭隘的职业劳动
庖丁从事解牛劳动的生涯已经长达十九年，“所解数千牛矣”；数千牛者至少是三千牛。据此作简单计算：庖丁解牛生涯累计约6935天（365天×19年=6935天）；平均每两三天要宰割一头牛。一说庖丁解牛生涯更长：“庖丁前3年乃族庖，其后若干年乃良庖，再其后有19年乃道庖。也就是说，庖丁解牛的总时间远远超过了19年，起码在22年以上。”（杨海文《庖丁如何解牛》，《中华读书报》2012年06月13日）这意味着庖丁从事宰割其他牲畜家禽之类的剩余时间客观上十分有限，更意味着他从事“庖”业之外的厨房炊事的余地甚少。换言之，这位庖丁乃是主要从事“解牛”职业的劳动者。
《资本论》将劳动分工划分为一般、特殊、个别的三层次：“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做个别的分工。”“第三种分工可以叫做分职或真正的分工，它发生在单个手工业或职业内部”。庖丁解牛的劳动分工是发生在“庖”业的内部，因而属于第三种“个别的分工”。
《资本论》注意到世界历史上手工业劳动通常具有狭隘专业和终身职业的特点。例如在埃及，“一个手工业者如果同时从事几种手艺，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印度，“正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特殊熟练，才使印度人具有像蜘蛛一样的技艺。”马克思由此概括古代手工业劳动的特点在于“终生职业”乃至“世袭职业”。庖丁长达十九年的解牛劳动生涯至少属于前者。《资本论》举为“典型例子”的是德国钟表手工业：精致复杂的钟表曾经是“纽伦堡手工业者的个人制品”。钟表制作师傅的劳动对象至少包括毛坯、发条、字盘、游丝、钻石、轴子、指针、表壳、螺丝、镀金等零部件。此外还有一系列更具体细微的小类（“例如制轮工（又分黄铜轮工和钢轮工）、龆轮工、上弦拨针机构工，转轮工（把轮按到轴上，并把它抛光等等）、轴颈工、齿轮安装工（把各种齿轮和龆轮安装到机芯中去）、切齿工（切齿轮，扩孔，把棘爪簧和棘爪淬火）、擒纵轮片工、摆轮工、快慢装置工（调节钟表快慢的装置）、擒纵调速器安装工，还有条合和棘爪安装工、钢抛光工、齿轮抛光工、螺丝抛光工、描字工、制盘工（把搪瓷涂到铜上）、表壳环制造工、装销钉工（把黄铜销钉插入表壳的接头等）、表壳弹簧制造工（制造能使表壳弹起来的弹簧）、雕刻工、雕镂工、表壳抛光工以及其他工人，最后是装配全表并使其行走的装配工。”)（《资本论》第一卷第380页），这些小类在后来工场手工业时期分化为钟表业内各种“局部工人”的专门对象。庖丁解牛的劳动对象相对于马克思举为“典型”的钟表手工业而言，其客观上的技能天地远为狭小。然而正是庖丁劳动对象的如此单一狭小，相对于马克思职业分工“片面性”的观点具有另一种典范性。
马克思一方面肯定职业分工对于专业技能发展的重要作用：“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天生才能，在适当的时间内不做别的工作，而只做一件事，那么他就能做得更多、更出色、更容易。”但是马克思更关注狭隘分工对劳动者“全面发展”的限制。《资本论》关于未来社会生产方式图景的想象，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手工业劳动造成的“局部个人”的局限性：“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手工业智慧的这一‘顶峰’，在钟表匠瓦特发明蒸汽机，理发师阿克莱发明经线织机，宝石工人富尔顿发明轮船以来，已成为一种可怕的愚蠢了。”（第535页）庖丁一方面终生从事的是范围极为狭小的“解牛”职业，另一方面却在如此“局部”的范围中臻达“进乎技”的境界。该寓言在职业分工问题上富有想象和张力的意境，也可谓与《资本论》所思互文足义。
3、庖丁解牛是古典时代的手工业劳动
《资本论》考察了欧洲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三种“工业”劳动，依次为：古代的手工业、近代的工场手工业、现代机器工业。其中以纸张生产为例举出这三种生产方式之典型：“德国旧造纸业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部门的手工业的典型，十七世纪荷兰和十八世纪法国提供了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典型，而现代英国则提供了自动生产的典型。”（第491页）庖丁解牛作为中国古代寓言中的主人公，既没有参与“工场”劳动（他是独立完成解牛劳动的全过程），也没有使用机器（他的工具是一把刀），可见他纯粹是一位古代社会的“手工业”劳动者。
《资本论》阐述古代手工业的基本特征是劳动技能的连续性，以及相应工具的固定性：“每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都通过经验找到适合自己的技术形式，慢慢地使它完善，而当达到一定成熟程度，就迅速地使它固定下来。……一旦从经验中取得适合的形式，工具就固定不变了：工具往往世代相传达千年之久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第533页）庖丁从事解牛劳动的生涯虽然长达十九年，但他的工具始终是同一种刀具，并且他是以同一把刀在十九年后依然“刀刃若新发于硎”而自豪。
《资本论》强调古典思想家的经济学思想特征是：“他们只注重质和使用价值，……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交换价值。”后者却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生产目标：“同量的劳动生产更多的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因此之故，古代手工业产品不仅可能“制造得更好”，而且“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工作中得到乐趣”。庖丁解牛寓言中直接描述了主人公的劳动乐趣是“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庖丁解牛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这也意味着他尤其珍视刀的“使用价值”；庖丁的追求显然不在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因为就解牛的速度而言，“月更刀”的族庖与“岁更刀”的良庖未必落后于十九年未更刀的庖丁。马克思明确指出：以交换价值为目标的工场手工业分工“完全是资本主义方式的独特创造。”庖丁解牛的寓言显然代表了古典手工业时代的价值观。
由此可见，庖丁解牛寓言所体现的“劳动”性，不仅在抽象一般的意义上与马克思界说的“劳动”（labor）之义相符，而且在特殊形态的意义上与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相通。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选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本论》美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