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比较
内容摘要：《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尽管主题相同，但在主人公们爱的表现、爱的障碍和结局这三方面仍呈现出明显差异。无疑，这两部悲剧的不同特色与孕育它们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本文对两部悲剧这三方面的差异作了粗浅的分析。
关键词：《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比较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支爱情悲歌， 男女主人公都是一往情深，但爱情的道路上却都布满艰辛，为了维护自己真挚的爱情，他们都同长辈亲属作了斗争，最后却都双双殉情。这两部作品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毕竟国度不同、文化土壤不同，所以存在着差异。
一、在爱的表现上不同
罗密欧与朱丽叶来自声望显赫的两大家族。罗密欧热情、直率,不够沉稳。朱丽叶早熟、热情,有主见。罗密欧与朱丽叶用最直接、最热情的语言来表达双方的爱情。罗密欧在舞会上一眼瞧见朱丽叶,将其视为“美丽的宝石”[1],主动邀请朱丽叶跳舞。舞会散后,罗翻过围墙,来到朱的窗前。朱丽叶月夜花园中的心灵独白,大胆而又热烈,“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我也不愿再姓凯普莱
特”[2],并承诺将其整个命运交托给罗,随他到天涯海角。例如：罗密欧对待爱情总是那样大胆、热烈、率性。他对朱丽叶一见倾情，就如对她发出的爱的盟誓一样：“就算你远在天涯海角，为了爱，我也会不顾一切去做。”[3]
梁山伯性格耿直,憨厚老实。祝英台聪明娇美、纯真执着。梁祝表达爱情隐蔽而又含蓄。女扮男装的祝英台虽深爱着梁山伯,同窗三年却始终羞于启齿,即将分手时才不得不将心事托付给师娘,并在“十八里相送”[4]时六次用语言曲折地表达她对梁的爱慕之情,先是煞费苦心地用“牡丹”、“鸳鸯”、“一对大白鹅”比喻启发梁山伯,后又用黄狗“偏咬后面女红妆”、井底“一男一女笑盈盈”、观音堂“我与你双双来拜堂”来暗示梁山伯。憨厚的梁山伯不知贤弟竟是女儿身,祝英台虽气却仍然不公开真相,明确的表达爱情。可见,梁山伯与祝英台首先在向对方表达爱意上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来得直接和狂热,而是相对的含蓄、委婉。其次,这两对恋人在爱情面临层层阻碍时,他们的捍卫意识和斗争方式也存在差异。
作为世仇家族的后代,再加上朱丽叶的表哥被罗密欧杀死,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结合是不可能了,但是两人的爱情却没有因此而停止。面对罗密欧被放逐,父母的反对和乳媪的态度转变,朱丽叶更坚定了和罗密欧相爱的决心。她打算喝毒药装死的方法来实现自己对爱情的追求。罗密欧误认为朱丽叶已死,自己也在朱丽叶坟前服药身亡并导致朱丽叶随后拔剑自杀。相比之下,祝英台梁
山伯只能通过玉扇坠私定终生，到后来,祝英台的抗婚方式也只能以绝食来实现,面对现实的残酷,梁山伯害相思病亡,未能与祝英台一起抗争到最后。自由恋爱的两人无法在现实世界里结合,最终也只能在“化蝶”这一虚幻的情节中追求自己渴望的爱情。
二、在爱的障碍上不同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创作时期是16世纪后半叶即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是英国社会的转型期。封建社会逐渐没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形成。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思想，人们意识形态发生转变，开始抨击旧的婚姻观念，形成新教主义主张的男女婚姻以感情为基础。正处于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在进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创作时，这一浓厚的人文主义思想也具体的反映了出来。例如：在第一幕时就安排凯普莱特家举办舞会，邀请绅士淑女们出席，通过舞会广泛交际，以期遇到一个心仪的人。又如：罗密欧在遇到朱丽叶之前，迷恋罗瑟琳，公开向罗瑟琳表达爱慕之意。倘若抛开蒙太古与凯普莱特两大家族的世仇，罗密欧同样可以公开自由地追求朱丽叶，说不定他们从此还能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些都能说明当时社会是不反对自由追求爱情的。但是他们的爱情由于生存在宗族对立的夹缝中，即使得到大的社会时代背景下的成全，最后也只能选择以死亡的方式来继续爱情。
梁山伯与祝英台所处的那个时代整个社会被掌握在封建各级权力者手上，人们没有思考，进步和自由的余地，只得遵循三
纲五常做人做事。整个社会中的人与事物包括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是在一种压抑的社会状态下生活着，只得按“规矩”做人。可以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殉情首先是被社会所逼。另外，由于封建时期的婚姻制度最根本的特点就是父母包办，所以在中国古代，上至权贵，下至百姓，对于婚姻制度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像祝英台这样的女性在婚姻问题上便是完全没有自己的话语权的。在梁山伯向祝父提亲时，由于梁山伯家境贫寒，祝父极力反对，说明严重的门第观念已深深的植根于当时的社会和封建家庭里。从这些又可以看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肯定也是不被这个封建家族所认同的，他们的爱情受到来自社会和封建家族的双重压迫。
三、在结局上不同
《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对主人公都双双身亡，但结局场面又有所不同。一对情人的鲜血，染红了阴森可怖的墓地。梁山伯与祝英台虽也以死殉情，但结尾场面相比之下却少了许多悲哀气氛。作者以饱含激情的笔墨，描写了一个天清地明的世界，化作翩翩蝴蝶，在百花丛中飞舞。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以纯悲式结尾，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结局却给了一个令人颇感安慰的象征性团圆的场景。
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的悲式结尾深受希腊自然观的影响。他们的悲剧往往蕴含着激烈的冲突，并赋予主人公顽强的抗争精神
和坚强不屈的个性。他们以冲突的眼光来看世界，倾向于以悲式结局来表现这种强烈的悲剧意识，而且对他们来说，只有悲式结局才足以恰如其分地尽抒胸臆。另外，西方美学传统也决定了西方悲剧的悲式结尾。西方传统美学对文艺的要求，着重强调模仿的真实。这种理论形成了所谓的“再现说”，它要求作者真实地再现客观事物，作者的主观倾向，隐藏在形象与情节之中。[5]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人尸体横陈于阴森的墓地，而莎翁由于受西方美学观念的制约，并不曾加入一丝主观干涉的迹象而使之场面稍为柔和一点。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以象征性团圆的结尾收场首先是受儒家和谐思想的影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协调融合，这种美学思想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他们很少把悲剧推向极端。因此，像梁祝这样的中国古典爱情悲剧就常以大团圆或象征性团圆结尾，而呈现出一种柔性的悲。中国的伦理型接受美学也决定梁祝不可能以悲式结尾收场。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伦理色彩浓厚，在文艺欣赏过程中往往从善恶观念评判作品，特别强调美与善的统一，这种伦理型接受美学既形成了中华民族嫉恶如仇的善良性格，也影响着中国读者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心理状态。[6]因此，好人在现实中遭到不幸，但总希望在作品里给他一个好的结局，即使悲惨地死了，也要想办法让其达成生前愿望，哪怕是虚幻的，也总算使读者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得到
审美追求上的满足和安慰。
总的来说，无论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二者都体现了与彼此文化的密切贴合。它们彼此存在着相似之处，但同时又有很大的不同，《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都以各自独特的风采，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1]、[2] 莎士比亚(Shakespeare).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P27,34,33,33-34.
[3]罗密欧与朱丽叶[M]（英）莎士比亚（Shakespeare，W.）著；朱生豪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2页7，页108，P156，P157
[4] 赵清阁.梁山伯与祝英台[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 P44-P48.
[5][6]刘坎龙.中国古典悲剧的“闪光”尾巴及其成因[J].文史知识，1993，P107、272.
《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比较
文学院
103班
黄 宇
8 号
《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比较
内容摘要：《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尽管主题相同，但在主人公们爱的表现、爱的障碍和结局这三方面仍呈现出明显差异。无疑，这两部悲剧的不同特色与孕育它们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本文对两部悲剧这三方面的差异作了粗浅的分析。
关键词：《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比较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支爱情悲歌， 男女主人公都是一往情深，但爱情的道路上却都布满艰辛，为了维护自己真挚的爱情，他们都同长辈亲属作了斗争，最后却都双双殉情。这两部作品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毕竟国度不同、文化土壤不同，所以存在着差异。
一、在爱的表现上不同
罗密欧与朱丽叶来自声望显赫的两大家族。罗密欧热情、直率,不够沉稳。朱丽叶早熟、热情,有主见。罗密欧与朱丽叶用最直接、最热情的语言来表达双方的爱情。罗密欧在舞会上一眼瞧见朱丽叶,将其视为“美丽的宝石”[1],主动邀请朱丽叶跳舞。舞会散后,罗翻过围墙,来到朱的窗前。朱丽叶月夜花园中的心灵独白,大胆而又热烈,“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我也不愿再姓凯普莱
特”[2],并承诺将其整个命运交托给罗,随他到天涯海角。例如：罗密欧对待爱情总是那样大胆、热烈、率性。他对朱丽叶一见倾情，就如对她发出的爱的盟誓一样：“就算你远在天涯海角，为了爱，我也会不顾一切去做。”[3]
梁山伯性格耿直,憨厚老实。祝英台聪明娇美、纯真执着。梁祝表达爱情隐蔽而又含蓄。女扮男装的祝英台虽深爱着梁山伯,同窗三年却始终羞于启齿,即将分手时才不得不将心事托付给师娘,并在“十八里相送”[4]时六次用语言曲折地表达她对梁的爱慕之情,先是煞费苦心地用“牡丹”、“鸳鸯”、“一对大白鹅”比喻启发梁山伯,后又用黄狗“偏咬后面女红妆”、井底“一男一女笑盈盈”、观音堂“我与你双双来拜堂”来暗示梁山伯。憨厚的梁山伯不知贤弟竟是女儿身,祝英台虽气却仍然不公开真相,明确的表达爱情。可见,梁山伯与祝英台首先在向对方表达爱意上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来得直接和狂热,而是相对的含蓄、委婉。其次,这两对恋人在爱情面临层层阻碍时,他们的捍卫意识和斗争方式也存在差异。
作为世仇家族的后代,再加上朱丽叶的表哥被罗密欧杀死,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结合是不可能了,但是两人的爱情却没有因此而停止。面对罗密欧被放逐,父母的反对和乳媪的态度转变,朱丽叶更坚定了和罗密欧相爱的决心。她打算喝毒药装死的方法来实现自己对爱情的追求。罗密欧误认为朱丽叶已死,自己也在朱丽叶坟前服药身亡并导致朱丽叶随后拔剑自杀。相比之下,祝英台梁
山伯只能通过玉扇坠私定终生，到后来,祝英台的抗婚方式也只能以绝食来实现,面对现实的残酷,梁山伯害相思病亡,未能与祝英台一起抗争到最后。自由恋爱的两人无法在现实世界里结合,最终也只能在“化蝶”这一虚幻的情节中追求自己渴望的爱情。
二、在爱的障碍上不同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创作时期是16世纪后半叶即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是英国社会的转型期。封建社会逐渐没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形成。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思想，人们意识形态发生转变，开始抨击旧的婚姻观念，形成新教主义主张的男女婚姻以感情为基础。正处于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在进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创作时，这一浓厚的人文主义思想也具体的反映了出来。例如：在第一幕时就安排凯普莱特家举办舞会，邀请绅士淑女们出席，通过舞会广泛交际，以期遇到一个心仪的人。又如：罗密欧在遇到朱丽叶之前，迷恋罗瑟琳，公开向罗瑟琳表达爱慕之意。倘若抛开蒙太古与凯普莱特两大家族的世仇，罗密欧同样可以公开自由地追求朱丽叶，说不定他们从此还能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些都能说明当时社会是不反对自由追求爱情的。但是他们的爱情由于生存在宗族对立的夹缝中，即使得到大的社会时代背景下的成全，最后也只能选择以死亡的方式来继续爱情。
梁山伯与祝英台所处的那个时代整个社会被掌握在封建各级权力者手上，人们没有思考，进步和自由的余地，只得遵循三
纲五常做人做事。整个社会中的人与事物包括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是在一种压抑的社会状态下生活着，只得按“规矩”做人。可以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殉情首先是被社会所逼。另外，由于封建时期的婚姻制度最根本的特点就是父母包办，所以在中国古代，上至权贵，下至百姓，对于婚姻制度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像祝英台这样的女性在婚姻问题上便是完全没有自己的话语权的。在梁山伯向祝父提亲时，由于梁山伯家境贫寒，祝父极力反对，说明严重的门第观念已深深的植根于当时的社会和封建家庭里。从这些又可以看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肯定也是不被这个封建家族所认同的，他们的爱情受到来自社会和封建家族的双重压迫。
三、在结局上不同
《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对主人公都双双身亡，但结局场面又有所不同。一对情人的鲜血，染红了阴森可怖的墓地。梁山伯与祝英台虽也以死殉情，但结尾场面相比之下却少了许多悲哀气氛。作者以饱含激情的笔墨，描写了一个天清地明的世界，化作翩翩蝴蝶，在百花丛中飞舞。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以纯悲式结尾，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结局却给了一个令人颇感安慰的象征性团圆的场景。
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的悲式结尾深受希腊自然观的影响。他们的悲剧往往蕴含着激烈的冲突，并赋予主人公顽强的抗争精神
和坚强不屈的个性。他们以冲突的眼光来看世界，倾向于以悲式结局来表现这种强烈的悲剧意识，而且对他们来说，只有悲式结局才足以恰如其分地尽抒胸臆。另外，西方美学传统也决定了西方悲剧的悲式结尾。西方传统美学对文艺的要求，着重强调模仿的真实。这种理论形成了所谓的“再现说”，它要求作者真实地再现客观事物，作者的主观倾向，隐藏在形象与情节之中。[5]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人尸体横陈于阴森的墓地，而莎翁由于受西方美学观念的制约，并不曾加入一丝主观干涉的迹象而使之场面稍为柔和一点。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以象征性团圆的结尾收场首先是受儒家和谐思想的影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协调融合，这种美学思想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他们很少把悲剧推向极端。因此，像梁祝这样的中国古典爱情悲剧就常以大团圆或象征性团圆结尾，而呈现出一种柔性的悲。中国的伦理型接受美学也决定梁祝不可能以悲式结尾收场。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伦理色彩浓厚，在文艺欣赏过程中往往从善恶观念评判作品，特别强调美与善的统一，这种伦理型接受美学既形成了中华民族嫉恶如仇的善良性格，也影响着中国读者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心理状态。[6]因此，好人在现实中遭到不幸，但总希望在作品里给他一个好的结局，即使悲惨地死了，也要想办法让其达成生前愿望，哪怕是虚幻的，也总算使读者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得到
审美追求上的满足和安慰。
总的来说，无论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二者都体现了与彼此文化的密切贴合。它们彼此存在着相似之处，但同时又有很大的不同，《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都以各自独特的风采，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1]、[2] 莎士比亚(Shakespeare).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P27,34,33,33-34.
[3]罗密欧与朱丽叶[M]（英）莎士比亚（Shakespeare，W.）著；朱生豪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2页7，页108，P156，P157
[4] 赵清阁.梁山伯与祝英台[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 P44-P48.
[5][6]刘坎龙.中国古典悲剧的“闪光”尾巴及其成因[J].文史知识，1993，P107、272.
《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比较
文学院
103班
黄 宇
8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