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毕业论文（设计）
论文题目《水浒传》中的“招安”问题
姓 名 邢燕
学 号
专 业 批次/层次 072 专升本
指导教师 刘军华
学习中心
《水浒传》中的“招安”问题
内容提要：古典名著《水浒传》中的“招安”问题，长期以来遭到不少非议，对《水浒传》的评论与研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招安”问题。评论《水浒》运动中也是以“招安”为突破口的。当然，那时种种议论不单纯是对古人的苛求，还有现实的政治目的，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就能够超脱一些、从较为客观的立场上研究这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了。 关键词：水浒传 招安 爱国 正义 失败
“招安”是指统治者以和平手段处理武装反叛者的专用术语，虽然“招安”代代皆有，但从五代才开始用“招安”这个词来表述这种社会现象。
武装反抗有三个前途。一是反抗成功自己做皇帝；二是被统治者消灭；三是被招安，当造反者的力量还不足取代统治者的时候，又不想死，如果统治者来招安，这就是惟一的选择。造反队伍中的领袖人物有可能比一般造反群众更热衷于招安，这虽然有企图投靠统治者和往上爬的嫌疑，但须知，把跟随自己造反的群众带出死境也是这些领袖人物义不容辞的职责。招安对大多数参加者来说不是最坏的结局。 “招安”是专制统治者对待民间武装反抗的政策，或者说是统治者残酷镇压的另一种形态，但造反者对于招安的认同不能完全否定。如果统治者认真执行这个政策，它在历史上也是具有正面价值的。不够强大的武装抗争的领导者和广大参加者接受招安，以不多的成本换取自己所向往的东西。
《水浒传》中的“招安”是很令读者瞩目故事，首先，“招安”是《水浒传》精彩篇章的终结，读到这里，仿佛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读到“陨大星汉丞相归天”；《红楼梦》读到“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从此而后，一回比一回更败人意。似乎中国古典小说作家都不善于写收尾。招安给人的负面印象是如此之深，向慕“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雄的读者，对“招安”故事感到扫兴，进而发展成为气愤，乃至成为情结，这是自《水浒传》产生以来就有的。人们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认为是背叛和投降。这是把古代问题现代化了。游民暴动，农民的反抗最大的目的就是求生存，一旦有了生存的机会为什么不要呢？须知，古代农民领袖不是现代有信仰的职业革命家。
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地看待《水浒传》中的“招安”问题，本文就此作粗浅的探索。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必须把它提高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去考察”。《水浒传》中的“招安”问题，究竟产生于怎样一个“历史范围”，它的出现，究竟蕴涵怎样的时代意义？众所周知，《水浒传》成书于明代，而其中的水浒故事孕
育于南宋以至元代，这恰恰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期，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环境看，可谓是内困外辱。
最高统治者宋徽宗政治上昏庸无能封建制度日趋腐朽,广大人民遭受着日益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宋徽本是一个“狎近奸谀”的皇帝,他与蔡京一伙“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就是“为君者讳”的正史,也无法尽掩他们的腐败本质,以赵佶、蔡京为首形成了一个极端腐朽的集团,他们利用手中种种权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挥霍,如专设苏杭造作局,由童贯主管,每天役使几千名工匠为皇宫造作牙、角、金、织、绣之类奢侈品,蔡京每当生日,全国各地官府都要贡献“大宗礼物”—“生辰纲”,他家做一碗羹要杀鹑数百只,一餐蟹黄馒头就要化钱一千三百多贯,“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这种状况形成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也爆发于此时，据历史记载：他们曾经“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可见战斗力之强，这样的起义，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自当容易成为广大人民某种思想愿望的寄托,宋江等为主角的英雄故事便逐渐在“街谈巷议”中流传起来了。
就在阶级矛盾激化时候，民族矛盾也空前地尖锐起来。自后晋高祖石敬瑭向契丹贵族割让燕云十六州时，广大人中原人民就深感丧权辱国之耻。四十年后，宋太宗赵光义前后二次大举攻辽，希望收回燕云十六州，但都以失败告终。以后民族矛盾逐步激化，北宋统治集团每况愈下，宋江起义不久，北宋被女真贵族所灭，金国统治集团残忍异常，贪暴无厌；他们不但把京城的财富抢掠一空，而且把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恒和数十万人民掳掠而去，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的人民便沦为亡国奴，陷入了落后的奴隶制统治，这事给广大中原人民造成从未有过的创伤，北方人民年年“南望王师”，南方人民月月希望“北定中原”，然而望了一百五十年，非但“王师”未见，“北定”无成，连南宋又被蒙古贵族灭亡了。从此以汉民族为主的广大南方人民又被野蛮的蒙古贵族压迫了近一个世纪。蒙古贵族实行极端的歧视政策，这无疑更加深了广大汉族人民心灵的创伤。所以宋元两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民族凌辱，激起了广大中原人民的爱国情怀，人民在外受异族蹂躏、内受贪官剥削和压迫的境遇中无法生活，只好铤而走险，聚众起义，但他们深明大义，把全民族利益置于最高地位。所以当辽的侵略威胁着整个宋王朝时，民族矛盾便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反映在艺术中的宋江的“招安”，也正是顺应了这条较普遍的历史规律，就梁山好汉而言，要是宋江不受招安去抗辽，那么强大的辽国入侵，若将宋王朝推翻，农民英雄们即使仍然能在水泊梁山快活自在，也仍摆脱不了“亡国奴”这受凌辱的地位，宋江接受招安去征辽，正是一种顾全民族大义的行为，在招安这个问题上，宋江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因为他认识到外族入侵，在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情况下，如果继续一味地对抗朝廷，势必内战不止，客观上将严重削弱国家的力量，于外族入侵有利，这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是
不利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江带领梁山泊全体义军受招安，并不是在兵困马乏、陷入绝境的情况下，而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山寨兴旺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危机深重，他们顾全大局，顾全民族的主题利益，所以在革命高潮中接受招安。这充分显示了梁山英雄有气魄、有卓识，突出了英雄们忠于民族，忠于国家的可贵品德。非常明白，宋江一伙招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并不是为个人找什么“出路”，而是为了“平虏、保民、安国”的宿愿，这一宿愿在七十一回菊花会上，宋江曾做《满江红》一词对众表示过：
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可见宋江他们接受招安，其主观愿望是为了“平虏、保民、安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一种爱国的正义举动。
（二）
宋江接受招安后，主要办了两件大事：征辽、征方腊。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征辽自是爱国之举，这是天经地义，妇孺皆知，用不着多费唇舌的，该作何评论？五湖四海自有公论。这里就只说“征方腊”一事该如何认识。
“征方腊”，是否就是“镇压农民起义”？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首先我们应该把《水浒传》中的方腊和历史上的方腊加以区别，不管历史上的方腊是怎样一个人物，《水浒传》中的方腊则不是一个农民领袖。
且看《水浒传》中的实际描写。
方腊起事的目的，书中第九十回这样写道：
此人原是歙州山中樵夫，因去溪边净手，水中照见自己头戴平天冠，身上衮龙袍，以此向人道他有天子福份，因而造反。就清溪县内帮源洞中起造宝殿内苑宫阙，睦州、 歙州亦各有行宫。不仅为此，方腊还建造了所谓的龙楼凤阁、珠轩翠屋，嫔妃彩女、亲军侍御充斥其中。从中不难想见其穷奢极侈、荒淫腐化的情状。他既无梁山众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及“劫富济贫”的行动，更无宋江“平虏、保民、安国”的宏大志向。他起义之后，把自己的叔叔、弟弟和儿子都封为“大王”，分据各地城池。还把献纳钱粮的富户封为府尹之类大官，并为自己建立起“山呼万岁”之类“威仪”。第九十八回，他对臣子们说：“众卿各受官爵，同占州郡城池，共享富贵。”这正是他“造反”的目的。此时的方腊，虽然并未推翻当时的大宋政权，但已占据江南一隅的他，已俨然是一副封建皇帝的架势，不仅脱离了广大受难的人民，甚至走向人民的对面，变成新的剥削者。
再看，当时广大人民对待方腊的态度。
第九十五回富阳县里袁评事哭诉道：“我等皆是大宋良民，累被方腊不时科敛，
但有不从者，全家杀害。”
第九十七回，乌龙岭一位老汉告诉宋江道：“老汉祖居是此间百姓，累被方腊残害，无处逃躲，幸得天兵到此，万民有福，再见太平。”
第九十八回，昱岭关上一个和尚也诉说：“此间百姓，俱被方腊残害，无一个不怨恨他。”
可见，方腊已弄得民不聊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方腊残害百姓不得人心，已成百姓的一害。宋江手下的军队却被百姓尊称为“天兵”，百姓却愿为其引路，剿灭方腊。如方腊镇守常州一位将军赵毅，就被百姓捉来，送与宋江。方腊四个镇守睦州的水军头领，也被百姓捉了两个，送与宋江。就是方腊本人，也因一个和尚的指点轻易地被鲁智深捉住。凡此种种，可见方腊与广大人民是怎么样的关系，他的“造反”究竟是怎样一种性质。前已论及，“保民、安国”是宋江的中心愿望，他征方腊正是当时百姓求之不得之事。因此，征方腊是适合时宜的，是正义之举。
从当时的局势看，正当方腊在江南“造反”，“占了八州二十五县”的时候，也正是“辽兵犯境，各处军马遮掩不及”以致被“劫掳山东、山西，抢掠河南、河北”的时候，方腊造反不利于国家的安宁，只会削弱国家的实力，使宋王朝南北两面受敌，形成了被夹击的局势，从而使北宋更无力抵抗辽的侵略。方腊在民族危亡之时，不是挺身而出，保卫家邦，而是抛开了民族国家利益，残害百姓，贪图荣华富贵满足个人非分的欲望，给国家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宋江征方腊既是统一国家、保卫人民，又是安定社会，这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的。
（三）
至此，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宋江为“平虏、保民、安国”而接受“招安”的思想渊源。
宋江从小受到儒家正统的思想教育，在第一百回他喝了有毒的御酒之后，曾感叹道：“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学儒”，显然受到儒家忠君爱国意识的熏陶，宋江之父宋太公对他的影响不少。宋太公对梁山草寇并无好感，对“犯上作乱”的事深恶而痛绝之，为了能阻止宋江落草作出“犯上”的事，他竟谎称自己去世了，以骗孝子宋江回家。宋江在父亲的影响下，再加上自己也是衙门里的一个官吏，他越加信奉忠孝，几次拒绝落草，甚至以死相拒，《水浒传》第十八回，宋江首次出场时，作者就介绍他“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怀扫除四海之心机”。这里与忠君爱国意识相联系，这隐含有一种“保民、安国”之类的思想意识。不久，宋江因杀了阎婆惜而逃往清风寨，遇到武松，又说了这样的话：“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三十二回），要”去边上一枪一刀”，就是为了“御边”、“平虏”、“保民安国”，接着宋江在还道村梦见九天玄女娘娘，被授予“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第四十二回）。对此，宋江先是
“拜受”又是“再拜祗受”。毫无疑问，这也就成为宋江的主导思想，前面已提及的那首《满江红》，正是宋江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忠心”的具体表现，从此以后，宋江经常流露出这种“忠心”。
例如，徐宁被赚上山，宋江就说：“暂居水泊，专侍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五十六回）。每当别的朝廷将领接二连三地上梁山时，他几乎都是这样。此外，他在忠义堂前挂 上
“常怀忠烈常忠义，不爱资财不扰民”之类的楹联，在对天明誓十发出“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之类誓言等（第七十一回）。非常明白，这个“御边”、“平虏”、“保民安国”的远大目标，可以说是宋江经过长期酝酿而形成的“既定方针”，至于实现这个方针，必须通过“招安”这一途径，那是客观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凭着梁山数万人马，利用人和地利等条件，可以打败腐朽的十余万北宋部队，但是怎能远离梁山走出国门，远征近百万的辽兵？
宋江为了“平虏、保国、安民”，必须“招安”；在此同时，北宋统治集团为了抵抗辽兵，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也需要接受宋江的“招安”。且看当时的形势：他们派遣童贯、高俅先后进攻梁山，均遭大败，而不断侵边的辽兵更是大举进攻，势不可当。腐朽的北宋王朝就是在此种形势下，才被迫接受宋江的“招安”。这一点，第八十二回描写得很具体，当天子骂坐文德殿，听取童贯汇报败绩后，怒骂道：汝之不才奸佞之臣，政不奏寡人，以致坏了国家大事。你去岁统兵征战梁山泊，如何只两阵，被寇兵杀的人马辟易，片甲只骑而还，遂令王师败绩。次后高俅那厮，废了州郡多少钱粮，陷害了多少兵船，折了若干军马，自又被寇活捉上山。宋江等不忍诛之，以礼放还。大辱君命，岂不为天下笑！寡人闻宋江等不侵州府，不掠良民，只待招安，与国家出力，都是汝等疾贤妒能之臣，雍蔽不使下情上达，何异城狐社鼠也！
这一段话中，一方面可见童贯、高俅之流败绩累累，宋徽宗用人不善，闭塞视听，君臣平时沆瀣一气，花天酒地，不问国事，一旦辽兵入境，威胁其统治时，又无力抵抗，无力保家卫国；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梁山起义力量也越来越使北宋封建王朝感到威胁，害怕自己的统治在这种力量打击下会土崩瓦解，而宋江本人又自有“招安”，“平虏”的意愿，在这钟情况下，才招安并用梁山好汉。宋江受招安是出于国家民族利害，保家卫国，而朝廷则是利用宋江，从个人利益出发，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一旦梁山好汉出生人死，抵御外来侵略，统治者自以为威胁解除之后，就转而对付梁山好汉，将他们逼走，逼死的逼死。
宋江受招安是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爱国之心，宋江的悲剧在于招安后既已看清了朝廷的腐朽之后还不奋起反抗。作者将招安结局处理成悲剧，不是在于说明招安没有好下场，而是通过宋江的悲剧，从侧面揭露统治者扼杀忠良，不以国家利益为重，妒贤嫉能的残酷腐朽的本质。宋江受招安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统治者不爱
国爱民，反而祸国殃民。宋江生不逢时，因此纵有一腔爱国之热血，终究成为昏君奸臣的刀下之鬼，这样处理受招安的结局，对统治者的控诉不能不说是已经出离愤怒了。
论者在谈到《水浒传》的招安问题时，往往把吴用说成反对招安的总后台。这是不符合书中实际的。在招安问题上，吴用是与宋江发生过分歧，而且两人就此问题也辩论过。吴用的态度实际上是代表了作者的意见。作者也是把招安看成是梁山好汉的惟一出路，但是他不同意宋江那种饥不择食、委曲求全的招安。我们从《水浒传》对梁山被招安过程的描写中可以感到作者把招安看成一种交换。朝廷以不同等级的官位来换取江湖好汉们的效力。这种交换应该是有担保的，这不仅要朝中有同情江湖好汉、并能为江湖好汉说话的大臣当政，而且江湖人要保有一定的实力，时时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这两点都没有具备，而宋江等人急于成交，才导致招安的失败。作者（也就是吴用等人）反对的不是招安，而是不成功的招安，失败的诏安。
武装抗争中被招安的很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从概率上说失败的大于成功的。既然成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那么人们就要探讨如何争取成功、避免失败的问题。可惜仍是无规律可循。上面说的两点有些作用，但也非牢靠的办法。被招安者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这是个绝症，谁也没办法解决。其根本原因再予专制社会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招安的成功、失败都只系于皇帝和主持者“一念之间”；也系于被招安者对于专制皇权信任的程度。长时期的涉及生与死的对峙和冲突，使得彼此的信任降到了冰点。再加上传统谋略的发达（中国的哲学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都会各自留下一手，以备非常事件的发生。这种“预防”本身就酝酿着更激烈的冲突，最后还是要把问题弄成你死我活。 《水浒传》的作者对梁山好汉征方腊以后所处的悲惨境地的描写，实际上是对不成功招安的批判，其中也包含着对当时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批判。《水浒传》中渲染了招安的悲剧，这与它完成于明代中叶有关，明统治者对各种反抗镇压的严酷在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明朝初年的洪武、永乐两朝，不要说对被统治者的反抗，就是对统治阶级内部镇压的恐怖也是骇人听闻的。那些特别忠心的臣民，如对某皇帝稍有拂逆，往往下场更惨。靖难时的忠臣方孝孺、天顺时期的于谦，都是令有心人扼腕浩叹的。在镇压人民的反抗时，明代统治者虽然也有时使用“抚”的一手，但是当他们有力量时，反攻倒算，“杀降”是常见的。《水浒传》作者也许有感于此，把宋江招安后的结局写成悲剧性的，其所批判的不仅是招安，其中也包含了对于“忠”的观念怀疑。
总之，招安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水浒传》中的所写的招安折射出的历史现象更为复杂，对此，是很难用肯定或否定来判断的。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马成生：《水浒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4.《水浒争鸣》（1-5辑）湖北省水浒研究会。长江文艺出版社
5.张国光：《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中州书画社，1981年版
6.牧惠：《歪批水浒》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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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水浒传》中的“招安”问题
姓 名 邢燕
学 号
专 业 批次/层次 072 专升本
指导教师 刘军华
学习中心
《水浒传》中的“招安”问题
内容提要：古典名著《水浒传》中的“招安”问题，长期以来遭到不少非议，对《水浒传》的评论与研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招安”问题。评论《水浒》运动中也是以“招安”为突破口的。当然，那时种种议论不单纯是对古人的苛求，还有现实的政治目的，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就能够超脱一些、从较为客观的立场上研究这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了。 关键词：水浒传 招安 爱国 正义 失败
“招安”是指统治者以和平手段处理武装反叛者的专用术语，虽然“招安”代代皆有，但从五代才开始用“招安”这个词来表述这种社会现象。
武装反抗有三个前途。一是反抗成功自己做皇帝；二是被统治者消灭；三是被招安，当造反者的力量还不足取代统治者的时候，又不想死，如果统治者来招安，这就是惟一的选择。造反队伍中的领袖人物有可能比一般造反群众更热衷于招安，这虽然有企图投靠统治者和往上爬的嫌疑，但须知，把跟随自己造反的群众带出死境也是这些领袖人物义不容辞的职责。招安对大多数参加者来说不是最坏的结局。 “招安”是专制统治者对待民间武装反抗的政策，或者说是统治者残酷镇压的另一种形态，但造反者对于招安的认同不能完全否定。如果统治者认真执行这个政策，它在历史上也是具有正面价值的。不够强大的武装抗争的领导者和广大参加者接受招安，以不多的成本换取自己所向往的东西。
《水浒传》中的“招安”是很令读者瞩目故事，首先，“招安”是《水浒传》精彩篇章的终结，读到这里，仿佛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读到“陨大星汉丞相归天”；《红楼梦》读到“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从此而后，一回比一回更败人意。似乎中国古典小说作家都不善于写收尾。招安给人的负面印象是如此之深，向慕“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雄的读者，对“招安”故事感到扫兴，进而发展成为气愤，乃至成为情结，这是自《水浒传》产生以来就有的。人们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认为是背叛和投降。这是把古代问题现代化了。游民暴动，农民的反抗最大的目的就是求生存，一旦有了生存的机会为什么不要呢？须知，古代农民领袖不是现代有信仰的职业革命家。
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地看待《水浒传》中的“招安”问题，本文就此作粗浅的探索。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必须把它提高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去考察”。《水浒传》中的“招安”问题，究竟产生于怎样一个“历史范围”，它的出现，究竟蕴涵怎样的时代意义？众所周知，《水浒传》成书于明代，而其中的水浒故事孕
育于南宋以至元代，这恰恰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期，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环境看，可谓是内困外辱。
最高统治者宋徽宗政治上昏庸无能封建制度日趋腐朽,广大人民遭受着日益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宋徽本是一个“狎近奸谀”的皇帝,他与蔡京一伙“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就是“为君者讳”的正史,也无法尽掩他们的腐败本质,以赵佶、蔡京为首形成了一个极端腐朽的集团,他们利用手中种种权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挥霍,如专设苏杭造作局,由童贯主管,每天役使几千名工匠为皇宫造作牙、角、金、织、绣之类奢侈品,蔡京每当生日,全国各地官府都要贡献“大宗礼物”—“生辰纲”,他家做一碗羹要杀鹑数百只,一餐蟹黄馒头就要化钱一千三百多贯,“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这种状况形成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也爆发于此时，据历史记载：他们曾经“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可见战斗力之强，这样的起义，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自当容易成为广大人民某种思想愿望的寄托,宋江等为主角的英雄故事便逐渐在“街谈巷议”中流传起来了。
就在阶级矛盾激化时候，民族矛盾也空前地尖锐起来。自后晋高祖石敬瑭向契丹贵族割让燕云十六州时，广大人中原人民就深感丧权辱国之耻。四十年后，宋太宗赵光义前后二次大举攻辽，希望收回燕云十六州，但都以失败告终。以后民族矛盾逐步激化，北宋统治集团每况愈下，宋江起义不久，北宋被女真贵族所灭，金国统治集团残忍异常，贪暴无厌；他们不但把京城的财富抢掠一空，而且把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恒和数十万人民掳掠而去，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的人民便沦为亡国奴，陷入了落后的奴隶制统治，这事给广大中原人民造成从未有过的创伤，北方人民年年“南望王师”，南方人民月月希望“北定中原”，然而望了一百五十年，非但“王师”未见，“北定”无成，连南宋又被蒙古贵族灭亡了。从此以汉民族为主的广大南方人民又被野蛮的蒙古贵族压迫了近一个世纪。蒙古贵族实行极端的歧视政策，这无疑更加深了广大汉族人民心灵的创伤。所以宋元两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民族凌辱，激起了广大中原人民的爱国情怀，人民在外受异族蹂躏、内受贪官剥削和压迫的境遇中无法生活，只好铤而走险，聚众起义，但他们深明大义，把全民族利益置于最高地位。所以当辽的侵略威胁着整个宋王朝时，民族矛盾便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反映在艺术中的宋江的“招安”，也正是顺应了这条较普遍的历史规律，就梁山好汉而言，要是宋江不受招安去抗辽，那么强大的辽国入侵，若将宋王朝推翻，农民英雄们即使仍然能在水泊梁山快活自在，也仍摆脱不了“亡国奴”这受凌辱的地位，宋江接受招安去征辽，正是一种顾全民族大义的行为，在招安这个问题上，宋江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因为他认识到外族入侵，在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情况下，如果继续一味地对抗朝廷，势必内战不止，客观上将严重削弱国家的力量，于外族入侵有利，这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是
不利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江带领梁山泊全体义军受招安，并不是在兵困马乏、陷入绝境的情况下，而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山寨兴旺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危机深重，他们顾全大局，顾全民族的主题利益，所以在革命高潮中接受招安。这充分显示了梁山英雄有气魄、有卓识，突出了英雄们忠于民族，忠于国家的可贵品德。非常明白，宋江一伙招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并不是为个人找什么“出路”，而是为了“平虏、保民、安国”的宿愿，这一宿愿在七十一回菊花会上，宋江曾做《满江红》一词对众表示过：
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可见宋江他们接受招安，其主观愿望是为了“平虏、保民、安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一种爱国的正义举动。
（二）
宋江接受招安后，主要办了两件大事：征辽、征方腊。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征辽自是爱国之举，这是天经地义，妇孺皆知，用不着多费唇舌的，该作何评论？五湖四海自有公论。这里就只说“征方腊”一事该如何认识。
“征方腊”，是否就是“镇压农民起义”？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首先我们应该把《水浒传》中的方腊和历史上的方腊加以区别，不管历史上的方腊是怎样一个人物，《水浒传》中的方腊则不是一个农民领袖。
且看《水浒传》中的实际描写。
方腊起事的目的，书中第九十回这样写道：
此人原是歙州山中樵夫，因去溪边净手，水中照见自己头戴平天冠，身上衮龙袍，以此向人道他有天子福份，因而造反。就清溪县内帮源洞中起造宝殿内苑宫阙，睦州、 歙州亦各有行宫。不仅为此，方腊还建造了所谓的龙楼凤阁、珠轩翠屋，嫔妃彩女、亲军侍御充斥其中。从中不难想见其穷奢极侈、荒淫腐化的情状。他既无梁山众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以及“劫富济贫”的行动，更无宋江“平虏、保民、安国”的宏大志向。他起义之后，把自己的叔叔、弟弟和儿子都封为“大王”，分据各地城池。还把献纳钱粮的富户封为府尹之类大官，并为自己建立起“山呼万岁”之类“威仪”。第九十八回，他对臣子们说：“众卿各受官爵，同占州郡城池，共享富贵。”这正是他“造反”的目的。此时的方腊，虽然并未推翻当时的大宋政权，但已占据江南一隅的他，已俨然是一副封建皇帝的架势，不仅脱离了广大受难的人民，甚至走向人民的对面，变成新的剥削者。
再看，当时广大人民对待方腊的态度。
第九十五回富阳县里袁评事哭诉道：“我等皆是大宋良民，累被方腊不时科敛，
但有不从者，全家杀害。”
第九十七回，乌龙岭一位老汉告诉宋江道：“老汉祖居是此间百姓，累被方腊残害，无处逃躲，幸得天兵到此，万民有福，再见太平。”
第九十八回，昱岭关上一个和尚也诉说：“此间百姓，俱被方腊残害，无一个不怨恨他。”
可见，方腊已弄得民不聊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方腊残害百姓不得人心，已成百姓的一害。宋江手下的军队却被百姓尊称为“天兵”，百姓却愿为其引路，剿灭方腊。如方腊镇守常州一位将军赵毅，就被百姓捉来，送与宋江。方腊四个镇守睦州的水军头领，也被百姓捉了两个，送与宋江。就是方腊本人，也因一个和尚的指点轻易地被鲁智深捉住。凡此种种，可见方腊与广大人民是怎么样的关系，他的“造反”究竟是怎样一种性质。前已论及，“保民、安国”是宋江的中心愿望，他征方腊正是当时百姓求之不得之事。因此，征方腊是适合时宜的，是正义之举。
从当时的局势看，正当方腊在江南“造反”，“占了八州二十五县”的时候，也正是“辽兵犯境，各处军马遮掩不及”以致被“劫掳山东、山西，抢掠河南、河北”的时候，方腊造反不利于国家的安宁，只会削弱国家的实力，使宋王朝南北两面受敌，形成了被夹击的局势，从而使北宋更无力抵抗辽的侵略。方腊在民族危亡之时，不是挺身而出，保卫家邦，而是抛开了民族国家利益，残害百姓，贪图荣华富贵满足个人非分的欲望，给国家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宋江征方腊既是统一国家、保卫人民，又是安定社会，这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的。
（三）
至此，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宋江为“平虏、保民、安国”而接受“招安”的思想渊源。
宋江从小受到儒家正统的思想教育，在第一百回他喝了有毒的御酒之后，曾感叹道：“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学儒”，显然受到儒家忠君爱国意识的熏陶，宋江之父宋太公对他的影响不少。宋太公对梁山草寇并无好感，对“犯上作乱”的事深恶而痛绝之，为了能阻止宋江落草作出“犯上”的事，他竟谎称自己去世了，以骗孝子宋江回家。宋江在父亲的影响下，再加上自己也是衙门里的一个官吏，他越加信奉忠孝，几次拒绝落草，甚至以死相拒，《水浒传》第十八回，宋江首次出场时，作者就介绍他“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怀扫除四海之心机”。这里与忠君爱国意识相联系，这隐含有一种“保民、安国”之类的思想意识。不久，宋江因杀了阎婆惜而逃往清风寨，遇到武松，又说了这样的话：“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三十二回），要”去边上一枪一刀”，就是为了“御边”、“平虏”、“保民安国”，接着宋江在还道村梦见九天玄女娘娘，被授予“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第四十二回）。对此，宋江先是
“拜受”又是“再拜祗受”。毫无疑问，这也就成为宋江的主导思想，前面已提及的那首《满江红》，正是宋江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忠心”的具体表现，从此以后，宋江经常流露出这种“忠心”。
例如，徐宁被赚上山，宋江就说：“暂居水泊，专侍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五十六回）。每当别的朝廷将领接二连三地上梁山时，他几乎都是这样。此外，他在忠义堂前挂 上
“常怀忠烈常忠义，不爱资财不扰民”之类的楹联，在对天明誓十发出“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之类誓言等（第七十一回）。非常明白，这个“御边”、“平虏”、“保民安国”的远大目标，可以说是宋江经过长期酝酿而形成的“既定方针”，至于实现这个方针，必须通过“招安”这一途径，那是客观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凭着梁山数万人马，利用人和地利等条件，可以打败腐朽的十余万北宋部队，但是怎能远离梁山走出国门，远征近百万的辽兵？
宋江为了“平虏、保国、安民”，必须“招安”；在此同时，北宋统治集团为了抵抗辽兵，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也需要接受宋江的“招安”。且看当时的形势：他们派遣童贯、高俅先后进攻梁山，均遭大败，而不断侵边的辽兵更是大举进攻，势不可当。腐朽的北宋王朝就是在此种形势下，才被迫接受宋江的“招安”。这一点，第八十二回描写得很具体，当天子骂坐文德殿，听取童贯汇报败绩后，怒骂道：汝之不才奸佞之臣，政不奏寡人，以致坏了国家大事。你去岁统兵征战梁山泊，如何只两阵，被寇兵杀的人马辟易，片甲只骑而还，遂令王师败绩。次后高俅那厮，废了州郡多少钱粮，陷害了多少兵船，折了若干军马，自又被寇活捉上山。宋江等不忍诛之，以礼放还。大辱君命，岂不为天下笑！寡人闻宋江等不侵州府，不掠良民，只待招安，与国家出力，都是汝等疾贤妒能之臣，雍蔽不使下情上达，何异城狐社鼠也！
这一段话中，一方面可见童贯、高俅之流败绩累累，宋徽宗用人不善，闭塞视听，君臣平时沆瀣一气，花天酒地，不问国事，一旦辽兵入境，威胁其统治时，又无力抵抗，无力保家卫国；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梁山起义力量也越来越使北宋封建王朝感到威胁，害怕自己的统治在这种力量打击下会土崩瓦解，而宋江本人又自有“招安”，“平虏”的意愿，在这钟情况下，才招安并用梁山好汉。宋江受招安是出于国家民族利害，保家卫国，而朝廷则是利用宋江，从个人利益出发，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一旦梁山好汉出生人死，抵御外来侵略，统治者自以为威胁解除之后，就转而对付梁山好汉，将他们逼走，逼死的逼死。
宋江受招安是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爱国之心，宋江的悲剧在于招安后既已看清了朝廷的腐朽之后还不奋起反抗。作者将招安结局处理成悲剧，不是在于说明招安没有好下场，而是通过宋江的悲剧，从侧面揭露统治者扼杀忠良，不以国家利益为重，妒贤嫉能的残酷腐朽的本质。宋江受招安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统治者不爱
国爱民，反而祸国殃民。宋江生不逢时，因此纵有一腔爱国之热血，终究成为昏君奸臣的刀下之鬼，这样处理受招安的结局，对统治者的控诉不能不说是已经出离愤怒了。
论者在谈到《水浒传》的招安问题时，往往把吴用说成反对招安的总后台。这是不符合书中实际的。在招安问题上，吴用是与宋江发生过分歧，而且两人就此问题也辩论过。吴用的态度实际上是代表了作者的意见。作者也是把招安看成是梁山好汉的惟一出路，但是他不同意宋江那种饥不择食、委曲求全的招安。我们从《水浒传》对梁山被招安过程的描写中可以感到作者把招安看成一种交换。朝廷以不同等级的官位来换取江湖好汉们的效力。这种交换应该是有担保的，这不仅要朝中有同情江湖好汉、并能为江湖好汉说话的大臣当政，而且江湖人要保有一定的实力，时时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这两点都没有具备，而宋江等人急于成交，才导致招安的失败。作者（也就是吴用等人）反对的不是招安，而是不成功的招安，失败的诏安。
武装抗争中被招安的很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从概率上说失败的大于成功的。既然成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那么人们就要探讨如何争取成功、避免失败的问题。可惜仍是无规律可循。上面说的两点有些作用，但也非牢靠的办法。被招安者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这是个绝症，谁也没办法解决。其根本原因再予专制社会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招安的成功、失败都只系于皇帝和主持者“一念之间”；也系于被招安者对于专制皇权信任的程度。长时期的涉及生与死的对峙和冲突，使得彼此的信任降到了冰点。再加上传统谋略的发达（中国的哲学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都会各自留下一手，以备非常事件的发生。这种“预防”本身就酝酿着更激烈的冲突，最后还是要把问题弄成你死我活。 《水浒传》的作者对梁山好汉征方腊以后所处的悲惨境地的描写，实际上是对不成功招安的批判，其中也包含着对当时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批判。《水浒传》中渲染了招安的悲剧，这与它完成于明代中叶有关，明统治者对各种反抗镇压的严酷在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明朝初年的洪武、永乐两朝，不要说对被统治者的反抗，就是对统治阶级内部镇压的恐怖也是骇人听闻的。那些特别忠心的臣民，如对某皇帝稍有拂逆，往往下场更惨。靖难时的忠臣方孝孺、天顺时期的于谦，都是令有心人扼腕浩叹的。在镇压人民的反抗时，明代统治者虽然也有时使用“抚”的一手，但是当他们有力量时，反攻倒算，“杀降”是常见的。《水浒传》作者也许有感于此，把宋江招安后的结局写成悲剧性的，其所批判的不仅是招安，其中也包含了对于“忠”的观念怀疑。
总之，招安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水浒传》中的所写的招安折射出的历史现象更为复杂，对此，是很难用肯定或否定来判断的。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马成生：《水浒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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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浒争鸣》（1-5辑）湖北省水浒研究会。长江文艺出版社
5.张国光：《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中州书画社，1981年版
6.牧惠：《歪批水浒》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