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事会成员特质与监事会治理绩效相关性分析

  摘要:本文以2006年至2009年度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监事会成员特质对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监事会成员职业特征和监事会成员兼职都与监事会治理绩效负相关。在非国有企业中,监事会成员持股情况对监事会治理绩效有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随着监事会成员持股的增加,监事会治理绩效呈下降趋势。   关键词:成员特质 监事会 治理绩效   特别是2005年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对监事会组成、任职资格以及职权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监事会治理绩效问题更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与1999年颁布的《公司法》相比,我国2006年开始执行的《公司法》是否对监事会治理绩效起到了推动作用?我国监事会治理绩效受哪些因素影响呢?已有研究表明,对于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围绕于监事会的总体特征展开,除独立性影响因素外,监事会成员的个体特征对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影响并未得到深入探讨。本文将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我国监事会成员特征与监事会治理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   一、文献综述   (一)监事会治理绩效研究 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发挥关系着广大股东的利益和企业价值的实现。但是对于监事会治理绩效的认识,学术界并不统一。谢德仁(2006) 基于对审计委员会本原性质的认知,建议将监事会改造为符合其本原性质的审计委员会,但鉴于习惯等原因,在名称上还可以称为监事会,事实上这一观点意味着监事会制度的取消。而李维安等(2006)基于南开大学公司治理评价系统的指数描述统计和回归分析,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状况略差于国有上市公司。就监事会运行状况而言,二者相差不多;就监事会结构与规模状况来说,民营上市公司显著弱于国有上市公司;就监事会治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而言,监事会仍应作为法定的公司监督机构发挥监督作用。之所以产生上述差异,主要是因为已有研究对监事会治理有效性的认知,大多是基于实践中的个案,或是通过计量分析来验证监事会治理对绩效的影响,或是着眼于英美独立董事制度成功的经验,强调独立董事制度对监事会制度的替代,而不是在综合考察监事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与内外部治理机制之间关系以及实施中的经济合理性基础上所做出的综合判断,致使对同一制度安排存在着诸多不同的争论。   (二)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哪些因素会影响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发挥呢?钟良、石水平(2007)将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特征分为监事会总体特质和成员特质两类。监事会的总体特质包括监事会的规模,会议次数等;监事会成员特质包括监事的独立性、年龄、职业特征、学历、持股情况,兼职情况等。关于监事的独立性,Hamel等(1998)、Massen和Denbosch( 1999),Dahya和Xiao(2003)研究发现监事会的独立性不足降低其治理绩效的发挥。刘立国和杜莹( 2003) 发现,监事会规模与监事会治理绩效负相关,因为企业为了掩饰舞弊问题而设置了更大的监事会。薛祖云和黄彤(2004)发现,监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规模等与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存在显著正相关,间接证明了上述因素对监事会治理绩效的作用。王世权(2006)得出结论,监事会治理绩效在国有和民营企业影响不同,股权制衡度高的企业更有利于监事会治理绩效的改善。王彦超、辛清泉和王娅娅(2007)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的监事会治理绩效要优于国有企业。但是,在民营企业中, 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升, 监事会治理绩效呈现轻微下降趋势。而在国有企业中,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 监事会治理绩效呈现增强趋势。这说明, 监事会制度是一种依赖于产权安排的相机治理机制。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委托代理理论是公司监事会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基石。监事会成员的特质包括监事会成员的持股情况、职业特征,兼职情况等,能够影响监事成员监督过程的能力和意愿,从而决定了监事会的公司治理绩效。   (1)监事会成员持股与监事会治理绩效。Alchian和Demsets(1972)提出,为了调动监督者监督的积极性,监督者应成为公司的剩余索取者。但王彦超、辛清泉和王娅娅(2007)的论文发现监事持股与监事会治理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是国家所有制,这种法人治理结构带有一定的虚拟性。上述治理要素中,具有监控权的股东会和监事会成员的直接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脱节,具有决策经营和管理权限的董事长、总经理和各部门负责人的经济利益也与企业整体利益存在非一致性,甚至矛盾性,往往导致企业权力过分集中,权力和责任极不对称,内部制约机制失效,对监事成员的激励行为也将失去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监事持有本企业股份与监事会治理绩效正相关,而国有企业监事持股则与监事会治理绩效不相关   (2)监事会成员职业特征与监事会治理绩效。刘银国 (2004)指出,改进监事会成员的知识结构可以提高监事会监督水平和效率。监事会成员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监事会治理效果。原则上讲,监事会成员应当熟悉并能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具有财务、会计、审计或者宏观经济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比较熟悉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判断和文字撰写能力,并具备独立工作能力。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监事具有相关专业知识有助于提高监事会治理绩效   (3)监事会成员兼职情况与监事会治理绩效。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监事会成员在其他一家或者多家公司兼职,将加重他们的工作负担,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从而削弱他们的监督能力。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监事在其他企业兼职会降低监事会治理绩效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我国新《公司法》于2005年进行修订,2006年开始实施。因此,选取新《公司法》实施前后2002年至2009 年共8年的深沪两地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新修订《公司法》后,通过对监事会组成、任职资格以及职权等方面的补充和完善,监事人力资本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绩效是否得到改善。选取2006—2009年深沪两地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目前我国监事人力资本对监事会治理效果的影响问题。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监事会报告资料取自巨潮咨询网与和讯网。本文的初选样本包括深沪市2002年至2009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中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了非标准意见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共1067个样本,剔除:(1)未披露监事会公告的公司;(2)财务指标和监事会的有关指标不全的公司;(3) CSMAR 数据库与公司财务报告存在差异的数据,最终得到915个检验样本,其中2006年至2009年共计474个检验样本。   (三)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表(1)中列示了本文研究所需全体变量的名称及操作性定义。本文将2006 年至2009 年中的混合数据,建立Logistic 逻辑分析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监事会成员特征对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模型形如下:   Logit(performance)=ln(p/1-p)=α0+β1HOLD+β2PROFESSIONNAL+β3PATIME+β4NUMBER+β5MEETING+β6FIRSTSHARE +β7BIG10+β8SIZE+β9INDUSTRY+β10INDURTRY+ε   其中α0为截距项,β1 ~β13 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1)监事会治理绩效的描述性分析。从2002年至200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被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共计915家,其中新《公司法》实施前2002年至2005年441家,实施后2006年至2009年474家。各年非标准审计意见类型分布情况见表(2),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占各年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重最高,其次是保留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样本数据中没有公司被发表否定意见审计报告。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对审计意见的态度如表(3)所示,分为支持和不支持两种。监事会支持外部监督机构的意见,对财务报告发表独立的看法,意味着监事会治理作用的发挥。通过比较可以发现,2002年至2005年新《公司法》实施前,监事会发表支持审计意见的公司共计144家,占样本总量的32.65%,而2006年至2009年《公司法》实施后,发表支持审计意见的公司共计203家,占样本总量的42.83%。这说明,新《公司法》实施后,通过对监事会组成、任职资格以及职权等方面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监事会对外部审计意见的支持态度提高了10个百分点,监事会治理绩效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还应看到,2006年至2009年监事会发表不支持审计意见的公司共计271家,占样本总量的57.17%,说明我国监事会虽然发挥了公司治理的作用,但效果尚待加强。(2)解释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表(4)给出了模型中2006年至2009年新《公司法》颁布后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并区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分别进行统计。全部样本统计结果显示,股权制衡度的标准差在全部样本中高达11.47936,说明我国不同企业间股权制衡度差异较大,最小值为0.5482595,而最大值高达75.346154。监事会的规模和会议次数在不同企业差异也较大,有的企业监事会人数只有1人,未达到《公司法》规定3人法定标准,有的企业监事会人数高达12人,但平均来看,监事会人数还是以3人居多。监事会议次数最小值为从未召开监事会议,最大值为10次,说明不同企业监事会运行状况也各不相同。通过对比表中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部分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监事持股人数占监事会成员总人数比例的均值为0.1496205,略高于给非国有企业的0.1030609,说明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略高于非国有企业。监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兼职情况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没有太大的差异,均值变化不超过0.01。因此本文认为在我国制度下,考虑监事成员持股的激励效果问题,区分企业性质将比忽略企业性质的做法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二)相关性分析 在做实证回归之前,首先对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Pearson双边检验,表格在此省略。经过检验发现监事持股情况与监事会成员职业背景、是否兼职、监事会规模以及公司规模,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监事所从事的职业和是否在其他单位兼职对监事会成员的持股意愿和行为有很大的影响。监事会成员是否兼职与公司规模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规模越大,占用监事的时间可能越多,会降低监事在其他公司兼职可能。监事会规模与公司规模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规模大小将影响监事会的设立状况。监事会会议次数与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为国内十大事务所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公司监事会的运行状况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有较大影响。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如果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过大,可能对模型产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影响,最终影响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以往的研究,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7时,严重多重共线性可能影响回归结果。检验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最大为0.259,远远小于0.7,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很小。   (三)回归分析 监事会成员特质与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全体样本的拟合统计量sig值为0.421,国有企业拟合统计量sig值为0.640,非国有企业拟合统计量sig值为0.110。此处,零假设为方程对数据的拟合良好,模型的sig>0.05,证明不足以在这个检验中拒绝零假设,方程拟合情况良好。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监事会成员持股与监事会治理绩效。全体样本下的监事会成员持股对监事会治理绩效存在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监事会成员持股使监事会支持审计师意见的概率比不支持审计师意见概率增加比数比Exp(B)为2.016。国有企业监事成员持股对监事会治理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监事会成员持有本企业股票使监事会支持审计师意见的概率比不支持审计师意见概率增加比数比Exp(B)0.695。而在非国有企业中结果却恰好相反,非国有企业监事成员持股对监事会治理绩效存在正向影响,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监事会成员持有本企业股票使监事会支持审计师意见的概率比不支持审计师意见概率增加比数比Exp(B)7.521。在国有企业所有权人缺位的情况下,随着监事持股人数的增加,监事会不但没有发挥治理作用,反而降低了治理绩效,股权激励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而在非国有企业,通过增加监事会成员持股,可以有效的调动了监事执行监事职责的积极性,提高监事会治理绩效,支持了假设1。   (2)监事成员职业特征对监事会治理绩效。回归结果显示,全体样本下的监事会成员职业特征对监事会治理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即监事会成员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使监事会支持审计师意见的概率与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使监事会支持审计师意见的概率的比值为Exp(B)0.604。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监事成员职业特征也都对监事会治理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且国有企业负向关系的显著性水平为5%,说明监事的职业特征与监事会治理绩效的负相关性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基本一致。这一结论与假设2相反。这表明监事会成员具备相关了相关的专业知识反而降低了监事会治理绩效。   (3)监事会成员兼职情况与监事会治理绩效。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全体样本下监事会成员兼职情况对监事会治理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即监事会成员在其他企业兼职使监事会支持审计师意见的概率比不支持审计师意见概率增加比数比Exp(B)0.533。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监事成员兼职情况也都对监事会治理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且非国有企业负向关系的显著水平为10%,说明监事成员兼职情况与监事会治理绩效的负相关性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基本一致。这一结论与假设3一致。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以证监会查处的公司违规事件作为监事会是否具有治理绩效的替代变量,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测试。由于版面限制,具体回归结果不在本文中列示。   四、结论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是否认同审计意见的独立意见作为监事会治理绩效的替代变量,从监事会成员特质的角度探究影响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因素。结论如下:(1)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绩效的整体水平还较低。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严重违规事件屡屡发生,中小股东利益频频受到侵犯,证券市场秩序混乱,其重要原因之一即是上市公司的监事会没有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使董事会和经营层的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纠正所致。监事会治理作用的发挥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监事会的总体特征是监事会进行公司治理效果优劣的直接影响因素,而监事成员特质是监事会治理绩效大小的决定因素。因此,应该对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2)监事会持股作为一种激励措施在不同性质的企业有着相反的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中,通过监事成员持股,有效地提高了监事会的治理绩效;而在国有企业中,由于所有权人的缺位问题,监事持股反而起了反作用。因此,在对监事制定激励措施时,应考虑企业的性质区别对待,保证激励措施的有效发挥。(3)监事会成员职业特征与监事会治理绩效负相关。监事会成员的素质正在逐年提高,监事会成员中也不乏大量专业人士的存在,但是在对监事会的数量和人员素质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要注意监事会内部在财务会计、法律、经济管理等专业知识结构上的合理搭配,以及监事会成员独立性的加强。(4)监事会成员兼职情况应该尽量减少。目前,上市公司的监事中存在着大量的兼职监事,在这些监事能保证工作质量的前提下,不会影响监事会的治理绩效。但是,本文发现有些监事甚至在5家以上上市公司兼职,这说明这些监事往往是上市公司的“摆设”,而没有真正的发挥监督、治理的作用。因此,要想使监事真正发挥效用,应尽量减少兼职监事,增加专职监事。   参考文献:   [1]王淑慧、童宁、周昭:《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评价实证研究》,《河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2]郑伯阳、丰华、刘家国:《河南省国有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现状与公司绩效》,《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3]薛祖云、黄彤:《董事会、监事会制度特征与会计信息质量》,《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1期。   [4]李维安、王世权:《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绩效评价与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5年第1期。   [5]卿石松:《监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实证分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6]李维安、郝臣:《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评价实证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7]王世权、李维安:《监事会治理理论的研究脉络及进展》,《产业经济评论》2009年第3期。   [8]刘立国、杜莹:《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3年第2期。   [9]王世权:《上市公司大股东与监事会治理》,《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0]王彦超、辛清泉、王娅娅:《所有权安排与监事会治理效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发现》,《南方经济》2007年第3期。   [11]Renaud, Achilles,Das Recht derActiengesellschaf ten, Leipzig,1875.   [12]Dahya, J., Karbhari, Y.and Xiao, J.Z., The Supervisory Board i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Problem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medies, Asia Pacif ic B usiness Review,2002.   [13]Van Hamel, J., van Wijk, H., de Rooij A. and Bruel, M. , Boardroom Dynamics - Lessons in Governa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1998.   [14]Dahya Jay, Yusuf Karbhari, Jason Zezong Xiao, The Supervisory board i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Problem, Cause, Consequence and Remedy,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2003.   (编辑 虹 云)

  摘要:本文以2006年至2009年度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监事会成员特质对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监事会成员职业特征和监事会成员兼职都与监事会治理绩效负相关。在非国有企业中,监事会成员持股情况对监事会治理绩效有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随着监事会成员持股的增加,监事会治理绩效呈下降趋势。   关键词:成员特质 监事会 治理绩效   特别是2005年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对监事会组成、任职资格以及职权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监事会治理绩效问题更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与1999年颁布的《公司法》相比,我国2006年开始执行的《公司法》是否对监事会治理绩效起到了推动作用?我国监事会治理绩效受哪些因素影响呢?已有研究表明,对于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围绕于监事会的总体特征展开,除独立性影响因素外,监事会成员的个体特征对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影响并未得到深入探讨。本文将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我国监事会成员特征与监事会治理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   一、文献综述   (一)监事会治理绩效研究 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发挥关系着广大股东的利益和企业价值的实现。但是对于监事会治理绩效的认识,学术界并不统一。谢德仁(2006) 基于对审计委员会本原性质的认知,建议将监事会改造为符合其本原性质的审计委员会,但鉴于习惯等原因,在名称上还可以称为监事会,事实上这一观点意味着监事会制度的取消。而李维安等(2006)基于南开大学公司治理评价系统的指数描述统计和回归分析,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状况略差于国有上市公司。就监事会运行状况而言,二者相差不多;就监事会结构与规模状况来说,民营上市公司显著弱于国有上市公司;就监事会治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而言,监事会仍应作为法定的公司监督机构发挥监督作用。之所以产生上述差异,主要是因为已有研究对监事会治理有效性的认知,大多是基于实践中的个案,或是通过计量分析来验证监事会治理对绩效的影响,或是着眼于英美独立董事制度成功的经验,强调独立董事制度对监事会制度的替代,而不是在综合考察监事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与内外部治理机制之间关系以及实施中的经济合理性基础上所做出的综合判断,致使对同一制度安排存在着诸多不同的争论。   (二)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哪些因素会影响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发挥呢?钟良、石水平(2007)将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特征分为监事会总体特质和成员特质两类。监事会的总体特质包括监事会的规模,会议次数等;监事会成员特质包括监事的独立性、年龄、职业特征、学历、持股情况,兼职情况等。关于监事的独立性,Hamel等(1998)、Massen和Denbosch( 1999),Dahya和Xiao(2003)研究发现监事会的独立性不足降低其治理绩效的发挥。刘立国和杜莹( 2003) 发现,监事会规模与监事会治理绩效负相关,因为企业为了掩饰舞弊问题而设置了更大的监事会。薛祖云和黄彤(2004)发现,监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规模等与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存在显著正相关,间接证明了上述因素对监事会治理绩效的作用。王世权(2006)得出结论,监事会治理绩效在国有和民营企业影响不同,股权制衡度高的企业更有利于监事会治理绩效的改善。王彦超、辛清泉和王娅娅(2007)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的监事会治理绩效要优于国有企业。但是,在民营企业中, 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升, 监事会治理绩效呈现轻微下降趋势。而在国有企业中,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 监事会治理绩效呈现增强趋势。这说明, 监事会制度是一种依赖于产权安排的相机治理机制。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委托代理理论是公司监事会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基石。监事会成员的特质包括监事会成员的持股情况、职业特征,兼职情况等,能够影响监事成员监督过程的能力和意愿,从而决定了监事会的公司治理绩效。   (1)监事会成员持股与监事会治理绩效。Alchian和Demsets(1972)提出,为了调动监督者监督的积极性,监督者应成为公司的剩余索取者。但王彦超、辛清泉和王娅娅(2007)的论文发现监事持股与监事会治理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是国家所有制,这种法人治理结构带有一定的虚拟性。上述治理要素中,具有监控权的股东会和监事会成员的直接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脱节,具有决策经营和管理权限的董事长、总经理和各部门负责人的经济利益也与企业整体利益存在非一致性,甚至矛盾性,往往导致企业权力过分集中,权力和责任极不对称,内部制约机制失效,对监事成员的激励行为也将失去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监事持有本企业股份与监事会治理绩效正相关,而国有企业监事持股则与监事会治理绩效不相关   (2)监事会成员职业特征与监事会治理绩效。刘银国 (2004)指出,改进监事会成员的知识结构可以提高监事会监督水平和效率。监事会成员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监事会治理效果。原则上讲,监事会成员应当熟悉并能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具有财务、会计、审计或者宏观经济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比较熟悉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判断和文字撰写能力,并具备独立工作能力。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监事具有相关专业知识有助于提高监事会治理绩效   (3)监事会成员兼职情况与监事会治理绩效。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监事会成员在其他一家或者多家公司兼职,将加重他们的工作负担,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从而削弱他们的监督能力。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监事在其他企业兼职会降低监事会治理绩效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我国新《公司法》于2005年进行修订,2006年开始实施。因此,选取新《公司法》实施前后2002年至2009 年共8年的深沪两地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新修订《公司法》后,通过对监事会组成、任职资格以及职权等方面的补充和完善,监事人力资本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绩效是否得到改善。选取2006—2009年深沪两地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目前我国监事人力资本对监事会治理效果的影响问题。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监事会报告资料取自巨潮咨询网与和讯网。本文的初选样本包括深沪市2002年至2009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中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了非标准意见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共1067个样本,剔除:(1)未披露监事会公告的公司;(2)财务指标和监事会的有关指标不全的公司;(3) CSMAR 数据库与公司财务报告存在差异的数据,最终得到915个检验样本,其中2006年至2009年共计474个检验样本。   (三)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表(1)中列示了本文研究所需全体变量的名称及操作性定义。本文将2006 年至2009 年中的混合数据,建立Logistic 逻辑分析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监事会成员特征对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模型形如下:   Logit(performance)=ln(p/1-p)=α0+β1HOLD+β2PROFESSIONNAL+β3PATIME+β4NUMBER+β5MEETING+β6FIRSTSHARE +β7BIG10+β8SIZE+β9INDUSTRY+β10INDURTRY+ε   其中α0为截距项,β1 ~β13 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1)监事会治理绩效的描述性分析。从2002年至200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被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共计915家,其中新《公司法》实施前2002年至2005年441家,实施后2006年至2009年474家。各年非标准审计意见类型分布情况见表(2),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占各年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重最高,其次是保留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样本数据中没有公司被发表否定意见审计报告。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对审计意见的态度如表(3)所示,分为支持和不支持两种。监事会支持外部监督机构的意见,对财务报告发表独立的看法,意味着监事会治理作用的发挥。通过比较可以发现,2002年至2005年新《公司法》实施前,监事会发表支持审计意见的公司共计144家,占样本总量的32.65%,而2006年至2009年《公司法》实施后,发表支持审计意见的公司共计203家,占样本总量的42.83%。这说明,新《公司法》实施后,通过对监事会组成、任职资格以及职权等方面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监事会对外部审计意见的支持态度提高了10个百分点,监事会治理绩效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还应看到,2006年至2009年监事会发表不支持审计意见的公司共计271家,占样本总量的57.17%,说明我国监事会虽然发挥了公司治理的作用,但效果尚待加强。(2)解释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表(4)给出了模型中2006年至2009年新《公司法》颁布后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并区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分别进行统计。全部样本统计结果显示,股权制衡度的标准差在全部样本中高达11.47936,说明我国不同企业间股权制衡度差异较大,最小值为0.5482595,而最大值高达75.346154。监事会的规模和会议次数在不同企业差异也较大,有的企业监事会人数只有1人,未达到《公司法》规定3人法定标准,有的企业监事会人数高达12人,但平均来看,监事会人数还是以3人居多。监事会议次数最小值为从未召开监事会议,最大值为10次,说明不同企业监事会运行状况也各不相同。通过对比表中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部分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监事持股人数占监事会成员总人数比例的均值为0.1496205,略高于给非国有企业的0.1030609,说明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略高于非国有企业。监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兼职情况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没有太大的差异,均值变化不超过0.01。因此本文认为在我国制度下,考虑监事成员持股的激励效果问题,区分企业性质将比忽略企业性质的做法具有更大的合理性。   (二)相关性分析 在做实证回归之前,首先对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Pearson双边检验,表格在此省略。经过检验发现监事持股情况与监事会成员职业背景、是否兼职、监事会规模以及公司规模,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监事所从事的职业和是否在其他单位兼职对监事会成员的持股意愿和行为有很大的影响。监事会成员是否兼职与公司规模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规模越大,占用监事的时间可能越多,会降低监事在其他公司兼职可能。监事会规模与公司规模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规模大小将影响监事会的设立状况。监事会会议次数与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为国内十大事务所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公司监事会的运行状况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有较大影响。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如果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过大,可能对模型产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影响,最终影响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以往的研究,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7时,严重多重共线性可能影响回归结果。检验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最大为0.259,远远小于0.7,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很小。   (三)回归分析 监事会成员特质与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全体样本的拟合统计量sig值为0.421,国有企业拟合统计量sig值为0.640,非国有企业拟合统计量sig值为0.110。此处,零假设为方程对数据的拟合良好,模型的sig>0.05,证明不足以在这个检验中拒绝零假设,方程拟合情况良好。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监事会成员持股与监事会治理绩效。全体样本下的监事会成员持股对监事会治理绩效存在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监事会成员持股使监事会支持审计师意见的概率比不支持审计师意见概率增加比数比Exp(B)为2.016。国有企业监事成员持股对监事会治理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监事会成员持有本企业股票使监事会支持审计师意见的概率比不支持审计师意见概率增加比数比Exp(B)0.695。而在非国有企业中结果却恰好相反,非国有企业监事成员持股对监事会治理绩效存在正向影响,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监事会成员持有本企业股票使监事会支持审计师意见的概率比不支持审计师意见概率增加比数比Exp(B)7.521。在国有企业所有权人缺位的情况下,随着监事持股人数的增加,监事会不但没有发挥治理作用,反而降低了治理绩效,股权激励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而在非国有企业,通过增加监事会成员持股,可以有效的调动了监事执行监事职责的积极性,提高监事会治理绩效,支持了假设1。   (2)监事成员职业特征对监事会治理绩效。回归结果显示,全体样本下的监事会成员职业特征对监事会治理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即监事会成员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使监事会支持审计师意见的概率与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使监事会支持审计师意见的概率的比值为Exp(B)0.604。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监事成员职业特征也都对监事会治理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且国有企业负向关系的显著性水平为5%,说明监事的职业特征与监事会治理绩效的负相关性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基本一致。这一结论与假设2相反。这表明监事会成员具备相关了相关的专业知识反而降低了监事会治理绩效。   (3)监事会成员兼职情况与监事会治理绩效。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全体样本下监事会成员兼职情况对监事会治理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即监事会成员在其他企业兼职使监事会支持审计师意见的概率比不支持审计师意见概率增加比数比Exp(B)0.533。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监事成员兼职情况也都对监事会治理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且非国有企业负向关系的显著水平为10%,说明监事成员兼职情况与监事会治理绩效的负相关性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基本一致。这一结论与假设3一致。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以证监会查处的公司违规事件作为监事会是否具有治理绩效的替代变量,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测试。由于版面限制,具体回归结果不在本文中列示。   四、结论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是否认同审计意见的独立意见作为监事会治理绩效的替代变量,从监事会成员特质的角度探究影响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因素。结论如下:(1)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绩效的整体水平还较低。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严重违规事件屡屡发生,中小股东利益频频受到侵犯,证券市场秩序混乱,其重要原因之一即是上市公司的监事会没有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使董事会和经营层的违规行为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纠正所致。监事会治理作用的发挥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监事会的总体特征是监事会进行公司治理效果优劣的直接影响因素,而监事成员特质是监事会治理绩效大小的决定因素。因此,应该对监事会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2)监事会持股作为一种激励措施在不同性质的企业有着相反的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中,通过监事成员持股,有效地提高了监事会的治理绩效;而在国有企业中,由于所有权人的缺位问题,监事持股反而起了反作用。因此,在对监事制定激励措施时,应考虑企业的性质区别对待,保证激励措施的有效发挥。(3)监事会成员职业特征与监事会治理绩效负相关。监事会成员的素质正在逐年提高,监事会成员中也不乏大量专业人士的存在,但是在对监事会的数量和人员素质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要注意监事会内部在财务会计、法律、经济管理等专业知识结构上的合理搭配,以及监事会成员独立性的加强。(4)监事会成员兼职情况应该尽量减少。目前,上市公司的监事中存在着大量的兼职监事,在这些监事能保证工作质量的前提下,不会影响监事会的治理绩效。但是,本文发现有些监事甚至在5家以上上市公司兼职,这说明这些监事往往是上市公司的“摆设”,而没有真正的发挥监督、治理的作用。因此,要想使监事真正发挥效用,应尽量减少兼职监事,增加专职监事。   参考文献:   [1]王淑慧、童宁、周昭:《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评价实证研究》,《河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2]郑伯阳、丰华、刘家国:《河南省国有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现状与公司绩效》,《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3]薛祖云、黄彤:《董事会、监事会制度特征与会计信息质量》,《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1期。   [4]李维安、王世权:《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绩效评价与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5年第1期。   [5]卿石松:《监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实证分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6]李维安、郝臣:《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评价实证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7]王世权、李维安:《监事会治理理论的研究脉络及进展》,《产业经济评论》2009年第3期。   [8]刘立国、杜莹:《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3年第2期。   [9]王世权:《上市公司大股东与监事会治理》,《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0]王彦超、辛清泉、王娅娅:《所有权安排与监事会治理效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发现》,《南方经济》2007年第3期。   [11]Renaud, Achilles,Das Recht derActiengesellschaf ten, Leipzig,1875.   [12]Dahya, J., Karbhari, Y.and Xiao, J.Z., The Supervisory Board i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Problem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medies, Asia Pacif ic B usiness Review,2002.   [13]Van Hamel, J., van Wijk, H., de Rooij A. and Bruel, M. , Boardroom Dynamics - Lessons in Governa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1998.   [14]Dahya Jay, Yusuf Karbhari, Jason Zezong Xiao, The Supervisory board i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Problem, Cause, Consequence and Remedy,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2003.   (编辑 虹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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