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兴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不仅是指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作出的杰出贡献，同时也是指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研究经济学所树立的典范。”这是国内一家著名学术刊物对卫兴华的评价。 写诗的铮铮少年 卫兴华1925年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幼时的乳名是“玉童”。他天资聪慧，从读书起成绩便名列前茅，深得老师喜欢，读高小时，老师给他起了个官名“显贵”，父辈的珍爱与希冀中又加入了老师对他的一份信任与期待。日军侵入时辍学数年。1942年，在日军占领的东冶镇上中学时，这个17岁的少年为自己取了“兴华”这个后来用了一生的名字，卫显贵成为了“卫兴华”――振兴中华、复兴中华――少年树立了自己的志向。 卫兴华成长的岁月正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战乱频仍、家仇国恨、风雨患难中亲眼目睹与经历了日本人的烧杀劫掠，强烈的爱国思想在少年的心里开始生根。日伪军欺压百姓使他愤懑，他在作文中直言“丘八穿着黄衣打人”；同班女同学写题为“大东亚战争，女子该负何责”的作文，他写诗还原事实真相“日暮乡间一农夫，仰面悲恸泣如雨，房舍被焚粮遭劫，似火仇恨何时除”，“亡字当头镌，奴衣身上穿，呜呼痛伤兮，斯何时湔”；他躲开所有支持日伪的活动；他偷读《各国革命史》，读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哲学著作；他不满日伪统治下的奴化教育，因而受到学校的搜查与警告；他痛于爱国主义不能直抒，而渴望去后方读书…… 1943年，卫兴华离开日伪区，进入晋西著名的进山中学学习。1946年在已迁回太原的进山中学负责人赵宗复的影响下参加党的革命工作，194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时期，卫兴华在进步社团“投枪社”担任过编辑组长，在地下同志组织的青年读书会当过负责人。1948年转移北平期间，他掩护传送解放太原所需的军事情报的地下同志，帮助从太原来的同学回到解放区，争取成立了“山西临中”，带领山西学生包围前门外宪兵队进行说理斗争……在真实的烽火中，卫兴华践行着自己“兴华”的理想。 一生“论战”，只求真理 1950年，卫兴华进入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做研究生。初入这一领域，连“政治经济学”这个词都是陌生的，面对苏联专家布置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和《资本论》的学习功课，能做的只有下苦功一条。“别人用一遍，我用十遍”，“没有节假日，上课、看书、做笔记、中午吃完饭就接着学习”，靠着勤奋，每当期末，面对老师手中一摞写着考题的考签，随机抽考，做不得任何取巧的面试，卫兴华的全部功课都以“5分”优秀通过。 这份踏实成就了卫兴华日后的“保守”。“保守”并非固守，这里用“坚守”可能更为合适。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强调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他从两面进行争鸣：既反对句句是真理的本本主义，反对“左”的一套；又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西化和私有化思潮。有人说他“保守”，因为他不容对基本理论、基本原理的歪曲，不容不顾原意强加“个人意志”的刻意“创造”。这种“保守”是对学术的尊重，是治学的严谨态度。卫兴华在学术中忠于原著，力求全面准确。1985年，卫兴华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中货币流通规律公式的探讨》一文，其中引用了《资本论》不同版本的中译本、法译本、俄译本、英译本以及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卫兴华奉行的是“不惟上、不惟书、不惟风、独立思考、求真求实、服从真理”的研究作风和“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论证、严谨的学风”的治学格言。他的论文，出处明确，界定清晰，语义明确，从不搞洋洋洒洒、漫无边际的空谈讨论。 在这种对学术唯真唯实的坚守的基础上，卫兴华进行着自己独立的学术思考。他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不迎合、不拉扯，坚持从自己的学术视角出发对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或报刊文章中某些流行的提法、解释提出不同意见；面对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他结合理论独立思考寻求创新，探讨解决路径，力求在争鸣中对理论越辩越明。 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翻译的教材和我国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与教学中，对地租理论的相关问题阐述不够准确，卫兴华对我国经济学界几位著名老前辈著作中的相关纰误明确提出了商榷意见，特别是对级差地租II的来源和计算问题以及将级差地租加总计算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推动了我国经济学界对地租理论的研究；70年代，针对“左”的时期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和宣扬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论，卫兴华在《光明日报》先后发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略论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两篇文章，强调了“生产力标准”的问题；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把改革的注意力放在经济管理体制变革之上，卫兴华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不应仅限于管理体制方面，还应包括经济制度实现的具体形式，强调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并提出了“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收入差距开始过分扩大，卫兴华认为流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用来指导分配制度改革并不妥当，坚持主张二者的统一与并重；90年代，卫兴华根据统计资料证明，高增长率与低通胀率相结合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存在过，我国也可以做到，并提出“9％～10％的增长速度与3％以下的通胀率的结合较为适宜”；新的世纪，卫兴华依然笔耕不辍，针对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误解曲解，针对一些人以坚持马列主义自诩而从“左”的思路曲解马列观点，针对某些人全面私有化的论见，努力澄清理论认识上的是非，进行着有理有据的“论战”。 不是发挥余热，是在燃烧自己 卫兴华在“左”风盛行的年代，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没写过文章；搞大批判的时候，他也没有参与。他不愿自己的经济学研究随风转，不想看气候表态度，他选择了远离“左”的“前沿”观点，去研究纯理论的问题。“我的争论是探求真理的争论，不是无原则的争论，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是为了分清理论是非，为了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改革开放搞好，为了澄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非，搞无谓的争论没有意思。” 但即便如此，卫兴华也依然没有躲过“左”的冲击，在“反右”中差点被划为右派，定了个“中右”。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曾坐过敌人的牢狱被扣上了“叛徒”、“特务”的帽子，受到监管，失去自由，被拳打脚踢，甚至用木棍打。造反派打够了，打累了，把他关在地下室的一间小屋里。“水泥地上有点稻草，我就睡着了。造反派气得把我踢醒。”“他们冤枉我是叛徒，是特务，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自己做过什么，我相信未来会好，有这份相信，我就无所畏惧。我相信我自己。”“我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每天从住的地方走到工地，很远；干很重的体力活，很累。还继续搞“运动”，逼我交代罪行。有人受不了，自杀在那里。但我从不相信会没有前途，我相信国家，相信党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精力培养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不会让他们就这样一辈子浪费在黄土岗，我相信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真、善、美总会战胜假、恶、丑。” “我这个人很坚定，特别执著。我认准的事情，我就会努力去做。我不怕有人反对。即便是好朋友，如果我认为他是错的，我也会指出来。以后做不了朋友，就不做，要有个是非，不能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社会就不能进步了，理论就不能发展了。理论的发展必须在相互的碰撞中才能有火花，毛主席也批评了很多人，马克思、恩格斯都批评过很多人。不要回避争论，真理越辩越明。” “不是因为年纪大了不怕。我年轻的时候也不怕。私心少一点，就没那么多可怕的事情了，心底无私天地宽。上世纪五十年代，斯大林指导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我国流行，我就先后发表过四篇文章，不赞同其中的某些观点，当时我只有20多岁。争鸣是为了理论的发展，不能错误的东西也去肯定。物质产品有假冒伪劣，精神产品也一样有。还有些人搞理论工作傍大款，看风向。重“资本”轻劳动，重外商轻内资。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是更关心老百姓的疾苦，眼睛应该是向下的，而不是向上的。” “我今年86岁，但我不赞同老同志是‘发挥余热’的论述，‘余热’太消极，我还在燃烧，而且燃烧得还很旺！” □
“卫兴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不仅是指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作出的杰出贡献，同时也是指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研究经济学所树立的典范。”这是国内一家著名学术刊物对卫兴华的评价。 写诗的铮铮少年 卫兴华1925年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幼时的乳名是“玉童”。他天资聪慧，从读书起成绩便名列前茅，深得老师喜欢，读高小时，老师给他起了个官名“显贵”，父辈的珍爱与希冀中又加入了老师对他的一份信任与期待。日军侵入时辍学数年。1942年，在日军占领的东冶镇上中学时，这个17岁的少年为自己取了“兴华”这个后来用了一生的名字，卫显贵成为了“卫兴华”――振兴中华、复兴中华――少年树立了自己的志向。 卫兴华成长的岁月正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战乱频仍、家仇国恨、风雨患难中亲眼目睹与经历了日本人的烧杀劫掠，强烈的爱国思想在少年的心里开始生根。日伪军欺压百姓使他愤懑，他在作文中直言“丘八穿着黄衣打人”；同班女同学写题为“大东亚战争，女子该负何责”的作文，他写诗还原事实真相“日暮乡间一农夫，仰面悲恸泣如雨，房舍被焚粮遭劫，似火仇恨何时除”，“亡字当头镌，奴衣身上穿，呜呼痛伤兮，斯何时湔”；他躲开所有支持日伪的活动；他偷读《各国革命史》，读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哲学著作；他不满日伪统治下的奴化教育，因而受到学校的搜查与警告；他痛于爱国主义不能直抒，而渴望去后方读书…… 1943年，卫兴华离开日伪区，进入晋西著名的进山中学学习。1946年在已迁回太原的进山中学负责人赵宗复的影响下参加党的革命工作，194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时期，卫兴华在进步社团“投枪社”担任过编辑组长，在地下同志组织的青年读书会当过负责人。1948年转移北平期间，他掩护传送解放太原所需的军事情报的地下同志，帮助从太原来的同学回到解放区，争取成立了“山西临中”，带领山西学生包围前门外宪兵队进行说理斗争……在真实的烽火中，卫兴华践行着自己“兴华”的理想。 一生“论战”，只求真理 1950年，卫兴华进入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做研究生。初入这一领域，连“政治经济学”这个词都是陌生的，面对苏联专家布置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和《资本论》的学习功课，能做的只有下苦功一条。“别人用一遍，我用十遍”，“没有节假日，上课、看书、做笔记、中午吃完饭就接着学习”，靠着勤奋，每当期末，面对老师手中一摞写着考题的考签，随机抽考，做不得任何取巧的面试，卫兴华的全部功课都以“5分”优秀通过。 这份踏实成就了卫兴华日后的“保守”。“保守”并非固守，这里用“坚守”可能更为合适。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强调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他从两面进行争鸣：既反对句句是真理的本本主义，反对“左”的一套；又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西化和私有化思潮。有人说他“保守”，因为他不容对基本理论、基本原理的歪曲，不容不顾原意强加“个人意志”的刻意“创造”。这种“保守”是对学术的尊重，是治学的严谨态度。卫兴华在学术中忠于原著，力求全面准确。1985年，卫兴华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中货币流通规律公式的探讨》一文，其中引用了《资本论》不同版本的中译本、法译本、俄译本、英译本以及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卫兴华奉行的是“不惟上、不惟书、不惟风、独立思考、求真求实、服从真理”的研究作风和“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论证、严谨的学风”的治学格言。他的论文，出处明确，界定清晰，语义明确，从不搞洋洋洒洒、漫无边际的空谈讨论。 在这种对学术唯真唯实的坚守的基础上，卫兴华进行着自己独立的学术思考。他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不迎合、不拉扯，坚持从自己的学术视角出发对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或报刊文章中某些流行的提法、解释提出不同意见；面对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他结合理论独立思考寻求创新，探讨解决路径，力求在争鸣中对理论越辩越明。 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翻译的教材和我国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与教学中，对地租理论的相关问题阐述不够准确，卫兴华对我国经济学界几位著名老前辈著作中的相关纰误明确提出了商榷意见，特别是对级差地租II的来源和计算问题以及将级差地租加总计算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推动了我国经济学界对地租理论的研究；70年代，针对“左”的时期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和宣扬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论，卫兴华在《光明日报》先后发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略论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两篇文章，强调了“生产力标准”的问题；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把改革的注意力放在经济管理体制变革之上，卫兴华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不应仅限于管理体制方面，还应包括经济制度实现的具体形式，强调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并提出了“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收入差距开始过分扩大，卫兴华认为流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用来指导分配制度改革并不妥当，坚持主张二者的统一与并重；90年代，卫兴华根据统计资料证明，高增长率与低通胀率相结合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存在过，我国也可以做到，并提出“9％～10％的增长速度与3％以下的通胀率的结合较为适宜”；新的世纪，卫兴华依然笔耕不辍，针对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误解曲解，针对一些人以坚持马列主义自诩而从“左”的思路曲解马列观点，针对某些人全面私有化的论见，努力澄清理论认识上的是非，进行着有理有据的“论战”。 不是发挥余热，是在燃烧自己 卫兴华在“左”风盛行的年代，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没写过文章；搞大批判的时候，他也没有参与。他不愿自己的经济学研究随风转，不想看气候表态度，他选择了远离“左”的“前沿”观点，去研究纯理论的问题。“我的争论是探求真理的争论，不是无原则的争论，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是为了分清理论是非，为了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改革开放搞好，为了澄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非，搞无谓的争论没有意思。” 但即便如此，卫兴华也依然没有躲过“左”的冲击，在“反右”中差点被划为右派，定了个“中右”。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曾坐过敌人的牢狱被扣上了“叛徒”、“特务”的帽子，受到监管，失去自由，被拳打脚踢，甚至用木棍打。造反派打够了，打累了，把他关在地下室的一间小屋里。“水泥地上有点稻草，我就睡着了。造反派气得把我踢醒。”“他们冤枉我是叛徒，是特务，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自己做过什么，我相信未来会好，有这份相信，我就无所畏惧。我相信我自己。”“我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每天从住的地方走到工地，很远；干很重的体力活，很累。还继续搞“运动”，逼我交代罪行。有人受不了，自杀在那里。但我从不相信会没有前途，我相信国家，相信党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精力培养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不会让他们就这样一辈子浪费在黄土岗，我相信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真、善、美总会战胜假、恶、丑。” “我这个人很坚定，特别执著。我认准的事情，我就会努力去做。我不怕有人反对。即便是好朋友，如果我认为他是错的，我也会指出来。以后做不了朋友，就不做，要有个是非，不能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社会就不能进步了，理论就不能发展了。理论的发展必须在相互的碰撞中才能有火花，毛主席也批评了很多人，马克思、恩格斯都批评过很多人。不要回避争论，真理越辩越明。” “不是因为年纪大了不怕。我年轻的时候也不怕。私心少一点，就没那么多可怕的事情了，心底无私天地宽。上世纪五十年代，斯大林指导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我国流行，我就先后发表过四篇文章，不赞同其中的某些观点，当时我只有20多岁。争鸣是为了理论的发展，不能错误的东西也去肯定。物质产品有假冒伪劣，精神产品也一样有。还有些人搞理论工作傍大款，看风向。重“资本”轻劳动，重外商轻内资。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是更关心老百姓的疾苦，眼睛应该是向下的，而不是向上的。” “我今年86岁，但我不赞同老同志是‘发挥余热’的论述，‘余热’太消极，我还在燃烧，而且燃烧得还很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