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
第16卷第1期上海行政学院学报TheJournalofShanghaiAdministrationInstituteJan.,2015Vol.16,No.1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０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9-3176（2015）01-020-（7）
追寻“现代士人精神”＊
———“士以天下为己任”刍议
葛荃
（山东大学，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士人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已消亡，但传统儒学犹存。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传
播儒学以及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具有怎样的担当？传统中国的士人是
社会政治精英，“士以天下为己任”蕴涵着士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以“做人”教育———亦即
每个人的“修身———道德实践”作为起点，以实现理想的社会政治蓝图为终点。当代中国知
识分子理应接续先贤，培育“现代士人精神”。为此需要拓宽视界与胸怀、继承先人的社会
责任感、回报社会，增进现代意识与平民情怀，在近年出现的山东乡村儒学现象的感召下，
为了期待中的中华文化复兴构建道德与社会文明的根基。
关键词：儒家文化；现代士人精神；山东乡村儒学；做人教育；当代中国知识分子
儒家文化传承至今，曾经历了大起大落。20世纪80年代前，一度跌入低谷，改革开放后，得以复兴，几成显学。山东乃孔孟之乡，春秋时人即有言：“周礼尽在鲁矣”①，迄今依然。君不见，近年来，山东一带乡村儒学②涌现，儒学正在以其特有的现代方式走进社会基层，介入公众的日常生活。如果说，传统士人是儒学即儒家文化的载体，当代中国，儒学尚在，士人却已消亡，那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播儒学以及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具有怎样的职责与义务，确乎值得认真思忖一番。
一、士人的历史定位与政治社会功能
士人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阶层，作为儒家文化的载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定*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中期成果，项目号：13&ZD008。
收稿日期：2014-11-6
作者简介：葛荃男（1953-）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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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荃：追寻“现代士人精神”
位与作用。一般而言，士人生涯规划的理想境界是“内圣外王”。一方面，士人是君主政治的拥戴者，他们秉承孔儒一脉的训典，“学而优则仕”，通过察举或科举的方式获取功名，介入体制，成为官僚系统的主体。因而，他们是官僚制君主政治的权力基础。另一方面，士人掌握知识，取得功名即拥有特权，与普通黎民百姓相较，士人为官，谓之大夫；退休还乡，谓之士绅，他们俨然是民间领袖，实是古代中国的社会精英即社会中坚。
基于这样的定位，士人具有的社会政治功能便与凭藉血缘、战功等介入政治体制的贵族官僚有所不同。他们追循人生价值的起点是道德修身，不能“生而知之”为圣人，亦可以“学而知之”做贤才，在道德上则致力于做“圣人之徒”。此之谓“内圣”。他们向往的人生标的是入仕为官，辅佐明君，实现“王道”理想。“王道”理想政治则是孔孟先师的大心胸大造化，其完整的表述见诸《礼记·礼运篇》，这里不赘述。此之谓“外王”。
因而在士人来说，他们科举不成，便会教化天下。或者积极求道，也有消极守道，再或以道谋官，以道谋生等等。③无论何种选择，他们大体上具有一种责任与义务，而且，多数士人也都具有一定的正向理想、信念和责任感的自觉。最为典型的表述，就是范仲淹的感慨与悲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壮哉斯言！
我曾有一个判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传统政治文化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于同时代世界范围内而言，最为先进的文官制度。二是一种思想催生一个阶层，构成社会政治的中坚。如前所述，古代士人是儒家文化的造物，他们是精英，对下引领大众，成为民间领袖；对上则参与和佐助政权，成为官僚集团的主体，构成了君主政治的权力基础。④
这样的历史定位及其社会政治功能，使得士人作为儒家思想与文化的载体，凝聚着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蕴含的政治智慧与理性精神，他们从历代王朝的成败得失中积累了政治经验。他们将这些文化内涵传续下来，为保障社会的持续发展，维系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作出了历史贡献。
“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起点与终点二、
《论语》有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⑤一般认为这是“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出处。依照孔儒之道，士人要胸怀大志，关心国家盛衰、天下兴亡，以此视作“为士”的责任。孔子还特别指出，“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的社会责任感，以至养育成就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
古来关于“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解读众多，这里当然无需逐一列举或重述。事实上，本文想探究的是，中国古代士人能够坚信并实践这一政治理念的起点和终点是什么？也就是说，古代士人何以能自觉认同这一理念，他们的这一理念在社会政治发展中究竟具有什么样价值与作用？釐清这一问题，或许对于把握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构建的逻辑关联，及其行进的价值理路有所助益。
“士以天下为己任”是孔儒“外王”理想的另一种表述，其达成的起点是修身。孔孟先师自是修身的表率，后世儒生无不从这里入手，演练斯文。举凡史上留名的士大夫，大多如是。这种状况，与儒家思想的思维特点有关。
孔子创始儒学，首创私学，有教无类。其教学科目有四：“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的“行”，即是道德实践、包括人的行为与功业。也就是说，儒学成就伊始，就是讲求学以致用的，关注的是当下即现世。这一理念是后世“实学思潮”的思想源头，也展现了传统儒学的思维特点，可以概括为“现世⑥作为士人一心想的是家居安逸生活，这种人是不能称为士人的。基于夫子的教诲，千百年来，逐渐形成了传统士人所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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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期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性”。
通观《论语》，孔子忧心忡忡于“天下无道”，向往有道之世，达成的路径是构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通过“正名”的方式，实现有效治理。加之德治、教化、仁政等政策实施，最终实现理想社会。这里，孔子始终站在当下世界，殚思极虑，他不怎么关注方外之世，故而“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
正是基于“现世性”思维特点，孔儒一脉的最佳生涯规划“内圣外王”并不讲求自我超越，他们是在圣人规划的愿景内里，亦步亦趋地实现人生理想。而且，圣人规划的人生愿景是以“做人”教育———亦即每个人的“修身———道德实践”作为起点的。
关于做人，古人多有议论。典型者如宋儒朱熹：“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而已。”⑦“‘道问学’是大事，要识得道理去做人。”⑧明儒赵南星也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心无邪思，身不苟动，口无妄言。入则为孝子悌弟，出则为信友，仕则为忠臣良吏。此非求异与于人也，仅可为人耳，否则与禽兽无异。”⑨
如何着手去做？这在儒家典籍中均有明文规定。
《礼记·内则》：
凡内外，鸡初鸣，咸盥、漱，衣服，敛枕、簟，洒扫室堂及庭，布席，各从其事。
《礼记·曲礼上》：
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
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
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
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
将上堂，声必扬。
将入户，必视下。
凡与客入者，每门让于客。輥訛輯⑩
显而易见，儒家文化将“学做人”为指向的道德实践设定日常家庭生活中，要求人们从孩童做起，从日常生活的琐屑之处做起。规定的道德目标极为浅近，所谓“洒扫应对，揖让进退”等等。正是在这些“举手投足”极其平凡的普通道德规范教育过程中，在“一颦一笑”的做人规则行为演练中，人们接受了最基本的规范意识、服从观念以及合理的畏惧感，逐渐形成了人生初步的道德自觉意识。正是在这样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范围的扩展，所谓忠孝仁义，三纲五常等道德条教渐次被人们认同和体悟，内化为某种自觉的道德信仰，从而为日后进入社会和参与政治提供了必要的道德自觉观念与规范意识。
传统儒学的道德理想本来极高远，“内圣外王”的达成境界是做成“圣贤”，这显然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可以望其项背的。不过，孔孟先师又强调，人们在道德起点上具有平等性，谓之“人皆可以为尧舜”。这种文化的逻辑特点可以概括为“高目标、低起步”，古来圣贤高山仰止，却无不把“做人”树为其追循宏大道德理想的第一步。这样的道德入径无疑具有极为坚实的操作合理性：“做人”的道德起点操作简易便捷，触手可及，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圣贤之道规范着的道德条教经由童稚时代一招一式的操练，实际与人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相伴行，势必会渐次转化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古人看来，道德品质的形成不是经由单一的知识学习或经验传授，而是根植于个人的实际社会生活体验，是在每个人无可回避的人生经历与厉炼中，达成对于道德价值的理解、认同与内化。
道德修身的终点是进入社会和政治参与实践。依照“内圣外王”的人生指南，从家庭入手，启蒙———读书，在“学而优则仕”的感召下，努力介入体制做贤臣。传统儒学就是经过这样的路径，培养了一代代的士人。既然，士人大都经历了与其成长过程相伴行的道德、信念教育，践行着以做人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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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荃：追寻“现代士人精神”
点，以“治国，平天下”为终点的生涯规划，那么，“以天下为己任”当然成为其道德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士人之能够成为传统社会的中坚，直可以视为历史的必然。
三、当代知识分子的境界与责任
斗转星移，世事轮转，士人已陨，经典犹存。在当代之中国，在山东乡村儒学现象炽热的当下，知识分子能做些什么？倘若一言蔽之，则当代知识分子理应承继先贤遗泽，古为今用，培育“现代士人精神”，以沟通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意识，推动现代社会的构建与发展。
这里说的“现代士人精神”，指的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将古代士人的道德自律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接续传统士人精神中的优秀内涵，将之与现代理念相结合，以构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风貌。为此，道德修身理应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必修课，谨遵儒家文化传统，从“做人教育”入手，以此诲人，以此自律。此外，鉴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态，知识分子还需更加努力，在以下三个方面用功不辍。
其一，当代知识分子需要具有宽广的视界与胸怀
知识分子是个历史概念。有研究者提出其源起有二，一是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的法国，另一是19世纪60年代后的俄国。輥訛輰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亦有广义、狭义之分。通常的解释是，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知识的载体，作为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阶层，具有社会责任感、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精神。就理论本身而言，这些认识并无不当。不过，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除了应该具有上述诸般特点，还需要具有一个认知前提，就是需要具有宽广的视界与胸怀。
这里说的“当代”，特指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时段。此前，在教条主义政治思维的影响和覆盖下，知识分子的阶级定性被置放在人民的边缘，一度还被推向对立面。其命运在十年“文革”至为悲惨，喻为“臭老九”，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为低下。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拨乱反正，知识分子得以正名，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出：“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
輥輱事业服务。”訛
迄今三十多年，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呈多样化发展态势。其中除了少数专注于三农问题、基层民主、乡村自治、农民工等问题的研究者，尚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和了解社会基层民众，余者绝大多数则受到体制的束缚，专注于馆阁与殿堂。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评价体系及晋升机制在全面覆盖的“标杆管理”思维主导下，变得异常繁杂、烦琐，令人穷于应对，疲惫不堪。发表文章的数量，发表刊物的级别，获得项目的数量与级别，获奖的级别、等级与数量，这些量化管理的条条框框，主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有的更是一心一意追名逐利，表现为趋向上层、投靠财富、热衷名流，整体表现为与社会基层的脱节，与人民即公众的某种背离。甚而其自身德行、内在精神与实际行为、言论相剥离，面目虚伪，令人厌恶。
在这样的发展趋向中，知识分子往往目光短浅，视界狭窄，戚戚然于一时一事的得与失，几乎忘却了知识分子的天职。于是有研究者抨击中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輥訛輲这里，我以为，厕身教职的知识分子或者难辞其咎！兹事体大，牵涉复杂，本文无暇多论。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传统士人的“以天下为己任”，内蕴的是“坦荡荡”的胸怀和“天下、国家”的视界。虽说由于历史的局限，士人视界的边界是君主政治与圣人楷模，但，遵循夫子的教诲，其毕竟不能囿于“怀居”而公然一味地追逐名利。与古人相较，当代知识分子欠缺甚多，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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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期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据此，我以为，扩展视界与胸怀是弘扬“现代士人精神”之首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能走出名缰利锁的缠绕，不能在心灵深处唤起为了中华民族与天下、国家而奋进的情怀，就谈不上什么知识分子的义务与责任。
其二，责任感与回报社会
传统士人人格的感召力，主要体现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历史上的仁人志士，那些青史留名的清官廉吏，莫不如是。那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将如何养成？需要通过怎样的路径方能达成？如果以传统士人为参照，问题的答案就比较清晰。士人的责任感是通过融入生活的道德教化而渐次成长起来的。
诚如前述，孔儒之道讲求修身，修身之道以做人教育为起点，始自童稚，贯诸一生。故而史上留名之士，莫不家教有方。幼小攻读，谦恭有礼，载誉乡里；及其长成，便志在社稷，居官一地，造福一方。这些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士人的社会责任感不是凭空生成的，构成的基础是其积淀为生活方式的道德情操。因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不在其文章华丽或豪言壮语，而在于其生活小节体现的德行之中。事实上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不能孝敬父母，和谐邻里，尊敬长上，友爱兄弟的人，能够面对社会公众，面对陌生的芸芸众生，能有什么责任感。
山东乡村儒学现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据报道：“从2013年开始，孔子诞生地尼山脚下的尼山圣源书院在该县开始进行一项题为‘乡村儒学’的试验。书院的专家学者们开设儒学讲堂，从孝道、弟子规开始讲起，向村民讲授儒学经典。一年后学者们再进乡村开设儒学课，现已形成固定讲课制度。”另外，“山东各地也陆续出现类似的乡村儒学讲堂。聊城市茌平县韩屯镇道德学校、潍坊青州市‘孝礼儒学讲堂’等都在将传统儒学作为传播内容，用通俗的语言向当地百姓讲授儒学思想，
輥訛帮助村民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能量。”輳
另据了解，目前从事乡村儒学传播的教师都是志愿者，他们真的在践行二千多年前儒家先师的教诲。我以为，这种状况实是某种昭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理应秉承儒家传统的“文行忠信”之遗教，在道德践行过程中，唤醒自身本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也就是说，既然“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起点是做人教育，大凡致力于儒学研究或传统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便有责任通过可能的方式普及儒学，宣讲儒学。无需高深博大，却务须结合生活日常。不要宏伟，只需细微，在“洒扫应对，揖让进退”的平常中，感应儒学的道德精神与操行。在做人教育的践行中，首先将知识分子自己“做回”人本身。最终将“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的儒家“小学”精神，付诸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责任感的社会实践。
《礼记·学记》有言：“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恰恰是在当代知识分子与社会基层公众“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前者洗刷了心灵，后者得到了真知。知识分子以其所学回报了社会，同时也回馈了自身。
当社会责任感不止体现为普及儒学的志愿者们，而是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意识，以至形成了某种遍在的知识分子回报社会的道德自律意识，那么，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和社会政治文明的提升，便是“可立而待”的了。
其三，现代意识与平民情怀
“现代士人精神”的倡导，关键在于“现代”二字。不必说当代中国相距士人时代之遥远，仅就国家的性质看，也不可同日而语。往古是政治权力家族私有化的君主政治，当代是公权力全民公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正在努力奔赴现代化。因而，基于这样的语境，我们当然不会将传统士人精神全面复制，而是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构建现代化理念和现代意识。
关于现代意识，论者多有评述。本文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平等观念和法律意识，这两点也是社24
葛荃：追寻“现代士人精神”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法治是现代化社会的前提，平等是造就公民意识的前提，平等加法治，则是现代化社会实现的根基。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理应先于一般社会成员具有这些现代理念与意识。
在这一点上，传统士人有所不同。他们在孔儒之道的引领下，深刻认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他们科举、入仕，获取功名，其社会存在优于普通民众，一般均
輥輴享有相应的特权。因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绝唱如贾谊者，也认定黎民百姓“至愚”、“至贱”訛。他们
从来不具有基于权利、义务与尊严的现代意义上的平等理念。因之，我们传承儒学，赞许“士以天下为己任”，并不意味着将士人精神或其政治人格内在的等级观念及特权意识等一并传承下来。
准此，则“现代士人精神”的“现代”二字，具体表现为平等观念，以及现代法制内涵的权利、义务与尊严的自觉意识，具体表现为某种“平民情怀”。这就是说，知识分子不过是公众中的一员，在社会地位与公民尊严方面，他们与一般民众毫无区别。他们的义务与责任表现为某种“职业化”的特殊性。对于普通公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是基于同情、怜悯而沟通互动，而是基于作为公民的认同和发自内心的尊敬与爱戴，达成文化的传播和现代理念的交融。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培育和生长出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
进而言之，具有现代意识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是高人一等的“教师爷”，也不是具有特权和特殊地位的“上等人”。他们理应怀一颗平常心，抱一腔平民情怀，在当代中国疾步迈向现代化的路途中，将传统儒学的精粹撒播到乡间、邻里，为了期待中的中华文化复兴和民族崛起构建道德与社会文明根基。如此利国利民，其功莫大焉。
注释：
①《左传·昭公二年》，《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29页。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赞叹说：“周礼尽在鲁矣。”
②中国新闻网：《山东开展“乡村儒学”试验重塑儒学生命力》，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6-22/6306487.shtml（2014年9月12日阅读）
③参阅拙著：《中国政治文化教程》第三讲第二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④参见拙文：《教育精英与现代化意识：当代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思路》，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⑤《论语·泰伯》，《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487页。
⑥《论语·宪问》，《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10页。
⑦[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册，卷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243页。
⑧[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册，卷十，中华书局，1986年，第162页。
⑨赵忠毅公文集·卷一·刻圣学启关臆说序。
⑩《礼记·内则》，《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62页。
訛《礼记·曲礼上》，《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31、1233、1238页。輯輥
訛参见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第一章，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輰輥
輥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輱
訛“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輲輥
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http://news.sohu.com/20120503/n342213439.shtm（2014年9月23日阅读）。
輥訛中国新闻网：《山东开展“乡村儒学”试验重塑儒学生命力》，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6-22/6306487.shtml（2014輳
年9月12日阅读）
輥訛贾谊：“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新书·大政》）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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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期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
Pursuitof
———On
GeQuan
Abstract：Astherepresentativeoftraditionalculture,
Keywords:ConfucianCulture;ModernShirenSpirit;ConfucianismStudiesinShandongVillage;Educationof
）（责任编辑陶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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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第1期上海行政学院学报TheJournalofShanghaiAdministrationInstituteJan.,2015Vol.16,No.1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０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9-3176（2015）01-020-（7）
追寻“现代士人精神”＊
———“士以天下为己任”刍议
葛荃
（山东大学，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士人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已消亡，但传统儒学犹存。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传
播儒学以及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具有怎样的担当？传统中国的士人是
社会政治精英，“士以天下为己任”蕴涵着士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以“做人”教育———亦即
每个人的“修身———道德实践”作为起点，以实现理想的社会政治蓝图为终点。当代中国知
识分子理应接续先贤，培育“现代士人精神”。为此需要拓宽视界与胸怀、继承先人的社会
责任感、回报社会，增进现代意识与平民情怀，在近年出现的山东乡村儒学现象的感召下，
为了期待中的中华文化复兴构建道德与社会文明的根基。
关键词：儒家文化；现代士人精神；山东乡村儒学；做人教育；当代中国知识分子
儒家文化传承至今，曾经历了大起大落。20世纪80年代前，一度跌入低谷，改革开放后，得以复兴，几成显学。山东乃孔孟之乡，春秋时人即有言：“周礼尽在鲁矣”①，迄今依然。君不见，近年来，山东一带乡村儒学②涌现，儒学正在以其特有的现代方式走进社会基层，介入公众的日常生活。如果说，传统士人是儒学即儒家文化的载体，当代中国，儒学尚在，士人却已消亡，那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播儒学以及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具有怎样的职责与义务，确乎值得认真思忖一番。
一、士人的历史定位与政治社会功能
士人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阶层，作为儒家文化的载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定*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中期成果，项目号：13&ZD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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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与作用。一般而言，士人生涯规划的理想境界是“内圣外王”。一方面，士人是君主政治的拥戴者，他们秉承孔儒一脉的训典，“学而优则仕”，通过察举或科举的方式获取功名，介入体制，成为官僚系统的主体。因而，他们是官僚制君主政治的权力基础。另一方面，士人掌握知识，取得功名即拥有特权，与普通黎民百姓相较，士人为官，谓之大夫；退休还乡，谓之士绅，他们俨然是民间领袖，实是古代中国的社会精英即社会中坚。
基于这样的定位，士人具有的社会政治功能便与凭藉血缘、战功等介入政治体制的贵族官僚有所不同。他们追循人生价值的起点是道德修身，不能“生而知之”为圣人，亦可以“学而知之”做贤才，在道德上则致力于做“圣人之徒”。此之谓“内圣”。他们向往的人生标的是入仕为官，辅佐明君，实现“王道”理想。“王道”理想政治则是孔孟先师的大心胸大造化，其完整的表述见诸《礼记·礼运篇》，这里不赘述。此之谓“外王”。
因而在士人来说，他们科举不成，便会教化天下。或者积极求道，也有消极守道，再或以道谋官，以道谋生等等。③无论何种选择，他们大体上具有一种责任与义务，而且，多数士人也都具有一定的正向理想、信念和责任感的自觉。最为典型的表述，就是范仲淹的感慨与悲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壮哉斯言！
我曾有一个判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传统政治文化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于同时代世界范围内而言，最为先进的文官制度。二是一种思想催生一个阶层，构成社会政治的中坚。如前所述，古代士人是儒家文化的造物，他们是精英，对下引领大众，成为民间领袖；对上则参与和佐助政权，成为官僚集团的主体，构成了君主政治的权力基础。④
这样的历史定位及其社会政治功能，使得士人作为儒家思想与文化的载体，凝聚着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蕴含的政治智慧与理性精神，他们从历代王朝的成败得失中积累了政治经验。他们将这些文化内涵传续下来，为保障社会的持续发展，维系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作出了历史贡献。
“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起点与终点二、
《论语》有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⑤一般认为这是“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出处。依照孔儒之道，士人要胸怀大志，关心国家盛衰、天下兴亡，以此视作“为士”的责任。孔子还特别指出，“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的社会责任感，以至养育成就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
古来关于“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解读众多，这里当然无需逐一列举或重述。事实上，本文想探究的是，中国古代士人能够坚信并实践这一政治理念的起点和终点是什么？也就是说，古代士人何以能自觉认同这一理念，他们的这一理念在社会政治发展中究竟具有什么样价值与作用？釐清这一问题，或许对于把握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构建的逻辑关联，及其行进的价值理路有所助益。
“士以天下为己任”是孔儒“外王”理想的另一种表述，其达成的起点是修身。孔孟先师自是修身的表率，后世儒生无不从这里入手，演练斯文。举凡史上留名的士大夫，大多如是。这种状况，与儒家思想的思维特点有关。
孔子创始儒学，首创私学，有教无类。其教学科目有四：“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的“行”，即是道德实践、包括人的行为与功业。也就是说，儒学成就伊始，就是讲求学以致用的，关注的是当下即现世。这一理念是后世“实学思潮”的思想源头，也展现了传统儒学的思维特点，可以概括为“现世⑥作为士人一心想的是家居安逸生活，这种人是不能称为士人的。基于夫子的教诲，千百年来，逐渐形成了传统士人所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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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论语》，孔子忧心忡忡于“天下无道”，向往有道之世，达成的路径是构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通过“正名”的方式，实现有效治理。加之德治、教化、仁政等政策实施，最终实现理想社会。这里，孔子始终站在当下世界，殚思极虑，他不怎么关注方外之世，故而“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
正是基于“现世性”思维特点，孔儒一脉的最佳生涯规划“内圣外王”并不讲求自我超越，他们是在圣人规划的愿景内里，亦步亦趋地实现人生理想。而且，圣人规划的人生愿景是以“做人”教育———亦即每个人的“修身———道德实践”作为起点的。
关于做人，古人多有议论。典型者如宋儒朱熹：“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而已。”⑦“‘道问学’是大事，要识得道理去做人。”⑧明儒赵南星也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心无邪思，身不苟动，口无妄言。入则为孝子悌弟，出则为信友，仕则为忠臣良吏。此非求异与于人也，仅可为人耳，否则与禽兽无异。”⑨
如何着手去做？这在儒家典籍中均有明文规定。
《礼记·内则》：
凡内外，鸡初鸣，咸盥、漱，衣服，敛枕、簟，洒扫室堂及庭，布席，各从其事。
《礼记·曲礼上》：
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
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
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
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
将上堂，声必扬。
将入户，必视下。
凡与客入者，每门让于客。輥訛輯⑩
显而易见，儒家文化将“学做人”为指向的道德实践设定日常家庭生活中，要求人们从孩童做起，从日常生活的琐屑之处做起。规定的道德目标极为浅近，所谓“洒扫应对，揖让进退”等等。正是在这些“举手投足”极其平凡的普通道德规范教育过程中，在“一颦一笑”的做人规则行为演练中，人们接受了最基本的规范意识、服从观念以及合理的畏惧感，逐渐形成了人生初步的道德自觉意识。正是在这样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范围的扩展，所谓忠孝仁义，三纲五常等道德条教渐次被人们认同和体悟，内化为某种自觉的道德信仰，从而为日后进入社会和参与政治提供了必要的道德自觉观念与规范意识。
传统儒学的道德理想本来极高远，“内圣外王”的达成境界是做成“圣贤”，这显然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可以望其项背的。不过，孔孟先师又强调，人们在道德起点上具有平等性，谓之“人皆可以为尧舜”。这种文化的逻辑特点可以概括为“高目标、低起步”，古来圣贤高山仰止，却无不把“做人”树为其追循宏大道德理想的第一步。这样的道德入径无疑具有极为坚实的操作合理性：“做人”的道德起点操作简易便捷，触手可及，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圣贤之道规范着的道德条教经由童稚时代一招一式的操练，实际与人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相伴行，势必会渐次转化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古人看来，道德品质的形成不是经由单一的知识学习或经验传授，而是根植于个人的实际社会生活体验，是在每个人无可回避的人生经历与厉炼中，达成对于道德价值的理解、认同与内化。
道德修身的终点是进入社会和政治参与实践。依照“内圣外王”的人生指南，从家庭入手，启蒙———读书，在“学而优则仕”的感召下，努力介入体制做贤臣。传统儒学就是经过这样的路径，培养了一代代的士人。既然，士人大都经历了与其成长过程相伴行的道德、信念教育，践行着以做人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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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以“治国，平天下”为终点的生涯规划，那么，“以天下为己任”当然成为其道德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士人之能够成为传统社会的中坚，直可以视为历史的必然。
三、当代知识分子的境界与责任
斗转星移，世事轮转，士人已陨，经典犹存。在当代之中国，在山东乡村儒学现象炽热的当下，知识分子能做些什么？倘若一言蔽之，则当代知识分子理应承继先贤遗泽，古为今用，培育“现代士人精神”，以沟通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意识，推动现代社会的构建与发展。
这里说的“现代士人精神”，指的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将古代士人的道德自律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接续传统士人精神中的优秀内涵，将之与现代理念相结合，以构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风貌。为此，道德修身理应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必修课，谨遵儒家文化传统，从“做人教育”入手，以此诲人，以此自律。此外，鉴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态，知识分子还需更加努力，在以下三个方面用功不辍。
其一，当代知识分子需要具有宽广的视界与胸怀
知识分子是个历史概念。有研究者提出其源起有二，一是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的法国，另一是19世纪60年代后的俄国。輥訛輰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亦有广义、狭义之分。通常的解释是，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知识的载体，作为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阶层，具有社会责任感、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精神。就理论本身而言，这些认识并无不当。不过，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除了应该具有上述诸般特点，还需要具有一个认知前提，就是需要具有宽广的视界与胸怀。
这里说的“当代”，特指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时段。此前，在教条主义政治思维的影响和覆盖下，知识分子的阶级定性被置放在人民的边缘，一度还被推向对立面。其命运在十年“文革”至为悲惨，喻为“臭老九”，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为低下。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拨乱反正，知识分子得以正名，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出：“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
輥輱事业服务。”訛
迄今三十多年，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呈多样化发展态势。其中除了少数专注于三农问题、基层民主、乡村自治、农民工等问题的研究者，尚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和了解社会基层民众，余者绝大多数则受到体制的束缚，专注于馆阁与殿堂。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评价体系及晋升机制在全面覆盖的“标杆管理”思维主导下，变得异常繁杂、烦琐，令人穷于应对，疲惫不堪。发表文章的数量，发表刊物的级别，获得项目的数量与级别，获奖的级别、等级与数量，这些量化管理的条条框框，主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有的更是一心一意追名逐利，表现为趋向上层、投靠财富、热衷名流，整体表现为与社会基层的脱节，与人民即公众的某种背离。甚而其自身德行、内在精神与实际行为、言论相剥离，面目虚伪，令人厌恶。
在这样的发展趋向中，知识分子往往目光短浅，视界狭窄，戚戚然于一时一事的得与失，几乎忘却了知识分子的天职。于是有研究者抨击中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輥訛輲这里，我以为，厕身教职的知识分子或者难辞其咎！兹事体大，牵涉复杂，本文无暇多论。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传统士人的“以天下为己任”，内蕴的是“坦荡荡”的胸怀和“天下、国家”的视界。虽说由于历史的局限，士人视界的边界是君主政治与圣人楷模，但，遵循夫子的教诲，其毕竟不能囿于“怀居”而公然一味地追逐名利。与古人相较，当代知识分子欠缺甚多，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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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期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据此，我以为，扩展视界与胸怀是弘扬“现代士人精神”之首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能走出名缰利锁的缠绕，不能在心灵深处唤起为了中华民族与天下、国家而奋进的情怀，就谈不上什么知识分子的义务与责任。
其二，责任感与回报社会
传统士人人格的感召力，主要体现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历史上的仁人志士，那些青史留名的清官廉吏，莫不如是。那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将如何养成？需要通过怎样的路径方能达成？如果以传统士人为参照，问题的答案就比较清晰。士人的责任感是通过融入生活的道德教化而渐次成长起来的。
诚如前述，孔儒之道讲求修身，修身之道以做人教育为起点，始自童稚，贯诸一生。故而史上留名之士，莫不家教有方。幼小攻读，谦恭有礼，载誉乡里；及其长成，便志在社稷，居官一地，造福一方。这些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士人的社会责任感不是凭空生成的，构成的基础是其积淀为生活方式的道德情操。因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不在其文章华丽或豪言壮语，而在于其生活小节体现的德行之中。事实上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不能孝敬父母，和谐邻里，尊敬长上，友爱兄弟的人，能够面对社会公众，面对陌生的芸芸众生，能有什么责任感。
山东乡村儒学现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据报道：“从2013年开始，孔子诞生地尼山脚下的尼山圣源书院在该县开始进行一项题为‘乡村儒学’的试验。书院的专家学者们开设儒学讲堂，从孝道、弟子规开始讲起，向村民讲授儒学经典。一年后学者们再进乡村开设儒学课，现已形成固定讲课制度。”另外，“山东各地也陆续出现类似的乡村儒学讲堂。聊城市茌平县韩屯镇道德学校、潍坊青州市‘孝礼儒学讲堂’等都在将传统儒学作为传播内容，用通俗的语言向当地百姓讲授儒学思想，
輥訛帮助村民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能量。”輳
另据了解，目前从事乡村儒学传播的教师都是志愿者，他们真的在践行二千多年前儒家先师的教诲。我以为，这种状况实是某种昭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理应秉承儒家传统的“文行忠信”之遗教，在道德践行过程中，唤醒自身本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也就是说，既然“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起点是做人教育，大凡致力于儒学研究或传统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便有责任通过可能的方式普及儒学，宣讲儒学。无需高深博大，却务须结合生活日常。不要宏伟，只需细微，在“洒扫应对，揖让进退”的平常中，感应儒学的道德精神与操行。在做人教育的践行中，首先将知识分子自己“做回”人本身。最终将“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的儒家“小学”精神，付诸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责任感的社会实践。
《礼记·学记》有言：“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恰恰是在当代知识分子与社会基层公众“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前者洗刷了心灵，后者得到了真知。知识分子以其所学回报了社会，同时也回馈了自身。
当社会责任感不止体现为普及儒学的志愿者们，而是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意识，以至形成了某种遍在的知识分子回报社会的道德自律意识，那么，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和社会政治文明的提升，便是“可立而待”的了。
其三，现代意识与平民情怀
“现代士人精神”的倡导，关键在于“现代”二字。不必说当代中国相距士人时代之遥远，仅就国家的性质看，也不可同日而语。往古是政治权力家族私有化的君主政治，当代是公权力全民公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正在努力奔赴现代化。因而，基于这样的语境，我们当然不会将传统士人精神全面复制，而是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构建现代化理念和现代意识。
关于现代意识，论者多有评述。本文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平等观念和法律意识，这两点也是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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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法治是现代化社会的前提，平等是造就公民意识的前提，平等加法治，则是现代化社会实现的根基。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理应先于一般社会成员具有这些现代理念与意识。
在这一点上，传统士人有所不同。他们在孔儒之道的引领下，深刻认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他们科举、入仕，获取功名，其社会存在优于普通民众，一般均
輥輴享有相应的特权。因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绝唱如贾谊者，也认定黎民百姓“至愚”、“至贱”訛。他们
从来不具有基于权利、义务与尊严的现代意义上的平等理念。因之，我们传承儒学，赞许“士以天下为己任”，并不意味着将士人精神或其政治人格内在的等级观念及特权意识等一并传承下来。
准此，则“现代士人精神”的“现代”二字，具体表现为平等观念，以及现代法制内涵的权利、义务与尊严的自觉意识，具体表现为某种“平民情怀”。这就是说，知识分子不过是公众中的一员，在社会地位与公民尊严方面，他们与一般民众毫无区别。他们的义务与责任表现为某种“职业化”的特殊性。对于普通公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是基于同情、怜悯而沟通互动，而是基于作为公民的认同和发自内心的尊敬与爱戴，达成文化的传播和现代理念的交融。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培育和生长出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
进而言之，具有现代意识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是高人一等的“教师爷”，也不是具有特权和特殊地位的“上等人”。他们理应怀一颗平常心，抱一腔平民情怀，在当代中国疾步迈向现代化的路途中，将传统儒学的精粹撒播到乡间、邻里，为了期待中的中华文化复兴和民族崛起构建道德与社会文明根基。如此利国利民，其功莫大焉。
注释：
①《左传·昭公二年》，《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29页。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赞叹说：“周礼尽在鲁矣。”
②中国新闻网：《山东开展“乡村儒学”试验重塑儒学生命力》，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6-22/6306487.shtml（2014年9月12日阅读）
③参阅拙著：《中国政治文化教程》第三讲第二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④参见拙文：《教育精英与现代化意识：当代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思路》，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⑤《论语·泰伯》，《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487页。
⑥《论语·宪问》，《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10页。
⑦[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册，卷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243页。
⑧[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册，卷十，中华书局，1986年，第162页。
⑨赵忠毅公文集·卷一·刻圣学启关臆说序。
⑩《礼记·内则》，《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62页。
訛《礼记·曲礼上》，《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31、1233、1238页。輯輥
訛参见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第一章，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輰輥
輥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輱
訛“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輲輥
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http://news.sohu.com/20120503/n342213439.shtm（2014年9月23日阅读）。
輥訛中国新闻网：《山东开展“乡村儒学”试验重塑儒学生命力》，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6-22/6306487.shtml（2014輳
年9月12日阅读）
輥訛贾谊：“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新书·大政》）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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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suit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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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Quan
Abstract：Astherepresentativeoftraditionalculture,
Keywords:ConfucianCulture;ModernShirenSpirit;ConfucianismStudiesinShandongVillage;Educationof
）（责任编辑陶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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