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传》的受招安及悲剧结局
招安是《水浒传》的重要情节之一,它与《水浒》有着不可分割的情缘。金圣叹曾对《水浒》进行了腰斩,使之成了“断尾巴的蜻蜓”(鲁迅语)。但仍然消除不了招安的痕迹。招安又是表现主题的关键。招安导致的悲惨结局,揭示了农民革命的弱点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凶残本质,进一步阐明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必然性。本文力图从尊重小说作者创作意图的原则出发,探讨一下《水浒传》中招安的历史背景,受招安的种种原因,接受招安后梁山泊英雄们的悲剧结局及它所揭示的意义等。
一、《水浒传》中招安的历史背景
招安是《水浒传》的重要情节之一,它不仅对表现主人公宋江的性格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是表现主题的关键,要论清受招安的原因及招安的悲剧结局,首先要搞清《水浒传》中招安的历史背景。《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的现实背景下,由作者施耐庵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其中故事的情节是以北宋末年的历史为背景的。这种复杂的情况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水浒传》中所反映的生活归结为北宋末年的历史真实的现实生活,而应联系明代的现实生活来认识《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封建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且,作为文学作品,其中所描写的生活图景又是社会现实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此,认识《水浒传》所反映的生活,也不能离开作家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分析《水浒传》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图景的本质特点。
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末年。由于北宋末年政治日渐腐败,统治阶级对外妥协,对内大肆搜刮,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造成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宋徽宗(赵佶)即位后,更是大兴宫室,浪费无度,创花石钢,劳役繁兴,加之水旱自然灾害的侵扰,人民无法生活,相继发生了宋江和方腊等起义。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但却流传了起义的故事。而北宋政权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变得更加衰弱,终于被女真人占了汴京,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宋徽宗和宋钦宗也被俘虏,被带到金国北方的老地去。
南宋建立后,谝安江南,并没有抗金的决心,而且重用投降派秦桧,杀害主战派爱国将领岳飞,残酷镇压农民起义,也是一个腐败的政权。但是面对半壁江山为金国所蹂躏,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时,许多农民起义开始转变斗争的方向,出现了从“反王”到“勤王”的趋向。一些原来因反阶级压迫而起义的农民义军与新起的义军,把斗争方向迅速地转到抗金方面来,或接受了宋的招安,或表示愿与宋联合抗金。这是新的政治形势下出现的农民起义的新情况。
南宋政权勾结蒙古势力消灭了金国,而自己却在1279年被蒙古灭亡。于是蒙元的异族统治在中国的大地上造成了更加黑暗的政治局面。蒙元不仅残酷地镇压了汉民族的反抗,而且采取民族歧视的政策进行统治,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统治并不能维持长久,元末相继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蒙元统治的农民起义,朱元璋终于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于1368年推翻了元朝统治而建立了明王朝。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彻底背离了农民起义的路线,而实行大权独揽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他一方面采取一些恢复生产,缓和阶级矛盾,令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一方面又虐杀功臣,造党狱,抄杀不为君用的封建文人。造成明初极为严峻的政治局面。
宋江起义的故事传说就是在这样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背景下发展演变的,《水浒传》就是在元末明初的历史背景下最后形成为一部巨著的。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对“水浒”故事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复杂的影响,因此,在《水浒传》中所反映的现实并不是单一的北宋末年的现实生活,而是包括着北宋末年,南宋、蒙元和明初等不同时期的广泛的封建社会的现实。因此,《水浒》中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其中许多重要的情节,也并不是历史上宋江起义的真实而具体的敷衍,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的艺术虚构。鲁迅很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他又认为:“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被害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鲁迅认为“征辽”一节的形成“亦非始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驰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这些都深刻地论证了在漫长的“水浒”故事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由于社会思潮的不同,由于创作者思想见解的不同,许多情节被创造出来,许多情节被改造了,许多情节更复杂了。这种情况决定《水浒传》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必然十分复杂,而且带有矛盾。
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历史上的招安之说形成于北宋末南宋初,到了宋末元初,更加合理化,元代仍然肯定它。其原因是招安包含着以宋室为正统的抗金反元的内容。广大人民的愿望是宁肯受宋朝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也不愿受金人和蒙古人的外族蹂躏。宋室再腐败,毕竟是先进的封建王朝,代表着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力。金人、蒙元武力再强大,毕竟都是从氏族社会脱胎而来的落后民族,因此,在宋元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封建统治阶级采取招安政策是能够得到许多农民起义领袖和起义军响应和支持的,招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不过,对于招安,我们不能完全加以肯定或否定,这里,我比较赞同郭豫适同志的观点,具体到《水浒传》的实际描写来看,“无论是从它的篇幅还是从作者的构思来看,也无论是从接受招安前还是接受招安后梁山泊英雄们的活动来看,民族矛盾、民族战争决不是《水浒传》描写的中心,显然也不是小说作者主要的着眼点之所在。《水浒传》这部作品的实际描写以及它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印象,是一部农民起义的史诗;虽然它也写到了征辽的活动,但并不是一部以抵御外敌为重要内容的文学作品。宋江在小说中虽然有“统豺虎、御边幅”的思想和征辽的实践,但他主要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而不是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宋江之所以主动接受招安,还是由于他的忠君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这些我将在下文作具体的分析。
纵观《水浒》全传,招安毕竟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施行的一种策略,尽管招安解决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但招安的结果必然使农民起义走向失败。
二、受招安的种种原因分析
首先,梁山泊义军首领宋江性格的双重性:即反抗性和妥协性,决定了他日后必然走受招安的道路。宋江是一个集“忠孝义”于一身的人,他性格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里,他的思想和言行都充满着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而这些矛盾斗争又集中地表现为造反和忠君、革命与妥协的剧烈冲突。
上梁山之前,宋江是山东郓城县的押司,一个封建政权中的刀笔小吏。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脑子里有不少“忠君孝亲”、“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剥削阶级思想。他幻想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本领,能够跻身仕途,步步高升,从而达到扬名显姓的目的,“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但由于当时官场黑暗,当权者“非亲不用”,因此他虽然“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可是却长期处于皂隶行伍之间,“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于是他开始结识江湖好汉,图谋寻求另外一条路。可以说,前期的宋江思想中以讲江湖义气居主导地位。
当晁盖等七人劫取生辰纲事件被官府查出,他主动、勇敢地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给晁盖等人通风报信,表现了一个江湖好汉的本色。然而他并非有意支持晁盖等人起来造反,所以后来当他听说晁盖等人上了梁山并且擒何涛、俘黄安,把官兵打得落花流水时,便认为这是犯了“迷天大罪”,干了“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杀阎婆惜后,他不得不开始了亡命生涯。然而他并没有去梁山泊投奔晁盖,而是想借托孔太公、柴进、花荣等的庇荫找个稳妥的避难所。他上梁山经过三次反复:第一次是大闹青州后,途中他得到家书,急忙奔丧回家,结果落入官府手中,被剌配江州。第二次是剌配江州途中经过梁山,被救上山,不肯留下,终于随公差到了江州。为题反诗闹了一场大风波。第三次是上山以后,又要回乡迎父亲,结果又被官府追捕,幸好藏在九天玄女庙中脱险,遇救上山。第三十六回宋江对晁盖说:“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就反映了封建道德教条是如何严重地控制着他的行为的,反映了宋江性格的妥协性一面。这是宋江出身、家庭、地位、教育所造成的结果,而这正是他上梁山以后推行招安路线的伏笔。
宋江上梁山以后,团结众好汉,对发展起义事业曾起过积极作用,他多次率众攻城奔府,主动发起进攻;屯粮积草,进行积极防御。取得了对敌斗争的巨大胜利。在三打祝家庄、破高唐、克青州、取大名、下东平,以及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战役中,宋江都被描写成知人善任,纪律严明、所向披靡的农民起义领袖。作者对他这方面的才能品德作了充分的肯定。然而,宋江上梁山之后,却仍然是两面性格,有时妥协的一面反而占据了上风。特别是当山寨形势越来越兴旺,他认为凭借实力和声势,有了和朝廷在招安问题上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后,妥协的一面占了主导地位。第五十九回劫持太尉宿元景的时候,他正式地向这个当朝大官表白了盼望招安的诚意,开始向封建王朝表示屈服。结果,终于发生了招安的悲剧。
晁盖一死,宋江坐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便下令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本来是聚众起义,也就是团结起来共同造封建朝廷的反。而忠义则是以忠君为核心,让人们做封建统治者皇帝的奴才。一字之改,标志着梁山起义革命目的和政治纲领的根本变化。
从宋江性格的三个发展阶段看,宋江的思想大致上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最初是封建正统观念很严重,但他结交江湖好汉,讲究江湖义气,其后身遭压迫,在与梁山泊兄弟共同的斗争中,培养和发展了叛逆的思想,后来接受招安,便以“如今做了国家臣子,都是朝廷良臣”约束自己和梁山泊兄弟们,不允许兄弟们重上梁山造反,从这里可以理会到,宋江接受招安,固然有其他的思想因素,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忠君思想,由于忠君,宋江还得忍辱负重,蒙受朝廷窝囊气。如果说,封建社会里,忠君思想作为一种普遍的重要的传统观念对人们产生一种禁锢作用,以致象阮氏兄弟这样的下层人民也有“忠心报答赵官家”的念头的话;那么,忠君观念在宋江头脑里就是一个十分顽固,有时甚至是一种崇高的指导原则。小说第一百二十回,写了宋江饮了朝廷赐有毒药的酒,预感自己死到临头,心里还恐李逵再叛朝廷,毁了梁山泊起义军替天行道的“忠义”清名,坏了他的声名,亦将跟他亲如手足的兄弟李逵毒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宋江这样的“忠”和江湖朋友、结义兄弟的“义”是矛盾的,要忠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朝廷,就难以顾全被压迫阶级兄弟之间的“义”。在封建社会里,对立阶级之间的“忠”、“义”是不可能统一起来的,也是无法两全的,最终只会导致悲剧的结局。
其次,梁山泊起义队伍中,有受招安的思想,并且拥护接受招安的人却为数不少。随着梁山泊起义队伍越来越壮大,与此同时,起义队伍的成份也越来越复杂。其中固然有一些出身贫穷、遭受严重阶级压迫的,也有一些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的人,包括一些暂时投奔梁山的将佐和在战争中被梁山义军俘虏的军官。这些人从他们的阶级出身,阶级教养和功名前途出发,无疑是赞成接受朝廷招安的。他们实际上是梁山泊头领中间比较能够发挥影响的人物,代表了这支义军队伍的思想主流,是宋江、卢俊义主张接受招安的重要基础。由于以宋江为代表的接受招安派占居了梁山泊头领中的优势,再加上内部,外部的种种原因,起义队伍终于接受了招安,起义事业也终于由向封建朝廷妥协而最终走上失败的道路。
再次,梁山泊队伍之所以终于接受招安,跟农民队伍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不觉悟性也是分不开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反贪官而不反皇帝。正因为如此,即使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们也就可能接受宋江这样看法和主张:皇帝是好的,只是奸臣不好;除掉奸臣,也就除掉“闭塞”天子的祸根。同时,梁山泊队伍也只有归顺朝廷,才能报效国家,个人也才能争得好的前途。总而言之,只有接受招安,才是一条“正路”。小说第十九回写阮小五曾经唱出了这样一首歌: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脏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这首歌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认为酷吏脏官跟天子并没有关系,认为只有酷吏脏官这样一些虐害百姓的贼官才是应当杀尽的人,并且把消灭这些贪官污吏看作是一种“忠心报答赵官家”的实际行动。他还末能认识到,他所要忠心报答的赵王君和他的臣子们,包括朝王权奸和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同属于一个阶级,实际上是不可分开的。他也没有意识到,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事实上不可能建造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封建统治阶级对于起来造反的革命者,不是镇压就是招安,即便是皇帝“恩赐”招安,也还是为了巩固和维护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这正是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表现。
此外,梁山泊队伍之所以终于接受招安,从外部原因来说,主要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拉拢、利诱。朝廷里的官员对梁山泊起义军的态度是不同的,一派以蔡京、童贯、高俅为首的权奸主张剿灭梁山泊起义军,这些愚蠢的家伙实际上根本不懂得如何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封建统治的地位。另一派是以宿太尉、御史大夫崔靖为首的开明绅士主张招安。招安既调动了梁山泊这支力量去抵抗辽兵,又缓和了阶级矛盾,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为日后朝廷对起义军逐个收拾,各个击破奠定了基础,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三、招安导致的悲剧结局及所揭示的意义
小说《水浒传》从第七十一回到八十二回,为全书重要的转折点,排座次是义军兴盛的高峰,招安大计就是在七十一回的“菊花会”上订下的,从菊花会后,起义军的政治纲领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宣扬忠君思想和招安路线,一种悲剧的气氛开始弥漫。结果起义军在二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军事全盛时期却低头接受了招安。招安并不意味着他们日后的生活是平坦的,他们仍处在高俅、蔡京等人的的官僚网的笼罩之下,危机四伏。《水浒传》第八十三回至百十九回,主要写宋江等受招安后,奉命征辽,平田虎、灭王庆、擒方腊等等。起义军接受招安后,立即打着“顺天”、“护国”两面大旗,气宇轩昂地开向东京,未册封就奔向疆场,在征辽的战争中大获全胜,一百零八位兄弟不折一员。至此,辽国郎主派欧阳侍郎前来进行招降,宋江不但拒绝辽主的招降,而且还严肃批评了在思想上发生动摇的吴用,他说:“军师差矣!若从辽国,此事切不可提。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日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是他和吴用共事以来,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第一次出现分歧。在宋江看来,忠于皇帝、忠于宋朝和忠于国家、忠于民族是一回事,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也是他的悲剧的根源。
尽管在征辽战争中,梁山泊义军立了赫赫战功,但由于蔡京在皇帝面前的谗言,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汉只有宋江、卢俊义两个人得以“随班朝贺”。朝贺回来,宋江心中愁闷,面带忧容,吴用问故,宋江叹道:“想我生来八字浅薄,命运蹇滞,破辽平寇,东征西讨,受了许多劳苦,今日连累众兄弟无功,因此愁闷。”朝廷对梁山泊义军的态度,引发了宋江的忧虑和许多将领的不满,李逵心直口快,埋怨宋江主张招安是失策,并且建议重上梁山。他说:“哥哥好没寻思!当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个人的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讨得招安,却惹烦恼。放着兄弟们在这里,再上梁山去,却不快活!”虽然宋江对宋室朝廷所表现出的冷漠态度
感到忧心忡忡,但他的忠君思想仍占上风,兄弟们的话他哪里听的进去,李逵说这些话,自然是会遭到宋江的喝斥的。
宋江招安后的处境与忠君思想之间的矛盾,使他一步一步地陷入痛苦的境地。第八十三回写宋江手下军校与克减御品、侮辱梁山义军的厢官相冲突,一怒之下把厢官杀了,宋江责备他“做了这等勾当,如之奈何?”那军校“叩首伏死”。小说写宋江痛苦地哭道:“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今的一身入官所管,寸步由我不得,虽是你强气未灭,使不的旧时性格。”终于那军校痛饮一醉,教他树下缢死,然后斩头来号令。
《水浒传》第九十一回到百十九回主要是写梁山泊义军破完辽后,朝廷随即又派他们去平田虎、征王庆、擒方腊等事。在平田虎、征王庆的作战中,梁山泊义军又取得胜利。但起义军并未因作战有功而受朝廷重用,相反朝廷却处处设关卡刁难起义军。奸臣蔡京奏过天子,在城门上出榜禁约“凡一应出征官员将军头目,非奉上司明文呼唤,不许擅自入城”,违者治罪,看到这一禁约,从将焦躁起来,“尽有反心”。李俊、张横、张顺等与吴用商议,大意谓“朝廷失信,奸臣弄权,闭塞贤路,我等破辽之后,又平田虎、王庆,如今却遭如许禁治,不如背着宋江,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吴用不敢主张。之后他私下与宋江言谈,透露兄弟们受招安后,为国出力,却受到拘束,不能任用,“兄弟们都有怨心。”宋江却说,“若是弟兄们但有异心,我当死于九泉,忠心不改!”随后又召集众将,苦劝大家服从朝廷“出榜禁治”,最后断然表示:“你们众人,若嫌拘束,但有异心,先当斩我首级,然后由你们自去行事;不然,吾亦无颜居世,必当自刎而死,一任你们自为!”众人见宋江如此,俱备垂泪设誓而散”。这些一方面说明了朝廷对义军的态度出尔反尔,不守信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宋江忠于皇帝效忠于朝廷的思想已到了顽固不化,无可救药的地步,也预示了梁山泊起义军悲剧结局的必然性。
看到朝廷冷遇兄弟,宋江心里也早有察觉,但他把它归结为自己“生来八字浅溥,命运蹇滞。”燕青在双林渡射下数十只雁来,他睹物伤情,认为此禽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天上一群鸿雁,相呼而过,正如我等兄弟一般”。这时,“功勋至此,又成虚度”的愁思,,时刻索绕在他的胸怀。在与方腊决战的日日夜夜,每损失一位兄弟,他都饮食难进,泪雨不断,梁山泊义军最后虽然是胜利了,但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事实确是如此,小说写宋江征方腊过程中,阵亡头领竟达五十九员之多,光是卢俊义这一路,有一次派史进、石秀、陈达、杨春、李忠、薛永六员将校攻打昱岭关,就遭到南军猛烈的驽箭,“可怜水浒六员将佐,都作南柯一梦。史进、石秀等六人,不曾透得一个出来,做一堆儿都被射死在关下,”,三千步卒,止剩得百余个小军,逃得回来。在征方腊的过程,主要由于阵亡,部分由于病残需留外地养息和告退,战争结束后,在杭州检点将佐,梁山泊出征的众位好汉,“止剩得三十六员回军”。在班师回朝途中,鲁智深坐化,林冲、杨志、杨雄、时迂病死,燕青、李俊、童威、童猛全身隐退,仅剩二十七人,入京时又辞去四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江、卢俊义等人虽受朝封,但最终还是逃脱不了遭逼迫被害致死的厄运。戴宗、阮小七等十一人,又相继辞官归隐。《水浒传》第一百二十回写了宋江、卢俊义等被奸臣毒害,宋江饮了朝廷所赐毒酒,死到临头还召来李逵说了这样一番话:
“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大使,赐药酒与我服了,死在旦夕。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了,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到润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宋江自知被害必死,又有意用毒酒害死跟他“情分最重”的兄弟李逵,这不能不说明宋江的忠君思想已到了愚忠的地步,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吴用、花荣闻讯极悲,在蓼儿洼哭祭宋江等人后,双双自缢而亡。一场场轰轰烈烈的水浒英雄事业就这样失败了。
为什么看起来作者似乎是把接受招安当作一件正面的应当肯定的事来写,然而在客观上却使人觉得接受招安并不是一件好事,甚至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呢?为什么《水浒传》前新半部分显得光彩夺目,读者感到兴奋喜悦,而接受招安以后的部分却显得暗然失色,读者也感到心情沉重呢?为什么《水浒传》写英雄们接受招安以后,无论是征辽还是平“寇”,战争都打了胜仗,但主人公们却感到郁闷寡欢,小说中充满着一种哀伤的无可奈何的气氛呢?这一切看起来是跟小说作者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想为农民寻找一条好的出路然而又无法找到这样一条出路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重大意义后,科学地指出这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说:“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阶级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论述了过去农民起义失败的必然性,指出它总是“被地主阶级和贵族利用去。”“被地主阶级和贵族利用”的情况是可以有不同方式和途径的,象《水浒传》所描写的那样,宋江等人接受朝廷招安,被利用去征辽、平“寇”,利用去镇压其他农民起义队伍,不也是一种利用吗?
《水浒传》虽然没有把梁山起义英雄写成是在跟朝廷官军的斗争中惨遭镇压,可是它叙写了只反贪官污吏,不反天子的起义英雄们,被封建地主阶级利用去从事各种征战,特别是着重描写他们在征服另一支起义队伍的过程中,几乎耗尽了力量。一支起义队伍被残酷的镇压了,另一支起义队伍也悲惨地失败了。两支农民起义队伍的互相残杀,正是封建朝廷的罪恶计谋。这种描写,同样也是反映了旧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必然性,同样,也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暴露和控诉。
梁山的英雄们的斗争历程和他们的悲惨结局,客观上向人们显示了这样一条血的教训:被压迫和压迫阶级之间的立场、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无法调和的,已经举起了反抗旗帜的被压迫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不被消灭,就必须继续斗争,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倘若妥协、招安,那就意味着失败和悲剧的结局,当然,就《水浒传》作者的主观认识来说,是没有这样自觉和明确的。但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水浒传》的实际描写却给了我们这样的启发,使我们得出这样的认识,这恰好就说明了《水浒传》有关宋江等人接受招安以及英雄们悲剧命运的描写,是现实主义的。《水浒传》有关英雄接受招安及其悲剧结局的叙写,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应当说基本上是成功的。
论《水浒传》的受招安及悲剧结局
招安是《水浒传》的重要情节之一,它与《水浒》有着不可分割的情缘。金圣叹曾对《水浒》进行了腰斩,使之成了“断尾巴的蜻蜓”(鲁迅语)。但仍然消除不了招安的痕迹。招安又是表现主题的关键。招安导致的悲惨结局,揭示了农民革命的弱点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凶残本质,进一步阐明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必然性。本文力图从尊重小说作者创作意图的原则出发,探讨一下《水浒传》中招安的历史背景,受招安的种种原因,接受招安后梁山泊英雄们的悲剧结局及它所揭示的意义等。
一、《水浒传》中招安的历史背景
招安是《水浒传》的重要情节之一,它不仅对表现主人公宋江的性格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是表现主题的关键,要论清受招安的原因及招安的悲剧结局,首先要搞清《水浒传》中招安的历史背景。《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的现实背景下,由作者施耐庵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其中故事的情节是以北宋末年的历史为背景的。这种复杂的情况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水浒传》中所反映的生活归结为北宋末年的历史真实的现实生活,而应联系明代的现实生活来认识《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封建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且,作为文学作品,其中所描写的生活图景又是社会现实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此,认识《水浒传》所反映的生活,也不能离开作家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分析《水浒传》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图景的本质特点。
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末年。由于北宋末年政治日渐腐败,统治阶级对外妥协,对内大肆搜刮,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造成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宋徽宗(赵佶)即位后,更是大兴宫室,浪费无度,创花石钢,劳役繁兴,加之水旱自然灾害的侵扰,人民无法生活,相继发生了宋江和方腊等起义。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但却流传了起义的故事。而北宋政权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变得更加衰弱,终于被女真人占了汴京,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宋徽宗和宋钦宗也被俘虏,被带到金国北方的老地去。
南宋建立后,谝安江南,并没有抗金的决心,而且重用投降派秦桧,杀害主战派爱国将领岳飞,残酷镇压农民起义,也是一个腐败的政权。但是面对半壁江山为金国所蹂躏,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时,许多农民起义开始转变斗争的方向,出现了从“反王”到“勤王”的趋向。一些原来因反阶级压迫而起义的农民义军与新起的义军,把斗争方向迅速地转到抗金方面来,或接受了宋的招安,或表示愿与宋联合抗金。这是新的政治形势下出现的农民起义的新情况。
南宋政权勾结蒙古势力消灭了金国,而自己却在1279年被蒙古灭亡。于是蒙元的异族统治在中国的大地上造成了更加黑暗的政治局面。蒙元不仅残酷地镇压了汉民族的反抗,而且采取民族歧视的政策进行统治,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统治并不能维持长久,元末相继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蒙元统治的农民起义,朱元璋终于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于1368年推翻了元朝统治而建立了明王朝。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彻底背离了农民起义的路线,而实行大权独揽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他一方面采取一些恢复生产,缓和阶级矛盾,令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一方面又虐杀功臣,造党狱,抄杀不为君用的封建文人。造成明初极为严峻的政治局面。
宋江起义的故事传说就是在这样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背景下发展演变的,《水浒传》就是在元末明初的历史背景下最后形成为一部巨著的。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对“水浒”故事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复杂的影响,因此,在《水浒传》中所反映的现实并不是单一的北宋末年的现实生活,而是包括着北宋末年,南宋、蒙元和明初等不同时期的广泛的封建社会的现实。因此,《水浒》中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其中许多重要的情节,也并不是历史上宋江起义的真实而具体的敷衍,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的艺术虚构。鲁迅很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他又认为:“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被害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鲁迅认为“征辽”一节的形成“亦非始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驰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这些都深刻地论证了在漫长的“水浒”故事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由于社会思潮的不同,由于创作者思想见解的不同,许多情节被创造出来,许多情节被改造了,许多情节更复杂了。这种情况决定《水浒传》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必然十分复杂,而且带有矛盾。
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历史上的招安之说形成于北宋末南宋初,到了宋末元初,更加合理化,元代仍然肯定它。其原因是招安包含着以宋室为正统的抗金反元的内容。广大人民的愿望是宁肯受宋朝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也不愿受金人和蒙古人的外族蹂躏。宋室再腐败,毕竟是先进的封建王朝,代表着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力。金人、蒙元武力再强大,毕竟都是从氏族社会脱胎而来的落后民族,因此,在宋元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封建统治阶级采取招安政策是能够得到许多农民起义领袖和起义军响应和支持的,招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不过,对于招安,我们不能完全加以肯定或否定,这里,我比较赞同郭豫适同志的观点,具体到《水浒传》的实际描写来看,“无论是从它的篇幅还是从作者的构思来看,也无论是从接受招安前还是接受招安后梁山泊英雄们的活动来看,民族矛盾、民族战争决不是《水浒传》描写的中心,显然也不是小说作者主要的着眼点之所在。《水浒传》这部作品的实际描写以及它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印象,是一部农民起义的史诗;虽然它也写到了征辽的活动,但并不是一部以抵御外敌为重要内容的文学作品。宋江在小说中虽然有“统豺虎、御边幅”的思想和征辽的实践,但他主要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而不是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宋江之所以主动接受招安,还是由于他的忠君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这些我将在下文作具体的分析。
纵观《水浒》全传,招安毕竟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施行的一种策略,尽管招安解决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但招安的结果必然使农民起义走向失败。
二、受招安的种种原因分析
首先,梁山泊义军首领宋江性格的双重性:即反抗性和妥协性,决定了他日后必然走受招安的道路。宋江是一个集“忠孝义”于一身的人,他性格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里,他的思想和言行都充满着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而这些矛盾斗争又集中地表现为造反和忠君、革命与妥协的剧烈冲突。
上梁山之前,宋江是山东郓城县的押司,一个封建政权中的刀笔小吏。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脑子里有不少“忠君孝亲”、“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剥削阶级思想。他幻想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本领,能够跻身仕途,步步高升,从而达到扬名显姓的目的,“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但由于当时官场黑暗,当权者“非亲不用”,因此他虽然“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可是却长期处于皂隶行伍之间,“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于是他开始结识江湖好汉,图谋寻求另外一条路。可以说,前期的宋江思想中以讲江湖义气居主导地位。
当晁盖等七人劫取生辰纲事件被官府查出,他主动、勇敢地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给晁盖等人通风报信,表现了一个江湖好汉的本色。然而他并非有意支持晁盖等人起来造反,所以后来当他听说晁盖等人上了梁山并且擒何涛、俘黄安,把官兵打得落花流水时,便认为这是犯了“迷天大罪”,干了“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杀阎婆惜后,他不得不开始了亡命生涯。然而他并没有去梁山泊投奔晁盖,而是想借托孔太公、柴进、花荣等的庇荫找个稳妥的避难所。他上梁山经过三次反复:第一次是大闹青州后,途中他得到家书,急忙奔丧回家,结果落入官府手中,被剌配江州。第二次是剌配江州途中经过梁山,被救上山,不肯留下,终于随公差到了江州。为题反诗闹了一场大风波。第三次是上山以后,又要回乡迎父亲,结果又被官府追捕,幸好藏在九天玄女庙中脱险,遇救上山。第三十六回宋江对晁盖说:“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就反映了封建道德教条是如何严重地控制着他的行为的,反映了宋江性格的妥协性一面。这是宋江出身、家庭、地位、教育所造成的结果,而这正是他上梁山以后推行招安路线的伏笔。
宋江上梁山以后,团结众好汉,对发展起义事业曾起过积极作用,他多次率众攻城奔府,主动发起进攻;屯粮积草,进行积极防御。取得了对敌斗争的巨大胜利。在三打祝家庄、破高唐、克青州、取大名、下东平,以及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战役中,宋江都被描写成知人善任,纪律严明、所向披靡的农民起义领袖。作者对他这方面的才能品德作了充分的肯定。然而,宋江上梁山之后,却仍然是两面性格,有时妥协的一面反而占据了上风。特别是当山寨形势越来越兴旺,他认为凭借实力和声势,有了和朝廷在招安问题上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后,妥协的一面占了主导地位。第五十九回劫持太尉宿元景的时候,他正式地向这个当朝大官表白了盼望招安的诚意,开始向封建王朝表示屈服。结果,终于发生了招安的悲剧。
晁盖一死,宋江坐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便下令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本来是聚众起义,也就是团结起来共同造封建朝廷的反。而忠义则是以忠君为核心,让人们做封建统治者皇帝的奴才。一字之改,标志着梁山起义革命目的和政治纲领的根本变化。
从宋江性格的三个发展阶段看,宋江的思想大致上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最初是封建正统观念很严重,但他结交江湖好汉,讲究江湖义气,其后身遭压迫,在与梁山泊兄弟共同的斗争中,培养和发展了叛逆的思想,后来接受招安,便以“如今做了国家臣子,都是朝廷良臣”约束自己和梁山泊兄弟们,不允许兄弟们重上梁山造反,从这里可以理会到,宋江接受招安,固然有其他的思想因素,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忠君思想,由于忠君,宋江还得忍辱负重,蒙受朝廷窝囊气。如果说,封建社会里,忠君思想作为一种普遍的重要的传统观念对人们产生一种禁锢作用,以致象阮氏兄弟这样的下层人民也有“忠心报答赵官家”的念头的话;那么,忠君观念在宋江头脑里就是一个十分顽固,有时甚至是一种崇高的指导原则。小说第一百二十回,写了宋江饮了朝廷赐有毒药的酒,预感自己死到临头,心里还恐李逵再叛朝廷,毁了梁山泊起义军替天行道的“忠义”清名,坏了他的声名,亦将跟他亲如手足的兄弟李逵毒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宋江这样的“忠”和江湖朋友、结义兄弟的“义”是矛盾的,要忠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朝廷,就难以顾全被压迫阶级兄弟之间的“义”。在封建社会里,对立阶级之间的“忠”、“义”是不可能统一起来的,也是无法两全的,最终只会导致悲剧的结局。
其次,梁山泊起义队伍中,有受招安的思想,并且拥护接受招安的人却为数不少。随着梁山泊起义队伍越来越壮大,与此同时,起义队伍的成份也越来越复杂。其中固然有一些出身贫穷、遭受严重阶级压迫的,也有一些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的人,包括一些暂时投奔梁山的将佐和在战争中被梁山义军俘虏的军官。这些人从他们的阶级出身,阶级教养和功名前途出发,无疑是赞成接受朝廷招安的。他们实际上是梁山泊头领中间比较能够发挥影响的人物,代表了这支义军队伍的思想主流,是宋江、卢俊义主张接受招安的重要基础。由于以宋江为代表的接受招安派占居了梁山泊头领中的优势,再加上内部,外部的种种原因,起义队伍终于接受了招安,起义事业也终于由向封建朝廷妥协而最终走上失败的道路。
再次,梁山泊队伍之所以终于接受招安,跟农民队伍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不觉悟性也是分不开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反贪官而不反皇帝。正因为如此,即使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们也就可能接受宋江这样看法和主张:皇帝是好的,只是奸臣不好;除掉奸臣,也就除掉“闭塞”天子的祸根。同时,梁山泊队伍也只有归顺朝廷,才能报效国家,个人也才能争得好的前途。总而言之,只有接受招安,才是一条“正路”。小说第十九回写阮小五曾经唱出了这样一首歌: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脏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这首歌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认为酷吏脏官跟天子并没有关系,认为只有酷吏脏官这样一些虐害百姓的贼官才是应当杀尽的人,并且把消灭这些贪官污吏看作是一种“忠心报答赵官家”的实际行动。他还末能认识到,他所要忠心报答的赵王君和他的臣子们,包括朝王权奸和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同属于一个阶级,实际上是不可分开的。他也没有意识到,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事实上不可能建造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封建统治阶级对于起来造反的革命者,不是镇压就是招安,即便是皇帝“恩赐”招安,也还是为了巩固和维护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这正是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表现。
此外,梁山泊队伍之所以终于接受招安,从外部原因来说,主要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拉拢、利诱。朝廷里的官员对梁山泊起义军的态度是不同的,一派以蔡京、童贯、高俅为首的权奸主张剿灭梁山泊起义军,这些愚蠢的家伙实际上根本不懂得如何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封建统治的地位。另一派是以宿太尉、御史大夫崔靖为首的开明绅士主张招安。招安既调动了梁山泊这支力量去抵抗辽兵,又缓和了阶级矛盾,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为日后朝廷对起义军逐个收拾,各个击破奠定了基础,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三、招安导致的悲剧结局及所揭示的意义
小说《水浒传》从第七十一回到八十二回,为全书重要的转折点,排座次是义军兴盛的高峰,招安大计就是在七十一回的“菊花会”上订下的,从菊花会后,起义军的政治纲领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宣扬忠君思想和招安路线,一种悲剧的气氛开始弥漫。结果起义军在二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军事全盛时期却低头接受了招安。招安并不意味着他们日后的生活是平坦的,他们仍处在高俅、蔡京等人的的官僚网的笼罩之下,危机四伏。《水浒传》第八十三回至百十九回,主要写宋江等受招安后,奉命征辽,平田虎、灭王庆、擒方腊等等。起义军接受招安后,立即打着“顺天”、“护国”两面大旗,气宇轩昂地开向东京,未册封就奔向疆场,在征辽的战争中大获全胜,一百零八位兄弟不折一员。至此,辽国郎主派欧阳侍郎前来进行招降,宋江不但拒绝辽主的招降,而且还严肃批评了在思想上发生动摇的吴用,他说:“军师差矣!若从辽国,此事切不可提。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日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是他和吴用共事以来,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第一次出现分歧。在宋江看来,忠于皇帝、忠于宋朝和忠于国家、忠于民族是一回事,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也是他的悲剧的根源。
尽管在征辽战争中,梁山泊义军立了赫赫战功,但由于蔡京在皇帝面前的谗言,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汉只有宋江、卢俊义两个人得以“随班朝贺”。朝贺回来,宋江心中愁闷,面带忧容,吴用问故,宋江叹道:“想我生来八字浅薄,命运蹇滞,破辽平寇,东征西讨,受了许多劳苦,今日连累众兄弟无功,因此愁闷。”朝廷对梁山泊义军的态度,引发了宋江的忧虑和许多将领的不满,李逵心直口快,埋怨宋江主张招安是失策,并且建议重上梁山。他说:“哥哥好没寻思!当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个人的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讨得招安,却惹烦恼。放着兄弟们在这里,再上梁山去,却不快活!”虽然宋江对宋室朝廷所表现出的冷漠态度
感到忧心忡忡,但他的忠君思想仍占上风,兄弟们的话他哪里听的进去,李逵说这些话,自然是会遭到宋江的喝斥的。
宋江招安后的处境与忠君思想之间的矛盾,使他一步一步地陷入痛苦的境地。第八十三回写宋江手下军校与克减御品、侮辱梁山义军的厢官相冲突,一怒之下把厢官杀了,宋江责备他“做了这等勾当,如之奈何?”那军校“叩首伏死”。小说写宋江痛苦地哭道:“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今的一身入官所管,寸步由我不得,虽是你强气未灭,使不的旧时性格。”终于那军校痛饮一醉,教他树下缢死,然后斩头来号令。
《水浒传》第九十一回到百十九回主要是写梁山泊义军破完辽后,朝廷随即又派他们去平田虎、征王庆、擒方腊等事。在平田虎、征王庆的作战中,梁山泊义军又取得胜利。但起义军并未因作战有功而受朝廷重用,相反朝廷却处处设关卡刁难起义军。奸臣蔡京奏过天子,在城门上出榜禁约“凡一应出征官员将军头目,非奉上司明文呼唤,不许擅自入城”,违者治罪,看到这一禁约,从将焦躁起来,“尽有反心”。李俊、张横、张顺等与吴用商议,大意谓“朝廷失信,奸臣弄权,闭塞贤路,我等破辽之后,又平田虎、王庆,如今却遭如许禁治,不如背着宋江,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吴用不敢主张。之后他私下与宋江言谈,透露兄弟们受招安后,为国出力,却受到拘束,不能任用,“兄弟们都有怨心。”宋江却说,“若是弟兄们但有异心,我当死于九泉,忠心不改!”随后又召集众将,苦劝大家服从朝廷“出榜禁治”,最后断然表示:“你们众人,若嫌拘束,但有异心,先当斩我首级,然后由你们自去行事;不然,吾亦无颜居世,必当自刎而死,一任你们自为!”众人见宋江如此,俱备垂泪设誓而散”。这些一方面说明了朝廷对义军的态度出尔反尔,不守信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宋江忠于皇帝效忠于朝廷的思想已到了顽固不化,无可救药的地步,也预示了梁山泊起义军悲剧结局的必然性。
看到朝廷冷遇兄弟,宋江心里也早有察觉,但他把它归结为自己“生来八字浅溥,命运蹇滞。”燕青在双林渡射下数十只雁来,他睹物伤情,认为此禽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天上一群鸿雁,相呼而过,正如我等兄弟一般”。这时,“功勋至此,又成虚度”的愁思,,时刻索绕在他的胸怀。在与方腊决战的日日夜夜,每损失一位兄弟,他都饮食难进,泪雨不断,梁山泊义军最后虽然是胜利了,但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事实确是如此,小说写宋江征方腊过程中,阵亡头领竟达五十九员之多,光是卢俊义这一路,有一次派史进、石秀、陈达、杨春、李忠、薛永六员将校攻打昱岭关,就遭到南军猛烈的驽箭,“可怜水浒六员将佐,都作南柯一梦。史进、石秀等六人,不曾透得一个出来,做一堆儿都被射死在关下,”,三千步卒,止剩得百余个小军,逃得回来。在征方腊的过程,主要由于阵亡,部分由于病残需留外地养息和告退,战争结束后,在杭州检点将佐,梁山泊出征的众位好汉,“止剩得三十六员回军”。在班师回朝途中,鲁智深坐化,林冲、杨志、杨雄、时迂病死,燕青、李俊、童威、童猛全身隐退,仅剩二十七人,入京时又辞去四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江、卢俊义等人虽受朝封,但最终还是逃脱不了遭逼迫被害致死的厄运。戴宗、阮小七等十一人,又相继辞官归隐。《水浒传》第一百二十回写了宋江、卢俊义等被奸臣毒害,宋江饮了朝廷所赐毒酒,死到临头还召来李逵说了这样一番话:
“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大使,赐药酒与我服了,死在旦夕。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了,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到润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宋江自知被害必死,又有意用毒酒害死跟他“情分最重”的兄弟李逵,这不能不说明宋江的忠君思想已到了愚忠的地步,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吴用、花荣闻讯极悲,在蓼儿洼哭祭宋江等人后,双双自缢而亡。一场场轰轰烈烈的水浒英雄事业就这样失败了。
为什么看起来作者似乎是把接受招安当作一件正面的应当肯定的事来写,然而在客观上却使人觉得接受招安并不是一件好事,甚至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呢?为什么《水浒传》前新半部分显得光彩夺目,读者感到兴奋喜悦,而接受招安以后的部分却显得暗然失色,读者也感到心情沉重呢?为什么《水浒传》写英雄们接受招安以后,无论是征辽还是平“寇”,战争都打了胜仗,但主人公们却感到郁闷寡欢,小说中充满着一种哀伤的无可奈何的气氛呢?这一切看起来是跟小说作者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想为农民寻找一条好的出路然而又无法找到这样一条出路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重大意义后,科学地指出这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说:“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阶级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论述了过去农民起义失败的必然性,指出它总是“被地主阶级和贵族利用去。”“被地主阶级和贵族利用”的情况是可以有不同方式和途径的,象《水浒传》所描写的那样,宋江等人接受朝廷招安,被利用去征辽、平“寇”,利用去镇压其他农民起义队伍,不也是一种利用吗?
《水浒传》虽然没有把梁山起义英雄写成是在跟朝廷官军的斗争中惨遭镇压,可是它叙写了只反贪官污吏,不反天子的起义英雄们,被封建地主阶级利用去从事各种征战,特别是着重描写他们在征服另一支起义队伍的过程中,几乎耗尽了力量。一支起义队伍被残酷的镇压了,另一支起义队伍也悲惨地失败了。两支农民起义队伍的互相残杀,正是封建朝廷的罪恶计谋。这种描写,同样也是反映了旧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必然性,同样,也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暴露和控诉。
梁山的英雄们的斗争历程和他们的悲惨结局,客观上向人们显示了这样一条血的教训:被压迫和压迫阶级之间的立场、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无法调和的,已经举起了反抗旗帜的被压迫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不被消灭,就必须继续斗争,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倘若妥协、招安,那就意味着失败和悲剧的结局,当然,就《水浒传》作者的主观认识来说,是没有这样自觉和明确的。但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水浒传》的实际描写却给了我们这样的启发,使我们得出这样的认识,这恰好就说明了《水浒传》有关宋江等人接受招安以及英雄们悲剧命运的描写,是现实主义的。《水浒传》有关英雄接受招安及其悲剧结局的叙写,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应当说基本上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